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

人民网北京12月9日电 (栗翘楚)7日上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市场化改革”，来自全国政协、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相关部门、有关机构的负责同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理事、会员代表，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以及来自改革一线的有关领导同志和专家等近150人参加了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名誉会长高尚全做了题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几点体会”的主旨演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做了题为“百年变局下市场化改革的几个问题”的主旨演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在演讲中指出，新时代不但是一个持续创造新辉煌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的时代。当今的世界和中国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变局有几个突出特征：一是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的大变化、大调整，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体系备受冲击，进入重构期，各种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二是我国经济经历40年的高速发展，已进入新旧发展模式转换时期。三是近年来科技革命、数字革命飞速发展，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也给现行体制、机制，甚至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彭森会长指出，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就必须坚持改革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还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韩永文分别就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做了主旨演讲，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王小龙、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司长徐善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肖渭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分别就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发展民营经济促进科技创新等问题发表主旨演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上海市社科联主席王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泾源、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围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表专题演讲。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银温泉、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彤、中国改革报社社长宋葛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守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陈池等也围绕论坛主题发表演讲。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经济观察网 记者 欧阳晓红两会前，春节后，中国经济持续承压的现实情况之下，“六稳”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这是被誉为“中国顶级财经智库”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之2019年年会主题。且听论坛成员诸如楼继伟、黄益平、陆磊、樊纲、刘世锦等堪称具有中国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声誉的学者官员之“六稳”呼声及建言。有别以往，本次换届后的论坛，多了些年轻面孔。新加入者有中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等10位官员、学者。这次，没有了昔日堪称“任大炮”的房地产大咖任志强之“炮声”，经济学家吴敬链参会但未发言；但有了徐忠近期一如既住的“吐槽声”——面带微笑，照稿“吐槽”的他，字腔正圆，似乎“掷地有声”。新进者中，也不乏证伪声与叩问声。这位发言者还为限时6分钟/每位的演讲节约了1分钟，他是陆磊。其实，“保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一个伪命题。” 2月16日，陆磊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表示，他说，外汇市场的前沿性决定了储备的第一性。外汇储备在系统性风险中有逆周期缓冲作用，然后才有汇率稳定、本币流动性的可置信度。陆磊指出，我国面临的长期健康性挑战包括低要素成本、低附加值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短期健康性挑战有低利率和杠杆率体现的对流动性过度依赖。而“呼声、建言、吐槽”这些发自顶级财经智库的声音是否会凝合成一种理性、建设性的经济新增长“回响”，从而触动体制机制中的固有沉疴？又抑或我们亟需要某种超越经济范畴的哲性思辩去审视当下形势之变？怎么稳？“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稳经济。但有一些做法是行政运动式的方法，这会对‘六稳’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2月16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表示。他说，行政运动式的去产能，煤钢产能在“去”的过程中，由于安置职工，国有企业是要比民营企业难得多，因此在同样污染获得安全标准之下，“去”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后来PPI大幅度上涨，成本向中下游传递，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比较多，负担沉重。“‘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他认为应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下下工夫——用改革的办法完成。” 楼继伟说。稳就业而言，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认为，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的最低目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的目标范围内。他说，通过深入了解结构性失业，有可能更精准地制定政策。鼓励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在就业困难的时候促进就业。另外，可以采取一些失业保险体系改革等被动性的措施，从而保持就业平衡。至于稳就业与稳投资的关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表示，并非集中力量搞就业，投资就不重要了。他认为，投资应紧紧围绕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进行。“我很担心的是，我们一旦提出来要保经济发展，到了地方政府就扭过来了，又把稳就业第一变成了GDP增长放在前面”。稳金融来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说，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银行主导，第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在黄益平看来，这样一个体系，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40年，保持金融稳定，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比较擅长于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支持小企业而且；本质上，这个体系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则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性。“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追求创新型增长时，金融体系也应所有转变。” 就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利率市场化很关键，即风险定价的问题；其次是发展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很重要，但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主要还是得靠银行等间接融资渠道；最后，应规范而不是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现在，“市场上在传各种灰犀牛，涉及到债务和杠杆率的最多，我们能不能解剖一下灰犀牛，看看我们的风险到底在哪里。”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说。杠杆率的风险到底在哪儿？张晓晶认为，从整个结构来看，中国的杠杆率大概240%至250%；这个数据跟美国的杠杆率很接近，这说明还是有风险。居民杠杆率现在大概53%左右，在全球范围内还不算非常高，但近几年增长比较快，也是一个风险。