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论哲学研究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与《老子》乙本。图片来源：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与《老子》乙本。图片来源：湖南省博物馆“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于20世纪初，奠基人是王国维、胡适、冯友兰等。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创过程中的里程碑。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范式，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新儒家学者则多以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中国哲学书写的参考与比较对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转变，无论是学科的研究对象（例如中国哲学学科长期以来对经学的漠视态度有所改观），还是研究方法论（西方现象学、经典诠释学等），都呈现蓬勃发展与多样化的景象。尤其是一大批新生代学者的出现，标志着学科转型的人才基础十分深厚。以下就近几十年回暖或兴起的几大领域为例，略作述评。中国哲学与当代社会通常所谓“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是作为学科建制与知识层面的概念，但是“中国哲学”作为意义世界具有其本身的价值，如“五常”“天人合一”等理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研究者都改变了将传统与现代化决然对立的研究方法，重视对传统哲学资源的挖掘与评价。21世纪初以来围绕“亲亲相隐”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就很有意义。从学术的层面来看，这场论争一方面厘清了学界对“亲亲相隐”的误解，另一方面促使大家更为全面辩证地认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进而创造性阐释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对公德和私德的界定、亲亲相隐与人权学说的沟通、人情与法理的关系等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场论争可以视为20世纪以来传统与现代关系之争的继续，只是争论聚焦于“亲亲相隐”这一具体问题。出土简帛与中国哲学研究王国维先生提倡“二重证据法”，即地下资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20世纪70年代出土了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等，90年代发现了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及至21世纪初，2008年的清华简、2009年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资料，对中国哲学等诸多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中国哲学史研究而言，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研究与先秦、秦汉诸子学研究等领域。就经学而言，出土文献中涉及《周易》《诗经》《礼经》《书经》的材料较多，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就诸子学研究而言，不同的简帛本《老子》《五行》《性自命出》等，以及兵书等新材料的发现，大大推进了先秦道家、儒家与兵家等领域的研究，海外中国学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积极成果。佛教与道教研究20世纪60年代吕澂等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以及任继愈领衔、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80年代编写的《中国佛教史》（前三卷）都是有影响力的佛教研究成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佛教史研究逐渐呈现地域化、专题化倾向，在禅宗、天台宗等领域取得了诸多突破。受到西方现象学等比较思想的方法论启发，唯识学研究近年来重新得到关注。中国佛教文献极为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标志性的佛教典籍整理有《中华大藏经》（1994年）以及《敦煌佛教经录辑校》（1997年）等。道教史研究与道教典籍资料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汤一介主编的《道书集成》（1999年），包含了《道藏》全部，并新增诸多散佚的珍本；李德范编辑的《敦煌道藏》（1999年）影印了大量道教相关文献的图版，极大方便了学者对敦煌道经的使用。宋明理学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宋明理学开始得到客观评价与进一步重视。1981年在杭州召开了首次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宋明理学研究进入复苏时期；而2018年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宋明理学国际论坛，以及吴震主持的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则展现了大陆宋明理学研究的新气象。宋明理学文献整理方面，中华书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理学丛书》，收录宋明主要理学家的著作；朱杰人主持《朱子全书》（2002年）二十七卷本出版；王阳明的著作多有遗散，在历经海内外学人三十余年努力之后，阳明文献的辑佚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王阳明全集》（新编本，2011年）收录了三十余万字的佚文。研究方面，学者的关注对象逐渐从“程朱陆王”等一线大思想家转向程门后学、朱子后学与阳明后学；陈来、杨国荣等学者引入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方法分析阳明学，出现了诸多比较哲学性质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以朱熹思想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对17世纪之后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黄俊杰等为代表的“东亚儒学”研究，为打破中国哲学“一国史观”的学术壁垒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代新儒家及其研究现代新儒家主要指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与借鉴西方哲学理论、以促进儒学的“现代性转化”的哲学思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逐渐受到关注，相应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起来。如：1986年“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其成果为方克立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1989年），之后对新儒家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05年，武汉大学主办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成果作为《人文论丛》2006年卷出版，共134万字；《熊十力全集》《梁漱溟全集》《马一浮集》等代表性人物著作出版；对具体人物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多具有一定水准的成果。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界坚持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二三十年来，解释学与现象学的方法被引入中国哲学史研究，值得重视的有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汤一介的中国解释学，黄俊杰以孟子诠释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与东亚经典的诠释学，李明辉的康德与儒学的互释，刘笑敢的“反向格义”说，等等。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离不开“理解与批判”“继承与原创”“传统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批判，不能进行不相干的外在批评，而应在全面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建设性批评；原创、创新，不能标新立异、剑走偏锋，而应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开拓与扬弃。“中国哲学（史）”是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确立起来的一个概念，中国哲学学科自创立之初，无论是对“哲学”概念的界定和理解，还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无不受到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而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国学热”的兴起，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强调文化自觉和学科自主性，有的学者甚至提倡完全抛弃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以一种纯粹中国化的叙事方式来诠释传统的中国思想。笔者以为，未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发展，需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只有坚持民族主体性原则，与当代西方哲学积极对话，中国哲学才能真正彰显其特殊性与当代意义。（作者：郭齐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500年出土之哲学文献与中国哲学史”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陈晓杰，系武汉大学讲师）

