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

（央视财经 《中国经济大讲堂》）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开拓就业新机遇？产业转型升级会对就业产生怎样的深刻影响？ 未来的就业市场会出现哪些新的需求和机会？ 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为您深度解读↓↓ 未来就业市场谁是最大赢家？今年新出的数据显示，软件工程行业对就业率帮助最大、最高，大家知道“码农”老加班，这就体现了社会对这种职业需求量特别大； 还有工程管理行业，既要求懂工程，还要懂经济学、管理学； 土木工程也缺乏人才，也是就业率很高的一个专业； 第四个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行业，又要懂电气工程，还要懂自动化，所以就业率也很高； 第五个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行业，现在各个部委、部门都在搞信息管理、信息化； 护理学，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和放开“二胎”后，需要大量护理老人的护工和大量的月嫂，社会现在的需求量都较大。 所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会大量进入一些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适应新变化才能抓住新机会工作内涵在改变，方式也在变化。我们可以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化、互联网+、线上线下、人工智能的机会，只要能够提高劳动效率，那它一定会有生命力。所以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资金密集的行业，也是未来发展潜力比较大的一个方向。 创业现在也成为就业的一个新增长点，每天有1.83万个企业注册。 8月1日21:48，CCTV-2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为您深度解读《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开拓就业新机遇？》。 莫荣，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 他深耕就业问题三十余年，致力于劳动就业、职业培训、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劳动保障等理论政策问题的研究。他提出了建立“失业预警系统”的建议，是我国“新时期就业方针”的主笔人，我国第一部就业白皮书《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的作者和发布人之一，多次参与国家就业五年发展规划的研究和起草工作。

本文转自【光明网】；主播、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共享单车运维员、寻呼服务员、家庭服务和网络营销服务等……经济的崛起，大量新就业形态在近年来不断涌现并持续扩容。现代服务新业态数据也显示，相关从业人数在去年已约7000万人。与此同时，由于新就业形态的模式与以往就业有较大差异，在许多专家看来，需要加强新型用工的劳动保障。对此，10月13日，在中国劳动学会与饿了么组织召开的“外卖骑手就业的社会价值与群体关怀专家研讨会”上，来自法律界、学术界、企业界等多方专家及从业者纷纷呼吁，应加快建设与当下数字经济发展相适的新业态劳动保障体系建设，推动行业进一步规范发展。“新冠疫情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在线活动的热潮，数字经济借势崛起，可以说当下已近乎没有一个所谓的纯粹传统产业，每个行业或多或少都有数字化智能化的身影。”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杨志明说。在杨志明看来，平台经济是经济转型的新动能，带动就业增长和拉动消费升级的作用十分显著，劳动就业的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提高了劳动效率；第二顺应了新生代农民工自由劳动的择业取向；第三是收入较高，多劳多得、技高多得明显；第四在劳动收入上，大头归个人、小头归平台，初步实现了共享。需要注意的是，新就业形态多以灵活用工形式呈现，种种问题反映出，这对当前用工管理与规范形成了一些挑战。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兴就业市场，杨志明认为，新业态监管本着先发展后规范、边发展边规范、积累经验看准后以规范促发展，需要用审慎包容的态度对待新业态下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不能简单将工业经济时代的办法直接用到网络时代的平台经济监管上。“我们需要对适应新业态的特殊工时制等过渡性的管理办法进行更多探索，不能用工业时代的思路解决网络时代的问题，提高劳动精准率也要避免‘过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玉同样表示。在研讨会上，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方建生也分享了外卖等新型平台经济为促消费、稳就业、拉内需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价值。以稳就业为例，疫情爆发以来，饿了么平台新注册的骑手超过100万人，外卖骑手岗位既为各类暂时失业人员提供了兜底性的就业选择，也为各类热衷兼职的群体提供了有趣而多样化的就业体验。但方建生也指出，作为新经济形态，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亟待回应，“如果说过去外卖等新兴行业是先发展后规范的阶段，那么现在确实到了边发展边规范，甚至规范更加重要的新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还以近期引发热议的新就业与算法关系进行分析称：无论是劳动个体还是提供新就业岗位的平台方，其实都深陷“系统”困扰。就劳动者而言，所谓困在“算法系统”里只是一个表象或者是特定时期内的表现，本质上其实是一直都困在生存和发展的“系统”里，并且个体知识和能力越少，困得越深。另一方面，平台同样困在市场竞争的“系统”里，任何一个企业哪怕慢一秒钟就会带来致命的影响，没有选择。趣活科技CEO虞阳建议，改变“系统”困境，需要制度创新保驾护航。据他介绍，目前外卖等灵活用工行业的人员月均流失率接近10%，这意味着每年全部从业人员就要全换一遍，通过优化制度保障等方式降低离职率势在必行。“现在的蓝领招聘成本是800到1000元人民币，如果是1千万人的话，一年就会有近100亿的支出放在无价值的投入中，这对行业发展十分不利。”他说。对于制度保障创新的方向，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总法律顾问蒋金平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外卖员等新职业的培训体系；二是社会保障层面，开创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的工伤保险待遇的机制，鼓励开发外卖第三方责任保险等新保障；第三，推动骑手异地缴纳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社保项目；最后，在司法层面加强多方联动，比如在涉及到灵活用工的案件上，有比较统一的全国规范判决思路或指导案例，避免各地因为标准不一导致灵活用工经济的损害或对骑手保障不到位的问题。王天玉也提出了涉及骑手法律问题分析的新视角。