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

那个曾经的放牛娃，那个曾连续11次挑战南北极的汉子，那个为我国极地科考奉献一生的老人，走了，去了比南北极更遥远的地方。楚天都市报记者2月21日获悉，被誉为“中国极地测绘之父”的武大教授鄂栋臣，今晨因病在武大中南医院逝世，享年80岁。鄂栋臣曾参与1984年中国首次南极考察，一生参与7次南极考察和4次北极考察，两次在国家南极科学考察中荣立二等功。他是武汉大学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极地测绘事业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曾任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极地测绘科学国家测绘局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地球科学组中国常任代表、湖北省南北极科学考察学会理事长。本文图片均来自楚天都市报放牛娃的远大抱负1939年7月，鄂栋臣诞生在江西广丰山区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中。抗战年代，家庭异常贫苦，小小年纪的鄂栋臣格没有条件上学，成了一名放牛娃。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村里办起了小学，11岁的鄂栋臣第一次拥有了念书的机会。他天资聪颖，又肯下功夫，很快就成为班上最优秀的学生，1954年小学毕业后，鄂栋臣考上了广丰中学，凭借优异的成绩，他被上饶地区批准作为保送生上了高中。1960年，21岁的鄂栋臣考取了武汉测绘学院（现武汉大学），攻读天文大地测量专业。鄂栋臣曾在一次演讲中动情地说道：“我十岁时还是放牛娃，父亲和祖母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如果没有共产党，我可能会在受欺凌的日子里失去更多的亲人，也没有机会读书，更不会成为大学教授，那些苦难的日子让我真切地体会到，只有祖国强大了，炎黄子孙才有尊严。”尽管测绘对于这个山里走出的大学生来说非常陌生，青年鄂栋臣还是励志，用行动回报祖国。签下生死状首征南极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四十多个常年考察基地和一百余座夏季站，而当时的中国，在极地科考方面还是一片空白。1983年9月，加入《南极条约》不久之后，中国首次派出科考代表团，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第12次协商国会议。然而每当会议讨论到实质性内容或进入表决议程时，代表团成员们就会被大会主席礼貌地“请”到会议厅外喝咖啡。代表团成员之一、时年48岁的郭琨回忆，面对“二等公民”的耻辱待遇，代表团很多成员都留下了热泪，发誓要建立自己的南极科考站。后来，正是他成为了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长。1984年11月26日，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由591人组成的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登上“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从上海浦东港口起航，开启一段伟大的行程。45岁的鄂栋臣就在其中，他还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成为考察队党支部副书记和测绘班班长一职。那是一次完全未知的行程。据媒体报道，出征之前，妻子担心他会遭遇不测，迟迟未能在“生死状”上签字，鄂栋臣拿过笔来稳稳写下自己的名字，并在一旁的空白处留笔：“我的生死，由我自己全权负责。”鄂栋臣在南极鄂栋臣曾经回忆，“船长说，我船上带了一些大塑料袋。我们问他，带塑料袋去干什么啊，他说准备装死人的。我们就明白了，那是装尸袋，如果谁牺牲了，就用塑料袋一装，放到船底下的大冰库里冷冻起来，然后带回家。”危险确实无处不在。当“向阳红10”行驶到被称为“沉舟墓地”的德雷克海峡，考察队遭遇了12级的强风暴。惊涛骇浪中，队员们翻江倒海地呕吐。鄂栋臣和同伴连滚带爬地冲入船舱，下意识紧紧抱住贵重的考察仪器，这是所有人在危急关头唯一想到要保住的东西。十几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挺了过来。30天的艰难航行过后，我国第一支南极科考队终于即将到达目的地——乔治王岛。鄂栋臣站在甲板上眺望，魂牵梦绕的神秘冰雪世界就在眼前，他和队员们兴奋得欢呼雀跃，站在船头大喊——“南极，中国人来了！”冰天雪地里盖起科考站要建立中国第一座极地科考站，测绘是最基础的工作之一。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勘探工作异常艰难。鄂栋臣带领组员们踏冰雪、穿山脊，每天都扛着木桩、铁锹、镐和铲去测绘，依靠简陋的小平板做大比例尺测图，用两条腿去跑水准，稍有不慎就会掉进冰海。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4平方公里范围内布设了33个控制点和图根点，野外测量1665个地形点，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站区选址与地形测绘。1985年2月10日，距离农历春节不足十日，在新年极光的笼罩下，鄂栋臣测绘完成了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在这幅1:2000的地图上，他把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赋予南极无名的山川湖泊：长城湾、望龙岩、龟山、蛇山、八达岭……地点确定后，队员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建设行动。鄂栋臣和同伴们穿上防水衣、扛起沙袋，爬冰入海，一天之中甚至能工作近二十个小时。多年以后，鄂栋臣的老友、此次科学考察队队长郭琨满怀深情地回忆：“无论你是工程师、讲师、教授、博士、工人、记者……搅水泥、拧大螺丝钉、扛钢梁，每个人都上手干，修码头的就是码头工，搬物资的就是搬运工，建房子的就是建筑工人……”1985年2月20日，农历大年初一，队员们给当遥远的祖国送上了一份新年大礼：中国第一座极地科学考察站——长城站正式建成！广袤的南极洲上，首次有了中国人的立足之地。