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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障爱国主义的价值基础与实践路径天德

法律保障爱国主义的价值基础与实践路径

摘 要: 法律与爱国主义并非无涉,法律保障爱国主义具有可能性。法律与爱国主义本质上都是国家意志的彰显,二者在处理与国家、与社会、与公民的价值关系上具有同向性,这是法律保障爱国主义的价值基础。法律所具有的制度性确认禀赋、权威性价值导向禀赋和刚性行为约束禀赋,使得法律保障爱国主义既具有操作层面的可行性,又具有现实的独特优势。法律主要通过对爱国行为的正面倡导、对不爱国行为的负面规制、对非理性爱国行为的理性矫正、对国家善治的有效推动这四种实践路向,来实现对爱国主义的保障。关键词: 法律; 爱国主义; 保障体系;爱国主义是一种硬核力量。“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1]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既离不开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体系,也离不开爱国主义的法律保障体系。然而,对于爱国主义的法律保障体系构建,一些人则持保留甚至质疑态度。他们认为,爱国主义作为一种道德情感与法律是绝缘的,法律不应该也无法实现对爱国主义的保障。那么,法律保障爱国主义到底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这是构建爱国主义的法律保障体系应从学理上澄清的前提性问题。 一、法律保障爱国主义的价值基础所谓法律保障爱国主义,即通过法律的刚性制度逻辑作用于公民的行为,使得爱国主义得到公民的普遍认同和积极践行。法律保障爱国主义之所以是可能的,首先源于法律与爱国主义的价值同向性。法律与爱国主义的价值同向性,是法律保障爱国主义的价值基础。它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法律与爱国主义本质上都是国家意志的彰显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以调整权利义务关系为基本内容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一套社会行为规范体系。无论是从创设主体还是从实现条件来看,法律都与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勾连。从本质规定来看,法律是上升到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得很清楚:“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2]任何统治阶级的意志都需要上升到国家意志,而国家意志中的很大一部分必须要借助法律的表现形式来实现。因此,从本质上看,法律正是实现国家意志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意志的鲜明反映和直接产物。作为以爱国价值观为内核的思想观念体系,爱国主义是伴随着国家所衍生的。国家是爱国主义的生成土壤和依附载体,爱国主义则是国家的情感纽带和精神支柱。只要存在国家,就必然存在爱国主义。在没有国家的社会情境中,讨论爱国主义没有实际意义。而且,爱国主义是所有国家都积极推崇的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鲜明体现。其实,不仅仅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古今中外的任何国家,爱国主义都是执政者积极推崇的意识形态。因此,完全可以说,爱国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彰显着国家意志。 2.法律与爱国主义都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必要手段由于法律本质上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因此维护和扞卫国家利益就是法律的首要价值追求。法律的使命就是维护和扞卫国家利益,法律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是与国家融为一体、休戚相关的。当然,法律维护和扞卫国家利益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法律主要通过彰显有震慑力的刚性制度逻辑和系统严密的附属性组织要素来划定人们的行为界限,以此来实现其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扞卫。爱国主义是国家精神的核心,是国家精神中最深层、最根本和最永恒的成分。爱国主义在熔铸公民个体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的同时,也蕴含着国家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族群利益的价值抉择,内在要求公民个体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要地位。爱国主义映射到公民个体的行为活动中,就会导引公民个体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姿态在保卫国家安全、促进国家统一、推动国家发展、促进国家富强中进行奋斗、奉献甚至牺牲。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家的生存、发展和强盛有赖于本国民众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若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严重失落,那么这个国家必然面临许多本体性安全问题,其国家利益亦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3.法律与爱国主义都是重要的社会调节机制尽管法律本质上是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但政治功能绝非法律的唯一功能。法律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调节机制,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规则以及规避各种社会失范的发生。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调节机制,正是社会有机体理性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法律的社会调节功能,社会很可能陷入无序和混乱。因为就人性而言,虽然每个人不必然作恶,但在某种特殊社会环境熏陶和特殊社会情境影响下,很多人会有突破社会既有规则和既定秩序的趋向。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特殊化的威慑机制和惩戒权力来制止和处罚人的这种“社会破坏性”行为,使人的行动更加理性化、审慎化。维护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和促进社会运行的有序化是法律与社会发生关系时的价值指向。爱国主义作为调节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套特殊价值观念体系,也蕴含着社会调节的价值指向。任何国家除了依赖政治统治功能外,亦要依靠社会调节功能。国家在履行社会调节功能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公民个体的价值整合。爱国主义正是对公民个体进行价值整合的有效工具,能够发挥独特的社会调节功能。爱国主义是公民个体之间的有效黏合剂,是实现社会团结的重要方式。爱国主义内蕴的国家利益至上追求,是调节社会成员利益关系的重要指针,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利器。此外,爱国主义可以依靠其特殊的价值影响力、精神感召力和情感熏染力,使社会成员的行为在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的框架中运行,因为这符合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向。当然,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调节机制。相较于法律的刚性调节,更侧重于柔性调节;相较于法律的理性调节,更侧重于情感调节。 4.法律与爱国主义都指向对公民的引导塑造法律的作用对象是国家的公民。法律在作用于公民时,主要聚焦的是公民的行为即通过制度化的强力机制撬动权利与义务的杠杆,对公民的行为进行合理化限定,为公民的行为划定红线、底线和合格线。法律精细化地规定了公民的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以及如果做了哪些行为之后就要承担相应的惩罚性后果,从而为公民提供了重要的行为导向,塑造着公民的良好行为习惯。引导公民的行为方式,为公民的行为划定界限、范围和标准,规避公民不当行为的发生,是法律与公民发生价值关系时的价值指向。爱国主义的作用对象也是国家的公民。爱国主义是公民确证自身公民身份的精神要素,是熔铸公民品格的精神燃料。爱国主义是公民“大写的”个体精神,其主要价值祈求是促成公民自觉以融“小我”于“大我”的姿态来引领自身的成长和发展。虽然爱国主义主要以一种精神品质和价值观念的方式影响公民,但是其最终归宿和落脚点是导引公民的行为。如果爱国主义只是停留在观念层面,不对公民的实际行为发生影响和作用,那么这种爱国主义必然是虚假的、空洞的。引导公民做出恰当的以国家利益为上的行为选择,塑造公民生成良好的超脱自我中心主义的行为习惯,是爱国主义与公民发生价值关系的基本指向。法律与爱国主义的作用对象不但都是国家的公民,而且二者在与公民发生价值关系时还有诸多耦合之处。例如,法律与爱国主义都致力于对公民进行引导,使公民在处理思想与行为、情感与行动、动机与结果、手段与目的、自由与秩序、自我与他者等关系时保持合适的张力,并潜移默化地激发公民进行自我调控的内在力量。法律与爱国主义都致力于对公民的极端任性行为进行限制与约束,致力于对蕴含公共价值的积极公民行动进行确认与鼓励,尤其致力于对维护国家利益的公民行动进行确证。法律与爱国主义都立足于对公民纯粹个人利益的超越,致力于克服极端个人主义的羁绊,以协调个人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法律与爱国主义都以公民的自觉义务承担为前提,都有要求公民政治忠诚的预设。 二、法律保障爱国主义的可行性法律保障爱国主义既具有价值层面上的可能性,也具有实践操作层面上的可行性。法律作为一种独特的行为规范体系,具有不同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纪律规范以及其他日常规范的独特功能,从而使法律保障爱国主义在现实操作层面切实可行。 1.法律的制度性确认禀赋与爱国主义法律保障的可行性法律是一种公开的明确的成文的社会规范体系,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体系,具有鲜明的制度性确认禀赋。所谓法律的制度性确认禀赋,指的是法律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确定和认可特定社会关系、社会规范、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并使之具有上升到国家保障意义的合理性、正当性和普遍性。法律的制度性确认禀赋内在蕴含着民主同意、程序正当、科学论证等实践要求,因而为法律所规定的内容条款注入了诸如公共性、公开性、明确性、稳定性、可预测性等价值品性。法律的制度性确认禀赋,使法律保障爱国主义切实可行。首先,它能够提升爱国主义的合理性,增强爱国主义的社会认同基础。构建爱国主义的法律保障体系,能够以制度性的方式公开确证爱国主义的法律正当性,赋予爱国主义以道德情感和制度理性的双重合理性,从而大大增强公民对于爱国主义的认同感,为塑造公民的爱国主义行为模式提供持久而可靠的预期供给。其次,它能够将爱国主义从无形的思想理念层面提升到有形的制度操作层面,使爱国主义的行动内容和行为要求更具现实可感性,使爱国主义获得鲜活而有形的制度性依托载体,以弥补爱国主义本身的抽象性、模糊性、无形性和不可感知性。再次,它能够推动爱国主义从公民美德转化为公民义务,使爱国主义获得内在德性与外在制度的双重支撑。未经过制度确认的爱国主义只是停留在少数群体“应该要履行”的公民美德层面,公民实际践行与否完全依靠其内心的德性觉悟水平。在这种情境下,爱国主义只是社会群体中少部分人的高尚选择,因而毕竟是脆弱的。构建爱国主义的法律保障体系,则能够依靠法律的制度性确认禀赋使爱国主义转化成全体公民“必须要履行”的义务要求,获得主体内在德性法则和外在制度法则的双重支撑。 2.法律的权威性价值导向禀赋与爱国主义法律保障的可行性作为一套明确而清晰的具有实际效力的制度化行为规范体系,法律天然具有价值导向的禀赋。法律不但能够通过有效引导公民的行为来提供一套稳定的治理秩序,而且能够在建构这套稳定的治理秩序过程中,呈现、加强与传递一种能够引导全体公民行为指向的价值精神。换言之,法律不仅能够引导公民去做某类事情同时规避去做另外某类事情,而且能够在引导公民行为的过程中同时传达和强化某些价值观念,使这些价值观念成为公民日常生活中主导其行为模式的价值准则。另外,由于法律生成逻辑的国家意志色彩和运作方式的程序正义要求,使法律的这种价值导向禀赋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法律的权威性价值导向禀赋,使法律保障爱国主义切实可行。首先,法律能够通过把爱国主义及其行为要求凝结为固定而明确的行为模式和规则符号,传递出爱国主义获得国家公开明确认可并强力有效推行的价值信号。这既可以使爱国主义获得广泛的传播面、强大的传播力和深刻的传播度,也可以使公民在面临与爱国主义相关的价值选择和行为辨别时能够获得权威性价值范本,从而规制其他错误的价值倾向和行为方向,消除公民在认同和践行爱国主义过程中的错误价值干扰和行为误判。其次,构建爱国主义的法律保障体系实际上就是建立了一套极具公认度和公信力的以爱国主义为主旨的制度化教导机制。这套权威性制度化教导机制的建立,能够长期有效地发挥“无声”的爱国主义“说服”功能,持续不断地向公民“灌输”爱国主义价值理念,从而引导公民对爱国主义逐渐发生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愿的精神跃迁,进而真诚地认同爱国主义的价值要义并积极践行爱国主义的行为要求。 3.法律的刚性行为约束禀赋与爱国主义法律保障的可行性法律是一种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公共行为规范和行动方案,具有刚性行为约束的禀赋。法律以其带有权威性光环的强制性力量,为公民划定了行为尺度和活动标准。一旦公民突破了法律所限定的行为尺度和活动标准,就会遭遇法律的惩戒式回应。虽然法律主要聚焦的是对人的行为取向的控制和限定,但是人的行为取向与思想观念取向并非完全无涉,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法律所具有的刚性行为约束禀赋,使其能够在强力地形塑公民行为模式的同时培育公民的价值观念。法律的刚性行为约束禀赋,使法律保障爱国主义切实可行。首先,法律能够提供一套有效的爱国主义实现的他律机制。构建爱国主义的法律保障体系,意味着践行爱国主义的行为要求成为公民的刚性责任。一旦公民的行为结果偏离了法律所规定的爱国主义行动方向,将会承担显性的失去某些利益、受到某些惩处、遭遇某些社会阻力的后果。这实际上提供了一套有效的爱国主义实现的他律机制,使爱国主义从单纯依靠公民的自律向依靠自律与他律并举转化。其次,法律的刚性行为约束禀赋能够唤起公民对爱国主义的敬畏心。人们对一些与自身生命息息相关的事物或力量的“害怕”、“恐惧”和“敬畏”,是人们确立某种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爱国主义保障的实现,既要建立在理性认知和情感驱动之上,更要建立在敬畏伦理的基础之上。构建爱国主义的法律保障体系,能够运用法律基于有效惩罚机制的刚性行为约束禀赋来唤起公民对爱国主义的敬畏心。爱国主义敬畏心的唤起,是公民对爱国主义建立信仰并积极践行的关键环节。三、法律保障爱国主义的实践路向法律保障爱国主义的实践路向问题,其实就是法律保障爱国主义如何从可能性走向现实性的问题,也即法律保障爱国主义何以可能的问题。概而言之,法律保障爱国主义主要有以下四种实践路向:1.通过对爱国行为的正面倡导来保障爱国主义法律通过对爱国行为的正面倡导来保障爱国主义,即“法律→倡导爱国行为→强化爱国价值观→保障爱国主义”的过程。法律不仅能够划定人们的行为范围,而且具有鲜明的行为教化意义。法律能够通过对爱国行为的正面倡导来强化公民的爱国价值观,从而保障爱国主义。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有不少对爱国行为的正面倡导。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各种对爱国行为的正面倡导,包括直接倡导和间接倡导两种类型。对爱国行为最具权威性的直接正面倡导体现在《宪法》中。《宪法》第一章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的第五十一到五十六条,其实都是对公民爱国行为的基本要求进行正面倡导。同时,宪法相关法如《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等,也都有倡导公民敬畏、维护、热爱国旗、国歌、国徽等国家基本标识的内容条款。此外,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国家安全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等具体法律法规中,还有许多对公民维护国家安全、保护革命英烈等具体爱国行为的正面倡导。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爱国行为的正面倡导,实际上形成了对爱国主义公开宣扬的法律矩阵。公民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接触这些法律要求,能够不断强化爱国价值观,并消除对爱国主义的错误认知。例如,现实中有很多人对爱国主义存在着误解,有人认为爱国只是一种纯粹的道德情感,有人认为爱国只是纯粹个人的行为。其实,只要认真梳理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爱国行为的正面倡导和相关论述,这些错误的认知自然能够得到有效廓清。因此,要加大对爱国主义相关法律法规的普法力度,不断增强普法实效性,让更多的公民了解和熟悉法律对爱国行为的正面倡导及其所蕴含的对爱国主义的价值导向,以不断强化爱国价值观。法律使公民爱国价值观不断强化的过程,也就是法律保障爱国主义的过程。 2.通过对不爱国行为的负面规制来保障爱国主义法律通过对不爱国行为的负面规制来保障爱国主义,即“法律→规制不爱国行为→固化爱国价值观→保障爱国主义”的过程。法律通过运用强制性的行为惩治功能,能够对种种不爱国行为进行规制。法律对不爱国行为进行规制的过程,就是固化爱国价值观和保障爱国主义的过程。我国法律体系中对不爱国行为的负面规制条款,比较直接地体现在《刑法》中关于公民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相关规定。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都将公民危害国家安全的不爱国行为如投敌叛国、颠覆国家政权等视为施以刑罚的重罪。我国也不例外,《刑法》中明确将背叛国家、分裂国家、武装叛乱、暴乱、颠覆国家政权等严重的不爱国行为列为各项犯罪之首。此外,《刑法》中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等系列犯罪的内容条款,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相关内容条款,也渗透着对公民不爱国行为进行负面规制的要求。种种不爱国行为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有效规制,实际上提供了公民固化爱国价值观的鲜活“反面教材”。需要指出的是,不爱国行为虽然具有违法性质,但由于不爱国行为的外延较大且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在现实中也存在着一些复杂的情况。在现实中,尚有许多不爱国行为并没有被纳入法律有效规制的范畴。例如,公民在网络上公开发表辱国言论未发生不良影响和造成严重后果、在非公共空间侮辱国旗等。这类行为都属于不爱国行为,但很多都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规制,究其原因主要是情节不太严重、社会危害性比较小,而另一方面法律运行的成本又很高。虽然如此,对这类的不爱国行为如何通过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规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思考。另外,现实中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不爱国行为也没有得到专门化的法律规制。例如,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公开贬损和污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格等,还难以找到对应的具体法律规范予以精准化纠治。[3]这也说明我国现行的爱国主义法律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凸显了今后某些领域爱国主义专项立法的必要性。 3.通过对非理性爱国行为的矫正来保障爱国主义法律通过对非理性爱国行为的理性矫正来保障爱国主义,即“法律→矫正非理性爱国行为→淳化爱国价值观→保障爱国主义”的过程。法律是一种理性化的社会控制机制,能够通过对公民非理性爱国行为的矫正,涤荡错误的爱国价值观,扭转失当的爱国行为取向,淳化公民的爱国价值观。法律对公民爱国价值观淳化的过程,也就是法律保障爱国主义的过程。爱国作为一种情感,可以非常炽热而浓烈。这种炽热而浓烈的爱国情感,是公民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构成要素。但是,爱国情感的表达和释放不能滑向非理性的泥潭。现实中,一旦公民的爱国行为在非理性情绪下触发,就很可能会严重偏离爱国主义的正确价值轨道。例如,2012年部分日本右翼“购岛”风波后,少数国内民众打着爱国的旗号发生了打砸日系汽车、冲击销售日货的店铺甚至殴打购买日货的国人等极不理智的行为。真正的爱国行为必然是理性的爱国行为。这种在爱国激情的催化下所生成的非理性“爱国”举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社会道德底线和法律规则的突破,从本质上说与爱国主义的价值内核已不再挂钩,甚至还会贬损爱国主义的形象。“爱国主义激情下导致的非理性行为与爱国主义正当性格格不入,这些行为不仅不能增进爱国主义,相反,还会给爱国主义带来非议和责难。”[4]法律就其本性来说,是超然于情感羁绊的,法律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理性。“法律是植根于自然的、指挥应然行为并禁止相反行为的最高理性”。[5]法律能够发挥理性化的社会控制功能。法律可以通过对公民行为的理性调控,为公民爱国主义情感的释放和表达注入一剂清醒剂。理性的爱国行为,首先应是合法的爱国行为。在法律的行为框架内释放爱国主义激情,才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正当性、正义性和合理性的表达。将爱国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用法律理性来矫正非理性爱国行为,可以纠正各种附加在爱国名义下的偏激行为,也可以揭开各种盲目化、狭隘化、功利化爱国行为的假面具,从而使公民的爱国价值观得到淳化。4.通过对国家善治的有效推动来保障爱国主义法律通过对国家善治的有效推动来保障爱国主义,即“法律→实现国家善治→孵化爱国价值观→保障爱国主义”的过程。法律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良法是国家善治的前提。一个国家法律体系运行的优化,能够带来国家善治的结果。国家善治的实现,是孵化公民爱国价值观的良好温床。法律通过其运行的良善化有效推动国家善治,使公民的爱国价值观不断得到孵化,这是法律保障爱国主义的又一实践路向。法律是国家建构过程中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现实矛盾、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的有力手段,是支撑国家良性运行并保障国家稳定有序和富有活力的基本结构性因素。“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6]法律的有序有效运行与否,关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推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有效推进则决定着国家善治的实现,这直接关涉公民的爱国价值观能否持续性地被孵化。法律自身运行的优化能够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实现国家善治,从而保障爱国主义。若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执法方式野蛮粗暴不文明,充斥着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低效,那么这个国家是根本实现不了善治的。一个实现不了良法善治的国家,其公民也是难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实现不了善治的国家,公民爱国主义精神的生长就会因缺乏现实基础而枯萎。尤其是在现代民主政治框架下,更是如此。良法是一个国家善治的长效保障条件,而一个国家的善治则是这个国家公民爱国主义精神的长效保障条件。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养成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不断建构、持续夯实的。这是因为,随着公民理性意识的觉醒和成长,必然要时常发出“为何要爱国”的拷问。单纯依靠公民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天然情感纽带来作为理由,并非总能奏效。所以,需要一种更加具有现实建构性的实践理性,以持续性地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国家法律体系运行的优化及其能够带来的国家善治的实现,就是极具现实建构性的能为爱国主义提供持久性说服力的有效理由。公民亲历法律体系的完善化以及国家善治的实现,就能够持续性地孵化爱国价值观,这是爱国主义动态化的有效保障机制。当前我国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通过优化法治体系实现良法善治进而保障爱国主义的过程。 参考文献[1]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78.  [3] 阮博.爱国主义视域下青年“精日”现象论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9(5).  [4] 余玉花.论法律保障爱国主义的伦理责任[J].中州学刊,2019(10).  [5] [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M].译者:沈叔平,苏力.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1.  [6]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2.

