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在新旧交替的中国，少年姜立夫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后获得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的第二位数学博士。学成归来，他创办了中国第二个数学系——南开大学数学系，此后，厦门大学算学系、岭南大学数学系、中山大学数学系的筹建与发展也都离不开他的贡献，姜立夫可谓是中国高等数学教育的开拓者。而他最为重要的贡献则是带领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作为一位数学家，姜立夫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圆素与球素几何学，但在当时国内现代数学研究基础薄弱的时代，他的一生始终是教人先于“教己”。对于这位提携自己的恩师，陈省身曾说：“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国内知名畴人（数学家），多出其门。”南开的百年校史，也映照着中国从积贫积弱走向富强兴盛的一百年。南开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张伯苓先生，他是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第一任校长，也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其次，与南开名师云集、群英荟萃的众多知名学者分不开，正如近代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姜立夫、饶毓泰、邱宗岳、杨石先等众多知名学者在南开大学任教。他们所做的贡献也成为推动着南开一路向前的力量，在南开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百年南开，桃李芬芳。这些南开曾经的师者，同样值得我们缅怀铭记。今天的文章讲述了南开大学数学系创始人、中国现代数学先驱——姜立夫，在南开大学奋斗的光辉岁月。姜立夫，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南开大学数学系创始人。抗战时期的“新中国数学会”发起人，曾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对中国现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他从事圆素和球素几何学的研究。1 少年早慧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姜立夫原名蒋佐，字立夫（1920年以后以字为名），1890年7月4日生于浙江省平阳县宜山区凤江乡麟头村（今属苍南县）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姜植熊是晚清的优贡生，曾设馆授徒，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儒生，他参加张家堡杨配篯组建的江南民团，镇压金钱会有功，恩授六品衔。姜立夫的父亲姜炳訚是国学生，务农。姜立夫六岁丧父，十岁丧母。十四岁的时候，一直对他疼爱有加的祖父姜植熊也撒手人寰。从此，养育姜立夫的重任便落在仅大他四岁的大哥姜培瑗身上。姜培瑗（1886-1919），字雪尘，号少玉，就读浙江优级师范，浙江省议员，是有见识的青年乡绅。姜培瑗的妻子张氏也是知书明理的大家闺秀，姜氏夫妇对弟弟格外疼爱。长兄如父，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姜培瑗毕竟见识不凡，他见弟弟聪颖好学，成绩优秀，有心将他培养成才，在姜立夫十四岁时，送他到平阳县中学堂读书。不久，为接受更好的教育，姜培瑗又把他送到杭州府中学堂（杭州高级中学前身）学习，在姜立夫的众多的同学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郁达夫、诗人徐志摩等名人。姜立夫生长的年代，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满怀“科学救国”的志向，纷纷留学欧美、日本等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1909年１月，美国政府开始用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作为培养我国留美学生的经费，６月，在北京成立“游美学务处”，该处总办周自齐聘请从美国回来的胡敦复负责学务处的考选、遣送直接留美学生的工作。从1909年８月至1911年６月，胡敦复在“游美学务处”主持考选了仅有的三批直接留美学生，共180人。1910年，在杭高尚未毕业的姜立夫到北京参加外务部和学部共同举行的第二期庚款考试。少年早慧的姜立夫又一次顺利通过考试。1911年初，姜立夫到北京清华大学的前身——“游美肄业馆”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英语补习，7月份，参加英语口试及格。8月16日，姜立夫怀着为未来无限的向往，离开祖国，登上“中国号”邮轮，驶向大洋彼岸。经过二十六天的颠簸，9月10日，顺利抵达美国旧金山，展现在姜立夫面前的是一幅崭新的留学生活。到美国后，姜立夫进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来州立大学学习。他生活俭朴，学习刻苦，非常珍惜在国外学习的机会。1915年，姜立夫获得加州大学理学学位后，他继续到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1916年，姜立夫在《科学》第2卷第5期上发表《形学歧义》一文，首次介绍了射影几何学。1918年，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受聘为哈佛大学助教，担任奥斯古德（W. F. Osgood）教授的助手。随后，姜立夫在库利芝（J. L. Coolidge）教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非欧几里得空间直线球面变换法》，内容是用代数和微分几何方法来讨论射影空间的直线和非欧空间的球面之间的一宗对应关系，论文署名为Chan－Chan Tsoo（姜蒋佐）。1919年，年仅29岁的姜立夫获得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二位数学博士。2 中国高等数学教育的开拓者中国的高等数学教育开始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首创数学门，1919年改称数学系，是中国第一个数学系。20年代，高等数学教育逐步进入较为蓬勃的创业时期，国内各主要大学先后建起了数学系。从无到有，开拓者的辛劳与业绩在姜立夫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姜立夫是现代数学在中国最早而最卓有成效的播种人之一。早在1915年他就立志把现代数学移植到中国来，把在国内建立一支现代数学队伍作为自己最根本的任务。1919年，在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姜义夫放弃美国优越的研究环境，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在回国前夕，他接受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1920年，他创办了南开大学数学系（当时称算学系），这是中国第二个数学系。建系之初的四年中，姜立夫是唯一的教师，他一面处理各种行政事务，一面每学期同时开几门课程，其中包括高等微积分、立体解析几何、投影几何（即射影几何）、复变函数论、高等代数、维空间几何、微分几何、非欧几何等，此外还要承担理学院的公共数学课（初等和高等微积分）。后来他回忆说：“一人包一个系，我感到吃力。”尽管如此，他的课却始终保持着很高的质量。1924年，刘晋年作为南开大学算学系的第一个毕业生留校为助教。1925年，钱宝琮来校任教（到1927年止），姜立夫一人办系的局面才开始改观。但在较长时间里，最主要的数学课程还是由他担任。姜立夫是一位高明的教师，讲课逻辑严谨，分析周密，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学识渊博，又专攻几何，常能将严格的形式推理与鲜明的几何直观相结合，启发学生深入思考。他曾从德国购置了一整套数学模型教具，以加强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详尽的备课使他的讲解井然有序，他的板书和图形非常清晰，对板面安排乃至粉笔颜色都经过周密设计，能使学生耳目并用，达到最佳效果。他选用的数学符号也经过周详的考虑，系统性很强，便于学生“顾名思义”。南开大学原副校长、著名教育家吴大任是当时姜立夫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每每回忆恩师便赞不绝口：“姜立夫就像一个熟悉地理的向导，引导学生寻幽探胜，使你有时似在峰回路转之中，忽而又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从不感到疲劳。”吴大任觉得“听姜立夫讲课是一种少有的享受”。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让姜立夫的教学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与姜立夫十分重视教学方法不无关系。姜立夫在授课中强调循序渐进，注重启发学生积极主动去思考。在讲授微积分时，他首先要求学生正确掌握极限的方法；当讲授到复变函数论时，他又会让学生先阐释自己理解的极限定义，再在此基础上引申到新的概念和表述方式，这样，学生才能对新知识有深入的理解。姜立夫认为做课外练习是学好数学的重要环节，每堂课后必留习题，并要求学生一律用方格纸做题，以便于绘图和书写清晰，在下一节课上对习题作必要的分析。这种做法尤其使低年级学生养成良好的学风。对于高年级的选修课，他采用多种灵活的教学与考核方式，如根据学生情况分别为他们指定阅读文献，再由学生轮流报告；当没有现成教材时，他每讲完一章常以检查每个学生整理的笔记作为考核。姜立夫这套教学方法，使学生接受系统而严格的训练，许多学生日后走向教学岗位，也都继承了姜立夫的教学风格。在抗战时期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而成，名师云集，教学方法各异。据联大数学系学生回忆说：“我总的印象是北大教师开课认真，基本上都是用心备课的。江泽涵先生与程毓淮先生就是典型的代表。清华的教师属于开放型的较多，讲课随便一些，备课差一些，但也是很有启发性的。如华罗庚先生给我们讲近世代数的时候，有几次因为在定理推导过程中出现错误，被挂在黑板上，讲不下去……南开数学系教师教学态度一贯认真，这是公认的“姜老夫子”（姜立夫）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创办南开数学系后的历史传统。例如，刘晋年先生来自南开，他在教学上备课认真、讲课精细的风格，就反映了南开传统的一个方面。”姜立夫的教学风格，也影响及于外校。1931年，江泽涵从美国学成回国，在北京大学数学系担任教授。