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研究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农村基层干部工作的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村支书为什么感觉无奈？乡镇干部为什么感觉任务重？一位镇干部认为，农村工作中心太多，粮食生产、秸秆焚烧、抗洪、改厕、教育、村民自治、革除恶俗陋习、新农村建设、土地制度改革、乡镇企业发展、乡镇机构改革人员分流问题……哪一样都很重要。农业的效益牵涉经济增长，农村的局势牵涉全国稳定，农民的幸福牵涉民生大计。市场经济使得农业、农村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如何巩固党在农村基层的领导核心地位？怎样切实减轻农民的隐性负担，从根本上保持农村稳定？中国言实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下乡札记——再现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将一位挂职干部切身感受、深入思考的文字，分乡镇政权建设、农村经济发展、基层组织建设、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土地管理与计划生育工作、农民减负、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7个部分成集，生动还原一个乡镇的工作场景，再现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作者秦洪良就职于中央某机关，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文稿》《学习与研究》等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1997年，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98年至1999年，他在河南省某县挂职锻炼1年，其间担任了7个月的镇党委副书记。这段经历，使刚出校门的他较为深入地了解了那个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体会到基层工作的酸甜苦辣。在乡镇工作时，他坚持每天记下见闻、感受和思考，写满7个笔记本。回北京后，他从中挑选有些“意思”的文字，以宏观视野对过去的体验、思考审视加工，由此形成118篇共计20余万字的挂职笔记。当年的挂职经历，使他认识到，做好“三农”工作，不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政策，还需把握以下原则：一是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政策出台前，充分听取来自方方面面特别是基层同志的意见，做好科学论证和试点，检验利弊，尽量周密妥善，最重要的是不能脱离实际来制定农村政策、部署农村工作。二是考虑到不同地区实际，不搞“一刀切”。三是把握好政策与法律、改革间的配套、衔接和呼应，防止三者“撞车”和“打架”，避免出现“政策棚架”和“法律真空”。四是酝酿和准备充分。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营造适宜的舆论氛围，让基层干部群众发自内心地认同、接受和贯彻执行。五是关心关爱基层干部。广大基层干部在一线劳碌奔波，直接为群众服务，既要严格管理、监督，又应该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共十八大以来，农村改革全面深化，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秦洪良当年亲身经历过的“三提五统”、计划生育等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回过头来看，当年他基于挂职经历对农业农村做的整体观察与思考，仍然很有价值。

“新时代的基层与地方治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报告（2018）》发布暨座谈会”举行 本网记者 明海英/摄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明海英 通讯员潘如男）4月9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研究举行“新时代的基层与地方治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报告（2018）》发布暨座谈会”，并发布《地方政府沟通指数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副教授代表课题组发布并介绍《报告》的总体情况。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副教授代表课题组发布并介绍《报告》情况 本网记者 明海英/摄《报告》以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沟通状况为研究对象，以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以“平台—政府—民众”为基本框架构建指标体系，并测算相应的沟通指数得分和排名。政府和民众是展开沟通的基本主体，二者通过相应的沟通平台实现其沟通过程。据此，课题组构建“平台—政府—民众”的评估框架，并依据科学性、可操作性等指标设置要求，建立地方政府沟通指数的指标体系。《报告》共设置了 “沟通平台”“政府主动”“民众主动”三个一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下面，分别设置了11个二级指标和17个三级指标。《报告》采集了全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指标数据。相关数据均为地方政府公布的公开数据。数据采集渠道主要为网络搜索，包括地方政府官网、地方政府统计公报、政府信息年报、相关行业网站等。《报告》对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政府沟通指标进行了测算，并得到各地沟通指数得分。从总体排名看，在全部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总体排名中，沟通指数得分最高的是首都北京。排在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广州、深圳、上海、南京、杭州、长春、苏州、济南、成都。本报告以“平台—政府—民众”为基本框架，并据此建立了“沟通平台”“政府主动”“民众主动”三大分项指标。与总指数得分相比，分项指标的得分排名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沟通平台”指标主要考察市长信箱、热线电话、政府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沟通平台建设情况。“沟通平台”指标得分越高，表明该地沟通平台建设成效越好。 “政府主动”指标主要反映政府在沟通过程中的主动程度，包括政策解读、官员访谈、民意征集、舆情回应等指标。“政府主动”指标得分越高，表明该地政府与民众沟通的主动程度越高。“民众主动”指标主要体现民众在沟通过程中的主动程度，包括民众拨打热线电话的次数和投递市长邮箱的情况等指标。“民众主动”指标得分越高，表明该地民众与政府沟通的主动程度越高。除了对样本城市进行指数排名外，《报告》还对指标得分的分布规律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一）从区域分布看，华东地区政府沟通指数的平均得分最高，其次为华南地区，华北和华中地区位列第三和第四位，东北、西北、西南三个相对偏远地区的政府沟通指数较低。（二）从地级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再到直辖市，随着行政层级和重要性的提升，政府沟通指数得分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三）人口规模与政府沟通指数具有关联性。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政府的沟通指数得分并不下降，反而呈现上升趋势。（四）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影响政府与民众沟通水平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均GDP的提高，沟通指数得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据悉，2017年以来，研究院积极组建指数研究团队进行集体攻关，“地方政府沟通指数”是这一努力的阶段性成果。未来，围绕地方治理领域，研究院还将陆续发布系列指数研究报告，为学界和政府部门提供更多指数研究成果。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明海英 潘如男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本报讯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暨“十四五”时期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报告》显示，预计到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5％，保守估计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在8000万人以上；农业就业人员比重将下降到20％左右；乡村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25.3％，约为1.24亿人。