最主要是来自于企业部门，企业部门杠杆率将近160%，这个水平在国际上首屈一指，可能排名第一。而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最终的杠杆率的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这个杠杆率非常高。如何稳中求进地去杠杆？他建议，第一要稳，从需求侧要稳。稳住总杠杆，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来降杠杆。第二是进，传统企业的弊端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此外，如何稳投资呢？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当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这样的下降是否合理？就此，他提出了三条判断标准。其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其二，短近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其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进入下行通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说。原因有四。他解释，我国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2010年以来每年下降0.73个百分点，特别是居民储蓄下降尤为明显，主要是大量投入了房地产领域，家庭负债率快速提升，居民储蓄率迅速下降。其次，债务杠杆的不断攀升。我国宏观杠杆率大幅高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地方政府，如果包括隐型债务，显性债务杠杆率不高，但隐型杠杆率相当高，挤压了投融资的空间。再者，民间投资增长后劲不足，现在看预期不稳。最后是房地产投资存在不确定性。为此，他建议，首先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并非放水，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第二，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要更大程度的调动市场投资。第三，政府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还很大。预期之稳事实上，“六稳”之中，尽管稳预期排在最后，但其重要性不容小觑。“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稳预期的这两件事在2019年一定要做好。一个是保证人们的财富安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果，人们变成有产者，财富不安全怎么能安全？第二，民营经济的预期一定要提高，理论创新和法律调整必须跟上才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说。魏杰调研发现，民营经济不是要优惠，只要公平、平等。建议理论创新。现在民营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在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再者是法律必须调整。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然而，行至今日的中国经济现实摆在那里。“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体制上还存在各种缺陷，因此需要供给侧机构性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说。但不可否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樊纲说，“需要天天讲、年年讲，有些事情可能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效，但是现在就得做”。在樊纲看来，这是长期性的措施，那么存在一个问题：当长期性改革实现不了时，短期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樊纲认为，提出“六稳”就是在很多长期性的结构性改革做不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维持稳定发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需求侧的，包括财政的支出、货币的供应、利率、税率等等。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也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樊纲说。“当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一定的稳定的水平，很多改革难以顺利推进。经济不好时，有些人不改革的借口可能更强烈一点，我们怎么能够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才能实现长期的增长？”换言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并行不悖，“六稳”或“稳预期”不能不改革。建言：新增长之源不言而喻，“六稳”之首是稳就业，即稳增长，那么，增长的新源头是什么？“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6%以上，2020年以后会下降到5%-6%之间，或5%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变化。”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说。在刘世锦看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来源有五个。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就 此有两个典型领域，一是供给侧改革降成本的重点——基础产业领域，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的低效率、高成本，像能源、物流、通信、金融、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过高，就是由此产生的。二是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带来的多方面的问题，抑制了很大的增长潜能。其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首先，有利于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提升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其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这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其四，前沿性创新。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技术领域，中国具有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等等优点。其五，绿色发展。他强调，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能产生巨大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实际上可以形成和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因过生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些增长来源来看，刘世锦认为有三个特点。第一，对市场经济制度、质量的要求都很高。其次，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是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的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的是以普惠的方式呈现。最后，增长大部分都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很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必须明确一点，我们讲的高质量发展其实也是一个高难度增长”。刘世锦说。在刘世锦看来，现在要真正利用好这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具体来讲就是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我以为也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关于相关改革的论述落到实处，就会有很大的进展。”现在，“中国要适应低速的增长态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认为，他说，我们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的增长模式，我们的工业化的顶峰已经过去了，去工业化已经开始，服务业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我们的人口红利进入了消退期。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如何？姚洋认为，可以参照日本的启示。1973年—1993年，日本增长速度平均只有2.8%，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的创新，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综上所述，其实一切也取决于改革的决策。就此，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称，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则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度。他直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框架，为改革做好了顶层设计，以此为指引，机关干部白加黑、5+2加班加点出台改革方案。