当时北大数学系对学生要求不严，成绩考核很不认真。江泽涵是专攻拓扑学的，对如何开展教学有顾虑，他向恩师姜立夫讨教。姜立夫给他指点说，等有了经过严格训练的高年级学生时，才可以教拓扑学，切不可以在沙滩上筑大厦。姜立夫还建议他从低年级课程教起，并随班前进，以便让学生受到严格训练。江泽涵按照姜立夫的教学模式，从严要求学生。坚持二三年后，取得了良好效果。1935年，江泽涵接任北大数学系系主任后，姜立夫让美国回来的申又枨到北大协助江的工作。江泽涵感动地说：“正是姜老夫子让北大教学改革。”姜立夫教学上一丝不苟、法度严谨，但在生活中却关爱学生，注意人才的挖掘和培养，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大批的数学人才脱颖而出。比如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陈省身，在南开读大二时，姜立夫就让他当自己的助手，协助批改作业，并支付报酬，让他既有收入，又能提高数学水平，实在用心良苦。后来陈省身成名后，总不忘提及姜立夫对他的提携之恩，他曾说：“我从事于几何大都得益于我的大学老师姜立夫博士。”为了让中国的数学更快地发展，姜立夫提倡和鼓励师生间或校际间开展学术交流。1926年，当南开大学数学系走入正轨，姜立夫便率学生江泽涵赴厦门大学讲学一年。他对厦门大学寄予厚望，在和朋友交谈中，时常提到如何把厦门大学办成南方的一个教学和科研中心。他为厦门大学算学系制订教学计划，大量购置图书，使该系气象一新。1949年，姜立夫创办了岭南大学数学系，50年代又参与筹办中山大学数学系。每到一处，他都从最基本的建设做起，从教学计划、教学方法、管理制度，到教师的延聘与数学书刊资料的搜集，无一不凝聚着他的心血。为使教学和研究有必需的资料借鉴，姜立夫始终十分注意数学图书和期刊的选购与积累。在南开大学，他从无到有购置了成套的重要数学期刊和丛书，一些著名数学家的论文集，以及为数不少的绝版图书，其数量之丰与质量之高都是国内少有的。1932年，德国数学家E.施佩纳（Sperner）到北京大学讲学，当他在南开大学见到这批书刊时也不禁颇为称羡。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国境遭到日本侵略军封锁、外汇又极度缺乏，从而导致科技资料奇缺的那个年代，他为南开大学购置的这些书刊大半运抵昆明，对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的教学与科研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厦门大学、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执教时，姜立夫也为数学书刊的订购煞费苦心。按他的学生吴大任的说法，这已经成为姜立夫的一种嗜好。他到岭南大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图书馆整理数学书籍，随后就为学校订购和补齐了许多套重要的数学期刊。在中山大学，他二十年如一日为图书馆提供专业咨询。“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美国出版的《数学评论》将遭削减时，他大声疾呼：“停订《数学评论》就等于砍掉数学系！”由于他的坚持，终于使中山大学完整无缺地保有了这套重要的数学信息杂志。姜立夫积极主张数学的国际交流，除鼓励学生出国留学、翻译国外优秀数学图书外，还力促邀请外国数学家来华讲学。在他的推动下，30年代北京大学接连聘请德国数学家布拉施克（W. Blaschke）、施佩纳、美国数学家奥斯古德到校讲学，促成后来陈省身、吴大任、张禾瑞等先后留学德国，对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47年，中央研究院与教育部欲合聘著名数学家外尔（H. Weyl）来华讲学，当时姜立夫在美国曾极力促成此事，惜后来因其他变故未能成行。姜立夫的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仅在他早年的学生中就出现了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枨、吴太任、陈省身、孙本旺等优秀数学家。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姜立夫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3 风雨“联大”，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1937年，日军侵华，国土沦陷，国民政府将北方各大学南迁，其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姜立夫因夫人分娩期近，没有随同南开师生离开，暂时停留在天津陪夫人待产。9月份，年近半百的姜立夫喜获麟儿，姜立夫给儿子取名“伯驹”。1938年8月，北方局势恶化，姜立夫举家迁往上海。11月，姜立夫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仲騄”。此时西南联合大学希望姜立夫早日回校，而姜立夫也牵挂着南开师生，他把新婚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两个儿子留在上海，自己独身前往联大。此一别，夫妻八年不能相见，直至抗战胜利后，姜立夫一家才在上海团聚。在人才济济的联大数学系，学生最爱戴的“数学三老”——姜立夫先生、杨武之先生（杨振宁之父）、江泽涵先生，他们以育才事业为重，精诚合作。姜立夫虽已年过半百，仍与年轻的教师教同样份量的课，并继续从事圆素（球素）几何的研究。在西南联大，他主要从事两项重要的活动，一是成立“新中国数学会”。二是受命担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在姜立夫一生的业绩中，对中国现代数学事业影响最深远的，当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筹建。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因国内现代数学研究基础薄弱，当时未能成立数学研究所。其后，由于冯祖荀、姜立夫、郑之蕃、熊庆来、陈建功、苏步青、江泽涵等数学家的艰苦创业，以各大学数学系为基地，研究队伍初步形成，新生力量逐渐崛起。到30年代中后期，一些研究领域已为国际数学界所瞩目。1940年底，中央研究院拟增设数学研究所，聘姜立夫为筹备处主任。当时他患病已久，“十二指肠内有疮，年来时发时愈，医生谆嘱节食静养，教课之外，不许旁鹜”（姜立夫，致傅斯年的信，1940年12月25日）。但是，为了现代数学在中国的发展，他毅然受此重任。1941年3月，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通过，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在昆明成立，姜立夫满腔热情地投入了筹建工作。数学所筹建之初，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姜立夫眼前的局面是：国内研究力量依然不足，较有声望又具研究能力的学者均被各大学倚为柱石，难以延聘；连年战争，国力衰竭，缺少研究经费，购置外文资料所急需的外汇更是难以筹措；资料奇缺，为研究工作所必备的外文数学期刊在国内已断档数年，因国境遭日本侵略军封锁而难以运入。姜立夫认为：“算所工作之目标，在求学术上有价值之贡献，冀可提高我国之国际地位，余事均属次要”（姜立夫，致傅斯年的信，1940年12月25日）。为实现这一目标，在接受筹建任务之初，他对数学所研究人员的延聘、研究工作的开展、图书资料的积累、经费的筹措、机构的建设乃至所址的选取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思考与论证，并马上以极大的精力着手克服面临的困难。陈省身先生在《立夫师在昆明》一文中指出：在数学所的筹备过程中，姜立夫“洞鉴了当时中国数学界的情形，只求切实工作，未尝躁进，树立了模范”。姜立夫深知图书资料对开展数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数学所筹备之初，他对此就反复加以强调，并尽一切努力进行积累。他指出：“算学研究首赖图书，国内各大学各图书馆对此项设备瞠乎人后，间有留心采访略具胚芽者，抗战以来，复受摧残，故本所筹备处之首要任务在于搜买欧美各国之专门期刊与专家著述。”1941年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曾建议，评议会通过增设数学所的决议之后，该所即为正式成立。姜立夫则认为：“设所不能无屋，有屋不能无书。在他科犹有国内出版之零星著译、调查报告，可填书架，算学并此无有。需要最切之新出期刊，在现时国内各大学各图书馆亦俱残阙不齐，逾期未到。苟非自备，且亦无从借贷。闭门造车，非不可为，斧凿不备，谁尸其咎。值此时局非常，谈不到‘规模’，然亦不可仅租空屋数椽，便请研究员到所工作。故正式成立之期，至早须在第一批书籍收到之后，此点对于所之前途，关系甚大，敬求先生谅解，重加考虑，不胜感幸。”这一看法得到了傅斯年、继任总干事叶企孙、院长朱家骅的赞同。由于经费短缺和日本侵略军的封锁，姜立夫只好把必购图书期刊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充分利用西南联合大学所集中的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三校图书。对于最急需的书刊，他曾希望部分航空、部分取道缅甸、印度运入，但因战局变化，这些图书直到1946年才陆续运抵，使他屡屡引为憾事。对于数学所组织机构的建设乃至所址的选择，姜立夫都曾详加考虑，并注意吸取中央研究院各所与各国数学所的办所经验。他在1940年12月25日致傅斯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关于经费。……立对于此等事，素不关心，全无经验，但院内现有各所之经费支配情形，必多可资借镜者，尚望先生详以教我。”“先生办理历史语言研究所多年，成绩昭彰，经验丰富，务希惠加指示，俾得有所遵循。全院规程、各所组织以及关于人事、经费种种报告，亦希检寄全份，以备参考。”“算学研究所之设立，在他国大都附属于大学之内，其单独设所最有成绩者，当推美国之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然亦与Princeton University合作，盖一方面可以调剂研究员之生活兴趣，一方面又与优秀青年不致失去联络，易收切磋观摩之效。”1944年，华罗庚欲赴苏联考察和进修，姜立夫全力支持，并提出：“……苏联科学近年突飞猛进，对于研究机关之组织，研究人才之培养，处处可供吾人借镜。华君若于此时成行，不但在研究工作上可得许多方便，对于本院数学所之发展前途，裨益亦正不少。”（姜立夫，致朱家骅的信，1944年10月19日）对研究人员的延聘与研究工作的开展，姜立夫用心良苦。一方面，为了完成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对于研究员之延聘，宜特别注重研究能力，宁缺勿滥”（姜立夫，致傅斯年的信，1940年12月25日）。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算学人才最感缺乏，大学师资今尚不敷分配”（姜立夫，致傅斯年的信，1941年2月25日），因而提出了一系列协调办法。