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来源：格隆汇“中美贸易战”的战火持续升温，中国的产业结构面临全新的调整与升级，中小民营企业该如何发展？6月3日下午，长沙博商会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教授以未来机会与风险为核心，解析中美贸易战以及十九大后民企发展新思路。如果说，十九大和两会宣告了中国进入新时代，并描绘了中国的未来蓝图。那么魏教授此次演讲更是为我们梳理其中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不管是对于理解国家意志，还是企业成长，亦或是个人投资，都具有前瞻性意义。虽然文章较长，但是魏杰教授的分享深入浅出，条理清晰，诙谐幽默，干货满满。以下为魏杰教授演讲内容：非常高兴今天下午和诸位有一次分享。我看这次给我出的主题是关于中美贸易战以及十九大之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思路这样一个主题。我想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和大家沟通这样几件我认为需要沟通的问题。01第一个就是关于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下一步的走势。这次中美贸易战不是我们要打，是美国要打。美国要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贸易赤字太大，我们的顺差太大。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对美国出口的总量是五千多亿美金，美国对我们的出口是1300亿美金，所以美国的逆差是4000多亿美金。我们的顺差是4000多亿美金，所以美国认为他们的利差太大。所以要求中国要解决这种贸易逆差的问题。其实中国是比较理性的。对中美贸易逆差很大的问题，一直表示非常的关注。其实我们也不希望有这么大的比例。这么大的顺差，我们其实是想实现贸易平衡。所以美国提出以后，中国提出来的方案是在想能不能积极的来解决个美国贸易逆差太大这个问题。中国有两个建议给美国，第一个是希望美国对中国扩大出口，对中国出口大逆差相对就会缩小。希望美国可以对中国加大出口。其实我们想要的产品来得越多越好。第二个建议就是希望美国放开中国往美国的投资。因为中国往美国投资的话，我们就不一定需要往美国出口产品了。我们到美国投资，美国有税收，也有就业。我们也获得资本收益。实际上是双赢的。能解决中国对美国出口太多的问题。中国提出积极解决的贸易顺差两个建议，美国不干，美国非要采取另外一个办法。要动用关税，对中国开征关税。提高对中国的产品关税。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这个问题虽然可以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但是比较消极，对双方都不利。美国这样做以后，中国宣布，奉陪到底。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桌面上的理由是这个理由：美国对中国出口贸易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大，逆差大。所以要打贸易战。另外还有两个不能拿到桌面上的原因，第一美国现在特害怕中国下一步换成中国的2025规划。中国一旦实施2025规划，两国之间就不是互补的关系，而是竞争的关系。所以他要想办法阻止2025规划。防止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所以也要打贸易战，这个他拿不出来。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老防着中国，怕中国成为世界老大。而且老干不赢中国，还要触及他底线。因此中国的发展美国他总是会想办法阻止你。比如说中国十九大已经提出来，中国将建设现代化强国。要成为世界现代化强国的话要拥有金融话语权。美国是二战以后才拿到金融话语权。美国之所以有金融话语权的重要原因就是拿美元与石油挂钩。世界的所有石油交易都用美元结算才能交易。这个红线谁都不能碰，谁碰美国就收拾谁。比如萨达姆宣布石油可以用其他货币交易就导致了杀身之祸。而中国不仅要挑战，而且3月份在上海宣布成立石油期货交易所。我们正式宣布，上海石油交易所实行人民币交易。石油生产国可以直接拿人民币在上海买黄金。所以许多产油国已经行动起来，用人民币作为交易。这下完全出不了美国的底线了。将来可能还会触动更深的底线。所以对中国一定会动手。另外一个害怕中国实施2025规划拿到技术话语权。因为一个强国在世界上没有技术话语权，你不可能成为强国。很显然，这两个原因足以触碰美国底线，所以必须打贸易战。以上是中美贸易战的原因。也是我们探讨的第一个问题。02第二个给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建议我们民营经济要放弃高增长高负债的模式，把这个模式要转向务实高效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中国在宏观上在去杠杆，什么叫去杠杆就是去负债。杠杆就是告诉我们，大家负债太高了，要降低负债。中国的杠杆太高了，目前我们的杠杆是GDP总量的250%。如果中国不去杠杆，继续让杠杆上升。有学者推算，当我们杠杆率达到270%的时候，中国会爆发一场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可以使中国的经济倒退5到10年。所以中央要坚持去杠杆。一定要在未来的三年内保证杠杆降下来。在中央降杠杆的模式下，你那个高负债的模式就没办法玩下去了。最近有两大对策，第一控制现有债务增长， 第二，控制好两个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我们第一次在党的报告里把它写进去，就是防范金融风险，必须控制好这两个政策。首先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怎么控制？就是从宽松的货币政策，要转变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另外一个政策是宏观审慎政策。首先是控制好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控制的目标提出，将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是货币政策的基本属性。过去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量太大了。2002年我们货币供应量只有16万亿，去年年底到167万亿。因为我们长期持有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将转向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宽松，一旦转向稳健，就出现钱荒，资金紧张。去年导致不少利益群体要求松动货币政策。十九大报告和两会再次强调坚定不移的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我看有人写预判，不能再抱有幻想了，只好自己拯救自己，大量抛售资产。这种高负债需要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一旦货币政策转向稳健中性的政策，就运转不了。不少集团开始抛售资产，因为知道已经不可能回到宽松货币政策。如果继续宽松下去，总有一天会引爆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一旦爆发，经济增长最少倒退五年到十年。