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博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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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简况姓名 学位授予单位 专业 工作单位白志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东北师范大学范洪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冯玉琳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计算机软件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洪家兴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黄朝商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院李尚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绍宽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东华大学马中骐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 中国科学院单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南京师范大学苏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童裕孙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王建磐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华东师范大学谢惠民 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 运筹学与控制论 苏州大学徐功巧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 分子生物学 多伦多大学徐文耀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磁与高空物理 中国科学院于秀源 山东大学 基础数学 杭州师范大学张荫南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赵林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 “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来源：北京日报）

如果你询问一个不了解当下考博行情的人，可能他还会告诉你当前2020年考博才刚刚开始，甚至还会宽慰你说都还没有开始呢？但是，本文将告诉你，别太天真啦，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即将完成十分之一。也许你会震惊，你看，大部分院校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还没有发布，你怎么能够得出上述结论呢？是的，确实是不少院校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还未发布，但是现实也绝非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下面从多个角度进行说明，希望能够引起你的警觉。根据相关统计，当下我国高校全年招收博士生10万人，那么你算一下1万人占10万人的比例是不是十分之一。清华大学当前每年的招生人数已经突破3000人大关，而当前的信息是大部分院系已经于上周完成9月份的博士招生工作。而计划招生7000多名博士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已经发布2020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春季入学博士生网报时间为2019年10月10日-10月25日，虽然只有硕博连读，但是人数也不少，而且中国科学院大学还有直博生招生，仅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就招收直博生26人，因此招收直博生1000多人轻轻松松（112个研究所、18个院系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单说来，仅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10月份就可以确定录取人数在3000-5000人。浙江大学2020年拟招收直博生的导师就接近3000人，另外诸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南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等院校都已经启动直博生招生工作。可能在部分专业看来直博生招生名额有限，但是很多专业的招生人数则特别多。仅以北京大学某学院为例，其拟招收99名博士生，全部采用推免制（直博、硕博连读）。以上总总虽然没有进行过认真计算，但是可以自信地告诉大家，人数远大于1万人。文末会附上已经发布的招生简章。2.当下博士研究生的招收途径主要有：申请考核制、硕博连读、直博生、普通考试制以及各种专项计划。那么你说说当前上述几种招生模式占的比例为多少？申请考核制占总招生人数的一半你有意见没有？硕博连读、直博生占据总录取人数的百分之10-30，你有意见没有？如果你没有意见，那么我就可以清楚地告诉你，直博生招生下个月就全部完成了，10月中旬之前基本上可以确定录取名单，而直博生的比例在很多高校中已经接近10分之1，你信不？另外硕博连读的选报工作不少院校当前也已经陆续开展，因此对采用直博生、硕博连读招生方式的高校，本月末基本上就完成了十分之一的招生任务。3.