对于各大学所倚重的优秀数学家，“如浙大之苏步青，联大之江泽涵、陈省身、华罗庚诸先生，皆当尽先罗致，能专任研究固佳，否则似可商同原校分期合聘”（姜立夫，致傅斯年的信，1940年12月25日），对于欲专聘的研究人员，“为合作或参考之便利，或可准其在规定时间内分赴适当之大学，从事研究或讲演，必使全国提倡算学研究之机关与从事算学研究之学者，互通声气，交受其益”（姜立夫，致傅斯年的信，1941年2月25日）。“绝对尊重研究成绩”（国立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报告，1942年3月）和“与各大学打成一片，而非与各大学争才”（姜立夫，致朱家骅的信，1946年3月5日）。这是姜立夫在选聘人员时始终遵循的原则。这种从全局出发、由长远利益着眼的精神，对数学研究所的发展与国内数学人才的培植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本着这一精神，1941年到1943年，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延骋了6位兼任研究员，他们是苏步青、陈建功、江泽涵、陈省身、华罗庚、姜立夫；完成论文41篇，其中大半已为国外10余种数学杂志所发表或接受发表。姜立夫满意地指出：“数学所虽未成立，已有成熟之作品与国际数学界相周旋。遭时多艰，有此表现，前途未可限量。”（国立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报告，1941—1943年）1944年又延聘许宝騄、李华宗为兼任研究员。在这一年度，8位兼任研究员共完成论文30篇，“对于所研究之问题，俱能创立崭新之方法，探得珍贵之结果”（国立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报告，1944年3月—1945年2月）。在下一年度，上述8人又完成论文21篇。1947年7月，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在上海正式成立。到1948年，国内最优秀的数学家，或专任、或兼任，已尽可能延聘到所，除以上8人外，尚有王福春（1947年9月病故）、段学复、周炜良、胡世桢、王宪钟等，共在国内外（主要在国外）各主要数学刊物上发表了近200篇学术论文，有计划地在数论、群论、级数论、自守函数、多元空间、矩阵几何、曲线论、微分几何、拓扑学、数理统计等研究领域展开了研究，一些领域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以国内原有的研究基础和力量而论，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4 为中国现代数学词汇体系奠基中国数学历史悠久，数学词汇自成体系，但基本上限于初等数学范围，以现代观点看也不够完备。17世纪初，西方初等数学传入中国，19世纪中叶以后，高等数学也较为系统的传入。在此期间，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李善兰（1811—1882）、华蘅芳（1833—1902）等中国数学家为创设一套准确、恰当的数学译名做出了重要贡献。清末民初，渐有以数学为专业的留学生回国。1918年，胡明复的博士论文《具有边界条件的线性积分-微分方程》发表于《美国数学会会刊》，标志着中国数学开始汇入现代数学的洪流。随着学成归来的留学生逐渐增多，许多现代数学内容与分支被介绍到中国。由于时代的变迁与数学的发展，一些旧译名已显得不够妥当，且原有译名在数量及范围上早已不敷于用。此外，由于“译界不相联络，所译名词，人各不同”（蔡元培，《医学名词汇编》序，1931年），使现代数学的准确理解与有效传播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制订一套准确而统一的中国现代数学词汇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姜立夫与胡明复共同领导了这项意义深远的工作。1918年，以原医学名词审查会为基础，由教育部及各学术团体派代表参加，成立了科学名词审查会，领导与组织科学词汇的审定。1923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开始审查数学名词。在此之前，推定中国科学社提出名词草案，该社则委托姜立夫与胡明复起草。第一次审查本包括普通名词、算术与数论、代数学、微积分学、函数论等方面的词汇，刊有单行本，其中所列审查员名单有姜立夫（主席）、何鲁（书记）、胡明复、段调元、段育华、顾珊臣、周剑虎、吴广涵、胡敦复、吴在渊等。编者在其“例言”中指出，这些数学词汇的确定，是“以‘意义准确’，‘避歧义’与‘有系统’为原则；以旧译名与日名（指日本数学名词——本文作者注）为根据。凡旧译与日名之能合上之原则者，择一用之；其不合者，酌改或重拟”（转引自《算学名词汇编》，科学名词审查会编印，1938年）。本着上述原则，姜立夫与胡明复为制定词汇草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不仅对所收入的7000多数学词汇全部给出中英文对照，而且尽可能同时给出相应的法文、德文和日文。草案选用词汇广泛而不生僻，博取古籍和各国之长而自成体系，其审定原则也颇为精当，“例言”中特别举例说明这些原则：“‘虚’，‘实’，‘复’，‘整’，‘分’，‘常’，‘变’，‘全’，‘偏’等字，类皆有专用之义，他处均避之。”“‘次’，‘级’二字，又‘叙列’，‘级数’，‘连级数’三名词，世多混用，即西文原名亦然。今特分别指定，不予通融。”“‘无限’，‘无穷’，‘无尽’三字用法各异。如此之例尚多，不具举。”由于他们的工作极为审慎、周密，所选用和拟订的词汇大都十分准确。科学名词审查会和中国科学社对上述数学词汇的审查持续了8年之久，分4次审查完毕（1923年7月，1924年7月，1925年7月，1931年7月）。每次审查前先将相应部分编印成册，通过审查后则陆续发表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上。1927年6月，胡明复不幸溺水逝世，以后的起草工作就由姜立夫完成。为了便于整理和进一步修订，他将全部词汇制成卡片，可惜由于人力不足，补齐法、德、日文词汇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1931年全部数学词汇审查完毕，1938年以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名义正式出版，定名为《算学名词汇编》。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数学词汇。曹惠群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到，书成之后，原拟请姜立夫作序，但他谦逊固辞。这部数学词汇虽然只限于纯粹数学方面最基本的内容，却已构成今日整个数学词汇的基础。1938年以后的20余年间，数学词汇曾几度补充修订，姜立夫都是重要的参与者。蔡元培在《医学名词汇编》序言中曾写道：“科学愈精深，名词愈繁复。吾国研治科学稍后，势须畅外释籍以为基础；惜译界不相联络，所译名词，人各不同。整齐而划一之，其功至矩……盖以纷纭庞杂之各科学名词，欲使之同条共贯，引用便利，绝非一手足一朝夕之事……”中国现代数学词汇体系的确立，“其功至矩”，姜立夫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无愧为其主要奠基人之一。5 学术研究姜立夫的学术生涯开始于综合几何的研究。1919年5月，他在美国数学家库利芝（J.L.Coolidge，1873—1954）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非欧几里得直线球面变换法》，用代数方法和微分几何方法讨论了射影空间的直线与非欧空间的球面之间的一种一一对应关系，获得了丰富的结果。从40年代起，姜立夫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圆素与球素几何学，逐步整理出一套以二阶对称方阵作为圆的坐标，以二阶埃尔米特（Hermite）方阵作为球的坐标的新方法。他在《科学记录》I（1945）上发表的论文《圆和球的矩阵理论》就是对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总结。从1946年7月开始，姜立夫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继续研究这一课题，“利用国内尚未经见之图书，整理多年不愿发表之积稿”（姜立夫，致朱家骅的信，1947年2月14日）。1948年秋，他还在南开大学作了几次有关这一课题的学术报告。50年代以后，姜立夫以较多精力整理并发展他创建的圆素与球素几何的矩阵理论。1954年，他在中山大学科学讨论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圆素几何的新面貌》的报告。他用二阶对称方阵代表平面上的拉盖尔（Laguerre）圆（即有向圆和点圆），用二阶埃尔米特（Hermite）方阵代表空间的拉盖尔球（即有向球和点球），再用相应的2×4矩阵作为李（Lie）圆（即拉盖尔圆和有向直线以及无穷远点圆）和李球（即拉盖尔球和有向平面以及无穷远点球）的齐次坐标，于是对应于点素平面和点素空间的射影群、仿射群和欧氏群，就有圆素平面和球素空间的辛变换群及其相应的子群。这样，经典圆素与球素几何就获得新的面貌，并有新的发展前景。对于这一课题，在他的遗稿中有一个长远计划：第一阶段：对称方阵与埃尔米特方阵（圆与球，超圆与超球），辛群变换论（麦比乌斯（Mobius）群，拉盖尔群，李群），用方阵代数来研讨辛群几何学。第二阶段：辛群曲线与曲面论等（圆列、圆汇、球列、球汇、球丛），用活动标架法来发展辛群几何学（伪欧氏空间的微分几何）。第三阶段：辛群联络空间（麦比乌斯联络空间，拉盖尔联络空间，李联络空间）。用外微分法来推广黎曼（Riemann）几何学与非黎曼几何学。这个计划的目标不仅在于改造经典的圆素与球素几何学，使之具有新的形式，还在于运用现代方法去发展它，使之与现代几何合流。应该指出，姜立夫很早就注意到圆素与球素几何与物理学和近代数学其他分支的密切关系，因而上述改造和发展都以实际对象为基础，不追求过分抽象的推广。这体现了他一贯务实的治学精神。姜立夫晚年治学不倦，指导他的学生得到了属于第一、第二阶段计划中的一些结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这一有价值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近年来他的学生们又在这一领域获得了许多新的结果。6 为数学事业鞠躬尽瘁姜立夫为人豁达敦厚，凡事以发展中国的数学事业为重，不辞辛劳，不计个人名利，不遗余力地造就和提携数学人才，深为学界所称道。他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倾心培养，对并无师生关系的后起之秀，同样尽可能地提供帮助，1947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陈省身在“中央研究院数理组院士候选人提名表”中对姜立夫作了如下评价：“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国内知名筹（按：应为畴）人，多出其门。”多年之后，他又在《立夫师在昆明》一文中说：“姜先生知识广博，见事清楚，律己严格，足为后学者的模范。记得胡适曾有一文说姜先生是当代的圣人（他列举的人中还有一位是张元济先生），我十分同意。”