闻诗

“加这道斜杠,是我对人生的郑重选择”

“加这道斜杠,是我对人生的郑重选择” ——透析“斜杠青年”现象白天,西装革履,言谈儒雅;下班后,背心短裤,热情奔放;闲暇时,化身写手,在自己的专栏更新文字。这是公司职员/健身教练/自由撰稿人成宇的日常。眼下,成宇这样的年轻人有一个很“潮”的标签——“斜杠青年”。“斜杠”(“/”),是最早由美国专栏作家麦瑞克·阿尔伯在《一个人/多重职业》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以指代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人。“斜杠”概念进入中国便与青年文化一拍即合,成为年轻群体的一种流行风尚与生活态度,风靡社交网络。“斜杠青年”,看上去似乎只是一个人身份的叠加,实则是经济社会变革和个体观念转变等多种因素产生的化学作用。这是一道摆在当代青年人面前的不定项选择题,大多数职场人都得填写答案。大环境赋予的多元选择身兼数职,在十年前或许为凤毛麟角的能者所专有,而现在的年轻人对此已司空见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988名18~35岁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2.3%的受访青年确认身边有“斜杠青年”。清研智库等机构发布的《2019年两栖青年金融需求调查研究》中显示,全国年轻群体中有主业的兼职者、创业者这类“两栖”“斜杠”青年已超8000万人,以80后至95前人群为主,高学历人群占据“两栖”青年的主流。“斜杠青年”怎么一下子多了起来?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斜杠青年’是社会开放、进步、变革的必然产物。现在我们良好的、开放的社会环境,使得青年人思想越来越开放,兴趣越来越广泛,选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种说法是,“斜杠青年”是新兴业态急速发展的产物。随着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美妆达人、付费咨询师、数字化管理师等新兴职业强势崛起,为多重职业者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运用,大大改变了生产组织形态,也解放了对工作场景的束缚。当一个人就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服务提供商时,“斜杠青年”便有了“生长的土壤”。西安小伙儿车虎是一名自由摄影师,他每个月有一半时间在拍摄,每个月平均下来能有2万元左右的收入。疫情期间,车虎的摄影订单受到影响,他选择加入斜杠一族,注册成为外卖骑手增加自己的收入。《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骑手拥有“多重身份”:26%的骑手同时是小微创业者,4%为兼职自媒体博主,骑手们还有可能是司机、白领等。当前,移动互联网平台的高速发展显著提高了临时性工作的分配效率,扩大了“打零工”的受众和规模,形成零工经济。从兼职送餐送货,到兼职做设计、写作、翻译、分享知识技能,众多像车虎一样的“斜杠青年”都在零工经济涌现。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现在新业态蓬勃发展,大概有1亿人就业。我们的零工经济也有2亿人就业。“斜杠青年”,是经济社会发展赋予的多元选择,同时反哺经济社会发展,为大环境注入年轻人的活力与气质。年青一代的自我实现“斜杠”,是大环境的映射,也是个体的选择。来自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还表明,一半以上的青年想成为“斜杠青年”,并认为这样可以高效利用时间,充实生活。可以说,“斜杠”是当代青年中的一种群体价值取向。小伍是一位具有十余年工作经验的地方电台主播,收入稳定,但现实的工作状况传递给他一个令自己很无奈的信息——自己上升空间有限。面对不明朗的职业前景,他不愿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于是他整合电台工作经验,发展了播音主持艺考教师一职。他说:“在台里的工作难有突破,得给自己多找路子。艺考老师,是把专业和事业融合的最好应对方式,缓解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压力。”常徕是湖南农业大学的一名青年辅导员,主抓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他也是一名戏剧导演、编剧。他在湖南农业大学发起成立了虹剧社,2011年曾带着学生参加在摩洛哥举行的丹吉尔国际大学生戏剧节,斩获三项大奖。常徕还自学了吉他,在音乐平台注册成为一名独家签约音乐人。“诗和远方可以与眼前的生活并存。”常徕认为多重职业的生活不是出于对自己本职工作的逃避,而是做加法,甚至做乘法。“斜杠青年”中有很多人的态度与小伍和常徕一样。来自“时代数据”的调查显示,渴望成为“斜杠青年”的三大原因是寻求额外收入、出于兴趣、自我投资与提升。可见,“斜杠”是年轻人关于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强调的是多元化的平衡,以及个性和潜能的探索,并鼓励将工作、生活和爱好进行更好地融合。《中国青年研究》杂志发表的一篇关于“斜杠青年”的研究分析了这一价值取向产生的背景:随着现代社会一部分结构化组织和稳定性规范被打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结构性失业出现,消解了青年就业人群的工作安全感。青年人也面临自我实现的困境,包括职业中产生的无力感、迷失的价值感和缺失的自我认同,这迫使他们重新寻找工作的意义。“斜杠”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人所追求的自我实现。研究指出,斜杠青年通过嵌入、表达、认同三种途径完成了自我实现:嵌入新的工作情境,从而消解风险社会和主职带来的无力感,获取正向能量;将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相融合,从而获得真实的自我价值表达;在斜杠工作中获得成就感,重新寻找到对自我和社会的意义,从而获得自我认同。“斜杠”是一种价值观,而非成功的方法论“斜杠”人生,看起来是鱼与熊掌可兼得,但不断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给年轻人敲警钟。“很多自称为‘斜杠青年’的人,这个学一下,那个看一下,表面上是在追求多元化的生活,其实是在盲目肤浅地通过急速变现获得成功。”女性撰稿人庞金玲在知乎专栏中写道。庞金玲认为,很多人只是看到了“斜杠青年”身上令人羡慕的控制感和成就感,却忽视了他们背后在个人品牌和技能上的钻研。有的人“斜杠”,是在了解自我之后,多维度精进成长的结果,而有的人的“斜杠”,是顾不好本职工作之外的身兼数职。不少人持相似的观点,认为“斜杠青年”容易沦为“兼职接活儿”,分散本该专注精进本职的时间,在工作8小时外也忙得半死、却事倍功半。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斜杠青年”和“兼职青年”的边界问题。事实上,“斜杠”作为对多重身份和职业者的代称,其本义是中性的。零工、兼职,都是“斜杠”的不同表现形式。“斜杠”与兼职无区别,而专注与兼顾有矛盾。社交媒体上的“斜杠”潮流,常常呈现为自由充实的多面手、追求理想的先行者,于是“斜杠青年”往往被赋予精英化、理想化的形象。但不该忽略的是,人的时间是有限的,选择经营多元身份,注定承担多种压力,并伴随“样样都会、样样不精”的风险。“斜杠”是一类青年的价值观,但不是青年成功、成才的方法论。“‘斜杠青年’的内核是积极探索多元的人生,让人生有更多选择。不论是不是‘斜杠’,都要慎重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居安思危,这是不冲突的。”成宇说。“事实上,不论你想成为一名‘斜杠青年’,还是一名超级专业人士,你都应该首先成为一名‘内核青年’——以内在驱动、自我比较以及内在评价为核心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忠于内心的抉择,过上更加富足与幸福的人生。”媒体人艾菲这样说。(记者 李丹阳)来源:光明日报