《报告》指出，“十三五”时期，在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扎实稳步推进，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接近完成。但是，也应该看到，目前农村发展中仍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问题，如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农村老龄化日趋严重、村庄分化日益加剧等，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后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发展形势将呈现出新的特点。《报告》提出，“十四五”时期中国农村发展的总体思路是：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前提，以深化体制改革和加快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促进农村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推动农民持续增收致富、全面提升综合治理能力为重点，加快推进美丽乡村、智慧乡村和善治乡村建设，为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一句话，就是要“巩固一个确保、强化两大动力、贯穿一条主线、聚焦四大重点、建设三个乡村”。为此，需通过补短板、调结构、抓改革、强治理，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一是着眼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人群，补齐农村民生短板。二是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提质量善布局，大力提升农业生产率，强化数字乡村建设，全面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三是做好承包地延包试点工作，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拓展确权成果应用，着重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升协同效应。四是通过厘清治理主体职责边界，适应乡村社会变动带来的新型治理需求，优化治理手段，强力提升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来源：大河网

摘要：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的时代。山西堪称集体化的典型和缩影，开展以山西为中心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逻辑和历史特征。多年的研究经验显示，开展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首先需要进行一场资料革命，在掌握和解读基层农村档案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就视角而言，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野应是我们研究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立场；从方法来说，“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是我们进行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的基本主张。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理念下，未来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作为中国历史20世纪的重要篇章，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历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近年来更有大为发展之势。何谓“集体化时代”？陋见所知，或曰“合作化时代”，或曰“公社化时代”，对其上限的界定更有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诸多说法。我们认为，集体化时代即指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的时代，此间约40年时间（各地容有不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前后相继，一路走来，这是沉睡千年的广大农村未曾经历过的燃烧岁月，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特殊时代。之所以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建立的互助组作为开端，是因为互助组的目标就是集体化，毛泽东于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几千年来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认为要“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没有互助组，就没有后来环环相扣、叠浪逐高的合作社，这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也是一个逻辑的存在。引人注意的是，山西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早在1940年代初，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西沟李顺达互助组即在晋冀鲁豫边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李顺达成为新中国发展史上著名的劳动模范；及至1950年代，山西省委在上党革命老区试办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了重要引领和示范效应，在中共党史尤其是农业发展史上影响至深；自1960年代起，“农业学大寨”作为一项运动迅疾遍布全国，前后延续近二十年时间，成为人民公社时期最重要的时代特征。可以说，在整个集体化时代，山西都称得上引领风骚，“敢为天下先”，也是集体化时代的一个典型和缩影。我们以为，开展以山西为中心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实践逻辑和特质，进而为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提供地方经验和历史借鉴。自2003年岁末我在太原南宫旧书市场第一次意外发现并搜集到第一批基层农村档案起，到现在已有15个年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从档案的搜集、整理到初步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风起青萍，势成难转，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集体化时代研究的活跃，当代基层农村档案已不再是往昔备受冷落的“灰姑娘”，而是渐成集体化时代研究的“新宠”，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已成为学界的一个新热点，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其中。本文将根据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多年来的学术经历和体悟，就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的思考与实践进行阶段性反思和总结。无甚高论，借以求教。　一、资料革命：“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前辈学者乔志强先生（1928—1998）的指导下，历来重视历史文献，尤其是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在业师乔志强先生的体认中，“历史调查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先生最早出版的《曹顺起义史料汇编》（1957）及后来问世的《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1980）、《退想斋日记》（1990）等重要史料和著述，无一不是他实地走访，劳力摸索，潜心搜集所得。