他认为，在法律实践当中，平台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所有责任的承担者，要快构建适应新业态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是解决新就业从业人劳动权益保障的最重要路径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研讨会上，阿里巴巴本地生活首席科学家何田分享了包括智能头盔、出餐宝、智能取餐柜等数字平台近年来重点发力的多项前沿技术。这些新技术得到了与会专家的普遍认可，并认为技术层面的突破有望为行业发展带来质变。“我非常高兴看到饿了么等平台已经在用科技帮助外卖员提高工作场所的就业质量，这是非常好的尝试。”世界银行社会保护与就业实践局社会保护高级经济学家王德文认为，数字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已经覆盖全球，它是信息科技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和结构根本性变革的现实反馈。“当然，从系统的构建来说，固然以技术和算法为基础，但也需要足够的温度。”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鲍春雷建议，要逐步构建行业劳动标准，健全集体协商和民主参与机制，鼓励更多从业者参与到技术创新的工作里，切实加强新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护。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百姓饭碗，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2020年疫情袭来，稳就业任务十分艰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明确要求“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从“六稳”到“六保”，就业均为首位。5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两会上，代表委员们聚焦“稳就业”“保就业”这一关乎亿万民众的话题，积极建言献策。政策持续“加码”让保就业有信心2020年疫情突然袭来，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冲击，很多行业和企业曾一度按下“暂停键”，对就业造成一系列阶段性的影响。党中央、国务院把保就业放在“六保”任务之首，接连出台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加大援企稳岗支持力度、确保重点企业用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了政策的“组合拳”。“我们梳理了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出台的宏观经济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政策，发现应对疫情政策的明显变化就是贯彻了就业优先政策的主线，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这些组合政策出台之快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增强了我们对全年就业实现稳定向好的信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说。“稳”是大局，“保”是底线。“经济发展是稳就业、保就业的基础，应力求实现促进经济增长与保就业的良性互动，统筹协调发挥出稳就业政策的最大叠加效应。”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谢德体说，保就业、稳就业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政策措施是保障，能力提升是关键。代表委员们表示，面对国内外经济发展新形势的挑战，要做好保就业这篇大文章，就要把就业作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要把稳就业、保就业政策延续下去。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董事长王填认为，目前随着全球疫情的肆虐与蔓延，产业链中大、中、小企业都将继续受到波及，稳就业面临更多未知的挑战。他建议国家应延续并出台更加宽松的、为期两年以上的稳就业和促就业政策，保障企业生存和稳健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聚力支持稳就业。“面对新形势，今年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有重大意义。一是确实把民生就业放到优先位置具有重大意义，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在宏观经济层面，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以就业为目标确定政策取向，有利于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三是复工复产让我们看到就业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要得到认真对待。”莫荣说。援企稳岗“给力”让稳就业有底气中小微企业吸纳全国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受疫情影响，一些中小企业受到较大冲击。代表委员们认为，护航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尤为关键。民建中央在《关于巩固降本减负成效进一步健全降低企业成本长效机制的提案》中提出，应从坚持实施降低企业税负政策、进一步加大降费力度、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完善降本减负政策落实监督与评估机制等方面，助力中小企业发展。一直关注就业的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劲波今年带来“进一步稳定就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建议。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运行造成巨大冲击，也为中小企业经营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更直接威胁到就业市场的稳定。面对新形势，他建议进一步降低公积金和社保费缴纳比例，减轻企业经营负担，积极推动灵活用工等新模式，有效分担企业用工成本，引导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平台合作解决企业融资需求，继续加强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进一步降低企业经营、用工及融资成本，使之成为稳就业保就业的重要手段。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小红认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已成为全国共识，建议通过加大贫困地区就业扶贫资金投入力度、综合评估完善就业扶贫政策、支持贫困地区政府采购向中小企业倾斜等措施，扶持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让贫困人员在家门口端稳就业的“饭碗”。“聚焦”重点群体让促就业有空间面对新形势，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面临很大的压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深厚的为民情怀。我们将提升政策供给的精度、工作落实的细度、人社服务的温度，全力做好就业工作。”