所以慢一点不要紧，只要不爆发风险就可以。现在和过去不同，现在一爆发风险，不可收拾。所以宁可慢一点，也不能爆发风险，所以绝不会松动货币政策。我估计2018年还会出现钱荒，资金紧张。央行当流动性太紧张时，可能调整一下，满足一下发展的需要，但绝不会恢复到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货币政策是稳健中性。大家绝不能抱过去的幻想搞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这个在中国已经过去了。因为我们把防风险提到了首要位置。这是货币政策，要有清醒的认识，叫稳健中性。另外一个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什么叫宏观审慎政策？和西方一个经济学家有关系。西方有一位很活跃的但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叫明斯基。他1985年写过一本书，叫《稳住不稳定的经济》。这本书对宏观审慎的基本理论已经提出，但没有太大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他的理论成功预计到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本书一下就火起来了。宏观审慎政策要强调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叫顺周期理论。经济发展是顺周期时，人们一般没有风险意识，盲目扩张、加杠杆、负债。导致整个社会杠杆率太高。所以政策强调顺周期必须去杠杆。因为顺周期人们盲目容易加杠杆，会导致下一轮金融风险。我们为什么对这个要点有共识？因为中国顺周期40年，1978-2018。高速增长40年，改革开放刚好40年，顺周期的40年。在顺周期过程中，大家没有风险意识，盲目扩张、盲目加杠杆，整个杠杆太高。如果不去杠杆，会引爆下一波金融风险。未来几年内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杠杆，整个社会的杠杆率必须降下来，因为杠杆率太高了。整个社会杠杆太高，就会引爆下一轮金融风险。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去杠杆，包括企业杠杆、个人杠杆也包括政府杠杆。宏观审慎政策一个要点，顺周期必须要去杠杆。宏观审慎政策第二个要点，防止市场之间得传染病。这个市场生病了，会传到别的市场，一旦市场之间得了传染病，就会引爆金融风险。宏观审慎强调在市场之间要打隔断，你得病了不能传染给别人。比如说房地产市场，一旦出现房价大跌，传染给银行、实体经济、个人，金融风险就爆发了。要给房地产市场打隔断，你出问题了不能传染给别人。隔断是一个重要办法，今年对房子抵押和土地抵押要做新规定。不做新规定，某年房价暴跌会传染给银行，给别人，金融风险就爆发了。比如说银行一般原则上不接受房子抵押，如果要抵押，现在按现有价格80%给你放贷，未来可能按30%给你放贷，按风险来计算给你放贷量。在土地抵押上，借别人的钱买的地一律不能抵押，只有拿自己的资金真金白银买的地能抵押，而且也要按照风险来计算可以抵押的量。一旦抵押，房地产出问题就传染给别人了。再比如说资本市场，股价暴跌一下影响别人，要隔断。隔断的重要办法，股票质押要做新规定。如果不做新规定按照现在质押，有人躺着中枪。现在规定大股东把股票往外抵押，不能超过抵押率的60%。有人把自己的股票的97%质押，引爆金融风险。股票质押今年有新规定，不能像过去一样，最后出了这么大事。这是防止市场之间得传染病，要在市场之间打隔断。这是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观点。宏观审慎政策，第一，顺周期时必须去杠杆；第二，防止市场之间得传染病。在市场之间要打隔断，不能你生病传染给别人。2018年这些工作陆续会展开，对宏观审慎政策不是口号，是实实在在的要进行操作的东西。第二个策略，控制债务。债务分三种：第一种，个人债务。我们原来以为个人债务不高，因为中国的国民性格，一般不会借钱消费，存钱的欲望很高。十九大开会期间，央行周小川同志有一个发言，反复强调要注意个人负债率上涨太快的问题。我查了一下，个人负债率上升确实太快。2015年个人负债率是GDP总量的30%，到2016年底上升到45%。一年上升15个百分点，确实太快。现在估计个人负债率在50%以上。上升太快的重要原因是房贷上升太快。2018年的政策是抑制个人负债率过分上涨，主要要约束房贷的上升。我估计2018年个人房贷将继续严格控制。2018年稳住债务的第一句话就是抑制个人负债率过分上涨。个人负债率上涨最快的是房贷，所以一定会严格控制房贷。2018年底控制房贷的政策会比2017年更加严厉。第二种债务，企业债务。企业债务明显偏高，已经是GDP总量的167%，远远超过红色警戒线。但民营企业负债不高，主要是国有企业负债高。中央提出企业去杠杆的重中之重是国有企业，对企业债务的问题重点是解决国有负债太高的问题，民营企业负债率不高。三件事可以反映决策层要下大力气降低国有负债：第一件事情是联通混改，联通非国有资本已经超过国有资本，国家丧失了绝对控股权。但国家宁可丧失绝对控股权也要把负债降下来。第二件事东北特钢，东北特钢破产重组，第一是宣布我们不再搞刚性兑付，中国未来不会有保本的理财项目。这个信号就告诉你，你跟国有企业借钱也要注意了，也可能还不回来。这个情况谁还敢跟他借钱。第三件事情是准备拿一部分优质资产搞债转股，宁可把优质资产放出去也要把负债降下来。这说明决策层去杠杆的决策。作为企业负债的重点是把国有企业杠杆降下来。三年时间必须完成，2020年要确定完成。第三种债务，政府债务。政府债务中央负债率不高，因为中央政府一直坚持一个原则，赤字数量不超过当年GDP重量的3%。今年两会预算出来，赤字是经济总量的2.6%，没有超过3%。现在主要是地方政府负债率太高。地方政府负债里，帐面看好像也不高，但实际很高。政府的潜在债务太大。什么叫潜在债务？表面上看不是政府债务，实际上是政府债务，潜在债务太大。过去地方的负债一般是搞一个融资平台，这个融资表现为企业债务，实际是政府债务。2015年以后这个事情做不成了，从2016年开始地方政府通过两种路径增加了债务。第一，把20年前要做的事拿到现在来做，这堆项目都是企业负债政府来买单，好像是企业债务，实际上是政府项目。这批项目基本都是公共产品，要政府回购的。这几年这类项目增加的量到4万多亿。另外一点，搞产业引导基金。我们这几年搞产业调整，政府要扶持一批企业。这个可以搞，但必须拿政府财政的钱。有的政府没有钱，借银行债搞，给企业担保。等于把这个搞成政府潜在债务。PPP项目，所谓产业引导基金应该在6万亿以上。太大了。再不解决，总有一天会搞出一个金融风险。现在提出，一定要抑制地方潜在债务。之前有关部门讲得很清楚，最担心是地方潜在债务。如果不抑制，未来很麻烦。今年下定决心要控制地方潜在债务恶性上涨，提了一个原则叫终身追究责任。去年年底叫停了包头地铁、呼和浩特的机场，叫停了一大批基础设施，为什么？寅吃卯粮。发改委按照新标准，已经批准有13个城市不能修地铁，因为你不符合修地铁条件，寅吃卯粮最后是麻烦的。今年主要是查PPP项目，防止地方潜在债务。控制债务今年是三句话，遏制个人负债率过分上升，企业债务明显偏高，地方财政过分上涨，要全面稳住债务。03第三个要和大家探讨的问题是建议民营经济树立良好的投资观念，不要想赚快钱。中国正在做几件事，治理金融乱象。金融乱象如果不清理，也会引爆金融风险。2018年要治理金融乱象。把金融乱象分两类：一种是新技术引起的金融乱象。新技术进入金融领域，产生了许多现象。像比特币、ICO等等。这些现象到底是方向还是乱象，一下搞不清楚，就看一下。结果一看就变成乱象了，出问题了。有一个小伙子告诉魏老师，不就两万块钱，亏了就亏了，赚了就赚大了。2015年时，英国一家大学在清华大学开了一次论坛，叫区块链技术进入金融今后的发展。我去到现场一看都是比特币的ICO公司董事长。