及至我等下一辈，顺应区域社会史学术潮流的兴起，继承了先生的学术传统，明确提出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主张，成为我们从事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共同取向。目前中心年轻一代学者大都是我最初培养的博士，也都贯彻着这一理念，在研究中利用了田野工作搜集到的大量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及口述资料。正是中心三代学人积年累月的传承和坚守，催生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我们关注的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既是反思“革命-现代化叙事”的学术实践，亦是社会史研究应有的社会关怀。自20世纪中叶以来，众多海内外学者围绕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相关议题展开了长期探讨，涌现出许多成果。尽管汗牛充栋的著述关怀有别、角度各异，但总体上陷于革命史与现代化的两极叙事窠臼而难以超拔，并衍生出不一而足的解释困境和实践难题。从有关土地改革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窥其一斑。作为“革命史叙事”的范本，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以下简称《翻身》）将土地改革描绘成世代受经济盘剥和文化压迫的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史诗性事件。韩丁亲身参与了太行区潞城县张庄的土地改革运动，用社会学人类学的“在地式”观察视角，从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出发来认识土改的历史实践。在韩丁眼里，土改翻天覆地，影响至深且巨，一如他对“翻身”的解释：“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了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写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韩丁笔下，翻身之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翻身不仅成为北方土改的代名词，也成为中国乡村革命的符号象征与政治隐喻。虽然与《翻身》的时代背景大体一致，彼此甚至有许多雷同的生活场景，但弗里曼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以下简称《乡村》）却循着“现代化叙事”展现了土改背离官方表述、导致社会失范的一面。《乡村》以华北平原的饶阳县五公村为个案，以五公村头面人物耿长锁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对五公村的土改展开叙述，呈现了一个与革命史叙事截然相反的土改叙述：土改没有必要在华北乡村进行，土改在华北乡村是多余的、残酷的和血腥的，土地改革不但没有解放农民，给贫苦农民以权力，反而将乡村中的权力交给了地痞和懒汉，破坏了在抗战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乡村秩序。就《翻身》与《乡村》比较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不同，也就是“革命”和“现代化”两种叙事话语的不同：革命叙事把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生动而富有诗意地展现出来，说明土改的必然性及其在国家、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巨大意义；而现代化叙事则将土改放置在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中来审视，认为土改不但没有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有效整合，反而使已经十分脆弱的农村社会秩序陷于混乱。诚然，历史研究的进步需要论争和分歧，但两种叙事话语对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的书写已非狭义的学术研究所能承载。两种叙事对集体化时代非此即彼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实则是不同社会价值尺度的张扬，抑或说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文明”的冲突，正如柯文所言：“研究中所遵循的取向，所提出的基本问题主要仍然是由史家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对史家而言，回应历史的问题需要历史的眼光，历史的眼光则有赖于历史的资料，尤其是一手的材料，回归集体化时代事实本身的基础和前提，便是从搜集基层农村的档案入手。2005年8月至2006年6月，我们带着诸多疑惑多次走进《翻身》描述的那个普通村庄——张庄。令人振奋的是，我们发现了张庄自土改到人民公社解体时期保存相对完整的档案资料。通过反复的文本阅读、资料分析以及田野考察，我们发现，“乡村社会有其自身运行的机制，当这种机制与国家选择的路径不同时，或者可以说当国家的权力意志及政治策略与乡村生活的情境不同时，普通村民作为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个体应当如何协调外来的文化与乡土规范的冲突，这样一种逻辑衍化的过程，单从国家与社会的宏观理论结构入手是无法理解的”，同样也是“革命-现代化”叙事不能完全解释的。正如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农村社会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一样，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资料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在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我们知道，传统中国农村的文献资料，除去普通的地契、房契等契约文书外，也有一些方志、笔记、文集等资料，远远谈不上系统性和完整性。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的档案资料的产生，却是一个由上而下的政策要求，县级以下，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都保存了相对系统完整的档案资料（之前最多是县级以上才有相对系统完整的档案）。后集体化时代，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单位的“集体”已名存实亡，基层农村档案也就名存实亡。可以说，集体化时代的基层农村档案是中国农村有史以来首次系统而全面的档案资料。令人痛惜的是，这批记录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变革的庞大档案资料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近些年来，伴随着乡村社会发展浪潮的迭起，这批数量可观、种类繁多的档案资料在迅速散失而难以搜集。“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农村档案的存世，若干年后，我们怎样去研究这段历史？我们的后人是否会淡化甚至遗忘这段历史？他们也会像我们今天研究明清历史一样，‘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吗？那时又到哪里去寻找这些基层档案？”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出于对理论诘难的回应也好，面对集体化基层档案堪忧的现实境遇也罢，我们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下大力气对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进行抢救式搜集整理，时不待我，迫在眉睫。十多年来，我们栉风沐雨，不避寒暑，走向田野与社会，深入基层与农村，坚持不懈的以集体的力量积极开展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说的大一点，堪称是一场“资料革命”！历史是业已发生的唯一真实，它不是检验某种社会价值的工具，更不是铺陈某种历史叙事的注脚。面对集体化时代纷乱迷繁的历史叙述，我们需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③。历史研究的要义在于还原历史真实，档案资料尤其是一手文献则是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石。