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植株照片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图片由中科院成都生物所提供近日，成都生物所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科研人员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Phytotaxa》上刊发论文，发表了一种隐世百年后再次被发现的植物物种“Aeschynanthus monetaria”，科考人员也为其首次拟定中文名贝叶芒毛苣苔。据悉，该物种于1912年被采集记录后一直“消失”在世界植物学家的视野里。这是该物种在百年后重新由我国科学家发现并补充描述，并且首次证实只存在于我国西藏自治区的墨脱县境内，纠正了产印度的错误记录。该物种生长的大环境于雅鲁藏布江河谷发现依附枯树花朵下垂长约4厘米沿着雅鲁藏布江谷地，西南季风源源不断地把来自印度洋的水汽输送到青藏高原内部，进入到雅鲁藏布江水系分布的各个地区，使得西藏地区的降水由东南往西北递减。因此，在中国藏东南地区，由印度洋来的暖湿气流通过雅鲁藏布大峡谷，在东喜马拉雅山南坡带来丰富的降水，将通常分布于北纬24°的热带往北推移了5°。这样的水热条件滋润了多种植物的生长，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群落类型，使得该区域呈现同一座山拥有从热带雨林到冰川的全部景观，成为植被生态研究的重点区域。2015年，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科研人员来到此进行生物多样性与植被考察，采集了3000余号植物样本。附近村落不多，一个村庄不过几户人家。科考队员们背着睡袋，晚上休息时大多暂住村民家中打地铺甚至野外露宿。某日，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科考队员们走小路往下一个目的地进发时，发现了之前并未见过，附生于枯木上的植物。科研人员野外科考时在当地村民家打地铺“很漂亮，花冠长约4厘米，花量较多，从干枯的树枝上下垂，在茂密的季雨林里格外显眼。”被花朵吸引后，成都生物所研究人员胡君一行走近对该植物形态等作了初步判断，认为系苦苣苔科，芒毛苣苔属。“当时只觉得前所未见，便采集了标本，并在周围进行巡查还有没有同类。”但在此后，大家都并未在其他地方发现该物种。植物细节手绘与中外数据库的芒毛苣苔属标本进行比对发现该物种上次“现身”已在百年前科研人员参与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需要整理近年来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资料，对该悬而未定的苦苣苔科标本重新进行了比对研究。在整理藏东南地区野外考察采集的植物标本过程中，发觉这株采集于中国墨脱县雅鲁藏布江沿岸湿润森林，附生于枯木的芒毛苣苔非常“与众不同”。芒毛苣苔属是苦苣苔科的一个独特的属，约140-160种，主要分布于东喜马拉雅山脉到东南亚，一直到印度尼西亚。在这个属中，大部分种类是附生在湿润森林大树上或石头上的亚灌木。这株特殊的芒毛苣苔以圆整规则酷似贝壳模样的叶子有别于其他小叶类型种类，同时其花梗、萼片、花冠等器官覆盖有短腺毛也比较特殊。邱园标本馆馆藏标本Aeschynanthus monetaria“但我们比对了国内资料库里30多种植物标本，并没找到同类型。”科考人员发现，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中国高等植物》，特别是有关东喜马拉雅地区的植物区系资料（《西藏南迦巴瓦峰地区维管束植物区系》、《雅鲁藏布大峡湾河谷地区种子植物》、《西藏植物志》）等中均未记载，以往出版的中国苦苣苔科所有资料中，也没有对该种进行任何记录和描述。即该物种与国内已经记录的所有芒毛苣苔种类均不符合。遂研究人员又将搜寻视野扩大到全球尺度上，发现其与100年前发表的Aeschynanthus monetaria很符合。但在国际范围内仅找到两份标本，采集时间均在100多年以前（最近一份采集于1912年），其中仅1份能公开获取影像资料。通过比对存放在邱园的指定模式标本，发现在东喜马拉雅地区新采集的这份标本在形态特征上可以完美匹配。植物分类学专家称，该发现为我国喜马拉雅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新资料，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的重要成果之一。纠正此前物种记录“籍贯”问题首次拟定中文名为贝叶芒毛苣苔为了更准确地鉴定和评估其未来的保护状况，研究人员根据考察时记录的原始影像资料和新采集的标本，补充了物种描述，还讨论了该物种采集时的原始记录及其拉丁命名问题。最终，根据其叶片形状和拉丁名词义，科研人员胡君为其首次拟定中文名——贝叶芒毛苣苔。闻世百年，它终于在故土上有了“名分”。胡君一行采集的标本有了名字，上户口的时候“籍贯”一栏也需要填写。因此，关于贝叶芒毛苣苔，还有一个不得不厘清的关键问题——分布地。截止目前，全球共有贝叶芒毛苣苔4份标本，其中两份最新采集的分别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标本和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标本馆。由中科院成都生物生物研究所科考人员最新采集的标本是在2015年10月对墨脱县背崩乡海拔300-800米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的季雨林考察中发现的。