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联系方式

按照小米官方的说法，小米9 Pro 5G配备了一块专业级的“原色屏”，除了屏占比超高，还符合设计师、摄影师标准。据称，小米9 Pro选用旗舰级的AMOLED屏幕，可覆盖103.8% NTSC广色域，保证了屏幕的基本素质，同时还有领先的“原色屏颜色管理系统”，可以更准确地转换色彩空间、减少颜色误差。而为了解决最难的是单一屏幕显示问题，小米用了一个“笨办法”，也就是每块小米9 Pro的屏幕，在出厂前都会经过专业校色仪逐块色准校对，确保统一显示。根据小米最新给出的消息，小米9 Pro的屏幕色准还经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检测，测试结果为ΔE值1.38，确实达到了专业级的显示色准。ΔE(Delta-E)指的是在均匀颜色感觉空间中，人眼感觉色差的测试单位，用于当用户指定或接受某种颜色时，生产商用以保证色彩一致性的量度。它能够将色彩还原的准确性量化为一个数值，越小越说明色彩越准确，1.6-3.2的时候人眼基本分辨不出色差，只有价格上万元的极少数显示器才能做到，而小米9 Pro就属于这个范围。另外，ΔE 3.2-6.5时专业人士可分辨差异，普通人无感，6.5-13时色差较为明显，但色调仍然相同，13-25时可确定不同的色调，超过25就是不同的色彩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是成立于1955年，隶属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是国家最高的计量科学研究中心和国家级法定计量技术机构，属社会公益型科研单位，主要开展科学计量、法制计量、工程计量三个方面的职责。

新华网北京5月20日电（钟艳平）“永远追寻时间，永远想着离时间近一点，再近一点，希望时间越来越精准，这是‘计量人’的追求。”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向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5月20日是第20个“世界计量日”，今年“世界计量日”主题为“国际单位制（SI）——根本性飞跃”。时间是国际单位制的七个基本物理量之一，是目前所有物理量中准确度最高、应用最广的物理量，那么，我们该如何获取高精准度时间？访谈中，方向对世界最精准的原子钟之一“铯原子喷泉钟”及其运行原理进行了生动科普。铯原子喷泉钟是一种精密的计时器具，是原子钟的一种。铯原子喷泉钟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磁光阱等方法将铯原子俘获、冷却，形成温度只有几微开的冷原子云，并通过与钟跃迁频率一致的微波激发原子，利用激光探测跃迁几率，将几率的变化反馈给微波频率，并将微波频率锁定至以秒定义的钟频率上。由于用激光冷却，使原子速度比传统设备中的原子速度降低了两个量级，从而提高了铯钟的准确度。NIM5铯原子喷泉时间频率基准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NIM5铯原子喷泉钟精准度3000万年不差一秒！日常生活中，当时间精确到秒时，人已经感觉这时间很短，然而在很多领域，还需要使用更精确的时间，如交通、金融、移动通讯、计算机网络、卫星导航等，大量设备设施的安全运行都需要依靠更高精度的时间频率来计量。“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NIM5铯原子喷泉钟测量精度目前已经可以达到3000万年不差一秒。”方向自豪地介绍，NIM5铯原子喷泉钟是用来定义秒长的基准原子钟，是继铯原子喷泉钟1-4号后的第5号，2014年，NIM5铯原子喷泉钟通过评审被接收为国际计量局（BIPM）认可的基准钟之一，参与驾驭国际原子时（TAI）。“这标志着我国在国际标准时间的产生过程中不仅具备了话语权，更具备了表决权。”NIM6铯原子喷泉钟精准度有望达到1亿年不差一秒！虽然3000万年不差1秒在普通人眼中已经是极高精度，但对研究人员来说还不能满足。“在NIM5铯原子喷泉钟之后，我们紧锣密鼓地布局了NIM6铯原子喷泉钟的研制工作，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迭代演进。”方向透露，NIM6铯原子喷泉钟目前正在评定认证过程中，今年有望投入使用。而与NIM5铯原子喷泉钟相较而言，6号有着飞跃性的创新发展，有望达到1亿年不差一秒甚至更精准。“从4号钟、5号钟再到6号钟，从600万年不差一秒精准至一亿年不差一秒，每一次进步看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非常短时间，然而这微小的变化却是这个技术一个时代的更迭进步。”方向感慨，这一代代的演进也很好地诠释了“计量人”的追求，希望时间越来越精准，离时间近一点，再近一点。本作品为“科普中国-科技前沿大师谈”原创，转载时务请注明出处。

