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教育研究

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注重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发展、创新性思维、适应时代要求的能力，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应继续完善科研经费使用和考核机制，建立重结果、重绩效的评价体系华为公司负责人任正非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了大量时间来探讨中国的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他认为，我国目前基础研究方面水平不高与基础教育跟不上直接相关。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过于偏重应试，束缚了孩子的天性，让他们从小就习惯了标准答案，对知识点掌握得很牢固，但长大后很难有全面的思维，创造力相对缺乏。然而，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有些知识很快就会过时，掌握学习能力才是关键。因此，当前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注重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发展、创新性思维、适应时代要求的能力，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的良好局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还有一个问题很少有人关注，却是中国科研领域不能回避的隐忧：我们的基础研究少，“配合国家战略”的研究多，独创性探索性的研究少，最终呈现的科研成果也是论文多、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我国高校科研经费除部分以重点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基金等形式定向划拨外，绝大部分是通过竞争性项目申报方式获得。这些科研项目短则一年、长则三五年就要结题，有明确的论文、专利考核指标要求，并不适于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形成重大成果的基础性研究活动。有些探索类研究三五年也难以出成果，科研人员为了顺利结项，往往只能写篇论文交差。曾经以5.2亿元专利转让费创下中国高校专利转让纪录的毕玉遂教授说过，他这项专利研发过程中没有申请到科研经费，虽然自己很为钱发愁，但误打误撞让产品最终研发成功了。否则，以他研发10余年，前6年连个理论都没想出来的进度，这项科研成果多半要被评审委员会投不信任票，不得不半途而废。然而，当这项专利研发成功后，市场用5.2亿元的真金白银，认定这是一项有巨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研究。这比发多少篇论文、拿多少项荣誉都更有说服力。迄今，他这项专利一篇论文也没发表过。近期，教育部党组发布《关于抓好赋予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明确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和实施周期3年以下项目，不作过程检查。与人才培养的长期性相比，机制调整产生的效果立竿见影。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科技工作者，都想出成果、见实效。充分相信和尊重科研工作者，尊重科研规律，不一味用时间去考核，也许反而会激励诞生更多科研成果。下一步，还应该继续完善科研经费使用和考核机制，建立重结果、重绩效的评价体系，区别对待因科研不确定性未能实现预想目标的研究和那些因为学术不端导致的项目失败，允许科研失败，严惩弄虚作假。只有这样，科研人员才能从应付考核的担忧中解放出来，真正把精力投入到发明创造中去。（原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佘 颖）来源：经济日报

有人说，中国教育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承受如此多的埋怨甚至“误会”。有人说，现在不少学生高分低能，这都是应试教育惹的祸；有人说，老师在课堂上教的大量死记硬背的知识不重要，学生的动手能力才重要；有人说我们国家很多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美国学生学习很轻松……面对这样的误解，82岁的教育专家邱学华站出来发声，为中国教育打抱不平，他说：中国基础教育是世界一流的！邱学华是谁呢？为中国教育辩解、打CAll的这一幕发生在哪呢？ ↓↓↓↓↓邱学华演讲，厦门日报记者姚凡 摄图片中的就是邱学华，他现任常州大学尝试教育科学研究院特聘院长，特级教师。他可是教育界的传奇人物，文科出身，却在数学道路上走过六十多个春秋！另外，邱学华老师还周游全国各省，传道、授业、解惑，培养骨干。当过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还当过师范学校教师、教科所教研人员。简直精通从小学到大学的数学教育！这场演讲发生在不久前在厦门市举办的第七届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上，邱学华应邀在论坛上发布主题报告《中国教育怎么啦》，针对社会上目前存在的对中国教育，尤其是对基础教育的8个误解，邱学华一一进行反驳。误解一 高考是学生学业压力大的重要根源他的反驳：高考带来的好处实际上是巨大的，它为中国经济腾飞、跨入强国行列奠定了人才基础。邱学华说，从经济界、教育界、文艺界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才数据分析来看，（做出成绩的）大多是大学毕业生。当然，他也认为，高考不是完美的。其实，世界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高校入学选拔制度，只不过它们的具体呈现形式大不相同，只要有选拔、有竞争，就必然存在压力，学生们为了继续深造、获得良好教育所付出的努力，可以说是谁都不比谁少。