受邀前来参加典礼的苏联站工作人员，得知中国人只用了40天便完成建站工作，纷纷睁大眼睛、高呼“奇迹”！鄂栋臣与武汉大学队员在北极卫星观测站前下一个目标：北极3年后，鄂栋臣再赴南极，此次他们在东南极洲大陆上，建立了我国第二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标志着中国南极探测进入了更高的水平。“少了北极，就不是完整的极地科考。”在鄂栋臣心中，已经定下下一个目标——巡天遥看极地光，北极！北极！1999年7月，花甲之年的鄂栋臣参加中国首次北极科考，踏上自己心中潜藏已久的北极寻梦之旅。严寒、冰山、暴雪、北极熊，茫茫白雪后藏着各种险境，鄂栋臣就是在这样的险恶的环境下，为祖国北极勘测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长城”“中山”“黄河”，二十多年里，从南极到北极，伴随着这些令人骄傲的名字，鄂栋臣始终奋战在我国极地测绘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先后7次奔赴南极考察，参与中山站的指导建设工作，并两次荣获国家南极考察二等功。此外，他还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在室内推演测绘南极冰面地形，这在人类对南极的科考史上堪称首创。由他主持命名的300多个中国南极地名，获得国际认可，填补了南极自古以来无中国地名的历史空白；在中山站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南极自动验潮站；史无前例地在北冰洋的浮冰上进行绝对重力测量试验并获得成功，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极地测绘制图之路。对外界赞誉的“极地测绘之父”这一称号，鄂栋臣曾说：“我做的事很有限，但我的后半生都献给了极地，可称我为‘极地赤子’。”晚年做了600场科普报告退休后的鄂栋臣并没有远离他所钟爱的极地事业。这些年来他笔耕不辍，在理论研究领域孜孜不倦地做研究、带团队，工作在极地研究的前线，偶尔也会通过高科技通讯设备为远赴南北两极科考的学生后辈们出谋划策。这些年，鄂栋臣在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做了近600场南北极报告，教育青少年热爱祖国、崇尚科学，增强人们保护地球环境的意识，独具创新特色，每每讲到五星红旗在两极飘扬时，台下掌声雷动。每场报告都掌声不断，深受听众欢迎。曾被中国科普作协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获“湖北省科技传播十大杰出人物”。鄂栋臣更是开启了武汉大学与极地的不了情缘。在他之后，武汉大学参与了中国的历次南极科学考察，累计派出师生110人次，是我国参加南极科学考察时间最早、次数最多、成果最丰硕的高校，也是唯一一所“全程参与”的高校。去年11月，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再次出发，成员包括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的2名教师和3名博士生。鄂栋臣走了，他的征程还在继续。(来源:楚天都市报)

楚天都市报记者 柯称 通讯员 徐永芳 吴江龙从1984年第一次派出南极科考队，已经过去35年，我国的极地科考取得了哪些成绩？湖北的科研人员做了哪些贡献？人们又为何要不远万里奔赴这个冰封世界？日前，记者专访了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北省南北极科学考察学会理事长王泽民。王泽民教授曾4次探访南极、4次探访北极，对我国极地科考有着较全面的认识。2009年10月，王泽民随第26次南极考察队出发前1）极地是地球问题“放大器”记者：我国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搞极地科考？王泽民：首先是要维护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不能缺位。然后是科学本身，两极地区环境具有原始性，极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具有“指示器”的功能，比如武汉气温升高不能说明全球变暖，但南极升高就很成问题；两极环境非常敏感和脆弱，因此具有“放大器”的功能，如果全球气温升高1℃，南极可能升高2℃-3℃，北极会更明显；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两极还具有“总开关”的功能，它通过洋流左右着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灾难片《后天》里面就有体现。总的来说，去两极科考更能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全球环境变化和背后的机理。记者：那么极地研究主要是气候和环境研究？王泽民：前期研究中最迫切的应该是这个方面。但在极地开展的研究越来越广泛，现在的趋势是学科交叉研究，比如遥感和海洋学交叉，冰川学、地球物理、空间物理都会和别的学科交叉研究。还有一些是借助那里的特殊地理位置开展的其他研究，比如在南极最高点开展天文观测是成像最稳定的。记者：具体到湖北、武大做了哪些贡献？王泽民：我们中心的长项是遥感测绘，一方面是为极地科考提供保障，比如极地测绘基准、南极地形测绘、极地数字制图、极地地理信息系统方面；另一方面也直接研究环境问题，比如极地冰雪遥感、极地冰雪变化动态过程、极地海冰特征参数与变化监测等方面。有分析表明，全球80%以上的极地研究成果是基于遥感数据产生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很重要。武大方面除了我们测绘中心，还不间断派出过物理学、生物学、政策研究、医疗、后勤保障方面的人员。中科院测地所、中科院水生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也都派出过队员。另外，从2008年起，武汉商学院连续11年服务南极科考，20余人次接力往返南极担当“大厨”。下个月，该校又会有一名2019届毕业生抵达南极。2010年1月，王泽民在南极格罗夫山区考察，测绘梅森峰高度2）曾是唯一的度夏科考队员记者：听说您去过4次南极、4次北极，应该见证了我国极地科考事业的发展过程吧？王泽民：鄂栋臣老师等一批老前辈是开拓者，为这项事业奠基。而我参加极地科考时，恰恰是极地科考陷入瓶颈期之时，可以说我见证了我国南极科考的最低谷以及触底反弹后的蓬勃发展。那是1996年，我第一次参加南极科考，是第13次科考队13名队员之一。