我一看你拉我站台来了，这个台我一定不站的。今天一定讲讲，区块链技术进入金融以后，是不是改变了金融的本质。如果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金融的本质就是风险与收益的事情。如果没有，那得出一个结论，用别人的钱都必须监管。ICO没有被监管，所以是违法的。第二年8月份全关了。英国的教授打电话说你有先见之明，我说我没有，你得搞清楚那些是方向，那些是乱象。上次一个朋友请我吃饭，一去发现是几个比特币的大炒家，甚至有一家是国际性的。我说比特币，有一个问题，全世界是不是打破这个原则，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发货币，而你们是个人发货币。如果区块链技术让主权国家发货币这个原则推翻了，比特币就正常了，谁都可以发货币。这个原则如果没有被推翻，你在中国就是违法。所以中国宣布比特币不能和人民币兑换，因为我们还坚持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印货币，不承认个人可以印货币，那你就是不行的。讲完之后我就走了。区块链技术和比特币不是一回事，区块链技术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去中心是它的特点。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都有中心。所以许多人把区块链和比特币混为一谈，不是一回事。区块链进入人类社会，哪一个领域可以使用它实现社会管理，还得探讨。现在炒得很热，就炒出乱象了。2018年治理乱象里有一部分是对新技术进入金融之后要做一个交代。中国正式宣布我们不承认任何虚拟货币，那就是在中国没有合法。今年这方面的乱象要做一些解释，要把它搞清楚，什么是乱象，什么不是乱象。第二种金融乱象是改革所引起的。过去搞了不少金融改革，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配套措施没有跟上，结果引发了金融乱象。过去改革中有一件事情推动得快，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放开各类投资公司、各类基金、各类保险公司等等。这种改革是对的，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主要是银行融资，整个社会杠杆率很高。要把债务杠杆降下来，就必须要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总体社会杠杆就会降下来。所以我们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个改革是对的，但措施没有跟上，出现了乱象。第一，放开了各类投资公司，结果没有准入条件。谁都能办投资公司，租个门面房装修一把，钱骗来就跑了。大量投资公司是这样的。我们全面放开投资公司是2013、2014年。2015年后半年我曾经做过一件事，调研一下投资公司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我跑了70多家投资公司，既包括线上也包括线下。跑完之后我第一个感觉，感觉到害怕。我发现他们的商业模式基本都不能维系。商业模式不能维系，一旦断了，就爆发问题了。为什么他们商业模式不能维系？我发现他们给所有投资人的承诺，回报率都是百分之二三十以上。你给投资人百分之二三十，你能搞到百分之四五十才行。现在干什么有这么高的回报率，怎么可能？基金，拿自己的钱干叫基金。而我们不是拿自己的钱，拿银行外围资金。这出问题了，不能把别人的债券变成你的股权，这违规了。现在有些有意思的事情，不知道他干什么的，钱从哪儿来不知道，但忽悠了好多上市公司。从银行贷了20亿，收购上市公司控股权，把控股公司股票都质押了。好多基金就是空手套白狼，这个事情绝不能维系，2018年将全面清理！包括放开各类保险公司，像安邦，政府只好托管，再不托管就要出大事。有钱人都清楚，办保险公司比办银行好，所以好多有钱人愿意办保险公司不愿意办银行。保险公司不能破产，出了问题政府必须力保。像安邦，一出事政府马上托管，托管一年以后再放入市场。但保险公司必须要资本金才行，但许多虚假注资。在国内银行借很多钱，在国外买一个很贵的酒店拿回来装到保险公司里，成为资本金。这种很麻烦。我估计下一步要严格清理这些问题，这属于金融乱象。一旦不清，会引爆下一个金融风险。04第四个问题还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因为在座的1/3都和房地产相关。所以还是提醒一下在座的诸位，对房地产风险的警惕，一定要警惕。因为有些人不知道内部情况。还在贸然的进驻房地产，我看最近的摇号非常的担心，不知道有多少人又要陷进去。要关注这个问题了。一定要注意这个风险。你们知道，房地产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你们所想象的。真正爆发风险的问题是因为房地产刚性需求出现问题了。住房供给一旦超过刚性需求一定会爆发泡沫。不用讲，因为房子最终是用来住的。很多家庭已经有五套房了，还要房子干嘛？住房泡沫是刚性需求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房地产不是十年前，不是20年前。10年前，20年前房子短缺，买房子必然赚钱。现在中国房子度过了短缺时代。你去问一下周边有钱人，谁没有几套房？要房干嘛？如果房子没有居住功能，就没有金融属性和投资属性了，有居住功能才有金融属性和投资属性，一旦没有居住功能这么多了，就必然会形成资产泡沫。买房必然赚钱时代过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原来我下去的时候听到的声音都不是这样，都要求买房，都老问我魏老师不投资买房干什么。地方政府清楚不卖房干啥？不卖地怎么还债？开发商告诉魏老师，你们老讲结构调整很好，但问题我不盖房，不会做什么，就会盖房。就盖出每家五套房了，到时一起完蛋。日本房地产的泡沫就是这个原因，住房刚性需求远远超过了，现在都还没有完全走出来。日本东京成了鬼城。前年我去日本看房地产，我发现北京卖掉一套房子，在东京可以买三套。中国不敢出问题，中国出问题后果非常严重，比日本可怕。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个人资产65%表现为房产上，第二个我们所有关系都建立在房价的基础上，一旦崩盘，所有信用关系都将崩溃。所以我们现在反复强调，不能把泡沫继续吹大，更不敢刺破。继续捶打未来很麻烦，现在刺破现在就很麻烦，所以现在很纠结。所以想平稳着陆，不想把泡沫刺破。那怎么办呢？一再呼吁要理性理性，但是我看难度非常大。所以大家看到中短期对策还在持续，也在不断的退出长效机制。北京已经安定下来了，为国家规划了雄安新区的建设。非首都功能都将转向雄安新区了，总部经济，大学，医院都将迁往雄安新区，人都走了，还有多少要房子的呢，不可能要谁都明白这个道理。再加上房产税一定要出台了，今年两会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要征收房产税了，现在是讨论怎么收，不是要不要收，而让财政部调查了一下，全世界收房产税的国家的共性，总结了四条，这4条是征收房产税的起点，但今年不会出台，今年没有启动立法程序。今年可能起草出来，明年可能进入立程序，这种税涉及到千家万户，至少三上三下，估计2020年出台，但是效果出来了，谁都知道国家要开征房产税。我们现在能征税的房产一共是180万亿。按1%算是1.8万亿，政府不用卖地也够了，而且是地方税，地方政府一定积极性很高。而且年年按评估价格征，那你想还能买这么多房子吗？有人抛，有人接就不会跌，有人抛没人接就会跌。一线城市基本已经安定下来了。我们国内万科，碧桂园，恒大三大住房销售商去年的销售额基本都在5000亿以上，但你注意一线城市只有一两百亿，其他的都是来自四五线城市，等于中产阶级把所有的资产都变成钢筋水泥了。