皆重失之

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 作为服务网络节点的新媒体用户

新媒体中,各种服务也构成了一种新的网络。作为节点的新媒体用户,在这样的服务网络中,不仅仅是具有个性化需求的消费者,有时他们也是服务的引导者,资源的贡献者,甚至是主要的生产力。思维结构框架图图为第四章主要知识点第一节 作为共享经济节点的用户虽然对共享经济的定义不一,但对于共享经济模式中的一些特点,人们是有共识的。例如: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点对点连接的用户及资源的匹配、用户角色的随时转换、用户间的协作等。共享经济不仅促成了用户闲置资源的利用、用户需求及其相应资源的连接,也 促成了用户之间基于经济目标形成的新关系。一共享经济:一种新的关系共享经济带来了一种超越交易的新关系,即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基于资源共享的互补与合作。共享经济的形成条件P2P技术。从用户角度看,共享经济形成的基础结构是,个体作为网络节点的突显,以及用户之间点对点连接的顺畅。这种结构才能带来去中心化的个体间的信息流动,以及点对点服务的建立。P2P技术的出现,正解决了这种基础结构架构的问题。也因此,共享经济也被称为P2P经济、网格经济等。在P2P的基础上,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等技术,也进一步推动了共享经济所需的基础结构的完善。个人信用。在共享经济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中,除了资源共享、点对点匹配、用户的角色 可以随时转换外,更重要的是,点对点的连接,构建了一个对个体的经济行为产生强烈约束的关系网络。也正是这样一种关系网络为共享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个人信用。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提出的“镶嵌理论”,一方面承认个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把个人的行为置于人际关系互动网络中观察,他强调行动者在实施行为时,固然有自己的理性算计与个人偏好,但却是在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中做出行为决定的。行动者的行为既是自主的,又镶嵌在互动网络中。共享经济的产物(1)新的“组织”模式。有研究者指出,互联网使得传统组织的边界逐渐模糊,个人对组 织的依赖也逐渐降低,人与人可以通过交易形成市场,通过合作形成新的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形成了跨越时空的产业生态网络。这些组织也可以视作一种新的经济共同体。(2)新关系相应的社会资本。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依赖于两个要素:社会环境的信用度,这意味着要承担责任;要负责任的实际范围。共享经济平台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人们相互提供服务的社会结构,因此,在这种结构里,信用、责任成为其中重要的社会资本中的主要要素。在一些共享经济平台上,作为社会纽带的社会资本是推动人们在共享平台上持续互动、参与的 重要因素,在知识共享平台,这一点尤为突出。国内有学者则认为,共享经济将个体知识社会资本化,同时也增强了社会互信,这也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可以说,共享经济平台和共享经济活动,增加了社会资本的生产,也为经济收益获取提供了更好的保障。二共享经济的支持条件(一)可共享的资源及资源匹配机制可用资源。共享经济中最核心的是可以共享的资源。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共享经济中共享的资源也从代码到实物,再发展到时间、技能等。“使用权和占有权分开,基于共享平台的高效匹配,使用权分离可以带来新的收益,需求通过使用权得到满足,使用但不占有成为可能。”后来 由企业提供共享资源的共享服务,也沿袭了使用权与占有权分离的思想。用户资源的匹配问题用户资源的匹配问题,即在资源的需求者与资源的提供者之间建立连接。在共享单车等模式里,资源是用户自己发现的,二维码作为入口,提供了自主的接入服务。而在网约车这种共享经济模式里,平台是需求的匹配者。在知识共享平台里,则有可能两者同时兼有。匹配的基本原则:便捷、精准、低成本.用户与企业提供的资源共享的差异(1)在使用权与占有权分离方面一致,但在资源供给方面不同的。(2)用户提供的资源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企业在这方面相对稳定。作为平台,需要对供给不足的风险有足够防范,维持用户供给资源的稳定性,也需要激发用户的额外贡献。(二) 激励机制用户参与共享,其动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经济动机,二是精神动机。从经济方面来看,共享经济一方面可以为资源的贡献者提供获利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为资源的享用者提供便利或实惠。“共享经济”也可能会促进人们由“消费主义“向理性消费回归,引导人们重新思考经济生活的本质,培养适度消费观念,促进消费公平。从精神方面来看,共享经济中的参与,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社会资本,能使人们在利他的贡献中获得自我成就感,提升自我价值的认同。(三)保障机制当消费者成为资源与服务的提供者,但个体之间仅仅依靠资源连接时,共享经济的风险也是明显的。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无缝对接,加强信用记录、风险预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资源在线披露和共享,为经营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企业网上身份认证等服务,都是防范风险的必要手段。信用机制。信用机制主要依赖平台建立的用户信用体系。如一些平台采用“推荐机制+评分系统+背景验证”来保证信任体制的建立,也有些平台依靠“会员机制+评价机制+安全机制+保险机制+法律保障机制”来保障信任体系的建立。③其中,来自成员间的相互评价,是所有共享经济平台所通用的。区块链技术。从技术层面看,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数据库,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让参与者集体维护数据库,每个参与节点都是平等的,都保存着整个数据库,在任何一个节点写人/读取数据,都会同步到所有节点,但单一节点无法篡改任何一个记录。它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综合应用模式。区块链主要解决的是交易的信任和安全问题。共享平台与结构性保障、共享主体个人特征、产品特征、消费者自身等四个方面,也是是影响共享信任的关键因素。除了信任和信用的建立,共享平台也需要一定的纠偏机制,对已经形成的问题进行纠正。三共享经济视角下的“知识共享”、”知识付费“(一)从知识共享到知识付费互联网时代的共享最早是从“知识共享"开始的。共享经济被广泛关注,主要是由于共享汽车等服务领域新现象的出现,但在知识生产、资讯生产等领域里出现的维基、众包等,也是一种共享形式,在其中被共享的,不是有形的资源,而是知识或认知这样的无形资源。早期人们共享知识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随着知识共享的实践走向深层时,知识付费的思维与模式也开始出现。实例:维基技术指的是一种超文本系统。这种超文本系统支持面向社群的协作式写作。在维基页面上,每个人都可浏览、创建、更改文本,系统可以对不同版本内容进行有效控制管理,所有的修改纪录都保存下来,不但可事后查验,也能追综、回复至本来面目。维基在某种意义上开辟了互联网上知识生产的协作与共享模式,也探索了一种可行路径。(二)知识共享的平台机制:“知识生产”与“知识共同体生产”并行知识共享平台要持续发展,需要两个方面的生产:一是社区的知识生产,二是社区成员形成的“知识共同体”的生产,两者并行才能为“知识”转化为“经济”做出更全面的铺垫。用户认知盈余的开发与供需匹配:知识生产的动力实例:(1)“大咖”课程模式:在知识付费平台中,请专家分享某些领域的新知、新观点。这些“大咖”自带“流量”,可以为平台迅速积累人气。(2)UGC模式:用户生产内容,依赖于普通用户的资源特别是其认知盈余的开发。认知盈余与开发:用户的认知盈余是知识共享应用的基础,也是其重要来源。但这些盈余的发现、发掘,并不仅仅取决于用户本身,还取决于平台。与金钱、物质的盈余不同的是,知识、信息等盈余有时并非那么显而易见,在知识共享社区里尤其如此。认知盈余开发的途径:目标驱动。“目标”是碎片化知识集结与整合的逻辑,是 认知盈余的“触发器”,而这依赖内容的组织结构和人的互动模式等平台机制。维基百科使用“词条”作为目标导引手段,知乎等社区的问答制度,则以他人提出的问题为目标。这两种机制都有助于调动用户的“认知储备",这是认知盈余开发的一种捷径。从知识共享上升为知识付费,还需要为内容生产者的盈余找到出口。作为知识消费者的用户的需求刺激,会反过来推动知识生产者的盈余开发。但是,付费知识的生产者“盈余” 的“续航”能力,也将是他们发展的核心瓶颈之一。业余的知识付费内容生产者部分走向职业化、团队化,是保持知识的持续生产的一种方式。对于知识付费应用的长远发展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必要的途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提供付费知识服务的平台来说,大多数内容生产者可能仍是非职业 的。要为这样的生产者注入持续动力,刺激知识生产者自身知识的升级,平台需要探寻一种“充电”机制,而在今天的知识付费平台上,这种机制仍是普遍缺乏的。自组织、社区文化与社会资本:“知识共同体"生产的基础自组织用户的知识生产动力,不仅来自于他们的认知盈余,也来自他们对社区的关系需求、归属感及文化认同。知识付费平台运营的更高目标,应该是构建具有良好秩序、生态与文化的社区。知识共享和知识付费社区内在秩序的形成,往往依靠“自组织”机制。自组织的形成不仅取决于用户的自发互动,也需要制度的内在引导。平台机制,如互动模式、内容的组织结构、平台的规则与激励制度等,都是知识共享社区自组织进化过程中重点考虑的问题。社区文化知识分享社区在自我进化过程中,也会形成社区的文化。社区文化能体现成员的共同价值观、文化趣味,它们也会使成员产生更多的亲密感与认同感,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用户的黏性,更可以使用户从产品的被动使用者变为产品文化及社区文化的建设者。当成员的认同度和一致行动能力不断提高时, 基于社区的知识共同体也可能会应运而生。成员不仅在享受知识共享的成果,也在享受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及其自豪感。社会资本知识共享社区的良性发展,也与社会资本有关。研究者从三个维度分析了社区中的社会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认知资本。国内研究者周涛等基于这样的框架研究了知识付费社区用户中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的相互关系及对知识付费意向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交互连接、共同愿景和共同语言显著影响认同,共同语言显著影响信任,社会交互连接、共同愿景和信任显著影响用户付费意向,其中信任的作用最大。启发意义营造社区成员的共同愿景,提供良好的信任机制增加成员间的连接强度与频率,营造社区成员的共同愿景,提供良好的信用机制,不仅有助于提高用户的付费意愿,也有助于社区共同体的营造。对于个体来说,个人声誉、信用、关系圈等,也是其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平台如果能在机制上促进个人社会资本的获得与积累,个体参与共同体建设的积极性也会更高。 第二节作为社群经济生产力的用户社群经济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从研究者的探讨和实践者的探索来看,人们普遍认同,社群经济既强调社群的集体力量,又强调这种集体力量的生产性,两者缺—不可。可以说,社群经济的核心是具有生产力效力的集体行动力。这种生产力可表现为创造产品(实体产品或虚拟产品)、创造口碑与消费、创造文化等各个方面。这里的"生产力"是指能够创造出价值的各种行为及能力,“消费”也是一种生产。面向社群经济目标的运营,也有可能使得社群本身变成“一种产品,它具有声誉、信任和传播影响力等无形价值,能够置换经济资本或创造出有形的经济价值”。这也是社群生产力的另一种表现。 社群经济与共享经济虽然都有经济的目标与动因,但两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共享经济主要是点对点的互动,而社群经济则强调群体互动。但在知识共享平台,这两者可能会融合。一从社群到社群经济的基本动力社群经济的基础包括三个方面:(1)共同的目标(2)高效率的协同工具(3) 一致行动。因为前面两个原因,一致行动变得比较容易,而这个一致行动也反过来促进了社群的稳固。这三个方面也是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一书里提到的协同三原则。①社群经济的动力(一)利益驱动:集体利益与个体需求的双重满足要将相对松散的社区变为社群,使社群力量转化为生产力,除了成员间兴趣、 目标的趋同外,利益的驱动对于人群的集结和持续互动乃至集体行动,也是重要的。这种利益,既体现为共同目标下的集体利益,也体现为个体需求与私人利益。从集体利益方面看,社群追逐的是整体的地位提升、社会资源获得,在这一前 提下,其成员也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机会与利益。一些具有生产能力的社群,还可以通过生产性行为,获得经济收益。此外,社群还需要为个体的自我需求的满足提供空间。就像其他新媒体应用一样,社群对个体利益的满足主要包括社交与情感、自我表达、娱乐、工具等方面。总之,在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双重驱动下,社群成员会有更强的动力全方位贡献自己的能量,即进行智力、行动力、社会资源等方面的投入。 (二)关系驱动:社群社会资本的生产要实现从社群向社群经济的转化,社群的持续性、集体行动能力、以及成员对社群的忠诚度等因素具有重要作用,而它们都依赖于成员间的关系驱动。同时,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的产生(结构资本、关系资本、认知资本),都基于成员间的关系,前两个维度更是直接涉及成员间的关系模式与关系强度。关系对社会资本的高低会产生直接影响,而社会资本又会对社群的维系与集体行动力产生直接影响,因此社群运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成员关系的维护与发展,提高社区整体的社会资本。(三)文化驱动:社群纽带的强化对于社群来说,认知资本可以表现为社群共同的知识基础,在群体互动中形成的社群独有的“语言”或交流符号,以及社群的共同愿景等。社群文化也会体现为社群的群体规范,这也是群体成员共同的行动指南。社群中的文化,还会在文化趣味、价值观、消费偏好等方面体现出来。社群经济的发展一般,网络社群以“无组织的组织”的自组织方式起步,当社群具有生产力的目标导向时,会自然形成分工合作,也会逐渐形成“中心”。这意味着社群经济的生产力目标,会促使社群的分工,使其组织结构逐渐复杂化,部分社群会向组织化方向发展。有些社群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可能会形成一定的等级分化。无论是非科层化的组织方式,还是传统的组织模式,要在社群中实现经济目标,都需要组织化机制的推动。社群经济视角下的社群往往需要一定的组织者,他们可能是企业等品牌方的代表,通过社群运营来实现营销目的也可能是社群成员中自然产生的领导者,其在社群的行动中扮演发起者、组织者的角色,同时也是社群内的权利高层。二从社群到社群经济的关键要素与基本逻辑要在社群中形成经济方面的生产力,需要很多基础性条件。这又可以分为社群基本要素、群体互动效果、社群行动等层面。(一)社群基本要素层面成员特质:社群成员个体的兴趣、行为特征、需求与动机等,会影响到社群的整体文化,也会影响到相关的营销或生产行为。社群经济的前提,是发现与生产目标相关的用户社区,或者通过新建社区将目标人群聚集在一起。互动模式与程度:互动模式与程度不仅会影响到成员间互动的频率与质量,也 会影响到成员的群体意识的形成。成员关系模式:社群成员是以强关系为主还是弱关系为主,会影响到成员个体的黏性程度,以及成员间相互影响的深度,进而直接影响到社群的生产力。信息结构:与多数社群相比,可发展为社群经济属性的社群,信息内容会更加集中,人们的互动会围绕一些主要线索展开。除了品牌、产品、偶像等核心线索信息外,社群中的信息还与人们的自我形象展示、情感润滑、社群秩序维护关。好的信息结构应该兼顾成员的自我满足、社群建设与社群经济行为等不同方面的需求。(二)社群互动效果层面互动效果层面的因素既是社群内部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又是社群整体的行动力与生产力起作用的变量,它包括以下几方面:个体需求满足:品牌社群要能持续并成功促成品牌营销,成员个体需求的满足仍是基础。这也意味着品牌社群本身也需要对用户产生多方面的价值,包括信息价值、社交价值、工具价值、社会资本价值、自我表达与自我实现价值。社群认同与承诺:社群成员对社群的意识与忠诚度,体现为他们对社群的认同程度与承诺形式,个体对群体的承诺可以体现为三个层面,情感性承诺、工具性承诺以及规范性承诺。不同的成员对于社群的认同与承诺方向不尽相同。社群的社会资本:社群的社会基本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群成员对社群的归属感以及对品牌的忠诚度。KOL:( Key Opinion Leader,关键意见领袖)是在社群互动中逐渐形成的能影响社群意见与行动的关键人物对于社群营销来说有重要意义。KOC:关键意见消费者。他更强调意见,领袖的消费者属性以及他们的“私域流量”作用也就是在非公共空间里的影响力。对于不同方向的社群经济模式来说,社群互动效果层面的相关因素的作用程度不同。例如,在社群认同与承诺的取向下,两者有所差异,协同生产更多的是工具性承诺和规范性承诺取向,而粉丝经济更多是基于情感性承诺。而对于品牌营销,KOL的作用尤为突出。(三)社群行动层面社群要实现经济层面的效应,需要引发社群成员的具体行为,主要包括:口碑传播:成员主动为某些品牌或产品进行宣传、推广。跟随购买:成员在社群氛围或意见领袖等影响下,跟进购买某些产品。参与生产:在一些需要成员参与的生产(包括内容生产)活动中,愿意加入,有所贡献。文化建设:社群成员参与到企业或产品的文化建设中,成为品牌文化的贡献者。在这些行动的基础上,可以形成社群经济的几种基本模式,主要包括品牌营销、粉丝经济、协同生产等。三社群经济的几种主要模式(一)社群与品牌营销品牌社群的概念由穆尼茨等首次提出,是指建立在使用某一品牌的消费者所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关系之上的、不受地域限制的消费者群体,它具有类似于传统社区的3个基本特征,即共同意识、仪式及惯例和基于伦理的责任感。