结果，度夏后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返程。原来，其他人都是要留在长城站度冬的维护人员，队伍里只有我一个人是度夏科研人员。这在我国极地科考中，应该是唯一的一次。好在，2000年后国家对极地科考再度重视起来。2006年，我又去了一次到长城站，虽然站区装备还是变化不大，但感觉到研究已经向前推进很多。此后，我国陆续开始了多个极地科研专项，投入大幅提升，极地科考真正进入到飞速发展期，科考队员队伍不断扩大，装备也越来越现代化。记者：现在我国极地科考在国际上是怎样的水平？王泽民：我们的极地科考起步较晚，但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已经迈入极地科考大国行列，但还不能称为“强国”。比如我们的考察装备，原来的“向阳红10号”不是一条专业科考船，现在我们有两艘“雪龙”号，还有南极固定翼飞机，新建的南极罗斯海新站将是国际先进水平。但是，横向比较的话，我们的科研投入和产出，都不能排在最前列，要走的路还很长。武大人在南极中山站3）让学生连线科考队员记者：科普活动也是极地研究人员的任务之一吧？王泽民：的确是这样。湖北省南北极科学考察学会是全国唯一的省级极地考察学会，科普是我们的重要使命，我们采用视频连线的方式，让在极地的科考队员和武汉的学生直接对话。学生们从极地科普中，首先收获的是环保理念的提升。我们的科考队员，在南极不仅见证了环境变化带来的冰川退缩消融，也见过随海洋漂来的人类垃圾，在动物尸体中也发现过塑料物，这些应该讲给孩子们听。记者：未来有什么新的打算？王泽民：根据李德仁院士的构想，我们希望争取推进“三极协同研究”，也就是南北极和青藏高原协同研究。如果通过立项，将是一项国际合作的“超级大科学工程”，会对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文/须尽欢 11月2号，我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将会搭乘“雪龙”号向南极进发。这次“雪龙”号前往南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南极冰盖开工建设我国第一个永久机场。（图片截自雪龙在线）“雪龙”号上搭乘的是科考“大部队主力军”，而在这之前，作为“先遣队”的“雪鹰601”飞机提前到达南极中山站。“雪鹰601”是我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这次已经是“雪鹰601”第四次参加南极考察了。长城站（图源：南北极环境周报（2018年第42周）/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网站）咱们中国在南极有两座常年科考站，分别是长城站和中山站，还有两座季节性科考站昆仑站和泰山站。中山站（图源：南北极环境周报（2018年第42周）/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网站）第五座科考站呢，正在建设当中~~我国第五座南极考察站选址奠基（图源：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网站）至于机场，咱们中国以前只在南极建过两座临时的，其实只是临时的简易跑道。而南极目前已经有15个国家一共建设了50多座永久性机场或跑道了，这些国家分别是：美国、俄罗斯、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意大利、德国、智利、阿根廷、挪威、南非、比利时、日本和印度。毫无疑问，其中美国的最多，占了13个，俄罗斯紧随其后，8个。咱们可爱的“雪鹰601”只能把俄罗斯机场当成母港机场，它的航程3440公里，因为航程的限制，“雪鹰601”要先飞到英国的罗瑟拉科考站，然后再飞到其他几个站点停留之后，才能到离中山站最近的俄罗斯“进步”科考站。（图源：央视新闻）“雪鹰601”到南极之后，就得一直待在俄罗斯的机场里。为了给“雪鹰601”一个家，也为了给咱们中国的南极科考提供足够自主的后勤保障能力，三年前，“雪鹰601”投入运行后，我国第32次南极考察队就开始筹划在南极冰盖建设永久机场了~~根据《科技日报》的报道，机场位置位于距离中山站28公里的冰盖，跑道尺寸预计为1500米长80米宽，后来第33次南极考察队又在机场位置开展了测绘工作。由于在南极冰盖上建永久机场的难度并不低于建设考察站，“雪鹰601”还需要等待几年时间，到建好时，它就可以在自己家里休息了~~在32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6年10月31号上午10点，我国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船“极地”号，在青岛港拔锚启航。“极地”号（图源：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网站）“极地”号原来是芬兰劳马船厂在1971年建造的一艘具有1A级抗冰能力的货船。1985年中国买回来以后，投资了750万改装成南极科学考察运输船，改装后的“极地”号上有先进的卫星导航和通讯设备，还有直升飞机平台和机库等。载着我国第三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的“极地”号由此开始了它的第一个航程，并作我国航海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资料来源：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网站、科技日报、参考消息、环球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本文转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据湖北省南北极科学考察学会消息，近日，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李斐教授当选新一届南极地理信息常设委员会联合主席。 据悉，2020年南极地理信息常设委员会（SCAGI）年度会议于7月29日和31日在线召开，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挪威、意大利、韩国、西班牙、保加利亚、德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此次视频会议。 本次会议的核心任务之一是选举产生新一届SCAGI负责人。李斐教授成功当选新一届的联合主席，将与来自美国的代表Paul Morin一起协调开展SCAGI未来4年的交流与合作。 此外，与会代表还报告了各国的南极地理信息工作进展，着重讨论了南极地名命名的国际规则与程序问题。 据了解， 南极地理信息常设委员会（SCAGI）是国际南极研究委员会（SCAR）下属的专业机构，负责南极地图、地名等地理信息相关的数据交换、产品发布、规则制定和工作协调，其发布和维护的代表性产品包括南极数字数据库（ADD, Antarctic Digital Database）、南极地名综合索引（CGA, Composite Gazetteer of Antarctica），以及南极参考高程模型（REMA, Reference Elevation Model of Antarctica）等。 （总台央视记者 郑天皓）

