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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峰:上海“十四五”经济发展将迎来质变孔伋

专访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峰:上海“十四五”经济发展将迎来质变

来源:证券时报证券时报记者 张淑贤12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全文公布。《建议》指出,上海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引领城市,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窗口和城市标杆。“十四五”期间,上海硬核措施有哪些?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点在哪?进博会和临港新片区等如何助力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此,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会计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李峰。李峰表示,“十四五”期间,上海提出要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简单的量变不叫奇迹,奇迹应是从量到质的变化,‘新奇迹’应包括改革开放的高地、城市治理现代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改善以及居民高品质生活等。”“高质量发展是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的核心,意味着发展模式与过去几十年不同,不再依靠人口红利和规模优势,而是要诞生全球范围内首创的产品、科技创新以及模式创新。”李峰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上海将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证券时报记者:上海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这一提法意味着什么?在您看来,“新奇迹”应包括哪些领域?李峰:“奇迹”应该是从量到质的变化,不是简单的量的变化,GDP从1万亿元到2万亿元,如果只从量上增加,这就算不上奇迹。与10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步入新常态,上海经济发展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此背景下,上海将由过去依靠“人口红利、规模优势”的发展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模式。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应包含改革开放高地、城市治理现代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改善以及居民高品质生活等方面。其中,高质量发展是核心,如果没有高质量发展,其他方面都没有着眼点。作为中国最发达城市之一,上海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引领全国,但从产业结构看,也有一些短板。比如,上海打造全球科创中心,未来在科创产业的发展上需要有质的突破,不再是简单的要求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落户,而是要实质性诞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和产业转化成果。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同样应如此。2020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建成”之年,上海可以说是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全的城市之一,集聚的金融机构包括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也非常可观,未来应寻求“质”的突破,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双向流动方面寻求突破,从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打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资源配置中心。证券时报记者: 结合“十四五”期间国内外环境和背景,您认为上海应如何构建“高质量发展”模式?李峰:目前一个非常清晰的趋势是,过去几十年,信息革命等推动了全球化发展,但也导致世界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国内贫富差距加大,欧美近年来出现了反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潮流,发达国家贸易及技术壁垒日益增加。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上海而言,依然要坚持国际化,这是由上海这座城市的定位和特色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的需要决定的——国际化、开放是上海的特质,坚持改革开放是上海的基因。同时上海要在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引领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四五”期间,上海要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用质量和效益代替规模和速度,具体包括结构改进、产业转移等,上海集中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以及一些新的场景产业。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证券时报记者:您刚才也提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一新发展格局中,上海应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李峰:上海提出,“十四五”时期,要主动服务新发展格局,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节点与链接”是上海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与角色。一方面,上海要融入国内大循环。中国市场巨大,上海应该加快产业转移步伐,通过加强地区间合作及打造产业转移平台促进上海不再具备比较优势产业的转移。同时,上海应深度融入长三角,在产业发展、数据化信息共享等方面将长三角作为一个区域模块进行通盘考虑,在带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同时,引导本地区融入更加广阔的国内大循环体系。另一方面,上海应发挥桥梁作用,努力成为“走出去”的最好跳板、“引进来”的前沿阵地,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赢得开放发展的战略主动。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例,上海以进博会为抓手,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国内外市场联动。过去几十年,以广交会为代表的展会,将外商吸引到中国,采购中国的商品。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与世界分享国内大市场,借助进博会,吸引国外展商销售产品。进博会彰显了一个国家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开放精神和决心。此外,临港新片区也是上海链接双循环的一个抓手。未来,上海应在临港新片区探索实现境内外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联通,这需要争取一些突破性的开放政策落地临港新片区,比如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等。作为先行先试的区域,突破性的开放政策应首先在临港新片区先行先试,再复制推广至上海全市、长三角乃至全国。证券时报记者:在推动长三角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方面,上海应该如何做好对外开放、对内开放两篇大文章?李峰:就像深圳依托大湾区一样,上海的优势一定要依托长三角才能更好地发挥,未来上海的产业将侧重于附加值最高的部分,供应链方面的很多产业都需转移出去,但金融中心的打造又需要依托实业和产业需求,因此上海要依托长三角和全国各类需求出台规划。具体来看,对内,上海要把大国经济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的文章做足,在要素配置中占据关键环节,在供需对接中锻造关键链条,在内需体系中打造关键支撑,助力国内经济循环更加畅通;对外,把国内国际双循环能量交换的文章做足,构建要素链接、产能链接、市场链接、规则链接,形成独具优势的战略通道,助力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着眼于打造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证券时报记者:上海近年来一直提出要配置全球资源,未来在哪些方面可以有所作为?