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

提起《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大部分人涌入脑海的便是梁启超先生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鲜少有人知钱穆先生也写过一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比起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通义》等大作，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亦不多被提及。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汇集1961年钱穆先生的八次演讲而成，分别为：如何研究通史、如何研究政治史、如何研究社会史、如何研究经济史、如何研究学术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如何研究历史地理、如何研究文化史，可谓字词凝练、结构清晰、思维严密，因篇幅不长，有人戏言“八分钟可阅读完此书”，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点明了此书通俗易懂，没有咬文嚼字的嫌疑，闲暇时一览，受益匪浅，放下书后仍觉回味无穷。通史篇此章将中国史和西洋史进行了比较，西洋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若按照西洋史的划分，中国的上古史应该断在战国末年，秦代到清代为中国的中古期，再细分，五代以前为中古史，宋以下为近代史。西方的中古时期为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的中古期却在各个方面都在进步，由此可见，中国史比西方史先走了一步，秦代已经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经是近代时期了，但是在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这一段表述，让人不禁想到了李约瑟难题：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再联系到钱穆先生在此篇中论述的可以窥见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的标杆“历史往迹”，我觉得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必须要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方方面面。在政治的影响下，帝王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而实行愚民政策，秦代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代的四等民制，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狱，这些都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斩掉了其创新力；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侵袭下，大多学子都渴望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从事生产的技术工人却缺乏识文断字的能力，他们有的只是经验科学，而不能将其转化为实验科学。由此可见，重文轻技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在封建制度的影响下，“士农工商”牢不可破，封建制度以及思想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工业革命难以在封建制度这块不符合当时潮流的贫瘠土地上生根发芽。在历史的划分上，钱穆先生认为精髓在于“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时代。”，虽然纵观中国的制度上“因”的方面较多，“革”的方面较少，但是每个朝代基本都会在反思前朝衰落的原因上或基于自己的理解作出一番变革，诸如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度，或在充分吸收前朝的精华上将其改头换面，诸如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或根据自己的国情另创一套制度，诸如元朝的行省制。无论怎样，各个朝代的变化都体现了自己独有的个性和特色。历史虽然有“资鉴”的作用，但是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因为一切都在“变”。以“前事”为师时，要考虑到“前事”诞生的背景、过程和影响，然后再根据自身的特色加以分析，是否顺应自己此时此刻的发展要求，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事变化无常，唯一不变的是“变”本身。在如何撰写历史上，钱穆先生认为“写历史有两种区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另一种是旧史新写，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事如同波上之扁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比如唐代的刘知己认为治史要有三种长处，即“才学识”，到了明代在史家三长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心和直笔，清代变成了“才学识德”，历史处在变化之中，所以需要在考古学的支持和现实的需要下，不断更新历史知识，诸如随着海昏侯墓的发掘，对刘贺有了新的评价；比如出于对爱国精神的弘扬，八年抗战改成了十四年抗战。

历史的定义和材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学习心得（括号内的内容为个人理解，或有偏差）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资料丰富）；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一、历史的意义与范围活动之体相：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能被改造的事物），以所活动者为相（改造的主体）。自然界现象，非史范围。人类情感理智意志所产生者，皆活动之相。活动之相可细分为：活动之产品（结果），活动之情态（活动之现在相，结果之所从出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史家，就是研究历史结果，推测历史变迁规律，使历史浮现再眼前）史迹：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事件，一代人活数代人“赓续”活动的总成绩）因果：（历史规律）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然因果关系，至复赜而难理；一果或出数因，一因或产数果；或潜伏而易代乃显，或反动而别证始明；故史家以为难焉。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中国史之主的如下：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遵斯轨也，庶可语于史矣。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不成文之史：“十口相传为古”也。史迹之起原罔不由是。成文之史：自史诗始。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而中国人尤甚；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与纪传体并时者为编年体。古代史书特点：第一，其文句简短，达于极点，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第二，一条纪一事，不相联属，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帐簿。第三，所记仅各国宫廷事，或宫廷间相互之关系，而于社会情形一无所及。第四，天灾地变等现象，本非历史事项者，反一一注意详记。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断代之不便，矫正过半矣，然犹未尽也。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批评史书者。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驷徐野民等之于《史记》，应劭如淳等之于《汉书》。二曰注事实，如裴松之之于《三国志》。前者于史迹无甚关系，后者则与本书相辅矣。第三章　史之改造1、今请申言此义：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读，盖属疑问。……私家之史，自是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读者，各各不同……今之史家，常常念吾书之读者与彼迁记光鉴之读者绝不同伦，而矢忠覃精以善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无罪于天下也。（家天下的历史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2、复次，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人是历史的主体，古代史官或记先世之功德，或记帝王宫廷，或记帝王家谱，主旨在歌功颂德，隐恶扬善。）3、复次，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古代史料纷乱庞杂，应该系统的归类）4、复次，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古代历史书的教育意义大于研究意义，所有史书主观因素比较明显，不能客观了解史实）5、复次，吾前言人类活动相而注重其情态。……一曰搜补的劳作，二曰考证的劳作，皆可谓极不经济的——劳多而获少的。……吾国史苟不经过此一番爬剔洗炼，则完善之作，终不可期。（史料之中，阙疑、误传、伪造、篡改者非常多，非得搜捕，考证才能完善现在的史料收集）6、复次，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所叙事项虽千差万别，而各有其凑笱之处；书虽累百万言，而筋摇脉注，如一结构精悍之短札也。