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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9月25日电 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以院属各单位为依托，联合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批成员单位，在北京共同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9月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在北京开幕。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为展览揭幕。中宣部理论局、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中国历史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参加开幕式并参观展览。本次展览位于中国历史研究院西阙一层的临展厅。展览设置了考古研究展区、古代史研究展区、近代史研究展区、世界史研究展区、边疆史研究展区、理论研究展区、32家联席单位展览和特设展览区域——殿堂成就，共8个展区。各展区分别展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建所以来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学术活动、领域内专家和32家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批成员单位的主要学术成果，以及50位史学界学术大师的主要学术成就。9月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在北京开幕。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例如，考古研究区域主要展示了70年来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所对于各朝代的研究取得的丰硕收获、古文字学实现的一系列新突破、发展迅猛的科技考古取得的显著成果、我国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技术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公共考古向民众介绍的精准的考古知识。在古代史研究展览区域，展出了众多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具有学科奠基意义和重大学术影响的专著、工具书、古籍整理、学术论文以及相关科普成果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开展的一系列重大学术活动，以及诸多有利于整体提升中国古代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建设平台。近代史研究展览区域则主要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史研究出版的多种专著、在国内外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等定期和不定期出版的刊物 ，重点展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色板块——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成果。世界史研究展区主要展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覆盖世界各国的研究领域，和《世界历史》(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等代表了各个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乃至全国世界史研究者之力完成的多部著作，展览还突出展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多个特色。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7日，并面向公众开放。(完)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1月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消息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家对其给予厚望，充满期待，也满怀好奇。 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其背景是什么，功能有哪些，怎么运作，使命是什么，如何创新？ 中国历史研究院远景图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半月谈记者来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院位于北京奥体中心，整个建筑形态宏硕壮美，端方大仪。 在这里，我们专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教授。 02:40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消息发布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大家想知道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有什么背景，意味着什么？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我想有几个必然。 第一，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的必然。经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俗话讲“盛世修史”，繁荣昌盛的新时代赋予了中国历史研究新的使命。 第二，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必然。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累积了雄厚的物资财富，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呼唤着精神文化的丰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研究尤其为人关注。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了历史新起点，更需要了解国家的过去，要知道中华民族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由何而来、到何而去？中华民族在百年大变局面临怎样的新机遇？大国崛起的历史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的历史研究来回答，需要从更加整体化的历史研究中加以归纳和总结。 习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进一步繁荣发展，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需要把历史研究作为理论起点，深刻揭示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规律，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民族复兴的根基。 第三，这是我们党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习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中国历史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之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的实践源头在哪里？它的理论基础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寻到真谛。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而历史是文化自信最深沉、最深厚的环节。 最终一句话，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半月谈记者：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后，您的反应是什么？李国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深受鼓舞，倍感兴奋。 