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研成果转化率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8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下面简称“报告”）于最近发布。根据报告显示我们可以看出，全国高等院校和各科研院所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并且取得非常明显的进展和结果。科技成果的转化量也有很大的提升，2017年我国共有2766家公立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成果转化 ，这些科技转化合同的总金额达到了121亿元，科技创造财富进一步显体现。这个报告是由中国科技成果管理研究会和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一起共同发表的。根据对我国2766家公立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调查，2017年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以各种形式实现科技转化以及专利许可等等实现财务增长。科技成果交易合同的单价也有明显的提高，科技转化合同平均单价达到了为122万元，同比增长约24%。同时，科技转化合同收入超过1亿元的机构达到了31家，同比增长了55%。总的合同金额达到了121亿元，同比增长了66%；合同项数一共为9907项，同比增长了34%，并且科技成果转化的质量也一并在提升。根据报告显示，随着各地方政府的科技转化政策的出台，各个研究机构和各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变得越来越正常，各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一线研发人员分配的红利增长了24%.另外，各高等校院所科技研发能力也不断强化，在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合作、技术服务水平不断提升。2017年各高等院校与企业共同建立的研发机构、转移机构、转化服务平台达到了6457家，同比增长了37%，创建并投资的新公司达到了1676家，同比增长近30%以上。同时报告也可以看出，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仍存在各种挑战和各种不足。高校专利申请量稳步增长，但是转化率相较于申请量明显较低，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进行各种创新研发，但是沉睡专利数量以及专利寿命明显低于各知名科技公司，维持在六年以上的发明专利只占到了不到30%，实用新型专利普遍维持时间只有两到三年，说明高校对于专利运营以及专利转化还存在着很多的缺陷，跟国外的高等院校存在一定的差距。不过，我们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到目前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需要我们的研发人员再接再厉，再创新高。

出品："格致论道讲坛"公众号（ID：SELFtalks）以下内容为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演讲实录：我今天想表达的观点是应该鼓励科学家创业。什么是科学？古代希腊的科学是“无用科学”，人们追求科学主要是以好奇心为驱动。现代科学起源于十六、十七世纪的西欧，因为现代科学能够把科学转化为技术，从而大幅度地推动整个人类生产力的进步，所以说现代科学跟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著名的哲学家培根曾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他认为知识如果不能转化为经济力量，那就是人类最大的痛苦。科学的本质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广大的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科学首先是要探索未知，发现世界的规律；其次要把人类认识的规律付诸实践；第三就是能把技术用来造福人类，这是整个科学的本质。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和中国每年的科研经费投入，它分为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其中，基础研究占整个科研经费的10%到20%之间，剩下80%以上的科研经费都要投入到实践，也就是实际应用方面，做出产品造福人类。那什么是科学家？科学家英文是scientist，这个是1833年英国科学史学家休厄尔仿照artist发明的，它指的是职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也就是说只要你工作的主要时间是花在科学研究上，我们就认为你是科学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科技工作者。对于科学家这个中文词汇， 我们往往有一个误区，认为我们指的科学家都是我们熟知的，比如说像华罗庚、陈景润这样杰出的科学家。但是，实际上从事科学研究的副研究员、副教授的青年们，他们也是科学家。实际上，从事应用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其数量也远远大于从事基础研究的。为什么应该鼓励科学家创业？我的观点分三个：国家需要、科研需要和个人需要。国家需要为什么说是国家的需要？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件事情。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GDP在过去两千年，几乎没有任何增长。但是，自从工业革命之后，整个人类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让我们今天的生活能够比过去的帝王更加幸福。工业革命展现出了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所以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各个国家都把科学作为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欧洲就证明了这点。首先有文艺复兴，然后是科学革命，紧跟着带动了西欧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让整个欧洲全面超越了中国。实际上我们在过去几千年一直是引领全球的，但是很可惜，因为没有抓住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机会，没有抓住现代科学的机会，让中国落后了。曾经讲：“由于过去种种历史原因，导致我们屡次与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所以这是我们中国过去几百年落后的一个原因。”我们看美国是怎么崛起的，美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实际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并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英国。美国虽然不是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但是它是产业化的广泛推广地。正因为美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化机遇，所以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在这之后，美国紧跟着又在二战后加大了科技投入。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想尽各种办法，把德国的科学家基本上都弄到了美国，让美国成为20世纪四大发明的诞生地，成了全世界的科学中心。由于科技发明都诞生在20世纪的美国，同时它的产业化也做得好，所以美国现在还是全世界的领导者。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中国在过去落后了几百年，但是很幸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过去30年，我们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利用我国的人口红利，迅速让中国从一个不发达国家进入到GDP全球第二。但是我们现在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也就是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我们现在需要把过去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变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上来。所以，未来30年是中国创新红利的时代，我们人口红利没有了，我们要释放8000万科研人员的脑力生产力。这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机遇，这也是国家为什么把国家战略调整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我们国家在2000年的时候，科研经费投入只有1000亿人民币，到2015年科研经费投入达到了1.5万亿人民币。经过15年的追赶，我们的科研投入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但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国家在科研上投入了这么多的经费，但是绝大多数的科技成果都没有转化成生产力。我们现在的科技成果转化是落后于科研经费投入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中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产业化率提上去。如果这个提上去，中国就能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因为目前我们的科研经费全球第二，再过5到10年，我们的科研经费应该就能全球第一。