长久以来，在“革命-现代化”等种种叙事的束缚下，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雾里看花，山重水复，积极开展“资料革命”，对当代农村基层档案进行抢救式搜集、整理和研究，则有助于我们摆脱论而不决的价值评判，在解除思想束缚，做到价值“解敝”（荀子、戴震语）后，方有可能实事求是，自由讨论，在掌握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洞察历史真相，走向历史现场，使集体化时代成为学科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根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我们已搜集到了遍及山西几十个县市范围近300个村庄档案资料，目力所及，真可谓“无所不包，无奇不有”。其主要类别包括农村总账、分类账、分户账、日记账、工分账、社员往来账、实物收付账等各类纷繁多样的账册；中央、省、地、市、县、乡、生产队、生产小队各级的文件、计划、总结、制度、方案、意见、报告、请示、指示、通知、讲话等各类文书，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社会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大量阶级成份登记表、斗争会、批判会记录、匿名信、状告信、决心书、申请书、判决书、悔过书、契约、日记、笔记等等个人与家庭档案无奇不有；宣传画、宣传册、领袖像、红宝书、红色图书、各地不同时期各种小报、各类票据等等。除了村庄一级的档案资料外，还有供销社、粮站、医疗诊所、广播站、学校、百货公司、林场、水库、厂矿等单位的资料也是应有尽有，不胜枚举。在占有这批村庄档案的基础上，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探索。这些年来，我们一方面注重学习和交流，组织召开各种相关的学术会议，邀请方家访问指导，商洽合作研究事宜，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展开研究，继2006年首次向学界推介中心所藏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的概貌后，2011年又从海量文献中选取精华，以时间为序，事件为类，左图右史，图文并茂，整理编撰出资料类书籍《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力求呈现鲜活生动、原汁原味的历史画面。出乎意外的是，该书的出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2012年，我们选取二十余村庄的档案资料为研究对象，申请到了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拟分辑影印出版上百册山西农村基层档案资料，力争将中心最为完善和系统的村庄档案公之于众，嘉惠同仁。新资料的发见往往意味着新视角和新方法的出现。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为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纵深发展奠定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提炼新观点、创建新理论的必要前提，因此对集体化时代进行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才有了进一步的革新。二、自下而上：书写完整的集体化历史检讨多年来集体化时代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国革命史或中国共产党党史模式。这一模式大多限于对重大事件和上层路线方针政策的诠释，骨架虽有但血肉缺乏。这种宏观性的研究很少让我们看到基层民众在集体化时代所展现出的复杂的实践、鲜活的人物和动态的过程，普通民众的身影似乎淡出了历史。二是海外学者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如韩丁的《翻身》、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弗里曼等人的《乡村》等，由于观察立场和价值预设不同，这些著作中蕴含了不同的叙事取向，他们对集体化时代的刻画有着极大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的评判，他们的研究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揭示历史的真实，又能做到多大程度的“同情的理解”？这都需要进一步深思和商榷。三是国内学者的多学科解读，如张乐天从社会学视角写就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阎云翔在人类学视域下完成的《私人生活的变革》、孙立平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搜集与研究计划”系列成果等，他们试图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去揭示集体化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多侧重的是国家向社会的渗透。让我感到稍有遗憾的是，对集体化时代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段的研究，历史学本学科却基本沿袭传统框架，难有突破，这是需要重视和反思的。从史料来说，以国家视野及精英话语为中心的资料运用取向从根本上决定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视野多有限制。目力所及，学界对集体化时代的历史阐释大致使用了以下四类材料：一是由中央权威机构出版和公布的上层史料，如重大决策、事件的回忆录，领导人物的年谱、书信录、文稿、文集、传记，政策文献选编等；二是地方部门收藏、整理和出版的地方性史料，如各地省、市、县的档案馆资料和地方志材料等；三是历史亲历者的口述、日记、回忆录等个人性史料；四是海外所藏相关史料。诚然，已有史料涉及当代史变革的诸多方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的是，这些以国家视角为中心的档案资料只能使研究者的眼光限于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历史事件、上层方针政策的探源，聚焦政宦显要、风云人物等社会精英的时代功过和命运浮沉，只能呈现出历史的某些侧面，无法对集体化时代进行全面的完整的历史书写。就史观而言，陈陈相因、渐成定式的革命史框架也是集体化时代研究难以繁盛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与20世纪中国革命齐步前进的，是革命史观在史学领域的逐步确立，特别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革命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更是取得了难以撼动的优势地位。客观而论，革命史观之于中国历史学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将社会经济现象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并揭示出在社会经济进程中将广大的不同领域连结在一起的环节，从而提供了一个构建通史的基础。然而，革命史观对中国历史的宏观审视和长程解读在很大程度了规定了当代史书写的“春秋笔法”，易将原本丰富鲜活、有血有肉的当代史图景化约为“骨架虽有但血肉缺乏”的政治史。总体来看，传统史学本位下集体化时代研究“说到底是一条政治史的主线”，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视角，“更多的是研究上层领导或高层领导的思想与活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以党为主体的历史事件，甚至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成为党史和革命史的叙事主线”，而“基层农村社会尤其是亿万农民的生存环境、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精神心理状态、日常生活等，我们了解和研究的仍然十分有限”。马克思曾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调整研究立场，切实转换研究视角，迈向从基层社会出发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既是整体地全面地认识集体化时代的内在诉求，亦是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当年，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衡量史学进步与否的标准主要有两个：“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以梁启超先生评判史学进步与否的两个标准来看，我们在“资料之整理”与“观念之革新”两个方面做的都很不够。平心而论，对于农村基层档案的认识，我们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最初我们在田野工作中搜寻明清资料的时候，对集体化基层村庄档案有些相见不相识，未给予关注或关注不多。正是后来国内外学者对集体化时代的出色研究激发了我们的思路，而社会史“长时段”的视野则进一步让我们意识到基层村庄档案的重要学术价值。