根据我们有限的记忆，当前已经发布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不含直博）的院校已经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广州中医药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航天十一所、军事科学院、西北工业大学、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福建师范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等院所。文末会附上已经发布的招生简章。想必上述3点已经能够证明全国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即将完成十分之一，只不过确实如很多人想的那样，不少学科的招生工作，特别是人文社科专业的招生工作才刚刚开始。但是也不要大意，诚如当你还不知道何谓考博时，直博生正在快速扩张，硕博连读继续发力一文所言，法学专业即将诞生前100名2020级法学博士研究生，而每年法学博士的招生总人数为1600人，也很快到达十分之一的比例，毕竟接下来的一个月将会有大批的申请考核办法发布。

中国迎来“博士潮”，那博士现在的待遇如何，告诉你真实的现状目前，我国博士的数量跟硕士相比，依然显得稀缺，但“博士潮”却早已到来。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博士数量的增长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几乎每隔三五年就会翻一番。这种爆发式的增长现象不是我国独有，它是全球性的。而我国同他国不同的一点是，其他国家的博士因为学术单位的职位空缺，博士供给过剩明显，就业形势稍显颓势。但我国没有那么严重，绝大部分的博士都是学术界和相应产业的“香饽饽”，他们能比较轻松地找到可以完全发挥个人能力的工作，这都是得力于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有足够的需求度做支撑。记得去年一则“华为招聘8位年薪百万博士”的新闻，引发了不小的热议，并给“读书无用论”一记狠狠的耳光。华为给这8名博士开的薪酬，用夸张来形容是不为过的，最高的可以达到200万/年，而最低的也有近100万/年，这个层面的薪资，可以说是一毕业就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因此，不少网友直呼：要想走上人生巅峰，赶紧读个博士，这学历太值钱。其实，这是一种错觉。虽然“华为百万年薪博士”确实存在，但这并不是一种常态。博士的收入的高低，跟硕士、本科一样，同样要看情况，学科专业、学校层次高低、能力大小、就业性质、行业等等，都决定的了博士们薪资的差距。如果单单从薪酬的角度说，华为那8名博士的薪资已经顶上天，属于个别情况，不能代表博士的平均薪资水平。不过，博士的薪资虽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高，但也比本科和硕士高不少。他们大部分的年薪在20万以上，整体的范围在14万~80万之间，超过100万的，算是VIP级别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博士们的薪资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他们毕业后的去向多是公司和高校，或者说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单位，所以说，因为他们的就业起点比较高，虽然愿意去的地方的数量不如本科和硕士，但所幸选择面要广一些。进公司，在一定层面上就意味着可能拿到高薪资，如果公司够好，专业够热门，城市够发达，年薪20万以上肯定没啥问题的，不过如果真的在一线的发达城市，20万又算个啥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罢了。如果是进高校，那薪资、安家费、科研启动资金等，会直接由毕业院校和读博期间所发文章决定，待遇并不会像大家想的那么好，不过比博士的平均收入要稍高一些。总之，博士的薪资并不如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高，但确实也不低。对于想读博的朋友，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就看你怎么想，不过话又说回来，薪资也代表不了一切，读博也不一定全冲薪资去。想了解更多精彩，请关注“教育润无声”

大家好，我是一个说教育的。你们知道吗，我国传统的博士生学制为3年，但很多博士生反映认为3年时间不够完成学业，很多顺利毕业的质量也不是很高，2019年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高达40%，其中接近一半延期的时间为一年，20%的延期时间为两年。那么究竟是为何有这么多的延期学生呢。首先应该被抨击的是学制体系。现在呀，中国仍然有很多大学设置的博士学制体系是3年，而世界上的大多为3-6年。所以呀，这样是导致有这么多博士延期毕业的主要原因。不过呀，当初之所以设置这么短的博士学制也是有原因的。博士的三年制制度有两个优势：其一，时限短，可以早毕业参加工作；其二，学制短，激发学习积极性。当时的中国呀，很是贫穷呀，哪里来那么多钱来培养人才，再加上没时间给你培养了，因为国家需要你了，需要你进入到社会中去了。所以这个体质一直是国家需要。也是迫不得已。其实呀，中国以前的博士学制连三年时间都还不足，据说呀，以前才两年多，后来经过改革才确定延长到三年。所以呀，后来这个三年的学制就一直保留至今。随着祖国和世界科技的发展，学术方面需要更加深厚的学识储备。所以慢慢的又存在了一定的劣势：博士生涯学业压力大；而文科精品作品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精心打磨，短学制不利于博士生潜心学术，容易滋生急功近利的“学术泡沫”；短学制不利于博士生出国访学，扩大学术视野。且一旦延期，无补贴等生活来源的后果容易让学生感到压力。除了这些之外，也还有一些家庭原因等等。毕竟呀，现在读书的时间也太长了。想想看，一个学生幼儿园三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研究生四年，再加上博士，3+6+6+4+3+3读完都要三十了，这还是在正常情况下，你说这样你家里能不着急吗。所以呀，最近几年以来，很多大学都在慢慢改革了。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博士学制改为四年制。如清华、北大、上海交大、人大、厦大、中山、中南大学、华东师大等高校，均已实行四年制博士学制。这是一个好消息呀，有这些前面的好大学带头，我相信后面的大学也会认识到要改变这个体质，这也是现在社会所需要的，现在学术所需要的。好了，到最后了，给大家透露一点消息吧，去年2019年博士招生人数达到了10万，专家估计今年博士招生人数会超过11万。不得不说，现在的高学历人才是越来越多，像我这样一个大学本科出来的就是菜狗一枚呀，不足为道。找工作都十分的困难呀，即使找到工作也是朝朝暮暮，没日没夜，还薪薄难以顾家呀。不得不说，现在的成年人压力真的不小呀。