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四川省委副主委、四川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力说，四川将继续落实落细援企稳岗各项政策，协同创造新业态、新职业、新工种、新岗位，拓展就业渠道，确保兜底帮扶措施切实“落地”，全力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今年高校毕业生多达874万。让学子们能就业、就好业，关乎万千家庭的生活。致公党中央在《关于以林草基层单位人才队伍建设为例，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提案》中提出，应从中央层面形成并强化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合力，继续强化职业教育以满足基层对人才的需求，加强对基层岗位人员的培训力度，为基层人员提供更大的上升空间，进一步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东省委副主委、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在《关于促进我国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建议》中提出，促进就业特别是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保障。许玲建议，应加快我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立法进程，进一步畅通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环节，加快制定扶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综合配套政策，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加快制定并实施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的具体规划，更好地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85后农民工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邮区中心局接发员柴闪闪一直关注着农民工的就业。“今年就业压力很大，我认为农民工应该有中长期规划，通过参加培训、自学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技能，增加就业能力，才能有利于稳定就业。”柴闪闪说。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东省委副主委、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鲁晓明在《关于建立以奖代惩制度取代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的提案》中提出，应逐步废止残保金制度，强化残疾人兜底保障制度，转变投入方式，建立以奖代惩制度，提高用人单位积极性，推进信息公开工作，加强社会多层次监督，着力推进残疾人职业培训和就业。

2019年，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全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仍然保持在1500万人以上，特别是高校毕业生数量高达834万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难，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大部分“90后”已经加入就业大军，但不同的时代环境使如今的年轻人无论在就业观念还是在工作要求上，都与父辈有着显著区别。一方面，一些用人单位的薪资、环境和前景入不了“90后”的眼；另一方面，对于各方面待遇都不错、选择又相对自由的单位，又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势。这就导致大量年轻劳动者找不到理想的工作，难以就业。然而在我国就业难的大环境下，制造业、建筑业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行业，却出现招工难的情况，技术技能人才短缺，大龄低技能劳动者就业面临挑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100个中心城市的监测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求人倍率（即招聘岗位的数量和求职人数比）始终保持在1以上。2018年第四季度的求人倍率为1.27，这意味着市场用工需求比较旺盛，平均一个求职者对应1.27个就业岗位，企业出现了“用工荒”。“用工荒”和“求职难”，这样的“两难”情况并非首次出现，二者看似相互矛盾，其实有着共同的根源——就业结构性矛盾，即指人力资源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随着技术的革新，自动化发展，用人单位对高技术人才需求量增大，技术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在2左右。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有一部分专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一些大龄、低技能的劳动者，由于不能满足用人单位对高技术人才的需要，找工作相对比较困难，还有一些高校毕业生找“好工作”比较困难，“就业难”“用工荒”问题凸显。“这种能力不匹配导致有一部分人没事做，有一部分事没人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任兴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同时，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出现‘有人无岗’和‘有岗无人’这样的结构性矛盾，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培训的结构调整尚未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结合，导致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有权威人士载文对就业结构性矛盾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区域经济格局调整、教育培训体制改革滞后等因素叠加，现阶段结构性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具体来说，一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结构性错配。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而相应的教育培养结构滞后于经济社会需求的实际变化，部分专业的大学生供过于求和紧缺专业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二是隐性失业显性化。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等，使部分地区、企业下岗人员增多，下岗人员的职业技能不适应再就业岗位的需要，隐性失业情况严重，就业质量下降。三是传统行业中低端就业岗位减少。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机器换人”“智能制造”等方式转型升级，或者低端产业转移外迁其他地区导致制造业中低端就业岗位大量消失。