日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计量院”）前沿中心生命科学计量团队成功研发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新型检测方法和对应试剂盒——高灵敏数字PCR检测法和检测试剂盒。该方法较现行通用的RT-PCR法灵敏度显著提升，已进行验证测试，并将同步有序开展推广应用。该方法和试剂盒主要基于数字PCR系统完成相应的引物、探针、阴性对照、阳性对照、内参基因设计及优化等工作，并进行了实际临床样本的检测，阳性和阴性样本与临床判断一致。与现行通用的实时荧光定量RT-PCR检测法相比,灵敏度显著提升，为解决“漏检”问题开辟了新途径。可以对样本进行绝对定量其定量结果直接为目的基因拷贝数（对应病毒个数）而非Ct值，为病程和疗效的判读提供量化的核酸水平依据。缩小检测灰区，减少假阴性数字PCR方法不依赖扩增曲线和Ct值的判断，更加直观，可有效避免人为错误，缩小检测灰区。在高灵敏的同时，具备核酸检测结果的高可靠性和重复性，有可能提升治愈患者符合出院标准的可信度。可排除复杂样本对实验结果的干扰不受PCR抑制物的影响，可避免样本复杂性导致的PCR假阴性，尤其适用于检测成分复杂的粪便样本或其他复杂样本，这一特性也可适用于检测基质成分复杂的环境样本。据了解,目前该方法和试剂盒已完成针对伯乐QX200型仪器的系统优化和全程验证，并将免费提供给相关机构开展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检测和研究工作，针对其它型号仪器的操作流程优化工作正在进行中。

链接：520世界计量日丨中国计量院长沙基地开工 将建设国家级精密测量标准实验室红网时刻5月20日讯（记者 刘璇 李赛凤）5月20日上午，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长沙基地（以下简称长沙基地）项目开工仪式在长沙市岳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举行。基地采取“整体规划、分期建设、央地合作、共建共享”的模式，将在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新材料等7大领域，新建24个具有前沿性、基础性、唯一性的国家计量标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方迪介绍，在湖南设立长沙基地，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国际、国内先进的计量技术，对接产业创新发展需求，让计量技术更贴近产业，服务产业，升级产业。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围绕产业的需要，研究动态量、极端量和综合量精密测量和在线校准技术，建立复杂苛刻工况条件下的计量测试系统，打造综合计量服务平台和成果转化基地。吴方迪认为，根据长沙基地的建设规划，首先受益的是仪器仪表和传感器相关产业，这些产业与计量关系最为密切。有了高精度的计量标准和检测能力，相信该产业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其次是湖南支柱产业，装备制造业，包括工程机械制造产业、轨道交通产业集群、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产业等，这些产业的大部分计量检测问题，计量溯源需求都可以在基地得到解决或找到解决办法；最后受益较大的就是湖南省新兴产业，如智能传感、北斗导航、惯性制导、新材料、新能源、环保与治理等产业，这些产业发展速度快，是技术敏感型产业，对创新资源需求量大。“长沙基地就是这些产业的计量技术试验场，以最低成本让这些产业获得最新计量技术，让其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技术优势。”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向曙光表示，长沙基地项目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与湖南省政府开展战略合作的重要项目，也是省政府今年确定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将汇聚中国计量院、国防科大和省市场监管局三方力量，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国家级精密测量标准实验室，共同打造综合性计量科技创新、技术服务和成果转化的服务平台，有力提升湖南计量科学研究与检验检测能力，为湖南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技术支撑，为质量强省建设、科技创新引领、高端装备制造注入强劲动力。