20年代末，苏步青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读研究生时，曾用英文名发表了几篇论文，姜立夫读后知道作者是中国的有为青年学者，便向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推荐，其时他们二人并不认识。当苏步青决定去浙江大学时，姜立夫也已收到浙江大学聘书，连教材都已备好，但为了让苏步青充分发挥作用，他毅然辞去了浙江大学的聘任。后来两人相遇，苏步青知道了其中原委，不禁深为感动。为使中国数学尽快进入世界数学主流，姜立夫总是想方设法支持青年学者出国进修或访问，其中尤以促成华罗庚出访苏联、美国一事最为人称许。40年代苏联是解析数论的一个研究中心。1944年华罗庚计划赴苏联考察，但时局艰难，经费无着。为此，姜立夫多次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反复申明华罗庚数学工作的重要性及派其出访的必要性，他在函中指出，“华君天才卓越，成绩斐然”（致朱家骅的信，1944年10月19日），“近年由堆垒数论，一转而入自守函数，再转而入方阵几何，湛思积悟，创获更多，无如战时交通梗阻，国内工具缺乏，深以闭门造车、事倍功半为苦……鄙意拟请先生特别设法，派遣华君赴苏考察一年，庶使华君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本处筹备设施亦得多所取法。是华君个人之幸，亦即国家学术之幸”（致朱家骅的信，1944年11月11日）。其后，因苏联方面长期拖延，姜立夫又转而推荐华罗庚改派赴美。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华罗庚最终于1946年先后赴苏、美访问。在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所的过程中，姜立夫由全局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得失，让贤陈省身，更是学界一段佳话。中央研究院在酝酿建所时，早已议定姜立夫为将来的所长。1941年2月17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在致姜立夫的信中写道：“此学为一切科学之本，本院成立15年，尚于此无所尽力，以难得其人故也。全蒙先生不弃，实本院之荣幸，欣喜无极。将来此所成立，自非先生主持无以成丰长之进步，此节请万勿谦抑，今即作为定论也。”据“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一次年会纪录”（1941年3月13—15日）载：“本院增设数学研究所，请姜立夫先生任所长。”姜立夫则另有考虑，在受命任筹备处主任之前即说明：“至于筹备处主任一节，则系临时性质，既承雅命，义不容辞，自当竭蹶从事，勉襄盛举”，至于“所长之职，于立（按：姜立夫自称）实不相宜”（致傅斯年的信，1940年12月25日）。他还恳切地说明了理由：自己身体不好，难以专心学术，且不谙行政，又为南开大学所倚重，不忍贸然离去。1947年，数学所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已为之付出多年努力的姜立夫从美国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1947年2月14日），郑重提议：“请任命陈省身先生为第一任所长。忆立受命之始，早经声明不为所长……代理主任陈省身志趣纯洁，干练有为，与全院新旧同人相处融洽，其学业成就尤为超卓，所发表之论文能以少许胜人多许，所研究之问题极为重要，所得之结果饶有价值，不但美国数学家一致推重，所见欧陆当世大师亦复交口称许。本院数学所长之选，宜推省身第一。况研究所初告成立，需要创造之精神，需要推动之力量，是皆立之所短，而为省身所长，故请毅然加以任命，以利所务之进行。”朱家骅立即复函（1947年3月6日）称：“所长一席，非兄莫属，万祈切勿谦让。成立时决发表先生为所长，并同时发表陈省身先生为代理所长，在台端未返国以前，即由彼代理。”这段往事屡为前辈数学家提及，但多语焉不详，有关细节是在80年代末查阅档案时才发现的。如今重读姜立夫的肺腑之言，愈见其胸襟坦荡，远见卓识。姜立夫一生淡泊名利，廉洁自守。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之初，他毅然退回了丰厚的筹备处主任薪金，并建议“主任与秘书均定为不支薪之名誉职，其余事务员等一切从简，所省经费全为购书之用”（致傅斯年的信，1941年2月25日）。据陈省身回忆，筹备期间，研究人员均为兼任，均不支薪。从筹备之初到建所之后，专职行政人员始终只有一位管理员。1946年5月，姜立夫奉派赴美国进修。在回顾几年来的筹备工作时他说：“自受筹备之命，迄立出国之日，为时五年，国境方被封锁，无法打破，现实蹉跎岁月，深惭无功。惟是五年之中，未尝浪费一钱、滥用一人，幸亦得免于罪。”（致朱家骅的信，1947年2月14日）1950年，他还向中国科学院移交了中央研究院数学所的一笔鲜为人知的外汇余款。由于长期从事中国数学教育与研究事业的开创和领导工作，姜立夫长期搁置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早在1926年在厦门大学执教时，他就曾对当时在身边做助教的江泽涵说：“前此数年，我把全部精力用来教书、教学生，此后我也要继续研究，教自己了。”但是，在以后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他始终是教人先于“教己”。在中山大学时，他年事已高，但晚上为学生补课却风雨无阻。1955年冬在一次讲课中他因心肌梗塞而晕倒，从此学校不再安排他课堂教学，但他很快就在家里挂起黑板，组织讨论班，与中青年教师、研究生和进修教师一起，边读书边研究，还从事数学图书的翻译，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纵观姜立夫的一生，虽学术著作不多，但他为中国现代数学事业所作出的广泛而卓越的贡献，将会永留史册。本文转载自《南开校友》。特 别 提 示1. 进入『返朴』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精品专栏“，可查阅不同主题系列科普文章。2. 『返朴』开通了按月检索文章功能。关注公众号，回复四位数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获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类推。《返朴》，科学家领航的好科普。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文小刚与生物学家颜宁共同出任总编辑，与数十位不同领域一流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一起，与你共同求索。关注《返朴》（微信号：fanpu2019）参与更多讨论。二次转载或合作请联系fanpusci@163.com。

陈景润，是世界数学领域的精英。我们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陈景润，是因为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成果遥遥领先。他的代表作是陈氏定理：《大偶数表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2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陈景润在数学领域是拔尖的，是个天才，他高中没毕业就考进厦门大学。但是他的智商虽然很高，但是情商就不一定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代伟大数学家陈景润，在成才之路上遇到的尴尬事。1953年秋天，陈景润凭借优异的成绩从厦门大学毕业，当时的大学还是包分配的，他被分到了北京一所中学当老师。这个工作对陈景润来说，就是一个比哥德巴赫猜想还要巨大的挑战。因为他相当不善言辞、实在过于内向腼腆。一开始，同学们对于这位高材生老师抱有很崇敬的心理，随着陈景润走向讲台，同学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陈景润站在讲台前，看着下面的学生，看着他们求知的眼睛。陈景润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大脑一片空白，就连想好的开场词都忘了。他呆呆地站着，很久过后听到同学们开始议论纷纷，才恍然如梦地拿起粉笔开始往黑板上写题目，一接触到数学题，他的内心忽然就平静下来，一边写一边开始讲题。杨乐、张广厚、华罗庚和陈景润面对着黑板，陈景润不紧张了，同学们很快被吸引住，可是老师总不能一直把黑板当成学生。只要是面对黑板，陈景润就能够说得很流畅，但是一旦转过脸来面对学生，他的舌头就开始打结了。学生们议论起来，他们第一次看到这种连话都说不好的老师，同学越议论，陈景润越紧张，一片混乱之中，他终于结束了第一堂课，心情阴郁的回到了办公室。学生给学校提了很多意见，最后情况还反映到校长那里。按照校长的建议，数学组长陪同陈景润逐一去听听其他老师的课，但是陈景润的缺点不是在于专业上，而是在于他太过内向了。旁听了一周，又开了个会，很快他又回到了讲台。他硬着头皮，强打着精神登上讲台，但面对学生的时候，神情又不自然起来。同学们看着老师别扭的举止，听着结结巴巴的讲课。课堂纪律一塌糊涂，作为一个老师，没有比这更糟的了。陈景润分明看到了学生们对自己的不屑一顾，分明听到了不满和责骂。家长找到学校要求调班或者要求换老师，陈景润尴尬极了，不知如何解脱。教师是一个让人尊敬的职业，却成了陈景润的痛苦来源。他开始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几天时间就瘦了一圈，身体本就不好，再加上心里压力过大，终于病倒了。之后的一年内，更是从医院进进出出，经常请假。学校准备辞退陈景润。王亚南教授，是陈景润母校厦门大学的校长，他来到北京，参加教育部的会议。王亚南教授见到了陈景润任教中学的校长。这个校长见到王教授，就开始抱怨：“这么著名的厦门大学竟然培养出一个连讲台都上不了的老师”，王亚南非常惊讶，问了下才知道是得意门生陈景润。王亚南说：“不可能吧，陈景润是我们学校最好的毕业生啊，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实不相瞒，陈景润的教学确实是一塌糊涂，而且他一讲课就要生病，经常住院，三天两头请假，经常不上班，这样的老师，我们实在没办法让他继续任教，也没有合适的岗位适合他。”王亚南王亚南听说自己的得意门生要被扫地出门，实在无法接受。下午会议结束后，王亚南邀请中学校长一同去医院看一下陈景润。王亚南到医院，看到陈景润正捧着一本书，仔细的看着，抬头看到校长赶紧把书收了起来。望着陈景润，王亚男教授发现，仅仅一年时间，他瘦的连脸上的颧骨都突出来了。王亚南感到心里很酸，拿起陈景润看的书是《堆垒素数论》，他问：“这么一本深奥的数学书，你能看得懂吗？”一说到数学，陈景润就来精神了，他说：“有些看得懂，有些看不懂，但我相信用不了太长的时间，我就能全部读懂它。”就这样，陈景润在校长的安排下又重回母校，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同住的同事对陈景润说：“你已经毕业，又分配了工作，重回厦大，你既不是厦门大学的学生，又不是老师，总待在图书馆不好吧，应该去询问下校长怎么安置你，以防有的人说闲话。”刚巧王校长也正在考虑要将陈景润放在哪个位置，他始终觉得陈景润的数学天赋，是非常人所及的，这样的人做不好老师的工作实在情有可原，他的特长在研究上，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厦门大学图书馆的书籍非常丰富，各种各样，数量庞大，一排排数学书籍让陈景润移不开目光。趁着在图书馆工作的机会，他尽流连忘返，痴迷其中。读书的空闲，更加发自内心地感激王校长。不久，王校长来到图书馆看望陈景润，他悄悄地走到正在埋头苦读的陈景润身边。陈景润读得入神，丝毫都没有感觉到王校长站在了他的身后。一直等到陈景润看完了一章，准备拿起笔记笔记的时候，猛一抬头看到正在看着他的王亚南校长。慌忙站起来，红着脸说：“校长你安排我具体工作吧。”王校长微笑着把他按回座位意味深长地说：“你现在就在做着我给你安排的工作啊，不要辜负大家的希望，华罗庚也是从清华图书馆走出去的。”陈景润知晓了王亚南校长的用意，明白了他对自己的期望。不由得眼睛红了，心里暖暖的，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有番作为。厦门大学陈景润雕像陈景润这匹，被王亚南校长识得的“千里马”，迎接着饱含期望和信心的目光，在无边无际的数学旷野上奔腾。1957年10月，陈景润获得崇拜的前辈华罗庚的赏识，因而被安排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从此陈景润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数学领域上都做出了贡献。