四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现象比较严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技能劳动者数量只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1/5，高技能人才数量不足6%。五是就业岗位转移流失较多。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竞争力下降，一些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中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就业岗位转移流失，企业职工面临再就业问题。我国依然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就业问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需要打出政策“组合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已从总量矛盾转向结构性矛盾，2019年要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需要多措并举着力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以确保经济发展朝着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目标前行。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部署2019年经济工作时，要求进一步做好“六稳”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其中，稳就业作为“六稳”的首位，被摆在突出位置，会议专门对做好就业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2019年将继续突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这一主线，坚持把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重点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在为企业减负担增活力上下功夫。将加快研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实施方案，实施失业保险费返还政策，提高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二是在突出重点群体精准施策上下功夫。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三是在强化培训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上下功夫。劳动者一技在手、终身受益。对培训合格的失业人员给予职业培训补贴，放宽企业职工申领技能补贴的条件。四是在保障权益兜牢底线上下功夫。加大对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及时兑现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待遇。“稳就业的长效机制，体制机制改革应该是治本之策。”任兴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劳动者求职的诉求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薪酬仍是求职者考虑的首要因素，但是他们也会考虑当地政府的社会保障水平、城市发展水平、待遇公平性以及能否享受公共服务等其他因素。因此，对劳动者而言，做好稳就业更重要的是做好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如劳动者能在工作的地方落户，享受到和当地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能够有着落，孩子可以就近读书，可以享受当地的医疗服务保障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涉及体制机制的改革，以及新的制度安排。来源：中国人大手机客户端

央广网北京6月5日消息（记者刘柏煊）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人社部6月5日对外发布201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这份新出炉的公报也是一份“成绩单”。其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逐年增高、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双双增长、人力资源法治保障增强，这三个与“增”相关的指标成为亮点、值得关注。　亮点一：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逐年增高 在劳动就业方面，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逐年增高。公报显示，去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471万人。在这些就业人员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7.4%，其次是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27.5%，最后是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25.1%。从近五年的数据来看，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在逐年增高，像是2019年就比2018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对此，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主任张丽宾解读，第三产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释放了一系列政策信号，也将继续促进第三产业创造新的就业增量。张丽宾说：“第三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在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劳动力逐步向第三产业转移，这是我国已进入到目前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要扩大内需，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发展养老、托幼服务，所以今年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应该会继续增加。”　亮点二：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双双增长 在社会保险方面，关键词依然是“增”——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去年双双实现增长。去年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59130亿元，同比增长3.6%；基金支出合计54492亿元，同比增长10.7%。备受关注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去年年末累计结存62873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去年双双实现增长，不过，支出增幅高于收入增幅。