而100年前的两份标本采集地，一份记录记录采集于罗龙（Rotung），一份记录为仁更（Rengging），这两个地方目前均属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墨脱县，并不是原记录里的印度。综合目前的资料可以确定的是，贝叶芒毛苣苔有分布且仅分布在中国西藏东南部墨脱县。胡君告诉记者，此前，由于针对该区域物种基础资料匮乏，对贝叶芒毛苣苔未查证到更多的资料，此次植物标本整理发现避免了长期以来我国对分布于墨脱县的该物种没有数据无法进行评估的尴尬，也改写了之前世界上对该物种产地的错误界定。“我们庆幸于这样及时的科考普查，如若没有此次区域物种摸底考察，该物种到濒危灭绝的那一天，连一张彩色照片都来不及留下，连中国‘户籍’都来不及登记，甚至连被专家宣布灭绝都因未“上户”而没有资格，所幸这一切没有发生。”据此，科研人员建议国家加大对喜马拉雅山南坡地区的科学考察支持力度，他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该地区进一步采取“地毯式”系统调查，加大物种调查广度与深度，彻底摸清地区物种资源本底，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本底提供更翔实的基础资料。同时开展科学系统研究工作，深入了解植被、生态系统和景观的变化，通过综合科学考察提出应对方案，有的放矢合理保护和利用，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留下丰富宝贵的自然资源，从而更科学合理地认识这片美好家园，共同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特别说明：本研究近日以Rediscovery of Aeschynanthus monetaria (Gesneriaceae) in Southeast Tibet, China after more than 100 years为题发表在phytotaxa 上。研究得到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2019QZKK0301)、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2015FY210200, 2015FY110300)。

新华社成都1月22日电（记者刘坤、胥冰洁）“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这是我国著名动物学家费梁、叶昌媛夫妇对自我的要求。今年84岁的费梁与82岁的叶昌媛，同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研究员，从事两栖动物研究整整60年。1956年，费梁与叶昌媛同年考入四川农业大学畜牧专业，毕业后，两人都进入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工作。1963年，有着共同语言、共同理想的费梁、叶昌媛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1月14日，费梁（左）、叶昌媛夫妇在上班途中。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很多西方国家19世纪之前就对本国的物种有了深入研究，出版了很多著作。我们国家两栖爬行动物研究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前，已知的两栖动物种类仅100种左右，而两栖动物是国家的重要生物资源，必须把它们研究清楚。”费梁说。因为工作性质的要求，怀揣着为国家填补两栖动物研究空白的夫妇二人，到野外工作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春去冬归，一走大半年，是他们几十年的工作常态；豌豆为主食，辣椒为蔬菜，住帐篷，睡粮仓，是他们野外工作的真实写照；穿沙漠，走高原，探山林，他们寻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野外工作不是游山玩水，每天都十分紧张。两栖动物大多是夜行动物，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会算着时间，赶在天黑前到达采集地，采集标本回到驻地后必须马上处理，凌晨一两点才能躺下休息。休息四五个小时天刚亮就要起床，帮我们采集标本的老乡这时会带着标本来敲门，我们又要开始忙了。”叶昌媛说。据了解，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标本馆内的11.7万号标本中，费梁参与采集和整理的标本有近一半 。1月14日，费梁（左）、叶昌媛夫妇在办公室观察标本。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20世纪90年代，费梁、叶昌媛夫妇二人先后退休。虽然退休，但担负着重要科研任务的二人依然坚持工作。在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科研楼里，二楼最西边的房间成了费梁、叶昌媛夫妇退休后的新办公室。在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夫妇二人一干又是20多年，一部又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在这里诞生。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叶彦说：“二位先生总是早早就到办公室，每天晚上都加班到深夜。他们总是肩并肩、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这样的场景在四季重复着，直到今天。”