中国五千年历史是辉煌的、是绚丽多彩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非常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我们且不说历史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史学家，仅新中国成立后，就有诸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等众多著名史学大家。一代代史学工作者坚守“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信条，持之以恒、默默耕耘、甘于奉献，为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中国历史研究几经波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前些年历史研究遭受冷落、跌入低谷。在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历史研究学科或者历史专业甚至都不复存在了。有的与旅游结合起来，有些归并到其他专业。历史研究后备人才培养不景气、历史研究成果产出大面积萎缩，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史学研究下滑的同时，在史学理论领域出现了各种声音，甚至有一些奇谈怪论、噪音杂音。随意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文艺创作本身无可厚非，但随意性的、胡乱编造的戏说作品大量充斥在小说、电视、电影中，带给民众的是什么历史知识呢？是不真实的，不科学的，甚至是歪曲的。似乎中国古代宫廷，除了妃子宫女们之间相互勾心斗角之外就没有别的了。这给社会与民众，甚至给国外传递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显然是不严肃的，是扭曲的。 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辉煌，也经历过屈辱的磨难。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这些历史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述和体现，没有让民众去正确地认知。戏说历史的泛滥，不仅冲击着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知，而且对人们的价值理念也产生负面作用。这样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研究的失位。 半月谈记者：老百姓对历史一直有很高的兴趣。不少关于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或者图书都非常“热”。历史研究如何做到专业史学和大众史学的有机结合，让历史从高级殿堂走向普通百姓？李国强：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职责和任务之一。历史研究一定要走向大众，走出象牙塔。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将开展这样一些工作： 第一成立博物馆。我们将利用这样一个良好的场地建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将展示中国古代文明，把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向公众开放展示。除了考古研究所有大量考古文物之外，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都收藏着一些各类名人手稿、珍贵古籍。这些可移动文物都是历史研究院的珍宝，当然更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把它们开放展示出来，让更多的民众来感受和分享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 第二举办公益性讲座。我们将有计划地邀请研究院著名专家学者办公益性讲座，让民众与史学大师面对面交流对话。 第三，出版普及型历史读物。让历史学者用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出版历史读物，以此占据主流文化阵地，科学地准确地传播历史知识。 第四，推出文创产品。伴随着博物馆的建设，我们要加强文创产品的推出。我们的博物馆有独特的历史珍宝，望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方式，让它们走向社会，让更多的民众，特别是青少年通过文创产品接受我们的历史知识，记住我们的历史传统，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有哪些，如何履行好这些职责？李国强：按照“消除重复、填补空白、理顺关系、体现传承、面向未来”的原则，首先是集中优质资源力量，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 同时，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除了《历史研究》之外，领导机关又特批我们再创办一个刊物，现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同时，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历史研究院在整合中国社科院精锐力量，整合各类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加快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推出一批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努力造就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这是一方面的职责。 另一重要职责是要做好全国历史学研究的规划和重大项目的安排，致力于引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发展，开创中国历史研究新局面，这是中央赋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个重要使命。为此，我们将联合一些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优势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与他们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建立一些非实体中心，拟定一些资助计划，资助包括我们历史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和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的一些专项课题资助。除此之外，我们还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鼓励建立高端学术研究工作室。 应该说设想非常多，那么这些设想就是要履行好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和职能。 半月谈记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还存在哪些问题？李国强：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以及大量的理论命题。 从当代来看，历史研究仍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无论是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顺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出现许多新的学科分支。比如海洋史的研究，在过去历史研究是研究不多的，但现在成为热门的学术领域。再比说全球史、环境史、反腐倡廉史等研究都是新的开拓。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学也在进步，它的结构体系也在发生变化。 此外，史学研究跨学科的特征也日益明显，不仅是历史学和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相互交叉，甚至与理工科等也彼此结合。比如考古研究所就有考古实验室，它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开展考古研究。再比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我们的研究就要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这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应用，是前所未有的。我想技术革命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手段上的变化，也会带来思想上的变化，理念上的变化。 当今历史学的研究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时代的进步促使历史学工作者视野更加宽广、思考更加多元，一定会产生比以往更加优秀的成果。