你想那样的城市还有谁接盘？例如北京，因政府的各项政策出台，已经下跌百分之二三十了。在调研中发现北京一套房子三四百万交流没问题，一上千万流动就很慢很慢了，三四千万基本没有流动性，谁接盘是主要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现在要理性再理性。要注意不要看一手，要看二手房的那个价格怎么回事。不然的话我估计大家都这样买个泡沫出来，大家都完蛋。要注意这个问题了，我现在一听到摇号就紧张。最近我去无锡调研，无锡的房价不贵，最好的太湖边上房子2万一平方，我问大家为什么不买房啊？老百姓回我都五套了，还买啊。大家都有房了，以后卖给谁呀。不来人口就没有刚需，未来谁接盘。人家当地人都明白了，所以不买了。而现在谁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超过了刚性需求。就像我们长沙房价是不高，但问题不能看，房价高不高，要看未来的刚需是谁，长沙还能不能继续集聚人，大家还在集聚的话，有刚性需求就不会跌。如果刚需没了，你要卖的话就没人接了，最终结果就会跌。所以中国房地产这个领域总有一次，现在中国人没有受过这个罪，你提个建议他不听的，人有时候就是打一巴掌就清醒了，所以我估计建议大家还是关注这个问题。人家老问我不投资房产投资啥？你要注意到，我们还是有很多可投资的地方。不是大家所想的，已经那么没有空间了。还是很有空间的，所以老有人问我，现在民营经济很难做，上头是不是想国进民退？上头从未想过要国进民退，是现实情况引起的，不是决策层故意搞成国进民退。是政策主义结构调整，有些产业民营企业没法介入，现在一介入很多的技术，资金门槛都很高，所以有个过程。所以要走分工协作的路子才行，你像国营背后带着四五万家民营企业，我的就是做小螺丝钉的，他是国家性的分工协作，只要你做得好都没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对房地产的问题上要警惕。因为这是个人选择，谁也不能强迫谁，但是一定要注意谨慎再谨慎，因为各种信号反映情况都挺麻烦，近来反映的灰犀牛黑天鹅，大部分都与房地产有关，我还是从民营企业发展，爱护这个角度来讲建议大家要关注这个风险。和大家要讨论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房地产的风险问题。我不想更多的展开谈。但是直接的这个风险非常大，因为有感觉，不跑不知道，一跑吓一跳。所以我觉得风险现在是蛮大的。所以建议大家能够关注。

3月29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出席第一期深圳统计大讲堂活动，并指导深圳统计改革创新工作。第一期深圳统计大讲堂，许宪春讲授中国GDP核算的改革和发展3月29日上午，市统计局举办第一期深圳统计大讲堂。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郭驰主持，许宪春出席并作了《中国GDP核算的改革和发展》专题报告，从GDP的作用、中国GDP核算的建立、中国GDP核心指标地位的确立、中国GDP核算资料来源的丰富和完善、中国GDP核算方法的改革、中国GDP核算方法的进一步改革等六个方面进行详细讲解，受到广大学员的热烈欢迎。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住房建设局、市商务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各区统计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业务骨干140多人参会。3月29日下午，许宪春出席深圳统计改革创新座谈会，就深圳数据生产要素统计核算研究和智慧统计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许宪春对数据生产要素统计核算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专业性指导意见和建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图片说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回顾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环境，我们会首先想起在改革开放大潮下，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全国大干快上，各地兴起投资热潮，人们纷纷下海，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捞金。然而，问题很快便产生了。1993年，经济过热势头出现：房地产泡沫、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经济过热，宁可经济增速慢一点，也要让中国经济平稳着陆。最终，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就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经济软着陆”只是简单的字眼。但对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这是一段亲身经历过的中国经济史：通货膨胀得到了治理、房地产过热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而作为经济学家，袁钢明关心的则不止于此：当时的决策层是如何通过扩大供给的方式解决城市生活资料供应不足的问题？如何充分发挥各种机制，使得金融机构能在整体紧缩的背景下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这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都在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对袁钢明的专访中，得到了完整重现。那时经济投机现象严重NBD:当时，为什么要强调“经济软着陆”的必要性？中国经济面临着怎样的局面？袁钢明：从背景上看，1992年的南巡讲话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还是要快速发展的观点。我国经济一下子就爆发式地增长起来，为了经济增长，采取了很多手段，比如说扩大贷款、放松贷款等等。但是同时采取了一些过度的手段，这种过度的手段造成了经济过热。什么是过度的手段？比如说采取金融自由化，不管是对地方政府、企业还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都开放各种各样扩大贷款和融资的手段。这使得经济不仅是快速上升，而且出现了升温和高热的现象，造成了经济风险的急剧加大。在开启“经济软着陆”的199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已经主持了经济工作。他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快速上升导致风险急剧加大的局面。现在看来，这个局面有好的地方，也有危险的地方。好的方面在于，中国经济从之前低迷和下滑中走了出来。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高烧”了。到了什么程度？那时，中国GDP的增速达到了14%以上，相比之前来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GDP增速一般在10%左右。经济过热的现象还有哪些？主要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了，老百姓承受不了。