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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地理科考:“一带一路”新支撑——专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董锁成叔父

跨国地理科考:“一带一路”新支撑——专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董锁成

【环球科技】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正在开展一系列的跨国合作。无论是“天堑变通途”的路桥项目,还是“地底两万里”的油气管线,这些项目立项的基础及维护的基础都离不开严谨细致的地理、资源、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等多学科国际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创新。启动于2007年的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中国北方及其毗邻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在十年之间不断开花结果,更是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蒙俄区域落地生根夯下了坚实的基础。日前,综合科学考察成果之一的《中国北方及其毗邻地区综合科学考察》丛书陆续出版。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北方及其毗邻地区综合科学考察》丛书主编董锁成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关于“一带一路”的科学研究在国内层面,是不能满足未来需要的,一定要实现多学科综合考察研究的跨国飞跃。而通过此次中国北方及其毗邻地区综合科学考察表明,地理学、资源学、生态学、环境学及社会经济等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创新确实能起到让“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真正落地的作用。建立跨国科学互信记者:从地理学的角度,中国北方及其毗邻地区有着怎样的重要地位?董锁成:中国北方及其毗邻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及蒙古国在地理环境上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地处东北亚核心区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枢纽区域,是中、蒙、俄三国战略契合区。生态环境格局复杂,各种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交互作用,对中国资源、环境、生态系统及社会经济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科技支撑,而资源环境格局和可持续发展议题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必须重视的方面,也是跨国合作的互信基础。跨国的合作离不开对国外的深入了解,不是要泛泛了解这些国家的人文地理环境,而是从基础科学的角度深入调查,补充完善科学数据信息,深入了解资源潜力和投资环境。这样才能服务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国际战略布局。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缺少对该地区的科学研究和数据积累,尤其缺乏对俄罗斯和蒙古高纬度地区的考察研究。为此,十年前的2007年,科技部启动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中国北方及其毗邻地区综合科学考察”。该项目是我国首个利用遥感、GIS、GPS等信息技术和野外监测、实地考察等技术方法开展的一项多学科、多尺度、跨区域、全要素的大型跨国综合科学考察项目。项目考察范围包括中国黄河以北的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蒙古全境,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该项目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持,国际合作单位包括俄罗斯科学院和蒙古科学院的多个相关研究所。记者:地理信息事关国家安全,此次科考长达十年,去俄罗斯和蒙古采集地理信息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董锁成:确实如此。我们的大型科考项目得以进行和持续,都以中俄、中蒙的睦邻友好关系为基础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不断扩大“朋友圈”,中国与邻国之间不断增强的政治互信,我们的项目也是见证。国际政治层面的跨国合作底色,中蒙俄科学家之间不断的沟通和努力是亮色,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环境下,我们的科考硕果累累,后来签署了近20项国际合作协议。万事开头难。最早项目开始时,我们带着项目和资金去远东,请俄方科学家参与考察,他们中的大多数当时不参加也不支持。后来,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伊尔库茨克科学中心主席米哈伊尔·库茨明(Mikail I.Kuzmin)院士、伊尔库茨克地理研究所所长安提波夫(Alexander Antipov)院士、贝加尔自然管理所所长阿尔诺(Tulokhonov Arnold)院士、太平洋地理研究所所长巴克拉诺夫(Peter Baklanov)院士等从科学的角度,给了我们鼎力支持,才让俄罗斯的科学家越来越信任、支持我们,与我们共同开展联合科学考察与合作研究。项目在俄罗斯的考察采样过程均是和中俄科学家一同参与完成。互信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库茨明院士和阿尔诺院士确实是中俄科学家之间最早建立互信和联合考察的重要“枢纽和桥梁”。在他们之后,两国科学家间合作和沟通就越来越顺畅。尤其是阿尔诺院士,长期以来都非常支持中俄联合科考。支撑“一带一路”建设记者:俄罗斯科学家为什么支持我们的跨国联合科考?董锁成:立项之初,我们就确定了一个前提——考察的数据要在项目验收的一年后,实现全部共享。因此,我们联合科考是在合作共赢的大思路下开展的,俄方当然也共享合作成果。这种科学的共享并非是在公共的互联网上进行简单的共享发布,而是在科技部下的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上与外界共享。对于基础数据的索取需要提交申请和登记,但是这个共享平台对国外和公众均是开放的。记者:科技进步很快,谷歌地球服务的卫星拍摄精度之高令人惊讶。我们不远万里跑到蒙古、俄罗斯去进行实地科考,与使用卫星拍摄相比,优势在哪里?董锁成:整体上来讲,谷歌地球是一个面向大众的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提供的只是基本的信息数据,还并未达到科学的标准。从精度上讲,它部分地区的拍摄精度高,但其信息数据并不能满足高精度科学分析实验和综合研究的需要。而科学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则要求更为严谨细致。针对基础科学研究,科学采集的数据经过深入分析和挖掘才能得出科学结论。比如,对于研究全球变化问题的科学家,就可以直接采用我们的数据。科考调研的内涵要更加丰富,除了准确的地图、基础的地理环境外,资源潜力、生物多样性、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社会经济和人居环境和投资潜力,这些都是调研的内容,要为国家进行科学决策提供服务。科考是科技基础性工作,产出的成果除了地图集之外,还有大量的专著、科学考察报告、国家咨询报告等。现在,大家查什么资料都上网。其实,网上的数据非常多,但是准确性和科学性都有很大欠缺。因此,多学科联合、多专业参与的跨境国际科学考察和多专业参与的实地调研必不可少。记者:本次科考有哪些突出成果?董锁成:我们的成果大体上有五个方面:一是创新了国际综合科学考察的技术路线,首次提出并实施了中国北方及其毗邻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点—线—面—网推进,定点观测、综合调查、数据集成、样带分析、国际协同创新信息平台和国际科学家联盟的技术方案,解决了多学科、多尺度、跨区域、全要素、大规模国际科学考察的技术难题,提高了综合科学考察的国际化、信息化、数字化、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和数据共享水平。二是首次系统建立了国内规模最大、学科最多、覆盖面积最广的中蒙俄跨境区域数据库群、地图集和样品标本库。中蒙俄高纬度地区长期以来都是我国的研究空白,我们采集回来3000多个珍稀土壤、植物、动物、水的样本,填补了国内空白。特别是北冰洋地区,除了地理条件严苛之外,本身管控就很严,一般科学家难以到达。我们获取了一大批科学实验和监测的数据。比如在贝加尔湖和色楞格河三角洲地区,中俄科学家一起定点监测,得到了一批连续的、非常珍贵的水环境数据。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稀有的动植物品种,弥补了我国长期缺乏本区域境外科学考察和科学数据的短板。三是首次建立了东北亚南北大跨度全要素综合样带,进行了样带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梯度变化研究。四是创新研制了区域绿色发展全要素格局和机理模拟及应用关键技术方法。五是人才培养,我们通过项目培养了25到30名国际合作的中青年科技骨干,他们在科研中与俄罗斯科学家建立起了深厚友谊,这是很宝贵的。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们的科考成果直接服务于这一宏大的构想。2014年,我们项目组参与组织召开首届“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与全球100多位科学家倡议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科学家联盟,撰写完成的“关于科技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和“‘一带一路’资源环境格局和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研究报告先后被中国科学院、国家发改委、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等部门采用,为“一带一路”建设规划提供了科技支撑。记者:我们的科考从哪些层面体现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撑?董锁成: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一个基础性的综合科学考察项目,除了满足基础科学的目标外,还要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需求。项目开始之初,倡议还未提出。后来,我们的地图集、研究报告被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带一路”规划中应用,支撑了俄罗斯科学院相关研究所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研究。原来的考察内容涵盖面还不够广,不能满足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需要,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因此,我们在完成原先的科考项目的基础上,现在又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启动了国家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中蒙俄国际经济走廊多学科联合考察,从原先中、蒙、俄17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聚焦到920万平方公里,考察目标更加具体明确,强调落地,不仅满足基础科研工作的需要,更要满足中蒙俄经济走廊、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远东发展战略、蒙古草原丝绸之路和我国东北振兴战略需求。除了基础地理环境本地的调查之外,社会经济、投资环境、城市化、自然资源潜力调查、社会经济与投资环境调查、城镇化与基础设施调查等均在调研内容之列。考核的目标、指标变化之后,我们的科研成果也多样化了,除了考察报告外,我们还要产出一批战略咨询报告、学术文章,并培养新的国际科学考察骨干人才。记者:从科考中,我们发现中方、俄方、蒙方的关注点有什么差别?董锁成:俄罗斯是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地多人少,特别是远东地区的人口密度更低,这与我国国情完全不同,因此他们的关注点也不太一样。俄方特别关注生态环境系统、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我方更关心的是环境污染议题。中国目前也非常关注生态系统领域的研究,但俄罗斯对于生态系统几乎是一票否决的。比如,中俄油气管线项目有一个方案是从贝加尔湖湖底穿过,后来,俄方考虑到这样的规划可能对湖区生态环境产生不确定的影响,方案就被调整至向北推了数百公里。另外,俄方也特别关注投资和研究经费的问题。至于蒙古方面,除了关心投资和技术引进外,他们还特别关注草场退化、沙漠化、大气污染治理以及基层民众的生计与脱贫问题。保障东北亚生态安全记者:在大数据时代,科考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董锁成:大数据时代,数据融合、共享、存储、处理面临的问题都是类似的。海量数据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技术规范统一的问题。比如人文方面,中蒙俄的货币计量单位不同。类似的度量衡、比例尺、分析手段和技术规范的不同会让数据的整合与共享难以实现。因此,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在研究规范技术和数据融合。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给中蒙俄三国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项目专家组副组长孙九林院士一直在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信息共享协同创新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就是为了让各国的研究单位和野外站点未来可以同时在一个平台上集成数据、共享研究数据资料,开展联合公关和协同创新。中蒙俄三国的野外生态站连成一个大网,就可以让采集的数据涵盖到暖温带、温带、寒温带、极地带,这样整个地理环境的全貌就都可以展示出来了。记者:有些人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个伪命题,因为世界上的事似乎只有变化这一点是永恒不变的,您如何看?董锁成:科学家们发现大量气候变化事实,对未来进行了动态模拟,研究告诉我们,全球气候变化必须要持续重点关注,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切切实实地影响到、危及到了我们全人类的生产生活。首先,据预测,假如全球气温再上升2度,冰河就会消融,继而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就会淹没沿海城市。其次,目前全球气候既有变暖变干的趋势,也有变暖变湿的趋势。我们科考发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积雪面积减少了,冻土也在消融,极地的苔原带、森林分界线、作物分布范围都有向北推移的迹象,随之带来的是地表自然景观的变化。这对于我们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油气管道等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下,各国未来在基础设施方面未来会投入海量资金,不做好基础研究,就可能让这些共建共享项目面临严重风险。再次,冻土消融影响温室气体的排放。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北半球稻田集中地以及西伯利亚的沼泽地,是温室气体产生的重要区域。假如冻土消融变成沼泽,显然就会加大温室气体的排放源。记者:东北亚地区的生态安全如何保障?董锁成:中国北方、西伯利亚、蒙古高原及大气环流、边境河流等都是影响整个东北亚生态安全的重点区域和关键要素。天气预报里几乎天天提到蒙古高压和西伯利亚寒流,可见这个区域对我国影响之大。然而,这些寒流不仅在冬天会给我们带来冷意,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下,人类活动造成的不利影响如大气污染都可以通过这种跨境传输通道危及我们。我们现在可以明显感受到的就是沙尘的跨境传输,因为蒙古国实际上是我们国家沙尘暴的北部源头之一。河流的跨境污染问题就更加重要了,因为上游的污染必然传输到下游,有时是灾难性的。中国北方、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等中高纬度地区看起来面积很大,实际上生态是很脆弱很敏感的。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俄蒙经济走廊”的建设一样,东北亚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区域各国勠力同心才能维护好。(本报记者 李盛明)