“直播带货”是指通过网络直播形式来销售货物或服务的活动，而不论及诸如娱乐直播、游戏直播、知识直播等不以带货为目的的直播形式，更不包括非直播形式的各类短视频；二是本文所讨论的“商业广告”是指广告法意义上的广告活动，而不泛指“广而告知”的各类商业宣传。一、将直播带货视为商业广告的观点缺乏学术支撑自从直播带货作为网红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面世以来，直播带货的法律性质一直存在着争议。其中媒体报道或自媒体文章中影响比较大的一种观点认为，直播带货属于商业广告，应当由广告法进行调整。应当承认直播带货这种新兴的互联网经济模式确实带有明显的广告色彩。从活动主题角度来看，直播带货中的很多商家本身就是某些品牌的大广告主，他们的广告经常出现在电视、户外等传统媒介的广告中；受直播带货网红主播高收入的吸引，越来越多的明星、达人开始加入带货主播的队伍，而这些明星、达人之前就是我们熟悉的广告代言人，有些甚至以某品牌的广告代言人身份被“家喻户晓”;直播带货经济模式中还有不少中介经纪主体，比如以孵化网红主要业务的MCN公司，它们在直播带货中所从事的直播场景和文案设计、策划、制作等工作很像传统广告公司的业务，事实上，也确实有不少MCN公司是由广告公司转型而来的；由于受传统广告媒介观念的影响，公众通常抱有在哪个媒体上看到的广告信息那个媒体就是广告发布者这种朴素的观念，因此，直播带货中的互联网平台，尤其是电商平台，在大众眼中和容易被视为是广告发布者。就连第一个规范直播带货行为的行业性自律文件《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也是由中国广告协会制定并发布的。所以公众将直播带货看作是商业广告的观点其实并不奇怪。但是这种观点在学术研究中其实并没有多大市场。究其原因，一是法学界从学术角度研究直播带货法律性质的文章并不多；二是真正研究广告法的学者，对直播带货与商业广告的区别看得比较清楚，不会笼统地将直播带货归入广告法调整的商业广告。持直播带货属于商业广告观点的文章大多不是学术性文章，主要是媒体报告或自媒体类文章。这种观点虽然非常容易被大众接受，甚至会影响到某些市场监管部门执法者的看法，但是将直播带货视为商业广告的观点非常缺乏学术理论的支撑。二、互联网脱虚向实趋势正在淡化其作为广告媒介的功能互联网最初的功能就是一种信息传播媒介，与报纸、电台和电视等传统的信息传播媒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电脑最初也像电视一样主要是个终端显示器。互联网广告刚开始时与电视广告也没有多少不同，甚至在广告分布方面也需要像电视广告一样进行“排期”。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虚拟世界了，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经济的繁荣，互联网一直在脱虚向实，由虚拟世界向真实世界转变。电子商务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更使得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功能快速弱化，而充当真实交易空间的属性则越来越强化。电商平台上的“网店”与下线实体店的交易功能已经完全一致了，今天很少还有人会认为电商交易属于虚拟交易了。现行广告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适用本法。”从广告法对其调整的商业广告范围的规定中可以得知，“利用媒介”传播商业信息是广告法调整的商业广告的一个核心构成要素。在广告执法实践中，线下实体店里销售人员面对面向客户介绍和推销商品的行为不属于广告法调整的商业广告，理由就是这种推销信息的传播没有借助媒介。随着电商经济的发展和网购消费习惯的养成，互联网平台上的网店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功能逐渐被消费者淡忘了，而作为真实交易场所的功能却越来越被消费者强化。在这种情况下，网店销售者向客户介绍和推销商品的行为与线下实体店的导购和推销行为在监管执法中已无本质区别，否则执法将有悖线上线下一致的原则。传统广告除了宣传商品外，还具有更多的品牌宣传功能。传统消费模式中，消费者大多是冲着品牌去消费的。而网红直播带货模式中，品牌宣传的成分甚至商品宣传的成分都大大被弱化了，消费者(粉丝)更多的是冲着主播的人格魅力去消费的，直播带货体现出更多的交易特征，而不是广告特征。从合同法角度来看，商业广告通常属于要约邀请。传统商业广告之所以称之为广告，是因为广告与交易在时空上是分离的，无论是报纸、电台、电视等传统媒体广告，还是传统电商经济中的互联网广告，这种时空分离特征都非常明显。但是在直播带货模式中，主播推介商品与商品交易在时空上是合一的。这种情况下，主播针对营销商品所作出的允诺在法律上不再属于要约邀请，可以直接构成要约。商家、主播等应当为其作出的允诺承担要约意义上的法律责任和交易意义上的法律责任，而不能以“要约邀请”属于广告为由拒绝应承担法律责任。这种情况下，直播间已不再是或主要不再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媒介，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交易空间。这是我本人不主张将直播带货视为商业广告的一个主要原因。三、直播带货主播与传统广告代言人不可同日而语直播带货中的主播与传统广告中的广告代言人表面上确实有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的不同之处更多：直播带货主播代表的利益群体与传统的广告代言人代表的利益群体不完全相同。传统广告代言人代表的是商家(广告主)的利益，属于商家代言人，为商家利益“代言”;而直播带货中独立主播更多地代表的则是消费者(粉丝)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属于消费者代言人。传统广告代言人在收取代言人费时，很少会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收益。