误解二：应试教育泛滥，是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他的反驳：考试是学生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考试也叫做教育评价，它是学生学习最重要组成部分，有学习必有评价，这是教育的基本规律之一。在我们要对考试大刀阔斧时，美国却在向我们学习呢！有人说，美国基础教育质量不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忽视考试。学习肯定要有负担的邱学华说，考试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诊断发现学生的缺陷，但不可避免也会带来压力和负担。不管对谁，考试都会让人有压力。邱学华认为，学生学习必定有一定负担，没有一丝负担的学习，不是真正的学习。区分“应试”和“应试教育”两个不同概念过去，有人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片面追求升学率”，邱学华对于这一表述表示认可，而不是像现在，以“应试教育”来统称。“应试”本无错，是应对考试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只要有考试，就会有应试。“应试教育”才是不好的，即把考试、分数、升学率做为唯一的教育目标，做为一个教育的指导思想、而不顾学生其它方面的发展。 误解三：中国学生擅长考试，但能力偏低他的反驳：这种论调是以偏概全的，从大数据分析，一般是高分高能，低分低能，极个别会出现高分低能，“可能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如邱学华所说，目前我们知名的科学家、企业家、经济学家，大多是重点大学毕业，他们不仅分数高，也具有与分数相匹配的能力。我们绝对不是只会考试，而且我们的试卷也有考察能力的题目，立体几何问题就需要大家的空间想象能力、历史分析题需要发散思维能力、就连现在的语文作文也越来越要求大家的生活经验啦……误解四：学生死知识学得太多，创新能力不强他的反驳：这句话流传很广，很多人深以为然。但实际上，这是把知识、能力、智力、创新能力割裂开来。根据国际心理学界的研究，一般趋同于在知识内化的过程中，智力得到发展，在知识反复练习的过程中形成能力。知识、能力、智力、创新力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无所谓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但是，知识是基础，培养能力、发展智力要在知识基础之上。误解五：中国学生负担重，美国学生轻松愉快他的反驳：直接举了日本教育的例子。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推行“宽松教育”，要求减轻学业负担，改革大学入学考试办法。三十多年过去，结果却不甚理想，日本学生的学力下降，教育矛盾也未减少。减负并不应该一味倡导快乐教育，想象力也不是任性玩耍就会获得的。我们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因为学生学业压力大，就一味否定我们的教育模式，完全信奉或者照搬西方教育。美国学生也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松，只是将学习的时间段推后。他们的教育中存在着过于宽松所带来的弊端，我们不能盲目学习。误解六：中国学生基础知识很扎实，但缺乏创新能力他的反驳：这很可能是一种偏见，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创新能力是紧密相连的。尤其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继承和学习前人所创造的巨大知识宝库，在前人的肩膀上起飞。这一点上，中国教育是有优势的。美国《独立报》曾发表文章对PISA结果进行分析：经合组织对15岁学生进行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结果显示，上海学生在阅读素养、科学素养和数学素养三项评估中得分很高。邱学华指出，测试的目的是评估学生将自己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的能力，也就是说咱中国娃能够活学活用，把知识和实践联系起来，而不是一味接受“填鸭式教育”。误解七：中国老师强调死记硬背，美国老师强调探究发现他的反驳：邱学华认为，一些国人对咱自己的教育认识不够全面，很多人对课堂、教师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末。实际上，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教师水平和教育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中国课堂既继承和发展中华教育的优良传统，又吸取借鉴西方教育的长处，已经形成了“中国式课堂教学”。我们现在的教学既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科书的作用，也强调学生的自学能力，激发学生兴趣，充分发挥非智力因素作用。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教师也注重学生多种能力的发展。误解八：奥数太可怕他的反驳：一些人把奥数妖魔化是因为没有搞清楚奥数是怎么一回事，奥数原来专指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数学内容，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表示一个国家青少年的数学水平，世界各国都极为重视。我们现在的“华罗庚金杯赛”，初中、小学奥林匹克竞赛实质上是将奥数的范围扩大了，对因材施教和培养数学优秀人才有好处，只是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奥数是少数学生培优的途径，所以说学不好奥数的孩子也不必担心，它并不是必须掌握的技能，也不应该成为升学选拔的唯一标准。是的，也许我们的基础教育在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我们更要看到教育改革取得的成绩，看到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令人欣喜的变化。身为家长，也需要摆正心态，正确认识我国教育的现状，以积极的态度引导孩子面对学习中的问题和压力，相信学校、相信老师，孩子的明天是美好可期的。