夫如是，庶可以语于今日之史矣。而惜久求诸我国旧史界，竟不可得；即欧美近代著作之林，亦不数数觏也。（史料不够系统，事与事之间缺少联络关系，史实遗漏犹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也。。纵然有长篇大论，对全书来说也只是百数十篇之文章汇成一帙而已。）7、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凡治各专门学之人，亦须有两种觉悟；其一，当思人类无论何种文明，皆须求根柢于历史。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末由明瞭。其二，当知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第四章　说史料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瞑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不同学科对史料要求不一样，研究目标属性越固定，资料也比较容易）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文物，古迹，民间传说）；二曰在文字记录者（旧史，典法文件，非历史类书籍，古逸书辑本，外国人著述）。金文之研究以商周彝器为主。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1、收集史料之法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2、鉴别史料之法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反证法）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法，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史料矛盾，一般时间近的比较可信）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当何所适从耶？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谓距史迹发生时愈近者，其所制成传留之史料愈可信也。……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然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了解史料作者，根据作者判断）不特此也，又当察其人史德何如，又当察其人史识何如，又当察其人所处地位何如。（用怀疑的态度）用怀疑精神唤起注意，而努力以施忠实之研究，则真相庶可次第呈露也。右论正误的鉴别法竟。次论辨伪的鉴别法。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辩证伪事：第一，辨证宜勿支离于问题以外。第二，正误与辨伪，皆贵举反证。第三，伪事之反证，以能得“直接史料”为最上。第四，能得此种强有力之反证，则真伪殆可一言而决。第五，时代错迕则事必伪，此反证之最有力者也。第六，有其事虽近伪，然不能从正面得直接之反证者，只得从旁面间接推断之若此者，吾名曰比事的推论法。第七，有不能得“事证”而可以“物证”或“理证”明其伪者吾名之曰推度的推论法。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者，其史料当该史迹发生时或其稍后时，即已成立。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明知不可信而无反证材料：第一步，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以免为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谬误：有明明非史实而举世误认为史实者任执一人。（举世之功归于一人）幻觉一起，则真相可以全蔽，此治学者所最宜戒惧也。（史实被若干人主观臆断传于后世）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吾尝言之矣：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其三，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捉——所谓“集团分子”者，即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原属不得已之事。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曷为每一史迹必须认取其“人格者”耶？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末由见也。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物的基件者，如吾前所言：“物的运动不能与心的运动同其速率。”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心对于物之征服也。第八，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人的专史　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例如《孔子传》、《玄奘传》、《曾国藩年谱》等。【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的做法。（二）事的专史　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专以重大事情为主。例如晚明流寇、复社本末、洪杨之乱、辛亥革命等。（三）文物的专史　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如我去年在本校（清华）所讲《文化史》即属此项性质，此在专史中最为重要。（四）地方的专史　即旧史之方志体；因中国幅员太广；各地发展之经过多所悬殊，旧史专以帝都所在为中心，实不能提挈全部文化之真相，所以应该分为若干区域，以观其各时代发达之迹。其边地如滇、黔、西域、关东……等，尤当特别研究。（五）断代的专史　即旧史的断代史体，专以一个时代为主，但不必以一姓兴亡划分。例如《春秋史》、《战国史》、《晚唐藩镇及五代十国史》、《宋辽金夏时代史》等。研究历史的目的：甲　求得真事实：（一）钩沉法　想要球碍真事实，有五种用功的方法：己经沉没了的实事，应该重新寻出。（二）正误法　有许多事实，从前人记错了，我们不特不可盲从，而且应当改正。（三）新注意　有许多向来史家不大注意的材料，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它。（四）搜集排比法　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的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五）联络法　第四种方法可以适用于同时的材料，第五种方法可以适用于先后的材料。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看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乙　予以新意义。许多事本来无意义，后人读历史才能把意义看出，总括起来说，吾人悬拟一个目的，把种种无意义的事实追求出一个新意义，本来有意义而看错了的，给他改正，本有意义而没觉察的，给他看出来。丙　予以新价值。从新的估价。价值有两种：有一时的价值，过时而价顿减；有永久的价值，时间愈久，价值愈见加增。丁　供吾人活动之资鉴。活动，亦有二种解释，即社会活动方面与个人活动方面。社会活动分两种：（一）转变的活动　通常说一治一乱，我们要问如何社会会治，如何社会会乱；并且看各部分各方面的活动，（二）增益的活动　政治的治乱，不过一时的冲动；全部文化才是人类活动的成绩。个人活动分两方面：（一）外的方面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本来目的就是拿给个人作模范的。（二）内的方面　我们看一个伟人的传记，看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往往有许多在很小的地方。戊　读史的方式。（一）鸟瞰式　这种方法在知大概。（二）解剖式　这种方法在知底细。史家之四长：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史德：史家容易犯的毛病：（一）夸大（二）附会（三）武断史学：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专精同涉猎，两不可少。（一）勤于抄录（二）练习注意（三）逐类搜求史识：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一）由全部到局部（二）由局部到全部。注意：（一）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二）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史才：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与前面所述三项另外又是一事，完全是技术的。（史才分为两个部分：组织和文采。）组织：组织是把许多材料整理包括起来，又分二事：（一）剪裁，许多事实，不经剪裁，史料始终是史料，不能成为历史。（二）排列　中看不中看，完全在排列的好坏。排列的通用方法：（1）即将前人记载，联络熔铸，套入自己的话里。（2）用纲目体，最为省事。（3）多想方法，把正文变为图表。文采：就是写人写事所用的字句词章。（一）简洁（二）飞动