（1）今年过年，谁最忙？非翟天临莫属。本来，作为演员就有知名度，春晚上又参演小品，饰演打假警察，演技不错，更让全国人民记住了这个演员；然而，让他人气爆棚的还不是演戏，而是他的超高学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博士，2018年刚被录取为北京大学博士后。既是名演员，又是超高学历的学术学者，演而优则优，这是规律；羡慕的粉丝网友带着无比崇拜的神情，想要拜读一下翟博士的学术论著；没想到一提论文，翟博士直接愕然：知网是什么东西?我怎么听都没听过啊？中国知名大学的博士，竟然不知知网为何物？这恐怕有些……，让人浮想联翩：作为一名博士，你论文，专著的信息引用，查重，修改，提交，都要使用知网，而你竟然连这点基本常识都不懂，哪里读的博士？于是，网友粉丝的兴趣更浓了，一定要认真研究一下翟博士的著作。网友的力量绝对大过任何专案调查组，顺藤摸瓜就发现翟博士在读书期间的一篇论文，去除引用后的复制比竟然高达40%之多；要知道，正规985,211大学的复制比，是不能超过10%的。此事曝光之后，本来以为也就是一个演员自己的问题，调查一下，看问题出在谁身上，然后严肃处理，这是一般事件的处理节奏；没想到一个翟天临的博士论文带出了一个学校的水深火热。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张辉，一个50岁的半百老头，竟然离婚，新娶了比自己小24岁的女学生刘熙阳；还拍了一部自导自演的影片《一纸婚约》；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该片的女主角就是自己的新婚妻子刘熙阳，男主角就是张辉自己；而刘熙阳凭借此片还获得最佳女演员奖；而此片的制片人竟然就是院长张辉的外甥益才，此人还被作为北电的优秀本科生免试读博，博导又恰恰就是张辉；意不意外，精不精彩？这是2019年最出色的剧情。再回到翟天临的博士导师，为北电表演学院的副院长陈浥；但是奇怪的是，这名博导的学历只是本科，而且近20年来并未有任何学术论文，专著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究竟是什么资格可以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啊！这都是哪儿跟哪儿？怎么拔出萝卜带出泥，越来越乱了？越看头越大……（2）今天，2月14日，翟天临在经历了网友的热火朝天打假行动之后，终于做出回应，公开道歉。但是这种道歉和范冰冰被查实偷税之后的道歉如出一辙，口头诚恳道歉，希望大众原谅；实则万不得已，无奈之举；道歉是表面，试图得到原谅，不被粉丝网友娱乐圈唾弃才是真表情。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大学纷纷做出表态：严肃调查，绝不姑息。众多网友也并不买账，翟天临的事件，不是一个单一事件，是一个学校的学术风气和整个国内学术界的系统，体制问题。 （3）西安广播电视台的一档问政类节目《党风政风热线》最近很火，最近有一期节目，主持人何弘通过直播方式质询西安市高陵区交通局长：为什么这么多黑车，为什么有人坐黑车，难道你不知道吗？这是你不会管，不想管，还是不敢管？该交通局长被主持人发难后，随即爽快回答：下一步，我们对记者暗访中反映的黑车，摩的占道揽客乱象，将进行全面调研，制定系统整改办法。本来，作为中国政府部门官员，通常的应对招数都是：问题知道了，回去就处理！表明自己的态度即可完美回应。没想到这档节目的主持人竟然又连连发难：“您都当了三年的交通局长，这些问题还需要重新调查吗？是不会管，不想管，还是不敢管？”一来二去，让这位高高在上的官员有些吃不消，场面一度尴尬；而看节目的观众却连声称好，有种大热天洗凉水澡的爽。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回应，也是和这些官员一样的套路：马上调查，严肃处理，给全民一个交待；看吧，我们很认真，很负责；然而，问问两个大学的真正有权力的管理者：这些问题，真的是闻所未闻，第一次听说吗？整个学术界真的需要借助这次机会来个大洗牌，让不作为，乱作为的人整个红红脸，体验一下被怂的尴尬。（4）如果一个演员，一些知名人士，都可以轻松的凭借自己的名气换来私下利益，让越红的演员更红，越有权威的人士更有权利，让那些苦心钻研学术，期待勤奋改变命运的普通人如何找到通往光明的路？1月31日，一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的在读博士刘春杨，从学校宿舍离开后失踪，经过十几天的搜寻，2月14日警方证实已经在一处水库附近找到其遗体。此前，其因为博士不好毕业，写毕业论文压力大，已延期一年毕业；本来应该于2019年4,5月份毕业，却在毕业前死亡。普通人为了生存，选择做科研这条独木桥。无人了解一个博士生想要做出成绩所面对的孤独，压力，内心的彷徨和自我否定；一旦做不出结果的羞愧，无法面对家人期待的自我失望，仅仅一个念头都足以摧垮普通家庭中走出的博士学生；而明星演员，社会知名人士，却玩弄学术，名利于股掌之间；这不是一个极度的讽刺吗？翟天临的道歉已不重要；责怪其个人的作假剽窃，要求其承担全部责任，他也未必有资格全部承担；那些轻易为其开绿灯，轻易让其通过层层审查的校园内当权者，学术界的权威人士；毫无监管的学术系统才是最应该道歉，彻底审查，为整个事件承担责任的主体。如果不能让整个系统红红脸，那就最好让翟博士多学着点，不知道的不要多说，更不要乱回答；尤其一个博士万万不能说出外行话，谨防祸从口出。（作者：韩枫，华东师范大学/法国里昂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欧美企业人力资源总监，如果你看了这篇文章想要告诉我你的想法，欢迎留言给我）