本文转自【科技日报】；近日，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在怀柔区正式成立。这是在北京市政府支持下，北京市科委会同怀柔区牵头推进，依托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数学学科资源优势单位，由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领衔筹建的新型研发机构。 据了解，该研究院是北京布局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支撑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大战略安排，旨在落实国家基础研究战略部署，通过整合全球优势资源，搭建数学学科与产业应用连接的桥梁，为实现重大技术难题的突破提供有力支撑。 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介绍，经市政府批准，研究院定位为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由市政府支持建设，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哈佛大学数学系和物理系终身教授丘成桐出任研究院院长，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科院院士杨乐担任理事长。 据介绍，在研究方向方面，研究院明确“国家战略、世界一流、国际引领”的目标要求，瞄准前沿基础理论和关键工程技术等领域的战略需求，主要围绕数学物理与理论物理、材料科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图像科学、大尺度建模与计算、统计方法与数据科学等与数学相关的重大应用领域和研究方向，建设一流研发机构并集聚一流科研团队。 据介绍，在科研与产业结合方面，研究院致力于搭建数学研究与产业应用密切结合、数学家和企业家互动沟通的开放平台，畅通数学家与工程技术专家之间的沟通渠道，根据产业行业需求凝练形成应用数学主攻方向和关键科学问题，争取形成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丘成桐表示，将带领研究院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融合多元发展，努力提升北京在世界数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人民网北京6月13日电 6月12日，在北京市政府支持下，北京市科委会同怀柔区牵头推进，依托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数学学科资源优势单位，由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领衔筹建的新型研发机构——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在怀柔区正式成立。研究院是北京布局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支撑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大战略安排，旨在落实国家基础研究战略部署，通过整合全球优势资源，搭建数学学科与产业应用连接的桥梁，为实现重大技术难题的突破提供有力支撑。市科委主任许强介绍，经市政府批准，研究院定位为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由市政府支持建设，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哈佛大学数学系和物理系终身教授丘成桐出任研究院院长，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科院院士杨乐担任理事长。研究方向方面，研究院明确“国家战略、世界一流、国际引领”的目标要求，瞄准前沿基础理论和关键工程技术等领域的战略需求，主要围绕数学物理与理论物理、材料科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图像科学、大尺度建模与计算、统计方法与数据科学等与数学相关的重大应用领域和研究方向，建设一流新型研发机构和集聚一流科研团队。科研与产业结合方面，研究院致力于搭建数学研究与产业应用密切结合、数学家和企业家互动沟通的开放平台，畅通数学家与工程技术专家之间的沟通渠道，根据产业行业需求凝练形成应用数学主攻方向和关键科学问题，争取形成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性科学成果。丘成桐在致辞中对北京市政府关注基础科学、高精尖产业发展，积极为研究院组建营造良好环境的务实高效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带领研究院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融合多元发展，努力提升北京在世界数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当天，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与清华大学签署共建协议。双方将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移转化、体制机制探索、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合作，更好地发挥数学科学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和引领作用。研究院永久办公地落在怀柔区，将与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创新资源形成互动、互相促进。据了解，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建重大科技项目26个。这些项目将构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科教基础设施、交叉研究平台高效协同的支撑格局，怀柔正加快成为全国科技设施最密集、原始创新最前沿、国际特色最突出的区域之一。不仅如此，就在上个月，创业黑马科创加速总部基地、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科学城产业研究院、魏桥国科研究院、有色金属新材料科创园等一批创新主体在怀柔相继成立，科技创新生态加速集聚。“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成立，标志着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标志着百年科学城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必将为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注入强大动力。”怀柔区委书记、怀柔科学城党工委书记戴彬彬表示，将全力以赴服务保障研究院建设，及时帮助解决研究院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全方位打造一流的工作生活环境，促进院地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同时，将紧密对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需要，全面构建科技创新生态和新型城市形态，以突破科学城建设统领区域各类功能要素融合发展，努力为服务首都科创中心建设贡献怀柔力量。记者了解到，与其“国家战略、世界一流、国际引领”的目标相适应，研究院的规划建设理念同样先进。研究院选址北京金隅集团下属企业北京兴发水泥厂，占地面积2530.5亩，年产能100万吨。2015年6月，为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加快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落实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金隅集团主动提前将其关停。地处怀柔科学城北区，往南就是汇集着重大科技研发平台集群的核心区。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怀柔区与金隅集团密切对接，加快项目转型升级。“怀柔科学城要打造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与这个目标相匹配，我们进行了概念规划方案国际征集，选择国际知名、富有改造经验的设计团队，设计理念、设计方法等与世界高端研究机构比肩。以国际一流视角，综合调配多种设计手法，全方位全周期打造科学家园区。”金隅地产副总经理李海波介绍。据了解，项目规划厂区内现状主要为水泥厂生产用房及运输铁路，工业建筑风貌特色突出，有生料磨房、碎石库、烧成窑尾等大量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1.6万平方米。建筑规划设计充分尊重原水泥厂工业建筑整体风貌，遵循老式工业遗风，在充分满足使用功能的基础上，保留典型工业符号。最终确定了54处保留建筑，总建筑规模约7万平方米，并从立面、屋面材质、色调等多角度，采用素混凝土与红砖等原厂区典型符号，呼应园区历史遗迹及自然脉络；充分考虑保留现有火车轨道，并将其作为园区具有代表性的设计景观。不仅如此，项目远望河防口长城，总体规划形态及建筑单体设计注重与周边自然山体、景观环境的和谐统一。矿区还将全部还绿，依托山势进行恢复，打造立体式绿色空间。据悉，整体改造项目分为五个功能区，包括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综合管理服务区、高等研究院、专家工作室区、孵化器办公区，可容纳约5000人办公。其中，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主要建设教学科研区、科学大讲堂、实验室区、文体休闲区及其他基础设施，计划2021年底全部交付使用。未来，这里将以科技研发、应用研究、高精尖产业入园发展，实现产城融合与职住平衡为主导功能，建设以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为代表的高等研究机构聚集区，打造世界前沿的多功能科学园区，建设成为怀柔科学城“皇冠上的明珠”。(怀柔区供图)