而现在，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全球第一的，那我们只有一点不足，那就是现在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如美国，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需要提高的。中国的经济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遇到了一个瓶颈、一个拐点。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我们的GDP增长都不到7%，这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亟需找新的突破。所以，这也是国家为什么在十八大以后，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原因。基于以上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国家提出全新的未来发展道路。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过去几年也在不断地升级。去年的科技三会指出，要在2050年把中国建设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也就是说未来整个30年，中国的发展就是科技创新这一条道路。十三五我们也把“创新”作为发展理念之首，而中科院在2015年也提出了全新的新时期的办院方针。过去中科院主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解决国家的重大需求，而在新的时期，国家也给中科院交代了新的任务，也就是说现在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这是新时代中科院作为科技国家队，所要面临的新的挑战、新的任务。从历史上来看，科学家作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精英群体，总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国家贫穷挨打，面临着美国的核讹诈。当时，很多科学家虽然在国外发展得很好，但是他们积极响应了祖国的号召。以钱学森、邓稼先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中断了当时在国外非常好的待遇以及研究，毅然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来，为咱们国家研制出“两弹一星”，从此中国人民的腰杆才能真正挺起来，不再受美国人的欺负。所以说在那个时代，科学家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在二战最危急的时候，美国汇聚了一批顶级的科学家研发了原子弹，而且原子弹也是爱因斯坦等一批科学家向美国政府提议来研发的。当时，美国汇聚了一千多个顶级的科学家来研发原子弹，由于原子弹的成功研制才能够及早地结束二战。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著名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图灵，世界最顶级的科学家，他也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应召为英国破解德国最著名的enigma机。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由于他的挺身而出，及时破译了enigma机德军密码，解救了至少1400万人的生命。所以，我认为科学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每个时代，人类社会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科学家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科学家是一个国家的精英，国家的精英就要为祖国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科技创业是未来三十年中国发展的主旋律，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案例。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面临着石油危机、经济下滑、科技成果转化不利的局面。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但是却不能把成果转化出来。为了解决经济下滑的问题，美国及时出台了《拜杜法案》。美国80年代出台的《拜杜法案》，鼓励了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把成果转化出来，同时也鼓励了很多科学家去创业。所以，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又经历了信息革命，再次发展了二三十年，而且把科技成果转化率从5%提升到了50%以上。科研的需要另外，我认为鼓励科学家创业也是科研的需要，因为科学研究非常烧钱。中国过去十几年科研经费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的GDP在大幅度增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非洲国家有没有可能像中国这样，养这么多的科学家来从事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那是非常困难的。经济下滑一定会影响科学自身的发展。美国这几年由于经济下滑，特朗普上台后削减了科研经费，导致很多科学家现在申请科研经费非常困难，远远不如中国好申请。欧洲也在削减科研经费。所以，我们现在去美国和欧洲呼吁科学家回国来做科研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们在美国比在中国申请课题要难很多。斯坦福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实际上已经快倒闭了，当时他们的教务长为了维持大学的发展，被迫把学校的场地租给了硅谷的企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由于形成了“产学研一体”的创业生态，让斯坦福大学成为今天全球第二的高校。而且，斯坦福大学创业成功的校友每年给学校捐十亿美元以上，是全球第一的捐赠。MIT（麻省理工学院）也在去年成立了引擎公司，专门帮助科学家创业，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所以说，全球最顶尖的高校也都在鼓励科学家创业。个人的需要第三个鼓励科学家创业的原因，我认为也是科学家个人的需要。首先，说实话，很多的青年科学家如果只走科研这一条路，要走到顶是非常难的，科技创业给了大家一条新的出路。科研人员出去创业，也能够很好地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不仅是能把成果研发出来，我们还能转化出去。以我自身为例。我过去在科研院所做的科研实际上是很一般的，但是我有一个很小的技术。因为孩子打针被扎了四针，让我感到很痛苦，所以我就根据光学影像技术研发出了血管成像仪。最开始是希望解决孩子扎针的问题，但是没想到老人、胖人都能用，最后还能解决其他很多病人扎针的痛苦。尤其在2015年埃博拉病毒的时候，我们还带了两台仪器，随第三军医大学去抗击埃博拉病毒。我们现在每年的销售额已经有两千多万，而且50%是出口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过去写文章得到的成就感，其实远远不如我把理论变成实际的成果，然后造福大众带来的成就感更大。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路。同时我也认为，现在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然鼓励所有人创业，为什么不能也鼓励科学家创业？创业也是科学家的一种选择，人可以有各种选择，做什么选择都是自愿的。而且，科研人员为什么适合创业？因为科研人员的素质非常高。科研人员是我们国家的精英，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在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亟待解决的时候、在其他人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科研人员当然应该挺身而出。如果现在国家需要我们站出来解决问题，我们当然应该站出来解决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中国很多顶级科学家、顶级企业都是从研究所出来创业的，从联想、到华为、到中兴，包括现在我们的科大讯飞，很多的企业家都是从高校、研究所走出来的。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案例。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新任校长就是科学家创业的典型，他不但是上市公司基因泰克的大总裁，而且还自己创办了生物公司。我前两天跟一个耶鲁大学的朋友聊天，他就讲，在斯坦福，如果一个副教授在升终身教授的时候，你的成果没有办法转化出去，你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技术能够为社会所用，基本上评教授是没有希望的。当然,我们认为科技成果转化并不是单纯地鼓励科学家直接出来创业这么简单。科技成果转化金字塔因为科技创业它也是一门学问、一门规律。只有2%的科学家适合自己出来创业，例如柳传志、任正非。但还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更适合当首席科学家，他来当CTO，然后由一些企业家来做成果转化。这20%的人，他们到企业里帮助技术转化出来就可以了。还有50%的科学家，他们做好自己的科研，可以培养他们的学生，让学生出去创业，同时可以跟企业家交流。打造创业生态但是我认为，因为中国的企业在过去三十年都是市场驱动的企业，现在很少有科技创业的企业，所以现阶段社会上的企业大多没有办法承接我们成果转化，从而导致了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鼓励一小部分科学家先走出象牙塔，先把科技企业办起来。等十年、二十年之后，社会上有一大批成功的科技企业家，这时候再有很多成果出来，就不需要科学家亲自出来又当企业家、又当科学家这么费神费力了。我们总结了科技企业创业CEO的必备素质，我们也在帮助科技人员转换成科技创业的CEO，我们会一直帮助他们。鼓励科学家创业不是那么简单的，还要手把手地教他们去创业。