1983年5月27日，中国首批共十八位博士：单墫、李尚志、苏淳、谢惠民、洪家兴、李绍宽、王建磐、于秀源、童裕孙、张荫南、冯玉琳、白志东、赵林城、马中骐、黄朝商、范洪义、徐功巧、徐文耀参与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在那个贫瘠的年代，以血肉之躯推进学术发展，他们在学术道路上所面临的困难，是我们今日所不能想象。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跟小曼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个艰难时期中，坚守学术之路，在各学科领域中开辟星河，为人类知识宝库添砖加瓦的学术先驱们吧！马中骐博士中科院首届研究生，从研究生院获001号博士学位证书。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四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马中骐博士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理论物理研究，重点在群论方法及其物理应用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已发表研究论文190余篇。谢惠民教授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1982年5月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批18位博士之一。苏州大学数学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控制论、非线性振动、动力系统的语法复杂性、生物信息学等方面的研究。白志东教授1982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概率统计中极限理论方面的研究，解决了数学、物理学界众多公认的理论问题，至今已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其中约130篇被SCI检索，单篇最高引用次数为190，引用百次以上的文章3篇。李尚志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代数学领域、特别是群论方向的科学研究。在典型群的子群结构的研究中取得了受到国际同行瞩目的系统的成果,在国内外第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范洪义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系主任，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协联成员，共发表SCI研究论文824余篇 ，六次获得全国发表SCI论文个人排名第一，三次获得多篇SCI论文数被引用全国第一。赵林城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94年被选为国际统计学会（ISI）成员。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论文160篇，出版专著两本，培养博士10人，硕士18人。洪家兴教授 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偏微分方程及其在几何中的应用研究，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数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非线性数学模型与方法”重点实验室主任，2019年获第十四届“华罗庚数学奖”。李绍宽教授东华大学教授，从事泛函分析、算子理论方向的学习与研究；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八十余篇论文。张荫南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在Winner空间变分演算、无限维的Levy-Laplace算子、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数值解等方面做出多项研究成果，发表论文20余篇。近年来主要从事数据分析、数据挖掘e-1earning课件的应用研究开发工作。童裕孙博士曾任复旦大学数学系基础数学教研室系主任等教职，主要研究方向为算子谱论与算子代数，蹭参加“不定度规空间上算子理论”的研究，历年来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冯玉琳博士现任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他先后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863高技术重点项目以及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国际国内学术杂志和会议上发表研究论文90余篇，学术著作5部。黄朝商博士曾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室主任，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领域的研究，已在国内外本学科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三十余篇，其中单篇引用超过50次以上的有8篇。王建磐教授华东师大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建磐教授是代数群表示的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方面的领军人物，他在Weyl模张量积的Weyl模滤过的存在性、 generic上同调的函子解释、平移与消去原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均为国际同行所瞩目。