社会上对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评价并不一致，还有一些人表示一些改革的实际获得感并不强，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审视这一问题。不过，在仔细翻阅已经出台的政策文件后，徐忠“吐槽”文件有四点问题：其一，从决策机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一致，但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他说，我想这背后可能是政策文件的制定过程和决策机制有关，大部分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有部门利益的考虑，很难协调一致。但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利，但文件的出台是有时限要求的，所以就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文件中拿掉。而被拿掉的有分歧内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其二，从文风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他直言，为什么会有以文件落实文件，一个原因就是上一级文件没把细节讲清楚，事实上多个文件出台，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目的，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其三，很多文件仍没有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而往往是为了短期目标，用行政化手段去改变长期性制度，“制度保持稳定实际上是稳定预期很重要的关键”。其四，从执行上看，立法存在部门化现象。他称，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立法部门委托行政部门立法，法律、规章制度出台需要各部门之间自下而上沟通协调，负责起草文件的司长发现各部门意见不统一，不能写进法律里，只能大而化之，结果法律、规章制度落实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门出台相关细则，明确标准和操作程序，这就赋予了行政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同样的规则因为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产生选择不同的效果，必然会扰乱市场预期，冲击市场信心。“只有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改革问责机制，改革文件的设计理念，改革文风，才能巩固改革的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信心；”徐忠笑言，“当然改革方案改革了，也会改善公务员的生活和工作质量。”

近日，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健康工程组委会项目部主任兼西北片区主任王博智一行来到兰州肽谷研究院考察调研。兰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郝敬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兰州高新区留创园王珠银教授向调研组一行介绍了当前生物医药发展的趋势，用国际案例并结合国内外研发理念，提出肽谷研究院拥有的国际技术和研发成果在生物医药领域里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并对肽谷研究院未来发展作出远景规划。王珠银教授表示期望能够和社会各界同仁携手共进，充分发挥多肽抗癌新药的“精准制导”优势，共同开启兰州生物医药新篇章。随后，王博智一行参观了研究院P2实验室、多肽合成实验室、肽库等多个重点实验室。王博智对兰州肽谷研究院的平台建设，以及兰州高新区为科研工作者创造的科技创新环境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座谈中，王博智对研究院研发进展及阶段性成果给予了高度认可，他表示希望与兰州高新区搭建合作桥梁，充分运用优质资源带动健康生命工程开花结果，为西北地区以及全国人民的健康生活做出贡献。(信息来源：兰州高新区)【来源：甘肃省科学技术厅】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岁末寒冬，北国春城，一年一度的“深改版头脑风暴”让这个冬季再次沸腾。22日，“不忘改革初心 牢记改革使命”中国改革（2019）年会落下帷幕。两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改革理论大家、来自各省市的实干家，聚焦坚守初心使命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聚焦以改革促进长春及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畅所欲言，出谋划策。主题研讨会、专题研讨会、座谈会上十余个小时的发言凝聚改革共识，交流改革成果，分享改革经验，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勾勒出更加清晰的路线图。21日，中国改革（2019）年会在长春举行一场最强大脑的交织融汇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新旧发展模式转换……主题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深入分析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种种难题，并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展开了一场改革政策研究、改革理论探讨的思想盛宴。“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经济社会已进入新旧发展模式转换的新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认为，面对新的问题，更应该打破思想观念束缚，摆脱传统路径依赖，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激发振兴新活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认为，经济下行压力是挑战更是机遇，“经济下行压力的背后是动力基础、结构基础、技术支撑的悄然变革，所以我们不能只追求固态赋能，要将新动能与旧动能融合在一起，变成推动经济增长的融合动能。”坚持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放管服”改革是其中一项关键举措。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陈立表示，转变政府职能重点是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坚持依法监管、公正监管，激发社会活力，优化政府服务，主动为市场主体和人民服务。”吉林省市场主体准入e窗通系统，一站式服务平台，让用户办理各种业务不用出门，轻松在线登记、审核即可完成一场改革成果案例的宣讲实践是全面深化改革最生动的体现，江西政务服务“赣服通”、福建生态环境大数据管理体制等案例开拓了与会代表的思路，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这得益于我省生态文明建设起步早、力度大、成效好。”福建省委改革办熬澄华带来了多项具体举措：建立全国第一个生态环境大数据管理体制，实现对全省生态环境数据汇聚、整合、共享和实时全程监测，创新绿色金融机制，建立环境权益交易体系……他全面分享了福建在生态文明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探索路径。“手机一开说办就办”则是江西省举全省之力打造政务服务“赣服通”的有效成果。江西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张晓勇介绍，江西省政府依托江西政务服务网、支付宝移动端，实现江西政务服务由PC端向手机端延伸。研讨会上，长春市委副书记徐晗分享了长春市集成改革工作体系推进经验，长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路介绍交流长春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探索实践，与兄弟城市一起生动展示了向改革要发展动力的成绩单。自我市2017年实施“蓓蕾计划”以来，各学校把特色课程与托管活动融合，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图为在解放大路小学课后托管特色课堂上，同学们学习制作拨浪鼓一场长春风采的对外展示此次年会不仅搭建了充满改革激情又暖意浓浓的交流平台，也让各地看到了长春勇于改革实践、勇于改革创新的城市形象。国家汽车电子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光电子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中，与会代表走进长春高新区加速转型升级的发展历程。长春高新区突出创新驱动、改革促动、优化调整和环境重塑，不断培育新动能、创造新优势、发展新经济，已聚集超过1.2万户企业，形成了装备制造、生物与医药、光电信息、高端现代服务业4大主导产业，快速成长为全市乃至全省科技创新的辐射源、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阵地，让与会代表真真切切看到长春锐意改革创新的实践与探索。慧谷学校内，扎染社团、清风文学社等分别展示了“蓓蕾计划”的多姿多彩。学校负责人介绍，“蓓蕾计划”通过探索实现学生免费参加、学校集中看护、社会多方参与、活动安全有序的目标模式，着力破解小学放学后、家长下班前孩子无人看护问题。“‘蓓蕾计划’就是让改革成果惠及百姓的一个具体体现，为全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潘治宏对“蓓蕾计划”竖起了大拇指。他说，长春市集成改革体系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接下来还应继续提高认识、凝聚共识，吸取兄弟城市好的经验方法，不断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挖掘发展空间，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在朝阳区大数据共享交换中心感受云计算、人工智能对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强大助推力；在长春市城乡规划展览馆里展望未来百年……实地参观考察让与会代表对长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对于长春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泾源给予高度评价，他建议，未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应着力于优化都市圈区域功能定位，实现中心服务区功能转型升级、西北产业带发展模式创新、东南生态圈绿色产业发展；提升都市圈市政承载能力，打造交通互联体系、完善城市快速路网、建设国际航空枢纽。