如何写出有“中国气派”的哲学史来，是建构“中国哲学史”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其中存在多方面的内在关系，亟待解决。在当代的中国哲学史家中，郭齐勇先生可能是对此最具自觉意识者。郭先生自觉继承了武汉大学萧萐父先生编撰《中国哲学史》的传统，对重写“中国哲学史”倾注了巨大的心力。他主编或独著了多种《中国哲学史》，并作为教材在高校被广泛使用。日前，他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名家专题精讲”丛书中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十讲》。令人振奋的是，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由他主编的学术版多卷《中国哲学史》也即将面世。我们从他新近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十讲》中颇能了解他如何通过协调哲学领域的诸多关系，来建构“中国哲学史”。磅礴细致本书的主体，是作者多年来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论文10篇和附录2篇。这些论文采取的视角或宏观或微观，可谓树木与森林互见。有些篇章从宏观角度来论述整个中国哲学史的某方面思想，但从所论专题和使用的材料来看，又是具体而微的；有些篇章从微观个案具体分析某部经典或某家某派思想，但是从所论思想之广度而言，又是宏观的。作者在作微观论述时，时时有一个哲学史的宏观视野，随机点明。比如，作者认为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不仅是庄学、道家，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哲学的中心观念之一”。在论述庄子关于道无所不在，“道”内在于一切物之中的思想时，作者进一步从宏观哲学史的角度点明其意义，认为“这实际上是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的滥觞”。在作宏观论述时，也同样能够贯通于微观领域。比如从宏观上论述中国哲学史上的非实体思想，体现于“五行”“阴阳”“气”“道”等几个非常具体的原型观念中。如此一来，此书大气磅礴又细致而微，相涵相摄，圆融无碍。文道并举一百年来，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等范式使中国哲学失去了自身的问题意识。而郭齐勇先生则始终以十分清晰的问题意识在研究和撰写中国哲学史。从本书中，可见郭齐勇先生的问题意识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国哲学内容上的问题意识，二是哲学史方法论上的问题意识。前者是指要了解中国哲学到底谈了哪些问题。如不了解，对中国哲学史的认知会淹没在无边无际的材料中。作者在本书的《小引》开篇就问：“中国哲学讨论了什么问题或课题？问题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问题意识？”接着他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与问题，围绕着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关系而展开。具体有若干向度：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问题；二是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即宇宙论，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属社会伦理关系范畴；四是性与天道、身与心，心性情才的关系问题；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六是古今关系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即司马迁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除内容外，郭齐勇先生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也有着十分坚实的学理基础和开阔视野。他在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多重取径、前景与限制等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以及“内在的批评与思想的训练”等多种颇富创造性的方法论观点。他总结，自己的方法“是一种‘谦虚’的方法”，并把“谦虚”理解为“‘同情的’‘客观的’理解，或‘以继承为前提的创新’‘弱势或软性的诠释’等，不仅是态度，而且是方法”。所谓“同情的理解”也即陈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这是一种“客观的理解”，“以继承为前提的创新”“弱势或软性的诠释”。如此理解古人的思想，才有可能真正继承古人的智慧并加以创新和发展。会通中西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原本是在西方哲学的刺激下，依傍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对此，创立中国哲学学科、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先驱们都有明确意识。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此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到底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直到21世纪初还在争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实际上，中国哲学学科发展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不会通中西，是没有出路的。郭齐勇先生指出，“百年来，在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不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但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并不意味着以西方哲学来裁剪中国哲学，也不意味着失去中国哲学的主体性。郭齐勇先生一方面特别重视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和会通，另一方面又特别重视对中国哲学之特殊性的研究和揭示。两者之间看似有距离，实则深度一致。因为对话和会通必须在两个平等主体之间进行，如果没有自身的特殊性，就不能成为平等对话的一方。他对中国哲学特殊性的思考，特别体现在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概括上，而且注重这种概括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例如，他从西方政治正义的视角来看待儒家，注重中国哲学研究中经典诠释方法学的展开。这是一种避免以偏概全、避免僵化的理解。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多一个角度的概括，就能使中西哲学之间多一层交流和会通，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更好地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甚至揭示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对世界哲学的贡献。思接古今以现代的视角来理解传统哲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是郭齐勇先生治中国哲学史的又一大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直接回应现实社会人生存在的问题。郭齐勇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哲学研究存在七大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就是“现实向度不够”，并且期待中国哲学能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的智慧能参与现代化，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他提出，“现实向度”不仅仅意味着以现代视角进行研究，而它本来就是传统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哲学家看来，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照样可以超脱解放，把精神向上提升。超越的理想要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实现。”除了回应现实，他还积极从正面阐发和推动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讨论儒家政治哲学及其正义论时，郭齐勇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中(包含观念、制度、实践、民俗诸层面)的许多遗产，值得人们认真地思考与创造性转化”，在介绍《礼记·王制》中的有关理念与制度安排时，作者特别指出其中很多制度是“极有人性化的制度”，还“涉及今天所谓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这些资源至今还有进一步作创造性转化的价值与意义”。郭齐勇先生常谦称“守先待后”。他守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精神和命脉。而真正的“守”并不那么容易，必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体会其精神，并在现代社会延续其命脉，才是真正的“守”。中国哲学史，自20世纪20年代前后诞生以来，已有一百年历史了。先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冯契、萧萐父、汤一介等，都写下了自身对中国哲学的著述。郭齐勇的新作，又为中国哲学的探讨与诠释，提供了一些新思。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后之学者，通过研读先贤的著作，深入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传统，自觉传承中华文化的慧命。中华文化必定生生不息。文/陈仁仁(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来源/光明日报内容来自光明日报

生活中我们经常说，谁谁有自己的处世哲学，或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学，但是哲学究竟是做什么呢？或者我们所说的哲学，它究竟研究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你口中所说的那种生活鸡汤式或唯我唯利的哲学呢？下面是我个人的小看法，一起和大家分享下。对于哲学，古希腊是肯定要说的，因为古希腊哲学出现的很早，也很健全，其出现的时间和学说的精度完全可以和中国的诸子百家时期媲美。那时的哲人对哲学的定义是爱智慧，认为哲学主要是用来分析世界的构成的，还有就是物质中的那些元素，比如水、火、空气、宇宙、雷电、星空等，基本研究的是一种绝对，一种形而上，一个隶属无限的理念世界。古希腊哲学的英明之处在于，他们对这种形而上或无限的研究不仅通过想象，更通过论证和实验得出。这就厉害了，几乎一下子就打开了自然科学的强力之门。而中国那时候，很少有真正伟大的哲人去发展这块，可以说，那时期的中国哲学，在自然科学和分析哲学领域，几乎是片空白。古希腊哲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刚开始是通过想象星空，想象宇宙中奇妙的事物，想象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来开展他们的哲学构思的，后来，相对想象，更为严格、精准以及要求实证和逻辑的成分被加入。他们论证数字，从0到无穷，产生了最早的数字学，也就是后来的数学；论证图形和线条的规律，产生了最早的几何学；探讨形而上的宇宙产生根源，产生了最早的宇宙本源说；后来，苏格拉底出现，他用无数生活中的实例，论证和探讨了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这种把科学实证精神和哲学沉思精神相结合的现象一直持续到基督教出现才变得逐渐微弱，由于宗教的威权，他们把哥白尼烧死，把伽利略审判，还把一个女数学家很残忍的杀害，这些事件导致科学和哲学的逐渐背离，完美的结合消失了，代替哲学的是神学，是基督教的大一统。但是西方社会并没有把这种讲究论证的方法丢弃，到了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他们捡起了这种方法，通过它论证上帝的存在、上帝对人的生活的影响，以及上帝如何是无限和全能的，中世纪的几位大哲学家和神学家无不如此，比如马背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神学家波埃修。这些人中有的甚至穷其一生，就为了论证上帝的存在是合理的，人性的。即便到后来的加尔文教派，其哲学内核也不出其右。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上帝，它的任务和重心都是围绕着上帝而展开。甚至到近代，斯宾诺莎的哲学思维也是如此，尽管他当时所处的年代，科学的种子已经开始遍地发言，有些科学技术已经被很成熟的应用，很多人选择了相信无神论，但他依然坚持用自己的方法和实践论证上帝的存在。实际上，还是形而上的一种思维。比较难能可贵的是，斯宾诺莎通过自己的哲学给我们总结出了一条重要的启示，即可以证明的东西，未必可以明证。什么是明证呢？明证就是要有非常明确的证据，比如说有人犯了谋杀罪，有目击者看到了，这个目击者就是证人，是明证。但斯宾诺莎说，上帝不能明证，《圣经》上说上帝在那个山上，摩西看到一道白光闪过。这不行，摩西看见了，但他是当事人，别人没看见，你同样拿不出上帝存在的明证。随后，斯宾诺莎话锋一转，他总结道：神或上帝可以证明，但是不能明证。如何证明呢？就是通过自我信仰，通过对上帝精神的践行和修持，但如果想明确证实，目前人类还做不到。我们的哲学也做不到。由此看来，西方哲学中，对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干什么的？）不仅是爱智慧这么简单，他们还强调对世间万物的分析理解和实证推理。哲学在他们那里，既是对形而上的追求，还是对逻辑、分析的传承；哲学既是方法论，又是本体论；它研究人的思维、伦理价值，也研究宇宙的本源，物质的组成；实际上，就是康德所说的那句话，我们所有的哲学内容都集中在了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