而带货主播(尤其是头部主播)在收取“坑位费”时，会从消费者利益角度与商家进行谈判，把价格压到最低，为规避自身风险还会更加注重货品的品质等。因为主播经济本质上是粉丝经济、流量经济，主播是依靠粉丝和流量为生的，具有为粉丝争取利益的激励。而传统代言广告代言人对消费者(广告受众)利益的考虑就相对寡淡一些。直播带货中的主播在法律上的独立性与传统广告代言人也不同。广告代言人在法律上依附于广告主，一般不直接与消费者发生联系，不是一个独立的商事主体。广告代言人通常与广告主之间或与广告经营者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是接受广告主或广告经营者的委托来进行广告代言的。直播带货中的主播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商家自己做主播(比如网店经营者或雇员);另一种主播本身是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如头部主播)。商家主播可以构成电子商务法中的电子商务经营者身份，具有独立的法律身份。独立主播不一定与商家之间具有合同关系，对商家的依附性很小，具有更强的法律主体独立性。法律对直播带货主播与传统广告代言人的要求不同。广告法对广告代言人的要求是：代言人必须是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广告代言人在广告中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应当依据事实，符合广告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不得为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做推荐证明。但绝大部分主播本身就是网店的店主或雇员，即便是独立主播，因为其本身是个商事主体，独立从事商品和服务的营销活动，法律是按照独立的商事主体或交易主体来要求主播的。直播带货主播与传统广告代言人需要具备的知识结构也不同。广告代言人通常是公众人物，有的甚至家喻户晓，具有更高的社会知名度，这正是商家希望聘请明星做广告代言人的主要原因。但是广告代言人并不需要掌握太多与代言产品有关的专业知识，法律也只是要求代言人“使用过商品和接受过服务”，并不要要求代言人更深入地了解代言的产品或服务。广告代言人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对产品和服务的“推荐、证明”作用，实践中不少广告代言人的代言仅仅是按照事先策划好的“文案”和商家的要求“背台词”表演而已，没有激励去深度了解代言产品和服务的品质等，也不需要去关心消费者的需求。直播带货中的主播则不同，绝大部分主播都不是公众人物，其知名度仅限于其“粉丝”的范畴。主播作为一种新兴的营销传播职业，其“知识工作者”定位要求其必须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消费者和产品，主播需要对产品有深度的专业了解。直播带货中的主播与传统广告代言人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不同。广告代言人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广告法。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广告代言承担的责任主要有：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其他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广告代言人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作推荐、证明的，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对在虚假广告中作推荐、证明受到行政处罚未满三年的，不得利用其作为广告代言人。可见广告代言了承担的法律责任是有条件的。即便广告属于虚假广告，对代言人追责也不容易。相比较而言，直播带货主播“翻车”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而且是无条件的，即在货品方面不需要考虑是否属于“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在追求责任的条件上也不需要考虑主观上是否“明知或者应知”。消费者是将主播当作独立的经营主体来对待的。可见，带货主播的法律责任比传统代言人的法律责任要重。四、从权利义务角度看直播带货与商业广告的不同在广告法理论上，通常认为商业广告属于商家的商业言论自由范围，做商业广告是商家的一项法律权利，这个权力的界限是广告必须真实合法，不得虚假或引人误解。但是如果商家向消费者和社会公众披露与其推销商品和服务有关信息是为了履行法定义务，而不是行使其商业言论自由权，则这种商业信息的传播活动就不应该被认定为是做商业广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也规定，网络商品经营者向消费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法、支付形式、退换货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确保交易安全可靠，并按照承诺提供商品或者服务。