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

中新网北京9月25日电 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以院属各单位为依托，联合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批成员单位，在北京共同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9月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在北京开幕。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为展览揭幕。中宣部理论局、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中国历史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参加开幕式并参观展览。本次展览位于中国历史研究院西阙一层的临展厅。展览设置了考古研究展区、古代史研究展区、近代史研究展区、世界史研究展区、边疆史研究展区、理论研究展区、32家联席单位展览和特设展览区域——殿堂成就，共8个展区。各展区分别展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建所以来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学术活动、领域内专家和32家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批成员单位的主要学术成果，以及50位史学界学术大师的主要学术成就。9月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在北京开幕。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例如，考古研究区域主要展示了70年来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所对于各朝代的研究取得的丰硕收获、古文字学实现的一系列新突破、发展迅猛的科技考古取得的显著成果、我国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技术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公共考古向民众介绍的精准的考古知识。在古代史研究展览区域，展出了众多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具有学科奠基意义和重大学术影响的专著、工具书、古籍整理、学术论文以及相关科普成果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开展的一系列重大学术活动，以及诸多有利于整体提升中国古代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建设平台。近代史研究展览区域则主要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史研究出版的多种专著、在国内外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等定期和不定期出版的刊物 ，重点展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色板块——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成果。世界史研究展区主要展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覆盖世界各国的研究领域，和《世界历史》(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等代表了各个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乃至全国世界史研究者之力完成的多部著作，展览还突出展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多个特色。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7日，并面向公众开放。(完)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下设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规划，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再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70年，历史中国5000年，但前者并不是凭空出世，而是后者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要让当代中国行稳致远，发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中国历史研究院作为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得以成立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但顶级机构的成立，还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并非是研究成果的一种保障。顶级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多大效率上助力顶级成果的生产，历史上并无定律。今天的中国，在科技和工程方面的发展势头迅猛，已走到了世界前列。就说很高端的航天工程，只要目标确定、规划得当，通过举国体制，必定取得巨大成就。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人类首次，如此惊世的成功，国人也没觉得怎样。想办到就一定能办到，想成功就一定能成功，竟逐渐成了一种想当然。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却很不同。虽然说，研究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本土的研究机构有资源上的优势，但一流的优势能不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能不能涌现一大批世界级的史学大师，生产出一大批超越时代的史学著作，却大有疑问。大师不是自封的，天下苦无大师久矣早是事实。中国历史研究院算是举国体制的一个最新高峰。但内容如何产生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毕竟，历史研究属于一种独特的思想探索活动，有别于所有其他的研究。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什么？从问题的根源上说起。人脑有记忆和学习两种功能，这是历史研究的脑科学基础。任何一个时代，在世者凭直接记忆功能所能认知的事情，最大的时间范围不超过最早记忆得以保存的那个时刻到当下时刻。所有超出了这一时间范围的时代里发生的事情，都叫做“过去的事情”，无法通过直接记忆来把握，只能通过学习这个功能来认知。结合记忆和学习这两种功能，认知并理解所有超出了直接记忆范围之外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学习。但记忆难免有偏差，学习常常有误解，所以，针对一个社会的全部“过去的事情”，需要社会中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来研究，这就是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论历史》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是：“分析社会中‘过去感’的本质，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过去，并不是“过去态”或“过去型”，而是“过去感”sense of the past，这是个大麻烦。由于“过去的事情”谁也没亲眼见过，无论多么天翻地覆翻江倒海，都没有直接证人给予证实，只能凭当下社会在世者对于自身“过去”的主观感觉。而当下社会和社会中人却又都是变动的事物，当下社会是何种社会（繁荣社会、分裂社会、太平社会、孤立社会、主流社会、边缘社会、单一社会、混合社会…），当下之人又普遍是何种心态（豪情满怀、消沉萎靡、客观公正、愤世嫉俗、宽容大度、偏激狭隘、乐观向上、悲愤难平…），何种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高、中、低…），何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种种之不同又都直接左右着该社会“过去感”的形成。研究“过去”，却被“当下”影响，以为“过去”是客观，其实却是主观。若用个公式来表示历史学家们这一“过去感”困境，差不多应该是：S(past)=F(p1,p2,p3,p4,…)即：一个社会的“过去感”S(past)的形成，不仅仅与对“过去”past的客观分析有关，同时也是该社会当下present的“社会类型”p1、“社会心态”p2、“平均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p3、“主流意识形态”p4等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人类的先哲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恐怕是史上第一次在历史研究中区分了“述”和“作”两种建立“过去感”方式。朱熹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换成上述公式的语言，述，就是尽最大努力让S(past)=F(0,0,0,0,…)，不受当下的影响，而作，则是S(past)=F(p1,p2,p3,p4, …)，pi>0，把古人当今人，将古史做当下。今人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增加，“作”的冲动远远超过了“述”的可能，于是到了孔子之后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种“夹述夹作”的“过去感”建构形式就大行其道了。