史学大家梁启超近代史学的发端跟广东新会梁先生是分不开的。 梁启超先生在史学上的贡献非常多，先放开其他的不说，最突出的一点是首倡“史学革命”。“史学革命”一说的提出跟梁先生的个体生命体验关系密切。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在于梁并不是一个纯粹书斋里的学者，他本人也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亲历者。从早年的公车上书，戊戌维新到护法运动，梁一直参与期间。这样的独特经历使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必然随时代而动。而且梁启超的思想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也涉及到了他的史观和史学贡献。在梁先生看来，“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遵循这种思想轨迹，在戊戌变法期间，他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在1902年2月8日写的《国之旧史》一文里提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震动学林。同时他又提出以史学革命振兴民族事业：“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由此史观出发，他撰写了一系列论著，构建其新史学理论体系，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集中反映了梁启超的史观，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所以，从史学革命整体来看，梁启超是有破有立，反对旧史观的同时又身体力行地投身建设新史学。总体来说，梁启超的史学贡献源大要皆源于在此，也就是其史观和史学方法都可以从随时代而动来考量。尽管后世学人对梁启超史学革命的提法和话语指向有不同解读，但对梁启超对新的史学形态的形成上的贡献是一致认同的。值得一提的是，梁先生对自己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这种自我认知的特质可以说使他本人与其所从事的史学研究成为互文。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不仅是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杰作，而且其接续学统，薪火相传的学术理想一直感染后人。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梁启超导读：《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是梁启超先生当年为北平大学生们所列出的国学入门书籍，并在书单中注明了哪些书需要精读甚至背诵，哪些书可以泛读，哪些书可以专门挑某些章节来阅读，哪些书仅供立志于深入研究语言文化的人阅读。同时给出了优秀的注本和参考书。这一书单是对于不知从何处走进国学世界的人来说，是最好的指南。《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共列举了141种书目，如果觉得这个数字还是过于庞大，在最后，梁启超先生又列出了《最低限度之国学书目》25种。目录（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丙）韵文书类（丁）小学书及文法（戊）随意涉览书类（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序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属，蹉跎久未报命。顷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此篇。漏略自所不免，且容有并书名篇名亦忆错误者，他日当更补正也。中华民国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启超作于碧摩岩揽翠山房。（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〇　《论语》、《孟子》《论语》为两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生平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堕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清儒注本，《论语》则有戴望《论语注》，《孟子》则有焦循《孟子正义》最善。戴氏服膺颜习斋之学，最重实践，所注似近孔门真际，其训诂亦多较朱注为优，其书简洁易读。焦氏服膺戴东原之学，其《孟子正义》　清儒诸经新疏中为最佳本，但文颇繁。宜备置案头，遇不解时或有所感时则取供参考。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乃戴氏一家哲学，并非专为注释《孟子》而作。但其书极精辟，学者终须一读。最好是于读《孟子》时并读之，既知戴学纲领，亦可以助读《孟子》之兴味。焦循《论语通释》，乃摹仿《孟子字义疏证》而作，将全部《论语》拆散，标举重要诸义，如言仁，言忠恕……等，列为若干目通观而总诠之，可称治《论语》之一良法，且可应用其法以治他书。右两书篇页皆甚少，易读。陈澧《东塾读书记》中读《孟子》之卷，取孟子学说分项爬梳，最为精切。其书不过二三十页（？），宜一读以观前辈治学方法，宜于修养亦有益。〇　《易经》此书为孔子以前之哲学书。孔子为这注解，虽奥衍难究，然总须一读。吾希望学者将《系辞传》、《文言传》熟读成诵，其《卦象传》六十四条，则用别纸抄出，随时省览。后世说《易》最近真者，吾独推焦循。其所著《雕菰楼易学》三书（《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皆称精诣。学者如欲深通此经，可取读之。否则可以不必。〇　《礼记》此书为战国及西汉之“儒家言”丛编，内中有极精纯者，亦有极破碎者。吾希望学者将《中庸》、《大学》、《礼运》、《乐记》四篇熟读成诵。《曲礼》、《王制》、《檀弓》、《礼器》、《学记》、《坊记》、《表记》、《缁衣》、《儒衣》、《大传》、《祭义》、《祭法》、《乡饮酒义》诸篇多浏览数次，且摘录其精要语。若欲看注解，可看《十三经注疏》内郑注孔疏。《孝经》之性质与《礼记》同，可当《礼记》之一篇读。〇　《老子》道家最精要之书。希望学者将此区区五千言熟读成诵。注释书未有极当意者。专读白文自行寻索为妙。〇　《墨子》孔、墨在先秦时两圣并称，故此书非读不可。除《备城门》以下各篇外，余篇皆宜精读。注释书以孙诒让《墨子间诂》为最善，读《墨子》宜即读此本。《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有张惠言《墨子经说解》及梁启超《墨经》两书可参观，但皆有未精惬处。《小取篇》有胡适新诂可参观。梁启超《墨子学案》，属通释体裁，可参观助兴味；但其书为临时讲义，殊未精审。〇　《庄子》《内篇》七篇及《杂篇》中之《天下篇》最当精读。注释书有郭庆藩之《庄子集释》差可。〇　《荀子》《解蔽》、《正名》、《天论》、《正论》、《性恶》、《礼论》、《乐论》诸篇最当精读。余亦须全篇浏览。注释书王先谦《荀子注》甚善。〇　《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今存者皆非完书。但三子皆为先秦大哲，虽断简亦宜一读；篇帙甚少，不费力也。《公孙龙子》之真伪尚有问题。三书皆无善注。《尹文子》、《慎子》易解。〇　《韩非子》法家言之精华。须全部浏览。（其特别应精读之诸篇，因手边无原书，胪举恐遗漏，他日补列。）注释书王先慎《韩非子集释》差可。〇　《管子》战国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质颇杂博，然古代各家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一浏览。注释书戴望《管子校正》甚好。〇　《吕氏春秋》此为中国最古之类书。先秦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浏览。〇　《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〇　《春秋繁露》此为西汉儒家代表的著作。宜稍精读。注释书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颇好。康有为之《春秋董氏学》，为通释体裁，宜参看。〇　《盐铁论》此书为汉代怀疑派哲学，宜浏览。〇　《抱朴子》此书为晋以后道家言代表作品，宜浏览。〇　《列子》晋人伪书，可作魏晋间玄学书读。右所列为汉晋以前思想界之重要著作。六朝隋唐间思想界着光彩者为佛学，其书目当别述。以下举以后学术之代表书。便为一般学者节啬精力计，不愿多举也。〇　《近思录》，朱熹着，江永注。读此书可见程朱一派之理学其内容何如。〇　《朱子年谱》，附朱子《论学要语》，王懋竑着。此书叙述朱学全面目，最精要有条理。若欲研究程朱学派，宜读《二程遗书》及《朱子语类》。非专门斯业者可置之。南宋时与朱学对峙者尚有吕东莱之文献学一派，陈龙川、叶水心之功利主义一派，及陆象山之心学一派。欲知其详，宜读各人专集。若观大略，可求诸《宋元学案》中。〇　《传习录》王守仁语，徐爱、钱德洪等记。读此可知王学梗概。欲知其详，宜读《王文成公全书》。因阳明以知行合一为教，要合观学问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经过，具见集中各文。故《阳明集》之重要，过于朱、陆诸集。〇　《明儒学案》，黄宗羲着。〇　《宋元学案》，黄宗羲初稿，全祖望、王梓材两次续成。此二书为宋、元、明三朝理学之总记录，实为创作的学术史。《明儒学案》中姚江、江右、王门、泰州、东林、蕺山诸案最精善。《宋元学案》中象山案最精善，横渠、二程、东莱、龙川、水心诸案亦好。晦翁案不甚好。百源（邵雍）、涑水（司马光）诸案失之太繁，反不见其真相。末附（王安石）《荆公新学略》最坏。因有门户之见，故为排斥。欲知荆公学术，宜看《王临川集》。此二书卷帙虽繁，吾总望学者择要浏览，因其为六百年间学术之总汇，影响于近代甚深。且汇诸家为一编，读之不甚费力也。清代学术史可惜尚无此等佳着。唐鉴之《国朝案小识》以清代最不振之程朱学派为立脚点，褊狭固陋，万不可读。江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亦学案体裁，较好。但江氏学识亦凡庸，殊不能叙出各家独到之处。万不得已，姑以备参考而已。启超方有事于《清儒学案》，汗青尚无期也。〇　《日知录》、《亭林文集》，顾炎武着。顾亭林为清学开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于《日知录》，宜一浏览。读文集中各信札，可见其立身治学大概。〇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着。黄梨洲为清初大师之一。其最大贡献在两学案。此小册可见其政治思想之大概。〇　《思问录》，王夫之着。王船山为清初大师之一。非通观全书，不能见其精深博大。但卷帙太繁，非别为系统的整理，则学者不能读。聊举此书发凡，实不足以代表其学问之全部也。〇　《颜氏学记》，戴望编。颜习斋为清初大师之一。戴氏所编学记，颇能传其真。徐世昌之《颜李学》，亦可供参考。但其所集《习斋语要》、《恕谷（李塨）语要》，将攻击宋儒语多不录，稍失其真。顾黄王颜四先生之学术，为学者所必须知，然其著述皆浩博，或散殊，不易寻绎。启超将为系统的整理记述，以饷学者。〇　《东原集》戴震着。〇　《雕菰楼集》，焦循着。戴东原、焦理堂为清代经师中有清深之哲学思想者。读其集可知其学，并知其治学方法。 启超所拟着之《清儒学案》、《东原理学》两案正在属稿中。〇　《文史通义》，章学诚着。此书虽以文史标题，实多论学术流别，宜一读。胡适着《章实斋年谱》，可供参考。〇　《大同书》，康有为着。南海先生独创之思想在此书。