随着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渐次展开，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大量的基层档案资料可以在集体化时代研究中大有作为：一方面，它们来自基层社会，这些档案资料大都是基层民众革命实践的原始记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集体化时代国家话语在基层社会的真实展现；另一方面，随着基层档案资料的挖掘和利用，必然带来研究视角的转换，这就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以此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意在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从古代、近代引入现当代，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认识，弥补“自上而下”政治史研究的不足，书写更为完整和全面的集体化历史。作为土地改革的重要环节，诉苦研究长期以来备受关注，聚讼纷纭。相关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为什么要诉苦，着重探讨诉苦过程中普通民众进行自主真实表达的可能，有学者指出，国家对苦难的经营和再造是理解诉苦的基础，农民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对阶级化诉苦进行了选择性适应和策略性应对，本质上是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博弈；二是诉苦的旨趣何在，旨在分析诉苦的技术性或机制性意义，指出诉苦或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技术，或是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三是诉苦的效果如何，力图通过对土改期间诉苦运作过程的细致分析，探寻贯穿其间的思想教化和权力运作，分析诉苦之于土改乃至中国革命的影响。毋庸讳言，诉苦是已然发生的唯一历史事实，通过爬梳和回顾，我们却看到了多重的历史叙述，此类讨论虽有助于推陈出新，但也形成了“画地为牢”、“自说自话”的局面，从而很难产生有效的争鸣和对话。应该说，此种研究态势的形成，一方面固然与学者本身的旨趣有关，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的，则是研究者的资料占有和运用所致。与当代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几近相同，诉苦研究也多是官方文献、运动亲历者或从实际调查中搜集而来的口述史资料，基层村庄档案尤其是一手原始诉苦档案的付诸阙如，使我们难以看到普通民众在当时当地真实历史情境下诉苦的本来面貌。这里以中心所藏山西晋城泽州县贾泉村1946年的诉苦账为例，延伸而论。这一诉苦账是土改运动中用毛笔书写的普通的、又是难得一见的诉苦账，原始记录如下：民国三十五年正月十八诉苦账1.赵全喜去城领贷款100元，借了20元，还得等保人去担铁砖，担了四组只想三个贷款100元，只给了50元。2.关□□（“□”代表无法辨别）诉去担铁砖把腰骨伤了，十天治了三回。3.焦福贵诉去领贷款100元，只给了50元。4.关法炉诉去担铁砖上次□8毛，只给老百姓□2毛一天。5.关全炉诉跟白鹤鸣争村长花了麦20多旦，王凤岐麦子□也没给，还有明水200元。6.关木生诉去领贷款100元没给，又去高平担谷打了我一顿。7.关锁维诉去支民夫打了一顿没出气来。8.关太河诉去支民夫谷没种上，在高平扣了半月。9.关□生诉去支民夫周村□刘英把一双鞋脱了。10.瞎德新诉去担铁砖没办法把几件衣服给了□□□。11.关裕福诉去城领贷款100元，只给了50元□□□。12.白全旦诉去城领款50元，大田花了。13.关更玉诉去支差车把驴支死了，把我的儿子栓住□一斗卖。14.关双河说买了几亩不好的地□□□。15.申铁柱领了队伍把鞋拿走又卖被□□□。16.白全旦诉洋100元。17.关更生诉□□民夫把我打了一顿。18.瞎法诉登麻板一付。19.关木生诉谷三斗外加被子一条。20.关栓旦诉领贷款交过红契一直没给。21.关更生诉一斗大卖一斗小麦没给。22.杨军根诉□□□兵拿走被子三条米一斗。23.□海奎诉领了□□给了米一斗。24.杨□和诉拿了洋100元说顶麦□斗后来100元只能折□□。25.侯领安诉领□□扣了一夜。尽管土改运动已经过去60多年，贾泉村也沧海化桑田，但原汁原味的一手诉苦档案还是有幸得以留存下来，尤其是与今日常见易得的或官方或口述的资料而言，贾泉村原始诉苦记录愈发珍贵。透过这段简短的摘录，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丰富的历史信息：（1）这份诉苦账的抬头时间是“民国三十五年正月十八”，也即1946年2月19日，其时正是减租减息运动之际，尚未拉开以《五四指示》为标志的土改大幕，这就表明诉苦并非土改时期的特有环节，而是早在减租减息时期，诉苦业已在包括贾泉村在内的村庄铺成开来；（2）贾泉村民众回应诉苦的前提和基础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官方自上而下的权力实践和运作，也有他们从自身日常生活逻辑着眼，借以伸张自身物质利益或情感诉求的自下而上的参与，那些今天我们看来“鸡毛蒜皮”的事情正是所诉之“苦”；（3）从这则记录中，我们看到减租减息期间的“诉苦”似乎风平浪静，这与我们后来从田野中了解的土改时激烈的“诉苦”有很大不同，这也从侧面表明不同运动期间民众的所诉之“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能存在从“民瘼之苦”向“阶级之苦”的转变。事实上，作为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诉苦运动完全是在乡村日常生活世界中上演的，正是生活于其间的普通民众给这场运动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极大地影响了运动的进程，因此如果我们脱离开农村的日常生活世界及农民自身的行动逻辑去理解诉苦，那么注定是无法深入下去的。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应当成为我们研究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立场。具体而言，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对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进行研究需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从农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实际出发，而不仅仅是从政权更易的事件出发，人为地割裂这个完整的时代；二是要在研究上层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下层农村的实态；三是需要我们对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给予更多的关注。质言之，自下而上地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就是要通过对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乃至个体声音的发掘，将历史研究的视线下移至广大民众和芸芸众生，真实再现地方社会在集体化时代中的多样化表现，通过深描普通民众的生活历史去重新认识和反思中国革命，从而整体地全面地完整地了解和认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这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更加全面地完整地认识这个时代的基本出发点。当然，“自下而上”的视角并非对以往的政治史架构一概否定，而是强调单纯的自上而下的研究只能展现历史的某些剖面，地方社会不是作为宏观历史叙述的舞台或背景而存在，而是在历史合力之作用下深度参与并影响着历史航向，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路径结合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否则，很容易将丰富的历史图景简化为单纯的政治史，或者看不到国家权力意志在地方的真实存在，将当代史研究表面化、碎片化。　　三、优先与人类学对话：走向田野与社会毋庸讳言，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主题，波浪壮阔的集体化进程完全是在特定的区域社会里发生和展开的，而任何一个区域都有其特色迥异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政治生态及社会结构。正是这些差异极大的区域性特征，决定了宏观的集体化实践必然会在微观的地域空间中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历史景观，也就是说，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更多面临的是“地方性”知识，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集体化研究时必须走向“在地化”。研究历史首先需要“同情的了解”历史，物换星移，时过境迁，由于地理空间感的模糊、地方性知识隔膜等限制，使得我们今天在构建历史场景时面临很多困难。