1.与品牌营销相关的因素及其关系(1)虚拟品牌社群成员的自我彰显、自我超越与自我呈现等个人特质对于品牌社群有着正向的影响。因此个体的动机及其满足对于成员在品牌社群中的参与以及社群承诺,是品牌社群运营中值得关注的。(2)社群对个体的价值满足与品牌营销的效果也具有相关性。这一方向下的研究认为,虚拟品牌社群的社交价值、信息价值和娱乐价值对于社群成员社群意识的形成和强化具有积极的作用,财务价值、社交价值、信息价值和娱乐价值能提升社群成员的社群忠诚度,社群意识较强的成员对社群比较忠诚,具有保护品牌声誉的积极意向,同时他们对于竞争品牌也会表现出较高的抵制倾向。(3)强关系和弱关系数量。弱关系数量不会增强品牌社群信息价值和社交价值,强关系数量则对两种社群价值都有促进作用。信息价值只能促进持续性社群承诺,而社交价值会促进持续性社群承诺、情感性社群承诺和规范性社群承诺;情感性社群承诺和持续性社群承诺都会促进品牌忠诚,规范性社群承诺则不能。(4)社群的群体认同。有研究指出,品牌认同和群体认同对 品牌忠诚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品牌认同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群体认同的影响程度。(5)品牌社群中的网络密度。品牌社群中的网络密度可以直接影响反向忠诚(对竞争 品牌的负面口碑),信任互惠、共同认知都通过社群认同间接影响一般忠诚与反向忠诚。社群中的KOL与“信任代理”过去的品牌营销所寻找的意见领袖往往是明星,一般通过明星代言的方式来带动营销。但明星代言往往投入巨大,且有一定风险,除了明星的粉丝群体外,一般用户对明星也会产生审美疲劳,连带对其代言也会产生审美疲劳。在网络营销中,更多时候需要利用一些新的意见领袖。而KOL、KOC或者借助自己既有的社会地位、名声或者利用自己在网络中的努力,赢得话语权。同时还会有在某些领域的信息或知识方面的优势。信任代理“信任代理”是美国研究者克里斯布洛根和朱利恩史密斯在《信任代理》一书中提出来的概念,他们认为:“信任代理是一些不以销售为目的,不施展高压手段的市场营销人员,他们是网络王国的土著居民,利用网络来真诚而人性化的做生意,但不以营销为目的,并非意味着没有商业目的,而是指不急于求得当下的销售业绩,而是通过日积月累的过程,去进行长远的商业价值的培养与发掘。信任力的影响公式大卫梅斯特等人在《可信赖的顾问》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信任力的影响因素公式,这公式的含义是信任度与某个成员发布的内容的可信度,某个人一贯信誉的可靠度,其分享的有亲密度的内容的数量成正比,而与发布的含有过强自我意识的内容数量成反比。信任代理用自己赢得的信任感为企业或产品的“信任感”“背书”。在信任感上形成的影响力比普通网民传递的口碑、影响力更为强大持续。3. 品牌营销与群体氛围、成员心理社群里的品牌营销,也需要社群整体氛围的呼应。营销很大程度上是对人们某些心理的激发,基于群体的营销尤其会激起人们怕被群体抛下、怕吃亏、怕错过好机会等心理。因此群体情境、群体心理会影响人们的态度与行动。(二)粉丝经济有研究者认为,粉丝经济是生产者对消费者情感、记忆和认同的收编和商品化。粉丝经济是否属于社群经济?社群经济以社群成员之间的横向交流为纽带,通过对社群的服务与创造社群价值获得经济效益,这显著区别于粉丝经济通过粉丝对品牌主体的向心性依托而获得经营性收益的做法,因此,粉丝经济并不属于社群经济②1.依赖个体号召力的粉丝经济在这类的粉丝经济中,社群主要扮演着粉丝群体的组织、行动动员等角色。近年来,“网红”也开始成为粉丝的收割者与粉丝经济的受益者,基于各种因素走红,但其走红的背后,都是网民的一次集体选择。此外,网红更易对普通人形成影响力,特别是“带货能力”。但网红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风险也较大。2.以品牌为核心的粉丝经济粉丝对品牌或产品的情感,多数时候需要培育,这也正是社群的价值所在。这种情感的产生,除了品牌或产品本身性能的特点外,也与人们对于品牌或产品标签的认同相关。因此,在相关社群内的信息发布与互动中,需要更多地制造与强调品牌的标签特征。同时要拉近粉丝与品牌间的关系,也需要依靠粉丝力量完成“产品文化”的塑造与传播,使粉丝与品牌形成共生共荣的关系。小米公司及其产品的发展过程,就体现了粉丝参与产品文化。其实践启发我们,在企业聚集粉丝力量、推动粉丝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粉丝也会成为产品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产品文化传递的中介者。这样一种凝聚着产品文化的力量,比简单的口碑力量更为强大,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3.以文化生产为主的粉丝经济粉丝经济的另一层含义,是依赖粉丝的创作力进行文化内容或产品的生产。举个栗子:同人创作是亚文化社群中常见的一种生产行为,同人创作指某些作品的同好者(同人)在原作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活动。在同人创作中,社群扮演着重要角色,同好者的彼此发现与集结,基于共同文化趣味的交流,同人作品的切磋,都离不开社群。虽然同人创作本身并不以商业性为目的,但也具有向经济生产力转化的可能。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粉丝劳动也可能会被资本力量剥削。粉丝积极、主动、自愿无偿的投入文本创作中,这正是资本所需要的,然而他们的“主体性”却被资本征用。延伸拓展:与粉丝经济相关的另一种文化性生产,是IP开发。IP (Intellectual Property)本意指知识产权,但近年来,在新媒体经济的语境下,它更多时候被视为“基于一定受众基础的、可跨媒介平台进行不同形式开发的优质内容版权”。IP开发,也就是某一形态的作品向其他形态作品的延伸开发。其中,网络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尤为常见。一部作品之所以能进行跨平台的开发,其基础往往是作品具有足够 数量的粉丝。(三)社群协同生产在共享经济平台,特别是知识社区里,普遍存在着协同生产思维。目前的知识共享社群,更多的是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方式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要,较少有同一任务下多人的协同生产。未来的社群协同生产,可能不只是内容生产的众包,还可能走向更多实体内容的生产,成为某种生产性“组织”。社群协同生产不仅了激发了新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组织”模式的变化。第三节 作为场景经济服务对象的用户场景经济是以场景为出发点来理解用户的行为及需求,这也意味着节点化被得到髙度重视,而其前提是,在移动技术的支持下,作为节点的个体所处的场景,有了被认识、被量化的可能。一场景:一种理解用户行为模式的框架场景与传播的关系约书亚梅罗维茨在《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有过系统的研究。他认为,社会场景形成了我们语言表达及行为方式框架神秘的基础,每一个特定的场景都有具体的规则和角色,每一种场景定义也为参与者规定和排除了不同的角色,场景与行为之间有一定的匹配关系。因此人们在交往时, 需要知道场景的定义。他还认为,场景需要被视作一种信息系统来看待,即人们接触他人或社会信息的某种模式。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场景,都可以视为影响人的行为模式及逻辑的一种框架。人们在不同场景下的 行为表现、需求,往往有着一些基本模式。这些模式既包含了社会规范的约束,也是社会习俗的长期作用和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学习的结果。媒介对使用场景的影响梅罗维茨认为,电视对印刷媒介使用场景的改变,是将个人化的分隔场景变成了共享的场景。而今天的新媒体再次带来了分隔的场景。在电视媒介影响下原有固定关系被逐步拆散的物理空间与社会场景,也在移动时代具有了重新组合的可能。移动时代将“场景”的概念从社会场景延展到了更广阔的场景。今天,当人们提出场景思维时,目标是为了使场景中的个体得到更多个性化满足。二场景要素的量化:场景经济的前在本书中场景的定义:由时空环境、个体特征和社交氛围等方面的要素共同构成的一整套服务情景。罗伯特斯考伯和谢尔伊斯雷尔所著的《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书,指出了与场景时代相关的五个要素: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他们把这五种要素称为“场景五力”,并认为五种原力正在改变作为消费者、患者、观众或者在线旅游者的体验,它们同样改变着大大小小的企业。(一)共性化场景与个性化场景:场景应用的两个层面共性化场景研究的是在某一特定场景下用户的共性需求与行为特征,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空间与环境、时间、用户实时状态。个性化场景则需要考虑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境中,用户个体的即时处境及需求。构成个性化场景的基本要素应该包括:空间与环境、用户实时状态、用户生活惯性、社交氛围,在个性化场景的分析中,时间要素需要转化为用户的实时状态和需求,才能为相关服务提供更精准的指导。(二)场景的构成要素1.空间与环境从空间与环境这个变量来看,人们使用移动媒体的场景分为两种:固定场景和移动场景。固定场景指的是人们在相对静止的状况下所处的空间环境,是与人们日常生活规律相关联的环境,通常它们与人们的关系是稳定的,可以视作一个“常量”。例如,在以PC电脑为上网终端的时代,家庭中人们使用互联网的固定场景,主要局限于书房和客厅这样的公共空间。移动场景指的是人们活动中不断遭遇的环境,是一个变量。对于每个特定用户来说,移动场景意味着快速切换的时空,而每一种场景会带来不同的需求。多数情况下,移动场景分析实际上是要分析,与用户的移动轨迹相交的固定场景的使用。移动时代,固定场景在向卧室、卫生间这样的私密空间延伸。移动终端在改变着家庭中媒体使用场景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家庭成员的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交流的干扰因素正在增多。同时在学校或单位,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已经打破了工作与学习场景中本应具有的封闭性与专注性,使得工作、学习与休息、娱乐几者之间的界限被模糊。这加剧了移动信息消费的碎片化特征。从长远来看,移动场景的分析与应用需要涉及三个阶段,除了对此时此地外,还可以向“此前彼处”和“此后彼处”两个不同的时空延伸。分析用户从何处到达此处可以更好地理解用户在此时此地的行为目的及可能的特点。另一方面在满足了用户此时此地的需求后,如果能顺预测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并提供相应服务,也可以产生新的产品空间。2.时间不同时间点,人们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节日,也会有不同的行为与需求。3.用户实时状态包含哪些:用户的实质状态,包括用户在此时此地的各种身体、行为、需求等数据,同时也表现为他们所感兴趣的环境信息。它们既可能基于用户以往的惯性,也可能具有偶然性、特发性。对每个用户实时状态的分析在过去很难实现,而今天可穿戴设备的出现,使得这个维度的数据采集与实时加工开始变得可能。这些应用,也意味着对用户实时状态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可以集合起来变成对用户群体的分析依据。例子:阿根廷公司在沃尔玛超市进行了一些实验,在天花板上安装带立体传感器的面板,这些传感器可以了解到顾客查看了哪些商品,在哪些地方停留,哪些商品放进了购物车以及所花的时间等;英特尔制作的动态数字广告牌可以根据观众的年龄和性别动态变更所展示的广告内容,当一位消费者路过,基于英特尔酷睿处理器的数字广告牌时,英特尔广告框架技术可以分析包括天气、社交媒体和顾客手机在内的信息,调整内容和用户界面,使其与受众更相关、更个性化。4.用户生活习惯人们在各种场景下的需求与行为模式,常常会带着他们以往的生活经验,带着习惯的烙印,惯性是理解他们行为走向的基本依据,因此个性化场景的分析,往往也要结合用户以往的习惯。数据化时代人们的生活惯性越来越多的被以数据的方式收集,通过数据库的方式存储。场景分析的目标,是将某一个对象识别出来,并与其数据库进行匹配,而对于用户的识别、匹配,也有赖于可穿戴设备。5.社交氛围随着社交媒体与其他四种技术的结合,它将成为极富个性化内容的源泉,这些内容使得技术可以理解你是谁、你正在做什么以及你接下来可能做什么等场景。社交氛围对于人们的活动的确是有影响的,而且在人们被社交媒体包围的今天,其影响越来越明显。三场景适配:移动服务的核心目标场景分析的最终目标是要提供特定场景下的适配信息或服务。适配意味着,不仅要理解特定场景中的用户,还要能够迅速地找到与他们需求和适应的内容或服务,并以合适的渠道与形式推送给他们。信息适配从信息推送的角度看,适配不仅意味着内容与场景的匹配,也意味着表现形式与特定场景下的阅读需求相适应。用户在移动场景中活动的特点是,时间的碎片化、情境和空间的快速切换。这 样的特点,对于社交与娱乐来说,也许不会是太大的障碍,对新闻阅读而言,却会带来影响。人们对于长篇的、深度的内容的阅读需求虽然仍在,但是,时空的碎片化,使得人们难以保持一个封闭的、持续静态的阅读过程。移动媒体的表现形式需 要做出一些调整,才能与移动阅读的时空或特定的场景相匹配。因此,场景思维不仅与场景经济相关,也与移动时代的传播相关。对于移动时代的媒体来说,场景成为了继内容、形式、社交之后在传播中需要考虑的另一种核心要素。服务适配服务适配比信息适配的范围更广,手段更多样,满足的需求更多元,可以只是针对用户的某个特定活动提供単一化的服务,也可以通过了解他的行为逻辑与习惯来提供综合性的配套服务。服务适配,与020 (线上-线下服务)有着密切关联。尽管并非所有移动服务的提供都一定要伴随着线下的活动,但通过各种智能设备理解人们在线下的行为,将线上与线下的服务结合起来,将是未来移动服务应用的一个重要方向。在这样的服务适配的推动下,线上与线下空间融为一体的趋势将更为明显。 实例:打车类应用通过GPS等定位系统获得用户的实时位置,通过用户自己的设定或打车历史记录来推测用户的目的地,再通过位置来匹配最合适的司机,都体现了场景要素的应用。而随着这一应用的普及,司机和乘客两个方向的安全保障的需求也变得突出,分享行程、一键报警等功能的推出,也是对新需求的回应。未来在这一应用中可能还会出现向乘客推送沿途相关资讯,推荐目的地附近的购物、餐饮、娱乐设施等信息的功能。场景适配的对象场景适配的对象可以分为标准化适配和个性化适配两个方面。标准化适配,是对共性的理解与满足,即针对用户群体在一个特定场景中的普遍性、一般性需求,进行信息、服务等的提供,使不同的用户都可以获得这一场景中的基本满足。而个性化适配,则意味着对个性化场景要素的充分理理解及相关数据的获取与应用。场景的适配可以是迎合性的,也可以是诱导性的。诱导性的适配意味着对人们自己尚未意识到的需求的挖掘。四场景:移动平台的新入口移动平台往往集内容、关系与服务为一体,移动平台需要完成信息流与服务流的形成与组织。场景本身,可以成为信息组织、关系组织与服务组织的核心逻辑,可以成为信息-关系-服务等几者连接的纽带。进一步,场景本身可能成为移动平台的新入口。“关系信息流”、“时间信息流"与“空间信息流”“话题信息流”组织模式:围绕话题的关系来进行内容组织。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兴起后,以关系为纽带产生的“关系信息流“和以时间为线索组织的“时间信息流"模式也日渐普及。“空间信息流“: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上产生或者与某一特定空间有关的所有信息的汇聚。理解信息流的新模式,特别是空间信息流的影响,是寻找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内容架构方向的起点。场景也会成为关系流的一个新入口。今天的社交平台,多是以人们的现实关系为逻辑来组织的,但是,在很多社交应用中,已经出现了以空间或其他场景要素为基础建构社交关系的功能。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社交产品,继续发挥场景思维,通过场景来聚合人们的社交行为与社交关系。影响:移动传播带来的信息消费场景或社交场景的变化,并非都是在向着更人性、更友好的方向发展,甚至它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人的良好天性,破坏人与环境的友好关系,因此对于场景的开发与应用,也应该保持一定的警惕与节制,未来的移动服务提供商,未必是要将自己侵入到每一个场景中,某些时候场景分析的目标也许并非是渗透,而是“规避”。参考资料谢雪梅'石娇娇共享经济下消费者信任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2016 (10).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罗家德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吕本富,周军兰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和创新前景分析[J1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宋逸群,王玉海.共享经济的缘起、界定与影响[J].教学与研究,2016 (9).乔洪武,张江城.共享经济:经济伦理的一种新常态[J].天津社会科学,2016(2).马化腾分享经济将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 [EB/OL]董成惠.共享经济:理论与现实[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⑸周涛. 檀齐.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知识付费用户行为机理研究[J1现代情报,2017 蔡琪.社会化网络时代的粉丝经济模式[J].中国青年研究罗振宇.项建标玩转社群经济的三要素【J】商讯王新新,薛海波.论品牌社群研究的缘起、主要内容与方法[J]外国经济管理.2008林少龙,林月云,陈炳宏.虚拟品牌社群成员个人特质对品牌社群承诺的影响:社群发起形态的干扰角色[J].管理学报,金立印,虚拟品牌社群的价值维度对成员社群意识、忠诚度及行为倾向的影响[J]管理科学周志民,郑雅琴,张蕾.在线品牌社群成员关系如何促进品牌忠诚:基于强弱连带整合的视角[J]商业经济管理刘新,杨伟文虚拟品牌社群认同对品牌忠诚的影响[J],管理评论,2012 (8).胡泳.宋雨齐.社群经济与粉丝经济.中国图书评论杨玲.粉丝经济的三重面相[J].中国青年研究,胡岑岑.网络社区、狂热消费与免费劳动:近期粉丝文化研究的趋势.中国青年研究刘琛热.背景下版权价值全媒体开发策略.中国出版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斯考伯,伊斯宙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M],赵乾坤,周宝曜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英特尔.通过物联网和大数据实现个性化购物[EB/OL]