我们需要打造一个创业生态，就像斯坦福和硅谷一样，正因为有斯坦福大学和硅谷这样的生态关系，才会有今天硅谷这么好的创业氛围和环境，才会有斯坦福大学成功的“产学研一体化”的转化模型。我们围绕中科院光机所，搭建了研究所加孵化器、加基金、加培训的生态网络体系。我认为，当社会上的生态体系成熟之后，我们的科学家就更容易把他的成果转化出来了。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搭建一个硬科技创业雨林生态，就像国家成立的雄安特区一样。我们要围绕各个研究所、各个大学去搭建，就像中科院现在也在围绕中科院搭建北京、上海、合肥的科创中心一样，这是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态体系的问题。最后我想讲一点，我认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叫立德、立言、立功，叫“三不朽”。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王阳明，半个是曾国藩。也就是说，你不但要立德——有自己的德行能影响你的弟子、影响后辈，你还要能研发出你的理论体系，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你的理论体系能不能为社会解决实际的问题，能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能够实现这三点，才是一个知识分子最高的追求。我认为中国到了这个时代，我们科学家既要有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也要研发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我们还能通过发明推动整个社会进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科学家最完美的追求。例如屠呦呦并没有发很多篇学术文章，但是她获得了诺贝尔奖。我认为诺贝尔奖的评选标准就是立德、立言、立功。因为屠呦呦的青蒿素现在每年还能拯救几十万人以上的生命，这就是立德、立言、立功的最佳表现。包括我们学科领域里的高锟，他用一篇文章证明了玻璃可以传光，因为这一篇文章导致了光纤的诞生.光纤的诞生又导致了光通信的诞生，光通信又导致了今天互联网的诞生，从而彻底改变了我们社会和大众的面貌。所以高锟最后获得了诺贝尔奖，我认为这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最高的追求。我们中科创星给自己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孵化更多的企业，来助推中国重返世界之巅，来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格致论道”，原称“SELF格致论道”，是中国科学院全力推出的科学文化讲坛，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联合主办，中国科普博览承办。致力于非凡思想的跨界传播，旨在以“格物致知”的精神探讨科技、教育、生活、未来的发展。获取更多信息。本文出品自“格致论道讲坛”公众号（SELFtalks），转载请注明公众号出处，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近日，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和学术政策研究所7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在科研领域日益重要的地位。该研究机构以2016年至2018年三年的论文平均数计算，我国研究人员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为305927篇，位列世界第一，高于美国的281487篇；德国为67041篇，居第三位；日本为64874篇，居第四位。从论文所占世界份额来看，我国以19.9%依然位居第一，美国以18.3%位列第二，第三的德国仅占4.4%。但从质量上来看，我国不如美国。从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论文所占份额来看，美国有37800篇，占24.7%，位居世界第一；我国有33800篇，占22%，居第二位；英国8800多篇，居第三位；德国7400多篇，居第四位；日本则以3800多篇论文排在第九位。而从引用次数排名前1%的论文所占份额来看，美国和中国分别占29.3%和21.9%。自然科学论文数量跃居全球第一意味着什么？科学论文产出数量是显示一国研发活跃程度的最基本指标。我国自然科学论文数量全球排名第一，意味着我国对科研的投入资金多和研发人员多。我国研发经费每年都在上增。2018年中国研发经费约3.8万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加10%；美国为3.96万亿人民币，比前一年增加5%，保持了第一位，但我国与美国的差距日益缩小。另外，大学是科学论文主要产出机构。除此之外，我国对大学的投资显著增加，2018年的投资额是2000年的10.2倍，而美国2018年对大学的投资额仅为2000年的1.8倍。我国科研人员的数量也与日俱增。我国现有约187万名研究人员，超过了美国的143万名。此外，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5年前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公民数量首次突破30万。在2018/2019学年，来自中国的学生人数接近37万。论文数量不等于质量，在质量上我国的路还很长。评价论文相比数量，更主要的是看自然指数，根据2019年自然指数国家排行榜，美国以20152.48排名第一，我国，以3566.11排名第二，美国是我国的1.49倍。我国论文发表总数量虽然超过美国的，但自然指数只有美国的2/3，论文水分明显更多。另外，根据2016年 全球论文质量指数，美国依然以1.88位居世界第一，我国1.12和韩国相当，比印度0.7要好。不过先把数量搞上去，再把质量搞上去，这是量变到质变的科学规律。前沿的、顶尖的技术需要大量中低技术的支撑。有成就要表扬，要祝贺，但有问题也要指出。不可有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举步不前。我国科学研究的弊病主要有3个：注重论文发表，轻视成果转化。相关数据表明，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6%，也就是说我国94%的专利是被浪费了的，是无用的，没有转化成经济和社会利益。而美国这项数据是50%，远远高于我国。我们不光要发表论文，更应该让其转化成实打实的科研成果，服务社会。注重应用，忽视基础科学。根据日本研究所的研究，我国论文主要集中在化学、材料学、工学、计算机等应用科学，美国则更关注基础科学的研发。我国2017年的科技领域支出为17606.1亿元，但在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仅为975.5亿元，占比为5.5%。而发达国家普遍性的在15%以上，基本在15%-20%之间，比如美国在过去的十来年，基本上就在17%-18%左右浮动。基础科学是大厦的地基，地基不稳，上层建筑随时面临崩塌。科研高端仪器软件，严重依赖进口我国科研所用的的高精尖仪器和软件几乎没有国产，严重依赖进口。如国内现在连高标准的细胞培养用胎牛血清都没法供应，只能靠进口，进口一瓶就近万元。比如制造芯片的高端光刻机，我们也一直被欧美卡脖子。国内在科研领域的基础支撑方面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我国论文数量排名超越美国，排名世界第一，值得庆贺，值得掌声！但我们不能沾沾自喜，要认识到与美国的差距，以及我国科研的弊病，把更多的理论化为实际的成果。

“中美贸易战”挑动了中国商业与科技领域紧张神经。自2018年起，美国以各类理由开始对中国发起贸易战，2019年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将华为、大疆创新、海康威视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纳入“实体名单”，限制企业向此类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紧随其后的是各类企业风声鹤唳，从谷歌、ARM断供华为到科学研究组织IEEE（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移除华为审稿人资格，华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未来或将面临关键零件缺失，尽管华为表示将全力保障用户产品与服务，但此次制裁还是引发了中国产学研各界思考核心技术的重要性，解决关键技术节点不被“卡脖子”的问题。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样科技人才、先进科技成果层出不穷，为何面临技术封锁后仍会出现短期危机？为此成立于2010年的科学英雄（北京培宏望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石戈夫在接受亿欧企业服务频道采访时解释道，其核心本质并不在于中国缺乏技术，而是缺乏体系化，规模化的由单纯技术向商业应用的转化路径，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科技成果转化。科学技术不仅诞生于企业，在中国更诞生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由于企业与高校院所在研发动因不同，企业更倾向于市场化产品的技术研发，而高校院所则更侧重于技术发展研发，在各自发展中存在明显鸿沟，进而在过去产学研无法在技术转化上形成有效流转。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先后颁布“联邦技术转移法案”、“12591号行政命令”和“国家技术转让竞争法”，为联邦实验室向企业实施技术转让和商业化提供了系统化的法律依据。其后美国颁布著名的《拜杜法案》，法案规定：在美国，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业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知识产权获得的收益大致是 “一分为三”，约1/3归学校或公司，约1/3归研发团队，约1/3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这一法案致力推动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通过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三方合作，激励了科研链条每一环节，促进“科技”向“成果”转化。凭借该法案，美国建立了丰富的大学科技转化办公室、孵化器、科学园，这措施也极大推动了美国科技商业发展。