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碎片化问题、片面化问题，研究领域分得太细小，忽视了整体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碎片化研究的危害在于对历史的割裂，很难全面的科学的还原历史，很难从历史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真谛。同时，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源头之一。我们看到，现在网上甚至在学术界争论中，出现了一些背离客观历史、歪曲历史的观点，这些问题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不无关系。 半月谈记者：在新媒体时代，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自媒体影响很大。不少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往往是借助于互联网扩大传播。新媒体时代，中国历史研究院如何用好互联网？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网站正在建设中，这个网站要实现功能的多元化，要素的多元化，既要服务于历史研究院的工作，也要服务于全国历史学研究。同时要面向大众，要有公益性的传播功能。我们将加强新媒体多种手段的运用，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把历史知识向大众传播，把形式和内容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博物馆将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做引导员、讲解员，4D影院以全景式、立体化的方式展示历史等等。我们希望以最大的努力，牢牢占领中国历史研究的主阵地主战场。 半月谈记者：有网友说，顶级机构的成立还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一流的优势资源未必一定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产生一流的史学大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李国强：这恰恰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正如总书记在贺信里殷切希望我们“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办公的环境非常好，面积很大，建筑也非常有气势。但有大楼不等于有大师。怎么样培育出一批大师级人物，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努力。我们不仅要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学术规律，提升制度创新。以改革的勇气，以更大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道路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过去，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小，每年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是成果质量究竟如何？为什么近些年很少出现大众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我们要不负这个时代，需要学者们更加潜心研究，需要我们的管理者增强使命担当。我们要在遵循科研规律的基础上，加强体制机制改革，以更方便更灵活的方式推动科研。我们将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更好的科研条件，特别是更好的制度安排，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热情，同时也希望能吸引全国各地青年才俊到研究院来合作研究。 我们要对史学领域的冷门绝学加强扶持力度。比如说简帛、甲骨文的研究，非常重要，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研究日益薄弱，研究成果越来越少。在急功近利、浮躁的学术氛围下，开展这样的研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需要给予政策性支持和扶持，历史研究院有责任把这样的工作担负起来。对那些具有传承中华文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价值的冷门绝学，我们将制定计划、设立专门的项目、加大资金资助力度。 历史研究院也将加大对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翻译的支持，要资助翻译出版。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其他一些单位，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但历史研究院责无旁贷。 总之，通过制度的变革，通过手段的创新，尽量减轻史学工作者的负担，让他们更加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投入到他们所钟爱的历史研究当中去。 半月谈记者：这些举措听上去令人很振奋。李国强：高翔院长提出，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咖啡、茶水，让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工作得更精彩，生活得更漂亮。当然不是因为有茶水和咖啡就显得“高大上”，而是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一位同志都能充分感觉到自豪和被尊重。 半月谈记者：史学工作者的收入会不会更好一点？ 李国强：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发展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过去，我们很多著名的学者、研究非常精深的专家，他们是精神上的富翁，但是生活中的“乞丐”。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的确，他们的收入与研究成果完全不匹配。 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在未来发展中，会得到更多改善，我们的专家学者一定能够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半月谈记者：我们国家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研究院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国强：习总书记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站在当今时代，研究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只有把握好历史规律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历史研究要书写好研究好中国历史，给我们当今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夯实根基、筑牢基础，通过我们优秀的历史研究成果，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为实现我们国家和民族美好的未来愿景，做出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半月谈记者：孙爱东视频剪辑：张初文字编辑：郑雪婧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朱基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首批5个非实体研究中心11日在京揭牌，将致力于整合全国史学研究相关资源，共同谋划和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据了解，这5个研究中心及其研究方向分别是：“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研究中心”核心任务在于对“三大体系”建设问题开展专题性研究；“海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致力于调查、搜集、整理、保护、研究散落在海外的中国历史文献；“甲骨学研究中心”以繁荣发展甲骨学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重心；“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将围绕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概念、建制等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中华文明与世界古老文明的异与同，探寻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发展的根本动因。