这是什么原因？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解读：“就去年的情况来看，增长3%多一点，显然这个数字是小于往年的，往年都是10%以上，这说明什么？从去年开始，我们占大头的养老保险降费幅度特别大，不但降低了费率，而且降低了费基，这样的话就导致去年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小于支出速度。”今年，社会保险降费举措进一步加大力度，郑秉文认为，可以预见到的是，今年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增幅也将小于支出增幅。郑秉文说：“我们在之前连续5年阶段性降费的基础上，今年再次加大力度，并且出现了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这样一个重要举措。免征这一举措是我们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以来头一回使用。可以预见到，2020年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增幅肯定要小于支出增幅。”那么，“大盘子”的变动会不会影响个人养老金的发放？人社部门已多次表态，完全可以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也可以保障制度长期可持续，所以大可放宽心。另外还值得期待的是，今年还要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以及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目前已有10多个省份已经行动起来。亮点三：人力资源法治保障增强 在法治保障方面，劳动者基本权益和人才流动的法治保障进一步增强，例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已经从5月1日起施行。此外，人社部制定公布了《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修改了《外商投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外商投资职业介绍机构设立管理暂行规定》等部门规章。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解读，增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法治力量，公报当中呈现出不少亮点。马亮说：“一个是《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出台，这对于兜住底线、促进劳动力市场正常有序发展有很好的帮助；另一个是可以看到，有不少条例、相关法律法规是围绕跨境跨国人才流动进行制定的，这对于吸引人才、优化营商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发展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从2008年开始，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每年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态势分析会，选取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领域重大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邀请有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部分政协委员开展对口协商，为中央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成为今年态势分析会的主要议题。“人工智能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其发展和大规模应用将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我国作为社会主义人口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实现技术进步的同时，需要统筹处理好社会民生问题，再加上我国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应用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更需要我们未雨绸缪。”11月28日下午，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李伟在态势分析会上如是说。当人工智能在中国大地缓缓而来、突兀而起之时，委员、专家和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聚集一堂，畅谈人工智能发展对当前及未来劳动就业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发展的互动关系，共同寻找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方案”。理性拥抱：站在现在看未来得益于算法、算力、数据、存储技术的突破和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引擎。与此相伴，人工智能是否会对劳动就业造成不利影响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大规模失业的可能性较低。这是因为当前的人工智能仍属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很难替代整个人类工作体系，同时，新技术也在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而包括经济、法律和政治等在内的多种因素也将大大延缓这一进程。”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表示。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宋鑫的认同。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显示，调查企业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因使用机器人累计减少相关岗位员工12.5万人，与此同时，企业累计增加相关岗位员工10.6万人，岗位总量略有减少。东部地区机器人应用多且智能化水平高，对就业的替代效应较为明显，中西部地区所受影响则相对较小。制造业中的流程性、重复性岗位和服务业中门槛低、规则相对明确、可熟能生巧的工作流失明显。“据此，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增量效应更为明显、减量效应有所冲抵。影响过程局部且渐进，结果温和而积极。”宋鑫说道。“经济史实表明，真正能够引发宏观性、全局性就业危机的因素只有经济萧条和制度摩擦，而不是机器换人；机器可以代替一部分人力，但是同时也会按自己的‘乘数效应’产生很多，甚至比以前更多的新岗位。人工智能虽然与以往的机器发明有所不同，它更多地属于人类智力的延伸，但是仍然是人类的劳动工具，我们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它的就业影响。”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如是说。显然，他所说的平常心并非视而不见或袖手旁观，而是理性对待，谨慎关注。虽然目前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不大，但从未来预期看，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潜在挑战不容小觑。