二十秒

中国旅游出版社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联手谋划“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研究丛书”项目

1月18日,中国旅游出版社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联合召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研究丛书”编前会,深入谋划“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研究丛书”的编撰出版,明确了丛书名称、编撰进度、编写团队以及丛书的编写体例等内容。该丛书聚焦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旨在充分彰显革命文化强大感召力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生命力,为全面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来源:中国旅游出版社】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关注盐碱地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周晋峰会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康跃虎团队

我国盐渍土面积约15亿亩,根据其分布可分为滨海盐渍区、黄淮海平原盐渍区、荒漠及荒漠平原盐渍区和草原盐渍区等四大区域,科学合理的盐碱地治理和改良利用关乎18亿亩耕地红线,对保障14亿人口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绿色发展意义重大。11月10日下午,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康跃虎研究员携团队成员万书勤副研究员、李晓彬副研究员到访,与周晋峰先生就盐碱地治理、盐碱地农业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进行学术交流。此前,周晋峰先生于香山科学会议上作“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视野下的盐碱地”报告,其中提到的“生态修复四原则、污染治理三公理”和卓乃湖风沙治理等内容引起康跃虎研究员关注,并进行初步沟通。(盐碱地治理、可持续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环境治理热点议题,目前国内外尚存大面积亟待治理的盐碱地。近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康跃虎研究团队到访中国绿发会,与周晋峰研究团队进行了讨论。摄/Linda)(康跃虎研究员分享研究工作,摄影/绿会)再次会面,康跃虎研究员详细介绍研究团队的主要研究内容,微灌水盐调控盐碱地农业与植被建设理论和技术的研究背景、方法论、理论与技术构建和技术模式及案例等。通过20多年的系统性研究,康跃虎团队构建了自成体系的微灌精准灌溉、盐碱地农业与植被建设、微咸水/咸水滴灌新理论新技术等。周晋峰先生感谢康跃虎研究员分享,双方就盐碱地农业、盐碱地造林、盐碱化草原恢复、青藏高原高寒地区盐渍化问题、盐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展开了深入讨论。(摄影/绿会)整理/飞 审/Linda 责编/Angel

