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

提起《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大部分人涌入脑海的便是梁启超先生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鲜少有人知钱穆先生也写过一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比起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通义》等大作，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亦不多被提及。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汇集1961年钱穆先生的八次演讲而成，分别为：如何研究通史、如何研究政治史、如何研究社会史、如何研究经济史、如何研究学术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如何研究历史地理、如何研究文化史，可谓字词凝练、结构清晰、思维严密，因篇幅不长，有人戏言“八分钟可阅读完此书”，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点明了此书通俗易懂，没有咬文嚼字的嫌疑，闲暇时一览，受益匪浅，放下书后仍觉回味无穷。通史篇此章将中国史和西洋史进行了比较，西洋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若按照西洋史的划分，中国的上古史应该断在战国末年，秦代到清代为中国的中古期，再细分，五代以前为中古史，宋以下为近代史。西方的中古时期为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的中古期却在各个方面都在进步，由此可见，中国史比西方史先走了一步，秦代已经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经是近代时期了，但是在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这一段表述，让人不禁想到了李约瑟难题：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再联系到钱穆先生在此篇中论述的可以窥见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的标杆“历史往迹”，我觉得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必须要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方方面面。在政治的影响下，帝王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而实行愚民政策，秦代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代的四等民制，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狱，这些都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斩掉了其创新力；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侵袭下，大多学子都渴望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从事生产的技术工人却缺乏识文断字的能力，他们有的只是经验科学，而不能将其转化为实验科学。由此可见，重文轻技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在封建制度的影响下，“士农工商”牢不可破，封建制度以及思想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工业革命难以在封建制度这块不符合当时潮流的贫瘠土地上生根发芽。在历史的划分上，钱穆先生认为精髓在于“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时代。”，虽然纵观中国的制度上“因”的方面较多，“革”的方面较少，但是每个朝代基本都会在反思前朝衰落的原因上或基于自己的理解作出一番变革，诸如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度，或在充分吸收前朝的精华上将其改头换面，诸如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或根据自己的国情另创一套制度，诸如元朝的行省制。无论怎样，各个朝代的变化都体现了自己独有的个性和特色。历史虽然有“资鉴”的作用，但是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因为一切都在“变”。以“前事”为师时，要考虑到“前事”诞生的背景、过程和影响，然后再根据自身的特色加以分析，是否顺应自己此时此刻的发展要求，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事变化无常，唯一不变的是“变”本身。在如何撰写历史上，钱穆先生认为“写历史有两种区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另一种是旧史新写，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事如同波上之扁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比如唐代的刘知己认为治史要有三种长处，即“才学识”，到了明代在史家三长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心和直笔，清代变成了“才学识德”，历史处在变化之中，所以需要在考古学的支持和现实的需要下，不断更新历史知识，诸如随着海昏侯墓的发掘，对刘贺有了新的评价；比如出于对爱国精神的弘扬，八年抗战改成了十四年抗战。

由于个人原因，这几天工作上出了点小插曲，所以昨天的内容没有更新，今天必须补上。我最近两年一直在看历史方面的书籍，看得书不多，只《国史大纲》、《中国古代史》、《明史讲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等。读史给我的感觉是浩如烟海，我能从中知道某人某事，但是缺乏史料分析和归纳总结的能力。所以，要想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找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必须借助前人的遗泽，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即是。三个多月的时间，匆匆读过一遍，做了十次书摘，我说得最多是“述而不作”，摘录而不妄加分析。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者，钱穆先生的很多观点与时下的观点格格不入，如果依藉钱先生的阐述铺开来评古论今，我怕招来不清净；二来，我的水平有限，很多感想与评论只好标注在字里行间，不好拿出来贻笑方家。所以，我只摘录对自己、对别人有益的内容。当然，原文中的繁体字，被我转化成了简体。这样一来，不免又抄袭之嫌，实在上不得台面。对此，我诚心说一句“请见谅！”言归本书。