据介绍，5个研究中心是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管，同时挂靠在相关研究所的全国性非实体研究中心，其核心职责是打破单位区隔、整合全国相关史学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开展更加多样性的专业学术活动。这是今年1月3日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以来，致力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举措。（完）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下设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规划，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再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70年，历史中国5000年，但前者并不是凭空出世，而是后者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要让当代中国行稳致远，发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中国历史研究院作为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得以成立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但顶级机构的成立，还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并非是研究成果的一种保障。顶级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多大效率上助力顶级成果的生产，历史上并无定律。今天的中国，在科技和工程方面的发展势头迅猛，已走到了世界前列。就说很高端的航天工程，只要目标确定、规划得当，通过举国体制，必定取得巨大成就。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人类首次，如此惊世的成功，国人也没觉得怎样。想办到就一定能办到，想成功就一定能成功，竟逐渐成了一种想当然。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却很不同。虽然说，研究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本土的研究机构有资源上的优势，但一流的优势能不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能不能涌现一大批世界级的史学大师，生产出一大批超越时代的史学著作，却大有疑问。大师不是自封的，天下苦无大师久矣早是事实。中国历史研究院算是举国体制的一个最新高峰。但内容如何产生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毕竟，历史研究属于一种独特的思想探索活动，有别于所有其他的研究。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什么？从问题的根源上说起。人脑有记忆和学习两种功能，这是历史研究的脑科学基础。任何一个时代，在世者凭直接记忆功能所能认知的事情，最大的时间范围不超过最早记忆得以保存的那个时刻到当下时刻。所有超出了这一时间范围的时代里发生的事情，都叫做“过去的事情”，无法通过直接记忆来把握，只能通过学习这个功能来认知。结合记忆和学习这两种功能，认知并理解所有超出了直接记忆范围之外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学习。但记忆难免有偏差，学习常常有误解，所以，针对一个社会的全部“过去的事情”，需要社会中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来研究，这就是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论历史》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是：“分析社会中‘过去感’的本质，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过去，并不是“过去态”或“过去型”，而是“过去感”sense of the past，这是个大麻烦。由于“过去的事情”谁也没亲眼见过，无论多么天翻地覆翻江倒海，都没有直接证人给予证实，只能凭当下社会在世者对于自身“过去”的主观感觉。而当下社会和社会中人却又都是变动的事物，当下社会是何种社会（繁荣社会、分裂社会、太平社会、孤立社会、主流社会、边缘社会、单一社会、混合社会…），当下之人又普遍是何种心态（豪情满怀、消沉萎靡、客观公正、愤世嫉俗、宽容大度、偏激狭隘、乐观向上、悲愤难平…），何种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高、中、低…），何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种种之不同又都直接左右着该社会“过去感”的形成。研究“过去”，却被“当下”影响，以为“过去”是客观，其实却是主观。若用个公式来表示历史学家们这一“过去感”困境，差不多应该是：S(past)=F(p1,p2,p3,p4,…)即：一个社会的“过去感”S(past)的形成，不仅仅与对“过去”past的客观分析有关，同时也是该社会当下present的“社会类型”p1、“社会心态”p2、“平均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p3、“主流意识形态”p4等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人类的先哲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恐怕是史上第一次在历史研究中区分了“述”和“作”两种建立“过去感”方式。朱熹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换成上述公式的语言，述，就是尽最大努力让S(past)=F(0,0,0,0,…)，不受当下的影响，而作，则是S(past)=F(p1,p2,p3,p4, …)，pi>0，把古人当今人，将古史做当下。今人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增加，“作”的冲动远远超过了“述”的可能，于是到了孔子之后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种“夹述夹作”的“过去感”建构形式就大行其道了。太史公虽然也说过“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但却更热衷于“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史记》之后，中国两千年来所谓正史，莫出这一“夹述夹作”的风格和范围。在黑格尔的分类中，这后一种历史叙述，叫“反思的历史”，区别于单纯“述而不作”的“原始的历史”。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不会止步于其中国同行太史公的“夹述夹作”史学风格，受到其德国同胞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又大胆地发明了一种与“述而不作”完全对立的“作而不述”的新式历史，叫做“哲学的历史”。用他的话说，（历史学家）“带着他的范畴，透过这些范畴来看面前的材料……任何一个理性地看待世界的人都会发现，世界也反过来呈现出一个合理性的面貌，两者处于一个交互的关系当中。”范畴无非是当下之人的一种思维框架，带着当下框架看历史材料，历史的经验事实就都成了在某一种思维框架的预设下被构建的东西。于是，“过去感”也就成了按照当下的思维框架重新组织经验事实材料的一种思辨游戏。又两百年，那位曾在墨索里尼政府里当过部长的贝奈戴托克罗齐，最终用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为“过去感”困境公式彻底划上了等号。其含义是说，不仅人的思想是当前的，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人的当下；没有当下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以，S(past)=F(0,0,0,0,…)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它一定是诸多present（pi）的产物。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什么？那么好了。