1月14日晚，叶昌媛（右）在办公室吃自带的晚饭，费梁在一旁继续工作。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60年来，费梁、叶昌媛夫妇累计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28部，专著、论文总字数多达1366万字，附图1.5万余幅。发现新物种72个，建立新属24个、新族15个、新亚科6个、新科1个……由费梁、叶昌媛夫妇牵头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首次完成了国家级两栖动物物种编目，编研的《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中国两栖动物图鉴》《中国两栖动物彩色图鉴》，被称为中国两栖动物资源最完善的“报告”。在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这一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在费梁、叶昌媛夫妇每完成一部著作或一项科研项目时，儿女和同事总以为他们这下该好好休息享受生活，可老两口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百尺竿头。1月14日，费梁在办公室内进行蛙类骨骼研究。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2016年，费梁、叶昌媛夫妇编写的长达1040页、约200万字的英文专著《Amphibians of China（中国两栖动物）》（上卷）正式出版。今年，该书中卷已完成初稿，将向出版社交稿。夫妇二人计划再用三四年完成该书下卷的写作。“中国的两栖动物学研究必须与国际接轨，这本书对国际学术交流十分重要，我们积累了一辈子，现在正是出成果的时候，必须争分夺秒地工作。”费梁说。来源：新华网

苏州动物园供图4月13日，在苏州动物园饲养的中国唯一雌性斑鳖经人工授精后发生意外，抢救无效死亡。国际龟鳖生存联盟（TSA）资料显示，目前全球已知的斑鳖仅剩三只，其中苏州动物园还有一只雄性斑鳖，另外两只在越南，性别不详。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饶定齐表示，这一消息令人遗憾，但“还没到放弃的地步”。他建议加大寻找野外个体的力度，同时也应加强宣传，鼓励可能拥有斑鳖的个人或机构公开信息，以便进一步繁育。组建尸检团队调查斑鳖死因苏州动物园相关负责人陈大庆介绍，4月12日，由国际专家组成的团队与苏州动物园员工，对中国仅存的一只雄性斑鳖和一只雌性斑鳖进行采精和人工授精工作。该雌性斑鳖出现意外，经过24小时的抢救，不幸于4月13日13时20分死亡。陈大庆提供的资料显示，在本次人工授精计划之前，专家团队回顾了过去的医疗记录，咨询了相关专家，以保证将准备工作（包括急救方案）做到最好。另外，团队专家还利用与本次工作相同的程序，对三只雄性和二只雌性大型亚洲鳖进行了采精和人工授精工作。在正式采精和授精之前，专家团队对两只斑鳖进行了理化指标和超声波健康检查，发现它们健康状况良好。与过去的四次人工授精活动相似，人工授精过程顺利，没有出现复杂情况。中国动物园协会总工程师刘农林在苏州广播电视总台的采访中提到，麻醉以后，当日18时许，这只雌性斑鳖曾苏醒过来，并有动作，“但很快发现它没有动作了，感觉情况不对就开始抢救。”据其介绍，这个过程大概不到半小时。经过24小时的抢救，雌性斑鳖没有苏醒过来且不幸死亡。陈大庆介绍，对极度濒危的斑鳖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损失”。专家团队采集了卵巢组织并保存到液氮中，以备未来使用。课题组商定组建由国内外专家组成的尸检团队，以查明死因。5年来陆续进行四次人工授精均未成功斑鳖（Rafetus swinhoei）是世界上最大淡水鳖，背甲可长达1500毫米，体重可达115公斤。斑鳖属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极危物种。国际龟鳖生存联盟（TSA）资料显示，在该雌性斑鳖死亡之前，全球已知的斑鳖为四只，其中两只在越南，另两只在苏州动物园，据信百岁左右。苏州动物园这只雌性斑鳖的死亡，意味着目前仅剩下3只。公开资料显示，这只死亡的雌性斑鳖来自长沙动物园，因联合繁殖需要，于2008年“嫁往”苏州动物园。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信息显示，该学会与国际龟鳖生存联盟（TSA）、苏州动物园、长沙动物园和中国动物园协会等单位进行了合作，以防止这一物种灭绝。经过6年的尝试，未能成功自然繁育。尽管工作人员观察到交配行为，这对斑鳖还产下了数百个卵，但没有一个孵化成功。2015年进行的生殖评估显示，系雄性斑鳖生殖器受损，导致无法正常繁育。同年，人工授精工作启动。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在官网写道：“人工授精是进一步繁殖该物种的最佳机会。”《苏州日报》2015年5月曾刊发报道称，首次实施斑鳖人工授精，“顺利的话，预计八九月份小斑鳖有望出生。”但实际上，自2015年来陆续进行四次人工授精均未成功。4月12日，是这对斑鳖第五次进行人工授精。刘农林介绍，这只雄性斑鳖的精液质量较差，活精子不到20%，“理论上这类精子很难受精。”另外两只已知的幸存斑鳖分别位于越南东莫湖（Dong Mo Lake）和宣汉湖（Xuan Khanh Lake）内，性别不详。焦点斑鳖物种为何如此濒危？此前有研究文献显示，斑鳖曾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钱塘江、太湖）和红河流域。