中国科学院有很多下属研究生培养单位，从中国科学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科研和动手能力比较强，社会认可度也比较高，而且中国科学院毕业的硕士生继续读博的占很大比例（直博比例也比较高），如果你报考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基础课期间在北京国科大就读，研二回到报考的研究所，进行科研能力的培养。与高校硕士毕业生就业渠道不同的是，国科大学生毕业时，没有校园宣讲会，但是每个研究所在其所属的科研领域影响都比较大，所以国科大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很容易，优秀的毕业生甚至可以留所工作。一般在京的研究所，考研竞争比较激烈，京外的研究所相对容易被录取，想要从事科研工作的朋友要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合适的研究所。小编分享的调剂信息都是京外的研究所，调剂竞争也比较大，但是大家要勇敢尝试，争取今年上岸。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拟接收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术型硕士、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硕士的调剂考生参加复试。由于小编找到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接收调剂的信息比较晚，报名时间有点紧张，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在4月20号发布调剂公告，4月30号下午17点截止报名，有调剂意向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一．调剂专业及分数线：0810信息与通信工程、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25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术型硕士）调剂要求：1. 总分及单科均符合我单位要求；2. 原报考专业必须与拟申请调剂专业相近、原报考类别必须为学术型硕士。3. 初试考试科目中英语、数学必须为英语一、数学一，专业课相近。0854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型硕士）调剂要求：1. 总分及单科分数均符合我单位要求；2. 原报考专业必须与拟申请调剂专业相近、原报考类别不限（学硕、专硕均可）。3. 初试考试科目中英语、数学必须为英语一、数学一，专业课相同或相近。报名截止时间为：4月30日（周四）下午17：00，逾期不再受理。另：我单位有若干与上海科技大学联合培养名额，考生若有意报考，总分及单科均符合上海科技大学的要求，登陆上海科技大学招生网查询、报名。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今年有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调剂名额，虽然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地甘肃属于B类，但是中科院下属研究所由国科大进行统一学籍管理，所以调剂分数要求也是按A类的分数线接收调剂生。如果一志愿报告国科大，报考单位也应该选择北京的国科大，然后再选择下属的研究所。申请条件：1. 申请调剂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2. 初试科目与申请调剂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虽然新疆天文台接收的调剂专业为天体物理”及“天文技术与方法”专业，但是对考生的本科所学专业要求比较宽泛，如果有同学对自己本科专业不感兴趣，可以考虑未来从事天文研究工作。（一）调剂需求2020年接收调剂专业为“天体物理”及“天文技术与方法”专业学术型研究生、，适合天文、物理、数学、化学、光学、机械、微电子、计算机、信息、自动控制等专业毕业生报考。（二）申请条件申请调整考生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1.学术型硕士考生。2.符合中国科学院大学规定的硕士研究生招生报考条件。3.初试考试科目与所要调剂专业科目相同或相近。4.初试各科分数及总分须达到A区理学国家分数线要求。5.同等条件下，英语成绩优秀或有软件编程特长者优先考虑。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重点培养新疆城镇生态建设与工矿区生态修复、干旱区污染修复与废弃物利用、干旱区生物多样性保育与流域生态农业模式、特殊功能基因发掘与新品种培育、新疆自然灾害预警与应急管理五个研究方向。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今年有调剂名额，相对而言考生竞争比较小，上岸成功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的。接收调剂专业：生态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资源与环境、生物与医药等专业的调剂考生。3. 申请调剂的考生须在调剂系统开通后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填报调剂信息，报考单位选择“14430 中国科学院大学”，院系选择“102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也非常不错，接收调剂的部分专业比较冷门，不过如果有符合调剂条件的考生，调剂时遇到的竞争就会比较少，调剂成功的可能会比较大。一、复试分数线二、专业硕士调剂要求1、达到我所复试分数线的考生。2、初试报考专业或报考专业的研究方向是地质类。3、初试第三单元考试科目为统考数学一或者数学二。4、初试第二单元考试科目为英语一或者英语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长春光机所主要研究方向是发光学、应用光学、光学工程、精密机械与仪器的研发生产，先后参加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等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吉林地区近年来流失的人才比较多，对长春光机所也有所影响，但是长春光机所总体的科研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拥有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两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符合调剂调剂条件的要抓住机会。2020年长春光机所预计在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学术型硕士）、电路与系统（学术型硕士）、电子信息（专业硕士）、机械（专业硕士）招收调剂考生。请相同或相近专业有意向调剂来长春光机所的考生登录我所研究生教育网主页右侧信息系统中的硕士研究生调剂申报系统填写申请信息。登录调剂申报系统时请使用IE浏览器，未按要求填报系统者不予受理。注意事项：一、考生的考试科目二应为英语一，考试科目三（业务课一）应为数学一。二、每人只能填报一个专业。三、调剂系统中所有项目均为必填项，没有的请填写“无”。四、考生需符合我所及中国科学院大学报考条件。五、个人照片无须上传。已提交调剂申请的考生无需再电话咨询。接收申请截止日期2020年4月30日。对于获得复试资格的考生，预计将在一周内电话或短信通知。

经常有同学问晓然菌，华罗庚算不算是民科，毕竟他一直都只有初中学历，大部分都是自学的，并没有接受过正宗的学院派教育。在这里，晓然菌只想说，在民科这个词还没有变成贬义之前，华罗庚是中国最伟大的民科，他是从民科卑微的学术地位上，一步步踏上了世界最顶尖数学家的行列中。他是当之无愧的数学大师，绝对不能用民科二字能去形容的。金坛 华罗庚纪念馆1910年，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如果说从小就可以看到这个孩子日后在学术上的巨大地位，唯一的不同就是他很爱看书，热爱动脑筋，时常因为思考事情而去把正常的事情耽误掉，次数一多，人们的印象里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个倔脾气，不达目的不罢休，天生的呆子相，所以人们又亲切地称他“罗呆子”。数学家 华罗庚1922年，华罗庚进入金坛初级中学，在这里，华罗庚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王维克，王老师发现了华罗庚在数学上的天赋，决心尽全力辅导他。其实以当时华罗庚的数学造诣，中学的书本早已满足不了他的要求。小华罗庚求知欲旺盛，可那个时候能找到一本像样的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别说是这种冷门的数学书籍了。王老师就想尽办法为小华罗庚物色了三本特别小书，一本几何学，一本代数学，还有一本仅仅50页的微积分学。就像拉马努金的那本“数学启蒙教材”一样，华罗庚如获至宝，挖地三尺般地钻研这三本“武功秘籍”，甚至倒背如流。小华罗庚得到的“武功秘籍”如果小华罗庚的求学生涯里一直能在这这样一位导师的辅导下进行下去，那么华罗庚应该会更早地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然而，那个年代，几乎就没有人家庭富足，求学无忧。小华罗庚的家庭条件极其一般，1925年，初中毕业之后，家里便再也负担不起小华罗庚的学业了。于是他在意料之中辍学了，回家帮自己的父亲打理杂货铺。谁也没想到，初中竟是华罗庚一生求学生涯的最高学历了，此后，华罗庚再也没有在学历问题上再进一步。然而，伟大的人必定会坚守他的伟大之处。虽然已经不在学校，但是绝对不意味着他不再学习。5年的时间里，他费尽千辛万苦，自学了高中乃至大学的全部数学课程。青年华罗庚的自学跟我们认为的自学可不一样，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如果可以自学去通过某些重要的考试，其实都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他的自学指的是，完全融会贯通，绝不仅仅只是可以通过考试那般简单。