既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当下、不同的思维框架，必然产生完全不同的“过去感”，并通过思辨产出完全不同的“哲学的历史”，那么，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其本质何在，这个关键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简单说，一个胜利者的社会，受到征服的傲慢和暴富的癫狂所鼓舞，必定会产生一种只属于胜利者的“过去感”——为了说明当前的伟大胜利是全部过去的必然结果，就要重新建构起一个只属于胜利者的“哲学的历史”。其实这正是西方学人在18-19世纪的故事。人们看到的，是一大批史学大师如群星般涌现，令其他文化中的学人们跪倒膜拜。但在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个俗套故事：胜利者社会受傲慢和癫狂情绪的驱动为自己的当下重构自身“哲学的历史”。根据刘小枫教授的讲述，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于1753年出版，史称第一部“世界史”，“普遍历史”、“历史哲学”等世界史概念开始出现。半个多世纪后，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问世，其主题是“自由”理念得以实现的世界历史进程，属于地道的政治哲学的世界史，风头盖过了伏尔泰。紧随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之后，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接踵而至，除了有众多著作问世，还于1880年以85岁的高龄口述《世界史》。刘小枫教授评说道：“尽管有种种差异，以至于伏尔泰和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很难相提并论，两者毕竟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普遍历史都给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安排了一个明确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兰克的多卷本《世界史》中，竟然见不到中国的历史身影。”（2016年《兰克的《世界史》为何没有中国》）对此，刘教授的解释是：“如果兰克对‘世界史’的理解让我们感到奇怪，当我们看到卷十三的标题时就应该感到惊讶了。这卷的标题直接就是‘世界历史’，题下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向现代世界过渡的诸时代：14~15世纪’。这个标题未必出自兰克本人，却初步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兰克很有可能仅仅把‘现代世界’的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此前的历史与这个‘现代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才会被纳入‘世界史’的框架。兰克的《世界史》没有提到中国，仅仅因为古老的中国与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现代世界’连间接关系也没有。”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伏尔泰和黑格尔在“世界历史”里给中国安排了某个位置，还是兰克根本就没给中国留位置，都一点也不重要。除了说明在他们所处那个特殊时代和所属的那个特殊社会受某种特殊精神的刺激建构出某种特殊形式的 “世界历史”之外，并不说明其他什么。把欧洲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把欧洲社会视为“现代世界”，这种极端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价值了。当中国大踏步地回归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即使不说什么，西方社会自制的那些曾经煞有介事的“哲学的历史”也会自动破产。2019年新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标志：当今时代，在中国社会这个作为一个新兴的胜利者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将以中国的方式，重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过去感”，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可以断定，不会再有与西方版“哲学的历史”相对的中国版“哲学的历史”，也就不会再有与西方版“西方中心论”相对的中国版“中国中心论”。毕竟，实证主义和多元主义已成主流。而抛弃了轻狂傲慢的“作而不述”之后，中国史学的“述而不作”和“夹述夹作”传统也将正常回归。梁启超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断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句话在当时是对过去的总结，在今天，也可以作为对未来的定位。这就是中国历史研究在当前的重大意义。　【本文为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为推出高质量史学研究成果，中国历史研究院特设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以下简称“出版资助项目”）。现将中国历史研究院2020年度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申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版资助项目”宗旨“出版资助项目”面向全国史学界，资助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的高质量史学类学术成果，促进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繁荣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史学智慧。二、申报条件1.申报成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要体现原创性、前沿性、理论性、现实性，对解决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具有推动作用，对学术发展具有奠基作用或促进作用，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符合学术规范，学风严谨、文风朴实。2.申报成果须全部完成且尚未公开出版。申报成果与申报人已出版或发表成果内容的重复率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3.申报成果形式主要为中文学术专著、学术资料、考古报告、古籍整理、学术译著、工具书等。4.申报人必须是申报成果第一作者，专业技术职务不限。5.申报人须按照《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的要求，如实填写并确保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对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以已出版著作申报等行为的，一经查实，即纳入科研诚信记录，通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及申报人所在单位，申报人终身不得申报中国历史研究院组织的各类项目；如已入选，其学术成果将退出“出版资助项目”，申报人须退回资助证书和已拨付的“出版资助项目”经费，出版社回收已印制和发行的出版物，相关经济损失，由申报人自行承担。三、申报材料1.从中国历史研究院官网（后附网址）下载《申请书》，或向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项目管理处索取《申请书》。2.申请书一式2份，A4纸单面打印，左侧装订，填写推荐意见，并签字或盖章。成果打印稿3套，A4纸双面印制、左侧装订成册。3.电子光盘。须包含申请书和齐、清、定的书稿。我院将做好申报材料的保密工作，材料恕不退还。四、申报受理1.申报人可经所在单位同意或经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定出版机构推荐申报中国历史研究院出版资助项目。2.申报人所在单位或提供书面推荐意见的出版机构，对申报材料要严格把关、严格审核，须提供明确推荐意见，在申请书相应位置加盖单位公章，承担信誉责任。3.申报人个人或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或相关出版机构，请于2020年5月30日前，将申报材料提交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4.申报材料寄送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1号楼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项目管理处收，邮政编码100101，联系电话（010）87421808。