方其梦也

太湖,退而不捕,还是以退为捕?——访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

文汇报:太湖退捕的背景是什么?谷孝鸿:太湖退捕是在长江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十年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的背景下提出的。这是湖泊生态保护的必然要求,也是多年来从生态破坏向生态修复转型的结果。多年来,太湖环境污染、富营养化和高强度的捕捞等影响,渔业资源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下降问题很严重。渔业是太湖的重要功能之一,渔业对太湖生态系统变化有着重要关联,太湖渔业对我国淡水渔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历史上太湖地区鱼类资源十分丰富,有鱼类记录107种。2014—2016年持续调查,仅采集到鱼类61种,种类组成发生较大变化,“优势种单一化”极其显著,鱼类群落和种群小型化趋势明显,主要以湖鲚、银鱼、间下鱵为主,鱼类个体质量低于30g的小型鱼类占绝对优势。禁渔管理是大水面渔业资源管理的重要一环,有利于水生生物资源得到有效休养生息,促进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文汇报:那么,太湖退捕是否也意味着要采用十年禁捕的管理方式?谷孝鸿:在长江十年禁渔的大背景下,目前“一江两湖七河”实施了禁渔方式。由于太湖渔业资源出现衰退,有必要对太湖渔业政策进行调整。但是,由于太湖水域环境和长江不同,渔业资源主要问题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因此禁渔的具体实施方式可以不同,不可能是单纯的一禁了之。太湖有其非直接通江的自然生态属性,而且太湖是蓝藻频发的富营养化湖泊,每年捕捞带走总氮235.8 吨,总磷55.8吨t,对转移水体的营养盐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太湖三白”是区域特色,也是文化名片,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渔旅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太湖的退捕不是退而不捕,而是以退为捕,重新科学规划,将渔业资源在水环境调控和生物资源保护中的作用发挥得更大。初步构想是,在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施长期禁渔,和长江十年禁渔的政策有统一性和一致性。在除了保护区以外的宽阔水域,应该先是退捕退渔民,接着充分评估渔业资源现状和主要鱼类生物学特性,借鉴国际捕捞学经验,建立符合科学的渔业资源水质调控政策,包括增殖放流量、品种搭配,捕捞间隔时长、捕捞量、捕捞季节和捕捞品种等。文汇报:鱼类保护和渔业开发,真的很难取得积极的平衡吗?对于退捕的下半篇文章,您有何建议?谷孝鸿:鱼类保护与渔业资源开发表面看起来确实是矛盾的,但鱼类保护的意义也正在于更好的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鱼类保护与渔业开发是可以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也是科研机构与政府部门一直努力的方向。只是在不同的时期稍微有些倾斜。而对于下半篇文章,从退渔政策的完成到渔民转业安置真正的落实,从退渔实施效果的跟踪监测评估到鱼类资源恢复政策与措施的制定与完善,以及满足民众特殊需求及渔文化传承的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探讨等,都需要一步步推进。这很关键的前提是对太湖目前的水环境状况、渔业资源存量和生态修复措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文汇报:太湖退捕后,可能会设置“护渔员”这一公益性岗位。对于这个新职业,您作何评价?谷孝鸿:其实,我认为渔政人员就是法定的护渔员,只是目前这个队伍的力量配备还不够,需要进一步补充,但补充的前提是需要全社会的共识,管理的前提是宣传到位,完全依靠所谓的限制管理是管不住的。这也体现了太湖渔业管理思路上的转变。过去,渔业管理主要依靠渔政管理人员,工作重心更多的放在事后的惩罚上,此时,渔业资源已经受到了破坏。未来的管理有望前置到保护上,未雨绸缪。水体和山林、草原不一样,她是隐蔽在水下的,直接感觉不到,需要的专业性更强,水环境的安全保障更高。渔业资源管护需要有丰富的经验。现在太湖渔管会有渔政处专门从事湖上偷捕行为的执法,可能还远不够。将来可以将退捕渔民适度吸纳到护渔的队伍中,这是一批经验丰富的渔民,通过教育培训,他们可能成为太湖渔业资源的守护者。文汇报:太湖退捕后,渔业资源恢复的前景如何?谷孝鸿:关键要考虑恢复的内涵,作为不通江的湖泊,未来很难有很多原先已经在太湖消失或绝迹的渔业品种出现,但通过限捕、禁捕,鱼类生存的生态条件得到改善,一些优良和土著品种会得以恢复,加上合理鱼类结构调控到位,鱼类小型化的问题会得到改善,大型鱼类保持一定的比例会得到优化。长江十年禁捕是从江湖河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环境保护与改善的角度发力的具体措施,目前也正在启动禁捕措施的效果评价等工作。太湖不同于长江,太湖作为非直接通江的大型浅水湖泊,其生态系统特征和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有别于一般水体。太湖的渔业资源整体以小型鱼类占优势,现存生物量较大,大型鱼类以及鱼食性鱼类较少,小型鱼类的增殖通过食物链效应对浮游生物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带来了对水质的影响。因此,退捕后,从生态和渔业的角度,还是要适当适宜的科学捕捞,科学调控太湖渔业资源,朝着有利于水质改善和渔业资源保护的方向努力。文汇报:有些人说,退捕之后,特色渔文化的传承等会受到影响,对此,您怎么看?谷孝鸿:渔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太湖的渔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是灿烂的太湖文化之一,从范蠡荡舟到如今的 “太湖三白”,太湖的渔文化需要我们每个人守护和传承。目前太湖计划建立渔博馆,将太湖丰富的鱼类资源、悠久灿烂的渔文化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宣传普及。渔文化的传承需要“渔”来支撑,但太湖的渔文化,也不仅仅是太湖捕捞或放流。太湖渔文化的文章可以做大做强,需要从渔业-生态-经济的维度,围绕水和渔业去拓展和创新。今天的退捕,是为了换未来子孙后代的年年有鱼,从真正意义上守护渔文化,传承渔文化。作者:赵征南编辑:付鑫鑫摄影:徐斌