尧舜

没有一个新传考研er能逃过“打工人”这个梗!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今天,你打工了吗?近来“打工人”成了一个现象级热词,一句“早安,打工人!”成了最新的问候语,道尽无数卑微社畜的心声。其实“打工人”不仅是一句简单的自嘲,也具有强烈的亚文化气质,其广泛传播与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关。“打工人”梗究竟是如何走红的?折射出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又蕴含了哪些传播学的原理?今天我们就从这一热词出发,来带大家梳理一下符号(象征)互动论、狂欢理论、数字劳工等传播学中的热点话题。(大家在撰写新闻评论时也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案例引用哦!)相关知识点:符号(象征)互动论、狂欢理论、参与式文化、模因效应、数字劳工真题链接1.象征性社会互动理论(名词解释,广西大学 629,2020)2.符号(象征)互动论(名词解释,清华大学 862,2019;简答题,深圳大学 923,2020;简答题,中央民族大学 619,2020;简答题,中传新闻学 814,2020)3.象征互动理论(名词解释,陕师大 710,2019)4.为什么说一种文化是社会符号表意活动的总集合?请从新闻传播相关史论及实例角度进行分析阐述。(论述题,四川大学 636,2019)4.简述模因和模因的特点 (名词解释,北京大学 620,2019)5.简述数字劳工的内涵,相关研究议题及其社会、政治和文化影响(2020浙江大学,719,简答)一、作为符号的“打工人”1概念流变原始概念:“打工”一词最初诞生于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由中国香港传入内地,原是工薪阶层从事“受薪工作”的口语表达。概念的第一次流变:随着社会变迁与城镇化的发展,这一表达逐渐用以指代全国各地乡镇的部分剩余劳动力背井离乡到外地外省(经济发达地区)从事体力工作,并由此引申出“打工人”的说法。概念的第二次流变:社交媒体的发展及后现代文化语境泛化了“打工人”的概念,打破了社会不同劳动阶级的界限,加入了戏谑与自嘲的亚文化特征。传达出在高压社会里无论“精英”还是“社畜”,都要为生计奔忙的心酸。在概念的流变过程中,以表情包、打工人语录作为媒介的“打工人”概念实则具有社会文化的符号属性。2符号定义:符号是指用来指称或代表其他事物的象征物,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中介物,承载着交流双方向对方发出的信息。符号最基本的特征在于指说性,即符号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指说事物的标志。能指和所指:索绪尔将符号分为能指(用什么来代表)和所指(代表什么),能指又称意符,通常表现为声音或图像,能够引发人们对特定对象事物的概念联想。所指又称意指,即意符所指代或表述的对象事物的概念。此处“打工人”系列表情包及语录为符号的【能指】,背后衍生出的在深刻社会变革中的社会焦虑和工作压力为符号的【所指】。符号的基本功能:表述和理解功能;传达功能;思考功能3符号(象征)互动论概念: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也称象征性互动理论或符号互动主义,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把人看做具有象征行为的社会动物,把人的象征行为看作积极、创造性的过程,强调人与人之间通过传递象征符和意义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理论的提出与发展:符号互动论的先驱:库利指出社会是由个人和集体两方面构成的整体,社会意识和自我意识是无法分离的,并由此提出“镜中我”、“参照群体”等一系列重要概念。符号互动论的发展:米德关于“自我”的概念是其符号互动论的核心,即自我是“自然的我”(I)和“社会的我”(me)的统一,前者是个人的主体意识,后者是从周围观察到的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评价和角色期待,个体只有在于他者或社会的互动中才能体现鲜明的主我色彩。符号互动论的完善:布鲁默在《人与社会》中阐释符号互动论的基础就是一个群体中群体成员相互使用同一套表意符号,并且对此有着相同的符号解释。布鲁默认为符号互动论的核心问题是考察以符号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温馨提示:下次出现象征性互动理论或符号互动主义小伙伴们千万不要觉得陌生哦!二、“打工人”走红的原因探析时代与群体心理的双重背景关键词:风险社会、狂欢理论、参与式文化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社会: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理论。斯科特·拉什、贝克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对风险社会理论进一步加以阐释。学者秦志希、郭小平等指出,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前工 业社会的“外部风险”转变为“人造风险”。风险社会加剧不安全感:学者董扣燕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期,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竞争等人们社会生活的风险与日俱增并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新形态,加剧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关于【风险社会】的具体阐释可以看我们往期的这篇推送~《关于网络暴力,这篇论文给了满分答案》泛娱乐时代所塑造的狂欢精神狂欢理论:狂欢理论由巴赫金提出,狂欢理论的核心范畴包括“狂欢节”、“狂欢式”和“狂欢化”。巴赫金指出,狂欢精神“具有‘释放’的功能,是‘一种自由意识的突然放纵’,是‘压迫被移除的快感’”,大众在狂欢化生活中获得的是身心的一种暂时性释放。当前“全民打工人”氛围的塑造某种程度上也是狂欢精神的体现,打破了身份阶层的界限,让人们的情绪得以找到宣泄的出口。“狂欢式”的两大外在特征:全民性(狂欢节的本质特征)、仪式性Web2.0时代与参与式文化参与式文化: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utre)由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于1992年在《文化盗猎者》一书中提出,指以Web2.0网络为平台,以全体网民为主体,通过某种身份认同,以积极主动地创作媒介文本、传播媒介内容、加强网络交往为主要形式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自由、平等、公开、包容、共享的新型媒介文化样式。学者周荣庭、管华骥认为参与式文化具体包含以下四方面的含义:(1)对Web2.0网络技术有着天生的依赖性。新的技术媒介具有群体传播所没有的广泛性和协同性、具有组织传播所没有的平等性和直接性、具有大众传播所没有的迅捷性和离散性。(2)注重关系建立和身份认同。对关系的注重和对身份的认同塑造了参与式文化的原生交往形态,即人取代了信息重新成为网络的节点。(3)推崇个性化的媒介文本。创作富有个性的媒介文本是公民参与的基本前提, 也是参与式文化的基本要素。(4)强调集体智慧。发挥集体智慧,通过团队协作解决问题是参与式文化的基本架构。在这个架构中,每个人都作为知识链中的一环,以一种自发的协同机制深度参与到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中去。小Tips:参与式文化可与用户生产内容(UGC)的新闻生产模式进行联系传播机制:情绪传播推动模因复制关键词:情绪传播、模因效应情绪传播概念:情绪传播是当下传播学领域的一个分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情绪社会建构论认为,情绪是一种由社会创造、个人扮演的社会角色。虽然情绪角色建立在一种或多种生物性行为基础之上,但情绪的意义却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文化和语言是重要的建构力量。(强调情绪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社会文化和情绪的双向建构:社会建构论立足于情绪的社会性,强调社会文化对于情绪形成、表达和传播的影响,而情绪反过来也建构着社会文化。语言与情绪的关系:语言是建构情绪的重要手段,在情绪认知、表达等建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也在表意方面的独特优势,是人们理解和评价情绪等内在心理状态的先验工具。也有学者认为,情绪传播的核心为共鸣和认同,社交媒体平台的强、弱关系网为情绪传播提供了新场域,受众可表达个人情绪、沟通情感、获取反馈。模因(迷因)效应概念:1890年塔尔德提出:“模仿即社会。”1976年,英国行为生态学家道金斯将希腊语词根“Mimeme”缩略为“Meme”(模因)——将其作为文化基因的最小单位。模因论认为,人类社会存在像基因一样的文化传递的复制因子——模因,能够通过模仿进行自我复制并像病毒一般传播。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模因,网络则是语言模因的模仿、复制、传播的重要场域。模因论的核心观点:模因通过模仿的方式进行自我复制,为了实现自我复制并进而实现传播,其复制特性应具备三个明显特征:长寿性,多产性和复制的保真度。模因复制的四个阶段:模因复制先后要进过同化、保持、表达、传播( Heylighen,1998)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周而复始循环,构成模因的生命周期。强势模因的五个影响因素:模因环境、物质环境、基因环境、人类心理、模因内容(Distin,2005)网络语言作为模因对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的作用:(1)凝合效应:促进情绪整合,形成社会舆论。网络语言作为情绪知识载体,能够反过来再次为情绪传播推波助澜。个体情绪成为反映某一类社会现象的复合的、公共的社会情绪。(2)转移效应:推动情绪转化,疏导社会舆论。网络语言常通过拼贴、戏仿、意义的结合来创造新的词汇或赋予现有词汇新的意义。推动网络群体的情绪从深层的宣泄压力向表层的戏谑调侃转换,避免负面社会情绪积累到临界点引发过激行为。(3)沉淀效应:积累情绪氛围,建构社会文化。网络语言为大众文化注入了社会参与的基因。这种社会文化又会反过来指导和鼓励人们的社会情绪表达,创造新的语言符号,以维护人们经过社会协商所建立的社会价值体系。关于情绪传播的研究,学姐强烈推荐大家去看学者隋岩、李燕的《论网络语言对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的作用》以及学者曹进,靳琰的《网络强势语言模因传播力的学理阐释》!相信你会对情绪传播这一新兴领域以及模因论这一知识点有更多的认识~三、被工具化的“打工人”“打工人”概念的流变也反映出当前一种社会认知,即人的“工具”属性逐渐被开发了出来,人人都是打工人,人人都受制于资本和商业意识形态。提到工具属性和人的异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由此联想到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数字劳工”这一概念呢?异化理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异化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两者的从属性发生了颠倒,主体变为客体,客体控制或束缚主体,因此主体被客体异化,客体成为一种压制主体的力量。(异化的概念离不开资本的介入)数字劳工(digital labour)目前对于数字劳工的定义阐释最完整和最清晰的是福克斯的著作《数字劳动与马克思》,他指出“数字劳工是电子媒介生存、使用以及应用这样集体劳动力中的一部分, 他们不是一个确定的职业, 他们服务的产业定义了他们, 在这个产业中, 他们受资本的剥削。”数字劳工模糊了“工作”与“玩耍”的界限,也模糊了“生产”与“消费”的界限。互联网平台上的主要三种数字劳工:(1)互动社交平台上的内容生产与消费:依靠吸纳网民休闲时间与剩余劳动生产力的“众包”生产方式成为了当代中国互联网公司实现资本增值的重要途径。(2)游戏产业链中的廉价“玩工”:游戏与娱乐已被最大程度的劳动化与商品化,“玩家”成为推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数字劳工”。具体包括网络游戏中的普通玩家、“电竞玩家”与“金币农夫”。但后两者的劳动并没有受到社会制度与大众的承认与接纳。(3) 弹性雇佣制度下网络“写手”除了这些理论分析,“打工人”这一概念也是不错的【新闻评论】素材哦,这里学姐也为大家收集了几篇相关评论(戳标题即可点开)《“打工人”的痛点,你看到了吗?》《夜读|为何人人都爱自称“打工人”》《今天,我们都是倔强的“打工人”》本期的推送就到这里啦你是一个“打工人”吗?对于“打工人”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哦~本期参考文献:[1] 黄晓京.符号互动理论——库利、米德、布鲁默[J].国外社会科学,1984(12):56-59.[2] 林爱珺,张博.作为话语的表情包:网络表情包的符号消费与社会学反思[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08):35-40.[3] 秦志希,郭小平.论“风险社会”危机的跨文化传播[J].国际新闻界,2006(03):16-19+65.[4]董扣艳.“丧文化”现象与青年社会心态透视[J].中国青年研究,2017(11):23-28.[1][5]刘庆华.巴赫金狂欢理论视角下的微博现象[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5(02):133-135.[6]隋岩,李燕.论网络语言对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的作用[J].国际新闻界,2020,42(01):79-98.[7]曹进,靳琰.网络强势语言模因传播力的学理阐释[J].国际新闻界,2016,38(02):37-56.[8]吴鼎铭.网络“受众”的劳工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网络“受众”的产业地位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7,39(06):124-137.[9]汪金汉.“劳动”如何成为传播?——从“受众商品”到“数字劳工”的范式转变与理论逻辑[J].新闻界,2018(10):56-64. 编辑:奇亚籽主编:羽生生爱传播专注新传考研辅导多年,想得到更多新传前沿热点干货分享,可以关注我。