“人工智能技术的就业补偿效应一般要通过较长时期才能显现，而在短期内，被人工智能迅速挤出或替代的劳动力可能无法享受因人工智能发展而迟来的就业补偿。同时，中国就业结构中低薪、低技能就业比重高，而高技能的人才较为短缺。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对高水平研发人员、高技能型专业人才、高级管理人员等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将大量增加，使得中国人力资本结构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的矛盾更加凸显。”薛澜表示。“受人工智能冲击的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财富向资本和技术拥有者、知识技能人才聚集，也会让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赵文说。此外，随着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等技术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使用机器的成本最终可能会低于发展中国家日益上升的劳动力价格。中国既要应对大量产业迁移到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可能，又得迎接全球生产网络重塑的挑战，未来的就业问题可能会更加严峻。“面对这些挑战，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跟踪观察，深入研究。在技术兴起的早期，就把社会影响的思考渗入技术选择。尤其在就业影响方面，要做好全方位、全行业的准备，设计适合自己的方法论体系，采用科学方法全面评估分析智能化对中国就业结构带来的影响。”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王培安表示。02科学应对：政策储备必不可少显然，劳动者个人在新旧职业和岗位间的转换通常不大可能实现无缝对接，劳动要素的大范围重新配置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摩擦实现。如果没有合理的政策、制度和法律保障，技术革命就容易演变出工人砸机器的“卢德运动”。“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系统研究和政策储备，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结构、就业方式转变以及新型职业和工作岗位的技能需求，及时分析产业变化趋势，加强教育、就业、产业、社会保障政策顶层设计，推动就业结构优化与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教育体系改革相协调。”王培安表示。薛澜建议充分发挥新兴技术的就业创造效应。一方面，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与既有产业的结合，促进产业升级和效率的提高，保持竞争性就业。另一方面，大力鼓励利用人工智能开拓新产业和新业态，创造新的就业载体。赵文提出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劳动力市场是劳资双方匹配的工具，也是政府寻找需要帮助的劳动者，实现再就业和再分配的途径。与此同时，要鼓励新的工作形式，促进零工经济的发展，完善社会保险办法。”针对避免出现收入两极分化，赵文提出，“要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的成果共享。识别出受人工智能冲击的就业群体，对人工智能收益进行再分配。目前，一些国家开征数字税，机器人税也在热议中。对特定生产资料征税是应对生产方式变化、实现合理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出台失业扶持政策也是委员和专家们的共识。薛澜认为，社会保障体系要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建设和完善普惠性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更多灵活就业人口。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崔艳则提出构筑托底保障机制，建立健全政府、市场、法制等对转岗、下岗、退休等人员的养老、医疗等社会托底的协同保障机制，加大对受影响较大群体的专项帮扶和就业援助，及时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各部门、各区域要重合作，强化对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就业形势的动态监测，尤其是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岗位，积极制定相关法律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司长胡燕说。“除了与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就业直接相关的制度和政策，人工智能技术的道德规范也不能忽视。”在王培安看来，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应当成为道德主体，科技企业应当坚守良知和向善的底线，政府及相关方面也要加快制定人工智能道德伦理准则，积极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这一观点与杨震不谋而合。“强化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规范，一是要完善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法律，二是加强隐私保护，三是解决人工智能侵权归责问题，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和社会治理体系必须要提上议事日程了。”杨震说。03人才培养：教育改革是关键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小川看来，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除了替代和冲击，更重要的将是改变和重塑。“在此背景下，为了缓解就业市场压力，同时为人工智能长远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就要在教育和培训体系上寻求突破。”王小川认为首先应加强各阶段人工智能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增强农村贫困地区人工智能教育的师资力量和软硬件设施，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工智能教育差距；在高等教育阶段，着力建设我国人工智能人才队伍，培养复合型人才。“同时，大力加强劳动力培训，依托社会化培训机构、职业院校和企业等，结合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趋势和新职业、新工种的要求，加强再就业培训和指导，帮助他们平稳过渡，在稳就业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就业。”薛澜认为，未来的教育需重视培养更多机器做不到的能力，比如创造力、审美、价值判断和同理心等，强化人的比较优势。“此外，应建立适应智能时代的终身学习和就业培训体系，重视对传统产业工人技能升级培训，使其具备人机协作能力和生产性服务业业务能力，引导就业结构向新兴业态和第三产业转移。”委员和专家们对于教育和培训的着重强调并非空穴来风，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李强带来的一组数据足够引起警醒：2017年全球新兴人工智能项目中，中国占51%，数量已经超越美国，但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储备方面，中国却只有5%左右。