地其外乎

中国科学院直属的3所高校,实力强悍,考上的都是学霸

我国的高校基本都是由教育部以及各省的教育厅进行管理,根据目前的数据统计,教育部直属的高校有76所,整体的实力非常强悍,大部分都是985工程大学和211工程大学。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都是直属于教育部。除了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外,我国的工信部以及中国科学院都有自己的高校。比如工信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都是著名的理工类高校。而中国科学院有3所直属高校,主要是从事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实力也是相当强悍,每年录取分数线都很高。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是中国科学院成立的第一所大学,学校当年的地址在北京。由于受到国际形势影响,所以南迁到现在的安徽合肥。中科大依托中科院的资源办学,可以获得非常多的资金支持,也能够获得很多的教师资源,使得学校能够迅速发展,并成为国内顶尖的名校。中科大在人才方面取得非常大的成就,而且得到国内外高校的认可。因为学校的学习氛围非常好,学生非常努力,所以社会口碑很不错。在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中科大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依然排名国内前十,能够招揽到非常多的学霸,说明学校对中科大的认可度是非常的高。二、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校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2012年的时候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并在201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逐渐进入大家的视野。学校位于首都北京,又是依托中科院办学,学生可以享受中科院的各种师资以及科研设备,所以学校的办学质量非常好。虽然伴随的时间比较短,但实力很强悍,依靠中科院的名声,学校每年能够吸引到许多的学霸报考,逐渐成为我国的顶尖名校,并成功冲击我国现有的高校格局。三、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十分低调的学校,成立的时间不长,主要是探索创新性的办学道路。这是中科院创办的第三所高校,模仿国外名校的办学模式,旨在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学校的师资主要来源于中科院以及国外的名校,所以教学质量非常有保障。由于学校的地理优势非常明显,又是实行小而精的办学模式,本科毕业之后,还能前往世界各地的高校继续深造,所以对于学霸的吸引力还是非常的强。报考上海科技大学的学生,不仅要有比较高的分数,还需要参加面试。综合成绩及格,才能够被录取。以上就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三所高校,学校的实力都很强悍,基本都是学霸,才有可能考得上。这三所高校都实行小而精的办学模式,每年录取的学生非常少,所以教学质量很高,毕业生也能够继续深造。

见证人

他专业第一,从华中师大保研至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太酷了

专业第一,曾担任校海洋知识协会会长,获得中国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全国二等奖。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三等奖”,获国家奖学金1次,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保研至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今天一起走进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2020届毕业生韩旭,坚守专业初心,扎根祖国大地的故事↓↓↓沉下心,读祖国河山万卷书初到桂子山时,韩旭还是一个对“地理”不甚熟悉的理科生,对他而言,爱上地理就是认识她和了解她的过程。“地质学”“地貌学”“水文学”“土壤地理学”等专业课程让韩旭一步一步建立起自然地理学的知识体系。古人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地理人来说,读“自然之书”也非常重要。三峡野外实习考察海螺沟一号冰川野外实习考察除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外,亲身实地的野外考察则更让韩旭充满热情。在三峡,他看到过长江切开了数亿年前的花岗岩山体;在神农架,他捧起一把记录千年来环境变化的泥炭土,听它诉说着日益变暖的全球气候;在贡嘎山,他捡起一块冰川送来的砾石,对眼前好似银河般的冰瀑布叹为观止……野外考察——土壤剖面观测野外考察并不是只有看起来的“酷”,背后也充满了危险与艰苦。韩旭回忆起野外考察的生活:“所去皆是无人问津的蛮荒之处,路要靠自己开、山要靠自己过。有时候扛着器材一整天,中午只能是馒头咸菜对付;有次在野外被蜂蛰伤,差点从湿滑的山坡上跌落……”披星戴月、寻山问水,沉下心,读祖国河山万卷书让韩旭领略到刘盛佳老前辈所言的“地理之美”,也看清了自己初心。俯下身,担华师地理人使命“地理科学是面向国家需求的,地理学者是有家国情怀的。”这句老师曾在新生研讨课上所讲的话一直深深影响着韩旭。立足专业,心系家国,行胜于言,尽力发热,成了韩旭不变的坚守。他关注美丽乡村、关心三农发展,多次参加野外考察,探究武汉市山地的水土流失问题,从地质地貌角度揭示了土壤侵蚀的过程与机制;他调查江汉平原农田氮磷污染的时空分布及污染源,指出污染的痛点;他用遥感监测中国和老挝合作建设交通廊道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提出生态保护意见;他在农机租赁、农业信息整合、农家乐等方面的作品多次获得省级、校级荣誉。韩旭觉得,身为地理人,应该将自己的所知所学服务于国家需要。大二时,韩旭作为“华师校赛”冠军参加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在海洋知识竞赛中,他被全国各高校海洋学子们对祖国大海的无限热爱所感动。返校之后,倍受鼓舞的韩旭对我校学生海洋意识进行了简单的调查。结果却发现大部分学生对此并不了解。于是,韩旭决心尽自己所能宣传普及海洋知识。他竞选成为学校海洋知识协会会长,随后举办“海洋文化宣传周”、开办“海洋讲堂”……一年后,不仅海洋知识协会社团获得了校级荣誉以及团支部的表彰,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社团当中学习、宣传海洋知识。2019年6月,韩旭和另外两名选手赴三亚参加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最终的比赛结果没有让韩旭失望,两名选手双双进入全国十强、斩获一等奖,创造了我校历史最佳战绩。“借比赛这个机会,我们还跟北京、青岛等全国各地的海洋学子们讨论决定,共同助力高校海洋宣传教育,为我国的海洋强国事业贡献更多的青春力量。”韩旭始终坚信:“俯下身子、扎实奋斗,才算得上不忘初心、才无愧于华师地理人的使命。”扎下根,青春献给专业初心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韩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青藏高原——这个“放下小我,成就大我”的地方。“既然选择了扎根,那就去最艰苦的地方,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大二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来校做关于泛第三极研究的学术报告。从那时起,被称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便开始吸引韩旭。百万年来高原的环境如何变迁、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原生态系统有何响应、人类应该如何对待脆弱的高原环境等一系列科学问题进入韩旭的视野。老师告诉他,在青藏高原开展野外考察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危险、最艰苦的,高原反应、物资短缺、荒凉孤寂,甚至连洗澡都要驱车数百里才能如愿……对于一待就是几个月的科研人员来说,这都是对意志力最艰巨的考验。老一辈科学家们在高原上树立起了一座座丰碑,“勇攀高峰、艰苦奋斗”的青藏精神成为韩旭强劲的动力。“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也越需要人。”于是,韩旭选择保研至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选择为高原综合考察尽一份力,而他的导师正是当初为他打开青藏研究大门的陈发虎院士。“选择高原并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在看清前路困难重重之后,仍然正念精进、不忘初心。”在中国科学院高寒生态与人类适应重点实验室,韩旭提前“开启”了研究生模式:参与了第二次青藏科考人类活动历史及影响分队浮选样品的分选鉴定工作与植硅体样品的前处理工作,统计了数百个高原古人类遗址的测年数据。桂子山上韩旭的学习生涯暂时告一段落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守护会一直继续……来源:华中师大宣传部舆情与新媒体中心责任编辑:李亭豫 文字:陈佳雯 郝日虹 审校:刘志强