中国教育在线基础教育研究院征稿启事教育在线基础教育研究院（EERI）旨在关注热点问题、把握政策导向、探讨基本理论，立足于中小学办学实践，服务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EERI期待与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接受广大中小学校长、教师、各级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教科研人员投稿，共同探讨基础教育领域相关话题。投稿类型：1、《校长新声》：中小学校长办学实践、教学改革及热点问题思考，字数3000字以内；2、《良师新语》：中小学教师教学经验、课程改革案例及教学思考，字数2000字以内；3、专家、学者关于基础教育领域重要政策的解读以及剖析相关热点话题的文章，字数2000字以内。注：以上投稿内容须为原创内容，文中不得使用侵权图片！投稿邮箱：xuml@eol.cn投稿格式：邮件主题为“姓名+文章标题”，邮件正文请写明作者简介、联系方式、单位及职务。文章请以word文档的形式上传为邮件附件，请上传一张近期生活照（自愿）一同以附件形式发送。

共青团中央有态度 有温度 全网青年都在关注近几年，“基础科学”被提得越来越多，不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各企业也纷纷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图片来源：央视、澎湃等网络截图）随着中国载人飞船、月球探测、量子通信等科技成果的逐渐显现，很多人逐渐认识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当然，对基础科学缺乏了解、认为其没什么实际用处的也大有人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我们耗时耗力研究基础科学真的值得吗？我们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图片来源：必应图库）王贻芳院士是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2012年，他领导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科学》杂志列为当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本文根据访谈内容综合整理。）中国曾因不重视基础科学吃了大亏什么是基础科学？我认为基础科学应该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有一定的规律性，反映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2.不能直接应用到实际中，但是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原理，比如牛顿力学并不能教你怎么盖房子，这是土木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牛顿力学是土木工程的基础；3.基础科学内部还有层次性，比如很多领域里虽然有独有的基础研究，但是都离不开数学，所以数学在基础研究里更为基础。（图片来源：veer图库）很多人经常问“基础科学看起来离我们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这种想法有些急功近利。我们无法说出某个方程、某个定律有什么具体的用途，但是整个科学体系是自洽的，基础研究就像盖房子所需的一块块砖头，虽然你不知道某一块砖有什么用，但如果把这块砖抽掉，房子就会坍塌。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基础研究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然界，如果我们不了解自然，就没有办法发展和利用它。换句话说，基础研究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当然，这些是不能即刻带来经济效益的。它带来的更多是短时间不能见效的东西，包括科研水平的提高，即创新能力的提高、人才的培养、对技术的推动和发展等。中国古代虽有四大发明、也有 “勾股定理”等发现，但我们只停在了“发现”阶段，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抽象的、纯粹的科学。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打开大门向西方学习，引进了大量西方技术，购买枪炮，但北洋舰队还是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为什么?如果没有掌握科学规律，人们就不能举一反三，只能单纯就事论事，那么就永远摆脱不了落后的命运。当时我们只认为学习西方的技术才是有用的，而没有把科学体系引进到中国来。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不仅买枪、买炮，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比中国早几十年建立起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以至于中国很多科学名词都是从日本传来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科学应该是主干，技术是主干上发展出来的枝叶，没有科学只去做技术，最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基础科学水平提升 欧美国家的崛起回看世界历史，欧美国家的崛起也无不与其基础科学水平的提高有关。没有热力学、牛顿力学以及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等科学作为基础，两次工业革命根本无从谈起。只知道烧煤的人是没法做出蒸汽机的，必须要有热力学理论的支撑。不把电磁学搞清楚，也不可能有电的应用，如果你去问麦克斯韦他的电磁学方程有什么用，他可能没法想到我们今天享受的科技成就与此有关，包括电和电器都是他奠定的基础。