石戈夫对亿欧表示，欧美国家的模式主要是以大学院所或技术性企业通过卖技术方案或者技术实施许可，将技术以服务的形式进行转移，将企业由产品驱动转为技术驱动，通过技术交易的方式，增加企业的技术性收入，从而提高企业的含金量，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高校院所与企业在研发动因不同，在成果转化上高校与企业之间需要明确的中介来衔接二者，一方面要通过市场化运作推动市场向科研的投入，例如美国高校概念中心可以获得多方资金支持，依托大学知识产业的产权商业化持续获得科研基金支持；另一方面企业也希望获得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成果落地过程中得要求利益惠及机构和个人。石戈夫对亿欧表示，科学英雄做的事情类似于概念中心，对于企业的需求通过科学英雄技术转移平台由研究开发机构定制研发，从而解决了科研机构研发方向与市场不匹配的问题。综上可以看出，完整的科技成果转化少不了：国家层面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立法、独立于高校院所和企业的成果转化机构、合理的科技成果转化流转机制。对于中国而言，此次中美贸易危机不仅引发了中国对科研技术研发的强烈关注，更是引发中国科技成果转化这一相对冷门市场的强关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成果市场转化率仍偏低。根据教育部《2017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类高校全年专利授权数共229458项，技术合同形式转让数仅为4803件，中国高校科技专利转化率仅为2%。根据《中国教育报》报道，中国市场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为10%，发达国家高的可以达到40%。放眼全球，美国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确实比较成功，数据显示，全美公有超过3000所高校，仅斯坦福大学平均每年公布400到500件专利，授权实现转化的约为100件。中国科学院院士倪光南曾公开表示，中科院有效发明专利的平均维持时间仅5.2年，维持在10年以上的占比为5.5%，维持5年以下的占比接近62.4%，有效维持时间多在第2-7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专利成果并没有进行转化。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目前正在不断完善相关立法。2007年中国颁布的《科技进步法》规定将科研成果所有权由国家所有转为单位所有，但还未惠及发明人，进而造成科研市场转化率一直维持在5%左右。2010年，国务院原则同意中关村先行先试，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对于部分技术可以自行处置市场化，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开始进入市场与研究双驱动发展时代。特别是国家对发明专利的放权，个人在成果转化的收益占比持续提升，创造了技术向市场化驱动的强大动机。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果促进科技成果转换法》，2019年北京市也宣布拟设专项资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并发布《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从成果权益、转化实施、政府支持与保障、法律责任等方面明确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办法。对比之下，中国的转换动能开始逐步增加。石戈夫指出，传统科学技术转化并未惠及个人，从个人到单位推进成果转化积极性都不高；随着国家政策逐步放开单位到个人技术转让、成果转化等，一些个人也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收益，进而高校也开始有意识寻求机构进行成果转化。但是从现在发展来看，还存在着政府政策干预过多、各省市政策不一等一系列亟待解决地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包含北京、江苏、内蒙古、山东、武汉、青岛在内的6个省市（自治区）分别制定了地方技术转移或成果转化服务标准，全国范围内的法律政策制定直接刺激了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发展。尽管高校作为科研创新的主要阵地，在科技成果产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受限于高校机构属性、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条件，我国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目前来看，主要在于独立的中介机构广泛缺失与合理转化机制的待完善。国内的先进技术成果多诞生于科研机构和高校实验室，在成果转化上，国内仍以单位或教授个人为主体做成果转化，单位和个人可能出现的成果转化贪腐，而中介机构则可以起到很好的管理与推进作用，特别是一家具有专门资质认证并独立于企业和高校的机构更适合开展成果转化。北京技术市场协会与中技所从2019年5月20日起开始推行技术经纪人进场模式，为技术供需双方提供交易服务，中技所推荐了10家技术转移机构和10名优秀技术经纪人，其中科学英雄作为唯一的全牌照综合类民营技术转移机构，承担的就是对接高校院所与企业之间的纽带价值。据石戈夫介绍，科研技术交易与成果转化行业门槛很高，除了对机构本身的行业资质及牌照要求外，对于从业人员的要求也非常苛刻，全国持证技术经纪人不到300人。科学英雄部分认证资质目前科学英雄平台已获得北京市技术转移机构以及中关村管委会认定的首批技术转移服务平台称号，同时也是北京科委认定的北京市技术转移研究开发机构、北京市科委技术市场认定的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拥有技术转移机构资格证书等多个证书，包括石戈夫在内全公司拥有12名技术经纪人，是目前北京地区资质最多、最全也是技术经纪人数量最多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公司。解决了立法和机构资质后，最关键还是技术投入与技术转化的良性运作，也就是技术转移运作模式。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科研成果转化模式，例如院校和企业每年都会投资推动成果转化、国家专项拨款以及相对成熟的技术转移中介服务公司专项基金支持，多条线路配合市场需求和科研高校，做科研成果的市场化，提供技术转移服务。从2017年开始，科学英雄也在尝试通过累计的百万条技术交易数据，通过自建大数据算法，挖掘高校、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的科研资源、科研人才，把研发人员、技术成果、研发方向等归类收纳到公司自建的数据库中，当该技术与市场需求相匹配时，科学英雄便可以通过精准匹配推送，帮助机构“去技术库存”，同时为有创新需求的中小企业匹配高校院所的定制化研发，从而有效的匹配“供给侧”和“需求侧”，为“中国式”科技成果转化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以科学英雄服务的客户乐纯酸奶为例，在石戈夫作为真格基金Zhen talk主讲嘉宾的一次活动中，乐纯酸奶告诉石戈夫，他们有寻找更高效酸奶发酵技术的需求。于是，通过科学英雄平台，乐纯酸奶与中国农科院食品加工所进行对接，实现了相关发酵技术的商业转化，并形成了自主发明专利，也让乐纯酸奶通过技术交易实现净利润增加100万元。据了解，目前科学英雄的商业模式主要是利用自建的技术成果数据库，拓展三条主营业务。一是通过挖掘企业需求，科学英雄作为项目联合开发方，通过定制研发模式为企业寻找最适合的技术开发机构；二是帮助高校处理“技术库存”，为其寻找能将科研成果直接市场化的企业，通过技术授权或者技术实施许可，促进技术的流动性；三是科学英雄根据自有技术交易数据库发掘市场痛点和需求，自主孵化新技术，新产品，实现成果转化收益。未来科学英雄还将持续打造科研能力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人工智能平台，通过匹配梳理高校的研发方向与企业的市场需求，为高校提供市场真正需求的研发方向，同时为企业匹配可以满足企业需求的研发能力，从而最大化的提高科研服务的效率以及成果转化的精度及准度。石戈夫表示，在梳理企业端与高校端需求时科学英雄发现，企业存在“潜在技术开发需求”以及“潜在技术未来发展需求”，通过大数据挖掘可以更高效准确挖掘到需求，并主动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不管是帮助高校建立研发还是主动寻求成果转化，这一方式可以大大加速成果落地，推动技术成果在市场化的转变，避免出现部分技术受制于关键链条或企业的问题。对于价格体系石戈夫也提到，知识产权拥有独特定价体系，在高校端和企业端科学英雄将逐步搭建起有效平衡机制与交易平台，尽可能满足双方的价值认同。目前科学英雄已经服务了上千家企业与机构，包含数三十余家上市企业，及五百余家双创主体企业。涵盖先进制造业、生物医药、物联网、TMT、文化娱乐、科技研发、互联网金融等行业，其中不乏中国医药集团、中国农业科学院、航天科工集团、京东方集团、安硕信息、旋极信息、利德曼、智飞生物、赛升药业、老虎证券、瑞思学科英语、伊顿教育等知名企业。科技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万亿元，达到1.14万亿元，2017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约为1.34万亿元，2018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78万亿元。按照10%左右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来算，国内科学成果转化市场就已达到万亿元规模，若将转化率提升到与发达国家持平的40%，整个市场规模或将达4-5万亿元。谈到未来，石戈夫充满自信的对亿欧记者说到：“随着高校技术成果转化所得分配制度及高校考核标准的不断改革，中国技术转移行业及成果转化事业必将迎来新的篇章。其中，可以归纳为“三个取代”。原有单纯互联网流量模式将会逐渐被核心技术模式所取代，掌握核心技术才有可能真正掌握企业发展的命脉。同时，未来5年中国的创新创业模式将取得重大转变，随着资本逐渐趋于理性，纯粹的模式创新将被技术创新所取代。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入，低技术易复制产品将被高技术独创性产品所取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技术转移机构必将在此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决定性作用。”