五、评审工作“出版资助项目”评审严格遵循科学、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主要程序包括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学术委员会评审、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务会审议、公示等。六、资助出版1.“出版资助项目”一般由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定出版社统一出版，按“出版资助项目”统一要求装帧设计。2.列入“出版资助项目”的学术成果，由申报人与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定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中国历史研究院与出版社签订框架协议，中国历史研究院将出版资助经费拨付出版社。若申报人未经中国历史研究院同意自行与非指定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中国历史研究院将视情况决定是否继续予以出版资助。3.除特殊约定外，根据《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1号），中国历史研究院给予“出版资助项目”学术成果稿酬补贴。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将稿酬补贴（税前）拨付出版社；在成果出版之后，由出版社将稿酬补贴（税后）支付给作者。七、其他事项该公告由中国历史研究院负责解释。《申请书》请从中国历史研究院官网下载http://cah.cssn.cn/gg/202003/t20200327_5107024.shtml。中国历史研究院2020年4月3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历史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说是历史故事，也可以说是历史传说，更可以说是历史想象，但是我们都谈到的历史，却不仅仅是我们想象能够得到的，它是有一定的依据，而这个依据，就是要靠我们以前人所写的一切。又在他们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可以对过去有一个了解，才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前人所写的东西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而我们要想深入的研究中国古代的，特别是汉以前发生的故事，有一本书对于我们来说更是十分的重要，那么这本书就是史记，那么史记是在怎样的一种背景之下诞生的？他的作者司马迁又是怎样完成这样一部，字数非常多的巨作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司马迁的个人经历，以及司马迁写史记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司马迁出生在公元前145年，出生在当时一个叫做夏阳的地方，而夏阳就是我们今天陕西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说司马迁的是陕西人。司马迁在十岁的时候，那就开始学习，并且能背诵了很多用古文写的文章，之后又跟随他的父亲，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游历了整个南方地区，并且把路途中的所见所闻，全部都记录了下来，为他之后能写出我们远近闻名的，而且也是世界闻名的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的父亲去世之后，他就接任了他父亲的职务太史令。那么太史令具体是干嘛的呢？太史令就是帮助皇帝来整理前朝发生的世情，把以前的事情全部都写成书籍，然后存下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编辑史料的那些人。他上任之后，就开始为他写史记，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比如说把前朝发生了很多事情，又进行了重新的整理，而且能在整理的过程中不断的思考，然后把自己的推理，自己的想象也在此基础上，都加入了进去，就形成了史记的初稿。本来想他的命运可以就这样平安的度过，但是却因为一件事使他的自身发生了很大的问题，那么他又发遇到了哪些困难呢？司马迁自身的困难还要从一个叫做李陵的将军开始说起，李陵作为汉朝的大将军被派去攻打匈奴。我们知道在西汉的时候，匈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曾经的多次来骚扰汉朝的边境，所以汉武帝就派人去打这个匈奴，而派了这个将军就是李陵，然而很不幸的是，李陵在攻打匈奴的过程中被抓为俘虏。之后朝廷中就开始对李陵进行评判，满朝的人都认为李陵就是个叛徒，就应该把他处死。只有司马迁认为李陵这应该是一个变相的救国，是一个曲线的救国，他当俘虏是必不得已的，并不是背叛了汉朝，于是就为他辩护。就是由于他为李陵辩护，所以遭到了当朝人的反抗，他那就处以极刑，就是腐刑，而这个刑法呢，在以前是非常严重的，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命根子，并且被关在狱中。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自暴自弃，并把他写史记的想法开始付出实际行动，形成了我们所现在看到的史记全本。这就是司马迁个人的经历，非常的坎坷。但个人著作却是，被我们这么多人所称颂，我们不仅仅要感慨他的成功，更需要感受的是他在逆境中的这样一种生存方式。

9月11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中国考古70年”学术发布会供图：中国历史研究院封面新闻记者 柳青“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考古工作者也‘走出去’。从科研院所到高校，中国考古队的足迹遍布了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文化与科学景观。”9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在介绍中国考古学重大成就时，作出上述表述。当天，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中国考古70年”学术发布会。陈星灿表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学者薪火相传，通过在全国开展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为探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与发展、中国史前史的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夏商周三代历史与文化、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封建帝国的形成与发展特点、中国古代手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中外古代文化交流等重大学术课题提供了重要材料，为开拓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建立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70年来，我国水下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纺织考古成为考古研究所的“特殊学科”。此外，“十三五”期间，我国近30家各类机构开展中外合作考古项目40项，包括赴国外开展的合作考古项目32项，外国考古在中国境内开展合作考古项目8项，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与30余家国外科研机构、博物馆、大学、基金会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记者从历史研究院了解到，与我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外方单位以国家机构和高校居多。2018年10月，陈星灿与埃及文物部长哈立德阿纳尼在开罗总理府签署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文物部合作和互助协议》。同月，中国与埃及签署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据悉，该项目已被列为创新工程重大项目。2018年11月底，中埃首个联合考古项目——卡尔纳克孟图神庙考古发掘启动，目前已取得了初步的考古发掘收获。陈星灿表示，展望未来，中国考古学界将加强田野考古工作，深入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注重利用各种自然科学手段，深化国内外学术交流，有序安排赴外考古发掘与研究，促进由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的转变，朝向国际化、科学化、大众化、数字化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