此外，在1992年的快速增长后，到1993年，出现了爆发式的高速增长。比如说，固定投资的增速能够达到60%以上的水平，工业和一些行业的投资也出现了爆炸性的膨胀。这种膨胀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危险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体现在金融方面。那时，金融领域到处出现了乱融资、乱投资、乱贷款的情况，以前，银行放贷困难，而现在大家都认为机会来了，因此银行也开始了放贷。而伴随着一下子放松，出现了从来都没有过的火热局面。最重要的是，1992~1993年，当时的深圳和海南都出现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多措并举防止经济大起大落NBD:当时，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促进经济软着陆？除了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那轮宏观调控中，我们又采取了哪些新措施？袁钢明：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些现象意味着，从朱镕基主持经济工作以来，他的任务就转变成了防治过热、防治金融风险，进行宏观调控。要从过热回到正常平稳增长的局面上来。同时。不能出现一热就调控、一调控经济就往下掉的情况。不能一调控，就把经济“压下去”，经过改革开放的几次实践，人们形成了这样的思维：既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但是又不能过度地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这对后来整个调控的平稳实现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从之前的经验看，1985年出现过经济过热的情况，那时的通货膨胀一下子上升到很高，有关方面采取了很严厉的调控措施和行政手段，到了1986、1987年，经济增长又掉下去了。发现掉下去了后又马上开始推，这样一来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状况。再加上1988年，我国又面临着“价格闯关”，当然，“闯关”有利于激发市场和企业的活力，价格的上升有利于提高效益和收益，但它也会带来增长与通胀并存的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又要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进行调控，后来却又造成了经济明显的下滑。不过，当时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1993年，在对上半年的形势分析完成之后，就采取了一些“紧急刹车”的做法。国务院形成了一整套的全面宏观调控的政策，也就是控制过热、控制膨胀的措施。从投资、消费、信贷、财政、外汇全方面一整套的措施来看，对于之前一些扩张过猛的行业进行整治。受到打击最明显的行业就是房地产。在实体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缓和的措施。这与对参加房地产领域投机活动等金融“一刀切”的做法有所不同。首先，对没有银行支持的、过度扩张的实体经济部门，要采取有力的手段进行阻止。不过，对于需要扶持的实体经济部门，还要根据情况继续支持。对于需要发展的薄弱行业、中西部地区经济和基础设施还要保障资金供给，在整体的宏观政策上，我们是要收缩的。但是在关键、重要、薄弱的环节，还是要给予支持。也就是“有压有保”。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调控强调“结构性”。当时提出，要对一些过剩的产品、不对路的、不适合发展方向的投资要坚决控制，坚决下马；但对于一些薄弱的，需要补充的（行业），我们要充分支持。这样一来，就给了银行和货币政策部门一个结构性的框架。这也是后来宏观调控的做法：不能光强调总量，还要强调结构性和区别性。“紧中有松、松紧配合”。对于货币部门来说，整体上货币总量要收紧。但是对于需要资金的一些部门要给与支持。这一精神从总行被下达到了分行时候，提出在银行安排信贷的时候，要有一定的选择性，这个选择性，体现在帮助我们要发展支持的产业。在金融方面，当时提出了放开民间信贷、信托公司、委托贷款、民间金融机构等新的融资方式。这些方式在国有银行也出现了，比如说银行间的拆借，这一措施也是在那段时间出现的。在各个银行的资金被收紧的时候，资金怎么来？可以通过银行间的调剂、拆借解决，这一措施就是在那段时间内发展起来的。这也说明，在货币开始紧缩和调控的时候，也发展和保留了银行和金融之间一些调节资金的方式，以便预防在货币紧缩时可能出现的资金链断裂情况。在调控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已经考虑到以前出现的一调控就会大起大落的情况。所以不追求马上见效，速度的减缓要分散到随后的几年中去。后来就总结出了“软着陆”这个词。也就是慢慢回复正常状态，防止经济突然下滑带来冲击。我之前调研的很多汽车和家电企业，在经济增长的时候大幅度扩张，结果资金一收缩，这些企业都全面倒闭了，失业也很严重。这轮调控中，着重防止了突然收缩货币贷款使企业陷入倒闭破产的状态。所有的紧缩措施要慢慢的来，给受到压缩的行业调整的空间。因此，在1993年调控的时候，就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融资链断裂和企业倒闭的情况。反过来，还出现了一种情况：由于调控是缓慢的，导致经济还在继续升温。这样一来，到了1994年，那一年反而成为了中国通货膨胀最高的一年。在1993年调控开始的时候，通货膨胀率还不到20%，结果到了1994年年底，全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这样一来，就有人产生了怀疑，为什么通货膨胀反而高了？这其实是说明了，采用“软着陆”策略，不追求调控指标在调控一开始就突然下降，而之前的惯性还一直存在。这时，面对通货膨胀上升的考验。在调控上不光是做紧缩货币的动作，还采取了一些加强供给和改革的措施。有一件事我印象比较深，因为当时菜价比较高、涨得也很明显，对消费和物价影响的权重也比较大。由于之前蔬菜的供给比较薄弱，因此，各个地方都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比如推行“菜篮子工程”，地方政府开始重视对蔬菜种植的支持。以增加供给的方式来促进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中国经济成功软着陆NBD：那一轮经济软着陆采取的措施，最后是在什么时候全面见效的？软着陆成功的标志又是什么？袁钢明：从当时（1994年）的宏观数据看，贷款和投资的增长速度以及通货膨胀相比1993年都在往上走。而宏观调控真正起作用，是在启动宏观调控的第三年，也就是1995年才开始的。调控比较缓和，也不会造成以前调控过猛对经济造成损害的情况。我当时调研了不少企业，一开始（面对调控）他们适应不了，但是他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调整措施，渡过了难关。调控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些企业发现自己没有订单了，过去的贷款变成了坏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另寻出路，比如另外寻找一些产品，这也得益于调控所给出的空间。