为什么中国斑鳖的数量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中国科学院主管的《科学时报》（现名为《中国科学报》）曾刊文称，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类“不太认识”斑鳖。直到100多年前，斑鳖才慢慢被人类认识。1873年，英国学者John Gray将驻上海的一个英国领事在上海附近捕获的几只大鳖定为新种，命名为斯氏鳖(Osaria swinhoei)。后来，学者梅尔兰将斯氏鳖(Osaria swinhoei)更改为Rafetus swinhoei。据研究，Gray定名的斯氏鳖实际上就是斑鳖。但我国学者几乎无任何后续研究，甚至连它是否为有效种、它的地理分布和生活习性也一无所知，斑鳖通常被错认为中华鳖或鼋。为斑鳖正名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事。当时，苏州动物园为支持苏州科技学院生物系建设，曾赠送了两只俗称“癞头鼋”的大鼋标本。苏州市科技学院生物系教授赵肯堂对其头骨、背、腹甲等进行了细致研究，发现这两只“癞头鼋”是斑鳖。经过多年研究，赵肯堂提出了大量证据，证明斑鳖是一个独特的物种，是为斑鳖正名第一人。斑鳖数量剧减的另一原因则是栖息地——太湖等地遭到了污染等人为干扰。而且，中国人向来喜欢进补龟鳖类，其中斑鳖个体大、目标显著，更易被捕杀。且人工饲养中，不懂斑鳖的生活习性容易让斑鳖“折寿”。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发布的文章称，斑鳖曾因分类地位不明而长期被忽视，直到1987年才在分类学界得到确认。为此，斑鳖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受到影响，国内甚至未及将其列入1989年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濒危斑鳖如何保护在具体的保护措施上，专家们提出“两条腿走路”。除了促进已知的斑鳖繁育，寻找野外个体工作也在进行中。主要目标地域为云南红河流域。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饶定齐从事斑鳖相关研究约6年，主要在云南红河流域从事野外考察工作的他介绍，该流域曾经出现过斑鳖。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红河流域的斑鳖遭受有组织的大量捕捞，部分活体随后流入个旧、昆明、北京、上海等国内一些动物园饲养（有的是与个旧动物园交换），而上海自然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等也分别收集了这个时期采自云南红河的斑鳖标本。并且，位于红河下游的越南也曾发现野生斑鳖。这些信息都显示，定位到这里有迹可循。2014年至2016年，饶定齐曾收到疑似发现斑鳖的报告，但未能进一步核实。2017年是寂静的一年，一点信息都没有，直到今年年初才再次接到2018年疑似目击斑鳖的消息，但仍未得到证实。其称，红河流域广，斑鳖出现的时间也短，再加上无法近距离观察，因此难以确认身份。但饶定齐相信，不排除存在野外个体的可能性。苏州动物园雌性斑鳖的死亡令人遗憾，同时也警示人们：意外情况可能随时发生。“不能再等了。”他建议加大寻找野外个体的力度，同时也应加强宣传，鼓励可能拥有斑鳖的个人或机构公开信息，以便进一步繁育。“不到最后关头，不要放弃。”同时，他曾撰文指出，红河流域的斑鳖，不论中国云南还是越南，从2006年开始关注至今，都未发现过其幼体和亚成体。据此推测斑鳖在红河流域最迟在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就已经未能正常繁殖。拯救斑鳖的行动越来越严峻和紧迫，所剩的时间和机会已经很少。4月15日，参与此次斑鳖人工授精工作的外国专家杰拉德·库克林回复表示，他希望能以已知的两只越南野生斑鳖为基础，在越南开展繁育项目。此外，希望越南和中国能发现更多的斑鳖个体。

植物氮（N）素获取策略在调节植物生长和生态系统功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常认为，植物对养分的需求和获取主要发生在生长季，而在光合作用不活跃、植物生长缓慢的非生长季，植物对养分的吸收非常有限，这使得有关森林植物氮素获取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生长季。但已有证据表明，植物在非生长季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氮吸收能力和养分需求。忽视季节变化可能引起的土壤氮库动态变化和植物氮吸收差异，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森林氮养分利用策略和生态系统氮循环的认知水平。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森林生态过程与调控项目组研究员尹华军团队以青藏高原东缘外生菌根真菌高度共生的亚高山针叶林为研究对象，采用原位稳定同位素15N标记技术，通过数学模型评估生长季节和非生长季节亚高山针叶林对土壤不同形态氮素（NH4+、NO3-和氨基酸）的吸收偏好，并定量分析不同氮素对植物氮养分吸收的相对贡献。