太史公虽然也说过“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但却更热衷于“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史记》之后，中国两千年来所谓正史，莫出这一“夹述夹作”的风格和范围。在黑格尔的分类中，这后一种历史叙述，叫“反思的历史”，区别于单纯“述而不作”的“原始的历史”。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不会止步于其中国同行太史公的“夹述夹作”史学风格，受到其德国同胞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又大胆地发明了一种与“述而不作”完全对立的“作而不述”的新式历史，叫做“哲学的历史”。用他的话说，（历史学家）“带着他的范畴，透过这些范畴来看面前的材料……任何一个理性地看待世界的人都会发现，世界也反过来呈现出一个合理性的面貌，两者处于一个交互的关系当中。”范畴无非是当下之人的一种思维框架，带着当下框架看历史材料，历史的经验事实就都成了在某一种思维框架的预设下被构建的东西。于是，“过去感”也就成了按照当下的思维框架重新组织经验事实材料的一种思辨游戏。又两百年，那位曾在墨索里尼政府里当过部长的贝奈戴托克罗齐，最终用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为“过去感”困境公式彻底划上了等号。其含义是说，不仅人的思想是当前的，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人的当下；没有当下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以，S(past)=F(0,0,0,0,…)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它一定是诸多present（pi）的产物。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什么？那么好了。既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当下、不同的思维框架，必然产生完全不同的“过去感”，并通过思辨产出完全不同的“哲学的历史”，那么，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其本质何在，这个关键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简单说，一个胜利者的社会，受到征服的傲慢和暴富的癫狂所鼓舞，必定会产生一种只属于胜利者的“过去感”——为了说明当前的伟大胜利是全部过去的必然结果，就要重新建构起一个只属于胜利者的“哲学的历史”。其实这正是西方学人在18-19世纪的故事。人们看到的，是一大批史学大师如群星般涌现，令其他文化中的学人们跪倒膜拜。但在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个俗套故事：胜利者社会受傲慢和癫狂情绪的驱动为自己的当下重构自身“哲学的历史”。根据刘小枫教授的讲述，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于1753年出版，史称第一部“世界史”，“普遍历史”、“历史哲学”等世界史概念开始出现。半个多世纪后，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问世，其主题是“自由”理念得以实现的世界历史进程，属于地道的政治哲学的世界史，风头盖过了伏尔泰。紧随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之后，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接踵而至，除了有众多著作问世，还于1880年以85岁的高龄口述《世界史》。刘小枫教授评说道：“尽管有种种差异，以至于伏尔泰和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很难相提并论，两者毕竟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普遍历史都给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安排了一个明确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兰克的多卷本《世界史》中，竟然见不到中国的历史身影。”（2016年《兰克的《世界史》为何没有中国》）对此，刘教授的解释是：“如果兰克对‘世界史’的理解让我们感到奇怪，当我们看到卷十三的标题时就应该感到惊讶了。这卷的标题直接就是‘世界历史’，题下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向现代世界过渡的诸时代：14~15世纪’。这个标题未必出自兰克本人，却初步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兰克很有可能仅仅把‘现代世界’的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此前的历史与这个‘现代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才会被纳入‘世界史’的框架。兰克的《世界史》没有提到中国，仅仅因为古老的中国与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现代世界’连间接关系也没有。”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伏尔泰和黑格尔在“世界历史”里给中国安排了某个位置，还是兰克根本就没给中国留位置，都一点也不重要。除了说明在他们所处那个特殊时代和所属的那个特殊社会受某种特殊精神的刺激建构出某种特殊形式的 “世界历史”之外，并不说明其他什么。把欧洲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把欧洲社会视为“现代世界”，这种极端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价值了。当中国大踏步地回归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即使不说什么，西方社会自制的那些曾经煞有介事的“哲学的历史”也会自动破产。2019年新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标志：当今时代，在中国社会这个作为一个新兴的胜利者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将以中国的方式，重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过去感”，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可以断定，不会再有与西方版“哲学的历史”相对的中国版“哲学的历史”，也就不会再有与西方版“西方中心论”相对的中国版“中国中心论”。毕竟，实证主义和多元主义已成主流。而抛弃了轻狂傲慢的“作而不述”之后，中国史学的“述而不作”和“夹述夹作”传统也将正常回归。梁启超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断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句话在当时是对过去的总结，在今天，也可以作为对未来的定位。这就是中国历史研究在当前的重大意义。　【本文为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平时没事喜欢看看书，偏好文化、历史、哲学之类的。近来连续攻读了梁任公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知上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梁任公在中国史学界的过去中介绍了大量的伪书伪事，今人奉之为经典，传教于后人。使我重新开始考量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要读历史？梁任公的观点是“通过学习历史事件，总结其因果关系，以供现代人资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才算是知道了自己”。对于普通读者，能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并且用于今日生活的指导是不太容易的。或许今天的我们读历史知识因为对某一方面感兴趣而已，喜欢跟朋友书友讨论这方面的话题，然而这对生活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对于从政人员，或许他们可以敏锐的观察到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可以解决历史上某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及结果，用于现在的工作。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从祖先那里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客观真实的传递给后代。历史应该怎么读？对于不同的人，读历史的意义是不同的。我只能谈谈，接下来我将如何读历史。我曾经与广大网友一样，去思考并参与了话题讨论。“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答案五花八门，各有说辞。我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我们学习了太多正确却没用的知识”，对于“好”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受儒学思想启蒙的我，在读书中发现了儒学有些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最近才知道了，同为儒学，有儒家和儒教之分。除了书本上，许多俗语，谚语也是自相矛盾。那么对错究竟该如何评判呢？如果说以前读历史对我来说仅仅是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我将赋予它新的意义。读通史来完善历史知识，读专史来考究文化思想。