李峰:上海吸引外资方面的成果不错,但还没有达到配置全球资源的程度,比如,中国企业去境外上市,引进国际投资者还不能在上海完成,因为上海缺乏国际投资人,尽管很多国际机构都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但很多业务还没法开展。上海提出打造全球资源配置的目标是非常正确的,上海要成为国内外链接的平台,这一平台要成为全国“走出去”的跳板、“引进来”的前沿阵地。上海这一国内外中心节点的地位,如何做到?一定要发挥临港新片区的作用,中国开放的模式一直以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会瞬间打开,比如我们应在临港新片区设立国际金融市场交易平台,把新片区的功能与作用发挥出来,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突破口,打造人民币资产的全球配置中心。上海的目标不是成为美元或欧元等其他货币的资源配置中心,上海的金融资产配置中心,一定是以人民币为核心,吸引全球人民币资产的供给和需求。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短期内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性不大,上海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先行先试要有突破的话,临港新片区是一个抓手,率先打造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上海配置全球资源的长板和短板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李峰:长板方面,上海具有无可比拟的营商环境优势,以及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优势。同时,上海的国际化是非常大的优势,很多国际化人才,虽然在长三角其他城市工作,但都把家安在上海。短板方面,主要是开放枢纽门户功能仍不足,上海集聚的世界级企业并不算多,目前仅有7家财富500强企业总部位于上海,对标“枢纽型全球城市”,上海还存在显著差距。同时,人才总量还可以,但结构欠缺,比如金融从业人员50万人,但传统门店类、非标金融产品销售人员很多,高端的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国际化金融人才有一定欠缺。未来应在加快集聚世界级企业,由全球资源承接到全球资源配置功能转变,加快培育全球城市功能,同时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以及精心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本土民营企业等。先行先试探索经济模式的新突破证券时报记者:“五型经济”是上海近期才出现的新名词,在您看来,五型经济对上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体现在哪?李峰:“五型经济”是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着力点。过去几十年,包括上海在内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人口红利,创新多数属于跟随式,目前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可以说进入“无人区”,上海要引领中国经济转型,一定要诞生全球范围内首创的产品、科技创新以及模式创新。创新对上海而言特别重要,因为上海是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为全国其它地方探索经济模式的新突破。以前是copy to china,未来希望是copy from china,也就是说中国要成为商业模式的引领者,这在目前逆全球化趋势及科技壁垒加大的国际格局下,显得尤其重要。未来,全球范围内可能存在两大模式,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模式,一个以中国为主的模式,两个模式既存在交流互鉴,又有自身独特的环境和土壤。只有坚持创新,才能孕育出适合我们国情的发展模式,我们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证券时报记者:未来,上海应从哪些方面打造“五型经济”?李峰:比如,打造服务型经济方面,上海作为一个城市,腹地很浅,一定要转向服务型经济,就像发达国家的发达地区一样,一、二、三产业结构都有一定倒挂,最终的发展方向肯定是服务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方面,上海把国际化作为自己的特色,开放型经济在当下时点要特别强调,有些人认为,在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一定要走以国内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但上海的特色和优势是开放和国际化,这个要特别强调。未来,上海在发展“五型经济”方面,需要有清晰的规划和思路,发展的着力点可能要靠民营经济,上海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在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本土民营企业同时,还可以吸引长三角区域优秀的民企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等。同时,上海还应着力发展更能体现策源功能的新经济,着力提升实体经济中的创新含量,着力发展应用新技术的数字新服务,着力发展传统线下流量和新型线上流量并重的流量经济等。证券时报记者:上海提出要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您如何看待城市数字化转型这一课题?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具有哪些优势?李峰:数字化转型将深刻影响经济的方方面面。当越来越多的信息通过物联网传感器收集之后,通过5G的方式进行实时传输,人类的生活、工作、通讯信息都以数字化方式保存,将对资源配置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上海提出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意在推动整座城市整体迈向数字时代。其目的在于,提升城市巨系统的运行效率、配置效率和产出效率。以大数据深度运用为驱动,倒逼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深刻变革,引领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全面创新。上海在城市数字化转型方面是有优势的,包括科技优势、人才培养优势、应用产业的优势及全球影响力方面的优势。继续打好浦东改革开放这张王牌证券时报记者:在新起点上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仍然是上海“十四五”期间的一大王牌,上海应如何利用好浦东这张王牌?李峰:中央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将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未来,上海还应支持浦东先行先试,成为高水平对外开发的排头兵,比如市级部门充分对浦东放权等,同时真正发挥上海自贸区以及临港新片区的功能与作用。除了未来一些突破性政策有可能落地临港新片区外,在开放的新格局下,浦东找准自己的定位,还是有很多文章可做的,比如上海高层次国际化金融人才的引进尤其重要,浦东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是否可以率先建立外籍人士的白名单制度,有针对性地推出相关服务。浦东首创性改革成功后,经验再在上海全市进行复制推广。证券时报记者:今年是上海国际金融、航运等中心的基本建成之年,在您看来,“十四五”期间,上海还应如何升级金融、航运等功能?李峰:上海金融功能升级方面,就如前面所讲,应进一步提升国际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同时积极探索上海自贸区以及临港新片区更高水平的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等,让离岸金融中心真正落地等。人民币国际化是基础,如果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化,上海就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此外,外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市场也比较欠缺,未来,上海应积极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上海航运功能升级方面,上海未来应提高现有航运企业附加值及数字化创新,同时突破高端航运服务,提高其国际化辐射能力,如航运相关的保险、仲裁、法律等,最终实现航运中心建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有机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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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法院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达成战略合作