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分八个部分，分别是：如何研究通史、如何研究政治史、如何研究社会史、如何研究经济史、如何研究学术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如何研究历史地理、如何研究文化史以及附录八篇。读钱先生此数，知钱先生史才、史学之高，尤其令我拜服的是先生的史德。当下的历史家们，史才、史学足矣，唯独缺德。没才没学可以补充，缺德确实无药可救。昧着良心说瞎话，正是当下很多所谓历史家的常态。当然，也可能是我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才会这样说。至于有些人所说的钱穆先生的观点是腐儒之见，我之前说过不敢苟同，而以后我仍不敢苟同。一个人的经历与学识铸就了他对外界的认知，这个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在变，经历愈多，学识愈广，认知也愈会变化多端，但趋于完善是其不变的方向。这不是什么大家的金句，只不过是我的一点总结。回到本书，不论作者身处何时代、是何史观，读者身处何时代、是何史观，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人当知道中国史。

仍旧是秉承前人“述而不作”的理念，整理钱穆先生的只言片语，其中大义，自可与当下对比来看。摘录如下：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将“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中国学术精神则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凡属所知，必求与实事接触，身体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这社会大群体中，在国家有君臣，在社会有朋友，在家庭中有父子、夫妇、兄弟诸伦。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事物。只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故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此说更属荒谬。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对世界人类有贡献。以上摘自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五 如何研究学术史》

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欲知钱穆先生如何研究历史地理，需看本书摘一二内容，摘录如下：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意，并一贯保持此趋向。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的。自始至今，只是一个中国。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一是凭其（美国）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来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中国知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如果答案有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取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故我说西方人将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 。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能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只是西方都市其形式常是对外的，他们都市中只工行业，必求“向外伸张”，以求维持此都市之存在与繁荣。因此都市与都市间，也成为各自独立而又相互敌对之情形。中国北方，是中国文化的老家。就今天讲来，一般情形不如南方则有之，但诸位莫说中国北方已老了衰了，中国文化已转移到南方来；此实以大错误。但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北方中原，能重来一大振兴，则是应该的，而且也是重要的。讲历史不能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以上摘自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七 如何研究历史地理》

历史的定义和材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学习心得（括号内的内容为个人理解，或有偏差）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资料丰富）；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一、历史的意义与范围活动之体相：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能被改造的事物），以所活动者为相（改造的主体）。自然界现象，非史范围。人类情感理智意志所产生者，皆活动之相。活动之相可细分为：活动之产品（结果），活动之情态（活动之现在相，结果之所从出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史家，就是研究历史结果，推测历史变迁规律，使历史浮现再眼前）史迹：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事件，一代人活数代人“赓续”活动的总成绩）因果：（历史规律）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然因果关系，至复赜而难理；一果或出数因，一因或产数果；或潜伏而易代乃显，或反动而别证始明；故史家以为难焉。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中国史之主的如下：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遵斯轨也，庶可语于史矣。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不成文之史：“十口相传为古”也。史迹之起原罔不由是。成文之史：自史诗始。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而中国人尤甚；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与纪传体并时者为编年体。古代史书特点：第一，其文句简短，达于极点，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第二，一条纪一事，不相联属，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帐簿。第三，所记仅各国宫廷事，或宫廷间相互之关系，而于社会情形一无所及。第四，天灾地变等现象，本非历史事项者，反一一注意详记。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断代之不便，矫正过半矣，然犹未尽也。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批评史书者。