还有《电子商务法》也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所有这些法律对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其实都指向了商家的信息披露义务。商家为满足消费者知情权和履行法定信息披露义务而传播商品或服务信息的行为就不能认定为是商业广告行为，尽管这些行为在客观上可能有利于商品或服务的营销。《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在制定时就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在定义互联网广告时规定，互联网广告包括“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性展示中的广告”，但是“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的展示依照其规定”。这一规定涉及传统电商中的商业性展示的法律定性问题。电子商务经营者可以在其网店中做“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性展示中的广告”，但是如果展示的信息属于“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的，则不属于商业广告，因为这是商家为满足消费者知情权必须要履行的法律义务，而不是其商业言论自由权的行使。传统电商通常采用文字、图片等非互动方式来展示商品和服务信息。直播带货其实改变的主要就是网络上商家展示商品信息的方式而已，即由文字、图片的形式升级为互动的、即时的、更具体验感的直播形式。主播向用户直播介绍商品和服务信息的行为如果是在履行满足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则当然不是商业广告。即便超出了满足知情权的范畴，前文已经论述主播在直播间的直播活动更多地属于交易性质，而不仅仅是为了广告宣传，因此也不应将直播带货等同于商业广告。也许有人会问，主播直播的信息不真实，虚假误导消费者，又不认定为商业广告，岂不会造成“法律监管空白”。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不认定为商业广告，按虚假宣传处理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是可以适用的。五、将直播带货全部纳入广告法监管存在现实困难直播带货不属于商业广告并不等于说直播带货中不能有商业广告，也不等于说直播带货活动完全不能适用广告法。正如新闻联播不属于商业广告，但是不排除有人会变相利用新闻形式做商业广告一样。广告法就明确规定，“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广告”。说直播带货不属于商业广告与直播带货中可能有商业广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事实上，直播带货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商业广告，对于这些符合商业广告的活动当然需要适用广告法来调整和监管。但是正如不能因为电影里有植入广告就说电影属于商业广告一样，不能因为直播带货中存在商业广告就将整个直播带货看作是商业广告。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不主张将直播带货定性为商业广告，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现行广告法于2015年修订实施，当时互联网广告才刚刚兴起。广告法中仅对互联网广告做了一些原则性规定。总体上看，现行广告法对于其调整范围及商业广告认定条件的规定主要是基于对传统媒体广告认识的结果。虽然为了配合广告法对互联网广告进行监管，2016年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又出台了《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但是该办法出台时传统的电商才刚刚起步。可见现行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在立法时根本不可能考虑到直播带货的法律需求，更不会考虑到直播带货可能带来的诸多问题。将直播带货认定为商业广告，表面上看好像符合广告法的规定的，也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但是以“过时的”法律来套新生事物必然会带来削足适履的结果，这不利于直播带货这一新兴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另外，将直播带带货简单地纳入广告法监管，无论从监测技术上，还是从执法资源上看，都是不可行。目前直播带货中存在的问题都能找到对应的法律依据，在执法上并不存在法律空白。本着对新生事物审慎监管的原则和发展优先的原则，对直播带货还是要抱宽容的态度为好.