钱穆先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通史分为三中读法，一种是自古到今顺序推演，一种是从今至古的逆向追溯，另一种是以名人铁事读取然后研究其前因后果。梁任公按照读历史的深浅，分为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与我而言，这两种方法均可使用，研究人文哲思，离不开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史），离不开研究这种思想的后世影响（学术史）。所以既要按照时间顺序鸟瞰历史的大概，又要根据名人铁事解剖其根底。历史应该怎么写？梁任公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钱穆先生认为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旧时历史作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远古历史仅只在于记录大事件，或刻于甲骨，或铸于青铜器；上古历史的新意义在于可修己治人，圣贤开始用历史人物之功过品德教育后人；即使是近古读书人仍是少数，历史是帝王之家和治世之臣的资鉴，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今日之新中国是人们当家作主的，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应在人们群众中发挥作用，服务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中来。在治史方面，两位先生均提到了史家四长：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作为文史哲的爱好者，应该此四长为治学之修养。大概可以理解为，通过正确的学习方法，得以知历史真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学问，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并且可以系统的表达出来。在专史方面，我觉得应总结钱穆先生的专史学习方法和梁任公的专史写作方法。专史的分类有很多种，主要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文物史，人物史，地理史以及各们学科皆有历史可溯。人生不过百年，纵然遍揽史书，也不能门门精修，何况治史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累计。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择三两专史详尽解剖，其他专史权当通史鸟瞰。至于写历史，我并非史家，也无此能耐，只是写写读书感悟，做做学习笔记罢了。本着对文史哲浓厚的兴趣及文化中诸多真伪难辨之事，哲学方面将以先秦诸子作为研究对象，跨越两千多年的曲解误传，直接向根源处继承祖先的智慧。这种学习需要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面貌，民生情况去理解，先哲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认知，以及那些论述的前因后果。文化方面将着重于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像什么就是什么，文字凝结了前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是研究古人思想的重要渠道之一。历史方面将着重于先哲的人生轨迹，社会状况，思想流派及后世影响；文字的产生与字体变迁以及文字含义的变化。同时在学习当中，注意常识纠偏，伪书伪事的分辨。从先秦到近代，典故误传经书伪作，以至于今人难辨器真伪，误以伪学传教。我辈求知当尤为谨慎，治学以严谨，不可将难考之事定为成论，不可以今日之见解附会于圣贤之经典，不可夸大或抹杀历史功绩。

发布会现场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为庆祝新中国70周年，9月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介绍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学术成就总体情况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首先发布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总体情况，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适应新中国发展时代需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断推进学术创新和理论创造，取得丰硕成果，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介绍中国古代史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为揭示中国历史的独特发展道路与规律、深化全社会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向世界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表示，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达到了新的学术高度。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介绍中国世界史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指出，经过新中国70年的发展，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主题更加多样，方法手段更加多元，学术领域更加广泛，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态势。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杨艳秋介绍中国历史理论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杨艳秋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并围绕“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再认识”、“古代史分期的再讨论”等若干方面的学术成就进行了评述。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陈于武主持发布会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据悉，此次发布会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及学术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为推动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陈于武主持，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记者近百人出席此次会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娓

根据中央批准的组建方案，中国历史研究院从全国史学界遴选41位专家学者，成立学术咨询委员会。现将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予以公告。(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戴逸(主任)男，1926年9月出生，江苏常熟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清史。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史稿》等。金冲及(副主任)男，1930年12月出生，上海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王巍(副主任)男，1954年5月出生，山东荣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史前至夏商周考古、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代表作有《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等。于沛男，1944年5月出生，山东福山人。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史学理论暨史学史。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主编)等。马敏男，1955年6月出生，四川富顺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经济社会史、博览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代表作有《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等。马大正男，1938年8月出生，上海人。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疆域史。代表作有《中国边疆经略史》(主编)等。王先明男，1957年2月出生，山西长治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代表作有《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等。邓小南女，1950年6月出生，山东临邑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宋史、官僚制度史。代表作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史金波男，1940年3月出生，河北高碑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民族史、西夏文史、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代表作有《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等。