最后，除了一些泡沫比较严重的行业，像家电、汽车等一些实体经济产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泡沫破裂和毁灭的情况。从1995年开始，经济正式显现出了调控见效的效果，经济过热情况出现了明显的下落。到了1996年，我们的经济增速就从14%下调到了10%左右。通货膨胀率也下降到了老百姓满意的程度。价格慢慢下落，供给侧也得到了调整的机会。从1995~1997年，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增长速度开始走向合理，大约是16%~20%之间；通货膨胀和物价水平也比较合理，物价上涨水平也回到了5%~10%之间，极端情况都没有出现。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12月24日，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2019年《经济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上，与会专家就明年的经济形势做了分析预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中国经济有望从明年开始进入到平稳回升的新阶段。围绕《经济蓝皮书》，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模型室主任娄峰表示，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预计在6.6%左右，可以实现年初目标，继续保持适当增长的区间；产业持续优化，尤其是三产贡献突出；消费平稳，需求结构改善。他提到，近期绿色消费、旅游休闲消费、个性化消费蓬勃发展，以“互联网+”为核心特征的新型消费业态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利化、更加多元化、更多质优价廉的互联网消费产品，较好激发了居民和社会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热情，成为我国消费增长的新动力。预计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超过40万亿元，名义增长9.1%，增速比去年略微回升1.1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2%，比上年大幅提高19.4个百分点，达到了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娄峰说。他还提到了对明年经济形势有影响的诸多积极因素。比如，我国的就业规模持续扩大，调查失业率保持低位，对社会的稳定、居民收入会起到关键作用。社会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者预期稳定，消费新业态高速发展，消费质量不断提升，预计明年的物价依然保持平稳温和的状态。张立群也表示，尽管今年由于内外因素交织，导致了一些短期变化，经济面临一些下行压力，但是只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安排和部署，在“稳”和“进”两方面做好工作，2019年中国经济一定会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对“稳”和“进”的理解，张立群认为最核心的还是集中在体制机制的完善上，要通过产权制度的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使竞争在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产业升级中发挥主导作用。“明年中国经济应该是一个逐步回升的态势。我认为中国经济有望从明年开始进入到平稳回升的新阶段。所以我对中国经济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张立群说。每日经济新闻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中国要从两个大局着眼，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中国经济报告2020》一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表示，从需求体系看，新发展格局要求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构建和完善内需和外需互相促进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新型消费体系。多位专家认为，“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征程的开局期，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具有“革命性”意义，与之相应的经济供给、需求、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等都将面临重大调整。构建新发展格局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全文公布。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2020年是谋划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承前启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建议》指出，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突显。以推动和繁荣中国经济学研究为己任的《经济研究》，设立初衷是代表着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在《经济研究》创刊65周年之际，其立足中国现实，坚持学术性和前沿性相结合的特点，成为经济理论学习与研究者、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者重要的“学术研究阵地”。在《经济研究》创刊65周年会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格局中，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大再分配力度，避免疫情对部分群体的后续冲击，这是我国从中等收入阶段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在他看来，市场向前发展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两级化的结果。尤其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在不断减少，而要提高生产力，就需要进行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重新配置，这会造成优胜劣汰，或叫创造性破坏。因此要建立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机制和环境，就需要有一个好的社会政策托底。