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贴近那段历史，获得丰沛的时空感和现场感呢？根据我们多年来的摸索和体会，“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是目前相对切实有效的选择和取向。这是我们多年来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感受，是搜集、整理和研究集体化农村基层档案过程中的一种体悟。“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是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提出来的。他指出历史学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新史学的发展“可能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实行合作”。在我而言，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在坚持历史学基本方法的同时，一方面是要较多借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等学科的方法，另一方面则要是走向实践，从实践出发展开切实有效的研究。研究方法并没有优劣之别，更没有高下之分。按照我的感受和理解，“方法就是观念转变，方法就是新领域的开拓，方法就是研究内容的深化，方法就是新史料的挖掘，方法就是整体史的追求”，随着我们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深入，也愈来愈感受到“优先与人类学对话”的魅力，集体化研究的“在地化”取向，不仅能够让我们设身处地关照研究对象，还让我们在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中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本身。大体而言，“优先与人类学对话”带给集体化时代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就资料的搜集而言，我们主张进行“集体式调查”；二是从资料的解读来说，人类学本身的理论与实践启示我们，要重视文献解读与田野工作的结合；三是要始终保持总体史的眼光，重视多学科合作的理念，避免“碎片化”问题。多年来，我一直在倡导“走向田野与社会”，这既是我们从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实践中所得，也是学科互渗的产物，是社会史研究受到人类学影响后的学术潮流，也可以视为社会史研究中的人类学取向。在我看来，“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与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懂得从现实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也是一个‘自下而上’视角下的社会”。从学理层面看，“走向田野与社会”是一个包含资料搜集、解读与研究三位一体的治史理念。对于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而言，尤为如此。先谈资料的搜集问题。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的重要价值在于它的数量庞大而不可复制，其可惜之处在于它的迅速散失而难以搜集。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如何开展切实有效的搜集和研究，就成为我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目力所及，目前学界对基层档案的搜集多是个体化行为，然而，个人力量毕竟有限，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涤荡，基层档案资料流失加剧。对此，我们深有体会，也备感痛惜，同时也更加觉得进行资料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那么，怎样才能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将“资料革命”这一工作开展起来呢？根据我们多年积累的经验，最根本的还是充分地依靠集体和团队的力量，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也是那些研究个体从兴趣出发的搜集行为所无法相比的。在我们刚刚起步之初，我倡导中心师生从自己的家乡以及所在村庄做起，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搜集资料，实践表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捷径。我们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一文中所介绍的三个具体采集单位中，有两处就是学生的家乡。事实上，此种“集体调查”做法在中西方史学实践中已有先例可循。如以“史学即史料学”一语闻名的傅斯年在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即主张“集众式的研究”，以集体的力量搜寻新史料在当时成了一种口号，形成了一种集体的自觉，而非个人的嗜好。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同样将“集体调查”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再者是资料的解读问题。原始基层档案是集体化研究的基础，那么在占有资料后，该如何进行有效的解读呢？作为中国农村有史以来最为完备和系统的资料留存，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个性鲜明而突出，可以说形成了完整的档案逻辑。那么，在大量档案语言的背后，它蕴藏着怎样的政治逻辑和文化机制？基层民众的行动逻辑又是怎样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走向实践，通过“在地化”研究去了解档案背后所潜藏的普通民众的话语表达。于我们而言，最能感受“优先与人类学对话”给集体化时代研究带来滋养的莫过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我们知道，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到被研究者的生活圈子里至少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观察与研究，与被研究者“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而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这对我们进行基层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走向田野与社会，“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了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解释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在我们的研究实践中，“有时先确定研究内容，然后在田野中有意识地搜集资料；有时是无预设地搜集资料，在田野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启发了思路，然后确定研究内容；有时仅仅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就激发了新的灵感与问题意识；有时甚至就是三者的结合”。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要始终保持总体史眼光。目前，随着集体化研究的日益精细化和微观化，集体化时代研究在走向纵深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碎片化”的隐忧。就目前的研究实践来看，碎片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学者虽以区域性研究为个案，但更多的只是将宏观的历史叙事分解为区域性表述，微观趋向的研究成为大历史的注脚，作为方法论的区域性研究之价值无从凸显，遑论对大历史的反思与修正；二是随着集体化研究主题的不断扩展，普通民众的初级生活圈渐次进入研究视野，举凡婚姻、家庭、人口、医疗、教育等问题皆成为研究的着眼点，却也带来了碎而不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惑。如何避免碎片化？对此，人类学对总体史的追求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启示，“总体史并不简单的就是要追求研究对象上的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甚至是越多样化越好、越琐细化越好，也不是单个社会要素连续相加重叠的混合体，而是一种多种结构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多层次的统一体”，“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和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研究区域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这就是说，在进行研究时，既要“神游于内”，又要“超然其外”，心中始终要“有似绳索贯穿钱物”（陈旭麓语）的东西。　　