4月20日,上海金融法院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基于双方的专业背景和资源优势,未来将在前沿金融法学研究及高端金融法律人才培养等方面携手共建,为推动中国金融法律体系建设,提升中国金融司法的国际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上海金融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赵红表示,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冲刺阶段,金融市场对完善的金融法治体系、优良的金融法治环境的需求日益迫切。上海金融法院成立以来,牢牢把握司法服务保障国家金融战略实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及党中央交给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务的战略定位,提出建设“专业化、国际化、智能化”世界一流金融法院的发展目标,着力提高金融法官现代化的审判思维、国际化的司法视野和专业化的知识能力。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是具有国际水准的开放平台和高端智库,拥有世界级的以金融学者和资深业界人士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在金融学科领域具有突出的研究优势和人才优势。双方将在金融法律决策咨询、互聘研究员,联合开展金融风险防范等项目以及复合型高端金融法律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对于汇聚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推动中国金融法治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保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教授表示,此次合作将依托中国金融研究院在金融领域雄厚的学术资源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在国内最为完整的高端金融人才培养体系,结合上海金融法院在金融司法领域的专业背景和专家资源,双方携手培养一批符合国家金融法律体系建设需要的高端金融法律复合型人才。未来,中国金融研究院与上海金融法院还将通过中国金融法治研究中心,依托中国金融研究院在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及法律行业的业界资源,开展学术、政策、应用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研究课题,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合作项目,加大高校与法院整合资源的合作力度,共同推进中国金融法律的建设和完善迈向更高的水平。根据双方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包括聚焦金融法律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司法实践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和战略性研究,提供可资政府决策的专业方案,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汇聚金融法律领域的资源和创新要素,深化落实高端金融法律人才联合培养重点项目,携手推动中国金融业发展。深化双方在金融法律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广泛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有益成果,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中国日报上海分社)来源:中国日报网