本文全网版权保护，违规转载洗稿必究！文｜冷丝栏目｜丝说教育改革根据2018年公布的数据和有关部门核实的数据，校友会排出了全国高校科研转化、转让和收入排行榜（2019年）。第一名是清华大学，第二名是北京理工大学，第三名是扬州大学。一般而言，清华大学无论在什么排行榜上排名第一，公众对此没有异议，本次排名一样，清华大学以科研转让、转化14.17亿元的数据名列第一，北京大学却难以进入前30的榜单。排名前30的高校让人感觉有点意外的是，北京理工大学名列第二位，扬州大学位居第三。同时，冷丝仔细查看和核实数据也发现：地方性高校全面超过国家重点高校，科研转让和转化成绩不错。比如重庆理工大学、西安工业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从重庆交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等，这些高校属于省属重点高校，无论是综合实力，还是科研实力，都远不如国家重点高校，尤其是那些985高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这些地方高校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科研转让和转化成绩，最重要的原因得益于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重庆理工大学校园当然，与国际上的知名高校相比，国内高校科研转化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有哪些问题？高校该如何提高科研转化率？国内高校科研转化和转让率成绩是不错的，问题也是较多的。高校科研转让、转化能力与效率是我国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重要着眼点，是决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高技术领域等原始创新价值的主要因素。加快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需要以增强高校科研转化能力和转化效率为出发点。随着与科技成果转化密切相关配套政策的逐步出台，科研机构和高校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先行先试，采取由主管部门指定的“一事一议”和“特事特办”的方式逐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但目前各个省市相关配套政策还没有与国家政策形成有效对接，依旧按照“一刀切”的比较古板的政策文件，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的偏差。西安工业大学比如，很多新闻就报道过这样的情况，在海内外人才引进、高层次人才工作站以及各类协同创新基地建设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扶持资金采取分期拨付方式，一般按照立项、中期检查和验收三个节点到位，同时还要求高校和科研机构按照一定比例单独配套资金。这种资金拨付方式不但不符合创新研发和实验室建设的投入规律，而且配套资金的刚性要求制约了高校和科研机构统筹创新要素聚集的内部治理能力提升，以及推动成果孵化、转化过程中的个性化管理相悖，影响了人才和项目引进的进程。科技成果的供给与企业需求还存在信息偏差。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由于缺少企业的共同参与，不少科技成果的技术成熟度以及与市场的契合度有欠缺，真正能够满足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需求，可用于企业进行转化的原创性科技成果还比较少。太原理工大学此外，因为限于技术评估体系不够健全，缺乏公正、可行、规范、有实力的技术评估和转移中介机构，技术拥有方与需求方有针对性的务实沟通交流体制不够健全，导致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信息沟通效率偏低，即便在政府搭建的科技成果推广信息平台上，企业也难以在短期内对推出的项目介绍产生信任，即使优秀的科技成果项目也存在转化难的问题。那么，高校该如何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产品？针对上述的提出的一些弊端，那么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安徽农业大学高校科研转化能力与转化效率高度相关，这是毋庸置疑的，也需要我们既重视科研转化能力的提高也不能忽视效率问题。对于科研成果转化能力高而转化效率低的高校，它们人力、资金等方面的投入较多，但利用率达不到，产出效率相对低。说明这些高校的投入已经足够，应更注重科研转化效率问题。因此，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专款专用科研资助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的知识成果转移中心，在高校设置高校科研转化和转让办公室，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服务专业的科研成果转让、转化机制。对于科研成果转化效率高而转化能力低的高校，它们的投入不足。因此建议:政府增加资金投入.高校寻求更多的资金来源，例如让科研在初期进入市场，接受市场检验，寻求关注项目收益以及风险等竞争性企业的投资，同时早期的市场检验无形之中增强了科研的转化能力、效率。东北电力大学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换代十分重要，但当前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让、转化现状不容乐观。国外的立法经验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我国当前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立法存在滞后、可操作性弱、认识不到位、规范性文件位阶较低以及主体不明确等问题。所以，需要采取完善立法、提高规管市场转化立法认识、提升规范性文件的位阶、立法中明确市场转化主体等措施，改善高校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环境，促使产学研结合、经济与科技共同发展与有机结合，推动科教兴国。本文全网版权保护，违规转载洗稿必究！敬告｜冷丝所有文章首发『』，如有错漏和最新信息，作者将在评论版块及时更正和补充，也请网友批评指正，谢谢您！同时严正声明『非法转载必究』。

欢迎关注：大学视野前一段时间，给大家分享了2018中国大学“科研规模”排行榜，这份榜单是按照各大高校的论文数量评价出来，大家对此看法不一，有人觉得单纯以论文数量来对高校科研成果评价明显不妥，应该只参考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杂志上的论文数量，并且，还要看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率。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份榜单，是按照各大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技术转让）来评价而得出。高校“科研规模”前十高校在中国高校“科研规模”排行榜中，上海交通大学位列第一，浙江大学位列第二，清华和北大分列第三和第四，在前十名的高校中，几乎全部为985重点高校。相比各大高校的“科研规模”，成果转化能够更加准确的表现各大高校科研成就，但看完下面这份榜单（部分高校数据未列出），你可能会忍不住要说一句：重点高校在哪里呢？高校成果转化排名-1在这份高校“成果转化”排行榜前十的高校中，清华还是原来的清华，而“规模”最大的几所院校却并未出现。清华大学作为中国最顶尖大学之一，在全国高校范围内，无论在科研实力还是教育质量上，都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成果转化排行榜中位列第一，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值得注意的是，前十名的高校，大多为综合实力排名100名之后的大学，对于重点高校来说，是在尴尬。扬州大学和西安工业大学这两所高校表现突出，分列第三和第四的位置。高校成果转化排名-2高校成果转化排名-3高校成果转化排名-4如上便是高校科研成果排行榜前40的高校，关于中国高校科研成果更多的问题，欢迎各位下方留言与我们交流，我会在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哦！

2010年至2020年·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301.91万篇，排在世界第二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11.94次，比上一统计年度提升9.3%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问世，携带月球样本的嫦娥五号顺利返回地球，可高效获取全球范围高精度立体影像的高分十四号卫星被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新一代“人造太阳”放电，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华龙一号”反应堆并网发电，“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深达10909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日前发表文章称，2020年，全球饱受新冠肺炎疫情困扰，但中国科技仍频繁发力，中国重大科技突破迎来井喷期。其实，《联合早报》网站文章描述的，只是中国过去一年在世界科研领域快速进步的一个缩影。过去一年，中国研究者的科研兴奋点是什么？中国的科学研究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日前发布的2020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从国际科技论文产出的角度，给出了答案。中国科技论文质量明显提高2010—2020年，中国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论文为37170篇，占世界份额达到23%，排在世界第二位。2019年，科学引文索引（SCI）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期刊208种，比2018年增加了21种。