曾刊于《不忍杂志》中。〇　《国故论衡》，章炳麟着。可见章太炎思想之一斑。其详当读《章氏遗书》。〇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着。有偏宕处，亦有独到处。〇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着。〇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着。将读先秦经部子部书，宜先读此二书。可引起兴味，并启发自己之判断力。〇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着。欲略知清代学风，宜读此书。（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〇　《尚书》内中惟二十八篇是真书，宜精读。但其文佶屈聱牙，不能成诵亦无妨。余篇属晋人伪撰，一浏览便足。（真伪篇目，看启超所著（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日内当出版。）此书非看注释不能解，注释书以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为最好。〇　《逸周书》此书真伪参半。宜一浏览。注释书有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颇好。〇　《竹书纪年》此书现通行者为元明人伪撰。其古本，清儒辑出者数家。王国维所辑最善。〇　《国语》、《春秋左氏传》此二书或本为一书，由西汉人析出（？），宜合读之。《左传》宜选出若干篇熟读成诵，于学文甚有益。读《左传》宜参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可以得治学方法。〇　《战国策》宜选出若干篇熟读，于学文有益。〇　《周礼》此书西汉末年晚出。何时代人所撰，尚难断定。惟书中制度，当有一部分为周代之旧；其余亦战国秦汉间学者理想的产物。故总宜一读。注释书有孙诒让《周礼正义》最善。〇　《考信录》，崔述着。此书考证三代史事实最严谨，宜一浏览，以为治古史之标准。〇　《资治通鉴》此为编年政治史最有价值之作品。虽卷帙稍繁，总希望学者能全部精读一过。若苦干燥无味，不妨仿《春秋大事表》之例，自立若干门类。标治摘记，作将来著述资料。（吾少时曾用此法，虽无成书，然增长兴味不少。）王船山《读通鉴论》，批评眼光，颇异流俗，读《通鉴》时取以并读，亦助兴之一法。〇　《续资治通鉴》，毕沅着。此书价值远在司马光原著之下，自无待言；无视彼更优者，姑以备数耳。或不读《正续资治通鉴》，而读《九种纪事本末》亦可。要之非此则彼，必须有一书经目者。〇　《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三书卷帙浩繁。今为学者摘其要目：《田赋考》、《户口考》、《职役考》、《市籴考》 、 《征榷考》、《国用考》、《钱币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四裔考》，必须读，《王礼考》、《封建考》、《象纬考》，……绝对不必读。其余或读或不读随人。（手边无原书，不能具记其目，有漏略当校补。）各人宜因其所嗜，择类读之。例如，欲研究经济史财政史者，则读前七考。余仿此。马氏《文献通考》，本依仿杜氏《通典》而作，若尊创作，应举《通典》。今舍彼取此，取其资料较丰富耳。吾辈读旧史，所贵者惟在原料，炉锤组织，当求之在我也。《两汉会要》、《唐会要》、《五代会要》可与《通鉴》合读。〇　《通志二十略》郑渔仲学识史才，皆迈寻常。《通志》全书卷帙繁，不必读。《二十略》则其精神所聚，必须浏览。其中与《通考》门类同者或可省。最要者《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校雠略》等篇。〇　二十四史《通鉴》、《通考》，已浩无涯矣，更语及庞大之《二十四史》，学者几何不望而却步！然而《二十四史》终不可不读。其故有二：（一）现在既无满意之通史，不读《二十四史》，无以知先民活动之遗迹。（二）假令虽有佳的通史出现，然其书自有别裁，《二十四史》之原料，终不能全行收入。以故，《二十四史》终久仍为国民应读之书。书既应读，而又浩繁难读，则如之何？吾今试为学者拟摘读之法数条。一曰就书而摘。《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俗称四史。其书皆大史家一手著述，体例精严；且时代近古，向来学者诵习者众，在学界之势力与六经诸子埒。吾辈为常识计，非一读不可。吾希望学者将此四史之列传，全体浏览一过，仍摘出若干篇稍为熟诵以资学文之助。因四史中佳文最多也。（若欲举其目亦可，但手边无原书，当以异日。）四史之外，则《明史》共认为官修书中之最佳者，且时代最近，亦宜稍为详读。二曰就事分类而摘读志。例如欲研究经济史财政史，则读《平准书》、《食货志》；欲研究音乐，则读《乐书》、《乐志》；欲研究兵制，则读《兵志》；欲研究学术史，则读《艺文志》、《经籍志》，附以《儒林传》；欲研究宗教史，则读《魏书释老志》（可惜他史无之）。……每研究一门，则通各史此门之志而读之，且与《文献通考》之此门合读。当其读时，必往往发见许多资料散见于各传者，随即跟踪调查其传以读之。如此引申触类，渐渐便能成为经济史宗教史……等等之长编，将来荟萃而整理之，便成著述矣。三曰就人分类而摘读传。读名人传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古人所以贵读史者以此。全史各传既不能遍读（且亦不必），则宜择伟大人物之传读之，每史亦不过二三十篇耳，此外又可就其所欲研究者而择读：如欲研究学术史，则读《儒林传》及其他学者之专传；欲研究学术史，则读《文苑传》及其他文学家之专传。……用此法读去，恐只患其少，不患其多矣。又各史之《外国传》、《蛮夷传》、《土司传》等，包含种族史及社会学之原料最多，极有趣，吾深望学者一读之。〇　《二十二札记》，赵翼着。学者读正史之前，吾劝其一浏览此书。《记》称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此书深得“比事”之诀，每一个题目之下其数据皆从几十篇传中零零碎碎觅出，如采花成蜜，学者能用其法以读史，便可养成著述能力。（内中校勘文字异同之部约占三分之一，不读亦可。）〇　《圣武记》，魏源着。〇　《国朝先正事略》，李元度着。清朝一代史迹，至今尚无一完书可读，最为遗憾。姑举此书充数。魏默深有良史之才，《圣武记》为纪事本末体裁，叙述绥服蒙古、戡定金川、抚循西藏……诸役，于一事之原因结果及其中间进行之次序，若指诸掌，实罕见之名著也。李次青之《先正事略》，道光以前人物略具，文亦有法度，宜一浏览，以知最近二三百年史迹大概。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尚可读（有译本）。〇　《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着。此为最有组织的地理书。其特长在专论形势，以地域为经，以史迹为纬，读之不感干燥。此书卷帙虽多，专读其叙论（至各府止），亦不甚费力，且可引起地理学兴味。〇　《史通》，刘知几着。此书论作史方法，颇多特识，宜浏览。章氏《文史通义》性质略同，范围较广，已见前。〇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着。读之可增史学兴味，且知治史方法。（丙）韵文书类〇　《诗经》希望学者能全部熟读成诵。即不尔，亦须一大部分能举其词。注释书陈奂《诗毛氏传疏》最善。〇　《楚辞》屈、宋作，宜熟读，能成诵最佳。其余不可读。注释书朱熹《楚辞集注》较可。〇　《文选》择读。〇　《乐府诗集》，郭茂倩编。专读其中不知作者姓名之汉古辞，以见魏六朝乐府风格。其他不必读。魏晋六朝人诗宜读以下各家：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康乐、鲍明远、谢玄晖。无单行集者，可用张溥《汉魏百三家集》本或王闿运《八代诗选》本。〇　《李太白集》〇　《杜工部集》〇　《王右丞集》〇　《孟襄阳集》〇　《韦苏州集》〇　《高常侍集》〇　《韩昌黎集》〇　《柳河东集》〇　《白香山集》〇　《李义山集》〇　《王临川集》（诗宜用李璧注本）〇　《苏东坡集》〇　《元遗山集》〇　《陆放翁集》以上唐宋人诗文集。〇　《唐百家诗选》，王安石选。〇　《宋诗钞》，吕留良抄。以上唐宋诗选本。〇　《清真词》，周美成。〇　《醉翁琴趣》，欧阳修。〇　《东坡乐府》，苏轼。〇　《屯田集》，柳永。〇　《淮海词》，秦观。〇　《樵歌》，朱敦儒。〇　《稼轩词》，辛弃疾。〇　《后村词》，刘克庄。〇　《白石道人歌曲》，姜夔。〇　《碧山词》，王沂孙。〇　《梦窗词》，吴文英。以上宋人词集。〇　《西厢记》〇　《琵琶记》〇　《牡丹亭》〇　《桃花扇》〇　《长生殿》以上元明清人曲本。本门所列书，专资学者课余讽诵陶写情趣之用，既非为文学专家说法，尤非为治文学史者说法，故不曰文学类，而曰韵文类。文学范围，最少应包含古文（骈、散文）及小说。吾以为茍非欲作文学专家，则无专读小说之必要。至于古文，本不必别学。吾辈总须读周秦诸子、《左传》、《国策》、《四史》、《通鉴》及其关于思想关于记载之著作，茍能多读，自能属文，何必格外举一种名曰古文耶？故专以文鸣之文集不复录（其与学问有关系之文集散见各门）。《文选》及韩柳王集聊附见耳。学者如必欲就文求文，无已，则姚鼐之《古文辞类纂》、李兆洛之《骈体文抄》、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抄》可用也。清人不以韵文见长，故除曲本数部外，其余诗词皆不复列举。无已，则于最初期与最末期各举诗词家一人，吴伟业之《梅村诗集》与黄遵宪之《人境庐诗集》，成德之《饮水词》与文焯之《樵风乐府》也。（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〇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着。〇　《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着。〇　《说文释例》，王筠着。段着为《说文》正注。朱注明音与义之关系。王着为《说文》通释。读此三书，略可通《说文》矣。〇　《经传释词》，王引之着。〇　《古书疑义举例》，俞樾着。〇　《文通》，马建忠着。读此三书，可知古人语法文法。〇　《经籍纂诂》，阮元编。此书汇集各字之义训，宜置备检查。文字音韵，为清儒最擅之学，佳书林立。此仅举入门最要之数种。若非有志研究斯学者，并此诸书不读亦无妨耳。（戊）随意涉览书类学问固贵专精，又须博涉以辅之。况学者读书尚少时，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为何。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向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吾故杂举有用或有趣之各书，供学者自由翻阅之娱乐。读此者不必循页次，亦不必求终卷也。（各书亦随忆想所及杂举，无复诠次。）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乾隆间四库馆，董其事者皆一时大学者，故所作提要，最称精审，读之可略见各书内容（中多偏至语，自亦不能免）。