冯时男，1958年10月出生，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古文字学、天文考古学、先秦史、历史文献学、古代思想史。代表作有《中国天文考古学》等。刘北成男，1949年8月出生，北京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近代史、西方思想史、史学理论。代表作有《福柯思想肖像》等。刘庆柱男，1943年8月出生，河南南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学、汉唐考古学。代表作有《古都问道》等。李杰男，1954年11月出生，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史学理论。代表作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等。李捷男，1955年2月出生，山东平阴人。《求是》杂志社原社长、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生平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作有《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等。李伯谦男，1937年2月出生，河南郑州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考古学。代表作有《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等。杨共乐男，1962年4月出生，浙江诸暨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外古史比较、古代罗马史等。代表作有《早期丝绸之路探微》等。杨国桢男，1940年3月出生，福建龙岩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社会经济史、海洋史。代表作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等。吴恩远男，1948年4月出生，重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世界历史、俄罗斯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代表作有《苏联史论》等。何一民男，1953年6月出生，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城市史、中国近现代史、区域文化史。代表作有《中国城市通史》等。沙健孙男，1934年2月出生，江苏宜兴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代表作有《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兼评若干社会思潮》等。张树军男，1957年10月出生，山东莱芜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代表作有《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等。张海鹏男，1939年5月出生，湖北汉川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合著)等。陈庆英男，1941年10月出生，广东台山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专长为藏文史籍。代表作有《元朝帝师八思巴》等。陈祖武男，1943年10月出生，贵州贵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代表作有《中国学案史》等。陈晋男，1958年10月出生，四川简阳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学术专长为毛泽东与中共党史。代表作有《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等。陈谦平男，1955年2月出生，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华民国史。代表作有《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等。苗普生男，1948年11月出生，山东茌平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民族史、新疆地方史。代表作有《新疆史纲》(合作主编)等。林文勋男，1966年3月出生，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经济史、中国乡村社会史、中国边疆学。代表作有《唐宋社会变革论纲》等。周伟洲男，1940年2月出生，广东开平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民族史。代表作有《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等。郑师渠男，1946年8月出生，福建福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近代思想文化史。代表作有《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等。胡德坤男，1946年3月出生，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理事长、首席专家、教授。学术专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边界与海洋史。代表作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主编)等。侯建新男，1950年10月出生，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史。代表作有《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等。耿云志男，1938年12月出生，辽宁海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代表作有《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文化转型》等。徐蓝女，1947年11月出生，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史、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代表作有《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等。高星男，1962年2月出生，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人。中国科学院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学术专长为史前考古、人类起源与演化。代表作有《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等。葛剑雄男，1945年12月出生，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学术专长为历史地理、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代表作有《中国移民史》(主编，第一、二卷作者)等。焦南峰男，1954年1月出生，陕西宜君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秦汉考古、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研究。代表作有《汉景帝阳陵》等。熊月之男，1949年12月出生，江苏淮阴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魏坚男，1955年12月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教授。学术专长为北方民族考古、蒙元考古。代表作有《元上都》等。魏存成男，1945年10月出生，河北平乡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代表作有《渤海考古》等。瞿林东男，1937年12月出生，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代表作有《瞿林东文集》等。《 人民日报 》( 2019年09月24日 18 版)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12月30日北京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聂北茵）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情况。《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面旗帜，享有崇高学术威望。据李国强介绍，自2019年1月以来，《历史研究》改版后呈现六大亮点。一是主动设置议题，加大重大专题策划力度。二是注重思想厚度、理论深度，彰显《历史研究》引领史学学术思潮的功能。三是倡导和鼓励基于严肃、严谨、科学的“百家争鸣”。四是拓宽选题范畴，扩大发文范围，始终保持刊物旺盛的生命力。五是拓宽海外交流渠道，将《历史研究》打造成国内外历史学界良性互动的一张名片。六是升级稿件培育机制，推动办刊质量再上新台阶。李国强介绍说，《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该集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主要刊发学术积累深厚、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据《历史评论》主编余新华介绍，《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该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创刊号首页刊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在“特稿”栏目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同志的重要文章《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余新华表示，《历史评论》着力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对历史难题的辨析、对历史话题的引导，突出思想性、争鸣性和引领性，在认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历史启迪。发布会上，李国强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据悉，本次发布会公布的“三刊一报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全面落实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又一项创新实践，以此将构成中国历史研究院高端学术出版和传播平台，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副刊部编辑）