刀斧手

钢钢网与中国金融研究院达成战略合作

11月28日,钢钢网电子商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钢钢网)与中国金融研究院在北京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就大数据、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展开全面合作。中国金融研究院成立于2006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等16家银行共同发起成立,主要致力于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重点研究项目包括银行业发展、金融文化、金融生态、互联网金融、产业金融等领域。研究人员大多来自政府研究部门、金融机构、大专院校、企业、新闻机构的专家和学者。2016年起,中国金融研究院和中国金融网联合有关机构致力于中国金融生态城市发展的研究,连续举办多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中国金融生态城市发展年会、中国金融市长论坛。研究课题项目最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金融生态城市评价体系,多个城市参与到金融生态城市创建之中,为中国金融生态城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钢钢网成立于2011年1月,作为国内首家第四方钢铁电商服务平台,旗下控股经营国内规模最大的票据基金-咏福基金;国内规模最大的票据经纪平台-莱芜汇票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国内最权威的舆情大数据与智慧城市方案提供商-安徽智侒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公司业务横跨金融、电商、大数据等多个领域,已形成集团化发展格局。近年来,互联网+在以钢铁、化工、煤炭、医疗、物流等多个产业融合发展迅速,传统产业通过互联网+现实转型升级和降本增效成为主要发展路径。作为钢铁电商发展第一梯队企业,钢钢网拥有丰厚的产业互联网发展经验,此次与中国金融研究院战略合作,通过双方资源互补,对于把握金融政策、建立智库团队,为打造中国金融生态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钢钢网董事长周之锋表示,钢钢网旗下的安徽智侒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具权威的舆情大数据与智慧城市方案提供商,在大数据及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运维经验。同时在开展智慧城市相关业务,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市管理、智慧产业等重点领域开展示范,打造协同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立智慧城市评价模型,完善智慧城市技术和产业创新服务体系。【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合作供稿方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责任编辑:王彦娜HN117)来源: 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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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研究院:科创板要注重加强风险防范和投资者保护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经济观察网 实习记者 潘逸雯 记者 黄一帆 在科创板开市之际,中国金融研究院(CAFR)课题组发布了《科创板制度风险防范专题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提出在推进科创板顺利落地和平稳发展的过程中,加强风险防范与投资者保护将成为重要课题。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是科创板区别主版市场的主要特征。与传统IPO相比,监管部门不对科创板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做出判断,这一工作由市场和投资者来完成。建议询价定价等环节从严把关科创板上市即设计了20%的涨跌幅限制和融券机制,有利于还原真实的市场供求。与国外成熟市场裸卖空不同,该做空机制在实施上有一定限制。例如,已有政策对融券对象、参与机构等均有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对券商定价能力要求颇高,是否合理定价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定价过高,则上市后易破发,打击投资者信心;如果定价过低,则会带来非理性打新和上市后的炒作。以美国纳斯达克经验来看,破发是成熟市场的常态。过去五年纳斯达克的 718 家上市企业中,发行首日破发的共 193 家,破发率为 27%。 香港交易所在2018年新规改革后,截至 10 月中旬, 港交所共有 160 只新股实现 IPO,其中 120 只新股破发,破发率超过 75%。在IPO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下,科创板要吸取港交所的教训,对询价定价环节从严把关,通过必要的手段对利益群体予以分割,例如,公司上市前的战略投资者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各机构独立报价,杜绝机构之间的价格共谋。对于目前的科创板,报告指出,首批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仅有25家,市场供求关系并不真正平衡。基于该不平衡的供求关系,市场各方定价者倾向于给出一定的估值溢价。建议改革民事诉讼机制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也发布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服务保障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若干意见》。两则意见的出台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但目前的相关诉讼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民事立案条件通常以证监会的处罚为前置条件,造成审查周期过长错过诉讼权有效期;投资者需时刻关注上市公司动向,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过高等。对此,报告中指出,科创板的民事诉讼机制可以借鉴成熟市场的做法,即法院立案时取消证监会行政处罚的前置条件。以利于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增强投资者民事司法救济的时效性;法院和证监会可建立工作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对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过轻的问题,报告建议,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基金,强化包括上市公司董监高与相关人员等在内的违规主体的直接或连带责任,对违规的个人予以严厉惩罚。应严格规范分析师行为科创板的审核权由证监会下放到交易所,上交所单独设立注册审核部门,该做法有助于缩短企业上市周期,提升上市效率,同时也更加强调了信息披露的重要性。此外,上交所发布的科创板规则指引中,将券商提到了上市审核、发行 承销、持续监管的关键位置。在信息披露方面,发行人是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 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要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进行严格把关。严格的信息披露有助于实现股票的合理定价,促进科创板的价格发现功能,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却可能存在信息披露执行难和披露信息解读难的相关问题。对此,除了将企业信息进行网上公示,发挥大众监督功能,报告指出,监管层则应该借鉴美国的RegFD(SEC,2000即当发行人向部分群体披露公司相关信息时,其必须向公众披露该信息。)经验,要求上市公司同时向所有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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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再出发——访中证金融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望军