来自人工智能应用企业的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晔珺也大力呼吁对加快推动我国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跨界人才培育体系，增强专业人才供给。“面向人工智能时代，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关键是有充分的人才支撑，教育必须主动变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表示。她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年限，扩大义务教育范围，将小学教育年限由6年缩短到5年，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发展适合每个人的教育体系。进一步改革高考方式，逐步扩大高等职业院校自主招生范围，改善生源质量。“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办学培训积极性，发展开放灵活的教育。加快构建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产学研用结合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贺丹说。“以大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为主流的弱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已然‘成势’，我们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名称与内涵的关系、发展与差距的关系、现实与未来的关系、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行业与企业的关系、替代与创造的关系、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教育与培训的关系、东部与中西部的关系，在加强人工智能和产业发展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的同时，探索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相促进的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李伟表示。记者：吕巍编辑：刘聪审核：周佳佳

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疫情期间，基于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催生了大量“新就业形态”。什么是新就业形态？发展新就业形态还需要补齐哪些“短板”？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人士。稳就业重要渠道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大量调研可以发现，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就业形式正成为稳就业的重要渠道。“新就业形态，是指依托互联网等现代信息科技手段，实现有别于正式稳定就业和传统灵活就业的灵活性、平台化的组织用工和劳动者就业形态。”莫荣认为，这些新就业形态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门槛相对较低，且进出自由，就业相对灵活自主，因此对增加就业机会、缓冲失业风险、帮扶困难群体就业等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也是疫情期间失业待业人员实现兼职就业、稳定收入来源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新就业形态因其时间、空间的灵活性，开始显现出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平台众包工作、网约工作、社群经济就业等新就业形态发展较为亮眼。尤其是今年疫情期间，餐饮、交通、住宿等服务业一度按下“暂停键”，但取而代之的线上零售、线上教育、视频会议、远程办公等，不仅保障了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而且还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以新业态形式出现的平台企业员工数已达623万人，比上年增长了4.2%；平台带动的就业人数约7800万人，同比增长4%。据美团公布的数据，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网约配送员（外卖骑手）总数达到398.7万人，比上年增长了23.3%。其中，25.7万人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骑手总量的6.4%，已有25.3万人实现脱贫，脱贫比例高达98.4%。从疫情暴发至今，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新增骑手数量超100万人，承担了稳就业的社会责任。面临“成长的烦恼”记者注意到，今年一季度以来，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多次发文要求，多渠道支持灵活就业发展。今年3月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荐的54家职业技能培训线上平台也包括滴滴这样的新经济平台。上述政策不断释放出灵活就业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不过，专家也指出，当前对平台经济的监管不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疫情冲击下利用平台经济“保居民就业”的支持政策明显滞后。新就业形态打破了旧有行业和秩序下的利益关系和管理规范，对传统就业群体、管理手段、劳动法律体系、就业服务管理、社会保障政策等形成冲击。莫荣表示：“互联网技术催生了一大批新就业形态，将‘工作’细分为具体‘任务’，通过众包工作平台提供给劳动者，是一种新的劳动交易方法，现行劳动法律制度和劳动用工管理方式与新就业形态不适配。一是如何做到既保证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又能促进其健康发展，需要深入研究；二是就业扶持政策如何惠及平台上的灵活就业者以及个体工商户，需要研究；三是平台上灵活就业的手艺人、新匠人群体亟需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如何解决教育培训资质问题需要突破；四是如何解决灵活就业者参加社保的问题，畅通灵活就业群体参保渠道。”也有专家指出，近年来，部分地区的“互联网+”平台劳动纠纷与往年相比也呈增加趋势。由于平台就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频次、监管方式、绩效考核方法等与传统就业方式不同，相关法律法规难以覆盖这部分劳动者，需要出台新的法律法规维护其合法权益。新业态需制度支撑为完善就业促进政策，支持新就业形态更好发挥保就业、防失业与提升就业质量的作用，莫荣建议，要分类规范新业态下的用工。“要研究新业态下的平台用工和传统劳动用工的区别，创新劳动保障法律制度，更好地保障劳动者权益。同时，要制定更加积极的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支持政策。对于解决就业人员较多的平台，可根据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具体情况给予稳岗补贴。”莫荣说。