四、结语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作为中国近现代新陈代谢过程中一个难以忘却的时段，集体化时代因其“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实践而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变革中最为剧烈的时期。在这段历时四十年的时段中，中国共产党人旨在以土地和经济的集体化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随着1980年代国家政策的改弦易辙，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宣告了集体化道路的终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并不能因为集体化时代的曲折而漠视或者否认集体化时代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意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回望集体化时代的历史经验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尊重历史的最好方式就是还原历史，从基层农村档案入手，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是我们开展集体化时代研究的可取路径。诚然，在“走向田野与社会”治史理念下，集体化时代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集体化时代虽然肇端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但它毕竟与传统社会尤其是民国时代的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从长时段来说，集体化时代中有哪些变与不变的历史要素？孕育集体化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是什么？作为整个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改革、合作化等运动显然并非中国所特有，在与西欧、苏联、印度、台湾等不同区域的比较中，中国的集体化究竟有哪些结构特质？又如集体化时代的运作逻辑是如何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今天的现代化历程？如此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求的。作者简介：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6期。

《中国农村调查?口述类》出版　白炜　摄中新网武汉9月14日电 (党波涛 白炜)日前，《中国农村调查·口述类》大型项目第1卷和第2卷出版面世。该丛书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邓大才教授主编，是对全国2000多位80岁以上农民进行的土改口述史调查的成果结集。该丛书围绕“农民与土地”展开，以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土地制度变革为主线，深入考察土地改革及其前后农民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变化情况，全面反映农民在土改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该丛书是关于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基于大型深度调查的一手资料，对于研究农村社会变迁、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农村调查·口述类》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世纪工程——新版中国农村调查”项目的重要成果之一。2015年，中国农村研究院启动了村庄调查、家户调查和口述史调查三大“世纪工程”。2015年6月以来，先后有300多名教师、博士硕士研究生深入全国各地农村进行调查。目前，调查已整理形成口述资料逾千万字，从中择优结集成大型系列《中国农村调查·口述类》，每卷约百万字，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第一批项目入选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日前出版的两卷，主要集中反映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河南、河北、山西等9省24个县(市)的土改情况。(完)

中国日报北京7月25日电（记者 程思）2018年7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行了《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发布会暨中国乡村全面振兴高层论坛。会议上发布了《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部署，是破解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发展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城乡协调发展政策演进的必然结果。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着农民增收难、农业农村投入资金不足、农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各类人才短缺等难题。《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发布了中国农村发展指数及中国农村发展指数测评报告。一是农村发展水平继续稳步提高。2016年，中国农村综合发展指数达到0.677，与2015年相比提高了0.028。生活水平维度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最大，达到39.3%。而城乡一体化维度的贡献率出现大幅下降，在总指数增长中的贡献率仅为3.6%。二是生态环境改善明显，维度发展失衡有恶化倾向。2016年，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分别为生态环境（0.168）、城乡一体化（0.158）、生活水平（0.137）、经济发展（0.116）和社会发展（0.099），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不同维度之间存在的发展失衡趋于恶化。三是农村发展的主要贡献来自生活水平提升。2016年，四大地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总指数的增长主要来自生活水平维度的提升。四是地区间差距有所扩大。在省级层面，农村发展整体上呈“两端分化、中间趋同”的分布特征。2016年，农村发展水平最高的五个地区总指数的平均值为0.942，农村发展水平最低的五个地区总指数的平均值为0.539，两者之比为1.748，地区间农村综合发展水平的差距出现扩大。五是维度间发展失衡在东北与西部省份更突出，但普遍趋于缓解。《报告》还指出，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出发展水平低、发展不平衡、持续性盈利能力不强等现实性问题。为此，应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探索多种类型的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如土地股份合作制、成员股份合作制、联合社会资本的混合所有制形式；同时，要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通过规范股权设置，稳步放开农民股权流转范围；此外，要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的内部治理结构，制定税费优惠政策。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农村面临着严峻的水污染问题。为此，要在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限制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并因地制宜地研发和选用适宜的污水处理工艺；同时要完善农村环境保护立法，加强监督管理，以及建立与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资金保障机制。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是水土资源的保护，特别是水土资源质量的保护与提升，但中国水土资源在数量上的不足，以及源自工业、农业污染导致的水土资源质量的下降，都严重影响着中国农业的绿色发展。为此，应强化对实现农业绿色发展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确保中央各项政策的落实；采取制度、机制、技术等有效措施，确保耕地数量稳定与质量提升；在加强水生态建设的同时，以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制度、以及创新农业用水机制，实施水资源的高效利用；通过建立农业绿色发展特区、实施生态补偿等机制创新，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编辑：孙若男 黄硕）