本报记者 张晓迪 李慧敏 北京报道冬至已过,2020年已步入尾声。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国内国际社会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冲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经历着考验。2020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而立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等外部冲击的严峻考验,中国资本市场韧性提升明显,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值此30年重要节点,《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中证金融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望军。中证金融研究院前身为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成立于2012年6月,是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政策研究机构,定位为决策支持中心、战略智库和理论学术基地,负责资本市场长期性、前瞻性、全局性和规律性问题的研究。张望军自2005年以来,先后在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发行监管部、市场监管部、中证金融研究院等多个部门任职,见证参与了股权分置改革、设立创业板、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等系列重要改革。在他看来,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精进,正在形成体系完备、产品丰富、法治健全、开放包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市场。《中国经营报》:中国资本市场用30年时间走过了成熟市场几百年的道路,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张望军: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经过几代人的拓荒努力,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已建成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二大债券市场和全球领先的商品期货市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一是从“看”和“试”到“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1990年,沪深交易所设立,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发展改革的帷幕正式拉开。市场建立之初,社会上一度对股票市场的性质存在分歧,出现了“姓资姓社”争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对证券、股市明确指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破除了资本市场发展的思想障碍。30年来,党中央始终把发展资本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逐步将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指明了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健全多层次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资本市场在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疏通货币政策传导、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引导经济社会预期等方面的枢纽作用不断增强。二是从重点支持国企脱困到全方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上世纪90年代,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资本市场在服务企业股份制改造、助力国企脱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大批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摆脱经营困境,推动了国民经济战略性重组。2000年以来,资本市场层次体系不断丰富,服务覆盖面显著拓展,支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优秀民营企业做优做强,推动科技型、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在促进社会资本形成,助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畅通科技、资本与产业良性循环,拓宽居民投资渠道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三是从早期单一、分散的市场向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多层次市场体系转变。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在内的多层次股票市场,蓝筹市场持续做强做优,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加快推进,各个市场定位更加明晰,各个板块之间错位发展,有机联系,相互补充,为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的融资服务。交易所债券市场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发展,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品种工具日趋丰富,成为服务实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同步发展,品种数量不断增多,已经形成覆盖能源化工、农产品、金属、金融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的期货市场体系,在发现价格、管理风险和服务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是从“老八股”“老五股”到国民经济的主力军。沪深交易所设立初期,只有“沪市老八股”“深市老五股”进行交易,当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只有10亿元。30年来,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群体日益扩大,目前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已经涵盖国民经济全部90个行业,数量超过41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相当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近50%。新三板挂牌企业超过8200家,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企业超过3.2万家,上市公司和挂牌企业群体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和主力军。与此同时,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中介机构在规范中不断发展,服务能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日益成为资源配置的关键力量。五是从建章立制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法治监管体系日益健全。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从初步确立到逐步健全再到持续完善,在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的道路上越走越扎实。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惯例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与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政策性文件以及规范性文件近1200件。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监管由早期的分散监管、多头监管逐步转变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行政监管、自律监管与市场自我约束相结合,构成了统一有序的市场监管体系。持续监管、精准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不断加强,简政放权大力推进,监管公开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持续提升。资本市场监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监管科技化、智能化水平稳步提高。六是从探索试点到高水平双向开放加快推进。我国资本市场从市场建立起就坚持开门办市场,上世纪90年代建立B股市场,推动境内企业以H股等方式到境外上市,同时相继建立QFII、RQFII制度,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A股市场。近年来,沪深港通相继落地,沪伦通正式启动,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取得突破性进展;QFII、RQFII制度不断完善,额度逐步扩大,直至今年全部取消额度限制;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加快开放,外资股比限制已经取消;期货特定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稳步扩大。上述制度变革为境内资本市场引入了长期资金,境内外投资者的投资便利程度不断提升,促进了资本市场服务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截至今年11月底,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近3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约4.8%。A股纳入明晟、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等国际指数,显示了国际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成果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的认可。资本市场逐步从管道型开放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迈进。《中国经营报》:回顾过往30年的发展历程,资本市场有哪些重大改革举措让您印象深刻?张望军:我国资本市场因改革而生,以改革而兴,30年来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资本市场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有几件大事令人印象深刻。一是股权分置改革推动资本市场发生转折性变化。股权分置改革是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变革,从2005年正式启动,到2007年基本完成,结束了上市公司两类股份、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并存的历史,确立了股票市场的全流通格局,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定价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推进市场创新发展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创造了基础条件,为之后开展的以强化市场约束为核心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和并购重组改革等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扫除了体制机制障碍。