宜先读各部类之叙录，其各书条下则随意抽阅。有所谓存目者，其书被屏，不收入四库者也。内中颇有怪书，宜稍注意读之。〇　《世说新语》将晋人谈玄语分类纂录，语多隽妙，课余暑假之良伴侣。〇　《水经注》，郦道元撰，戴震校。六朝人地理专书。但多描风景，记古迹，文辞华妙，学作小品文最适用。〇　《文心雕龙》，刘勰着。六朝人论文书。论多精到，文亦雅丽。〇　《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慧立撰。此为玄奘法师详传。玄奘为第一位留学生，为大思想家，读之可以增长志气。〇　《徐霞客游记》霞客晚明人，实一大探险家，其书极有趣。〇　《梦溪笔谈》，沈括。宋人笔记中含有科学思想者。〇　《困学纪闻》，王应麟撰，阎若璩注。宋人始为考证学者，顾亭林《日知录》颇仿其体。〇　《通艺录》，程瑶田撰。清代考证家之博物书。〇　《癸巳类稿》，俞正燮撰。多为经学之外之考证，如考棉花来历，考妇女缠足历史，辑李易安事迹等。又多新颖之论，如论妒非妇人恶德等。〇　《东塾读书记》，陈澧撰。此书仅五册，十余年乃成。盖合数十条笔记之长编乃成一条笔记之定稿，用力最为精苦，读之可识搜集数据及驾驭数据之方法。书中论郑学、论朱学、论诸子、论三国诸卷最善。〇　《庸盦笔记》，薛福成。多记清咸丰同治间掌故。〇　《张太岳集》，张居正。江陵为明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〇　《王心斋先生全书》，王艮。吾常名心斋为平民的理学家，其人有生气。〇　《朱舜水遗集》，朱之瑜。舜水为日本文化之开辟人，唯一之国家输出者，读之可见其人格。〇　《李恕谷文集》，李塨。恕谷为习斋门下健将，其文劲达。〇　《鲒埼亭集》，全祖望。集中记晚明掌故甚多。〇　《潜研堂集》，钱大昕。竹汀为清儒中最博洽者，其对伦理问题亦颇有新论。〇　《述学》，汪中。容甫为治诸子学之先登者，其文格在汉晋间，极遒美。〇　《洪北江集》，洪亮吉。北江之学长于地理，其小品骈体文描写景物，美不可言。〇　《定盦文集》，龚自珍。吾少时醉心此集，今颇厌之。〇　《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〇　《胡文忠公集》，胡林翼右二集信札最可读，读之见其治理条理及朋友风义。曾涤生文章尤美，集桐城派之大成。〇　《苕溪渔隐丛话》，胡仔。诗话中资料颇丰富者。〇　《词苑丛谈》，徐釚。惟一之词话，颇有趣。〇　《语石》，叶昌炽。以科学方法治金石学，极有价值。〇　《书林清话》，叶德辉。论刻书源流及藏书掌故，甚好。〇　《广艺舟双辑》，康有为。论写字，极精博，文章极美。〇　《剧说》，焦循。〇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二书论戏剧，极好。即谓之涉览，自然无书不可涉，无书不可览，本不能胪举书目；若举之，非累数十纸不可。右所列不伦不类之寥寥十余种，随杂忆所及当坐谭耳。若绳以义例，则笑绝冠缨矣。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右所列五项，倘能依法读之，则国学根柢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矣。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它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01引言梁启超是近代史上算得上是一位成就极高的人物，不仅在政治、文学上颇有造诣，而且在历史研究上也有很多的成果。在历史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更是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他提到二十四史非史也，只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倡导新史学。02新史学观念之源起梁启超是近代史学的奠基者之一，无论是在研究历史的理论还是方法上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和成就。尤其是对传统的史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和批判，其中最振聋发聩的言论就是怒斥二十四史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谱。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观点受到了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很大。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在西方传教士以及斯宾塞等人的影响下，就产生了有别于传统史学研究的观点，他提倡要写民史，也就是普通大众的历史，还批判了中国古代研究历史只不过是为帝王修家谱而已。后来因为他投身于变法事业，并没有对此多加论述。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朋友的帮助之下逃亡日本，流落海外。政治上无法实现抱负，他随后转向研究学术。在这段期间内，他从中接触许多西方的史学著作的研究理论，这为他打开了新的视野，其中福田民和的《史学原论》就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启发。日本在早期也是受到中国传统史学观念的影响很深，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实施资本主义改革之后，西方的史学观念就传入了日本。1889年，德国著名的史学家兰克的学生路德维希来到日本的东京大学教授历史。并且日本也有很多在德国留学的学者。在回国之后，西方的历史研究方法就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像坪坪井九马三就有《历史研究法》，成为日本研究史学的典范。 中文版《史学原论》福田和民是日本著名的史学家，他有一部史学著作名为《史学原论》，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后，梁启超是最早阅读这部书的学者。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很大。在读完之后，梁启超在启发之下，写了很多文章。在1902年，他发表了名为《新史学》的文章，当中的《史学之界》就是在《史学原论》下写成的。03新史学的思想梁启超批判传统的史学是落后的封建史学，并且还感叹，如果不摒弃传统的观念和研究方式，想要研究史学，虽然史料众多，但再怎么研究也是徒劳。传统的帝王将相与西方的英雄史观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他也并非是抹煞了帝王将相在历史上产生的作用。梁启超在《清议报》就发表了一篇著作《英雄与时势》，将英雄与客观的时势联系起来。他认为不管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两句话都是有道理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梁任公在西方史学的影响下，提出要将原来传统的旧史学进行改造，发起“史学革命”，他还强调，如果不进行史学革命，那么中国也就无法挽救，并且一再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梁启超好反对一味地为帝王将相做史，他提倡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仅要研究传统的帝王将相，要从原来的帝王中心和传统正统思想走出来。还提出，研究历史还要为国民服务，养成国民性。他还提出，研究历史应该从客观的角度来研究，一再强调“求真”，对传统的史学家主观主义的作风多有谴责。他认为研究历史应该注重客观事实，如此才能产生好的历史著作。在历史发展观观上，梁启超认为传统的观念是历史循环论。在早期，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是西方的进化论受到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他认为历史也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变的过程。还倡导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要以进化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到了后期，梁启超还强调，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还要对事情的原委进行探究。西方研究进化论是以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梁启超认为自然科学与历史学之间是有区别，将具体的适用范围做了具体的规定。在史学方法上，梁启超也提出了很多有参考意义的方法。他提出对史料的搜集上要注重普通的史料，还要搜集负面以及特别的史料。在运用史料时，要注意多加鉴别时，不仅要细心严谨，还要运用反证。对史料的辨伪，也提出了具体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04结语梁启超在提出的“新史学”以及“史学革命”可以说是近代研究历史的一个重大的变革。在这样的史学观念的影响下，史学研究的的方向开始逐渐转向，并且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像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些无疑就是受到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完成的。参考文献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新史学》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作者锦年，自由撰稿人，历史学爱好者，致力于研究历史。期望用历史垂训鉴戒，塑造集体记忆，鉴往知来。