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驷徐野民等之于《史记》，应劭如淳等之于《汉书》。二曰注事实，如裴松之之于《三国志》。前者于史迹无甚关系，后者则与本书相辅矣。第三章　史之改造1、今请申言此义：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读，盖属疑问。……私家之史，自是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读者，各各不同……今之史家，常常念吾书之读者与彼迁记光鉴之读者绝不同伦，而矢忠覃精以善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无罪于天下也。（家天下的历史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2、复次，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人是历史的主体，古代史官或记先世之功德，或记帝王宫廷，或记帝王家谱，主旨在歌功颂德，隐恶扬善。）3、复次，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古代史料纷乱庞杂，应该系统的归类）4、复次，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古代历史书的教育意义大于研究意义，所有史书主观因素比较明显，不能客观了解史实）5、复次，吾前言人类活动相而注重其情态。……一曰搜补的劳作，二曰考证的劳作，皆可谓极不经济的——劳多而获少的。……吾国史苟不经过此一番爬剔洗炼，则完善之作，终不可期。（史料之中，阙疑、误传、伪造、篡改者非常多，非得搜捕，考证才能完善现在的史料收集）6、复次，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所叙事项虽千差万别，而各有其凑笱之处；书虽累百万言，而筋摇脉注，如一结构精悍之短札也。夫如是，庶可以语于今日之史矣。而惜久求诸我国旧史界，竟不可得；即欧美近代著作之林，亦不数数觏也。（史料不够系统，事与事之间缺少联络关系，史实遗漏犹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也。。纵然有长篇大论，对全书来说也只是百数十篇之文章汇成一帙而已。）7、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凡治各专门学之人，亦须有两种觉悟；其一，当思人类无论何种文明，皆须求根柢于历史。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末由明瞭。其二，当知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第四章　说史料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瞑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不同学科对史料要求不一样，研究目标属性越固定，资料也比较容易）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文物，古迹，民间传说）；二曰在文字记录者（旧史，典法文件，非历史类书籍，古逸书辑本，外国人著述）。金文之研究以商周彝器为主。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1、收集史料之法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2、鉴别史料之法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反证法）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法，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史料矛盾，一般时间近的比较可信）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当何所适从耶？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谓距史迹发生时愈近者，其所制成传留之史料愈可信也。……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然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了解史料作者，根据作者判断）不特此也，又当察其人史德何如，又当察其人史识何如，又当察其人所处地位何如。（用怀疑的态度）用怀疑精神唤起注意，而努力以施忠实之研究，则真相庶可次第呈露也。右论正误的鉴别法竟。次论辨伪的鉴别法。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辩证伪事：第一，辨证宜勿支离于问题以外。第二，正误与辨伪，皆贵举反证。第三，伪事之反证，以能得“直接史料”为最上。第四，能得此种强有力之反证，则真伪殆可一言而决。第五，时代错迕则事必伪，此反证之最有力者也。第六，有其事虽近伪，然不能从正面得直接之反证者，只得从旁面间接推断之若此者，吾名曰比事的推论法。第七，有不能得“事证”而可以“物证”或“理证”明其伪者吾名之曰推度的推论法。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者，其史料当该史迹发生时或其稍后时，即已成立。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明知不可信而无反证材料：第一步，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以免为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谬误：有明明非史实而举世误认为史实者任执一人。（举世之功归于一人）幻觉一起，则真相可以全蔽，此治学者所最宜戒惧也。（史实被若干人主观臆断传于后世）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吾尝言之矣：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其三，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捉——所谓“集团分子”者，即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原属不得已之事。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曷为每一史迹必须认取其“人格者”耶？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末由见也。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物的基件者，如吾前所言：“物的运动不能与心的运动同其速率。”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心对于物之征服也。第八，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人的专史　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例如《孔子传》、《玄奘传》、《曾国藩年谱》等。【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的做法。