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市场信心明显增强,市场承载力明显增强。二是综合治理让证券行业“脱胎换骨”。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方案》,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历时3年,风险处置、日常监管和行业发展三管齐下,过程艰辛,成效显著,平稳处置了31家高风险证券公司。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在我国证券公司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经过集中开展风险处置和综合治理,证券公司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近年来,规模实力、业务类型、内部治理和社会形象发生显著深刻的变化,多项风控指标大幅超过监管标准线,为证券业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三是法治建设为资本市场保驾护航。资本市场是规则导向的市场,良好的法治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法治不健全,风险事件频发,“庄股”“黑嘴”等问题一度较为突出,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在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证监会秉承依法治市、依法监管理念,不断加强市场法治供给,加大稽查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市场各类违法违规活动,有效改善资本市场法治环境。特别是近年来,证监会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证券法、刑法修订,大幅提升违法违规成本,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办了一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大案要案,市场生态持续改善。四是注册制试点为全面提升市场功能奠定基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证监会把握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个原则,遵循从增量市场到存量市场,再到全市场施行的分步走实施步骤,初步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以来,各项制度机制运行良好。今年前11个月,科创板和创业板新上市公司合计176家,IPO募资合计2592亿元,分别占总量的52%和61%,一批发展潜力大、技术过硬的创新创业企业脱颖而出。推进注册制改革的同时,证监会统筹推进交易、退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等关键制度创新,改进各领域、各环节的监管,着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为“十四五”期间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创造良好条件。《中国经营报》:过去两年多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等重大改革顺利实施,资本市场全面深改取得显著进展,您如何看待这些进展?张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近些年来,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总目标,中国证监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2019年3月以来,证监会成立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加强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形成了“深改12条”的总体方案。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原则,注册制试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中长期资金入市、监管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等一系列改革逐步落地,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9项政策措施基本落地,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机制不断健全,资本市场制度供给不断优化,市场预期明显改善。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冲击,在国务院金融委统一指挥协调下,资本市场坚定理性正常开市,保持了常态化运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市场自我调节机制有效发挥,维护了整个金融市场顺畅运行,释放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信号,对改善社会心理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市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高,经受住了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等外部冲击的考验。《中国经营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资本市场如何更好支持科技创新?张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这对深化我国金融改革,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更好地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积极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第一,加快科技与资本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依靠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转向依靠创新引领的效率提升。在新的发展阶段,着力改善融资结构,充分发挥资本要素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创新体系的效能和整体能力,促进资本与科技深度融合,推动金融、科技和产业的良性循环,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二,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创新具有枢纽作用。现代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资本市场具有对创新要素的引领、带动、定价、激励及风险缓释等方面的作用,可以为处于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在内的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面系统的投融资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企业成长壮大。同时,在引导要素向科技创新领域转移集聚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方面,资本市场具有独特优势。第三,资本市场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已具备较好的制度基础和市场条件。近年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实施,新三板改革稳步推进,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基础制度加快优化,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和私募基金减持反向挂钩政策实施,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设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实现了未盈利企业、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红筹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的重要突破。通过利用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平台,一批发展潜力大、技术过硬的创新创业企业脱颖而出。科技企业的市场化并购重组日趋活跃,资本市场对科技人才的激励作用不断提升。《中国经营报》:在您看来,未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点举措有哪些?张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资本市场在这方面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必须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完善促进创新资本形成的体制机制,畅通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对接渠道,助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一是优化支持创新资本形成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总结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经验,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结合科创类企业特点和融资需求,推进融资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发行上市、信息披露、再融资、并购重组、分拆等制度,健全创投机构“募投管退”制度安排,更好满足科技型企业多元投融资需求,支持优质上市公司整合上中下游产业和科技资源。推动完善财税支持、产权保护等相关制度,进一步发挥好企业在产学研创新链条中的带动牵引作用,共同优化创新资本形成的政策环境。二是完善全方位服务科技创新企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进一步完善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市场体系。坚持科创板定位,强化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功能,促进创业板和科创板优势互补。强化新三板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平台功能,增强市场活力。加强对区域性股权市场指导、协调、监督,积极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推动私募基金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建设,支持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三是健全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更加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人才作为支持创新第一资源的关键作用。完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制度,增强灵活性和适应性,提高市场包容度,更好地发挥股权激励对于科技型上市公司人才的激励作用,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科技型上市公司创新发展。四是借鉴国际成熟市场制度创新经验,结合我国市场发展情况,进一步推进股权融资产品和工具创新,扩大创新创业债试点,丰富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增加支持科技创新的投融资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市场包容性和适应性。(编辑:夏欣 校对:颜京宁)