1989年1月，鄂栋臣参加创建中山站。受访者供图姓名：鄂栋臣性别：男年龄：80岁籍贯：江西广丰去世原因：病逝生前职业：中国极地测绘事业开创者、极地测绘与遥感信息学奠基人、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原主任从中国到南极，随船要走20多天，即便在南极的夏天，内陆地区依旧有零下40摄氏度，并且南极天气变幻莫测，早上的晴天持续不了几个小时，暴风雪可能就会来临。而要到北极去执行科考任务，则基本是在北冰洋上进行，至少两个月时间都需要随船。这样的条件下，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原主任鄂栋臣去了7次南极、4次北极参与科考工作。中国在南北两极科研探索方面起步晚，而鄂栋臣1984年就跟随中国第一次南极科考队，连续20多年，奋战在中国极地测绘的科研一线，亲身推动了中国极地科考的发展。测绘完成中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参与创建南极长城站、中山站和北极黄河站，为南极山川湖泊冠以中国地名：长城湾、望龙岩、龟山、蛇山、八达岭，在北极建立GPS卫星跟踪站，扩展中国卫星跟踪轨道范围……鄂栋臣的从业经历，串起来就是中国极地考察发展史。这位把测量极地作为一生任务的“极地赤子”，在2月21日凌晨，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去到了比极地更远的地方。去南极“就是死了，我也光荣”“极地气候条件比较恶劣，且在内陆地区会有高原反应。”鄂栋臣的学生、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教授周春霞跟新京报记者讲起极地的环境，“但与鄂老当时去的时候比，现在的条件、装备已经好太多了。”“现在极地都有中国的科考站，鄂老当时去建站的时候，没有站点，只能睡在帐篷、睡袋里，早上起来，身上都是雪。”鄂栋臣的学生、武汉大学博士艾松涛说。鄂栋臣最先前往极地考察的时候，是中国在极地的“探险时代”。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四十多个常年考察基地和一百余座夏季站，而当时的中国，在极地科考方面还是一片空白。直到1984年11月26日，591人组成的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从上海浦东港口起航，才开始了中国人对南极的探索之路。鄂栋臣，就是这591人中的一员，并担任考察队党支部副书记和测绘班班长。彼时，鄂栋臣已经45岁了，还有了3个孩子，妻子王紫云不能理解丈夫为什么要去冒险，迟迟不肯在“生死状”上签字。“就是死了，我也光荣。”鄂栋臣毅然决然地自己签下了名字。鄂栋臣曾回忆起第一次南极科考：船长说，我船上带了一些大塑料袋。我们问他，带塑料袋去干什么啊，他说准备装死人的。如果谁牺牲了，就用塑料袋一装，放到船底下的大冰库里冷冻起来，再带回家。“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久）卧不起，十分难受。”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郭琨曾用顺口溜描述当时的情景，字句里都是那时的艰苦。30天的艰难航行过后，我国第一支南极科考队到达目的地——乔治王岛。队员们脚穿雪地靴，身上臃肿的棉衣外围着救生衣，戴着印有“中国”字样的帽子，举着五星红旗，在乔治王岛留下了中国印记。抵达目的地，建站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作为工程实施最基础的测绘工作，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进展得异常艰难。鄂栋臣和测绘分队每天扛着木桩、铁锹、镐和铲去勘探测量。“一锹下去挖不了多深，稍有不慎还会掉进冰海里。”最后，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4平方公里范围内布设了33个控制点和图根点，野外测量1665个地形点，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站区选址与地形测绘。地点确定后，队员们的身份便转化成了“建筑工人”，每天穿着防水衣，扛沙袋，爬冰入海，建造科考站，一天之中甚至能工作近20个小时。1985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国第一座极地科学考察站——长城站正式建成。鄂栋臣也测绘完成了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在这幅1:2000的地图上，他把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赋予南极无名的山川湖泊：长城湾、望龙岩、龟山、蛇山、八达岭……在科考队“我们都叫他鄂大爷”在鄂栋臣心里，自己注定是要做极地科考的。“鄂老师几乎不晕船，他自己认为很适合做这行。在别人吐得稀里哗啦，他还可以如常。”周春霞说。第一次去南极已经年近半百的他，在往后的20余年里，依旧在极地科考中亲力亲为。2004年，已经65岁的鄂栋臣第3次赴北极进行科考，当时他和艾松涛一起，负责中国北极卫星常年观测站的建立和地理信息基础框架的构建。北极卫星常年观测站的任务，是与中国南极长城、中山卫星观测跟踪站一起，作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卫星观测定轨和导航定位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摆脱他国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对我国的制约、建立独立卫星跟踪定轨系统的有益补充。