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是中国“十四五”乃至2035年远景目标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中办、国办《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改进科技评价体系的要求，以及科技部2020年印发的《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鼓励和引导研究者发表高质量论文，将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但是，如何科学评价一篇科技论文的质量，一直是一道广受争议的世界难题。在众多争议中，论文发表后的被引用率，正逐步被国际学术界视为衡量一篇论文影响因子大小的一项重要指标。根据2020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10年至2020年（截至2020年10月），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301.91万篇，继续排在世界第二位，数量比2019年统计时增加了15.8%；论文共被引用3605.71万次，增加了26.7%，排在世界第二位。虽然中国论文被引用次数增长的速度显著快于其他国家，但与排名第一的美国8045.38万次相比，差距依然不小。就篇均被引用率而言，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11.94次，比上一年度统计时的10.92次，提高了9.3%。这说明，中国国际科技论文质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与世界整体篇均被引用次数13.26次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若进一步扩展横向比较的范围，记者发现，中国与世界主要科技大国的差距还不小。以2010-2020年间发表科技论文累计超过20万篇的22个国家（地区）作为参照，如果按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序，大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有13个。其中，瑞士、荷兰、比利时、英国、瑞典、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超过15次。而中国排在第十六位，仍远落后于西方传统的科技强国。当然，中外之间虽然存在较大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一年中国的科学研究没有进步。假设被当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可的“高被引论文”这一评价指标（指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的论文），具有科学性，我们不妨把时间拉长到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段，进行国际横向比较。数据显示，2010—2020年，中国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论文为37170篇，占世界份额达到23%，占世界份额较上一年度提升了近3个百分点，排在世界第二位。中国高被引论文数量虽和排名第一位的美国75146篇有很大差距，但差距正在快速收窄，与排名第三、第四、第五位的英国29976篇、德国19397篇和法国12858篇，差距在拉大。与中国自身相比，入选数量较2019年统计时增加了20.9%。这表明：过去一年，中国科技论文的质量提升明显。这种进步，还体现在广受国际学术界认可的能反映世界科学最新发现和研究动向的热点论文数量增长上。这些在发表后两年间被引用次数排在各学科前1‰的热点论文，也被认为是最能反映世界科研前沿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对世界学术研究具有指针意义。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国际热点论文产量，在某种意义上能反映其对于世界前沿科学研究的贡献度。截至2020年9月，统计的中国热点论文数为1375篇，占世界热点论文总数的38.4%，排在世界第二位。同期，美国热点论文数最多，达到1586篇，占世界热点论文总量的44.3%。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统计口径也反映出本统计年度中国在某些领域的高影响力论文有所减少。在本统计年度，发表在《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和《细胞》（Cell）三大享有最高学术声誉的科技期刊上的论文，有6456篇，比2018年减少了185篇，其中中国论文为425篇，单就论文数而言，较上一年度减少了4篇。美国以2562篇，仍高居榜首。英国、德国分列第二、第三位。从世界各学科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收录中国论文总量变化来看，2019年，在世界178个学科领域155种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58290篇论文中，中国发表论文13068篇，比2018年增加1750篇，占世界的份额由上一年的18.4%增至22.4%，排在世界第二位；美国有19561篇，占世界的份额由上一年的35.8%降至33.6%。可见，中美差距有所缩小。从国际知名学术引文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期刊种类的角度来看，中国科技期刊知名度和国际显示度在稳步提高。2019年，科学引文索引（SCI）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期刊208种，比2018年增加了21种；工程索引（EI）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期刊223种；医学索引（Medline）收录中国科技期刊122种。2019年总被引频次进入本学科领域排名前1/4的中国期刊共有16种，比2018年增加1种，影响因子进入本学科领域排名前1/4的期刊有69种，比2018年增加19种。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中国学科增多在高质量国际论文统计中，2019年中国工程技术、化学、环境与生态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物理学和数学8个学科领域高质量国际论文数量在学科排名中列世界首位，较上一个统计年度增加了5个学科。与过去每年发布的国际科技论文统计的做法相似，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本年度发布的报告，仍然聚焦了中国国际科技论文的产量、影响因子和产地。从论文产出学科领域的统计数据来看，我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管窥当年中国各学科的科研优势与短板。在本统计年度，哪些学科领域是世界科学界研究的兴奋点？在这些领域中，中国哪些学科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哪些学科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以SCI为例，2019年SCI收录论文最多的依次是化学、生物、临床医学、物理、材料科学、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基础医学、地学、环境科学和计算技术等10个学科。其中，化学有61656篇，生物学有49850篇，临床医学有47683篇，物理学有36842篇，材料科学有34891篇，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有29619篇，基础医学有25740篇，地学有17549篇，环境科学有17462篇，计算技术有17098篇。这意味着化学、生物、临床医学等10个学科领域，是2019年世界各国科学研究的主要“兴奋点”。在高质量国际论文统计中，2019年我国工程技术、化学、环境与生态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物理学和数学8个学科领域高质量国际论文数量在学科排名中列世界首位，较上一个统计年度增加了5个学科。其中，有4个学科生产的高质量国际论文数量，占本学科世界份额超过40%，即工程技术领域占本学科世界份额40.5%，化学占本学科世界份额44.35%，环境与生态学占本学科世界份额41.77%，计算机科学占本学科世界份额41.16%。地学、药学、生物学和综合交叉学科4个学科领域排名世界第二。从论文引用率来看，我国的材料科学、化学和工程技术等3个领域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一位，农业科学、生物与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环境与生态学、地学、数学、药学与毒物学、物理学和植物学与动物学等9个领域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二位，综合类、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等3个领域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三位，免疫学排名世界第五位。与前一统计年度相比，7个学科领域的论文被引用频次排位有所上升。这些学科高质量论文产出数量、影响力的快速跃升，表明中国学者在化学、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等12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进入世界科学研究的第一方阵，具有比较明显的学术优势。这一判断，在其他几个被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引文数据库中也能得到印证。依据目前反映世界生物医学领域较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医学索引》数据库（网络版），2019年收录世界科技文献总数为124.95万篇，其中中国科技文献数量为22.24万篇，占世界总数的17.8%，比2018年增加18%。在收录的中国科技文献中，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遗传性、药理学与制药学、细胞生物学、肿瘤学、免疫学、微生物学、心血管系统和心脏病学等10个学科的文献最多。这意味着与这些学科相关的科学问题，或是2019年中国学者研究比较活跃的领域。