不忘改革初心，牢记改革使命。两天的会程虽然短暂，但思想的交锋、智慧的碰撞，必然给长春、给改革路上的勇敢前行者以深深的启迪和巨大的信心！来源：长春政事儿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图12月7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市场化改革”。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名誉会长高尚全做了题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几点体会”的主旨演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做了题为“百年变局下市场化改革的几个问题”的主旨演讲。彭森在演讲中指出，新时代不但是一个持续创造新辉煌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的时代。当今的世界和中国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变局有几个突出特征：一是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的大变化、大调整，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体系备受冲击，进入重构期，各种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二是我国经济经历40年的高速发展，已进入新旧发展模式转换时期。三是近年来科技革命、数字革命飞速发展，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也给现行体制、机制，甚至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彭森认为，为了加快建立各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就必须坚持改革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还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韩永文分别就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政府科学治理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做了主旨演讲，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王小龙、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司长徐善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肖渭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分别就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发展民营经济促进科技创新等问题发表主旨演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上海市社科联主席王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泾源、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围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表专题演讲。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银温泉、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彤、中国改革报社社长宋葛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陈池等也围绕论坛主题发表演讲。来自全国政协、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相关部门、有关机构的负责同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理事、会员代表，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以及来自改革一线的有关领导同志和专家等近150人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现场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与思考》一书出版座谈会，9月6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会长李金华，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胡德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原理事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原副主任宋晓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莫干山研究院原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等，与本书作者、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以及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总编辑辛广伟，一同出席座谈会。《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与思考》图书展示本书作者、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1985年5月起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后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世界银行高级顾问等职。先后参加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等6次中央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他关于“企业自主权”“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改革建言，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改革理论的发展。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胡德平表示，高尚全同志在书中始终把解放思想、实践标准放在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得以顺利推进的第一位的重要的位置上，又把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解释为以人为本，而且高老要把保护人民每个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也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书中都有了。这些都是为改革开放的贡献的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讲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说，高主任是一方面做改革的行动管理的实践工作，同时长期从事改革理论和政治研究工作，成果是硕果累累，为中国改革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高主任89岁高龄即将到来的时候，把四十年的成果出版，作为对四十年的回顾和总结，也是对改革的最好的纪念。沉甸甸的两本书不仅是作者本人个人的心血，也是中国改革事业的一个宝贵的财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原理事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原副主任宋晓梧讲话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原理事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原副主任宋晓梧表示，看这本书也好，这十年来跟高主任接触也好，觉得确实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些重大的转折关头或者重大的理论关头，高主任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坚定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的目标上前进，不动摇。