“2004年我们一起去北极，鄂老是年纪最大的一位，已经是极地圈的大爷，为人又比较和蔼可亲，我们都叫他鄂大爷。”艾松涛回忆道。这位极地圈的“大爷”，共参与了7次南极考察和4次北极考察。中国南北极地的科考站长城站、中山站、黄河站，他是全国唯一的三大站创建工程亲历者。“我做的事很有限，但我的后半生都献给了极地。”鄂栋臣曾说。带学生“开学第一课都是听他作报告”除却亲赴极地科考，鄂栋臣也愿意将探索极地的科学精神传播下去。在不少武大学生印象里，鄂栋臣的“开学第一课”是共同的记忆。“我1996年本科入学的时候，鄂老师给我们作报告，讲他去南极科考的经历，给我们展示从南极带回的标本、实物，大家都非常兴奋。”艾松涛现在依旧记得当时的那场报告。周春霞告诉记者，之前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现武汉大学），很多入校新生都听过鄂栋臣的报告。“得知鄂老去世，很多人都怀念鄂老，他们都记得入学后鄂老作报告的样子。”“有不少学生受到启发，研究生读了极地测绘专业，后来参与到极地考察中来。”近几年来，鄂栋臣带着团队在全国各地的中学、大学作报告，科普南北极相关知识，在全国各地大学、中学作了近600场南北极报告。“他总是愿意给学生制造机会，包括让我们去其他学校学习必要的课程，推荐我们去极地考察，资助我们参加国际的学术会议。”周春霞说。“每一次有学生去南极科研，鄂老都会亲自带队，去机场送行。鄂老亲自去送行已经成为我们团队的一个传统。他是严谨的导师，也是慈祥的长辈。”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庞小平说。1991年，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成立，一直到现在，该中心都坚持在极地考察的阵地。2001年，庞小平第一次前往南极进行科考。“南极那么远，条件也很艰苦，走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难受。但老师能来送我，真的感到心头一暖。我当时就想，到了南极，一定要把研究做好，对得起我的老师。”庞小平表示，自己在南极期间鄂老师还打电话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在鄂栋臣之后，武汉大学参与了中国的历次南极科学考察，累计派出师生110余人次，是我国参加南极科学考察时间最早、次数最多、成果最丰硕的高校，也是唯一一所“全程参与”的高校。外界常赞誉鄂栋臣是“极地测绘之父”，对这一称号，鄂栋臣曾说，自己做的事很有限，如果用什么形容自己，他愿意用“极地赤子”的说法。■ 追思●“我感触最深的，是鄂老对极地事业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把极地测绘的工作坚持做下来。极地测绘没钱赚又吃苦，很多人不愿意干，鄂老师坚持，有钱没钱都要干，都尽量去干，并带领我们不断跟踪国际前沿、掌握最新动向。”——艾松涛 鄂栋臣学生、武汉大学博士、副教授●“鄂老师把中心（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成立起来，花费了很多心血。他一直工作到70多岁，一直工作在一线，很多时候赶材料到夜里两三点，很希望中心能够更好地蓬勃发展。”——周春霞 鄂栋臣学生、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教授新京报记者 王俊 实习生 应悦

筹建“第五站” 中国迈向极地考察强国(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之极地科考⑤)北半球新一波寒潮来袭的隆冬时节，南极大陆却正迎来“暖意”。此刻，雪龙号科考船正载着中国阵容空前的南极科考团队向目标区域进发。在接下来约5个半月时间里，科考团队将完成第34次南极科考诸项任务，其中为在恩克斯堡岛新科考站建设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是重中之中。一旦新站建成，中国在南极就有了5个科考站，中国南极科考就进入了“五朵金花”时代。新站选址情定罗斯海从1984年派出首支南极考察队算起，中国南极事业已经走过33个年头，虽然与一些发达国家或者南半球具有地缘优势的国家相比，中国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就科考站建设而言，中国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行4座，它们是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对于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的南极洲而言，其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异常复杂多样，只有建立更多科考站，并以此为依托形成更加丰富的研究数据，才能进一步大幅增进对其的认识。而对于致力于建设南极科研强国的中国来说，随着综合国力的发展和科研水平的进步，在现有考察站建设和运行经验的基础上，精心选址，建立新的科考站，才能进一步大幅拓展南极科考空间。选址无疑是新科考站首要解决好的问题，实际上，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新站的科考主要方向和科考成果的价值。中国已有四大科考站的选址成功经验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长城站位于西南极洲南设得兰群岛乔治王岛南部，该区域生态系统活跃，非常适合开展亚南极生态监测和研究。中山站位于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该地所在区域是观测研究南极冰盖演化过程、南极冰架海洋相互作用等的理想之地。昆仑站位于南极冰盖最高点冰穹A地区，是进行冰芯钻探、开展大气科学和天文科学研究的绝佳之地。泰山站位于中山站与昆仑站之间的伊丽莎白公主地，既可以为昆仑站科学考察提供前沿支撑，又能为考察格罗夫山搭建平台。经过数年数次实地考察，综合各方面信息，最终位于罗斯海特拉诺湾的恩克斯堡岛(也称难言岛)被选择为新科考站址。罗斯海是南大洋深入南极洲的一个边缘海，也是地球上船舶所能到达的最南部海域之一，分布着埃里伯斯火山等多座著名火山以及南极最大的罗斯冰架，被喻为研究地球系统中能量交换、物质交换和圈层相互作用、理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天然实验室”。同时，罗斯海拥有南半球最高纬度的海洋及其生态系统，还是南极环境保护区体系最完备的地区。