（二）事的专史　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专以重大事情为主。例如晚明流寇、复社本末、洪杨之乱、辛亥革命等。（三）文物的专史　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如我去年在本校（清华）所讲《文化史》即属此项性质，此在专史中最为重要。（四）地方的专史　即旧史之方志体；因中国幅员太广；各地发展之经过多所悬殊，旧史专以帝都所在为中心，实不能提挈全部文化之真相，所以应该分为若干区域，以观其各时代发达之迹。其边地如滇、黔、西域、关东……等，尤当特别研究。（五）断代的专史　即旧史的断代史体，专以一个时代为主，但不必以一姓兴亡划分。例如《春秋史》、《战国史》、《晚唐藩镇及五代十国史》、《宋辽金夏时代史》等。研究历史的目的：甲　求得真事实：（一）钩沉法　想要球碍真事实，有五种用功的方法：己经沉没了的实事，应该重新寻出。（二）正误法　有许多事实，从前人记错了，我们不特不可盲从，而且应当改正。（三）新注意　有许多向来史家不大注意的材料，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它。（四）搜集排比法　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的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五）联络法　第四种方法可以适用于同时的材料，第五种方法可以适用于先后的材料。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看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乙　予以新意义。许多事本来无意义，后人读历史才能把意义看出，总括起来说，吾人悬拟一个目的，把种种无意义的事实追求出一个新意义，本来有意义而看错了的，给他改正，本有意义而没觉察的，给他看出来。丙　予以新价值。从新的估价。价值有两种：有一时的价值，过时而价顿减；有永久的价值，时间愈久，价值愈见加增。丁　供吾人活动之资鉴。活动，亦有二种解释，即社会活动方面与个人活动方面。社会活动分两种：（一）转变的活动　通常说一治一乱，我们要问如何社会会治，如何社会会乱；并且看各部分各方面的活动，（二）增益的活动　政治的治乱，不过一时的冲动；全部文化才是人类活动的成绩。个人活动分两方面：（一）外的方面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本来目的就是拿给个人作模范的。（二）内的方面　我们看一个伟人的传记，看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往往有许多在很小的地方。戊　读史的方式。（一）鸟瞰式　这种方法在知大概。（二）解剖式　这种方法在知底细。史家之四长：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史德：史家容易犯的毛病：（一）夸大（二）附会（三）武断史学：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专精同涉猎，两不可少。（一）勤于抄录（二）练习注意（三）逐类搜求史识：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一）由全部到局部（二）由局部到全部。注意：（一）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二）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史才：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与前面所述三项另外又是一事，完全是技术的。（史才分为两个部分：组织和文采。）组织：组织是把许多材料整理包括起来，又分二事：（一）剪裁，许多事实，不经剪裁，史料始终是史料，不能成为历史。（二）排列　中看不中看，完全在排列的好坏。排列的通用方法：（1）即将前人记载，联络熔铸，套入自己的话里。（2）用纲目体，最为省事。（3）多想方法，把正文变为图表。文采：就是写人写事所用的字句词章。（一）简洁（二）飞动

刚刚憋了一肚子火，就在字里行间发泄一下吧！摘录钱穆先生有关学术史研究的论述，如下：“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文化”一词，亦从西方翻译而来。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之讨论，则必有凭有据，不不踏实。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并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其一，讨论文化要注意辩异同。不能谓天下老鸦一般黑，一切文化则必以同于西欧为终极。其二，讨论文化必须从大处着眼，不能单看细小处。其三，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看。如只能分析，不能综合，则如佛经所说盲人摸大象，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其四，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不断有新的加进，但亦永远有旧的保留。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看文化亦然。其五，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这可说是一种“文化自谴病”。今天的中国人，看自己文化传统，正抱此病。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方面可以说是最见长的。但中国历史上大病，正以出在政治方面者为多。所怕是引进别人长处，先把自己长处损害了。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这XX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措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做考虑。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以上摘自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八 如何研究文化史》