9月17日，来自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党员同志和离退休干部共45名，在红色革命圣地遵义开启了该院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培训班(第二期)，发起了重走长征路活动，相继前往遵义会址旧址、红军山、娄山关、苟坝会议旧址、红军长征过茅台纪念馆、贵州息烽集中营旧址等地开展现场教学，在体验式教学中，全体党员重温和学习伟大的红军精神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身犯险、舍生取义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9月18日，学员们首先来到了红军长征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旧址，学习了解红军长征的那一段伟大的史诗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主张。当天，纪念9·18的警报声响起，学员们爬上高高的红军山，聆听家喻户晓的红军卫生员小红的感人故事，缅怀和凭吊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壮烈牺牲。全体学员在巍峨的纪念碑下、鲜红的党旗前举起右手，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并向英雄的红军将士们深深地鞠躬、进献花篮，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和全国人民一样表达了“勿忘国耻，强我中华”的意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9月19日上午，学员们来到了天险娄山关，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当年的战斗遗址，仔细了解了当年红军两度攻占娄山关的情景。在娄山关纪念碑下，当音乐缓缓响起，学员们仿佛被拉回到那个战场硝烟的年代，被钟赤兵同志的故事深深打动。当年，赤兵同志受伤后，在没有任何药品和先进医疗设备的情况下，他强忍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巨大痛苦，一个月接连做了三次截肢手术……，不用再介绍了，全体学员眼圈都红了，有的热泪盈眶，大家说，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真是一群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当天下午，学员们驱车来到苟坝会议陈列馆和会议旧址。在现场教学中，大家了解到毛泽东同志在贵州参加过很多次会议，经历了党内很多争论和讨论，这次苟坝会议上，在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大家又发生了分歧，为此，毛主席在深夜打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同志，在说服周恩来后，他们又一起去找朱德总司令，赢得支持，从而避免了红军遭受一场更大的损失，苟坝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军事首脑的新“三人团”。在苟坝，学员们还体验和考察了毛主席当年走过的小道、参加会议的旧址，以及中华苏维埃银行旧址、张闻天同志旧居、马灯馆、毛泽东诗词馆等。9月20日，大家通过2小时车程来到仁怀市。在那里，学员们兴奋地了解和真切地感受到了毛主席在长征的神来之笔——四渡赤水场景。四度赤水第三次从茅台镇过河，在赤水河边，大家参观了红军长征过茅台纪念馆，迈过了红军铁索桥，登上了修建在山顶的红军纪念碑，大家的心潮难以平复。不少离退休老同志激动地说，今天站在高高山顶，我们心中无限想念伟大领袖毛主席。20日下午，大家一起来到被国民党特务称为“大学”的贵州息烽集中营旧址，了解了那一段悲壮历史。息烽监狱当年关押着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张露萍、韩子栋等一批革命先烈，为了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胜利，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与敌人殊死搏斗，直到战斗到最后一刻，不少无名英雄，直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正是无数英雄们前赴后继，才换来了今天幸福安宁的生活。大家自发地快步来到缅怀厅，每个同志为革命先烈献上一朵洁白的小白花，以表达后来人的无限崇敬与缅怀之情。在前往贵阳的路上，本次培训班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车上讨论和小联欢，学员们争先发言，分享了本次培训的心得和体会，畅谈了自己的认识和决心。大家在班主任陈良老师的带领下，唱起了一首又一首红歌——《我的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四渡赤水》《东方红》《学习雷锋好榜样》《小白杨》等，提振了精气神。在欢快的歌声中，大巴车不知不觉驶进了贵阳市，即将结束此次培训行程。培训虽然结束了，但是同志们的热情却没有消退，经过这次培训，大家纷纷谈到：前进没有终点，只有起点。这次遵义之行就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我们正走在新时代的大道上，重走来时之路，回到母亲怀抱，就是为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从遵义再出发。