古之丧礼

研究分析“90后”人口特征:婚育年龄推迟、未婚比例高

近日,研究青年与青年社会发展问题的学术理论刊物《中国青年研究》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90后”人口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解析》的研究文章。该文署名作者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周宇香,属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规划课题“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基础数据研究”(项目编号:20GH06)的阶段性成果。文章使用普查、小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等数据,基于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的角度,从出生、教育、就业、婚育等生命历程演进过程出发,总结提炼“90后”在成长过程中的人口变化趋势及现阶段的人口特征,并探讨社会变迁对其人口特征的影响过程。研究发现:其一,在规模及基本人口结构上,“90后”规模在1.72亿-1.88亿之间,占总人口比重低于“80后”,且占比逐年降低;“90后”的性别比偏高程度及城镇化水平都高于“80后”;虽出生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时代,但政策的弹性使得独生子女特征并非“90后”的普遍属性。其二,在受教育方面,“90后”各级入学率和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80后”,但在其人口内部,存在一定的性别和城乡差异。其三,在就业方面,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推迟了“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同时提高了“90后”就业人口的文化程度。其四,在婚育特征上,推迟婚育年龄是“90后”的普遍属性,未婚人口比例高且未婚人口内部性别结构失衡严重,存在一定的男性婚姻挤压。文章指出,成长于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90后”的人口特征背后蕴藏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其生命历程演进过程中所表现的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产业转型、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流动、教育事业发展等整个社会转变过程息息相关,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变化过程。在作者看来,处于青年阶段的“90后”在教育、就业、婚育上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受教育程度的城乡二元结构、男性婚姻挤压现象较为严重等等,需要我们从其生命历程及社会变迁的角度把握“90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应的支持引导工作。刊发本文的期刊《中国青年研究》由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主办,创刊于1989年的学术理论月刊。该期刊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会刊,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等。而成立于1991年9月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是中国国家级专门从事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的学术机构。其主要职能包括:研究青少年现状与发展趋势、青少年工作与政策、青年运动史,编辑、出版青少年研究类学术刊物,为政府部门制订青少年法律、法规、政策和发展战略,为青少年工作机构决策和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理论依据和信息服务。【来源:中国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格义

透析斜杠青年现象:加这道斜杠,是对人生的郑重选择

“加这道斜杠,是我对人生的郑重选择”——透析“斜杠青年”现象【聚焦·“斜杠青年”】 白天,西装革履,言谈儒雅;下班后,背心短裤,热情奔放;闲暇时,化身写手,在自己的专栏更新文字。这是公司职员/健身教练/自由撰稿人成宇的日常。眼下,成宇这样的年轻人有一个很“潮”的标签——“斜杠青年”。“斜杠”(“/”),是最早由美国专栏作家麦瑞克·阿尔伯在《一个人/多重职业》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以指代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人。“斜杠”概念进入中国便与青年文化一拍即合,成为年轻群体的一种流行风尚与生活态度,风靡社交网络。“斜杠青年”,看上去似乎只是一个人身份的叠加,实则是经济社会变革和个体观念转变等多种因素产生的化学作用。这是一道摆在当代青年人面前的不定项选择题,大多数职场人都得填写答案。大环境赋予的多元选择身兼数职,在十年前或许为凤毛麟角的能者所专有,而现在的年轻人对此已司空见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988名18~35岁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2.3%的受访青年确认身边有“斜杠青年”。清研智库等机构发布的《2019年两栖青年金融需求调查研究》中显示,全国年轻群体中有主业的兼职者、创业者这类“两栖”“斜杠”青年已超8000万人,以80后至95前人群为主,高学历人群占据“两栖”青年的主流。“斜杠青年”怎么一下子多了起来?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斜杠青年’是社会开放、进步、变革的必然产物。现在我们良好的、开放的社会环境,使得青年人思想越来越开放,兴趣越来越广泛,选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种说法是,“斜杠青年”是新兴业态急速发展的产物。随着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美妆达人、付费咨询师、数字化管理师等新兴职业强势崛起,为多重职业者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运用,大大改变了生产组织形态,也解放了对工作场景的束缚。当一个人就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服务提供商时,“斜杠青年”便有了“生长的土壤”。西安小伙儿车虎是一名自由摄影师,他每个月有一半时间在拍摄,每个月平均下来能有2万元左右的收入。疫情期间,车虎的摄影订单受到影响,他选择加入斜杠一族,注册成为外卖骑手增加自己的收入。《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骑手拥有“多重身份”:26%的骑手同时是小微创业者,4%为兼职自媒体博主,骑手们还有可能是司机、白领等。当前,移动互联网平台的高速发展显著提高了临时性工作的分配效率,扩大了“打零工”的受众和规模,形成零工经济。从兼职送餐送货,到兼职做设计、写作、翻译、分享知识技能,众多像车虎一样的“斜杠青年”都在零工经济涌现。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现在新业态蓬勃发展,大概有1亿人就业。我们的零工经济也有2亿人就业。“斜杠青年”,是经济社会发展赋予的多元选择,同时反哺经济社会发展,为大环境注入年轻人的活力与气质。年青一代的自我实现“斜杠”,是大环境的映射,也是个体的选择。来自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还表明,一半以上的青年想成为“斜杠青年”,并认为这样可以高效利用时间,充实生活。可以说,“斜杠”是当代青年中的一种群体价值取向。小伍是一位具有十余年工作经验的地方电台主播,收入稳定,但现实的工作状况传递给他一个令自己很无奈的信息——自己上升空间有限。面对不明朗的职业前景,他不愿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于是他整合电台工作经验,发展了播音主持艺考教师一职。他说:“在台里的工作难有突破,得给自己多找路子。艺考老师,是把专业和事业融合的最好应对方式,缓解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压力。”常徕是湖南农业大学的一名青年辅导员,主抓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他也是一名戏剧导演、编剧。他在湖南农业大学发起成立了虹剧社,2011年曾带着学生参加在摩洛哥举行的丹吉尔国际大学生戏剧节,斩获三项大奖。常徕还自学了吉他,在音乐平台注册成为一名独家签约音乐人。“诗和远方可以与眼前的生活并存。”常徕认为多重职业的生活不是出于对自己本职工作的逃避,而是做加法,甚至做乘法。“斜杠青年”中有很多人的态度与小伍和常徕一样。来自“时代数据”的调查显示,渴望成为“斜杠青年”的三大原因是寻求额外收入、出于兴趣、自我投资与提升。可见,“斜杠”是年轻人关于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强调的是多元化的平衡,以及个性和潜能的探索,并鼓励将工作、生活和爱好进行更好地融合。《中国青年研究》杂志发表的一篇关于“斜杠青年”的研究分析了这一价值取向产生的背景:随着现代社会一部分结构化组织和稳定性规范被打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结构性失业出现,消解了青年就业人群的工作安全感。青年人也面临自我实现的困境,包括职业中产生的无力感、迷失的价值感和缺失的自我认同,这迫使他们重新寻找工作的意义。“斜杠”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人所追求的自我实现。研究指出,斜杠青年通过嵌入、表达、认同三种途径完成了自我实现:嵌入新的工作情境,从而消解风险社会和主职带来的无力感,获取正向能量;将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相融合,从而获得真实的自我价值表达;在斜杠工作中获得成就感,重新寻找到对自我和社会的意义,从而获得自我认同。“斜杠”是一种价值观,而非成功的方法论“斜杠”人生,看起来是鱼与熊掌可兼得,但不断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给年轻人敲警钟。“很多自称为‘斜杠青年’的人,这个学一下,那个看一下,表面上是在追求多元化的生活,其实是在盲目肤浅地通过急速变现获得成功。”女性撰稿人庞金玲在知乎专栏中写道。庞金玲认为,很多人只是看到了“斜杠青年”身上令人羡慕的控制感和成就感,却忽视了他们背后在个人品牌和技能上的钻研。有的人“斜杠”,是在了解自我之后,多维度精进成长的结果,而有的人的“斜杠”,是顾不好本职工作之外的身兼数职。不少人持相似的观点,认为“斜杠青年”容易沦为“兼职接活儿”,分散本该专注精进本职的时间,在工作8小时外也忙得半死、却事倍功半。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斜杠青年”和“兼职青年”的边界问题。事实上,“斜杠”作为对多重身份和职业者的代称,其本义是中性的。零工、兼职,都是“斜杠”的不同表现形式。“斜杠”与兼职无区别,而专注与兼顾有矛盾。社交媒体上的“斜杠”潮流,常常呈现为自由充实的多面手、追求理想的先行者,于是“斜杠青年”往往被赋予精英化、理想化的形象。但不该忽略的是,人的时间是有限的,选择经营多元身份,注定承担多种压力,并伴随“样样都会、样样不精”的风险。“斜杠”是一类青年的价值观,但不是青年成功、成才的方法论。“‘斜杠青年’的内核是积极探索多元的人生,让人生有更多选择。不论是不是‘斜杠’,都要慎重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居安思危,这是不冲突的。”成宇说。“事实上,不论你想成为一名‘斜杠青年’,还是一名超级专业人士,你都应该首先成为一名‘内核青年’——以内在驱动、自我比较以及内在评价为核心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忠于内心的抉择,过上更加富足与幸福的人生。”媒体人艾菲这样说。(本报记者 李丹阳)(来源:光明日报)