徐功巧博士1982年通过论文答辩被授予理学博士学位。1984-1986年在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及细胞学系进行博士后训练，学习分子生物学技术。徐文耀博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在中、美、英、法、日、瑞等国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多篇。主要从事地磁、地震预报、震源物理研究。研究成果有：首次发现“行星际磁场反向扇形效应”，首次计算出包括极区在内的全球L(地磁太阴日变化)电流体系等。于秀源博士主要从事解析数论、超越数论和密码学的研究，1994年以来，也从事数学教育的研究。已在《中国科学》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20 余篇，出版专著及教材8部。于秀源博士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工作，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数学和密码学人才，其中有享誉国内外的密码学专家王小云等。苏淳教授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统计与金融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从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论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概率论极限理论与数理统计大样本理论，已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单墫教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他长期从事数论及数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发表各种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部。为奖掖后学，他捐献出个人积蓄，在南京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设立了“善学奖”奖学金。当初被授予博士学位的首批学子都已从年过花甲，细数其履历，除了坚持自己的研究外，他们多已是桃李满园的教授。正是因为如这些首批博士们一般的热血学子的坚持，才有现下高等教育体系。如今，我国在册博士已逾80万，年增博士毕业生逾5万，高学历人才遍布全球，不论国内、国外，博士所蕴含的意义，在这些先驱者身上，在每一位博士的身上，不只是学历、名望，这背后是一个探求知识的灵魂，是人类文明的先导，是文化与理想的不灭薪火，这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博士！【最新博士申请资讯锁定 曼汉教育曼博士 MINHAND_EDU】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5月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向18位博士学位获得者颁发了《博士学位证书》。”1983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题为《我国教育史和科技发展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首都隆重举行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的消息。当天的人民日报还就此事刊发报道称：“解放以后，我们培养了大批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其中包括一些为祖国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但是，由于国家没有建立学位制度，所以没有给他们授学位”。我国自1980年建立学位制度以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并授予博士和大批硕士，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我国教育史和科技发展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新闻链接】恢复研究生教育40年间，我国研究生学位授予数量大幅增长，从1981年到2017年，我国授予硕士、博士学位超过800万，近10年我国研究生学位授予量占历年总量近八成。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据统计，2012年—2017年，全国共招收博士生44.6万人，博士毕业生共32.6万人。

新中国本土的第一批文科博士是如何诞生的？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这一批人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在恢复高考时，那时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博士生具有怎么样的特点？坐“冷板凳”的学术生产又应该如何影响社会？《开山大师兄》是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口述史，它把他们的学术生涯、求学研究都记录、还原出来。1月12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开山大师兄》在南京首发。主持人王世岳、此书的编著者许金晶和孙海彦，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教授聊了聊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的求学之路、当下学术生产体系的问题和专业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之间的张力。