这5年的努力，没有白费，青年的华罗庚已经初露锋芒，并且很快得贵人相识。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 熊庆来1930年，青年华罗庚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重要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这是在当时中国不太繁荣的数学学术圈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们对华罗庚这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个年轻人，也引起了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决定突破常规也要把这个年轻人招来做研究，并且相信他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熊主任慧眼识珠，华罗庚从此到达了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一站。华罗庚做了清华大学的图书馆管理员，可别小看那个时代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这个岗位上真是卧虎藏龙，李大钊同志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毛主席年轻时候做过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图书馆一直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1933年，华罗庚又一次被破格提拔，做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助教。1936年，华罗庚受到数学家维纳的极力推荐进入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两年。这两年时间里，华罗庚把全部身心都放在学术上，他只在乎自己学到的是什么，从来不关心任何事情，包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剑桥大学学位证书。青年华罗庚一边学习，一边做研究，这段期间，大概发表了15篇分量极高的学术论文。有人评价，这里的每一篇论文都够得上剑桥大学博士的学位。然而，华罗庚并没有在这里耽误一点点时间，学成即归国。1937年，华罗庚回到清华，被聘为正教授，时年27岁，一直到1945年西南联大期间。想想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27岁都在做些什么。。。堆垒素数论 华罗庚著在艰苦的西南联大期间，华罗庚在一处几平米的吊脚楼上完成了自己第一步学术著作《堆垒素数论》。可能有些对数论有所了解的朋友都听说过这是名字。什么是对垒素数呢？堆垒数论，又称为加性数论，是关于所谓加性问题的一个数论分支，研究把整数分拆(或分解)为给定类型的被加数的问题。而堆垒素数论就是其中讨论素数的加法性质的内容。看到将一个整数分拆成几种形式的研究，是不是觉得有点眼熟？没错，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在世界数学史上有名的“中国解析数论学派”，就是华罗庚这里开始。后来，华老的学生陈景润把这本书当做圣经一般，把这本书看得深入骨髓，倒背如流，也为陈景润后面解决哥猜打下了坚实基础。数学家 陈景润1946年到1950年，华老先后到苏联和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并且收到了很多著名的高校的青睐，然后新中国成立之后，华老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先后创立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且接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1956年，华罗庚发表《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这一重要论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也成为华罗庚继《堆垒素数论》之后的又一杰作。华罗庚学术成就斐然，著作颇丰，然而他更关心的是能否把自己所学投入到生产建设上去。1966年前后，华罗庚开始不遗余力推广自己创立的“优选法”和“统筹法”。优选法（optimization method）以数学原理为指导，合理安排试验，以尽可能少的试验次数尽快找到生产和科学实验中最优方案的科学方法。即最优化方法。统筹法，又称网络计划法。它是以网络图反映、表达计划安排，据以选择最优工作方案，组织协调和控制生产（项目）的进度（时间）和费用（成本），使其达到预定目标，获得更佳经济效益的一种优化决策方法。优选法推广教材 华罗庚著你可能听说过这套在计划经济时代很著名的科学推广方法，事实证明，华老极力推广的这两套生产方法，的确在实际生产建设活动中发挥了巨大效果。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华老的贡献正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最好表现。华罗庚，陈景润，杨乐，张广厚心系祖国建设，当然也心系教育了。华老一生著作颇丰，也培养了许多数学家，我们最熟悉的陈景润也是华老不拘一格发现的人才，此外，像王元，陈景润、万哲先、陆启铿、龚升这些新中国有名的数学家也都是华老的得意门生。国立西南联大不仅对待自己学生尽心尽力，华老也为数学在我国人民中的科普行动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众所周知，数学不像物理天文等学科那样有些丰富的实验现象，可以通过观察去发现真理，数学要靠逻辑思考，要经过严密推理才能有成果。这些特性就注定着数学的科普工作很难做。华老写得了高深的学术专著，对于百姓喜闻乐见的数学科普读物也是手到擒来。在这里，我认为华老是中国第一位做数学科普的大师，同时这也是晓然菌做数学内容自媒体的远大目标。2006年，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了华老所著《从孙子的神机妙算谈起》，《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 》，影响深远。华老从来没有退休的想法。早在年轻时候，华老由于感染瘟疫，就造成左腿终身残疾。后来又在推广先进生产方法的积年劳累中一步步拖垮自己的身体，年纪上来之后，心肌梗塞时有发生。1985年6月12日，华老在日本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主题为《理论数学及其应用》的演讲时，由于突发急性心肌梗塞，于当晚逝世，享年75岁。华老终其一生，为国为民，不在乎自己的任何荣誉，即使身处高位，也谦卑待人。为学术，为学生，为国家，兢兢业业，不敢丝毫怠慢。暮年 华罗庚一生正统的学历仅有初中，但是却是毫无争议的数学大师。美国著名数学史家贝特曼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的院士”。无论从学术，人格上，华老都是无可挑剔的。在那样艰苦的年代里，如果没有那一代科学大师们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报效国家，我们不可能短时间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环境都要去感谢那些心系祖国的建设者们，相比于学术上的成就，更加让我们敬佩的正是这样的精神！

元旦第一天，中国科学院2021年院士增选工作正式启动，与往年不同的是，73个总名额中，将大幅提升新兴和交叉学科与数学领域的名额，其他学科相应减少，尤其是对于数学的重视是这次院士增选的一大亮点，预计至少增加2人以上。“大树成长营”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目前中科院院士按照学部来增选，包括数学物理学部、化学部、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地学部、信息技术科学部和技术科学部，其中将数学学科与物理合在一个学部，但长期以来，数学领域的院士相对较少。中科院院士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总名额在70位左右，从近三届数学领域的增选的院士来看，人数并不多。2019年共增选64名中科院院士，数学物理学部共11人，其中数学领域仅3人，分别是时年仅42岁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孙斌勇教授（目前已任职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叶向东教授和北京大学张继平教授，3人的领域都是基础数学。2017年增选了61名中科院院士，其中有4人来自数学领域，分别是清华大学王小云教授（基础数学）、首都师范大学方复全教授（数学）、还有两人来自计算数学领域，分别是南方科技大学汤涛教授和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陈志明教授。2015年新增选的61名院士中，数学物理学部仍为11人，数学领域也只有3人，分别是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江松教授（应用数学、计算数学）、北京大学张平文教授计算数学和香港大学莫毅明教授（数学）。也就是说，近三届中科院院士增选中，将近200名院士中中数学领域仅10人。统计数据还显示，设立“院士”70年来，到2019年，共产生出数学院士71人，其中在世的不到50人，即使是清华大学这样的顶尖名校也没有自己的专职数学院士（丘成桐教授为外籍院士）。一些高校直言，现在最缺的是数学院士，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了对数学领域不够重视外，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奖项也没有数学奖项，但事实上，数学在科研中是地位突出。数学是科学的皇后。数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重大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数学实力往往影响着国家实力。2018年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对数学、物理等重点基础学科给予更多倾斜”；2019年7月，多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数学科学研究的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强了对数学人才的培养。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说，“真正的核心科技是数学，芯片光砸钱不行，要砸（支持）数学家、物理学家等，我退休后想找一个好大学，学数学。”2020年下半年，任正非先后访问上海交大、复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就多次强调基础科研，其中数学是基础。随着数学院士增选受到关注，也将对高校科研、大学生培养乃至中小学数学教育，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那么，你认为数学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又如何加强呢？#中科院将卡脖子清单列为任务#