莫干山研究院原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讲话莫干山研究院原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认为，该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有史料，本书有史料价值； 第二，我感觉这套书有思想、有哲理；第三，我看了该书之后，感到有故事，并认为高尚全先生坚持不懈地为改革鼓与呼的精神，把市场化思想和民本经济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敢于直言、敢于讲真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与思考》的出版，对更好地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推动我们改革更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本书作者高尚全讲话本书作者、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老高尚全表示，自己亲历了这四十年，亲眼看到通过改革，使得我们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他认为，这几大变化，是我们四十年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他表示，我们今后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改革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党对改革的领导进一步加强，这将有力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致辞座谈会上，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发言认为，高尚全同志特殊的工作实践经历，使得他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认识与思考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这部改革论集已超越个体性意义价值，而成为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份独特记录与见证。这部书刚一出版，即引起了各界读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已累计发行近六万套；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之一圣智集团日前也与人民出版社签订了该书英文版的出版意向书。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主持座谈会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在总结中说，改革是高老一生的追求，也是高老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主办方向国家图书馆赠书与会领导嘉宾合影

蓝鲸教育11月25日讯，今日，在GES 2019未来教育大会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研究员李伟对大会进行了致辞。以下为内容整理：中国历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新中国成立70年来，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49年八成人口是文盲到今天不到5%，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6年以上，建成拥有51.9万所学校、2.76亿在校生、1670多万专任教师的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亿万人民通过接受现代教育获得了更广泛、更充分的发展，为世界全民教育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教育供求矛盾尚未根本解决、教育普及尚未全面实现的情况下，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正在对教育自身产生着革命性的影响。十多年前，我在中国国资委分管信息化工作的时候就提出，这一轮信息化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其重大意义绝不亚于上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工业革命。最近，我带领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调研组到南方，看了一些企业，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总的感觉是，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设想，近几年，可以说是缓缓而来、突兀而起。我在一家超大型房地产企业所属转轨研究开发人工智能的公司调研，他们已经对几乎覆盖室内装修所有工序的机器人研发出来了，不仅可以实现对人力的替代，而且效率也将大大提高。我想我们都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未来社会对人才，劳动力知识、技能结构的需求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必须做出相应改变。未来社会，也对教育的公平性和开放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收入不公影响人的一时，教育不公影响人的一生。但是，我们看到，收入的贫困往往伴随着受教育机会的缺乏，由此导致的贫困代际传递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只有建设一个具有强大“包容性”的教育体系，发展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才能阻断这一过程。而且，这个教育体系必须是开放的，未来社会日新月异，知识、信息、技术的更新大大加快，单纯的学校教育、一次性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对每一个人来说，只有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才能跟上社会的步伐。对此，教育必须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方式，突破时空界限和教育对象的限制，真正为全社会创造一个人人、时时、处处可学的条件。总之，未来社会对教育体系改革的需求是迫切的，强烈的，具有时代性的，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长期关注未来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相关议题。近些年来，我们重点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开展了婴幼儿营养改善、早期养育、学前教育、学生营养午餐、中等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政策研究和社会实验，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一些建议还推动形成了国家政策，也引起了有关国家政府、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发展面向未来的教育，解决共同的发展问题，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智库、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和合作，也需要加强交流互鉴、广泛凝聚共识。在此，我们期待通过未来教育大会这个平台，继续推动相关领域的知识分享和交流合作，共同为推动教育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020年9月5日至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中信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年会)在京召开。孔丹理事长强调要切实服务党和国家决策，更好地发挥民间智库的独特作用。作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中信基金会成立以来，认真履行“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宗旨，充分发挥“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凝聚健康力量的阵地”等功能，形成了一支跨学科、高水平、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学术人才队伍和独特、高效的运行机制，发挥了偏师作用。据孔丹介绍，中信基金会6年来已累计完成国家交办课题3项，认领国家高端智库课题84项，开展自主委托课题87项和个人申报课题236项；举办大型论坛及各类研讨活动149场；上报智库研究报告74期。由其编辑发行的《经济导刊》杂志成为国家主流期刊，举办的“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出版的“中国道路”“中国学派集成”“文化交锋”系列丛书得到各学术领域和主流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服务决策、引导舆论、对外交流、理论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孔丹强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民间智库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中信基金会必须秉承“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一贯追求，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扣国企改革、国民经济、国家战略、经济理论等主攻方向，扎实做好各类研究和咨政建言工作，在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中开创智库建设的新局面。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青年学会会员及特邀专家200余人参加了本届年会。通过大会发言、分组讨论、书面交流等，与会专家围绕“后疫情时代”国内外形势变化、中国在大变局中的发展应对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交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朱之鑫、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陆忠伟作主旨发言，来自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文化、新闻传播等不同领域的20余位资深专家进行了大会交流。