记者从人社部了解到，日前，由人社部、国务院扶贫办主办的“数字平台经济促就业助脱贫行动”正式启动实施。行动将针对贫困劳动力和农民工技能特点，提供一批外卖骑手、物流收派、仓库管理、理货打包、家政服务、汽修服务等岗位，定向投放贫困地区；针对无法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提供一批电商平台智能标注员、兼职云客服等居家灵活就业机会。在莫荣看来，出台新业态灵活就业职业培训政策尤为重要。“比如，美团平台上注册线上手艺人保持不断增长，数量已达百万人。对于通过培训提高手艺人的服务质量，帮助平台开展线上职业培训，对符合培训补贴规定的给予补贴等，需要研究并创新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零工经济”这种去组织化的就业模式打破了雇主与劳动者的传统用工关系，新就业形态也面临着就业安全性的风险。“应研究解决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便捷性问题，进一步优化社保参保服务，提高社保覆盖面。”莫荣表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和转型升级，进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持续的冲击，结构性就业矛盾不断凸显。在需求端，用人单位大量岗位虚席以待，招聘用工难已经成为常态；在供给端，部分劳动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求职就业难仍然普遍存在。这种劳动力市场不匹配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供求信息不对接、不通畅导致的。近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利用全国102个定点监测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填报的人力资源市场招聘、求职数据，在全国层面首次汇总发布招聘求职短缺职业排行（《2019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求职100个短缺职业排行》），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求职招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一个方向性指引。该短缺职业排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覆盖面广，102个定点监测城市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既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4个直辖市和相关省（区、市）的省会城市，还包括大量地级市和部分县级市；既囊括了一二线城市，也包括中西部三四线城市。二是简便易用，内容中的“序号”直接反映短缺程度高低；“职业名称”和“职业代码”规范统一，来源于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职业定义”简洁明了，通俗易懂；“需求典型城市”按缺口数从大到小排列，指向性、实用性较强。三是直接反映产业结构特点，100个职业中42个属于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36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重点行业，生产制造类职业在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该排行，营销员、收银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保洁员、商品营业员、家政服务员、车工、焊工、装卸搬运工排名前十。我们可能会预期短缺程度最高的应该是那些与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紧密相关的高技术、高技能职业，然而，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所指出的，劳动世界的未来并不单单是高技能，中低技能的工作同样不可或缺。100个短缺职业中42个与生活服务紧密相关，36个与生产制造紧密相关，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职业，充分表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非一刀切，工作岗位的演变也不是线性的。100个短缺职业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高质量服务和高品质产品的内在追求，而这也恰恰是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其中凝结和创造的劳动价值正是我们美好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需要指出的是，该短缺职业排行只是收集了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数据，而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代表的线下劳动力市场只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随着市场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蓬勃发展，和在互联网技术推动下大量人力资源服务由线下转到线上，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的来源不断多样化、内容日趋数字化。未来还需要不断扩大数据覆盖范围，增加数据来源渠道，优化监测指标体系，健全发布工作机制，为劳动者求职和用人单位招聘提供更加准确、更加可靠、更加有效的指引，提升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助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顺利实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 殷宝明）

1月20日下午，县人社局在局二楼会议室召开集中学习会，专题传达学习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会议精神，全局干部职工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领会精神，提振信心，明确责任，建强队伍，开拓创新，积极做好当前及今后的工作。一是要学深悟透，全面领会。按照2020年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要点，紧密结合会议精神和人社工作实际，自觉将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人社系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思路，制定工作计划，细化目标任务，充分发挥人社职能作用，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二是要强化责任担当，走深走实、见行见效。要全面系统总结“十三五”时期我县人社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结合我县实际，聚焦主责主业，将全会精神融会贯通到人社“十四五”规划编制中，落实到人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促进石楼高质量发展贡献人社力量。微石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