庄子 范曾绘《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 著商务印书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张岱年 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中国哲学史十讲》 郭齐勇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如何写出有“中国气派”的哲学史来，是建构“中国哲学史”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其中存在多方面的内在关系，亟待解决。在当代的中国哲学史家中，郭齐勇先生可能是对此最具自觉意识者。郭先生自觉继承了武汉大学萧萐父先生编撰《中国哲学史》的传统，对重写“中国哲学史”倾注了巨大的心力。他主编或独著了多种《中国哲学史》，并作为教材在高校被广泛使用。日前，他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名家专题精讲”丛书中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十讲》。令人振奋的是，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由他主编的学术版多卷《中国哲学史》也即将面世。我们从他新近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十讲》中颇能了解他如何通过协调哲学领域的诸多关系，来建构“中国哲学史”。磅礴细致本书的主体，是作者多年来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论文10篇和附录2篇。这些论文采取的视角或宏观或微观，可谓树木与森林互见。有些篇章从宏观角度来论述整个中国哲学史的某方面思想，但从所论专题和使用的材料来看，又是具体而微的；有些篇章从微观个案具体分析某部经典或某家某派思想，但是从所论思想之广度而言，又是宏观的。作者在作微观论述时，时时有一个哲学史的宏观视野，随机点明。比如，作者认为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不仅是庄学、道家，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哲学的中心观念之一”。在论述庄子关于道无所不在，“道”内在于一切物之中的思想时，作者进一步从宏观哲学史的角度点明其意义，认为“这实际上是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的滥觞”。在作宏观论述时，也同样能够贯通于微观领域。比如从宏观上论述中国哲学史上的非实体思想，体现于“五行”“阴阳”“气”“道”等几个非常具体的原型观念中。如此一来，此书大气磅礴又细致而微，相涵相摄，圆融无碍。文道并举一百年来，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等范式使中国哲学失去了自身的问题意识。而郭齐勇先生则始终以十分清晰的问题意识在研究和撰写中国哲学史。从本书中，可见郭齐勇先生的问题意识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国哲学内容上的问题意识，二是哲学史方法论上的问题意识。前者是指要了解中国哲学到底谈了哪些问题。如不了解，对中国哲学史的认知会淹没在无边无际的材料中。作者在本书的《小引》开篇就问：“中国哲学讨论了什么问题或课题？问题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问题意识？”接着他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与问题，围绕着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关系而展开。具体有若干向度：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问题；二是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即宇宙论，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属社会伦理关系范畴；四是性与天道、身与心，心性情才的关系问题；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六是古今关系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即司马迁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除内容外，郭齐勇先生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也有着十分坚实的学理基础和开阔视野。他在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多重取径、前景与限制等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以及“内在的批评与思想的训练”等多种颇富创造性的方法论观点。他总结，自己的方法“是一种‘谦虚’的方法”，并把“谦虚”理解为“‘同情的’‘客观的’理解，或‘以继承为前提的创新’‘弱势或软性的诠释’等，不仅是态度，而且是方法”。所谓“同情的理解”也即陈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这是一种“客观的理解”，“以继承为前提的创新”“弱势或软性的诠释”。如此理解古人的思想，才有可能真正继承古人的智慧并加以创新和发展。会通中西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原本是在西方哲学的刺激下，依傍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对此，创立中国哲学学科、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先驱们都有明确意识。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此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到底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直到21世纪初还在争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实际上，中国哲学学科发展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不会通中西，是没有出路的。郭齐勇先生指出，“百年来，在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不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但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并不意味着以西方哲学来裁剪中国哲学，也不意味着失去中国哲学的主体性。郭齐勇先生一方面特别重视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和会通，另一方面又特别重视对中国哲学之特殊性的研究和揭示。两者之间看似有距离，实则深度一致。因为对话和会通必须在两个平等主体之间进行，如果没有自身的特殊性，就不能成为平等对话的一方。他对中国哲学特殊性的思考，特别体现在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概括上，而且注重这种概括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例如，他从西方政治正义的视角来看待儒家，注重中国哲学研究中经典诠释方法学的展开。这是一种避免以偏概全、避免僵化的理解。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多一个角度的概括，就能使中西哲学之间多一层交流和会通，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更好地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甚至揭示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对世界哲学的贡献。思接古今以现代的视角来理解传统哲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是郭齐勇先生治中国哲学史的又一大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直接回应现实社会人生存在的问题。郭齐勇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哲学研究存在七大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就是“现实向度不够”，并且期待中国哲学能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的智慧能参与现代化，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他提出，“现实向度”不仅仅意味着以现代视角进行研究，而它本来就是传统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哲学家看来，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照样可以超脱解放，把精神向上提升。超越的理想要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实现。”除了回应现实，他还积极从正面阐发和推动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讨论儒家政治哲学及其正义论时，郭齐勇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中（包含观念、制度、实践、民俗诸层面）的许多遗产，值得人们认真地思考与创造性转化”，在介绍《礼记·王制》中的有关理念与制度安排时，作者特别指出其中很多制度是“极有人性化的制度”，还“涉及今天所谓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这些资源至今还有进一步作创造性转化的价值与意义”。郭齐勇先生常谦称“守先待后”。他守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精神和命脉。而真正的“守”并不那么容易，必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体会其精神，并在现代社会延续其命脉，才是真正的“守”。中国哲学史，自20世纪20年代前后诞生以来，已有一百年历史了。先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冯契、萧萐父、汤一介等，都写下了自身对中国哲学的著述。郭齐勇的新作，又为中国哲学的探讨与诠释，提供了一些新思。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后之学者，通过研读先贤的著作，深入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传统，自觉传承中华文化的慧命。中华文化必定生生不息。（作者：陈仁仁，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