闲话不说，秉承前人“述而不作”的准则，摘录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只言片语如下：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时期划断……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其实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向前……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绝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下设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规划，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再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70年，历史中国5000年，但前者并不是凭空出世，而是后者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要让当代中国行稳致远，发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中国历史研究院作为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得以成立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但顶级机构的成立，还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并非是研究成果的一种保障。顶级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多大效率上助力顶级成果的生产，历史上并无定律。今天的中国，在科技和工程方面的发展势头迅猛，已走到了世界前列。就说很高端的航天工程，只要目标确定、规划得当，通过举国体制，必定取得巨大成就。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人类首次，如此惊世的成功，国人也没觉得怎样。想办到就一定能办到，想成功就一定能成功，竟逐渐成了一种想当然。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却很不同。虽然说，研究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本土的研究机构有资源上的优势，但一流的优势能不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能不能涌现一大批世界级的史学大师，生产出一大批超越时代的史学著作，却大有疑问。大师不是自封的，天下苦无大师久矣早是事实。中国历史研究院算是举国体制的一个最新高峰。但内容如何产生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毕竟，历史研究属于一种独特的思想探索活动，有别于所有其他的研究。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什么？从问题的根源上说起。人脑有记忆和学习两种功能，这是历史研究的脑科学基础。任何一个时代，在世者凭直接记忆功能所能认知的事情，最大的时间范围不超过最早记忆得以保存的那个时刻到当下时刻。所有超出了这一时间范围的时代里发生的事情，都叫做“过去的事情”，无法通过直接记忆来把握，只能通过学习这个功能来认知。结合记忆和学习这两种功能，认知并理解所有超出了直接记忆范围之外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学习。但记忆难免有偏差，学习常常有误解，所以，针对一个社会的全部“过去的事情”，需要社会中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来研究，这就是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论历史》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是：“分析社会中‘过去感’的本质，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过去，并不是“过去态”或“过去型”，而是“过去感”sense of the past，这是个大麻烦。由于“过去的事情”谁也没亲眼见过，无论多么天翻地覆翻江倒海，都没有直接证人给予证实，只能凭当下社会在世者对于自身“过去”的主观感觉。而当下社会和社会中人却又都是变动的事物，当下社会是何种社会（繁荣社会、分裂社会、太平社会、孤立社会、主流社会、边缘社会、单一社会、混合社会…），当下之人又普遍是何种心态（豪情满怀、消沉萎靡、客观公正、愤世嫉俗、宽容大度、偏激狭隘、乐观向上、悲愤难平…），何种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高、中、低…），何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种种之不同又都直接左右着该社会“过去感”的形成。研究“过去”，却被“当下”影响，以为“过去”是客观，其实却是主观。若用个公式来表示历史学家们这一“过去感”困境，差不多应该是：S(past)=F(p1,p2,p3,p4,…)即：一个社会的“过去感”S(past)的形成，不仅仅与对“过去”past的客观分析有关，同时也是该社会当下present的“社会类型”p1、“社会心态”p2、“平均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p3、“主流意识形态”p4等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人类的先哲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恐怕是史上第一次在历史研究中区分了“述”和“作”两种建立“过去感”方式。朱熹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换成上述公式的语言，述，就是尽最大努力让S(past)=F(0,0,0,0,…)，不受当下的影响，而作，则是S(past)=F(p1,p2,p3,p4, …)，pi>0，把古人当今人，将古史做当下。今人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增加，“作”的冲动远远超过了“述”的可能，于是到了孔子之后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种“夹述夹作”的“过去感”建构形式就大行其道了。太史公虽然也说过“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但却更热衷于“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史记》之后，中国两千年来所谓正史，莫出这一“夹述夹作”的风格和范围。在黑格尔的分类中，这后一种历史叙述，叫“反思的历史”，区别于单纯“述而不作”的“原始的历史”。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不会止步于其中国同行太史公的“夹述夹作”史学风格，受到其德国同胞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又大胆地发明了一种与“述而不作”完全对立的“作而不述”的新式历史，叫做“哲学的历史”。用他的话说，（历史学家）“带着他的范畴，透过这些范畴来看面前的材料……任何一个理性地看待世界的人都会发现，世界也反过来呈现出一个合理性的面貌，两者处于一个交互的关系当中。”范畴无非是当下之人的一种思维框架，带着当下框架看历史材料，历史的经验事实就都成了在某一种思维框架的预设下被构建的东西。于是，“过去感”也就成了按照当下的思维框架重新组织经验事实材料的一种思辨游戏。又两百年，那位曾在墨索里尼政府里当过部长的贝奈戴托克罗齐，最终用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为“过去感”困境公式彻底划上了等号。其含义是说，不仅人的思想是当前的，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人的当下；没有当下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以，S(past)=F(0,0,0,0,…)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它一定是诸多present（pi）的产物。