群生不夭

多所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所接收研究生调剂

中国科学院有很多下属研究生培养单位,从中国科学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科研和动手能力比较强,社会认可度也比较高,而且中国科学院毕业的硕士生继续读博的占很大比例(直博比例也比较高),如果你报考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基础课期间在北京国科大就读,研二回到报考的研究所,进行科研能力的培养。与高校硕士毕业生就业渠道不同的是,国科大学生毕业时,没有校园宣讲会,但是每个研究所在其所属的科研领域影响都比较大,所以国科大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很容易,优秀的毕业生甚至可以留所工作。一般在京的研究所,考研竞争比较激烈,京外的研究所相对容易被录取,想要从事科研工作的朋友要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合适的研究所。小编分享的调剂信息都是京外的研究所,调剂竞争也比较大,但是大家要勇敢尝试,争取今年上岸。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拟接收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术型硕士、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硕士的调剂考生参加复试。由于小编找到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接收调剂的信息比较晚,报名时间有点紧张,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在4月20号发布调剂公告,4月30号下午17点截止报名,有调剂意向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一.调剂专业及分数线:0810信息与通信工程、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25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术型硕士)调剂要求:1. 总分及单科均符合我单位要求;2. 原报考专业必须与拟申请调剂专业相近、原报考类别必须为学术型硕士。3. 初试考试科目中英语、数学必须为英语一、数学一,专业课相近。0854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型硕士)调剂要求:1. 总分及单科分数均符合我单位要求;2. 原报考专业必须与拟申请调剂专业相近、原报考类别不限(学硕、专硕均可)。3. 初试考试科目中英语、数学必须为英语一、数学一,专业课相同或相近。报名截止时间为:4月30日(周四)下午17:00,逾期不再受理。另:我单位有若干与上海科技大学联合培养名额,考生若有意报考,总分及单科均符合上海科技大学的要求,登陆上海科技大学招生网查询、报名。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今年有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调剂名额,虽然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地甘肃属于B类,但是中科院下属研究所由国科大进行统一学籍管理,所以调剂分数要求也是按A类的分数线接收调剂生。如果一志愿报告国科大,报考单位也应该选择北京的国科大,然后再选择下属的研究所。申请条件:1. 申请调剂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2. 初试科目与申请调剂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虽然新疆天文台接收的调剂专业为天体物理”及“天文技术与方法”专业,但是对考生的本科所学专业要求比较宽泛,如果有同学对自己本科专业不感兴趣,可以考虑未来从事天文研究工作。(一)调剂需求2020年接收调剂专业为“天体物理”及“天文技术与方法”专业学术型研究生、,适合天文、物理、数学、化学、光学、机械、微电子、计算机、信息、自动控制等专业毕业生报考。(二)申请条件申请调整考生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1.学术型硕士考生。2.符合中国科学院大学规定的硕士研究生招生报考条件。3.初试考试科目与所要调剂专业科目相同或相近。4.初试各科分数及总分须达到A区理学国家分数线要求。5.同等条件下,英语成绩优秀或有软件编程特长者优先考虑。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重点培养新疆城镇生态建设与工矿区生态修复、干旱区污染修复与废弃物利用、干旱区生物多样性保育与流域生态农业模式、特殊功能基因发掘与新品种培育、新疆自然灾害预警与应急管理五个研究方向。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今年有调剂名额,相对而言考生竞争比较小,上岸成功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的。接收调剂专业:生态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资源与环境、生物与医药等专业的调剂考生。3. 申请调剂的考生须在调剂系统开通后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填报调剂信息,报考单位选择“14430 中国科学院大学”,院系选择“102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也非常不错,接收调剂的部分专业比较冷门,不过如果有符合调剂条件的考生,调剂时遇到的竞争就会比较少,调剂成功的可能会比较大。一、复试分数线二、专业硕士调剂要求1、达到我所复试分数线的考生。2、初试报考专业或报考专业的研究方向是地质类。3、初试第三单元考试科目为统考数学一或者数学二。4、初试第二单元考试科目为英语一或者英语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长春光机所主要研究方向是发光学、应用光学、光学工程、精密机械与仪器的研发生产,先后参加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等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吉林地区近年来流失的人才比较多,对长春光机所也有所影响,但是长春光机所总体的科研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拥有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两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符合调剂调剂条件的要抓住机会。2020年长春光机所预计在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学术型硕士)、电路与系统(学术型硕士)、电子信息(专业硕士)、机械(专业硕士)招收调剂考生。请相同或相近专业有意向调剂来长春光机所的考生登录我所研究生教育网主页右侧信息系统中的硕士研究生调剂申报系统填写申请信息。登录调剂申报系统时请使用IE浏览器,未按要求填报系统者不予受理。注意事项:一、考生的考试科目二应为英语一,考试科目三(业务课一)应为数学一。二、每人只能填报一个专业。三、调剂系统中所有项目均为必填项,没有的请填写“无”。四、考生需符合我所及中国科学院大学报考条件。五、个人照片无须上传。已提交调剂申请的考生无需再电话咨询。接收申请截止日期2020年4月30日。对于获得复试资格的考生,预计将在一周内电话或短信通知。