研究表明，尽管土壤无机氮是该区森林的主要氮源（土壤NH4+对植物总氮吸收量的贡献率超过50%），但土壤有机态氮（氨基酸）在亚高山森林氮素供应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亚高山森林N养分吸收中的一种重要补充氮源，尤其在土壤氮素矿化受限更严重的非生长季（非生长季氨基酸对植物总氮吸收的贡献率高达33.47%，显著高于生长季的9.86%）；植物对不同形态氮素的吸收偏好呈现出显著的季节动态变化（生长季转向非生长季时，植物对土壤氨基酸的吸收偏好显著增大），表明植物氮素吸收偏好调整可能是该区森林应对季节变化的一种适应性策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随季节波动的土壤温度诱导了土壤不同形态氮库的动态变化，这直接驱动植物对不同形态氮素的吸收偏好发生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该研究为“森林养分吸收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这一观点提供了直接试验证据，丰富了对多变环境条件下森林养分获取策略与适应机制的认知水平。相关成果以Seasonal variations in plant nitrogen acquisition in an ectomycorrhizal alpine forest on the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China 为题，发表在Plant and Soil 上。成都生物所博士郭婉玑、美国克莱姆森大学博士张子良为第一作者，尹华军为通讯作者。研究得到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中科院前沿科学重点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联合资助。 　　亚高山针叶林植物氮素获取的季节性变化概念模型森林根际和菌丝际及其介导的土壤C-养分过程概念框架示意图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7/s11104-020-04644-8

鼠李糖脂是一种糖脂类生物表面活性剂，具有消泡、乳化、洗涤等功能，可应用于农业、食品、化妆品及生物修复等领域。此外，鼠李糖脂在不同的温度、pH和盐度环境下均表现出稳定性，且可生物降解，对人类、动植物及其生活环境均不构成危害。餐厨废弃油脂具有污染与资源两重性，目前，处理餐厨废弃油脂的方法有填埋、焚烧、提炼回收和制作生物柴油，但这些方法存在二次污染及资源化利用附加值低等问题。微生物将餐厨废弃油脂（WCO）作为生长繁殖的碳源和能源，使之降解成无污染的二氧化碳和水，并获得高附加值的次生代谢产物鼠李糖脂。因此，从自然界中筛选出高效降解油脂的菌株用于餐厨废弃油脂的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具有意义。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物质能源项目组硕士研究生石娟在其导师、副研究员李东的指导下，分离出一株新型耐盐菌株Pseudomonas aeruginosa M4，优化菌株降解油脂条件、分析油脂降解产物及探究降解油脂产鼠李糖脂特性。研究发现，菌株Pseudomonas aeruginosa M4在最佳油脂降解条件下（5%接种量，35℃和pH为8），油脂降解率为85.20%，脂肪酶活性为23.86U/mL。短链脂肪酸乙酸和正丁酸是菌株Pseudomonas aeruginosa M4降解油脂的主要中间体。菌株Pseudomonas aeruginosa M4以WCO为唯一碳源时，所产鼠李糖脂的最大浓度为1119.87mg/L。其中，鼠李糖前体以WCO的水解产物甘油为原料合成，R-3-羟基烷酸酯前体以WCO水解产物脂肪酸为原料，由乙酰辅酶A从头合成。此外，菌株Pseudomonas aeruginosa M4具有耐盐性，耐盐浓度最高可达70g/L。该研究为微生物降解油脂提供科学依据，有利于餐厨废弃油脂的高值利用。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Cleaner Proction上，石娟为论文第一作者，李东为论文通讯作者。研究工作得到四川省科技计划，中科院“西部之光”、青年创新促进会等的支持。图1.菌株M4降解不同浓度的WCO时，生物量（a）、脂肪酶活性（b）、鼠李糖脂浓度（c）、pH（d）的时间进程曲线图2.以油脂为唯一碳源合成鼠李糖脂的途径

缪元颖是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的一名辅警，但他有更响亮的名字——“缪博士”。缪元颖不仅是毕业于香港大学分子生物学的博士，还是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和省医院联合培养的博士后 。提起缪博士，大伙儿都知道，他是辅警队伍中的“学霸”。缪元颖从事法医物证检验工作，自加入高新区分局DNA实验室工作以来，已检验了共1600余件生物检材，参与过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20余起。很多看似复杂的案情，经过他的检验分析，都变得条理清晰、证据充分。在缪元颖的指导下，高新分局进一步完善了DNA实验室的规章制度，规范了DNA实验室物证的提取、检验方法，还增加配备了多种不同功能的DNA检验试剂盒，扩大了高新分局的法医物证检验范围，提升了检验能力。 作为高学历博士，缪元颖可以从事收入更可观的工作，但出于对公安工作的一腔热血，以及对法医物证专业的不懈追求，还是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高新公安队伍。在艰难的法医物证检验之路上，缪元颖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捍卫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父母均是高校教授在成都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看到辅警缪元颖，其他警察都要叫缪博士。