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什么？那么好了。既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当下、不同的思维框架，必然产生完全不同的“过去感”，并通过思辨产出完全不同的“哲学的历史”，那么，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其本质何在，这个关键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简单说，一个胜利者的社会，受到征服的傲慢和暴富的癫狂所鼓舞，必定会产生一种只属于胜利者的“过去感”——为了说明当前的伟大胜利是全部过去的必然结果，就要重新建构起一个只属于胜利者的“哲学的历史”。其实这正是西方学人在18-19世纪的故事。人们看到的，是一大批史学大师如群星般涌现，令其他文化中的学人们跪倒膜拜。但在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个俗套故事：胜利者社会受傲慢和癫狂情绪的驱动为自己的当下重构自身“哲学的历史”。根据刘小枫教授的讲述，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于1753年出版，史称第一部“世界史”，“普遍历史”、“历史哲学”等世界史概念开始出现。半个多世纪后，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问世，其主题是“自由”理念得以实现的世界历史进程，属于地道的政治哲学的世界史，风头盖过了伏尔泰。紧随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之后，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接踵而至，除了有众多著作问世，还于1880年以85岁的高龄口述《世界史》。刘小枫教授评说道：“尽管有种种差异，以至于伏尔泰和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很难相提并论，两者毕竟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普遍历史都给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安排了一个明确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兰克的多卷本《世界史》中，竟然见不到中国的历史身影。”（2016年《兰克的《世界史》为何没有中国》）对此，刘教授的解释是：“如果兰克对‘世界史’的理解让我们感到奇怪，当我们看到卷十三的标题时就应该感到惊讶了。这卷的标题直接就是‘世界历史’，题下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向现代世界过渡的诸时代：14~15世纪’。这个标题未必出自兰克本人，却初步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兰克很有可能仅仅把‘现代世界’的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此前的历史与这个‘现代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才会被纳入‘世界史’的框架。兰克的《世界史》没有提到中国，仅仅因为古老的中国与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现代世界’连间接关系也没有。”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伏尔泰和黑格尔在“世界历史”里给中国安排了某个位置，还是兰克根本就没给中国留位置，都一点也不重要。除了说明在他们所处那个特殊时代和所属的那个特殊社会受某种特殊精神的刺激建构出某种特殊形式的 “世界历史”之外，并不说明其他什么。把欧洲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把欧洲社会视为“现代世界”，这种极端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价值了。当中国大踏步地回归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即使不说什么，西方社会自制的那些曾经煞有介事的“哲学的历史”也会自动破产。2019年新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标志：当今时代，在中国社会这个作为一个新兴的胜利者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将以中国的方式，重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过去感”，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可以断定，不会再有与西方版“哲学的历史”相对的中国版“哲学的历史”，也就不会再有与西方版“西方中心论”相对的中国版“中国中心论”。毕竟，实证主义和多元主义已成主流。而抛弃了轻狂傲慢的“作而不述”之后，中国史学的“述而不作”和“夹述夹作”传统也将正常回归。梁启超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断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句话在当时是对过去的总结，在今天，也可以作为对未来的定位。这就是中国历史研究在当前的重大意义。　【本文为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梁启超历史研究的 “客观研究法”实质上就是以历史客观李实为墓石，以真实史料为中介，在认识上反复深化，从而揭示出历史事实的个性特征与普遍规律，并为现实生活提供 “资鉴”的方法。 　　梁启超说： “历史者，叙人群进化之现象合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就是说历史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历史进化的规律，从而为现实生活提供 “资鉴”。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提供出历史研究必须客观，要使用 “客观研究法”。客观研究法是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也最明快、最有说服力地体现了他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倾向。虽然梁启超的著作《 中国 历史研究法》与 《中国历史研究法 (补编)》早已成为历史，但其方法的精华却早已融人后来的历史研究之中。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重温他的历史研究的客观求真方法，仍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不仅是重新认识作为历史人物的梁启超的需要，而且客观、公正地研究历史也仍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立足点。 　　一、历史事实之客观性与整体性 　　历史的客观性表现在它的事实性、整体性。历史的真实一方面是事实之真，另一方面则是本质的真实。