因此，这里已成为科考热点区域，分布着美国、新西兰、意大利、德国和韩国的科考站。在此地建站，不仅可以达到与本国已有科考站的差异化，而且可以填补在国际上南极考察重点、热点区域的空白，还可以促进南极科考国际合作。建站物资转运是此行重点按照设计，第五座南极考察站为常年考察站，建成后可满足80人度夏、30人越冬，规模将达5500平方米，辐射科考范围300—500公里。建站工作主要内容包括站区建筑布局、设施布置、工程运输装备和航空保障系统完善、科考观测设备设立等。实地考察选址的过程为后期建设奠定了基础。早在第29次南极科考期间，考察队就登上恩克斯堡岛，对目标区域进行了初步考察。在接下来的几次科考中，队员对该地地质、气候、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为新站规划工作提供必要基础。今年2月份第33次南极科考期间，罗斯海新站选址队乘坐直升机登上该岛，展开测绘制图、地形勘探、地质调查、采集取样等作业，获得风速、风向、气压、温度、湿度、太阳辐射等翔实数据。第34次南极科考在新站建设方面将完成哪些具体任务呢？对此，科考队领队、首席科学家杨惠根在出发之际接受采访时介绍说，根据计划，临建工作将届时启动，把科考工作舱、住宿舱、生活舱、发电舱、备品舱等建设用途集装箱和必要的工程机械、工程辅助设施设备部署上岛。这些物资体量很大，但是没有现成码头来卸货，这就需要寻找合适地点登陆。本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领队助理、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考察运行部主任张体军补充说，科考团队不仅要把新站建设物资卸货，还要完成临建设施搭建工作，这将为今后的建站施工提供住宿、生活和工作场所等必要条件。张体军强调，新站建设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他介绍说，科考队将开展水质要素和环境污染物要素的监测、鸟类监测、企鹅分布格局和历史变迁调查；开展拟建站区的实地踏勘、工程地质勘测和地形图测绘、附近海域的水下地形测绘、拟建码头区域的资料勘测收集等工作，为新建站址周边环境保护提供基础资料。此外，科考队还将开展基础测绘、地质勘察、海域水深调查等，为建筑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提供数据支撑和基础资料；通过现场工作，了解掌握施工难点，将为今后建设作业积累经验。张体军展望，新站建设如果进展顺利，最快2022年就可以建成。新进步赢得一片赞誉“请吧友们踊跃发言，说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站名。我先抛砖引玉：孔子站！”“我也抛一块砖。天山站！”“长江站！”“中心站、神农站、轩辕站，我一口气起三个，供大家参考。”百度“南极”贴吧里，网友们围绕中国第五座南极科考站的名字讨论得热火朝天，大家对中国南极科考的新进步充满自豪之情。对即将开始建设的中国新南极科考站，国际媒体也纷纷关注。法新社援引中文媒体发布的消息，报道了此次“雪龙”号出征南极科考的新闻，称中国科考人员将在南极洲建立一个面积为206平方米的临时基地，并将其最终发展为中国在南极洲的第五个科考基地，相关工程有望于2022年完工。报道引述了一位新西兰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将是少数几个在南极洲地区拥有多个基地的国家之一。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南极洲的主要力量。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称，中国的南极考察历史虽然短，但它正在向极地考察强国的目标不断迈进。在简单回顾了中国南极科考历程后，该报道称，中国第五个南极科考站如今已经在罗斯海地区完成规划选址，即将开建。报道感叹中国南极科考人才的成长进步，认为33年来，中国在南极科考中初步建立了一支门类齐全、体系完备的科研队伍，组建了一批重点实验室。(本文图片来自新华社)

前段时间，因为疫情滞留在外的网友，晒出了不少意外收获，苦中作乐莫过于如此吧！然而，当我看完关于武汉女教师“滞留”南极的新闻，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而且此次“滞留”，也给这位令人尊敬的女教师，带来常人无法触及的来自大自然的魅力馈赠。她的名字叫做赵羲，是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数据不确定性、海冰遥感、极地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制图。作为中国第36次南极科考队队员，赵羲原计划在2020年2月10日，乘坐飞机到澳大利亚凯西站再转机回国，但考虑到经停他国的风险，只能把时间推迟了。然而，返程时间推迟后的两个月内，在国家的支持下，她最终“绕路”回家。这一路，堪称硬核！同时，也为她的南极之行增添了更多精彩。坐着飞机观测南极，一度出现“高反”赵羲在这次科考承担的是航空调查任务，当然，在15架次科研飞行观测中，赵羲上机执行了一次，其他时间主要在地面负责数据处理。然而，坐飞机“游览”南极，可不是那么简单容易，也没有大家想象那般美好。1、温度低、噪音大，连续7小时不能上厕所和吃东西由于雪鹰601是科研飞行平台，飞机舱内和舱外的温度几乎相同，也没有加压设备，条件十分艰苦。而且，舱内噪音也非常大，跟乘坐客机是不一样的两种感受。所以，登机前，赵羲穿上了最厚的“企鹅服”御寒，还准备好了随时吸氧。飞行期间，因为不能上厕所，她7个小时没有进食。而且一度还出现“高反”，需要随时吸氧。2、白茫茫的南极风景，既不好看也没时间看“只有在海陆交界的地方才有风景可看，进入冰盖之后就没有什么风景了，离冰面600米高，下面冰雪都是白茫茫一片，天也是白的，根本分不清天与地。”喜欢拍照的赵羲，对白皑皑一片的南极风光有点失望，而且在飞机上，赵羲还要负责机上航空观测设备的开启、调试、状态检查和数据下载，飞行期间每半小时就要检查一遍所有设备的运转情况，也顾不上看窗外的景色。利用“特权”，将对孩子的思念，放飞万米高空“在中山站是有网络的，所以我知道国内的情况，特别担心家人和师生。”武汉“封城”的这段时间，赵羲除了随时关注疫情变化，也常常打电话回家安慰家人。春节期间，她和队友们还亲手写下了很多福字，祝福武汉、中国平安。赵羲也有“私心”，在两个孩子生日的时候，由于无法在旁陪伴，她利用“特权”，在空气球上，写下对孩子们的生日祝福。让气球载着思念和祝福，放飞万米高空。乘坐中国科考船绕道回国，结束158天的南极考察因疫情延迟返程时间，而且考虑到经停他国的风险，赵羲跟她的队员们，一块乘坐我国自己的科考船回国。幸运的是，从中山站离开的时候，南极快要入冬，美丽的极光犹如大自然的馈赠，呈现于赵羲的眼前。“真的是美轮美奂，无法用语言形容，这辈子都难以忘记。”“我是坐飞机到的南极，没想到能有幸乘坐两艘雪龙号回国，真是太幸运了。”经历“双龙探极”的赵羲兴奋不已。4月22日，赵羲一行人抵达上海，圆满结束了158天的南极考察任务。而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博士生曾昭亮，还在继续留守南极中山站，执行越冬任务。从1984年我国首次开始南极科考开始，武汉大学师生从未缺席，每次都派人参加。而这次的全球疫情，虽然给中国第36次科考队带来影响，也让赵羲有了别样的感受。“作为武汉大学的一名教师，我的人生在此刷新了很多第一次。我会把极地科考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学生，传承中国极地科考精神。”