《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 著如何写出有“中国气派”的哲学史来，是建构“中国哲学史”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其中存在多方面的内在关系，亟待解决。在当代的中国哲学史家中，郭齐勇先生可能是对此最具自觉意识者。郭先生自觉继承了武汉大学萧萐父先生编撰《中国哲学史》的传统，对重写“中国哲学史”倾注了巨大的心力。他主编或独著了多种《中国哲学史》，并作为教材在高校被广泛使用。日前，他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名家专题精讲”丛书中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十讲》。令人振奋的是，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由他主编的学术版多卷《中国哲学史》也即将面世。我们从他新近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十讲》中颇能了解他如何通过协调哲学领域的诸多关系，来建构“中国哲学史”。磅礴细致本书的主体，是作者多年来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论文10篇和附录2篇。这些论文采取的视角或宏观或微观，可谓树木与森林互见。有些篇章从宏观角度来论述整个中国哲学史的某方面思想，但从所论专题和使用的材料来看，又是具体而微的；有些篇章从微观个案具体分析某部经典或某家某派思想，但是从所论思想之广度而言，又是宏观的。作者在作微观论述时，时时有一个哲学史的宏观视野，随机点明。比如，作者认为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不仅是庄学、道家，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哲学的中心观念之一”。在论述庄子关于道无所不在，“道”内在于一切物之中的思想时，作者进一步从宏观哲学史的角度点明其意义，认为“这实际上是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的滥觞”。在作宏观论述时，也同样能够贯通于微观领域。比如从宏观上论述中国哲学史上的非实体思想，体现于“五行”“阴阳”“气”“道”等几个非常具体的原型观念中。如此一来，此书大气磅礴又细致而微，相涵相摄，圆融无碍。文道并举一百年来，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等范式使中国哲学失去了自身的问题意识。而郭齐勇先生则始终以十分清晰的问题意识在研究和撰写中国哲学史。从本书中，可见郭齐勇先生的问题意识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国哲学内容上的问题意识，二是哲学史方法论上的问题意识。前者是指要了解中国哲学到底谈了哪些问题。如不了解，对中国哲学史的认知会淹没在无边无际的材料中。作者在本书的《小引》开篇就问：“中国哲学讨论了什么问题或课题？问题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问题意识？”接着他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与问题，围绕着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关系而展开。具体有若干向度：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问题；二是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即宇宙论，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属社会伦理关系范畴；四是性与天道、身与心，心性情才的关系问题；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六是古今关系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即司马迁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除内容外，郭齐勇先生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也有着十分坚实的学理基础和开阔视野。他在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多重取径、前景与限制等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以及“内在的批评与思想的训练”等多种颇富创造性的方法论观点。他总结，自己的方法“是一种‘谦虚’的方法”，并把“谦虚”理解为“‘同情的’‘客观的’理解，或‘以继承为前提的创新’‘弱势或软性的诠释’等，不仅是态度，而且是方法”。所谓“同情的理解”也即陈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这是一种“客观的理解”，“以继承为前提的创新”“弱势或软性的诠释”。如此理解古人的思想，才有可能真正继承古人的智慧并加以创新和发展。会通中西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原本是在西方哲学的刺激下，依傍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对此，创立中国哲学学科、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先驱们都有明确意识。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此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到底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直到21世纪初还在争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实际上，中国哲学学科发展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不会通中西，是没有出路的。郭齐勇先生指出，“百年来，在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不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但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并不意味着以西方哲学来裁剪中国哲学，也不意味着失去中国哲学的主体性。郭齐勇先生一方面特别重视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和会通，另一方面又特别重视对中国哲学之特殊性的研究和揭示。两者之间看似有距离，实则深度一致。因为对话和会通必须在两个平等主体之间进行，如果没有自身的特殊性，就不能成为平等对话的一方。他对中国哲学特殊性的思考，特别体现在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概括上，而且注重这种概括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例如，他从西方政治正义的视角来看待儒家，注重中国哲学研究中经典诠释方法学的展开。这是一种避免以偏概全、避免僵化的理解。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多一个角度的概括，就能使中西哲学之间多一层交流和会通，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更好地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甚至揭示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对世界哲学的贡献。思接古今以现代的视角来理解传统哲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是郭齐勇先生治中国哲学史的又一大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直接回应现实社会人生存在的问题。郭齐勇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哲学研究存在七大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就是“现实向度不够”，并且期待中国哲学能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的智慧能参与现代化，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他提出，“现实向度”不仅仅意味着以现代视角进行研究，而它本来就是传统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哲学家看来，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照样可以超脱解放，把精神向上提升。超越的理想要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实现。”除了回应现实，他还积极从正面阐发和推动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讨论儒家政治哲学及其正义论时，郭齐勇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中（包含观念、制度、实践、民俗诸层面）的许多遗产，值得人们认真地思考与创造性转化”，在介绍《礼记·王制》中的有关理念与制度安排时，作者特别指出其中很多制度是“极有人性化的制度”，还“涉及今天所谓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这些资源至今还有进一步作创造性转化的价值与意义”。郭齐勇先生常谦称“守先待后”。他守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精神和命脉。而真正的“守”并不那么容易，必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体会其精神，并在现代社会延续其命脉，才是真正的“守”。中国哲学史，自20世纪20年代前后诞生以来，已有一百年历史了。先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冯契、萧萐父、汤一介等，都写下了自身对中国哲学的著述。郭齐勇的新作，又为中国哲学的探讨与诠释，提供了一些新思。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后之学者，通过研读先贤的著作，深入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传统，自觉传承中华文化的慧命。中华文化必定生生不息。（陈仁仁）

哲学研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开拓者——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作者：庞元正、董振华（分别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开栏的话哲学承担着传承知识、启迪思想、引领时代的重任。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中，我国一大批老一辈哲学家曾作出过卓越贡献，他们德业双馨，致力于在为国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加大对他们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本刊特开辟《哲人追“思”》专栏，集中刊发一批专门研究老一辈哲学家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在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群星璀璨，大家荟萃。如果要找出一位与中国大众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命运最为休戚相关的职业哲学家来，可以说非艾思奇莫属。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首倡者和忠实践行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1、从爱国青年到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独特的人生经历塑造了他爱国主义的人民情怀，伟大的革命生涯造就了他不懈的斗争精神，深厚的学术造诣锻造了他犀利的批判精神。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艾思奇人生轨迹的生动写照。