1915年，是《觉醒年代》的故事开启时间，出于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共同愤慨，日后中共创党史上著名的“南陈北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有了一次戏剧性的会面。三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中国看到了通过外交努力一雪当年之耻的可能，刚刚卸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乘坐日轮“横滨丸”，率领一个由各界精英组成的团队前往巴黎，试图以中国的民气影响凡尔赛和会进程。梁启超1919年于巴黎1919年中国欧洲考察团在巴黎然而，没有坚强的国力作支撑，公理战胜强权注定只能是幻想，1919年中国在外交场上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并深刻影响了之后数十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走向。更形吊诡的是，以善变著称的思想家梁启超，他巴黎之行所凝结的思想，没有被时代接纳，他本人也成为继起的“觉醒”年代的一个落伍者。这则中国思想史上的著名公案，是时代的教训，也给今人留下无尽的思索。《五四运动》周令钊作领命出行1918年12月，欧战停火，时任外交总长陆征祥以议和专使的身份率团前往巴黎，出席凡尔赛和会，以图一雪当年签下“二十一条”之耻。同年冬天，还有一艘船正驶往欧洲。船上坐的是前财政总长、一代青年宗师梁启超。此行他是以在野的民间观察家的身份，前往观摩不久将要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他要“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并“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伸诉伸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欧战停火，国内上至总统，下至黎民，无不欢欣鼓舞，北京的街巷间旌旗满街，名流们到处都在演讲，梁启超却保持着难得的冷静。所谓加入协约国“参战”，无非输出数万劳工去挖战壕、埋死尸，他担心的是，未放一枪一炮“居然”列于战胜国的中国能否在和会中分得一杯羹。这也正是徐世昌总统所担忧的，“本钱”的有无，直接关系到战后的利益分配，总统找到他，希望他率知名人士出访，展开民间外交，以助中国代表团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自从退出政界，梁启超一直在谋划欧洲之行，此次以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赴欧，公家拨款六万元，朋友间筹集到四万元，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启行，也算是得偿夙愿了。梁启超希望此次欧洲之行能为他的国家争到实质性的利益，故于临行前，与外交委员会诸人详细讨论，制订了一个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借地的详细提案，准备一到巴黎就与正式代表们交换意见。在他准备行装期间，与日本代理公使芳泽在一次酒宴上见面，梁说：“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力之说当然没有了根据。”芳泽不同意，找出种种理由辩解，梁很不高兴，说：“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些年了，我以为要亲善就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日本当局要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赴欧之船《欧游心影录》书影1918年12月23日，梁启超率领这个民间访问团从北京出发了，成员有蒋百里、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维新等六人，都是术业有专攻、又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的青年才俊。张君劢治政治学，刘崇杰擅外交，徐新六懂经济，杨维新作为录事随行。蒋百里是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名毕业生。地理学家丁文江是徐新六推荐的，因为此行还要考察欧洲文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人选都有了，团里有个科学家，看上去更齐整些。日后问世的《欧游心影录》，记载了他们最初的行程：我们是民国七年（1918年）十二月廿三日由北京动身，天津宿一宵，恰好严范孙（修）、范静生（源濂）从美国回来，二十四早刚到，得一次畅谈，最算快事。二十四晚发天津，二十六早到南京，在督署中饭后，即往上海。张季直由南通来会，廿七午，国际税法平等会开会相饯，季直主席，我把我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演说一回。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廿八晨上船，搭的是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七个人不是坐一艘船走的，由于船位有限，只得分成了两拨。梁启超和蒋百里、刘崇杰、张君劢、杨维新等五人为一拨，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达伦敦；丁文江、徐新六则绕道太平洋、大西洋前往欧洲汇合。1918年12月28日晨，梁启超等五人率先在上海启程，登上日轮“横滨丸”。船先是沿着海岸线向南，再是向西。那几日都无大的风浪，波平如镜，每日与天光海色相对，梁启超心情极佳。同行者里除了张君劢怕晕船，一登舟就蒙头大睡，其他人的兴致都很高。梁启超的日课如下：观日出，习法文，约一时许后，浏览日文书籍，两三天读完一本，午睡半小时后，与蒋百里下棋，每日两三局，傍晚打球戏，晚饭后谈文学书，中间仍时时温习法文。除此之外，他写了《世界和平与中国》等几篇文章。不久传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布的“十四点”谈话，让他时时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憧憬中。他在船上写信给女儿令娴，兴致勃勃地谈及今后计划：“在欧拟勾留七八月，归途将取道巴尔干，入小亚细亚，访犹太、埃及遗迹，更在印度略盘桓，便到缅甸，携汝同归也。”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与先行抵达的丁文江、徐新六二人汇合。战后的伦敦，市容萧条，但见黄雾四塞，日色如血，一种“阴郁闭塞之气”，让他殊觉不适。他们住的虽然是一家上等的旅馆，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连火柴都是稀罕物事，很难找到，惟一的好处是多年的烟瘾给戒掉了。在伦敦只待了一个星期，他们就去了巴黎。和会已经开了一个月，各国的政要们吵吵嚷嚷也都累了。由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被刺，住院治疗，美国总统威尔逊回国，尚未归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亦回英国休假，三个决定和会命运的首脑人物都不在，和会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梁启超于是决定乘着这个空当去法国战地旅游一番。梁启超1919年在巴黎与友人合影暗箭中伤1919年3月7日，梁启超一行出发考察法国南部战场。他们从巴黎出发，十天里，“从马仑河一带起，经凡尔登，入洛林州，再入亚尔萨士州，折到莱茵河右岸联军占领地，假道比利时，循谟士河，穿过兴登堡线一带，到梭阿桑”。张君劢正在伦敦参加国际联盟研究会的活动，丁文江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都无法分身，同行的是蒋百里、刘崇杰、杨维新、徐新六等人。三月中旬，他们回到巴黎，稍作休整后，又续游北部战地。这次法国全境漫游，他们直到五月中旬才回到巴黎。沿途所见是战后遍体鳞伤的欧洲，过去的繁华已被一片荒烟蔓草取代，让他感慨刚刚结束的这场死伤三千多万人的战争，实是文明之殇，“比起破坏的程度来，反觉得自然界的暴力，远不及人类，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哩。”考察结束，梁请军事专家蒋百里撰写了一篇《德国战败之诸因》，算是为从前他们所钦佩的德国撰写了一篇悼词。欧游的同时，梁启超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和会现场。他是中国代表团顾问，又是新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发起人，声望卓著，徐世昌总统亟盼着他的民间外交能奏奇效，代表团的一举一动，自然都牵动着他的视线。山东问题在和会上正式提出后，他即在巴黎报界的一次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还致电总统府外事委员会事务长、好友林长民，对政府私下订约提出质疑：“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矛头所指的“一二订约之人”，当指陆征祥无疑。四月底，他又电致国民外交协会，就青岛问题警告当局：“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和前电一样，这一消息经国内媒体《申报》等转载引发轩然大波。陆征祥内外交困，屡请辞职，代表团如果真要临阵换帅，时在巴黎的梁启超似乎真成了不二之选。然而就在此时，梁启超突然成了国内媒体的众矢之的，究其原因，是四月初的时候，王正廷打电报给上海各报界，说巴黎有华人逆谋助日，一时引发坊间纷纷猜测，矛头直指梁启超。王正廷发给上海报界的电文称：“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密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王正廷的电文语词含糊，卖国贼究系何人，也不明说，但暗中有一股力量，把火烧向梁启超。不久后，竟有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徐世昌大总统并国务院：“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劝告，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钧）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迹，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致专使，注意大局，幸甚。”国民党与梁启超系多年冤家，借机发难，就连在纽约的徐志摩，也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了诋毁梁的新闻，让稍知内情的徐志摩“一团闷气愤愤何似”。时隔不久，谣言的方向陡然拐了个弯，烧向了顾维钧，说丧妻不久的顾即将与曹汝霖的三女儿订婚，马上就要摇身一变成为亲日派了。谣言制造者大有不把一潭水搞浑誓不罢休的劲头。