黑崎

“加这道斜杠,是我对人生的郑重选择”——透析“斜杠青年”现象

白天,西装革履,言谈儒雅;下班后,背心短裤,热情奔放;闲暇时,化身写手,在自己的专栏更新文字。这是公司职员/健身教练/自由撰稿人成宇的日常。眼下,成宇这样的年轻人有一个很“潮”的标签——“斜杠青年”。  “斜杠”(“/”),是最早由美国专栏作家麦瑞克·阿尔伯在《一个人/多重职业》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以指代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人。“斜杠”概念进入中国便与青年文化一拍即合,成为年轻群体的一种流行风尚与生活态度,风靡社交网络。“斜杠青年”,看上去似乎只是一个人身份的叠加,实则是经济社会变革和个体观念转变等多种因素产生的化学作用。这是一道摆在当代青年人面前的不定项选择题,大多数职场人都得填写答案。大环境赋予的多元选择身兼数职,在十年前或许为凤毛麟角的能者所专有,而现在的年轻人对此已司空见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988名18~35岁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2.3%的受访青年确认身边有“斜杠青年”。清研智库等机构发布的《2019年两栖青年金融需求调查研究》中显示,全国年轻群体中有主业的兼职者、创业者这类“两栖”“斜杠”青年已超8000万人,以80后至95前人群为主,高学历人群占据“两栖”青年的主流。“斜杠青年”怎么一下子多了起来?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斜杠青年’是社会开放、进步、变革的必然产物。现在我们良好的、开放的社会环境,使得青年人思想越来越开放,兴趣越来越广泛,选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种说法是,“斜杠青年”是新兴业态急速发展的产物。随着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美妆达人、付费咨询师、数字化管理师等新兴职业强势崛起,为多重职业者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运用,大大改变了生产组织形态,也解放了对工作场景的束缚。当一个人就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服务提供商时,“斜杠青年”便有了“生长的土壤”。西安小伙儿车虎是一名自由摄影师,他每个月有一半时间在拍摄,每个月平均下来能有2万元左右的收入。疫情期间,车虎的摄影订单受到影响,他选择加入斜杠一族,注册成为外卖骑手增加自己的收入。《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骑手拥有“多重身份”:26%的骑手同时是小微创业者,4%为兼职自媒体博主,骑手们还有可能是司机、白领等。当前,移动互联网平台的高速发展显著提高了临时性工作的分配效率,扩大了“打零工”的受众和规模,形成零工经济。从兼职送餐送货,到兼职做设计、写作、翻译、分享知识技能,众多像车虎一样的“斜杠青年”都在零工经济涌现。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现在新业态蓬勃发展,大概有1亿人就业。我们的零工经济也有2亿人就业。“斜杠青年”,是经济社会发展赋予的多元选择,同时反哺经济社会发展,为大环境注入年轻人的活力与气质。年青一代的自我实现“斜杠”,是大环境的映射,也是个体的选择。来自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还表明,一半以上的青年想成为“斜杠青年”,并认为这样可以高效利用时间,充实生活。可以说,“斜杠”是当代青年中的一种群体价值取向。小伍是一位具有十余年工作经验的地方电台主播,收入稳定,但现实的工作状况传递给他一个令自己很无奈的信息——自己上升空间有限。面对不明朗的职业前景,他不愿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于是他整合电台工作经验,发展了播音主持艺考教师一职。他说:“在台里的工作难有突破,得给自己多找路子。艺考老师,是把专业和事业融合的最好应对方式,缓解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压力。”常徕是湖南农业大学的一名青年辅导员,主抓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他也是一名戏剧导演、编剧。他在湖南农业大学发起成立了虹剧社,2011年曾带着学生参加在摩洛哥举行的丹吉尔国际大学生戏剧节,斩获三项大奖。常徕还自学了吉他,在音乐平台注册成为一名独家签约音乐人。“诗和远方可以与眼前的生活并存。”常徕认为多重职业的生活不是出于对自己本职工作的逃避,而是做加法,甚至做乘法。“斜杠青年”中有很多人的态度与小伍和常徕一样。来自“时代数据”的调查显示,渴望成为“斜杠青年”的三大原因是寻求额外收入、出于兴趣、自我投资与提升。可见,“斜杠”是年轻人关于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强调的是多元化的平衡,以及个性和潜能的探索,并鼓励将工作、生活和爱好进行更好地融合。《中国青年研究》杂志发表的一篇关于“斜杠青年”的研究分析了这一价值取向产生的背景:随着现代社会一部分结构化组织和稳定性规范被打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结构性失业出现,消解了青年就业人群的工作安全感。青年人也面临自我实现的困境,包括职业中产生的无力感、迷失的价值感和缺失的自我认同,这迫使他们重新寻找工作的意义。“斜杠”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人所追求的自我实现。研究指出,斜杠青年通过嵌入、表达、认同三种途径完成了自我实现:嵌入新的工作情境,从而消解风险社会和主职带来的无力感,获取正向能量;将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相融合,从而获得真实的自我价值表达;在斜杠工作中获得成就感,重新寻找到对自我和社会的意义,从而获得自我认同。“斜杠”是一种价值观,而非成功的方法论“斜杠”人生,看起来是鱼与熊掌可兼得,但不断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给年轻人敲警钟。“很多自称为‘斜杠青年’的人,这个学一下,那个看一下,表面上是在追求多元化的生活,其实是在盲目肤浅地通过急速变现获得成功。”女性撰稿人庞金玲在知乎专栏中写道。庞金玲认为,很多人只是看到了“斜杠青年”身上令人羡慕的控制感和成就感,却忽视了他们背后在个人品牌和技能上的钻研。有的人“斜杠”,是在了解自我之后,多维度精进成长的结果,而有的人的“斜杠”,是顾不好本职工作之外的身兼数职。不少人持相似的观点,认为“斜杠青年”容易沦为“兼职接活儿”,分散本该专注精进本职的时间,在工作8小时外也忙得半死、却事倍功半。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斜杠青年”和“兼职青年”的边界问题。事实上,“斜杠”作为对多重身份和职业者的代称,其本义是中性的。零工、兼职,都是“斜杠”的不同表现形式。“斜杠”与兼职无区别,而专注与兼顾有矛盾。社交媒体上的“斜杠”潮流,常常呈现为自由充实的多面手、追求理想的先行者,于是“斜杠青年”往往被赋予精英化、理想化的形象。但不该忽略的是,人的时间是有限的,选择经营多元身份,注定承担多种压力,并伴随“样样都会、样样不精”的风险。“斜杠”是一类青年的价值观,但不是青年成功、成才的方法论。“‘斜杠青年’的内核是积极探索多元的人生,让人生有更多选择。不论是不是‘斜杠’,都要慎重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居安思危,这是不冲突的。”成宇说。“事实上,不论你想成为一名‘斜杠青年’,还是一名超级专业人士,你都应该首先成为一名‘内核青年’——以内在驱动、自我比较以及内在评价为核心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忠于内心的抉择,过上更加富足与幸福的人生。”媒体人艾菲这样说。(记者 李丹阳)

过也

洞察00后消费观,发现商业机会

本文结合分类分析数据与生活现象,分析了00后的消费观以及对应的商业洞察。研究背景随着80后步入中年,90后走进佛系、走进家庭。在新互联网与智能科技浪潮下,00后以惊人的速度、1.5亿庞大的人群规模(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成为新一代的消费主力军。2018年第一批00后步入大学时代,意味着他们即将走向消费独立,经济独立。他们物质生活优越,有更高的消费力、更大的财务自主权、更多的主动选择权。“懂我”是00后消费者的核心需求。再牛的商家、再大的品牌也要放下身段,倾听他们的心声音,以求读 “懂” 年轻的消费者。商业已经进化到“消费者主权时代”。商业模式从“产品供应链” 走向 “顾客需求链”。商家不再是有什么产品就卖什么产品,而是要根据消费者的生活场景,结合科技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得00后者得天下,谁能读“懂”00后的消费偏好,谁能取得头部市场的地位。那么我们如何与这群新生代进行对话呢?透过00后的消费观,我们如何发现商业机会?如何提升产品营销转化?……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00后有哪些特征:00后是第一批互联网原住民。他们是在移动互联网,内容大爆炸的时代成长的,从小就接触了电脑、ipa、智能手机等各种科技产品。父母受教育的水平普遍较高,心态更加开放。在更加平等的家庭关系中,00后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因此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新消费观。如果说80后注重质量和价格,90后、95后追求好用、好玩、有趣,那么00后具有更强的个人意识和精神追求。他们个性彰显、敢于表达,注重生活价值,为喜欢买单,为个性买单,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00后眼中的自己00后男生的标签 数据来源腾讯00后女生的标签 数据来源腾讯很多00后觉得自己是迷茫、长不大的小孩。因为移动互联网信息大爆炸,年长的00后才刚刚成年。00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被外界影响,对未来缺乏掌控力。因此会有些疑惑、有些纠结,甚至会有无所适从的感觉,需要一定的引导。商业洞察知识服务、知识付费类的产品有比较大的潜在需求,可以帮助和引导他们。大多数00后喜欢阅读,对知识是渴望的。00后消费态度KOL的权威感降低,更相信真实用户反馈从调研报告中可以看出KOL(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在下降。00后渴望与同辈互动,与KOL相比,00 后更相信真实用户反馈。”自来水” “种草”这种来自普通用户自发性的传播更容易打动00后。他们认为KOL和粉丝的关系偏向于功利化,差别对待一些粉丝,让KOL的可信度在降低。商业洞察提供用户反馈渠道、交流社区,线上、线下全新体验场景等。让更多真实用户的声音为品牌代言,提升品牌的信任度,增加品牌与消费者情感黏性。利用娱乐化的活动场景与消费一起“嗨”,促进用户与用户互动,用户与品牌互动,达到同频共振的效果。案例:网易有道校园外语歌手大赛-音乐Zao世界校园娱乐新玩法,通过线下场景,用音乐连接多种语言文化,为大学生们提供实现音乐梦想舞台的新体验,把用户与品牌进行新连接。音乐比赛(场景)+网易有道词典(产品)+00后(用户)=新体验渴望同辈的归属感00后是彻底独生的一代,渴望圈层的认同。00后多了自主自立,少了过度依赖。原生家庭不仅是温暖的港湾,还是资源的来源。他们较早拥有成熟的心智。正出于这种孤独和早熟的碰撞,00后渴求和同龄人有更多的互动,展示自己。对于各种社交平台的应用得心应手,热衷于短视频社交圈。他们以兴趣为导向形成社交圈,社交圈层化,并追求兴趣的多元化。喜欢新鲜、有趣的内容吸引,并善于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内容,乐于社交互动,喜欢分享。商业洞察随着智能机器人、AI(人工智能)、VR(虚拟现实)、AR(混合现实)的迭代升级和5G的商用,将会有更多新物种诞生。2020年5G的商用普及后,物联网时代就正式开启了。00后从小就享受了科技的红利,追求体验智能购物场景。因此商家要通过 线上+线下+社交+视频(抖音或快手)等各种渠道,为用户制造生活、社交、娱乐等方面的场景化设计。为用户提供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满足00后“体验与社交”的隐性需求。这样会大大提升00后用户的场景代入好感。未来的商业都将具备“社交”“交易”“服务”三项, 服务”+“社交”+“交易”三位一体。未来消费者不仅是生产参与者,同时还是消费商。拥有消费者和经营者双重身份,既是产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又是推广者和经销商。无须业绩考核和商业库存,采用“自用+分享”模式,帮助品牌向有需求的好友做宣传推广,从而实现“自购省钱,推广赚钱”的新商业模式。案例:可乐数字瓶身,AR技术增添消费乐趣可口可乐与QQ浏览器基于AR和LBS技术推出“猜密语”合作。扫描可乐瓶身,可发布密语与陌生网友分享互动,获取定制密语瓶,或通过猜迷语来集齐鹿晗的声音碎片获得明量签名福利。朋友间多了一种交流方式:“通关密语”“今天星期五”感觉上班or上学特别有动力;被夸奖赏识,送你一瓶“666”;为了KPI或学校考试,我们一起来“握拳”努力;聚会了,那就不得不“碰杯”欢庆啦!案例:网易云音乐“云村”社交功能网易云音乐抓住了00后渴望与同龄互动的社交特质,将”云村”社交功能添加到了APP的应用上,迎合了00后的喜好,符合00后对于音乐软件的期待。当音乐加入了社交的成分,它使用的场景当然也不会局限于音乐领域,增加使用频率。喜欢个性创意产品00后是在自由、鼓励创新教育下成长的一代。 他们追求个性、敢于尝试各种新奇富有创意的产品或服务,喜欢有情怀有故事的品牌。他们在选择产品时,更倾向于自身的视觉感官所带来的体验。同质化的产品很难让00后买单。00后也是最难维持用户粘性的群体,容易消费漂移。商业洞察产品的价值30%来自功能本身,70%来自精神层面的感受。给消费者提供个性化产品、在精神满足层面,提供好玩有趣的新场景化体验,结合科技提供AR、VR等科技叠加场景体验。通过场景体验,放大了产品价值,吸引了客流,获得高口碑,引发免费传播,为品牌构建了核心竞争力。案例:小度智能音箱Play小度智能音箱Play以“声”代“手”的语音交互方式给用户带来全新的体验。语音呼叫即可实现语音通话、智能家居设备摇控。在AI能力上,具备全球首创DLNA智能投屏功能。只需语音唤醒就可以实现“音箱秒变电视机”,将视频投屏到电视上。其次,小度智能音箱Play青春版除了能够理解“基操勿6皆坐”、“大触”这样的00后专属黑话。与主人的对话过程还会时不时地“互怼”。就如同00后的生活态度一样,不甘平凡、拒绝妥协!小度智能音箱Play对00后“年轻”有着深刻的理解,与众不同的潮流外观,个性的内容表达,是青春而不平凡的00后专属科技潮玩。案例2:答案奶茶一杯具有表白、测试、圆梦、解惑等功能,可占卜的奶茶。别出心裁的“答案”设计满足当代年轻人追求新鲜、刺激、时尚等潮流元素的消费习惯。利用年轻消费者的猎奇心理,以一问一答的奇妙解忧方式提供心理安慰和消遣负面情绪的体验。 买一杯奶茶,写上自己的问题,当奶茶做好端上,揭开茶盖就有答案。这是答案奶茶利用AI智能结合奶盖茶打印技术,以爆红的“答案+茶”新玩法,趣味、神秘的新体验提供需求甜点,好玩有趣,引发免费传播。一杯会说话的茶,答案在茶里,表达的话自然也能出现在茶里。借茶发声为羞于表达的消费者“代言”,为表情达意困难的人而设计。案例3:星巴克的萌系创意—猫爪杯猫爪杯是星巴克于2019年2月26日在门店发售的一款限量粉色猫爪双层玻璃杯。因杯子的造型独特,且数量有限,成了00后疯抢的对象。出售当天火爆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网友连夜排队,开门 2 分钟遭哄抢,更有人争到面红耳赤,大打出手!售价 199 元的猫爪杯竟然被炒到 1500 元!网友直呼:低估了00后的购买力。国潮品牌意识强烈对潮流的敏感,喜爱潮流、个性张扬的传统文化。汉服、唐文化之类对他们来说,非常有意思。00后在垂直领域的爱好则更加细分。单在“古风”这个领域,便可进一步细分为汉服圈、古文圈、古典音乐圈等等。商业洞察国潮是结合现代潮流的元素对中国风进行全新的诠释,是00后潮流、个性的表达。极强的专属性消费升级,从单纯的商品购买提升至体验式消费,全业态服务。从品牌认可到自我参与感的转变,00后希望通过消费的品牌和购物的场所来表达“我是谁”。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付费00后的课业负担更重了。根据《中国青年研究》的数据显示,00后的课外补习时间是90后的三倍。62%的00后表示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投入很多时间和金钱。在有限的时间里,他们对于个性的追求反而愈发狂热,执着于通过互联网资源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并对此深入挖掘。无论是通过短视频学习舞蹈,还是通过嘻哈节目学习说唱。他们的热爱更多出于自发,并且愿意为爱好付出时间和零花钱。商业洞察00后的爱好的垂直细分,倾向领域深度,创新表达自己。喜欢垂直专业领域的优秀品牌。垂直领域+创新或来点不同维度特质的混搭似乎才能收割00后的注意力。00后的消费会往小众化与圈层化发展。不同圈层的00后差异较大,因此人群更细分才能做到精准营销。灵机文化设计中心总监,精深UI/UED设计16年,9年28人+团队管理经验、4年设计总监经验,担任过多家企业设计总监。热爱设计、较强的产品思维、商业思维,持续学习并输出新的设计理念和新的管理方法。本文由 @吴玉玲 原创发布于人人都是产品经理,未经作者许可,禁止转载。题图来自Unsplash,基于CC0协议。