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生于云南腾冲一个具有爱国情怀和民主思想的蒙古族家庭。其父李曰垓是云南辛亥革命及护国起义元老之一，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倾向，曾参与领导了辛亥革命中的滇南起义和蔡锷在云南发起的讨袁护国运动，担任了蔡锷护国军的秘书长，起草了通电全国的讨袁檄文。其兄李生庄是五四时期云南学生运动领导人，1926年考入东南大学攻读西洋哲学，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艾思奇从小就受到父兄的爱国情怀和人文精神的熏陶。1925年，15岁的艾思奇考入云南省一中，在那里就开始积极投身于进步思想的传播活动，参加了“青年读书努力会”，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1927年，17岁的艾思奇满怀着求知的渴望、立志救国的雄心和父亲“工业救国”的期望，东渡日本留学，后考入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在日求学期间，他在掌握日语基础上自学德语、英语，广泛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系统学习和研读了德国古典哲学著作，尤其是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所深深吸引。他阅读学习了《反杜林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文献，还对照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德文原本与日文翻译进行学习。对各种知识的广泛学习涉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刻苦攻读，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深入思考，使艾思奇的思想发生深刻转变。他接受和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单纯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他在《自传》中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宇宙人生的科学道理；但古代哲学很玄妙，都说不清楚，最后读到马、恩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和发展，有了一个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他放弃了“工业救国”这一不现实的思想，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他提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从而下定决心弃工从文，树立起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坚定信念。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激起了艾思奇的极大义愤，毅然弃学回国，投身到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中。1932年初，艾思奇来到上海，在泉漳中学任教，同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爱国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1933年开始发表研究中国哲学思潮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由周扬、周立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一时期起，艾思奇作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开始了研究、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生涯。艾思奇的哲学研究和革命活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3年到1937年在上海时期。艾思奇撰写了大量哲学文章，出版了《大众哲学》《新哲学论集》《哲学与生活》《民族解放与哲学》《思想方法论》等文集与著作，翻译出版了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哲学大纲》一书等。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他还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封建阶级哲学、资产阶级哲学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进行了批判，有力地捍卫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第二阶段是1938年到1948年在延安工作和解放战争时期。艾思奇在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的同时，继续在传播、研究、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他响应毛泽东同志的提议筹建了延安新哲学会，参加了毛泽东同志组织的哲学小组，担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发表了很多极有针对性和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撰写了哲学《研究提纲》，编辑了《哲学选辑》，编写了《科学历史观教程》，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这一时期，艾思奇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进行了多方面的哲学研究；同时以哲学为武器，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和开展整风运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第三阶段是1949年到1966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艾思奇为适应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急切需要，从讲述社会发展史入手，有重点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版了讲演文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书。从1953年开始，艾思奇先后担任了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担负起研究、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重要的工作。1954年，他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1961年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我国的干部教育和高等学校提供了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用教材。这一时期，艾思奇还特别注重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他把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哲学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成果，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阐释和研究，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自己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艾思奇从青年时期开始终身战斗在哲学理论战线，像他这样理论著述之多、研究领域之广、社会影响之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可以说屈指可数。而开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则是艾思奇哲学思想最为鲜明的特点和最为重要的成果。2、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拓荒者和引领者哲学大众化是艾思奇整个哲学活动始终坚持的方向。他在中国开哲学大众化风气之先，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1934年年底，艾思奇开始为《读书生活》半月刊每期写一篇通俗哲学的文章，连续写了24篇。1935年底，艾思奇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以《哲学讲话》为名公开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年中连续再版三次。后因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易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在这部著作中，艾思奇以普通大众作为读者对象，以生动鲜活的事例、通俗易通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当时中国大众还不了解不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讲解和阐述，揭去了哲学神秘的面纱，架起了人民大众通向哲学的桥梁，受到了进步青年和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誉。在新中国成立前，仅读书出版社就印刷发行《大众哲学》32版，创造了哲学书籍在中国出版的奇迹。由于受到《大众哲学》的启迪和影响，很多在黑暗中徘徊、在痛苦中思索的年轻人和进步人士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投身抗日，投身革命；还有不少人受到《大众哲学》的启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过实践的锤炼成长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和领导干部。艾思奇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向，得到了毛泽东同志这样的革命领袖和大哲学家的赞赏和高度肯定。1937年，艾思奇从上海一到延安，毛泽东同志就亲切地说：“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好几遍了。”毛泽东同志还将《大众哲学》推荐给党的干部，并将其确定为抗日军政大学教材。他还要求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认真阅读《大众哲学》。毛泽东同志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时，也吸收了《大众哲学》的一些思想；在解释事物的变化发展时，毛泽东甚至借用了《大众哲学》中使用的鸡蛋孵化成小鸡的生动例子。为什么艾思奇能够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问题呢？这绝非偶然，它来自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阶级性和实践性的深刻体悟和自觉追求。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翻身求解放的理论武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把马克思关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的思想作为进行哲学研究的根本指导。