来源：人民日报原标题：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战略部署刘世锦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既是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紧迫要求。日前公布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政策措施针对性可操作性强，是下一步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行动纲领和工作指南。落实好这一重要战略部署，将会有力促进新发展格局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框架产权保护、平等准入、公平竞争、公正监督等，是市场体系的基础构件。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首先要做好打基础的工作，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真正做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体系是政府和企业、个人等市场参与者相互依存和合作的产物。正如不存在没有企业和个人参与的市场一样，世界上也不存在没有政府参与的市场。关键是政府角色和作用方式的不同，具体地说，是替代市场、直接指挥企业和个人配置资源，还是通过提供产权保护、平等准入、公平竞争、公正监督等公共产品，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使企业和个人等市场参与者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优化资源配置。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并不是要不要政府作用的问题，而是政府作用由前者向后者转变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但仍存有短板和不足，比如，在依法保护产权方面仍有薄弱环节，市场准入仍存有某些行政性垄断，不同类型企业仍有不公平竞争的感受，市场监管不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等。针对这种状况，《行动方案》提出要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包括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健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其中的一项举措是启动第二批涉产权纠纷案件再审工作，推动涉产权冤错案件依法甄别纠正常态化机制化。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第一批涉产权纠纷案件再审工作就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对保护不同所有制财产权利、稳定企业家和投资者社会预期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市场准入方面，《行动方案》提出要全面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严禁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发布具有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这对建立全国范围高效统一市场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企业注册容易注销难的问题，《行动方案》提出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的具体措施。为促进公平市场竞争，《行动方案》强调要增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推动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鼓励各地区构建跨区域的统一市场准入服务系统。关于市场监管，《行动方案》提出要推进综合协同监管，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不得简单化予以禁止或者不予监管；加强重点商品市场价格、要素市场交易的监管；健全依法诚信的自律机制和监管机制，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市场专业化服务组织和公众舆论的监督作用，同时也要加强对监管机构的监督。加快要素市场改革以补齐市场体系短板市场体系建设要经历一个由初步形成、发展演化到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个突出现象是要素市场建设相对滞后于产品市场。不论是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市场，还是近年来兴起的知识、技术和数据等市场，在产权界定与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交易、科学监管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存有矛盾、缺陷或不足。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利于创新，不能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必然拖产品市场发展的后腿。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必须把要素市场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加以推进，尽快补上这一短板，并使之成为市场体系上台阶、高标准的显著标志。《行动方案》对要素市场改革和建设做出了系列部署。对土地市场，提出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实施“增存挂钩”，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完善建设用地市场体系，加快推进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改进完善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机制，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省域内跨区域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市场，完善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推动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建设医疗保障信息系统，构建全国统一、多级互联的数据共享交换体系。对资本市场，提出深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培育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数字技术发展，知识、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迅速上升。《行动方案》提出要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探索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新模式，设立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机构，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创新和开放助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市场体系建设，既有赖于制度规则等“软件”的改革和完善，也依托于市场基础设施等“硬件”的发展。除了通常所说的“铁公机”等老基建外，近年来快速增长的数字基础设施等新基建，也正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建设提供重要物质技术支撑。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已经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国内国际市场体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面对逆全球化潮流，我们坚定地维护和推进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不动摇、不后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近一个时期相继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以此带动国内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同时也对全球市场体系建设起到积极引领作用。在这一背景下，创新和开放就成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引擎。《行动方案》提出要强化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等领域的应用，实施智能市场发展示范工程，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推动第五代移动通信、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平台企业健康发展，有效发挥平台企业在要素配置中的优化集成作用。在对外开放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公正市场环境；积极推进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等议题谈判，加强竞争领域多双边合作交流，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需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实验的关系，形成方向明确、激励充分的协同推进机制。顶层设计主要是明确目标、划出底线，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与此同时，注重调动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给出探索、试错空间，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示范试点，争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推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取得全局性实质性进展。（作者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