鬼故事

中国科学院VS中国社科院:两大旅游研究重镇的对轰与共振

【品橙旅游】40年旅游发展历程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其独特的作用和研究机构较深影响着旅游学界、业界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中科院地理所的旅游研究室(全称“旅游与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室”)与社科院财贸所的旅游研究中心,分别凭借40年、20年的成长,讲述一个行业的起承转合。“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辉煌的过去,值得铭记;缠绕的未来,等待书写。代际传承:星火何以燎原中科院地理所发力旅游研究,早在1978年就有了端倪。其时,吴传钧院士已经涉足旅游地理研究,但是在万象更新的时代氛围中,地理所需要“物色”一个更专注的研究者去把盘子做大。地理所所长黄秉维、经地室主任吴传钧等一合计,认为所里的“小郭”是最合适的人选,“脑瓜活,能说会道,文笔也好”。这个“小郭”就是已经44岁的郭来喜。中科院地理所的旅游研究就算起步了,郭来喜又找了杨冠雄、宋力夫、于福顺等人,组建了旅游地理学科组。郭来喜、杨冠雄、宋力夫成了早期中科院旅游研究的“三驾马车”。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不知道怎么搞,也不知道怎么发力。郭来喜后来回忆,几个人就先读读书,找找历史渊源,再看看国外的研究情况,搭着院士们的“便车”跟着一起做做田野调查。真正让这支研究力量打开局面的,是“三个一”——一篇文章、一个课题、一个活动。一篇文章——《开发我国旅游资源,发展旅游地理研究》。吴传钧写了个开头,让郭来喜继续写下去,最终成文1万多字,第一次对我国的旅游地理研究提出了系统学理性的构建设想。1979年9月,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这篇文章被大会选为会议代表的参阅论文。当然,“三驾马车”其后也写出了其他一些代表作如《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旅游事业的几个战略问题》、《我国旅游业发展中的十个矛盾及其解决途径的探讨》、《我国发展旅游事业的若干问题》等以及那本《旅游地理文集》。一个课题——“华北海滨风景区昌黎段开发研究”。这是由郭来喜、杨冠雄、宋力夫等人在1984年完成的,也是我国第一个旅游规划课题,至今还有很多可取之处,基本上也为此后的旅游规划“打了个样”。这一波老先生们后来在“黄金海岸”旅游开发中树立一派风格,也与此课题息息相关。一个活动——80年代初开启了中美日四次长城考察的组织工作,在强调保护的同时也提出了合理利用路径,并将旅游开发作为重要方向,既获得了国外相关文化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也组织了国内的系列大咖云集的论坛,在社会上引起极强的反响,是早期中科院开展国际合作的经典之作,也算是早期“文旅融合”的样板。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科院地理所的旅游研究进入了比较艰难的时候,几位老先生渐渐淡出,后续研究力量又没有起来。倒是陈田、牛亚菲极力支撑,延续了一脉血统。特别是城市地理出身的陈田尽力把旅游研究队伍拢了拢,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也办了个较有名气的生态旅游杂志。90年代,中科院旅游研究倒是培养了不少日后声名日隆的学生,如范业正、唐顺铁、郭英之、刘锋、陶伟、王云才等一批旅游博士,包括做博士后的陆林等人。在中科院旅游研究陷入困难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创建并逐渐强势崛起。早期是在张广瑞主持下创建的,主要靠自收自支,有社科院财贸所旅游与服务研究室的底子,当然也与新疆一个大财团的支持有一定关系,后来脱钩之后,刘德谦也加入进来。张广瑞70年代初就涉足旅行社业,做过外语导游。1981年进入社科院财贸所专门从事旅游研究。不久就去英国萨里大学学习,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旅游留学生,其在饭店业、出入境旅游方面的研究成名很早。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在发展中也逐渐形成了的“三驾马车”——张广瑞、刘德谦、李明德。张广瑞主要负责国际交流,刘德谦主要负责《旅游绿皮书》,李明德主要旅游规划。筚路蓝缕之下,几位创始人荣辱与共,一鼓作气,很快还清了早期因一些原因欠下的“旧账”。终于,在社科院体系内建立了更强大的旅游研究正规军,也建立了包括科研院所、相关高校、管理部门、旅游业界在内的特约研究员制度。进入新世纪,中科院旅游研究力量恢复了元气。陈田先生一个功绩就是,主导成立了“旅游与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室”(即以上简称所指“旅游研究室”),才让旅游研究队伍有了成建制的“根据地”,终于形成了刘家明、钟林生、席建超“三大台柱子”,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如是。事实上,一个学科的代际传承,有时候是骨肉相连的。当年,旅游学开山祖师爷之一、北大陈传康先生曾指导刘家明、崔凤军、杨新军三名博士生。90年代后期,陈先生猝然离世,郭来喜担任北大兼职外聘教授,与王恩涌先生一起接手指导那三名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他们也跟地理所的同批的博士生们,一起参与了多个国内知名目的地的旅游规划和研究项目。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的陈年八卦,并不在此文的讨论范围内。一段白衣飘飘的时光,是青春最好的注解。对于社科院而言,作为张广瑞得意门生的宋瑞迅速成长起来,在几位老先生共同的悉心培养下,宋瑞也越来越具有担当大梁的格局和研究视野。新世纪以来,旅游研究中心也搭建了宋瑞、金准、吴金梅等组成的新班子。当然,社科院体系里还有一支重要的旅游研究力量——就是戴学锋领衔的旅游与休闲研究室,戴氏的产业实践研究功力深厚,有情致、有情怀、有格局,人也洒脱,有“戴逍遥”之称。不负光阴不负旅,老先生们这一棒传给了下一代。拳头产品:旅游规划VS《旅游绿皮书》中科院地理所的旅游规划,对旅游业界产生极大影响,实现了观念更新,提供了实践模型。仅郭来喜先生,就做过5个省级旅游规划、8个市级旅游总体规划及详细规划……那一波风起云涌的光辉岁月,中科院地理所的旅游规划挺立潮头,颇有点四方来贺、舍我其谁的架势。业界一度戏言,老先生们把省级都做得差不多了,不调规的情况下,徒子徒孙们的规划路线只能“下沉”。即使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科院旅游研究人才有点青黄不接的时候,陈田的《福建东山县旅游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也是县域旅游规划的代表作。可以说,中科院地理所的旅游规划引领了一个时代。后来才有了大地、巅峰、绿维、大衍致用、景域、博雅方略、来也等更专业化的一线旅游规划公司,它们也在市场的大浪淘沙中成为“佼佼者”。