2019-04-01 16:57 | 象山改革微信公号今天上午，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象山调研基地授牌仪式举行，清华大学农研院副院长张红宇，县委副书记、县长黄焕利共同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象山调研基地”揭牌，并交换《共建调研基地协议书》。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才平，县委常委、副县长王化义出席仪式。仪式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孙小雄主持。黄焕利首先对清华大学农研院各位领导、专家一行表示欢迎。他说，象山三面环海、两港相拥，最突出的特点是“海”，资源因海而丰、生态因海而美、产业因海而兴、文化因海而荣。“三农”工作一直是我县的重点和亮点工作，先后荣获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省首批美丽乡村示范县、省特色农业综合强县等称号，“村民说事”、“一户多宅”村庄梳理式改造、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等特色做法得到了中央相关部委的关注和肯定。希望清华大学农研院以象山调研基地挂牌为契机，今后给予我们更多的理论研究、决策咨询支持，共同推动我县“三农”工作再上台阶，为全国提供更多“象山样本”。张红宇说，清华大学农研院汇集国内“三农”领域的资深专家和学者，是服务国家“三农”决策的顶级智库、研究农村改革理论的一流平台。双方将以调研基地为平台，不断拓宽交流领域，提高合作层次，努力实现优势互补、成果共享、共同发展，更好地为象山“三农”决策服务，更好地为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服务。授牌仪式后，张红宇一行还赴相关镇乡（街道），就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象山“红美人”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发展、村民说事及小微权力运行等内容开展深入调研。

身为一位学习农业经济学的学生，看到有人问这个问题，真是有种碰到同道中人的感觉。提到的几本书都是不错的。我再详细补充一下。1. 通俗读物首先，如果是为了了解中国的农村，这几本书是比较重要的，除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现代学者比较有名的有《中国农村调查报告》，但是已经被禁，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等。后面几本书很有社会影响，从某种程度上唤起了大众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以上的这几本书，虽然都有学术价值，但是却也好读。如果说是纯粹学术的书籍，以下几本书必须读。2. 学术读物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州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这两本书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各种赞誉不多说，读了对于中国近代小农经济，就会有个比较客观的评价。林毅夫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也不多说，很有名的书。其他的诸如《改造传统农业》《农民经济组织》《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农民的终结》《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等等都是了解农民和农村的必读书目。3. 学者与网站如果是想了解三农问题和农村社会，可以多浏览一些相关网站，比如三农中国什么的。中国比较有名的三农问题学者有温铁军、钟甫宁、陈锡文、贺雪峰、黄宗智等等，很多其他的经济学家也都有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4.想说的话其实，要真正了解三农问题，只看书是不行的。太多的争论，光是看书是看不明白的，还容易被误导。三农问题研究现在是一门显学，但是其中浑水摸鱼的人也不少，很多论调还添加了太多政治的考量，甚至成了一些学者自我标榜的工具。要真正了解三农问题，必须得都下农村走走。要呆在书房里，通过几本书了解农村，是很难的。

10月15日，《中国农村调查·家户调查》与《中国农村调查·农村妇女》新书发布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该书作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世纪工程”之新版中国农村调查项目的重要科研成果，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刘筱红教授介绍，《中国农村调查·农村妇女》是对全国上千位80岁以上农村妇女进行口述调查的整理择优选编而成。调研员们深入村庄，寻访八十岁以上的老妇人，用心倾听老人们的诉说，认真记录老人的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通过本次大规模的农村妇女口述史调查，垂垂老矣的农村妇女获得前所未有的讲述、倾听并且被记录的机会，为后世全面认识中国农村妇女参与历史发展的经历留下不可再生的资料。农村妇女八十年的亲历记忆，不仅昭示了时代的进步，也为国家进一步制定性别平等政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副教授对《中国农村调查·家户调查》作了详细介绍。“家户调查”以1949年以前传统家户形态为调查对象，旨在系统梳理和还原传统时期中国农民家户生产、生活的原貌，揭示中国农村家户制度的运行机理和深层逻辑。调查全部由调查员实地访谈完成，调查内容涉及家户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等众多方面，尝试在传统家户中揭示被遮蔽的事实。此项调查工程具有调查内容和流程的系统性、调查对象和范围的规模性、调查资料和成果的唯一性等特点。截至目前，家户调查已开展四个批次，累计访谈家户717份，其中以大家庭（人口在8人以上）成员为访谈对象者293份，以小家庭（人口低于8人）成员为访谈对象者424份。新书的出版既为学术研究提供丰富的一手资料，也对当前以家户为社会单元的农村政策制定与基层治理提供依据，对文明传承有深远意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邓大才教授表示，发布《中国农村调查·家户调查》与《中国农村调查·农村妇女》具有深远意义。“家户调查”为理解家、认识家、研究家提供资料与数据，以“小家户”反映“大治理”；“妇女口述调查”是为妇女树碑、立传、传史，妇女口述史的出版展示了农村妇女最大、最多、最深的解放和发展，以“小人物”折射“大历史”。两类田野调查的出版记录了历史、再现了历史、抢救了历史、创造了历史，为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提供我们的智慧和贡献，也为深度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微观素材，为深度的历史研究打下坚实的田野基础。据了解，新版中国农村调查于2015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其以政策、学术、历史传承为三大目的，内容分别包括村庄类、家户类、口述类、惯行类、专题类、文献类等。“家户调查”项目是以家户为单位的调查，目的是了解中国农村家户制度的基本特性及其变迁，探寻影响中国农业社会变迁的基因和特性。“口述调查”子项目之一的妇女口述调查旨在记录和反映80年来农村妇女与家庭、家族、宗族、村庄、市场、国家等的互动互构关系以及农村妇女自身的发展变迁历程，为抢救、保存农村妇女关于生活、时代、国家的集体记忆以及妇女解放历史提供第一手资料与数据。“家户调查”目前已有145份调查成果辑录为19卷进入出版程序，后续编撰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妇女口述调查”项目已完成了1740位80岁以上农村妇女的访谈资料整理，累计超过6000万字。此外，基于访谈调查，中国农村研究院同步建设了数据库，所有调查成果经审定合格后全部进入数据库，最终形成大样本、大数据，为科学化、系统化的研究工作奠定重要基础。（光明融媒记者夏静 通讯员丁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