正北方网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刘 睿）5月6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内蒙古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合作，成功研制出人体红外测温计检定装置并于近日投入使用。据了解，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用于检测人体温度的红外额温计、红外耳温计和医用电子体温计等仪器大量使用，而这些在用测温仪器的产品质量优劣混杂，生产厂家不同，型号各异，多数没有进行计量检测，加之使用不当，无法保证体温检测的准确度，如何正确操作和快速校准检测成为全国各地计量机构面临的一大难点。面对疫情快速发展和上述实际情况，内蒙古计量院结合实际需要，快速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专家合作，成功研制了2种人体红外测温计检定装置，其中1种是实验室标准型，另1种是便携式现场型，主要用于红外额温计、红外耳温计和医用电子体温计的检定或校准。据介绍，红外耳温计、医用体温计是国家强制检定计量器具，该检定装置符合JJG 1162—2019《医用电子体温计》、JJG 1164—2019《红外耳温计》检定规程和JJF 1107-2003《测量人体温度的红外温度计》校准规范的要求，可以有效保障红外额温计、红外耳温计和医用电子体温计等人体测温计的准确可靠，为市场监管工作提供坚强技术支撑。同时，该装置的成功研制，可以满足内蒙古各级计量技术机构开展红外额温计、红外耳温计和医用电子体温计量值溯源需求，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来源：正北方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湖南省药品监管局与哪些检验检测机构开展业务合作？答：2021年2月5日，省药品监管局分别与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湖南新领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湖南普瑞玛药物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深圳华通威国际检验有限公司、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和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省药品监管局与6家检验检测机构将共同加强对湖南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能力建设的科学规划，按照“多元并举、合理布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整合各类资源，完善配套服务，合力助推湖南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能力提升，共同打造高水平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技术支撑平台。协议明确，6家检验检测机构应主动对照《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指导原则》，加强自身医疗器械检验检测能力建设，按照《医疗器械检验工作规范》的要求开展检验工作并出具检测报告。下一步，我省以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所为主的系统内医疗器械检验机构主要负责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检验、监督检验、应急检测和仲裁检验等方面的检验。参与合作的检验检测机构主要承担企业产品研发、生产、认证以及注册等方面的检验。从2021年3月1日起，我省注册人用于产品注册的检验，应向国家认定的医疗器械检验机构和省药监局合作的检验检测机构送检。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湖南省药品监管局所属及合作检验检测机构联系方式附件来源：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责编：罗思颖【来源：湖南药品监管】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这次疫情，是对计量工作的一次‘全面体检’，如何从计量的角度解决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瓶颈问题，如何通过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明确技术机构法律地位和职责来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这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近日，记者就其在全国两会上《关于加强国家重要技术机构立法管理的提案》，通过电话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计量院）院长方向。新冠肺炎疫情是一面镜子对很多政协委员来说，疫情防控是今年全国两会提案绕不开的话题，方向也不例外。虽然对工作成绩一语带过，但作为国家最高计量技术机构，此次疫情期间，方向带领的中国计量院始终奋战在战“疫”科研攻关的最前线，为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疾病考验作出了计量人特有的贡献——短短10天内汇总公布了49个不同厂商的152个常用型号红外体温计的校准模式；通过“国家标准物质资源共享平台”公布77种标准物质的供应清单并启动绿色服务通道；首次推出的新冠病毒核酸数字PCR定量与抗体快速高精度定量检测方法和试剂盒，为精准抗疫提供了精确的手段；成功研制的12种包括新型冠状病毒人源IgG单克隆抗体、新冠病毒核酸等12种相关的国家标准物质 ，进一步提升新冠病毒检测的准确性……“但这次疫情让我们的不足充分显现出来。”方向语气略显严肃地说，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特别是涉及生物安全这些新兴学科上，计量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经此一“疫”，让中国计量院充分认识到尽快建立完整的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系统性研究体系和能力的迫切性、从定性研究上升到定量研究的重要性、计量技术和医疗器械安全等其他学科体系结合的有效性、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和破解转化机制障碍的困难性等。也正是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让方向再次意识到加强立法管理，为国家技术机构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周全的法律制度保障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方向说，从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来看，国家技术机构显示出强烈的公益性、国家性和法定性。