不是戏称，缪元颖确实是博士：从四川大学微生物学学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学硕士，到香港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还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期间，缪元颖相继在中国科学院、香港大学从事科研工作。2012年，缪元颖在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技术处DNA室(现刑侦总队刑事技术支队DNA室)开始从事法医物证检验工作。缪元颖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父母均是已退休的高校教授。爷爷缪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据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官网介绍：1981年，缪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为四川大学培养出第一位博士。因为父母年龄较大，妻子也在成都工作，缪元颖最终还是选择回到成都家人身边。2015年，缪元颖进入博士后工作站从事遗传性疾病基因检测的研究工作。拥有多年工作经验，当时的缪元颖可以选择多种就业方向：医院、科研机构、外企、第三方检测机构。“当时高新公安联系我，希望我能去他们的DNA实验室工作，觉得我的经历各方面都很合适。”对刑侦技术特别是法医物证检验鉴定技术的迫切需求，缪元颖考虑到责任感和成就感，“我一直也有一个警察梦，从小崇拜警察。在公安里也是从事技术工作，跟一直以来所学是有衔接的，能够发挥所长、整治犯罪，会很有成就感。” 作为专家型人才引进警队 2018年4月，缪元颖正式以警务辅助人员的身份，加入成都高新公安分局刑侦署技术大队DNA实验室，这是成都高新公安分局专门引进的专家型人才。缪元颖透露，干辅警的工资收入并不高，“真的是出于爱好干这项工作。我对这方面很感兴趣，一直坚持到现在，每次看到自己的努力有实实在在的成绩，精神上会很满足。”对缪元颖来说，干的工作，比工作头衔更重要。缪元颖也是他所认识的同学之中，唯一一个干辅警的。目前成都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已成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缪元颖博士法医物证疑难检材工作室”，立足服务刑侦实战、有针对性地开展疑难检材DNA检验的攻关研究工作。这也是成都高新公安分局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精于鉴定各类生物检材 不用接处警，也不用执勤巡逻，缪元颖战斗的“战场”在实验室，一切犯罪记录都躲在肉眼看不见的DNA背后。法医物证检验，作为对刑事案件的侦破起支撑作用的刑事技术工作，加班是家常便饭。为了得到理想的检验结果，少则需要几个小时，而对于一些复杂的检材，则需要数天的时间。缪元颖凭借其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检案经验、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在业界逐渐赢得口碑。缪元颖精于各类生物检材的检验鉴定，除了常规检材，如血液、唾液等的DNA检验工作，他还擅长疑难、复杂检材，如微量脱落细胞、骨头等的DNA检验。牙齿、骨骼等检材的DNA检验一直是法医物证检验中既重要又困难的一个领域，尤其是年代久远、保存环境恶劣的骨骼，非常考验检验人员的检验水平。缪元颖对牙齿、骨骼等检材的DNA检验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他在长期的检验工作中摸索出了针对不同年代、不同保存条件骨骼的DNA提取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缪元颖完善了高新分局DNA实验室的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了DNA实验室物证的提取、检验方法，增加配备了多种不同功能的DNA检验试剂盒，培养了DNA实验室的检验人员，使高新分局的法医物证检验范围、检验能力，特别是针对疑难检材的检验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加入高新公安以来，缪元颖共检验检材近1500件，在10余起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DNA检验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来源：成都公安、成都商报