扩展阅读:旅游规划四大天王,如何行走江湖扩展阅读:王衍用:三十年目睹旅游规划之怪现状面对更多劲敌的出现,中科院地理所后来也成立了旅游地理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刘家明、宁志中、齐晓波等皆有成名作,地方上对中科院系旅游规划评价最高频的词汇就是——“扎实”。尤值一提的是,由地理所地貌学研究室转到旅游研究的尹泽生先生有着相关的突出贡献。他主持起草的全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等标准对旅游规划的科学化、体系化、专业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成立初期,也涉足旅游规划,但远不是它的强项。真正让优势凸显出来的是其宏观产业政策、国际视野、微观产业经济分析等。特别是其着力打造的《旅游绿皮书》成为其标志性招牌,也让它声名大噪,取得了与中科院旅游研究室“扳手腕”的资格。原本《旅游绿皮书》设想是四个主编,后来出版社嫌联名太多,就确立了三个主编——张广瑞、刘德谦、魏小安,以及其他几位参与者。早期形式就是总报告、三大市场分报告等。一伙老人干得热血沸腾,反复碰撞讨论,具体工作由刘德谦负责。扩展阅读:“旅游”何以为“旅游学”:六大宗师的传道之旅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没有私心,也没有杂念。对于刘德谦而言,人生上半场做出了《旅游学刊》,下半场做出了《旅游绿皮书》。一切都刚刚好。再后来,宋瑞为皮书做了大量工作,其他几位老先生们都很喜欢她的好学、聪慧和认真。可以说,旅游研究中心的人才梯队建设做得还是比较到位。魏小安、张吉林、戴学锋在《旅游绿皮书》发展壮大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力越来越大后,旅游研究中心又做起了《休闲绿皮书》。如今《旅游绿皮书》已经出版了17本,《休闲绿皮书》也已出版6本,现在依然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被业界公认为中国旅游和休闲研究领域的重要读物,也先后多次获得优秀皮书奖。继往开来:一个等待书写的时代保继刚先生将现代旅游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9是理想主义阶段;第二阶段,1990—1998是现实主义阶段;第三阶段,1999至今是理想主义回归并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阶段。保继刚认为,第三阶段重新显示出对建构理论的重视,跨学科研究增多,国际交流增多,学科获得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增强。此言不虚。中科院旅游研究室与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正经历这一阶段。当前,刘家明在旅游度假区、城市游憩空间等方面的的研究极见功力,奠定了一些理论基础,也开创了该领域的新境界。以旅游度假区为例,刘家明进行了系统持续研究,在旅游度假区的内涵、功能与结构、选址与开发策略、开发模式、发展演化规律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为后来大量的旅游度假区规划设计实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更关键的是,刘家明团队还将这套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多个旅游度假区的研究与规划实践中,获得了市场认可。早年一直专注城市地理研究的刘家明,在旅游的理路下,扎实地构建起城市游憩空间体系研究,聚焦城市旅游中的游憩空间构成、产业集群、休闲商业区、城市绿带等不同的城市旅游系统,关注其空间演化规律、驱动因素和机等等。钟林生在生态旅游、国家公园等领域都有学界不能忽视的“硬货”。多位学人都承认,钟氏在生态旅游方面是最舍得下笨功夫的研究者,理论构建上会有大气象。一本《生态旅游规划原理与方法》直到现在还有极高的指导价值和前瞻性。沉潜的钟氏在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的战略思考正引起业界越来越大的关注。席建超则对于旅游地城镇化、国土游憩空间优化等方面着力深耕。在揭示旅游地城镇化的基本规律方面,席氏提出不少极具价值的判断。例如,以旅游区为中心,旅游城镇化过程呈现核心—边缘扩展减弱态势,核心旅游村落土地利用则向旅游小镇演化;核心旅游村落和临近传统村落呈现“空心村”和“实心村”差异,并造成“生存型”和“发展型”生计模式分化;区位条件作为主导因素,决定旅游聚落发展模式分化,内部旅游业态布局演化、人口分布等等。其中,《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一篇极见扎实的研究和调查水准。在国土游憩空间优化理论方面,席建超创新和实践作用不容低估。他建构与目前国土空间格局相协调的国土游憩空间理论模型,形成了一些对现阶段区域旅游研究发展导向的基本判断。相关结论也应用于国家“十三五”旅游发展战略规划“空间战略规划”和“长江国际黄金经济带”规划编制中。而且对于当前大热的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和评价标准,江湖传言,席氏和戴学锋分别代表中科院和社科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于全域旅游的产业组织形态、空间要素建构等问题的认识大概也在逐渐影响着政策。之于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而言,宋瑞的研究水准已支撑起门户,其个人研究实力也颇有当年文化场域的“陕军东征”的势头。宋瑞有着极好的国际视野,在产经脉络里的宏观视野和微观分析也颇见功力。根据近几年的研究方向以及当下发展形势,宋瑞领衔的团队应该会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全球化旅游发展趋势及中国旅游发展战略,国民休闲与美好生活等方面进一步着力铺排。40年来女性旅游研究者是一个颇有意思的群体。伴随着牛亚菲、韩玉灵、彭青等退休,宋瑞、谷慧敏、徐红罡、徐虹、郭英之、余青、孙九霞、陶伟、张瑛、李燕琴等成为一线阵容,而唐晓云、沈涵、吴丽云、蒋依依、朱鹤等新势力也在强势崛起。宋瑞正作为一个代表,隐喻着女性旅游研究者“群像”的成长和成熟。如今,宋瑞担任了《旅游绿皮书》、《休闲绿皮书》主编,主持完成诸多课题研究,也发表了一些引起关注的学术成果。此后的路,对于宋瑞而言,担子不轻,责任重大。老先生们期许的眼光,是厚望,也是压力。2019年,是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在风云激荡的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其经历了一半的岁月,而中科院旅游研究室则见证了全程。“如果提前知道你要面对的人生,是否还有勇气前来”,这个假设让人心颤,但禁不起推敲。未来,会更好吗?不知道,但是未知的东西总是那么蛊惑人们勇敢前行,对于两家旅游学术研究重镇亦如是。(品橙旅游 周易水)