事实上，各类国际重要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中国学者在相关学科领域开展科学研究的活跃度。根据《科技会议录引文索引》（CPCI-S数据库）2019年收录的世界重要会议论文分布状况，2019年，共收录中国作者论文7.09万篇，总数占世界的13.2%，比2018年减少3.8%，排在世界第二位。这些论文是中国科技人员参加在90个国家（地区）召开的2153个国际会议的成果，其中，发表的国际会议论文最集中的10个学科分别为：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临床医学，计算技术，物理学，基础医学，能源科学技术，地学，材料科学，化学和机械工程。若在每个学科领域按统计年度的论文被引用次数世界均值划一条线、将高于均线的论文称为卓越论文，2019年分布在医学领域的卓越科技论文数量较多，数量达到1万篇以上的学科还有化学、生物学、材料科学、计算技术、地学、基础医学、农学、物理学、药学、中医学、环境科学、能源科学技术以及电子、通讯与自动控制13个学科。通过比较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三大主要论文数据库，我们不难发现，化学、生物学、材料科学、计算技术、地学等学科领域，是2019年度中国乃至国际科学界的研究热点。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包括管理学、图书情报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以及空间科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与世界主要的科技强国还存在较大差距。从发表卓越国际论文的地区分布来看，北京、江苏、上海、广东、湖北5个省市发表数量达到2万篇，既是卓越国际论文产量比较集中的地区，也是国际论文影响因子较大的地区。其中，北京发表的卓越科技论文数量最多，达到6.2万篇。这种分布态势，说明一个地区国际论文的产量和质量与该地区高教资源、科研院所布局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此外，本统计年度中最惹眼的是，2019年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数量最多的世界高校中，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4所中国高校进入前十。其中，清华大学以发表2420篇位居世界第二，发表的论文占世界的1.3%。排在首位的哈佛大学有4413篇，占2.3%。可见，中国高校科研实力有了明显提升。知识创新的国际合作步伐明显加快据SCI数据库统计，2019年收录的中国论文中，国际合作产生的论文为13.01万篇，比2018年增加1.93万篇，增长17.4%。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水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相关研究数据显示，仅2020年1—5月，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有34%属于跨国合作。这只是中外科学界开展合作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像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国际综合大洋钻探计划、全球对地观测系统等一系列大科学计划，都有赖于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国界的合作。从国际合著论文的数量和学科分布状况，我们大致能看到中国学者广泛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以及大科学项目的身影。据SCI数据库统计，2019年收录的中国论文中，国际合作产生的论文为13.01万篇，比2018年增加1.93万篇，增长17.4%。国际合著论文占中国发表论文总数的26.2%。2019年中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共计96157篇，占中国国际合著论文总数的73.9%，合作伙伴涉及167个国家（地区）。从国际合著论文的学科分布来看，中国国际合著论文较多的学科，主要是化学、生物学、物理学、临床医学、材料科学和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等。这表明，这些学科领域是目前国际知识界比较关注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2019年度国际大科学的研究领域，以中国科研人员为第一作者的国际论文数量虽有所增加，但在中国科研人员参与生产的所有论文中占比仍较低。在2019年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作者数超过1000人、合作机构数大于150个的论文共有262篇，作者数超过100人且合作机构数量大于50个的论文共计784篇，比上一年增加201篇，涉及粒子与场物理、核物理、天文与天体物理、多学科物理研究等学科。其中，中国机构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为94篇，包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61篇。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主持的电子—正电子湮没中重子—反重子极化和纠缠研究，吸引了德国、美国、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度、意大利、土耳其等8个国家、80个机构参与。从合作伙伴来看，在中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的9.61万篇合著论文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和日本是中国学者最主要的6大合作伙伴国；在中国参与工作、其他国家作者为第一作者的3.39万篇合著论文中，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是中国学者的主要合作伙伴国。数据变化的背后，一方面说明中外学者之间自发的常规合作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基于国家层面、致力于参与国际大科学和大学科合作、探索人类重大科学问题的国际合作能力明显增强。成果转化率仍是高质量发展的“瓶颈”2019年，中国高校获得约8.5万件授权发明专利，占中国（不包含外国在华机构）获得授权发明专利数量的23.7％。欧洲专利局202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局在2019年收到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共计12247件，较2018年增长29.2%，增幅位居十大专利申请国之首，成为欧洲专利局继美国、德国和日本后的第四大专利申请国。中国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电机、仪器等领域。欧洲专利局主席安东尼奥·坎皮诺斯表示，过去十年，中国在专利申请领域的长足进步，凸显了中国在促进研发方面的持续努力，这也是中国依靠创新驱动经济的有力例证。通过纵向分析近10个统计年度，我们发现，由基金或项目资助推动的知识创新，成为推动我国国际论文产量和质量提升的重要牵引力。2019年，国家各级基金或项目资助产出中国国际论文42.48万篇，其中高校占84.92%，研究机构占10.59%，主要分布在化学、生物学、物理学、临床医学、材料科学、地学、环境科学和计算技术领域。就论文产出质量来说，高校依然是卓越论文的贡献“大户”。根据本年度SCI的统计，2019年，中国机构作者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共44.7万篇，高校占比为85.87%。分析本年度的统计数据，过去一年虽然中国国际科技论文产量和质量都有明显提高，但成果转化率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若以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机构创新能力的发明专利为观测点，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援引经合组织2020年11月13日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发明人拥有的三方专利数为5323项，占世界的9.3%，相较于2019年上升1位，排在世界第3位，仅落后于日本和美国。从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的机构类型看，2019年度，中国高校获得约8.5万件授权发明专利，占中国（不包含外国在华机构）获得授权发明专利数量的23.7％；研究机构获得约3.3万件授权发明专利，占比为9.2％；公司企业获得约20.7万件授权发明专利，占比57.9％。这表明，在新工业革命兴起及世界范围的产业转型过程中，公司和企业在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而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作为科研成果产出“大户”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成果转化方面的“短板”明显。事实上，专利数量不断刷新的背后，是中国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投入。过去五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1.42万亿元增长到2.21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2.06%增长到2.23%。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翻了一番，2019年超过2.2万亿元。从全球来看，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目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其中，2019年高校研发经费达到1266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8.1%。在持续高投入的拉动下，中国科技创新实力稳步提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14位。但是，与国家巨大的科研投入相比，我国科研存在一个明显的发展悖论。我国已经拥有国际水平的科技成果，但相当一部分科技成果尚未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由此形成了一种怪象：一方面，我国科研机构和高校每年产出大量高水平科研成果；另一方面，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比，我国企业并没有将大量高水平科研成果转化成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可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和市场需求的有机衔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既是中国开创创新发展新局面、加快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点。接下来，如何改变创新载体分散、重复的局面，整合各方资源，使科研成果能顺利实现产业化应用，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入科技强国的最终时间表。《中国教育报》2021年03月30日第4版 作者：本报记者 柯进