新华社成都1月22日电（记者刘坤、胥冰洁）“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这是我国著名动物学家费梁、叶昌媛夫妇对自我的要求。今年84岁的费梁与82岁的叶昌媛，同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研究员，从事两栖动物研究整整60年。1956年，费梁与叶昌媛同年考入四川农业大学畜牧专业，毕业后，两人都进入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工作。1963年，有着共同语言、共同理想的费梁、叶昌媛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1月14日，费梁（左）、叶昌媛夫妇在上班途中。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很多西方国家19世纪之前就对本国的物种有了深入研究，出版了很多著作。我们国家两栖爬行动物研究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前，已知的两栖动物种类仅100种左右，而两栖动物是国家的重要生物资源，必须把它们研究清楚。”费梁说。因为工作性质的要求，怀揣着为国家填补两栖动物研究空白的夫妇二人，到野外工作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春去冬归，一走大半年，是他们几十年的工作常态；豌豆为主食，辣椒为蔬菜，住帐篷，睡粮仓，是他们野外工作的真实写照；穿沙漠，走高原，探山林，他们寻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野外工作不是游山玩水，每天都十分紧张。两栖动物大多是夜行动物，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会算着时间，赶在天黑前到达采集地，采集标本回到驻地后必须马上处理，凌晨一两点才能躺下休息。休息四五个小时天刚亮就要起床，帮我们采集标本的老乡这时会带着标本来敲门，我们又要开始忙了。”叶昌媛说。据了解，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标本馆内的11.7万号标本中，费梁参与采集和整理的标本有近一半 。1980年，费梁（右）、叶昌媛夫妇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考察（资料照片）。新华社发20世纪90年代，费梁、叶昌媛夫妇二人先后退休。虽然退休，但担负着重要科研任务的二人依然坚持工作。在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科研楼里，二楼最西边的房间成了费梁、叶昌媛夫妇退休后的新办公室。在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夫妇二人一干又是20多年，一部又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在这里诞生。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叶彦说：“二位先生总是早早就到办公室，每天晚上都加班到深夜。他们总是肩并肩、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这样的场景在四季重复着，直到今天。”60年来，费梁、叶昌媛夫妇累计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28部，专著、论文总字数多达1366万字，附图1.5万余幅。发现新物种72个，建立新属24个、新族15个、新亚科6个、新科1个……由费梁、叶昌媛夫妇牵头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首次完成了国家级两栖动物物种编目，编研的《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中国两栖动物图鉴》《中国两栖动物彩色图鉴》，被称为中国两栖动物资源最完善的“报告”。在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这一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月14日，费梁（左）、叶昌媛夫妇在办公室观察标本。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在费梁、叶昌媛夫妇每完成一部著作或一项科研项目时，儿女和同事总以为他们这下该好好休息享受生活，可老两口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百尺竿头。2016年，费梁、叶昌媛夫妇编写的长达1040页、约200万字的英文专著《Amphibians of China（中国两栖动物）》（上卷）正式出版。今年，该书中卷已完成初稿，将向出版社交稿。夫妇二人计划再用三四年完成该书下卷的写作。“中国的两栖动物学研究必须与国际接轨，这本书对国际学术交流十分重要，我们积累了一辈子，现在正是出成果的时候，必须争分夺秒地工作。”费梁说。

6月6日上午，潍坊综试生态科学技术研究院揭牌暨生态工程技术研讨会在潍坊食品谷国际交流中心召开。来自国内的多名专家学者及潍坊农业代表参会，并到种植基地实地观摩生态品质科技农业技术项目带来的丰硕成果。在潍坊市寒亭区的一家西瓜种植园里，通过运用一种"黑科技"，使得增产效果明显，抗逆抗病性、品质都有了明显提高，一举夺得了西瓜大赛的一等奖。“通过生态技术规范使用，总糖提高了2度,亩均增产15%以上。每亩成本不到200元,却能增收4000多元。”说起自家丰产丰收的种植户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来自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马欣荣博士告诉记者,这种神奇的“黑科技”主要是钛离子制剂，通过智能机械喷施太谷乐钛离子制剂，能够促进植物光合作用，显著促进农作物根系生长，提高作物抗倒伏、干旱、低温、高温等耐受力，具有抗菌杀毒和分解农药的作用，同时显著提高作物对水分和肥料的利用率，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可极大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并显著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据悉，“生态品质科技农业技术项目”实施以来已在国内20多个省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示范和研究。