荀卿

它是地球同纬度唯一“绿洲”,就在华南这个地方

距“广东屋脊”——南岭石坑崆不远处,有一座海拔约1700米的无名山峰。去得多了,周平和课题组便将其称为“猴头山”,“因为这里猴头杜鹃特别多”。3月28日,猴头山上烟雾缭绕,水气弥漫。沿着山路向上爬,尽管冷风强劲,但从满目葱绿和不时出现的尖连蕊茶花、兰花中,还是能够感受到万物生长、生机勃勃。作为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同时是南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下称“南岭站”)建设与运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周平是南岭的常客。“地球同一纬度上无一例外是荒漠和沙漠,唯有南岭是一片苍翠的世界,更是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宝库,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南岭站的建设,对开展南岭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和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周平说。航拍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纬度上的珍贵绿洲地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5省区交界处,南岭是中国南部最大山脉。人们常说的岭南,便是对南岭以南地区的概称。周平介绍,南岭处于北纬23°37′至27°14′之间,东西绵延约7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令世界瞩目的是,地球上同一纬度,从西到东依次分布着美洲的墨西哥荒漠、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亚洲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和南亚西北部的塔尔沙漠,都属于沙漠和荒漠,而南岭却是一片‘绿洲’,是我国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周平说。南岭是地球同纬度地区唯一一块绿洲。这片绿洲的形成,首先与南岭的地质构造密切相关。早在1942年,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便在《南岭何在》一文中首先阐释了南岭的地质构造。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和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的专家曾联合撰文分析,南岭山地原本是露出南海的一块古陆,在漫长的地质时期,经历了特提斯海的东面漂移、中生代地质时期的北向漂移、加里东运动、印支运动、燕山运动、喜马拉雅山运动等多阶段地质活动,最终形成了纬向构造、经向构造、粤北山字形构造及新华夏系等构造互相穿插、彼此干扰、地质构造非常复杂的山地。驱车穿梭在南岭各个山峰之间,层峦叠翠,生机盎然。作为重要的地域分界线和生态屏障带,南岭北挡寒潮南下,南隔暖湿气流北上,周平介绍,正是因为这片山地的存在,才使得南粤大地的气候如此温暖湿润。“再加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成就了这片珍贵的‘绿洲’。”南岭植被景观。南岭作为地质与生态的“双重宝库”,正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勤业就曾表示,南北的差异、不同海拔高度的变化,导致南岭有多种类型的气候环境。他说,气候资源丰富使得这里植物生长茂盛,天然植被表现出南北交错和垂直分布的现象,成为一个庞大的自然植物库。野生动物和珍稀动物的种类也异常繁多。这些都造就了南岭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复杂而多样的区域之一。“假如没有南岭,我很难想象,荒漠化的这一地区将会是怎样单调乏味的色彩。”在自己发表的一篇以《假如没有南岭》为题的文章中,周平如是说。周平介绍南岭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有关情况。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宝库“最神秘的鸟”现身广东南岭,为我国特有珍稀物种;广东科研团队陆续发现并拍摄到南岭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调查人员在南岭发现8个新种和16个新分布物种……2018年以来,不断有南岭物种新发现的消息见诸报端,南岭作为“物种的博物馆”的形象,被越来越多人所知晓。南岭有着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南岭地质构造的形成一样,其生物多样性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几亿年前。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大量的恐龙化石和恐龙蛋化石在位于南岭的南雄市油山杨梅坑红层中陆续被发现,再现了南岭6700万年前白垩纪的恐龙世界,便是很好的例证。新物种和珍稀物种的不断发现,让生物学家兴奋不已。“已知毒蛇类里的最大型蛇种莽山原矛头蝮,俗称莽山烙铁头蛇,是国家特级保护动物。它全身披着浅绿至墨绿色的斑纹,全长可达到2米以上。”周平介绍,2018年上半年,科研团队曾在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外调研时发现一条莽山烙铁头蛇,据了解,近几年该蛇种群数量在逐渐恢复上升。从一度濒危到再度多次被发现,这也印证着南岭生物多样性正在恢复。黄腹角雉和海南虎斑鳽则是两类中国特有鸟类,同属南岭的明星物种。从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雄性黄腹角雉在求偶时“舞姿”曼妙而独特,它头顶两侧的蓝色肉角向上伸出,喉下甩出扇状鲜艳的肉裙,观赏性极强。而海南虎斑鳽更是由于其极为稀少而被称为“最神秘的鸟”,近年来,这两种鸟类均在南岭被多次发现。除了各类珍稀动物,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的各类野生高等植物已累计达3890种,周平表示,“种类之多,世所罕见”,其中不少孑遗植物更是研究生物多样性的活化石。南岭小黄山的广东松。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博士后曾巧便专门研究被称作“广东松”的华南五针松。“广东松仅生长在南岭地区海拔800米—1600米的山地上以及海拔1000米—1800米的陡峭阳坡和孤峰上。为适应悬崖峭壁的严酷环境,广东松每到冬天都会分泌出一种白色防寒物质,成为与众不同的蓝松。”曾巧说,南岭这片独有的广东松原始林,为研究物种如何响应气候变化提供了绝佳样本。未来的生物多样性中心沿着山道向猴头山顶峰攀登,两旁的树枝上不时可以看到科研人员留下的标记便签。而曾巧则随身携带着一个工具箱,借助特制的科研工具凿入广东松的树干进行取样,带回实验室分析广东松的生长情况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这些都是科学家开展野外科研的重要手段,而如今,他们还有了更先进技术的支撑。在南岭站的一处样地(用于生态调查采样而限定范围的地段),数百株树木树干的中间部分都包裹着一层银色“外衣”,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泽华介绍,“外衣”之下实则是一个又一个传感装置。研究团队在这处山坡的左右两侧分别设计并建立了地表径流场和测流堰,能够收集降水并精确地测定地表径流和小集水区的流量。另一处样地则竖立着10余米高的综合观测塔及实时蒸散监测等多个系统。周平介绍,该塔及各系统布满了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具备监测森林调节小气候功能、森林涵养水源功能、生物多样性变化等多种用途,不仅有植物监测,还有动物和微生物的监测,可以同时进行多学科的监测与科研。在南岭站,类似的样地共有24个。历时约3年建成,南岭站于2019年7月正式揭牌。这些样地主要沿植被类型变化,在沟谷常绿阔叶林、山地常绿阔叶林、常绿针阔叶混交林、山顶常绿阔叶矮林和山地灌草丛内布设,对典型生态系统的植物、微生物和土壤进行动态监测。“收集的数据被实时传送至位于广州的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实验平台,由科研人员进行深入分析。”周平介绍。南岭站的科学观测设备。2020年12月底,科技部将69个野外站列入国家野外站择优建设名单,依托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建设的南岭站位列其中,正式进入国家级野外平台行列。“尽管南岭与人类相伴多年,但这里仍有太多未解之谜,南岭站的建成尤其是被纳入国家级台站,将帮助我们用科学的手段更好地认识南岭的生物多样性,对建立南岭国家公园、维护南岭生态屏障、拱卫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将发挥重要作用。”周平说。此外,“十四五”时期,配合南岭国家公园建设,广东省科学院还将推动建立岭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中心。“南岭丰富的生物资源是粤北生态、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是广东省主体功能区中‘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学术所长、研究员杨星科介绍,该中心将打造岭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岭南生物多样性大数据中心、岭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岭南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中心等,未来努力发展成国家级区域性中心(华南生物多样性中心), 并建成我国第二大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来源:南方+

噫嘻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肖文交研究员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日报乌鲁木齐11月22日电 11月22日,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当选院士名单公布。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所长肖文交研究员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2013年8月30日,肖文交在甘肃北山地区野外考察)肖文交,男,1967年12月生,中科院地质所沉积学专业博士。2003年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担任研究员,2011年担任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2012年12月1日,肖文交在吉尔吉斯斯坦野外科考)肖文交长期从事沉积大地构造学研究,瞄准造山作用与大陆增生机制的国际前沿,围绕造山带结构及时限、造山方式与大陆增生机制等关键科学问题,坚持在中国北方及邻区戈壁山区开展系统研究,在中亚造山带构造格局和大陆增生机制等领域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获得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与好评。(2017年10月23日,美国西雅图GSA年会,授予肖文交GSA Fellow(美国地质学会会士)现场)肖文交共发表SCI论文200余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70余篇),入选ESI地球科学领域全球高引用科学家排行榜、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新疆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均排名第一),获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全国野外科技工作先进个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首批万人计划等;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主持国家973项目、深地专项项目与基金委重点项目等。当选美国地质学会会士(GSA Fellow),任GSA Bulletin(美国)和《地质科学》主编、Journal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英国)等多个国内外刊物副主编或编委。任国际IGCP592、662项目共同主席。 (刘美惠子)来源: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