肖驰，1991年1月30日生，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博士，固体地球物理专业。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作为中国第32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前往南极中山站科考。 我的25岁生日是在“雪龙号”上度过的。 2016年1月，我被选为中国第32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登上“雪龙号”极地考察船，前往南极中山站进行为期一年的越冬科考任务。 在去南极前，我对南极充满了想象，第一次亲身踏上南极大陆，站在无边无际的冰原上，这种感觉只能用震撼来形容，高大的冰山、绚丽的极光、漫天的星辰，自然的伟力让我不禁心生敬畏。 我在中山站的工作是维护GPS常年跟踪站和验潮站并收集数据，通过分析数据可以研究地表下的物质分布，从而“读”出地球的内部结构。 然而，在壮美景色的背后，是一个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在南极，一切原本简单的工作都会变得复杂。零下45度的室外温度、动辄十级以上的大风，让走路都变得困难。我们不得不用绳子互相连接，东倒西歪地向前跋涉，原来十分钟能走的路往往要花上半小时。 在这种环境中，意外和危机无处不在。 在南极，看上去可行走的冰面下会隐藏着冰裂隙，一不留神就有生命危险。有一次，我和一名机械师骑着雪地摩托，为下一次科考进行海冰探路、绘制地图。经过一片冰面的时候，摩托车尾部突然一沉，压塌了一大片海冰，眼看着几乎要掉进裂隙，幸亏机械师经验丰富，一脚油门冲了过去。 断电、踩进裂隙、冰山崩解……危机发生的瞬间我会真真切切地感到害怕、恐惧。然而，这种恐惧也仅仅只有一瞬间，因为在南极工作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了自己的同伴，相信同伴一定能处理好各种情况——就像我相信机械师能骑过冰裂隙，队员们相信我画出的路线是安全的，这种信任弥足珍贵。 南极科考不仅是高危工作，也是高难工作。当时全站只有19个人，要应对从科研到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每个人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收集数据、完成科研只是最基本的工作。我过去想都不敢想，在南极，我因为仪器故障，学会了修电路板；因为大风吹飞了屋顶，学会了焊钢梁；因为没有运输车，我们靠人力把600公斤的天文望远镜挑上了观测栋……做这一切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必须这么做”。 出发前，老师常对我们讲述南极科考前辈的“南极精神”：第一次南极科考时，队员们住帐篷，在恶劣的条件下仅用40天就建立起了长城站，被誉为“中国极地测绘之父”的鄂栋臣仅用半个月就完成了站区选址和地形测绘，手绘出了中国第一张南极地图；在第21次南极科考中，队员张胜凯成为人类历史上登上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DomeA的第一人，使中国成为国际上首个从地面进入该点展开科学考察活动的国家……在南极，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南极精神”——一种在极端环境下迸发出的使命感。 如今，我已回到国内，继续学业和地球物理方面的科研工作。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去南极，去发现更多地球的奥秘。南极的科学研究，对人类来说意义重大，每当有新的数据和新的发现，都意味着我们可能离解开地球内部构造和演化过程的谜题又近了一步。 2020年我29岁，一只脚已经踏上了30岁的门槛。成为科学家不是仅凭学习就能实现的，必须尝试突破人类现有的认知，创造“一点点新的东西”，就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向上一点点。 有的时候，我也会感到焦虑、迷茫，对未来有些担忧。但每当看到那套在南极使用过的装备，我就会回想起南极科考的那段时光，回想起自己是如何怀揣着热情，在极端环境中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 幸运的是，即将30岁的我，依旧保持着一种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这是支持我在科研路上走下去的动力。而立之年，我必须跨过理想和现实的鸿沟，明确未来的方向，将小时候停留在云端的幻想变成脚下的路，踏踏实实向前迈进。科研是惊天动地的事情，虽说功成不必在我，但我依然希望，自己是引领突破的那一个。