在全国建立了2000多个涵盖粮油作物、经济作物、道地中草药、畜牧、水产、花卉、品质果蔬、土壤生态等示范基地，在全国进行了1000余场次的生态品质技术普及讲习。在粮油作物、瓜果蔬菜、茶叶、中草药、水产养殖、畜牧养殖、土壤生态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小麦亩均增产20%、玉米亩均增产30%、大豆亩均增产40%；且肥料减少40%、农药减少50%；农民收益大幅度增加，所有农产品经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品质提高、无任何农药残留。据潍坊市农技推广站站长郑以宏介绍，“下一步，还有待于我们技术人员，在各种作物上，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块，不同的生态条件下进行试验，才能在全市整个农业生产中更广泛更深入的来使用。”“生态品质科技农业技术项目”是2018年潍坊国家综试区核心区重点技术项目。中科院成都生物所、中国农科院作物科所、中国林鉴于“生态品质科技农业技术项目”的科研创新成果，中科院成都生物所、中国农科院作物科所、中国林科院林科所、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等科研院所在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联合设立“潍坊综试生态科学技术研究院”。生态科学技术研究院在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的成立，集聚10余所国家、省、市级科研单位和专家资源优势，是创建生态科研新方向、引领生态科技未来发展新目标的划时代事件。必将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科技创新提质加速发挥重要引领作用。生态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也必将提升潍坊在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影响力，为潍坊的“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齐鲁网潍坊6月6日讯闪电新闻记者 郑鹏飞 潍坊报道

《祖国》消息 2019年5月30日上午，西南生态环境生态先进技术研发与应用中心上线仪式在四川绵阳上线。绵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绵阳科技城中科创新育成中心主任赵发展在启动仪式上介绍了西南生态环境先进技术研究与应用中心基本情况，并代表绵阳市人民政府和会议主、承办单位，向出席会议的来宾致谢。启动现场据了解，四川绵阳是诗仙李白的出生地、中国唯一的科技城，同时也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拥有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多项殊荣。当前，绵阳市正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全面推动绿色发展。为扎实有效地贯彻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推进科技城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由绵阳科技城中科创新育成中心联合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绵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西南科技大学、绵阳师范学院等院所、部门和高校，在绵共同成立西南生态环境先进技术研发与应用中心进行项目成果发布。该应用中心立足绵阳、辐射西南，将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等高校院所在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和生态治理方面的综合优势，引入国际前沿环境治理解决方案，实施全方位切实可行的环境治理综合措施。中心成立后，将针对绵阳市大气和水体污染防控、土壤修复、固体废弃物处理等切实需求，提供环保技术支持、战略规划研究、环境检测与治理、环保项目实施与技术成果转化等可行性措施，从而推进绵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助力青山绿水宜居城乡环境建设，实现国家生态安全、环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水生生物不研究所、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应用与环境微生物中心等相关研究所共搜集（发布）成果107项，其中大气污染控制技术25项，水质净化技术45项，废物资源化利用及土壤修复24项，绿色生产技术及产品13项。本次中心发布的环保项目能够为绵阳的环境治理提供切实有效的技术支撑，帮助绵阳的生产企业和环保企业变废为宝，利用科技的力量在合理的成本下保护好生存环境，让绵阳的天更蓝，水更绿，打造更加宜居的科技城。（文/图 刘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