此事过去许久，梁启超一提起还犹自愤愤。虽表示，事过境迁，清浊自分，自己也无须多加辩白，但“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以自立于大地耶？”那支暗箭把他伤得着实不轻。梁启超1919年于欧洲继续考察和会的大幕尚未最后拉上，败局已然注定，梁启超决定继续余下的考察行程，于6月6日离开巴黎前往伦敦。在英国待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到处都跑遍了。7月14日是法国国庆节，闻听这一天法国将在凯旋门举行阅兵典礼，梁启超一行又从伦敦返回巴黎看热闹。此后他们一路经行比利时、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直到十月中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寓所。此时的巴黎已是严冬季节，回想自六月初离开法国以来，足足四个多月，坐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外，却没有一处住过一周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现在，他是要好好静一静了。“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作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个反比例了。我的功课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回到白鲁威后，晚睡晚起的恶习全都恢复了，游记的写作颇顺利，已经写了六七万字。他计划在这里再住三个月，待书稿全部完成后再回国。但一起出来的徐新六忽接家中电报，说是夫人病重催着回国。徐是他们中法语最好的，此人若一离开，行动会很不方便，于是几人一合计，也都决定收心回国了。梁启超本来还有往游波兰和奥地利的计划，看大家兴味索然，也就作罢。灵府革命去欧一年，梁启超的思想饱受刺激，也时作反省，他写信告诉弟弟梁仲策：“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甫一回国，他感到这场灵府深处的革命终于要来了。在上海，梁启超应吴淞中国公学之邀去作了一场演讲。校方请他去，是要他谈欧游心得，他通篇的演说，却大谈中国的各种好，总之一句话，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样样都是中国好，中国和欧洲，固有基础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何况目下的欧洲病得不轻。梁举例说，譬如英国的代议制，乃世界一大潮流，为何在中国本该神圣的国会和议会沦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呢？那是因为人家有这个根底，“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至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再说到经济，梁认为，西方经济之发达，全由于资本主义，但战争的爆发，正说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天幸？”梁说，自从经历了这次欧游，他已经转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他像一个励志演说家一样，要求学生们“对于中国不必悲观”，要从“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做起，“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演讲中他还提到了刚刚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列宁，说以人格论，当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3月19日，梁启超到京，向当道循例周旋，谒见徐世昌总统报告欧游经过，于24日坐火车返回天津。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他说，“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因住在北方不太方便，计划两个月后南下，搬到上海附近居住。上层的政治活动，他已无意去做了，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其后的一年间，他发起中比公司，与同人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邀请罗素来华讲学，肇因皆在于他自称的“灵府里的革命”。他在巴黎时写了一半的《欧游心影录》，回国后因杂事缠身，已无法继续，但他还是整理了部分发表。他满心以为，这些带着他独特体认的文字，就像他以前那些锐利的文章一样，会在读者中不胫而走，起到匡正时弊的功效，引领中国走上一条中西互为调剂的道路。《清代学术概论》已经脱稿，《中国历史研究法》也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在各高校和团体所作的最新讲演集，也将成书，这一些，于“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这也是他发起共学社的宗旨），都是大有补益之事。但他不合时宜的忧患，首先招致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欧游归来，他在许多个场合推崇列宁的人格，推崇社会主义是现代最有价值之学说，但又认为“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不赞成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十月间，罗素来华，亦指出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故当务之急不是宣传和实施社会主义，而以兴办实业发展教育为要。他和张东荪都持此调。论战一番后，一班梦想着彻底根治社会不平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把他抛弃了。他们说，任公倒不如不去欧洲，去了一趟欧洲把脑子都搞浑了。陈独秀这样反驳他：“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革命），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revolution 呢？”“五四”后的一班新进少年，也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到了三年后的“科玄论战”，一场把知识界的名宿、大佬、新锐全都席卷进去的混战，他和张君劢一起被批作了“玄学鬼”，几乎成了“五四”一代的公敌。这个昔日的思想界勇士、青年导师，已经被他曾经呼唤的时代抛弃。彼时的欧洲，遍地沉疴；俄国经由一场革命的洗礼，正意气风发。中国往何处去？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正在酝酿掀起一场革命的狂飙。在革命摧枯拉朽的力量面前，梁启超的调和折中注定要被时代所忽略。历史让1919年成为近世中国的一个分水岭。（原标题：1919年梁启超的巴黎行）来源：北京晚报作者：赵柏田（作家，学者）流程编辑 ：L020

大家好，我是姜振美，今天给大家说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古史料之遗存，虞书与原始社会。虞书2篇是指《尧典》与《皋陶漠》，《尧典》言事并记，《皋陶漠)重在记言。《尧典》记述的是尧与舜的治政业绩，《皋陶漠》是舜、禹、皋陶等人就继承尧的业绩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等问题，所发表的言论。《尧典》与《皋陶漠》都是后人依据古代传闻整理而成的，篇首的“日若稽古”就是证明。根据古文字学者与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夏代尚未发现文字，19世纪末以来，甲骨文大量出土，做为远古时代的文字，这些甲骨文字多属于殷商与西周时代。从文字的角度来看，甲骨文字结构圆润，较为系统成熟，不可能是文字的初始阶段，可以肯定这种甲骨文字应该是有着较长的发展期，然而.商代之前的夏代是否已经出现文字雏形，尚不得而知。但虞书2篇中又确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部分真实情况，这又是无法否认的。首先，《尧典》中的天象记载大致是可信的。法国人卑奥根据马融以前对《尧典》所载四仲中星的解释，推断公元前2357年的分至所在点，恰与古传说中尧的时代相符合.从而证明《尧典》中的四仲中星确实是尧时代的天文记录(见高鲁《星象统笺》)，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祯根据岁差数据，以精确的科学运算，指出“星晶则为唐尧以前之天象”，并对《尧典》中的历法进行了研究，指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与“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分别为阳历和阴阳合历(见《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竺可祯)。这一方面证实了(尧典》中天文历象方面的史料的真实可靠，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我国先民的聪明智慧，在那么古老的时代就能达到的这样的高度确实令后人很难相信。《尧典》所保留的尧舜“禅让”的史料是极为珍贵的。考查那些仍保留着原始公社制残余状态的民族，便会发现这个阶段的政治生活是有着很鲜明的特色，部落酋长的产生确实是建立在全体成员的选举墓础之上。那温克人生活于我国东北边吸的大兴安岭，20世纪40至50年代仍处于氏族公社的阶段。他们的氏族长是由全休氏族成员推选产生的，没有世袭制度，氏族长和氏族成员一样，依靠劳动生存，投有任何特权，但享有着很高的威望。若如果不称职，便要由全体氏族成员参加的大会罢免。这大概是每个民族发展的必经之路。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依据摩尔根《古代社会》所提供的史料，研究易洛魁人的氏族时指出:“氏族可以任意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这仍然是由男女共同决定的。