中国南极科考站分布示意图11月15日，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在“雪龙”号停机坪组成“34”字样的队形合影留念。北半球新一波寒潮来袭的隆冬时节，南极大陆却正迎来“暖意”。此刻，雪龙号科考船正载着中国阵容空前的南极科考团队向目标区域进发。在接下来约5个半月时间里，科考团队将完成第34次南极科考诸项任务，其中为在恩克斯堡岛新科考站建设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是重中之中。一旦新站建成，中国在南极就有了5个科考站，中国南极科考就进入了“五朵金花”时代。新站选址情定罗斯海从1984年派出首支南极考察队算起，中国南极事业已经走过33个年头，虽然与一些发达国家或者南半球具有地缘优势的国家相比，中国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就科考站建设而言，中国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行4座，它们是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对于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的南极洲而言，其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异常复杂多样，只有建立更多科考站，并以此为依托形成更加丰富的研究数据，才能进一步大幅增进对其的认识。而对于致力于建设南极科研强国的中国来说，随着综合国力的发展和科研水平的进步，在现有考察站建设和运行经验的基础上，精心选址，建立新的科考站，才能进一步大幅拓展南极科考空间。选址无疑是新科考站首要解决好的问题，实际上，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新站的科考主要方向和科考成果的价值。中国已有四大科考站的选址成功经验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长城站位于西南极洲南设得兰群岛乔治王岛南部，该区域生态系统活跃，非常适合开展亚南极生态监测和研究。中山站位于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该地所在区域是观测研究南极冰盖演化过程、南极冰架海洋相互作用等的理想之地。昆仑站位于南极冰盖最高点冰穹A地区，是进行冰芯钻探、开展大气科学和天文科学研究的绝佳之地。泰山站位于中山站与昆仑站之间的伊丽莎白公主地，既可以为昆仑站科学考察提供前沿支撑，又能为考察格罗夫山搭建平台。经过数年数次实地考察，综合各方面信息，最终位于罗斯海特拉诺湾的恩克斯堡岛（也称难言岛）被选择为新科考站址。罗斯海是南大洋深入南极洲的一个边缘海，也是地球上船舶所能到达的最南部海域之一，分布着埃里伯斯火山等多座著名火山以及南极最大的罗斯冰架，被喻为研究地球系统中能量交换、物质交换和圈层相互作用、理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天然实验室”。同时，罗斯海拥有南半球最高纬度的海洋及其生态系统，还是南极环境保护区体系最完备的地区。因此，这里已成为科考热点区域，分布着美国、新西兰、意大利、德国和韩国的科考站。在此地建站，不仅可以达到与本国已有科考站的差异化，而且可以填补在国际上南极考察重点、热点区域的空白，还可以促进南极科考国际合作。建站物资转运是此行重点按照设计，第五座南极考察站为常年考察站，建成后可满足80人度夏、30人越冬，规模将达5500平方米，辐射科考范围300—500公里。建站工作主要内容包括站区建筑布局、设施布置、工程运输装备和航空保障系统完善、科考观测设备设立等。实地考察选址的过程为后期建设奠定了基础。早在第29次南极科考期间，考察队就登上恩克斯堡岛，对目标区域进行了初步考察。在接下来的几次科考中，队员对该地地质、气候、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为新站规划工作提供必要基础。今年2月份第33次南极科考期间，罗斯海新站选址队乘坐直升机登上该岛，展开测绘制图、地形勘探、地质调查、采集取样等作业，获得风速、风向、气压、温度、湿度、太阳辐射等翔实数据。第34次南极科考在新站建设方面将完成哪些具体任务呢？对此，科考队领队、首席科学家杨惠根在出发之际接受采访时介绍说，根据计划，临建工作将届时启动，把科考工作舱、住宿舱、生活舱、发电舱、备品舱等建设用途集装箱和必要的工程机械、工程辅助设施设备部署上岛。这些物资体量很大，但是没有现成码头来卸货，这就需要寻找合适地点登陆。本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领队助理、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考察运行部主任张体军补充说，科考团队不仅要把新站建设物资卸货，还要完成临建设施搭建工作，这将为今后的建站施工提供住宿、生活和工作场所等必要条件。张体军强调，新站建设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他介绍说，科考队将开展水质要素和环境污染物要素的监测、鸟类监测、企鹅分布格局和历史变迁调查；开展拟建站区的实地踏勘、工程地质勘测和地形图测绘、附近海域的水下地形测绘、拟建码头区域的资料勘测收集等工作，为新建站址周边环境保护提供基础资料。此外，科考队还将开展基础测绘、地质勘察、海域水深调查等，为建筑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提供数据支撑和基础资料；通过现场工作，了解掌握施工难点，将为今后建设作业积累经验。张体军展望，新站建设如果进展顺利，最快2022年就可以建成。新进步赢得一片赞誉“请吧友们踊跃发言，说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站名。我先抛砖引玉：孔子站！”“我也抛一块砖。天山站！”“长江站！”“中心站、神农站、轩辕站，我一口气起三个，供大家参考。”百度“南极”贴吧里，网友们围绕中国第五座南极科考站的名字讨论得热火朝天，大家对中国南极科考的新进步充满自豪之情。对即将开始建设的中国新南极科考站，国际媒体也纷纷关注。法新社援引中文媒体发布的消息，报道了此次“雪龙”号出征南极科考的新闻，称中国科考人员将在南极洲建立一个面积为206平方米的临时基地，并将其最终发展为中国在南极洲的第五个科考基地，相关工程有望于2022年完工。报道引述了一位新西兰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将是少数几个在南极洲地区拥有多个基地的国家之一。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南极洲的主要力量。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称，中国的南极考察历史虽然短，但它正在向极地考察强国的目标不断迈进。在简单回顾了中国南极科考历程后，该报道称，中国第五个南极科考站如今已经在罗斯海地区完成规划选址，即将开建。报道感叹中国南极科考人才的成长进步，认为33年来，中国在南极科考中初步建立了一支门类齐全、体系完备的科研队伍，组建了一批重点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