“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这完全是一个巧合”“我们现在70岁上下这批人成了所谓的‘开山大师兄’，这可能跟现代中国所走过的坎坷路程有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直都很坎坷。学位制是从西方发源的，民国政府在大概1933年、1934年前后，就已经制定了《学位法》，准备开展学位教育。假如后来没有日本侵华，说不定我们的硕士、博士教育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莫砺锋认为，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是因为中国坎坷的近代历史。在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一边倒”学习苏联。所以在50年代，莫砺锋的老师周勋初那一辈人读的研究生叫副博士学位。后来因为中苏交恶，周先生也没有拿到这个学位。学位教育就一直延迟下来了。《开山大师兄》，作者: 许金晶、孙海彦，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所以，在莫砺锋开始读博士的时候，他和导师都不清楚博士论文要写到什么样的水平。他的导师就查了一些其他地区的博士论文。“台湾大学第一个文学博士是在1960年，罗锦堂获得的。他的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叫《元杂剧本事考》。他应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大陆本来在那个时候也应该有文学博士的，可惜当时的形势很不正常，这些东西都没人提。到了文革，大学干脆都不招生了，停办了，一切都谈不上了。”“所以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生产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博士，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误会。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代人的头上。本来应该是比我们年长10多岁的人成为第一批博士的。” 莫砺锋说。在莫砺锋那一届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他的校长匡亚明致辞说，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学位制度，并希望你们成为第一批硕士和博士。莫砺锋回忆道：“当时我们在下面听了懵懵的，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被匡校长说中了，这完全是一种巧合。”这件事本身还是有意义的，莫砺锋认为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走上正轨。在莫砺锋年轻的时候，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才是光荣的，“那时候的博士，都是洋博士，从海外归来的。这是一个罪名，谁敢说自己是博士啊？”“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莫砺锋出生于1949年，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新中国的风风雨雨他都碰到过。他上小学时曾去抓麻雀“除四害”，也被动员去炼过钢铁。在1966年，他毕业于苏州中学（那时候叫苏州高级中学），他的人生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当一个工程师。但是文革开始了，高考被废除了。莫砺锋曾下乡当过十年知青。他下乡时还带着教科书想自学。但是他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和物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指点，也没有参考资料。所以在他下乡的第三年，他把所有的理科图书都卖掉了，只剩下一些文科的书。“我之所以现在在大学里面成为一名老师，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没轮上招工……我高中有几个同班同学，他们比较早招工。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早就结婚，有两三个孩子了，就不想考了。” 莫砺锋觉得，若是招工成家早一点的话，他的命运也许跟他的同学相似。在当时，莫砺锋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也没有前途，连赤脚医生也当不上，也使得生产队里的“小芳”都看不上他。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想离开农村，就去高考了，糊里糊涂考到外语系。“假如再晚个五年恢复高考，我肯定不考了。”因此，他特别感谢武大化学系的查全性院士，“因为这个老先生就是当年邓小平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首先提议恢复高考的人。本来还要晚一点的，他提议马上恢复高考，邓小平听了当场拍板，当年就恢复高考了。”莫砺锋教授在1979年，莫砺锋在安徽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读到大二上学期，他为了想把每个月18块的助学金变成35块，就提前考研了。他当时准备考南京大学外语系的英美语言文学，但是一查资料，南京大学的英美语言文学的考试科目有第二外语，他没法考。“我想，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我要去考研了，要是名都没报上就打退堂鼓，就太丢人了。所以我就翻阅南大的招生目录，看看其他的专业能不能考。