我国重要的国家技术机构如何破题有效应对重大疾病防控、生物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系统性风险，需要技术机构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更重要的则是通过立法来确立技术机构的地位和职责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要重新“修路”方向说，当前国家技术机构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整体性、系统性与协同性的复杂工程，国家战略性和重大民生需求都离不开国家技术机构的技术支撑。“我们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利用现代的技术、现代的理念、信息化手段等最高效地实现国家治理目标，这其中牵涉很多基础技术和能力需求，质量基础设施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方向举例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确保北斗定位准确的时间频率，却由计量工作来保障，这充分说明了包括计量在内的质量基础设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中国计量院是保障国家量值统一和国际量值等效的最高计量技术机构，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是国家检验药品生物制品质量的法定机构和最高技术仲裁机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由政府举办的实施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单位……”方向举例说，这些机构的共同特点，就是以其特有的技术能力，担当明确的国家使命。尤其是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技术机构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谈到质量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向有自己的忧虑，也有自己的思考。在他看来，质量基础设施建设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设施很多，但还没有形成体系。“就是我们修了很多路，但都不怎么畅通，都是割裂分散的。这导致我们一方面能力不足，一方面又重复建设。”方向说，以计量为例，目前还是依照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的模式来发展，已经不符合、不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更不符合现代计量科技的发展，“所以质量基础设施要顶层规划”。方向告诉记者，“大市场、大监管、大质量”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而市场的核心是公平交易，这更加需要计量、标准等这些质量基础设施为建立信任、传递信任提供基础支撑。我国技术机构立法要向发达国家“取经”方向告诉记者，在我国，国家技术机构普遍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定的职责权限——《计量法》没有规定国家计量院的法定职责，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有关法律法规也没有直接明确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法律地位。这些重要的国家技术机构也存在财政经费保障不到位、管理模式不甚合理，相互之间合作协调机制不健全等系列问题，严重掣肘了国家技术机构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我国的技术机构立法，还要合理地向欧美发达国家‘取经’。”方向说，欧美国家的国家技术机构大多都有一两百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立法明确国家技术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法律地位、职责权限和组织管理等内容，确保其公益性、国家性和法定性，也明确了他们之间的协作机制。例如，德国《单位与时间法》规定了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作为德国国家计量院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职能，美国《公共卫生安全与生物恐怖主义预警应对法》授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主导地位和行政权威。立法对国家技术机构法律地位的确认，可以保障其技术能力持续提升和长远发展。在方向看来，但目前我国的技术机构管理主要还是依据部门行政体制来划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技术机构能力的发挥、信息的共享、业务的合作。加强国家技术机构立法管理，要明确国家技术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职责权限，并以法规或规章形式，确立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确保国家技术机构的公益性、国家性和法定性；要分类管理专业性国家技术机构和综合性科研机构，明确专业性国家技术机构的特定法律地位、特殊国家使命和准政府职权，保障其地位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在绩效考核上更注重公共政策目标导向；要建立国家技术机构之间技术合作与信息共享机制，实行跨部门合作或组成联合机构，为共同的公共政策目标共享技术信息；要确保国家技术机构充足的财政经费支持，将国家技术机构纳入国家实验室管理，建立起符合机构运行发展需要的政府多轨制资助体系。方向同时表示，对国家重要技术机构立法，并不一定要为每个机构单独制定法律，可以为这一类机构统一立法，再通过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这些机构的法定职责、定位、义务等。“但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国外技术机构已经走过了一两百年，我们既需要加快速度，也要一步一个脚印来。”方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