在《大众哲学》修订本的结语中，他特别地重复以前的话指出：哲学的重要任务是在于改变世界，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哲学，依据这个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先锋队就能胜利地领导工人、农民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改变世界改造中国的斗争。他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理论不会在人民大众中“自然地直接发生出来”，必须由革命阶级的先进代表努力探求，经过宣传教育和实践，把理论原则和群众的实际斗争生活相结合，然后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思想，成为实际革命斗争和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而这就必须走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道路。对此，有一个事例发人深思。曾是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马璧先生1981年从台湾回到大陆后，曾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题诗一首：“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马璧曾回忆说：蒋介石溃退到台湾以后，不止一次对下属说“我们和共产党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大众化转化为改造旧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的有力佐证。那么，怎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呢？艾思奇在有关论述中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和原则。首先，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明白地站在大众立场上的前进的哲学”，一个大众思想家必须站在“中国大众的立场”，要“善于了解群众的切身要求，体察人民的思想情绪，为群众说出他们心里真正要说的话”。艾思奇深刻认识到，旧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一般大众面临着可怕的知识饥荒，广大青年迫切寻求光明的出路。这是促使他决心为广大群众提供一部通俗化的哲学读物，从而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改造旧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成为他撰写《大众哲学》的初衷。他称《大众哲学》“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是要给那些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的失学者们一解智识的饥荒。其次，他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付出全部身心，要十分重视通俗化的写作技巧。艾思奇从自己切身体会出发指出，“写通俗文章比专门学术文章更难”，“这困难在哲学这一门最一般的学问上更是显著”。他结合《大众哲学》的写作，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用同样的精力来做专门的学术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两倍以上的成绩了罢。”他分析说，专门学术的文章，不十分着重写作技巧，通俗的文章要写的具体、轻松，要和生活打成一片，写作技巧是第一要义。这些重要思想，通过艾思奇的身体力行，对推进哲学大众化产生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首倡者和践行者艾思奇不仅是哲学研究大众化的第一人，而且也是哲学研究中国化的首倡者和忠实践行者。1938年4月，艾思奇针对抗战以来中国哲学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鲜明地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同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号召，更加坚定了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信念。他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的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中国化，因此他在《哲学是什么》等教材和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辩证法唯物论中国化”的口号，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要中国化，艾思奇认为，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大的实践问题，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民族危机更达到了生死存亡的最紧要关头，解放运动已发展到非来一个广泛的武装抗争不可了”。“哲学在这个时候应该和这个运动联系起来，担负起一部分的任务”。“使中国更多更广泛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使这一革命斗争的最锐利武器成为广大群众都能够使用的工具，使中国革命运动更能够不因为遭遇到错误和挫折而延迟了发展的进程，更能够迅速地完成——这才是提出中国化的口号的真实意义”。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以往的哲学用大众化通俗化消除哲学的神秘主义，使人们的生活与哲学接近，这无疑有极大的意义。但是，这只是哲学研究中国化的初步要求，使哲学通俗化并不等于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用辩证法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正确地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来正确地决定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从而，就从哲学大众化与中国化的相互关系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对于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艾思奇认为，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其哲学根据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矛盾普遍性的体现，中国的具体国情则是矛盾特殊性的体现，而要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和闭关自守主义两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表面上打着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旗号，但是否认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因此是不可能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他指出，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和原理，“只要眼睛一刻忘记了看清楚中国的实际的环境条件，它就不再是反映客观事变的发展规律的唯物论原理，就会变成没有实际意义的教条”。因此，他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着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着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闭关自守主义则以强调“中国特殊性”为名，抹杀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排斥和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认为这些东西“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不需要这些东西”。因此，闭关自守主义也根本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艾思奇还对闭关自守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这种思想“装着进步的面貌”“骨子里来进行阻碍进步反对革命的勾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要反对的。尤为可贵的是，艾思奇最早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贡献，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在1941年《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他通过对各种重要哲学思想的对比研究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抗战问题的“辉煌范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他分析说，这些著作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能够最正确地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的”，而且“这几本著作，在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上，也是有许多新的贡献的”。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特别重视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的研究和宣传，始终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和最为重要的内容，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虽然从现在的观点看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它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贡献，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4、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先驱和典范在艾思奇看来，哲学的大众化中国化与哲学的现实化紧密相关，所以在提出哲学大众化中国化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哲学现实化”的问题。艾思奇所说的哲学现实化与今天所说的哲学时代化，二者名异实同、异曲同工，有着共同的本质要求，即哲学必须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回答时代问题，在吸收实践最新经验和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哲学发展。艾思奇指出，“哲学是有它的时代任务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跟着人们的实践的进步，而提起新的问题，而获得新的内容”“跟着人类历史的实践而发展，因着时代的任务而展开。”艾思奇在哲学现实化时代化研究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先驱和典范。艾思奇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和其在中国社会被需要的程度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艾思奇对此认识极为深刻，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担负着改变世界的使命。