一翻翻到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程千帆先生招唐宋文学方面的研究生。我想，我当知青的时候，唐宋文学的作品倒是读了不少，是不是可以报这个。后来一考就考上，从此就钻进故纸堆了。”因为教育过程不连续，基础不好，莫砺锋认为，他们这些“开山大师兄”的学术水平远逊于他们的导师那一辈，“基本上可以断定，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而且很多人是改变方向的，学的是非你所长的东西。我们只是作为教育制度恢复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恰逢其时而已。”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是不行的在《开山大师兄》的推荐序里，陈洪捷教授对书里面的十位第一批文科博士的特点做了总结：第一是基础不好，他们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第二是年龄偏大，有的博士在进入到博士学习后已经四五十岁了，明显已经过了学习的黄金时间；第三是外语水平不高，这十位博士里，除了莫砺锋是学英文出身，其他人外语水平可能都比较弱，也很难接触到第一手的外国资料；第四是当时的培养制度非常不完善，每个人几乎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博士，博士生导师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培养方法；第五是他们的选题都非常的宽泛，比如说教育人类学这个题目，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莫砺锋认为这些概括大部分是对的。他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对他的导师程千帆一无所知。他到南京大学之后，程千帆就跟他说，基础实在太差，中文系的课一天也没上过。所以，他读研究生的经历是很苦的。在莫砺锋读博的时候，还没有副导师制度，程先生就请了三个教授当他的助手，四个导师管他一个博士生。此外，年龄偏大这一条莫砺锋也赞同，在1977年高考的时候他已经29周岁了，但他在 1984年10月份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莫砺锋的导师程千帆教授因为当时南京大学文学院只有莫砺锋一位博士生，所以他们就没有上课，传授知识就是到老师家里聊天。莫砺锋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很像西方大学里的研讨班。学生在读书过程中发现了什么疑难，就拿出来跟导师讨论。现在的博士生教育都规范化体系化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学术研究是需要有个性的。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并不是最理想的。“我们需要有学术个性……可能最好的师生传授方式是一对一，有点像以前的老艺人培养学徒那样……开一系列的学位课程、读一系列的教科书，结果反而不理想。” 莫砺锋觉得，如果说他对他的博士生有所帮助的话，主要方式就是每两周一次的聊天，而不是开课。“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莫砺锋认为，有些比较成功的学者不太愿意花太多时间做普及工作，因为专业的学术研究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而他与《百家讲坛》的缘分，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校庆办想稍微宣传一下，就主动请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来南京大学录节目，莫砺锋被选上了。当时莫砺锋讲的内容还是比较学术的，题目是“杜甫的文化意义”，听的人主要是文学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过了几年，《百家讲坛》又跟他联络，要他去讲唐诗，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电视节目上讲故事效果才好，讲唐诗肯定不好。不过编导说先不管收视率如何，就想请他讲唐诗，他就只好勉强接受了。节目走红之后，莫砺锋根据现场录音对所讲的内容进行整理，出了一本书，叫《莫砺锋说唐诗》。莫砺锋感慨道，“以前我们千辛万苦写的学术著作，印个5000册就不得了了，我的博士论文只印了2000册，因为没人看……但是那本书出来以后，一印就印了10万册。还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天南海北的。当然也有人来跟我商榷，特别是我普通话不好，听众说你发音不对。当然也有很多人肯定我讲的内容，说听了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从那时起，莫砺锋在普及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经常去各地图书馆和其他高校做讲座。“我觉得人文社科的研究，本身是必须要钻故纸堆，坐象牙塔的。这是一个很冷静、很理性的工作，只能由少数人在学术圈子里进行研究。但是如果一句，你们的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终极价值在哪里？比如我们写了一千篇论文来论证唐诗怎么好、宋词怎么好，假如丝毫没有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那么这些研究的价值在哪里？”莫砺锋认为他年龄大了，现在南京大学也不对他进行工作量的考核了，他可以放心地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人文社科类的研究，最终还需要把你的研究成果普及化，推向全社会，让大家都了解你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有什么价值。”作者：徐悦东编辑：风小杨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