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给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发展提出了全面的挑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6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0和2021两年，全球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分别为-8.0%和4.8%，其中美国的经济增速为-8.0%和4.5%，而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1.0%和8.2%。在众多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在2020年还能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大国。按照这一预测，中国GDP在2020年将达到美国的73%，2021年进一步提升到75%。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蔡昉表示，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属于较早得到控制的，因此，企业能够顺利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其复苏路径最接近“V型”结构。“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经济复苏也呈现不平衡性的特征，从统计数据上看，一些大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小，而一些中小微企业疫情中业务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一些农民工有的还没有回到城市的岗位上，有些回来了的也面临着重新找工作的困难。”蔡昉说。在我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传统外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个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也必然会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中国需要积极进行战略调整以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形成顺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新发展格局。经济体系调整疫情影响下，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必要性突显，也意味着，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经济供给体系、需求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都将面临重大调整。谢伏瞻表示，为落实新发展格局，我们需要积极推进以下改革并完善相关政策：一是围绕公平竞争建立市场体系高效运行的基础规则，保证市场主体之间公平竞争，充分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产业政策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营造各类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二是通过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竞争政策作用等积极融入新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持续放开市场准入，努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使国外更加依赖中国的产品消费市场和要素供给市场，以实现国内国际互相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认为，在“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稳定和促进消费提升，这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途径。多位市场人士认为，当前应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比如可以加强对汽车消费、住房消费，城乡消费等新业态的发展，同时促进企业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改善消费环境。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双循环要素中最重要的不是需求侧，而是供给侧的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要进一步关注优质生产要素，提升禀赋结构。“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真正的短板是要素短板，不发展优质的生产要素，很难真正把短板补上。”樊纲说。《中国经济报告2020》指出，新发展格局要求依靠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来构建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格局，并以此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进而形成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和全球经济运行新秩序。（编辑：孟庆伟 校对：张国刚）

12月13日上午，“国研经济研究院中国冰雪经济研究中心授牌仪式”在第四届吉林雪博会暨第二十三届长春冰雪节开幕式现场举行，省政府副省长张志军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为“国研经济研究院中国冰雪经济研究中心”授牌；国研经济研究院院长王辉、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杨安娣接牌。今年11月，“中国冰雪经济发展交流会暨国研经济研究院与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行，双方宣布共建“国研经济研究院中国冰雪经济研究中心”，并将启动中国冰雪经济发展年度报告与“冰雪丝路”课题研究、组织筹备冰雪丝路国际论坛等一系列相关研究工作。吉林日报全媒体 记者：李樊 实习生：滕浩锋 编辑：赵树凯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重磅“指数”彰显经济底气活力刘向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挖掘机指数”强势走高，PMI指数回升，中国国债将被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近段时间，多个重磅“指数”接连出炉。先行指标预示经济景气持续恢复，呈现高增长态势，可以预见“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会迎来“开门红”。要更好释放中国经济潜力，既要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方面下功夫，还要推动供需两端更好适配，畅通经济大循环，深化市场体制改革，特别是收入分配改革，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韧性。