六柄

谭建光:学党史与青年志愿者成长微讲义之一

党的伟大历程与青年志愿服务发展谭建光最近,配合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共青团部署开展全团“学党史、强信仰、跟党走”的学习教育。青年志愿者要通过学习了解党史知识,传承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社会文明进步和人民美好生活作出贡献。我们配合党史学习教育,编写微讲义,提供青年志愿者学习分享。本系列共分三讲,敬请期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100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革命和奋斗,经历了追求翻身解放、追求发展繁荣、追求文明进步、追求美好生活的伟大历史进程。广大青年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人群,其中青年志愿者是发挥爱心热情,促进社会进步与人民幸福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坚持围绕大局、服务社会需求、突出青年特色,深化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组织引导广大青年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1]鼓励广大青年志愿者在新时代做出贡献,服务人民,共同建设美好幸福的生活。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指出,“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2]这些叮咛和嘱托,激励青年党员志愿者传承理想信念,与广大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不懈努力。回顾百年历程,党的宗旨、理念、目标激励青年献身革命事业、服务广大人民。青年从参加“义勇军”“突击队”到“学雷锋小组”“志愿服务队”,为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奋勇向前、勇当先锋。在研究“改革开放40年与青年志愿服务发展” [3]“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青年志愿服务发展” [4]等系列课题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收集资料、分析研判,探讨中国共产党100年伟大历程对青年志愿服务的引领作用、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就是为着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着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不断探索前进、不断努力奋斗。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不怕牺牲、敢于奉献,勇敢创造、建功立业,在革命、建设与志愿服务等方面积极参与、做出贡献。李景田在《深入研究党的执政历史,科学把握党的执政规律》中分析,“考察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这样一个艰辛而辉煌的伟大历程,充分证明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贯穿于党的领导的全部实践活动中,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进程中。” [5]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保证,也是青年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保证。01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与青年的英勇奉献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一代的奉献精神及其志愿行动主要围绕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目标,不断做出努力、不断探索前进。毛泽东同志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的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6]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这一时期就体现为不怕牺牲、英勇献身的精神,青年的志愿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通过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获得充分的体现,就是从抽象的“博爱”转变为“爱憎分明”,培养和坚定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热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的仇恨。这样的思想和情感,激励着先进青年、热血青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志愿奉献青春。从大革命时期的积极参与工人罢工,争取权利,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深入农村,帮助农民勇敢斗争,从抗战时期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国家和人民,到解放战争时期全面发动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革命战争年代的青年党员、青年团员、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为了革命事业甘冒生命危险、勇于赴汤蹈火。革命年代的优秀青年党员、青年团员,正是当今青年志愿者的先驱和榜样。02党领导的新中国建设与青年的义务劳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青年义务劳动”“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建设热潮中,广大团员青年充分展现出志愿奉献、无偿服务的精神。在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中,青年志愿精神和志愿服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各项革命事业中志愿奉献、争当先锋。如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加班加点生产军需物资支援前线。在土地改革中志愿报名参加工作队,为农民丈量土地、核对资产。在“扫盲运动”中志愿支教,深入山区农村,为广大农民义务授课和辅导等等;二是组织各类“青年突击队”,围绕国家重点工程和“急难新重”任务勇于探索、攻坚克难;三是热情高涨地参加“青年志愿垦荒队”等,深入山区和边疆开荒种粮;四是通过志愿服务,关心人民疾苦,提供关爱帮助。包括“青年医疗队”深入边远山区义诊治疗,“青年工匠”义务帮助贫苦村民修缮房屋等等。当时的青年志愿服务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点:“党号召什么,青年就做什么”;“人民需要什么,青年就做什么。”这种奉献精神、互助精神的集大成者,就是形成广大青年“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社会运动。毛泽东同志向全社会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时,青年一代是响应最快、活动最多、影响最大的。“在学习雷锋活动中,团中央具体提出了学习雷锋的5个方面:一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立场;二是自觉服从祖国需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三是关心同志、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四是坚忍不拔、勇于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五是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模范完成工作任务。”[7]团员青年“向雷锋同志学习”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到革命工作热情的提高等方方面面,其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助人为乐”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体现了青年的志愿精神和服务热情。为此,“学雷锋、做好事”成为20世纪60年代兴起延续到新时期、新时代的社会风尚。学雷锋志愿服务成为一代代青年志愿奉献、爱心助人的强大动力。03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与青年的友爱互助“文革”结束后,党领导广大人民拨乱反正,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青年一代成为改革尖兵、开放先锋,争当“新长征突击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不断探索创新。一方面,积极投身经济改革,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在农村联产承包制、企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中作出贡献;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学雷锋、做好事”在新时期的发展,掀起青年志愿者行动热潮,并且带动全社会志愿服务的发展繁荣。回顾当代中国志愿服务的源流,有两条线索值得关注。一个是北京、天津为代表的“北方特色”,传承“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精神,适应改革开放时代要求,创造“综合包户”志愿服务(北京大栅栏)和 “社区志愿服务”(天津朝阳里)的经验;另一个是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南方特色”,引进和借鉴外国及港澳地区经验,并纳入“学雷锋、做好事”的潮流,创造“手拉手”志愿热线(广州)和依法登记注册社团“义工联”(深圳)等。在这些成功经验的启迪下,1993年共青团中央发起“青年志愿者行动”。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不仅经济要搞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8]青年志愿服务正是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利益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积极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城乡社会生活中的友善互助,为人民群众提供关爱和帮助。改革开放新时期,青年志愿者行动不断发展壮大,“大学生志愿者西部计划服务项目”“青年志愿者关爱农民工子女服务项目”“青年志愿者援外服务项目”“青年志愿者大型国际赛会服务项目”“青年志愿者阳光助残服务项目”“青年志愿者保护母亲河服务项目”“青年志愿者青春暖流服务项目”等等,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明建设注入新元素、新魅力,让人民群众在经济生活改善的同时,充分感受社会的友爱和温暖。特别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志愿服务迅速发展,千百万青年志愿者投身灾区救援和安置服务、投身募捐和运送服务,为帮助灾区群众解决困难献爱心、做奉献。同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招募志愿者,百万青年争相报名。青年志愿者在赛会服务、城市服务中展现中国友爱和热情,以“北京欢迎你”“微笑北京”向世界传递中国青年的志愿服务精神。04党领导的新时代发展与青年的服务成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党中央领导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奋斗。青年志愿服务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新贡献。一方面,青年志愿者要在社会治理、文明实践、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美丽乡村等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创新创造特点,探索服务社会和帮助群众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青年志愿者要在服务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成长,通过志愿服务的体验和实践,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并在志愿服务中拓展社会视野、掌握知识技能,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最重要的是将青年服务社会,与青年在志愿服务中成长相结合,从而达到‘服务与成长’的双向效果。” [9]事实上,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的志愿服务中,青年积极参与、大胆探索,为城乡社区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同时更多掌握城乡社区情况,贴近城乡群众生活,逐渐成为新时代基层建设的优秀人才。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中,青年率先行动、大胆创新,探索运用生动活泼、新颖有趣的方式方法传播新思想、新政策、新措施,让城乡社区的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掌握勤劳致富途径,逐渐成为城乡群众的“知心人”。在脱贫攻坚志愿服务中,青年深入山区农村,走进困难群众,提供关爱帮助、改善生活状况,逐渐成为群众心目中的“热心人”。在新时代的志愿服务发展过程,青年不断探索“传播新思想有魅力、开展新服务有活力、创造新生活有动力”的有效途径,把面向城乡社区、面向广大群众宣传普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工作,与贴近群众、提供关爱、解决困难、改善生活的志愿服务有机结合,让城乡群众在获得志愿服务的同时,感受到党的关爱和温暖,对新时代充满感情、充满希望。尤其是在2020年防控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落实到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各项工作之中。青年志愿者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做“逆行者”为医院救治提供服务,做“摆渡人”为运送医疗物资提供服务,做“守护人”在公共交通和社区关卡提供检测服务,为遏止疫情蔓延,保障人民健康与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既是一个充满机遇、充满激励的时代,也是具有挑战风险,需要青年经历锻练而成长的时代。青年志愿者作为主动参与关爱服务、主动参与社会奉献的群体,就在付出的过程中不断充实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素质、健全人格,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5.[2]略[3]谭建光.中国志愿服务:从青年到社会——改革开放40年青年志愿服务的价值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8(4):28.[4][9]谭建光.中国青年志愿服务的发展方向——新中国70年青年志愿服务回顾与展望[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2):102.107.[5]李景田.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第一卷1921-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9.[7]李玉琦.中国共青团史稿[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250.[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8.133.来源:社志会

惠施多方

研究分析“90后”人口特征:婚育年龄推迟、未婚比例高

近日,研究青年与青年社会发展问题的学术理论刊物《中国青年研究》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90后”人口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解析》的研究文章。该文署名作者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周宇香,属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规划课题“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基础数据研究”(项目编号:20GH06)的阶段性成果。文章使用普查、小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等数据,基于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的角度,从出生、教育、就业、婚育等生命历程演进过程出发,总结提炼“90后”在成长过程中的人口变化趋势及现阶段的人口特征,并探讨社会变迁对其人口特征的影响过程。研究发现:其一,在规模及基本人口结构上,“90后”规模在1.72亿-1.88亿之间,占总人口比重低于“80后”,且占比逐年降低;“90后”的性别比偏高程度及城镇化水平都高于“80后”;虽出生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时代,但政策的弹性使得独生子女特征并非“90后”的普遍属性。其二,在受教育方面,“90后”各级入学率和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80后”,但在其人口内部,存在一定的性别和城乡差异。其三,在就业方面,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推迟了“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同时提高了“90后”就业人口的文化程度。其四,在婚育特征上,推迟婚育年龄是“90后”的普遍属性,未婚人口比例高且未婚人口内部性别结构失衡严重,存在一定的男性婚姻挤压。文章指出,成长于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90后”的人口特征背后蕴藏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其生命历程演进过程中所表现的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产业转型、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流动、教育事业发展等整个社会转变过程息息相关,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变化过程。在作者看来,处于青年阶段的“90后”在教育、就业、婚育上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受教育程度的城乡二元结构、男性婚姻挤压现象较为严重等等,需要我们从其生命历程及社会变迁的角度把握“90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应的支持引导工作。刊发本文的期刊《中国青年研究》由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主办,创刊于1989年的学术理论月刊。该期刊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会刊,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等。而成立于1991年9月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是中国国家级专门从事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的学术机构。其主要职能包括:研究青少年现状与发展趋势、青少年工作与政策、青年运动史,编辑、出版青少年研究类学术刊物,为政府部门制订青少年法律、法规、政策和发展战略,为青少年工作机构决策和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理论依据和信息服务。【来源:中国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