林群在与学生交流。资料照片林群（右一）和吴文俊夫妇（右二、右三）合影。资料照片人物小传林群：1935年出生，福建连江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在计算数学，特别是微分方程的高性能解法方面，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他热爱科普和教育事业，著有《画中漫游微积分》《微分方程与三角测量》《微积分快餐》等科普读物，被评为2019年十大科学传播人物。北京的冬天，空气中夹杂着些许寒意。一个下午，身着深灰色夹克，头戴白色帽子的林群缓缓向记者走来……因为前一阵子身体不适，他的身形比往日更显瘦削。“怎么让普通人学会微积分？就得用他熟悉的知识来讲。”到了办公室还没坐稳当，林群便从表面斑驳的黑色挎包里掏出一大摞资料，带记者走进微积分的世界……“学习也好，研究也好，一定要有刨根问底的决心”从1952年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算起，林群已经在数学的海洋里摸爬滚打了69年。数学，在普通人看来，晦涩难懂、推理复杂，林群却说，“数学领域十分奇妙，你能从一行行公式和一串串数字中，找到乐趣与挑战”。读高中时，林群的数学老师常常用一节课中一半的时间讲公式定理，另一半时间讲数学家的故事。牛顿、柯西、黎曼……这些数学家的故事，让林群陷入了对数学的向往与着迷，“好老师，就是把书越讲越薄，而不是越讲越厚。”“我对数学的热爱，就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1956年，厦门大学毕业的林群走入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大门，进入了泛函分析和计算数学的研究领域。那时的数学所，聚集了华罗庚、关肇直、陈景润、吴文俊等一批著名的数学家。林群师从关肇直。那时，关肇直工作繁忙，林群就在快下班时，到老师办公室门口静静等候。“我曾经计算过，老先生从办公室走回家，大约有20分钟路程，和老先生这20分钟的交流，让我收获很多。”刚接触泛函分析，林群觉得十分抽象，他问关先生怎么办，关肇直回答得简单利落：“你试着按照平面几何的思路去想。”“在科学家身边，总能学到一些做学问的秘诀，这些秘诀书本上没有，课堂上也没有。”按照关老提示的思路，林群把泛函分析重新梳理了一遍，豁然开朗，“学习也好，研究也好，一定要有刨根问底的决心。”“每取得一个阶段性成功，就会化作下一次奋斗的动力”林群总说，自己所做的工作，与前辈相比不值一提，实际上，林群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解决了不少实际应用的难题。泛函分析中的相关算法，因为计算量大、操作难度大，一直以来都是数学界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在老师关肇直的提示下，林群开始将有限元方法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那段时间，就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桌面上摆着厚厚的稿纸，用掉的钢笔墨水一瓶又一瓶，不分日夜、埋头计算。”林群回忆，有时候沿着一种计算方法不断前进，但是算到后来结果不对，这时候就会自我怀疑、自我否定……探索的过程，虽然艰辛、孤独，但林群最终得出结果，其间也收获了很多快乐。通过努力，林群最终找到了有限元的加速方法，即迭代伽辽金方法。同样的计算量，普通算法需要8个小时，采用迭代伽辽金方法只需1个小时。这一算法被广泛运用到核电站和堆石坝等项目的计算中，使计算速度大大提高。刚解完一个难题，另一个又摆在林群面前：有限元解能否通过外推，提高计算精度？经过日夜攻坚，林群联合四川大学吕涛、苏州大学沈树民，共同提出了有限元外推法，大幅提高了计算精度。“解100个未知数方程，计算量仅是不使用有限元外推法的百分之九。解1万个未知数方程，计算量是不使用有限元外推法的万分之九。”吕涛说，“有限元外推技术”1989年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便是数学的魅力，刚翻过一座高峰，就会看到下一座；每取得一个阶段性成功，就会化作下一次奋斗的动力。”林群说，研究数学，有时候要试着“和自己较劲”，得出一种相对简便的算法后，要再问问自己“能不能算得更快一些、更准一些，还有没有别的算法”。“为青少年的成长出一份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画漫画、开慕课、做直播、写博客……林群年逾八旬，新潮的玩意儿却样样精通。林群说，自己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晦涩难懂的微积分，通过科普等生动形象的方式，讲给更多中小学生听。1993年，林群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此后，他一头“扎”进了科普的世界里。“微积分向大众宣传，就得用大家懂的语言体系来做比喻。”林群说。上世纪90年代，林群随团旅游时参观一棵古树。导游说，古树年年都在长高，怎么测量树高？有人说把树砍倒了量，有人说爬到树上量。林群立刻想到了可由斜率求树高，而不必砍树或爬树。这不就是微积分的基本公式吗？回到房间，林群马上将这个故事写下来，并配上图画，在媒体上发表后，有好几本教科书用了这幅画。此后，林群就开始用图配文的方式来讲授数学知识。1999年，得知天文学家王绶琯倡议成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林群第一时间在倡议书上签字。此后无论多忙，只要俱乐部有活动，他总会尽力腾出时间，赶来和孩子们见面。次数多了，孩子们亲切地叫他“微积分爷爷”。“为青少年的成长出一份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林群总是这么说。“这么大岁数了，搞科普没有名也没有利，干吗还坚持？”有人不解。“是不是科研搞不下去了才去搞科普？”有人误解。林群不为所动：“虽然我做的是很普通的科普工作，但是我实在放不下……”中科院成都计算所研究员张景中很是理解林群的坚持。早在1996年6月，张景中到北京参加会议。一天，他在吃早餐时恰好与林群同桌，“微积分的教学必须改革，要用简单明了的方式让它变得更容易理解，而不是让人心生畏惧……”两人越聊越投机，一南一北两位数学家由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科普合作。近期他们正酝酿写一本名叫《微积分新讲》的教材，“这本书会出不同版本，供给不同年龄段的读者看。”张景中说，“我们平常都是通过邮件沟通，即便林群生病也没有中断。”“他呀，除了数学，其他事都不上心。”说起老伴林群，妻子冯荣书很无奈：“整天坐在那儿写写画画，难得看一会儿电视，不大一会儿眼睛闭上了，但手还在腿上比划不停……”“一定要把孩子们的兴趣搞起来。”林群说，“要做的事太多，我们只是做了一点点努力而已。”他希望，到90岁的时候，能让微积分普及到中小学生和家长，普及到各行各业。■记者手记始于热爱成于坚守林群是温和的：每当与孩子们在一起时，他总是露出孩童般的笑容；他又是坚定的：面对别人的不解甚至误解，他执着地前行在科普的路上。让初学者能理解和运用微积分，这是林群的初心与坚守。为了这个朴素的愿望，他不断探寻微积分的本源，不断优化科普传播方式，虽耄耋之年仍不断创新、奋斗不止。其心也诚，其志也坚，令人动容。树高叶茂，系于根深。科学素质的提升关系每个人的成长，也关乎国家民族的未来。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同仁为科普事业的繁荣发展尽一份心力，共同创造新时代科学的春天。（记者 施芳）《人民日报 》（2021年01月14日第06版）【责任编辑：钟培培】来源： 人民日报

11月22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9年新当选院士名单，共64人。其中，数学物理学部11人，化学部10人，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10人，地学部11人，信息技术科学部7人，技术科学部15人。今年新增院士平均年龄55.7岁，最小年龄42岁，最大年龄67岁。从柱状图来看，最密集的年龄段出现在51岁至60岁，其中，56岁的新增院士达到了9人之多。2019新当选院士年龄分布与2017年增选出的61人相比，今年新当选院士平均年龄略有增长，但最小年龄降低了4岁。最年轻新增院士落在了通常“少年成名”的数学领域。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院孙斌勇1976年出生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1999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 2004年12月在香港科技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过往报道里记录了这位数学家不少“神童”事迹，例如在小学时就用自己的方法解出中考压轴题，从小没人愿意和他玩“二十四点”游戏等。孙斌勇一直致力于典型群无穷维表示论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为L-函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独立完成的《典型群表示论》，曾获得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孙斌勇67岁的最年长新增院士同样出自中科院系统，是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郝小江。他1951出生于重庆，1968年到贵州省黔西县重新区重新公社三堰大队四队插队落户，1971年进黔西县氮肥厂当工人；1973年为贵州大学化学系学生（工农兵学员），1976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化学系，1985年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学位， 1990年9月获京都大学药学博士学位。郝小江从1978年起从事天然药物化学研究，先后研究了200余种植物的化学成分，分离鉴定化合物4600余个，在抗肿瘤、抗病毒和神经保护等活性天然产物的结构优化与合成研究中，发现9类特异性调控细胞信号通路的药物先导化合物。郝小江如今，他主持的抗老年痴呆一类新药芬克乐酮已进入II期临床、新农药也获得了农业农村部的批准。在郝小江看来，植物是大自然的馈赠，他也希望自己实验室研究出来的成果，能够回到工厂和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