同时，他深感在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只做到介绍、阐明和启蒙的地步”，虽然也有不少人努力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应用，但还没有很好的成就。他认为，这就是因为不知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用于新的现实的缘故”。他还深入分析了导致哲学脱离现实和时代的两种公式主义倾向，一种是使马克思主义“完全与现实绝缘，使它变成书斋里的纯理论公式”；“一种是表面上装着对于现实非常关切的样子”，用“教条来抹煞了当前最重要的救亡任务”，“实际上却忽视了实践的现实基础”。因此，他强调，必须根据新的实践展开哲学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真正指导的实践的哲学”。艾思奇对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分析。首先，他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必须使哲学反映自己的时代精神。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艾思奇对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有深刻的体认，他认为，“新哲学的真精神，是在于它的极现实的方法，在于它决不脱离现实的人类历史。”“研究哲学的人，不能不注意到他的时代的任务”。他提出，处于民族解放事业中的中国哲学“要把哲学的研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任务联系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指针，同时也以民族解放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他的《大众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本改变了无数人命运轨迹的书、一本影响了几代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书，关键就在于它的现实性时代性，它把握和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和世界进步潮流，引起了广大群众对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思索和共鸣，因而才能够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其次，艾思奇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必须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总结实践的新经验。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是战斗的实践的哲学，他跟着人们的实践进步，提出新问题，获得新内容，在消化吸收“每一时代的丰富的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自己，发展自己”。他把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作了对比分析，指出列宁由于重视对实践中新问题的研究，发展了唯物主义反映论，提出矛盾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普列汉诺夫虽然也是最优秀的哲学家，“就因为不能吸收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成果的缘故，就因为不能把新哲学适用于新的时代阶段的缘故”，“不但不能把新哲学推进，反而在种种问题上后退了”。他针对哲学研究与时代脱节的倾向指出，如果只是以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句为能事，而不是根据新的事实推进哲学发展，至多成为一个考据者，而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后，艾思奇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必须不断地吸收自然科学上的最新成果。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艾思奇非常重视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他反复强调哲学是科学发展的总结，“一定时代的新哲学，是以这一时代的科学成果和科学发展为基础的”，只有善于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才能建立和发展适应时代需要的进步的新哲学。为此，艾思奇特别重视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研究。1933年，他翻译了日本著名核物理学家菊池正士的《最近物理学展望》《宇宙线》两篇文章，向国内读者介绍现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同时也为从哲学上总结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做理论上的准备。此后，他始终重视哲学对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总结和吸收。1958年，艾思奇提出，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时代，应当使自然辩证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在全国率先开办了自然辩证法学习班。在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编写了全国第一部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他希望通过这部著作发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解决好哲学与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关系问题。1965年，艾思奇在《红旗》杂志发表《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一文，对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的思想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由原子理论到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历史，一次又一次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这篇反映哲学时代化的论文，是他逝世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艾思奇盛年早逝，离开我们已经50多年。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始终以捍卫、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己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斯人已去，英名永存。艾思奇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在当代中国广大哲学工作者中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我们曾说过，“气”在哲学、中医、书法、国画、戏剧、音乐、文学、围棋、武术等各个文化领域都有所映现，那么就可以说，研究“气”就能更好地研究中华传统文化。而研究“气”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研究气功。气功与中华传统文化是相通的，突出地有这么几点：一、神。中华文化很调“神”字。文学、书、画、音乐、戏剧都主张“神似”，要求“传神”。作品要有“神韵”、“意境”，下棋也要有“神来之着”。用兵的最高层次是“用兵如神”，武术更是要求“化神妙至内上乘"（万籁声自然门功夫总决）。神到底是什么？是巅峰状态的，是超越一般法度的，是抓住最本质的，是更深层的、更生动的，是在本体以外的，是弦外之音，是耐人寻味的，还有变化不定的，不可捉摸的……。神就是神，似乎能懂，但是没法讲清楚。总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我们可以这样描写那样表达，但怎么写都是写不准确的，甚至越写越不清楚。而老练世故的人，只要一眼就能看穿对方眼神里所反映的内心活动实质。象这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就是“神”。而这些神来之笔是怎么样出现的？只有在“出神”或“入神”，在忘我，忘掉对象的周围各种联系，只剩下对象，甚至连对象也不存在时，接近元神在起作用时，才出现的。这与进入气功态是相近的。这种神来之意往往是突然出现的。日夜冥想悠悠，一旦豁然开朗，正如辛弃疾词中所写：“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许辛弃疾也是写练功体会吧！这种神来之意往往不可重复，就象王羲之写《兰亭序》，李广以石为虎，中石没矢那样，事后怎么写就写不出，怎么射也射不进了。二、悟。神是靠悟出来的，所用的思维方式不是一般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情感思维，而是用灵感思维、直觉思维、超常思维、潜意识思维，是用总体的，综合的，笼统的，模糊的，圆融的思维方式。文化是高深艺术，和气功中高明的功夫一样，都是靠悟出来的，光靠死练是练不出来的。四川新都宝光寺有副楹联上句是：“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这非常适用于文艺创作的过程，先有法（这是入门，没有这一步基本功，切莫枉谈以下），然后无定法；接着非法就是法；再高就是非法非非法，既不是法也并不是非法，在法与非法之间，这是“悟”到“神”境了！这每一步都不是光死练可以练出来的，“学而不思则罔”，都要靠“悟”出来的。气功高层次也是靠悟，靠意会不可言传，要靠自己练功时去体察，去感悟。老师讲的，书上写的，都经过抽象为一般的典型或模式，在你这个具体人身上的反映则是具体的。练气功也要靠悟，靠死练是提不高的。三、中。“中”是中华、中国的名字，可见传统文化是如何地重视“中”了。《中庸》一书，朱熹认为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要诀。程子曰：“不偏谓之中”，“中者天下之正道也”。在《中庸》书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情绪激动就不是“中”，但任何人不可能做到没有情绪的，但要做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传统文化很强调“中和”的美，就是阴阳二气和谐协调的美。如音乐的抑扬顿挫，国画的虚实相兼，书法的疏密有致。传统文化还强调“含蓄”的美，即不过亦无不及，不偏不倚，这更是阴阳的平衡。而“气韵”、“意境”，即神来之笔，大都不是刻意追求执着得来的，大都是自然发生的，大都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得之的。而有意无意之间就是“中”，“中“即是“空”，即是“虚”，中字是太极，一气贯之变为中。儒道释医讲究这个“中”字，儒家讲“存心养性，执中贯一”；道家讲“修心养性，守中抱一”；佛家讲“明心见性，万法归一”；医家讲“虚心定性，抱元守一”，这里“一”、“中”、“空”、“虚”都是一回事，要做到“中”，就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有为无为之间，不是有，有则着相；也不能无，无则落空。练气功意守要勿忘勿助，若即若离，在似守非守之间。要诀就是在“之间”那里去寻找最佳的交会点。如站桩抱球，要感到上下、左右、前后有六面力，那就是在上下之间，左右之间，前后之间；两脚要似直非直，似曲非曲，那就是在曲直之间。这些都讲到“中”，“中”即是练功的最佳状态。“中”了，就“虚”就“灵”了。是否可以这样去理解：虚即虚空，灵即灵觉；以虚为家，以灵为宰，至无而至有，至虚而至灵虚。虚而不灵，便非真虚。虚者中也，虚不是无，更不是有；亦有亦无，不有不无的态，这样就灵了。此时人体就“中和”了，也就调整有序了。四、“天人相应”。传统文化把人看成是一个小宇宙，与天这个大宇宙是互相感应，互相沟通的。