无益

精确衡量投资者损失,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成果助力金融司法审判|SAIF动态

来源: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日前,上海金融法院发布了2020年度十大典型案例。这10个典型案例涉及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多个领域。其中,也包括了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提供审判支持的“许某鑫等诉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在普天邮通公司虚假陈述案中,标的股价除了受到大盘因素影响外,还明显受到充电桩概念、被列入ST/*ST等个股经营因素的影响,因此仅与大盘指数作同步对比无法完整扣除各类风险影响比例。在此背景下,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受上海金融法院委托,利用“多因子量化模型”得出标的股票排除虚假陈述行为影响后的收益率曲线。最终,在该案的审理中创造性地运用“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通过将每位投资者的具体买卖行为同步投射到收益率曲线中,对比得出具体投资损失中应当扣除其他影响因素的比例,精准核定每名投资者的投资损失金额。案件庭审现场上海金融法院审判团队负责人沈竹莺介绍,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法院曾采用统一酌定系统风险扣除比例的方法,但此方法既缺乏科学定量的依据,亦无法兼顾不同投资者具体买卖标的股票的时间、数量差异,因此存在一定弊端。这一次的尝试体现了司法的进一步精细化,可以有效解决多个影响因素并存时的损失计算难题。考虑多因素的精细化损失计算方法尚无先例,上海金融法院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在普天邮通公司虚假陈述案中的探索试用,表明金融司法与金融专业知识的结合应用。对此,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副院长朱宁认为,案件的审理不但开辟了一个非常好的利用金融学研究和模型对证券欺诈信息披露造成的投资者损失进行计算的先例,而且对于鼓励司法审判和资本市场实践更加紧密的结合,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尝试和示范。自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与上海金融法院达成战略合作。两年间,双方基于各自的专业背景和资源优势,在前沿金融法学研究及高端金融法律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未来,双方将在金融法律决策咨询、互聘研究员,联合开展金融风险防范等项目以及复合型高端金融法律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也将继续为推动中国金融法律体系建设,提升中国金融司法的国际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附·案情回顾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天公司)系于1993年10月至2019年5月期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被摘牌,股票终止上市。2017年1月19日,普天公司发布公告称收到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通知书。2018年1月10日,普天公司发布公告称收到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书载明,普天公司为弥补2014年度利润缺口,通过虚假贸易,虚增利润总额占普天公司2014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利润总额的73.68%,其在2015年3月21日发布的2014年年度报告中虚假披露的行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行为。许某鑫等投资者于2015年3月21日后买入普天公司股票,其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相关事实起诉普天公司,要求其赔偿因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本案审理过程中,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接受上海金融法院委托,于2020年2月19日出具《损失核定意见书》,对投资者因普天公司虚假陈述产生的投资差额损失进行了核定。上海金融法院一审判决普天公司分别向许某鑫、厉某宏、胡某、王某军支付赔偿款7,571.17元、9,406.06元、10,301.83元、54,727.19元。宣判后,普天公司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来源 | 上海金融法院

李耳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成立

3月30日,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正式成立,该院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和复旦大学共同发起,合作建设。会上,《中国金融法治前沿报告(2019-2020)》发布。作为研究院的首部重要成果,报告从理论视角展现了中国金融法治发展的特点。

狗不理

新浪智慧金融研究院成立

中证网讯(记者 高改芳)9月17日,2019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智慧金融峰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新浪智慧金融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5G时代来临,金融如何从理念、方法、基础架构、业务模式、组织机制等方面整体“转身”,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智慧金融”,拷问着所有的金融从业者。在智慧金融发展起步的关键阶段,新浪智慧金融研究院应运而生,旨在推动金融与科技跨界融合,聚焦金融科技背景下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助力智慧金融高质量发展。APP为王的时代,新浪金融评测室历时5个月,综合用户体验、产品功能、性能安全、创新发展4大维度,细分156项指标对21家手机银行APP进行全方位评测,并发布评测报告。未来,新浪智慧金融研究院将会陆续推出更多行业深度报告、对话权威金融大咖等重磅品牌活动,也将与众多知名学者、权威机构一道展开合作,聚焦智慧金融、穿透行业本质,推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