来源：时代财经作者：时代财经 童洁全国政协常委、宝龙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健康过去几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宝龙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健康提交了多份提案，有的关乎新城镇化建设，有的关乎环境治理，也有关乎振兴乡村发展等。今年，许健康的目光聚焦科技创新，带来多份提案，其中许健康个人提出关于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题相关提案。此外，他还作为主提人联名提出《关于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商贸消费产业的提案》。多层次施策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痛点早在多年前，许健康就意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宝龙集团旗下的商业板块也多次提出创新融合的理念。2018年，京东金融曾与宝龙地产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尝试借助京东金融的科技技术探索新业态和新模式，在无界零售领域进行应用创新。毋庸置疑的是，科技创新是新时代下的一种趋势。可以佐证的数据始，近年来，在国家对创新的鼓励和重视下，我国专利申请数量持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19年达到140万件，授权发明专利 45万件。但科技创新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不足10%，而欧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能达到40%左右。各行各业都十分关注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这一难题的方案，国家亦在发力。近日，科技部等5部门印发的《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强调，要“建立有利于原始创新的评价制度”，这为解决我国基础研究缺少“从0到1”原创性成果的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持。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许健康亦有自己的见解，他分析，背后的原因与高水平科研人才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的机构平台建设不足、长期导向的人才体系化建设不足三个方面不无关系。“我国科研人员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除少数大型国企和明星私企，大部分企业的研发能力较弱。此外，科研人员整体待遇不高，也致使科研队伍高水平人才不足。且科研人才脱离市场，科技成果转化缺乏标准和指引，致使科技成果没能产生更大的商业价值。加上科研活动及科技成果转化是长期过程，尤其对于突破性的创新，缺乏长期导向的人才体系建设，科研成果重量轻质，成果转化没有延续性。”许健康在提案中写到。因此，许健康认为，人才建设是推动创新和发展的基础性建设，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题也可以由人才机制入手。“在国家鼓励创新、推动创新的新形势下，迫切要求我们必须从人才建设上着手，系统性地解决阻碍我国创新人才发展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基于此，他提出三项建议。首先，根据面向理论的创新和面向实践的创新将创新人才分为四类，精准施策。其中，对于具有重大理论创新，但市场价值需要长期才能体现的人才，要从研究经费、福利待遇、社会名誉等各个方面给予重点保障，将他们从非研究活动中解放出来。对于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或市场价值创新的人才，许健康则建议打破体制限制，鼓励他们投身科研成果转化活动，提高待遇和名誉；对于既具有重大理论创新，又具有重大市场价值的人才，建议参照德国的弗劳恩霍夫协会管理模式，构建中国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为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协助企业解决自身创新发展中的组织、管理问题；针对具有一般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的人才，要分级管理，多创立科教产业园区，建立孵化平台，以及共享创新联合实验室，让他们既获得理论成果，又能获得市场价值。其次，许健康认为，应该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中间机构和平台建设，搭建科研人才与市场之间的桥梁。许健康指出，要加强长期导向的人才战略研究规划和体系机制建设。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特点的岗位管理和考核评价制度，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考核指标，引导科研人员在申报知识产权时瞄准国家、社会需求，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确保成果具有实用价值。与此同时，建议政府引导建立阶段性科研成果分享和激励机制，让科研人才、专利持有人能够分阶段获得研究成果的价值回报，避免科研成果一次性转让的短期性，确保专利研发持续性和研发人员稳定性，也减轻企业进行专利转化的一次性投入成本和风险。突破壁垒，推动横琴粤澳商贸发展许健康的第二份提案题目为《关于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商贸消费产业的提案》。之所以提交这份提案，与许健康个人的经历有关。许健康出生在福建一个医生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在医疗方面展示出了过人的天赋。但从医8年之后，许健康萌生了出去闯一闯的念头，他放弃了医疗事业，奔赴澳门。在澳门，他做过纺织工人，经营过街边小吃摊，还先后涉足了建筑、贸易、珠宝等领域。兜兜转转之后，许健康迎来人生转折点。90年代，他与几个合作伙伴共同出资5000万成立了宝龙集团，正式进军澳门地产行业。自此，许健康与澳门结下了深深的缘分，这也是他始终心系粤澳两地发展的原因。今年，许健康作为主提人的联名提案，建议中央尽快出台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方案，从破除体制障碍和政策壁垒、鼓励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建立与澳门和国际规则趋同的营商环境等方面，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发展商贸消费产业给予支持。 提案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建设澳门主导的全球高质量消费品交易中心、建设中葡国际贸易中心和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建设主要服务澳门中小企业、面向国际的跨境电商产业园。在他看来，随着内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居民对高质量消费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出境旅游人次和境外购物不断增加。而澳门是内地居民出境游和境外购物的目的地之一，突破壁垒后，内地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不仅如此，许健康表示，澳门既是本地传统零售、餐饮中小微企业密集之地，也是国际零售商和国际高端品牌集聚度较高的城市，将澳门区域商贸服务平台功能延伸到横琴，有利于促进澳门产业结构优化，进一步完善澳门城市功能，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澳门发展大局。他还认为，可以在横琴创造高质量生活区。“横琴是澳门发展新的出路、新的机遇、新的希望。通过粤澳深度合作，支持横琴发展全球高质量消费品交易、跨境电商新零售等商贸消费产业，不仅能够聚集优质消费资源，成为吸引境外消费回流、拉动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也能够更好地满足需求、创造需求、引领需求，为居民创造高质量的居住生活条件。”

2019年全国双创周——中关村技术经理人论坛6月17日在北京举行。北京航空航天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汤鹏翔做主题演讲时表示，目前80%的高校专利权人科技成果转化率在10%以下，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他指出，这主要由于转化阶段存在技术熟化能力不够、市场需求变动较大、资金回报前景不明等客观风险，社会资本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投资积极性不高。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