《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传统文化很强调向大自然吸取营养，要“道法自然”，要“师造化”。在创作上往在是把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来感受，常常把自然界的东西拟人化。王羲之先从卫夫人学书，后遨游天下，叹曰“枉学卫夫人。”苏东坡说“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疎荡，颇有奇气”，所以他自己十九岁离家出游，“求天下奇闻壮观”，终于成为诗、词、书、画、文章、音乐甚至医学、气功都精通的一代文豪。中医更是以天人相应作为理论核心之一，人体是个开放的系统，生活在宇宙一隅的地球上，人无时无刻不在感应着宇宙的能量，信息，有益也有害的东西；但只有气功修炼有素的人，真正达到虚极静笃，做到“中”、“空”、“虚”时，人体的小虚空就会跟宇宙这大虚空相沟通，而沟通的门户就是玄关这个至玄至妙的机关门户，就能做到有选择地吸取宇宙间有益的东西，真正实现了高层次的“天人相应”。气功与现代科学研究，不是削足适履式的研究中华文的“神”、“悟”、“中”、“天人相应”都与气功相一致。是否可以说，修炼气功更能促进文化素养的提高。文化艺术的不少神品是在气功态或类似于气功态下所作。历史上许多文化名人本身就是修炼气功的，如宋明诸儒不必谈，苏东坡、陆游、白居易也写过反映静坐法练功的作品，孙思邈本身就练功，李时珍不练气功就说不出“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这话来。练气功重德，“德”是否也包含着文化素养的提高；文化素养越高，就越有助于感悟气功。至于气功与现代科学，我们当然要努力进行气功科学研究。但这不是指削足适履式的研究。严格说来，现代科学还装不下气功，我是指“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发展二百来年，日新月异，成就辉煌。但迄今许多问题仍未能解决，大至宇宙，小至原子，还有人体本身，都有相当多的未知数。我们绝不可把现代科学说明不了的东西一概斥之谓“迷信”，那就可能犯当年教会反对哥白尼同样性质的错误。人体科学研究，有赖于中医、气功的综合研究。因为这样做，将开辟我国自己独特的人体科学高峰的道路。从这一点讲，在解决现代科学目前存在的难题的过程中，气功也许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呢！（卓青）（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董草原在中国传统生命学的著作中，除阴阳 五行 是常见词外，“气”也很普遍，如：阴气、阳气、寒气、热气、生气、死气、春气、夏气、秋气、冬气、地气、天气、水气、肾气、肝气、脾气、冒气、肠气、血气、元气 、气功。物之生阳气所使，物之死阴气所至，先有气后有形，先有形后有气，有气有形，有形无气，有气无形。以阴阳 五行 学原理去认识生命、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原因及范围规律的传统生命学理论，又称之为理气。到底这个气是指什么?现代人如果不理解气是指什么，就无法接受传统生命科学和中医学。现代文字中的气，是指气体，但是古文字中的气并不指气体。阳气阴气，寒气热气，不但指寒冷或炎热的天气或气体。历代学者都解释过气，但都很含糊。我觉得最古，又最较为具体地解释气的是春秋时期的询子《天论》：“不见其事，但见其功，俗人谓之神，君子谓之气”。不见其事就是说，自然万物的发展变化，是由某些物质在起作用，但人们无法看见是什么作用，也看不到作用的过程。自然万物的确在发展变化，形体增大或缩小、人体能够看到而成为现实，这就是功。使自然万物发展变化的作用，因为看不见摸不着，从而引起世人胡乱猜测。没有知识的俗人，认为是神仙用法术使之发展变化，有知识的人则认为是气。很明显，这个气，就是指使万物发展变化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然观察认识的增加和深入，渐渐认识到自然万物发展变化是多种多样的，故气也多种多样。如：阴阳 生命学认为万物发展变化的主要作用是阴阳 二力作用，这就有了阳气、阴气之说，阴气、阳气就是使万物发展变化的阴力作用和阳力作用。五行 学认为自然万物发展变化的主要作用有五方面的五大作用，即金木水火土，故有金气、木气、土气、水气、火气。金气，就是五行 之金对生命的作用；木气，就是五行 之木对生命的作用。五行 之木，是阴阳 学的少阳，阴阳 日历学中的春，故木气、少阳之气和春气具同样含义。中医认识到人体内部对生命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发自肾、肝、心、肺、脾、胃、肠，故中医有来自肝作用的肝气，有出自肾作用的肾气，有发自脾作用的脾气等等。 很明显，中国传统生命科学中的气，不是指物，也不是指物质，是指有形或无形的东西对自然万物发展变化所产生的作用。阳气阴气，不是指冷热的气体，是指冷力和热力对自然万物发展变化的作用。春天到阳气发、万物生，秋天到阴气来、万物枯死。这个阳气、阴气，不是指春秋之气候，而是指春秋出现的不同阴阳 力对万物所产生的不同作用而造成不同的结果。元气 ，不是指生命体内部的气体，也不是指内部的机能，而是指内部机能对生命的作用。(当然要有机能才有作用，但是这个气不是指机能而是指机能所起到的作用。)肾气、肝气、脾气、心气、肺气，不是指这些机体的气体，而是指这些机体的机能对生命存在和发展变化的作用。肝气犯胃，是指肝对生命的作用超出正常范围和程度，致使肝和胃对生命的功能作用失去平衡和协调，造成胃部分工作失常，出现胃痛或消化不良现象。肾气不足，是指肾机体衰弱，致使机能不足，对生命的作用也就达不到正常。阳气生万物，阳指热力，气指作用。这句话是说自然界的热力作用，万物发生和生存。气功的气，也是指作用，功指成事。气功师不下药，却把病治好了，或不动手脚，也不接近对方，却能把对方打倒了，这就是气功。不用药，只凭气功师的神秘的什么作用就把病治好了。但并不是所有病气功都能治，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被气功师的气打倒。这究竟是一种什么作用的气呢?现代科学还认识不到，连气功师也不知道。自然万物的发展变化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这些作用现象，人们看不见摸不着，但事实证明是存在的。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作用，古生命学便称为气。经过长期的观察思考，古生命学对于气的来源有深入的认识并记载了下来，使中国文化里有了多种多样的气。以后又出现了形气学，形气学也是中国传统生命科学的一个学派，形气学认为，生命是由形和气构成。形指能见到的生命体，气指使生命体产生生命现象的作用。形生气，气生形，也就是说，生命体产生对生命的作用，这个作用又作用于生命体。形气不可分，分开了，生命现象就无法存在。历代形气学争论不休而无法统一的问题是，生命是先有形后有气，还是先有气后有形。生命以物质为基础，形是物质体，先有大地的物质作基础，然后太阳之气化大地以成生命。对生命来说，形气不可分，因此无先后之别，必须要同时存在同时出现，才能产生生命。若已产生了生命，也必须两者同时存在才能生存发展下去。中医认为血为气之母，气为血所生之子，子靠母生，母靠子养。无血之母，导致无气之子，无气之子则母孤。这是用象征比喻的手法去说明血与气之关系，如果把中医的气解释为空气或氧气则大错而特错了。中医学认为有血必有气，有气必有血。血行则气亦行，气行则血亦行，血滞气也滞，气滞则血亦滞。治血要治气，治气要治血，血病如果单治血不行，气病单治气也不行。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从体内的各种各样机体，每时每刻都需要营养和水份去维持日常工作去作用生命，机体在日常工作中所产生的废物也要不断地外排。机体所需的营养和水份不足不行，废物不排也不行。营养水份的供给，废物的外排，都是靠血去完成。如果血不足，或血运行受阻，机体的营养就供应不足，废物也无法完全排出。营养水份不足，则机体的功能也不足，废物排不清，又损害机能。一不足，二损害，机体的功能自然明显下降，功能不足，对生命的作用也就不足。这就是血为气之母，血行则气行，血足则气盛的科学依据。营养水份不足，废物排不清，机能就减弱，机体对生命的作用就变弱。因此血不足或血滞，生命必然会出现气不足或气滞的病态现象。反之，如果出现气不足或气滞现象，则说明血不足或血滞。血病治好了，气病也就消失了，故气病要治血。然而血病往往是内机能问题造成。机体中任何一个机体有问题，都必然影响血和血的运行。不同机体的不同问题对血的损害，对血和血运行也就有不同的影响。不同的影响自然有不同的血象，从不同的血象中就可以知道不同机体的不同病变，所以中医切脉能准确地切出内部病态。血靠内机体的功能去制造和运行，内功能的作用有问题，必然会出现血虚、血 或血成份问题。内功能的作用问题解决了，血病也就消失了。故血病要治气，治气就是治内功能作用。这就是中医“血病当治气，气病当治血，血气同治”的科学依据。中医认为气生百病，百病生千气。这个气就是生命体内各种各样的机体对生命所产生的作用。气生百病，表明内机能作用是造成疾病的主要原因。内部各种各样的机能对生命的作用一定要平衡和协调，生命才能正常。失衡、失调，则血不能生，气不能行，机体所需的营养和水份不能供给，废物不能及时外排而积于内，久积生热造成严重的病毒性疾病。因机体所需的营养水份不足，机能就会衰弱，体质差则外邪则趁虚而入。内病未除，外患又起，百病丛生。内机能过盛，对生命的作用过大，就促使生命无法按正常的范围和规律发展变化而出现越轨现象。内机能问题能生出百病，任何一种病都与内机能相联系。任何一种病都不能脱离内功能作用而独立产生和存在。这就是气生百病，百病生于气的科学依据。中医有一个最常用的名词，叫补中益气。补中，就是健脾胃，使消化吸收正常。人生命所需的营养物质，就靠脾胃供给。脾胃不好，生命所需的物质就无法正常供给而引起因物质缺乏的虚症。内机体因物质缺乏，功能作用也变弱而出现气病。健好脾胃，会使机体所需的物质充足，机能作用就会正常，所以补中能益气。很明显，气是古哲学名词，指的是无形的作用。因为新文化运动后，无人去学习研究古文化和古科学，古文化成了断层文化。现在人们逐渐发觉古文化中的中医药学的确博大精深，才开始重视。所以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能使中医药学发扬光大。

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10月26日，宽窄哲学研究院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召开研讨会。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省直机关党校、省社科院、《四川经济日报》、《读城》杂志社等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及媒体代表20余人参加研讨会。记者了解到，自2017年4月“宽窄哲学研究院”以来，已经成功举办多次宽窄哲学高峰论坛和宽窄哲学系列研讨会，共同出版《宽窄九章——写给大众的哲学》《宽窄文化专刊》等专著书籍和报刊读物。预计今年底，新书《宽窄哲学与辩证法》与公众面世。在宽窄哲学研究院的推动下，宽窄文化发展兴盛，宽窄哲学作为宽窄品牌的核心价值也愈发凸显，实现哲学货币向市场货币的转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主持会议，并作主题发言。李后强认为，雪茄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本质是英雄主义、成功主义、大美主义、颜值主义、制胜主义，具有独尊、独享、豪气、帅气的英雄特质，雪茄与英雄具有内在关联性、外在相似性，是生命的全息分形的映射关系。他从美学、经济学、军事学、政治学、量子力学、地理学等十个角度阐释了雪茄与英雄相生相长的密切关系，指出雪茄的大气烘托出英雄的霸气，雪茄的高端助推英雄步入人生顶端，雪茄的迷烟映射出英雄战斗的硝烟，雪茄的魅力“纠缠”着英雄的伟力，雪茄的标志铸就了英雄的标识，雪茄的品名上镌刻着英雄的英名，雪茄的诗性吟诵着英雄的血性，雪茄的流通推动着英雄的流芳等。他强调，民族复兴，雪茄要振兴。英雄成就了雪茄文化，雪茄也书写着英雄的史诗。要促进雪茄文化健康发展，提高雪茄的认同度，增加经济和社会效益。围绕研讨主题，中国评协副主席、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明泉研究员，四川大学政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金辉教授，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石磊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唐晓勇，省直机关党校学报常务副主编刘彦武教授，省社科院城市文化研究院院长杜阳林教授，《四川经济日报》总编辑李银昭，《读城》总编辑韩毅，省社科院翟琨、卢加强 、徐瑞、林科吉等专家学者精彩交流发言，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谈了认识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