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同比增长5.4%，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1.2%。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认为，尽管增速较上年有所降低，投资仍发挥着稳定增长的关键性作用。“与以往不同的是，2019年投资增速虽然偏低，但在促进结构优化方面表现出了几个突出的特点。”刘向东说。一是供给优化倾向明显。全年第三产业投资增长6.5%，远高于第一产业（0.6%）和第二产业（3.2%）的投资增速。而且，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加快，快于全部投资增速11.9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7.7%和16.5%。二是补短板效应显著。全年社会领域投资增长13.2%，其中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分别增长17.7%和13.9%。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投资分别增长37.2%、33.4%，分别快于全部投资31.8个、28.0个百分点。三是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呈现此消彼长趋势。刘向东表示，2019年房地产投资增长9.9%，呈现缓慢减速迹象，但基建投资在经历低迷之后有所抬升，3.8%的全年增速与上年度持平，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施和一批重大工程的投入，基建投资还将会有较大回升余地。刘向东认为，民间投资正在经历结构调整的阵痛，逐步向高端化和服务化转型。随着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和服务业扩大市场准入，民间投资活力进一步释放。2019年前11个月，民间资本在专用设备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领域的投资分别增长9.4%和29.3%，远高于制造业整体投资；在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投资分别增长28.3%和17.4%，也普遍高于其他领域投资。（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来源：经济日报

每经记者：张蕊 每经编辑：段炼8月11日，在“兰格钢铁网2019年度北京地区优质供应商50强颁奖大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对中国今年宏观经济形势走势和政策取向发表见解。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蕊 摄张立群提到，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使世界经济出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其中发达经济体将收缩7%。“世界经济受疫情冲击，问题非常严重。”他表示，严重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停顿或瘫痪。“另外一个方面，市场供给靠什么？我觉得可能和中国制造有重要的关系，所以出口今年有一个可能的机会，中国可以来扩大自己的外部市场。”张立群认为，当世界经济变得越来越不好的时候，产品没有销路的时候，挣不到钱的时候，大家对中国市场会越来越关注。“中国要把扩大内需战略牢牢把握住，要让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起来，循环速度加快起来。在此背景下，对世界经济会形成强有力的拉动。各国经济摆脱困难，要更多的依靠中国市场。这时候处理国际关系的战略回旋空间会显著扩大，这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他给出了一组数据：2019年我国的投资规模是55万亿左右，消费规模是48万亿左右，出口按人民币计算规模是17万亿左右，“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规模合计超过100万亿，“所以中国经济是以内需为主导。”张立群提到，中国现在确实有一个新的重要机遇。首先就是疫情发生后中国表现出来的有效率的资源动员和组织能力。“这里边首先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使整个疫情防控处在一个有组织有秩序的框架下，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性成果。实际上全面复工复产，包括第二季度取得的靓丽成绩，都和疫情防控的效果分不开。”“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有利条件，主要在两个方面。”他说，“一是现在要畅通国内经济的大循环，为什么叫大循环？我认为‘大’字和14亿多人的人口规模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有一个强大的生产供给体系，比如我们的制造业体系、产业链在世界上是最完整的。多种工业产品，像钢、水泥的生产能力在世界上都排在首位。”二是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14亿多人口，而且有4亿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去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说明国内市场消费潜力巨大。另外，我们正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快速推进的时期，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城市体系建设、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等，都需要大规模、高水平的投资，所以国内市场潜力巨大。“所以大循环很重要，就是把生产和市场的关系打通，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打通。大循环一旦加快畅通起来之后，会带动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持续回升向好的轨道。”张立群表示。“下一步如果政策力度到位，中国经济可能在全球就是一枝独秀了，中国市场在全球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吸引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将成为世界经济摆脱困境的一部主要的发动机。”张立群表示，在此背景下，国内国际的双循环就由这样一个经济的大循环强有力地拉动起来，中国处理各种国际关系的战略空间必然会显示出来。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