氏族有议事会，它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这种议事会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以及其余的‘信仰守护人’，它作出为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赎金或实行血族复仇的决定;它收养外人加人氏族。总之，它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尧典)中尧与四岳等各方长官讨论决定氏族内部事务政务的情形正与以上介绍的情况基本吻合。首领虽位于众人之上，却没有一言定乾坤的权力。甚至于首领继承人的选择，也要经过众人的推荐，不分贵戚，“侧陋”，所有的人均在人选之列，这样的民主议政制只能出现于远古的原始时代，后代长期的专制政权的土壤里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这种民主议政式的政治统治制度只能做为童话流传于后世。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尧舜“禅让”是真实可信的。然而，就《尧典》本篇所提供的资料来看，尧与舜两个时代并非是完全相同的。尧的时代是氏族社会的典型期，而舜的时代则向阶级社会逐渐靠拢，隐约显示了历史发展进程的轨迹。当然，由于先秦典籍成书经过比较复杂，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因而在保存原始资料的同时，亦有相当多的地方带有后人增益的痕迹。《尧典》亦不例外。尽管很多史料通过考证，可以确定为真实史料，然而很多字句由于后人的增益，已经很难据以凿实。“例如(尧典》有‘金作赎刑’一语，吾挤以为三代以前未有金属货币，此语恐出春秋以后人手笔。”(《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又“例如《尚书·尧典》帝日:‘皋陶，蛮夷猾夏。’此语盖甚可诧。夏为大禹有天下之号，因禹戚德之盛而中国民族始得‘诸夏’之名，帝舜时安从有此语?”(《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全盘否认虞书的史料价值。尧舜的时代是原始社会的末期，这是一个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逐渐出现了专职于某项工作的官员，如舜任命的“二十有二人”便是分别专职于可空、后被、司徒、士、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等，这些官员逐渐成为高于一般人之上的权力集团。武装集团也在这个时期逐渐产生，“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祟山，窜三苗于三危，及娜于羽山。”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四罪”是难以驱逐消除的。所以，从虞书所提供的史料来看，尧舜时代是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正在向着阶级社会过渡。这也正符合了历史本身的发展进程。

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我来继续介绍岭南思想家——梁启超。梁启超1915年8月，杨度等遵从袁氏旨意，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梁启超大为失望，曾写信袁氏，劝他悬崖勒马，又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强烈地反对更变国体.随即南下上海，筹划武装起事，与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抵制袁氏称帝。1916年6月，袁世凯羞愤病死。梁启超在段祺瑞政府中出任财政总长，后又参与冯国璋、段祺瑞的讨伐张勋复辟之役。1917年11月，梁氏辞去财政总长职务。自此退出政坛，专意著述。袁世凯银元1918年春、夏间.专治碑刻之学，并撰写通史10余万言，积劳成疾.12月，同蒋方震、丁文江、张君肋等启程赴欧洲.游历了英、法、比、荷、瑞、愈、德等国，写成《欧游心影录》。1920年3月自欧洲归国.决心要“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致伯强亮济等诸兄书》)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以后几年间，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校任教.并在各地巡回讲演，到过济南、南京、武昌、长沙等地.在这期间著作甚丰，写成了《清代学术概论》及《墨经校释》、《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1925年9月，正式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写成《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儒学哲学》等著述。1929年1月19日，因肾病卒于北平协和医院。到这里就介绍完毕梁启超先生的思想与生平。接下去的文章，我就来为大家介绍梁启超先生的散文。梁启超在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等文学创作上都曾作过尝试，而以散文的成就为最高，尤其是他所创制的“新文体”，更开一代散文的风气，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梁启超书斋梁启超少年时受过正统的封建文化教育，曾诵习过桐城派的古文，他自言，“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清代学术概论》)。可见他是接受过传统作文技法训练的，但在《饮冰室文集》中，这类“矜炼”的古文没有留下来，只能在某些短文和文章个别段落中见到一些端倪。梁氏认为，自己的文章应该是“觉世之文”，求其“辞达”、“条理细备”、“词笔锐达”，而“不必求工”。这类文章可以《变法通议》为代表，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步趋康有为，并没有自己的特色，如其中的《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就像是康有为上清帝诸书的翻版，甚至有些词句与康氏完全一样.康有为说《春秋》“讥世卿”，梁启超也跟着说“讥世卿”;康有为说“三世之义”，梁启超也跟着说“三世之义”，直到去国流亡之时，梁启超才想到要搞“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康有为1902年《新民丛报》在日本出版，梁氏主笔政论，这时他才致力于“新文体”的创造。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理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孤。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这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概括。梁启超是带着感情去写作的。作为一位热诚的爱国者，他“惋愤时局”，大声疾呼，故能强烈地撼动读者。梁启超才气横溢，下笔不能自休，文章动辄万言，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让中下层读书人，特别是青年学子接受，所以他为文力避典雅古奥，追求平易畅达。他的“新文体”在当时的确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功自不可没。可惜的是，梁启超缺乏他的老师康有为那深厚的传统学养，思想也庞杂多变，所以他的“新文体”政论便不免显得幼稚或偏颇，反对桐城文派的空疏，自己却不自觉地流于浅薄;反对八股文的呆板格局，自己却不自觉地流于撒漫杂乱。除了个别篇章外，梁氏这类文章的艺术格调是不高的。他应时之作。往往“只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失去了水恒的美学价值，就只能是一堆历史文献了。今天我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他日继续。

四大国学大师是哪四位呢？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是也。赵元任 梁启超 王国维 陈寅恪(蜡像)梁启超，曾与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主导维新运动，虽然最终失败告终，但影响深远。但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的学术成就。他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法学、经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文学方面，鼎鼎有名的《少年中国说》便是梁启超大师所作，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篇散文最是令人震撼，其文字其内容，无法用文字表达内心的感受，对这位大师真的只能仰望不可及也。中国少年说史学方面，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梁启超又发表《新史学》。主张“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革命”，所谓“新史学”是要以西方的进化史观为原则指导史学的研究工作，“新史学”关注的对象是民族国家中的全体国民，只有民族国家中全体国民的进步才能使国家获得进步，之后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书，这对后世史学研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梁启超小时候就被誉为天才神童，五岁熟读四书五经，八岁的文采不输大人，九岁写出千字文章，十二岁考中秀才榜首，十七岁中举。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了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合影梁启超共有9个子女：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思忠、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三人成了院士，其余六人也都是栋梁之材。对此，诸位有何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