事实之真是从单个事实本身来说的，而本质之真则是从历史事实之间联系的角度和整体角度来说的。 自然 界不用说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社会历史现象也是客观的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是客观的，是过去、现在发生过的事实。历史不是简单的各民族、人群或各个人的孤立活动史，或其活动的叠加史，而是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的民族、人群或个人通过其文明的创造活动创造出来的、其间存在着相互的差异、联系和影响，并由于差异而相互补充，由于联系而相互作用，由于作用而相互影响，进而共同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的人类社会历史整体。 　　历史的整体性以历史事件的互相联系和影响为纽带而表现出来。历史的整体性与梁启超关于全民进化的历史观点相互说明而关联。梁启超说，历史事件的发生、各民族的活动，都有环环相扣的关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人类的历史活动息息相关，“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不独各国的历史是 “整个的”，而且全人类的历史也是 “整个的”，世界历史则是各国人民在创造文化、文明过程的总和。历史事件如果离开了人类历史的整体，就不成其为历史事件。“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于纵的方面，最少为前事之一部分之果，必于其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为前事之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历史好像一条长链，环环相接，继续不断，坏了一环，便不能活动了。 　　不独历史事件不能分割看，就是人类在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志等也不能分割看，而应当当作一个整体看，不仅把思想意志当作一整体看，而且要把历史客观事实与历史思想意志当作一个整体看： 　　“史绩有以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其绩每度之发生，恒在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之一贯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在其背后。治史者遇此等事，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真筋摇脉注之一全案，不容枝枝节节求也。 　　梁启超说，数百年或数千年的史实是一个整体，其间各时代发生的史实是组成这个整体的细胞。将这些细胞各个分离对整体就没有意义，将所有的细胞综合起来就内在地潜藏着整体的生命灵魂。 　　“社会是继续有机体，个人是此有机体的一个细胞。吾人不论如何活动，对于全盘历史，整个社会，总受相当束缚。” 　　个人的活动作为一个细胞，不仅受到它自身的条件的限制，而且受到其它个人活动的影响，其它个人的存在构成个人活动这个细胞的生存条件。个人的活动虽然对于他自己来说首先是个体生存的必要条件和全部内容，但这种活动却是受制于整个社会历史条件的活动，并且只有当它以整体人类社会历史为条件时，当它是构成历史有机整体的一个细胞时，它才真正具有历史的意味。 　　二、史料之“汇集宜求备，鉴别宜求真” 　　历史的客观事实主要以史料的形式表现出来，史料是研究历史必经的中介环节。历史事实本身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研究不能够以直接的历史活动或事件为研究对象，而只能以记载历史活动或历史事件的文字材料和历史活动留下来的遗迹即史料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史料是历史事实的模本，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一方面存在于经过鉴别的史料之中，另一方面存在于历史事实和史料的整体联系之中。历史研究的本质对象是直接的历史活动，但现实的历史研究却要通过中间环节——史料来实现。 　　史料作为人们研究历史的中间环节，本身就是人们对历史事物的反映，或历史事件的部分遗留物，在本质上是一种认识，或需要经过认识才具有意义的事物。认识的本性决定了史料不可能与认识的本质对象——历史事件直接同一，只能与认识对象的历史事件无限趋近。事实上，在历史研究中，相反的情况经常出现，或是认识的错误，或是认识本身的不全面性与片面性，或是认识者的故意颠倒黑白，或是历史事件的遗物本身就是历史事件的假象，使得历史研究中对史料的搜集与鉴别成为一种前提性的条件。要求得历史的事实的真相，必须搜集和鉴别史料。 　　梁启超说，史料有难以保存、易于失散和易陷假伪的特征： 　　第一，难以保存。思想、行为、事实能够留下痕迹的本来就不是思想、行为、事实的全部，而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并且在这很少的一部分痕迹并非都有史料的价值。第二，易于散失。由于人们的谨慎态度，对有价值的史料常常需要有证据才认可，如果一时找不到证据，则有价值的史料就可能被埋没，因而有价值的史料很容易丧失；对有价值史料有用的证据，也因多种原因而极容易失散。失散的原因有： 有意隐匿，如清代之自改 《实录》； 有意蹂躏 ，如秦之焚书； 或新著作出而所据之旧资料遂为所淹没，如唐修 《晋书》，《晋书》成而旧史十八家俱废；或经丧乱，史籍沦没，如牛弘所论史书之五种厄运； 或孤本孤证，散在人间，偶不注意，即便散亡。第三，易陷假伪。历史在记录和流传中，由于受人们的主观上的想当然、记忆的混乱或思考问题的立场等的影响会产生讹误，使史料渐渐走了样，最后成为虚伪的东西。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古之风，人们或托古以自重，或在秦焚书之后伪献遗书以售眩邀宠，导致假史料的出现；官收记载每经朝廷有意纂改； 道德卑劣者有意作伪； 史文大多经过事后的增饰而失其真实等。 　　针对史料的上述特征，梁启超提出 “汇集宜求备，鉴别宜求真”的搜集和鉴别史料的总原则。“汇集求备”符合历史事实的整体关联性的要求； “鉴别求真”则符合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原则。“汇集求备”，就是不仅要像过去史家从旧史记载中搜求史料，而且要按照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以“过去人类思想、行为、事实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流至今日者”均为史料，同时充分吸收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鉴别求真”，就是要在全面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将所搜集到的史料联系起来，对它们进行比较鉴别，去伪存真，择善而从，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 　　三、信史之 “画我须是我” 　　“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和整体性表现在史料上就是史料的完备性和真实性，搜集史料追求全面，鉴别史料追求真实，最后落实在对历史的忠实叙述上。要忠实地叙述历史，首先是研究者应当有一个忠实的叙述历史的主观态度，其次要知道怎样才能够忠实地叙述历史，把这两种结合起来，就能作出梁启超所说的 “良史”、“信史”来，为现实生活提供资鉴。 　　