必趋

复旦大学成立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烨捷)日前,为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回应金融法治发展需求,复旦大学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共同成立了“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法治是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保障。研究院成立后将重点围绕举办学术活动、连续出版《中国金融法治前沿报告》、建设金融案例库、加强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工作,围绕金融法治理论的前沿问题和司法实务中的重点难题开展联合攻关,并积极培养跨学科高水平人才。研究院将聚焦金融法治发展前沿,推动校内外、国内外学者专家跨学科、跨领域交流,致力于搭建金融界与法律界、实务界与学术界间的沟通交流平台,引导更多专家学者在立法、行政、司法等各层面为金融法治体系建设建言献策。成立大会上,研究院的首部重要成果《中国金融法治前沿报告(2019-2020)》发布。报告从理论视角展现了中国金融法治发展的特点,涵盖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和金融科技等多个研究领域,从立法、司法、监管等不同视角展开分析,展现了2019-2020年度中国金融法治发展成就,并对金融法治发展的愿景做出展望。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执行院长、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季立刚表示,研究院希望通过《中国金融法治前沿报告》的持续出版,以及研究院网站和公众号的信息推送,全面反映中国金融法治发展的历程,满足金融法治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的需求,为关心金融法治建设的各界人士提供学术交流和探讨实践问题的平台。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周苛

网盛生意宝董事长孙德良受聘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兼职教授

12月7日,网盛生意宝董事长孙德良受邀为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硕博研究生作主题讲座,讲座主题为“产业互联网与供应链金融”,并被受聘为“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兼职教授”。讲座由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章晓洪主持。(网经社注:图为受聘仪式现场 右一为网盛生意宝董事长孙德良)孙德良的讲座分为网盛生意宝公司介绍、对金融的理解、对供应链金融的理解三部分。孙德良表示,网盛生意宝是一家产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提供商,旗下拥有生意宝、生意社和网盛商品交易中心三大平台。公司成功运营化工网、纺织网、医药网等专业性网站,成功发行“国内互联网第一股”(股票代码:002095),成功开发电商数据、交易金融与物流网络的产业互联网基础设施。2007年至今,公司坚持以产业互联网与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国的制造流通企业,通过12年的努力,可提供大宗商品、工业品与消费品两大领域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及各类解决方案。针对大宗商品领域提供:行情服务、交易定价服务、交易风控服务、在线交易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在线物流服务。工业品与消费品领域提供:产品推广服务、交易风控服务、在线交易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在线物流服务。孙德良表示,“在供应链金融场景里,供应商与采购商之间采用赊账销售,赊销引发供应商很多痛点,如何解决痛点可通过四种场景解决。一是贸易、二是保理、三是供应链ABS、四是融资。”讲座结束后,老师同学们与孙德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和多层次的交流。网盛供应链金融商业模式自2015年推出以来,经过五年市场运作已日趋成熟和完善。2019年2月1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对生意宝供应链金融模式进行了专题报道。当前全国各地政府都在积极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路径,而在线供应链金融成为很多地方政府金融创新模式的标配。(网经社注:图为网盛生意宝董事长孙德良接受央视《新闻联播》采访)2020年10月19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网盛生意宝。董事长孙德良在《新闻联播》上表示,“作为一个互联网企业,也只有运用新发展理念,抓住产业链的痛点与难点,创新出我们自己的业务发展模式;也就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据介绍,网盛生意宝是产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提供商,为企业提供电商数据、交易金融与物流网络的产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并形成了两个中心的发展战略:产业数字化服务中心、地方供应链金融中心。产业数字化服务中心:产业数字化服务中心连接产业上下游,为产业链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交易服务、物流服务、电商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供应链服务,助力产业数字化。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4月,致力于构筑集高水平科学研究、高品质社会服务、高层次人才培养为一体的创新平台。下设能源金融研究中心、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区域金融研究中心、基金研究中心、国际金融研究中心、法律金融研究中心、公司金融研究中心等七大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