摄影：李成龙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林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7月24日在北京发布了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在内的各类学术成果，在世界格局变化的大环境和战后发展的长时段中考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年度重大成果发布会（2019—2020）”当天现场发布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题成果：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和《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 摄影：林维《中国抗日战争史》是一部大型的抗日战争通史性著作，分为局部抗战、战时军事、战时外交等8个专题，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进展。据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介绍，该书突破了以往在研究过程中，将抗日战争历史作为单纯的战争历史来研究的局限，而将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来把握，并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格局变化的大环境和战后发展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王建朗说，“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相关联的，是整个世界抵抗日本侵略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中国）大概是前哨，如果日本把中国征服了，那么日本就可能进一步扩大侵占，所以英美事实上也是在中国的不断推动之下，慢慢地从最初的中立走向援华制日。”王建朗强调，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影响和巨大意义。在抗战后期，中国积极参与新国际秩序的建立。王建朗说，“到抗战后期，实际上中国的外交，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包括开罗会议等等，都是在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们的抗战受国际局势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参与了塑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中国抗日战争史》和《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摄影：林维当天发布的《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包括中文、日文各类史料二百一十余册，内容丰富，涉及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贸易调查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颖女士透露，丛刊所收资料原始文件封面上多有“秘”或“极秘”字样，较为稀见，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王颖说，“《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是研究日本侵华史的重要史料，为深入研究和考察日本对华侵略政策提供了重要线索，深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在近代中日关系史和中国东北地方史研究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 摄影：林维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梁生文）：3月26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联合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评选和发布，是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以中国史、澳门史为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设置和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本年度的十大热点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发布会上，庞川副校长对热点评选工作表示肯定，并对参与热点调研和点评的专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历史文化教育和研究。今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事件。特区政府历来重视中国及本土历史文化教育，专门在澳门基金会成立“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弘扬和传播中华历史文化，推动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被列为澳门在粵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之一；2018年，新编历史教材进入中学课堂，增加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本土历史文化内容。澳科大建校19年来，在人文社科包括历史研究领域发展迅速，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将于今年秋季招生；研究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杰出历史人物、近代香山与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专门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揭开了澳科大近代史相关研究的新篇章。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期，澳门人文社科学者应在中华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史、澳门史的研究、教育和传播，尤其是将中华优秀文化与“爱国爱澳”教育相結合，加强“人文湾区”建设，为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林广志所长表示，历史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澳科大新的新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科大积极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立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及中国澳门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承，促进人文与科技知识的融会贯通及“全人教育”的发展。在澳门基金会支持下，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等重大项目的研究。系统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史、澳门经济社会史、旅游及博彩史、海洋史、唐廷枢与近代中国等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唐廷枢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将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已进入了新时代，历史赋予人们新的机遇、新的使命，中国历史学研究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次对学科热点的评选与发布，对研究者掌握学科发展趋势、提升学科的社会关注度，促进学科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今后应不断提高学术热点评选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