历史研究的主观态度方面，梁启超称之为史德。史德就是指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事实应持的一种客观而公正的态度。章学诚说，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刘欲说 “是非不谬于圣人”。梁启超说，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忠实公正。史家的思想感情可以寄寓于史学论著之中，但不能以主观代客观，甚至歪曲历史事实。 　　“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切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一问题不入吾手则已，一入吾手，必郑重忠实以赴之。 　　梁启超认为，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所谓客观，就是指所研究的事物；所谓主观，就是指能研究这个事物之心灵，即人的思维能力把主观与客观结合在一起，然后才可能有 科学 或严肃学问的出现。历史研究也有它的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历史研究的客体方面，是过去、现在历史事实； 历史研究的主体方面，是历史研究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研究历史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研究者在主观上是否公正的态度问题。正确的态度应是对一切历史问题，不论大小都以求真的忠实心来对待。 史德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是忠实公正，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则是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己”。所谓蔽，指受错误的观念的影响而不能明了辨察事物的真相，或受浅显观念的影响而不能对事物作进一步深人的研究。认识是一个无限深化的过程，是一个主观无限接近客观的过程，因此在研究中应当不要被已有的认识所束缚。这已有的认识可能来自于他人、传统或权威，也可能来自于自己以前的研究、自己的主观倾向或习惯等。他人的认识、传统的信念、权威的说教、自己以前的研究、主观倾向或习惯等都可能是正确的，也都可能是错误的。对于错误的认识，我们固然不能为其所束缚，即使是对于正确的认识，我们也不能为其所束缚；错误或谬误的东西是真理之母，可以通过研究使其向真理转化； 正确的认识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再深化的。“不以人蔽己”即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对前人的说法，既要充分尊重其价值，又不盲从，对则从之，不全则补充之，遇有必要修正的，无论是怎样有名的前人所讲，也要加以修正； “不以己蔽己”，即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要严于解剖自己，“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勇于在研究工作中不断探索前进。 　　“大凡一个人立了一个假定，用归纳法研究，费很多的功夫，对于已成的工作，异常爱惜，后来再四观察，虽觉颇有错误，亦舍不得取消前说。用心在做学问的人，常感此种痛苦。但忠实的学者，对于此种痛苦，只得忍受，发现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原来的工作，或隐藏事实，或修改事实，或假造事实，来迁就他。回护从前的工作，这种毛病，愈好学愈易犯”。 　　 历史 事实是客观而不可改变的存在，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一次比一次、一代比一代更深刻、更全面，历史研究者们追求不断接近客观历史的认识结果，然而这对研究者本人来说却是一个较为痛苦的感情过程。虽然如此，历史研究还是应当不受学术目的以外的事情的牵制，不受主观好恶和恻隐之心的影响，做到不自欺、不欺人，严格解剖史实，以极忠实而公正的笔调描述历史，才是正确的态度。 　　历史研究中的客观公正性，要求在具体的行文叙述中揭示出历史事实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或个性，也就是在历史研究中揭示出历史客观事实的本质之真来。 　　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当如格林威尔所云 ‘画我须是我’，当如医者之解剖，奏刀旁素，而所谓恻隐之念扰我心曲也。乃至对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戒。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决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历史有其本来的面目，客观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 　　一方面，历史事实是在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大部分都是不可能重复出现的各有其特殊性的事件。首先，形成某一历史事件的历史条件必然是独特的，不可能可以重复出现。其二，某一历史事件角色承担者的影响其行为的个人性格、思想观念、意志活动等必然是独特的，不可重复出现或被创造出来或被模仿。其三，历史事件不可能也不允许试验性地按照人为的目的进行重复演练。“画我须是我”，“我”即是客观性和个性的代表物，梁启超强调了历史事实的特殊性或个性的价值，主张在历史研究中揭示出历史事实的个性特征。 　　另一方面，客观性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内含了普遍性的历史价值。历史是一个有机整体，历史研究要求从方法上对历史作总体的研究。把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研究，从整体观出发来考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系，把孤立的、静止的历史事件当作历史演变全过程的环节来研究。“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弯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皆是客观所当取材者，并且 “综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求历史的 “公理公例”就是揭示出历史现象的普遍 规律 。能把历史事实的个性特征和普遍规律同时揭示出来，就实现了对历史的忠实而公正的叙述。 　　 总结 全文，在历史研究之中，态度上不为主观偏见、成见所蔽，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为基石，以真实的史料为认识中介，追求认识的不断深化，既揭示出历史事件的个性特征，又揭示出历史事实的普遍规律，实现对历史的忠实而公正的叙述，就是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的实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