拿高能物理领域来说，在研究过程中产生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技术。比如上一代美国最大的加速器“Tevatron”，给我们带来了超导磁铁技术的突破与普及，现在，医院临床所用核磁共振设备中就采用了超导磁铁。Tevatron粒子加速器（图片来源：必应图库）还有伴随我们生活的万维网，很少有人知道，它是谁发明的，实际上万维网也是在高能物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1989年，欧洲的物理学家建设了大型强子对撞机来寻找希格斯粒子，而科学家之间需要相互交流大量的数据和程序，这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过去，交流依靠的是美国军方发明的E-mail（电子邮件），显然它已经不能满足科学家频繁交流的需求了，于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家Tim·Berners-Lee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架设了第一个网页服务器，推动了万维网的产生，促进了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发展。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图片来源：https://news.cnblogs.com/n/180532/）不仅如此，基础科学还带来了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有两个：一是逻辑推理，二是归纳。古希腊以来，人们总结出一整套推理的方法，而弗朗西斯培根之后又有了实证科学，科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归纳推理以及实证等根本支柱上。目前，在我国经常会出现一些违背科学的言论与事件。比如很多人相信各种“大师”们的言论，却没有用科学的思维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合理、有没有证据支持。如果能通过发展基础科学，让更多人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整个社会将更进一步。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基础科学研究是文明的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并有一定的基础后，就会发展艺术、音乐、文学以及科学，人们这时就会仰望天空，探索世界是怎么回事、宇宙的根本构成，我们为什么来、将来到什么地方去？这些探索让我们永远有动力追求未知。中国的基础科学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1.怎么评价一个国家基础科学水平的高低呢？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对整个科学领域的影响，一个国家有影响力的基础研究成果越多，这个国家的基础科学水平就越高。如何判断基础研究的成果有没有影响力？看看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明白。无论学的是数学、物理还是化学，无论是在中学、大学还是研究生阶段，教科书里都会写到一些用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基础研究成果，这些就是最经典的基础研究，它们会永远流传下去，比如，现代物理学绕不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可能不用量子力学。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是被论文引用较多的，虽然也有较强的影响力，但跟写进教科书相比还是差点。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的这些重大科学成果能够写进教科书的几乎没有。2. 中国古往今来的基础科学的水平前面也提到，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基础科学的体系，所以中国的基础科学基本就是从“零”开始，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科技水平如今已经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了。但因为起步较晚，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跟欧美的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教科书中也很少有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公式、定理等。近几年有媒体报道说，在国际上，中国的科技论文被引用数排到了第二。这是科技进步的反映，毕竟30多年前中国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很少，现在能被国际同行认可并引用，算是跨越了一个很大台阶。我们国家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某个领域突然冒头，但总体看来依旧是薄弱的。像高能物理领域，其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些成绩，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的，使得我们基本上站在国际的平均水平。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只是某个项目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但若要说整个高能物理，从规模和人员上，我们跟国际上还有相当差距。我们国家必须产生更多的重大成果，而不仅仅是一般成果，这才是质的转变！而质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路径：从几乎为“零”开始到出现大批一般成果，然后才是重大成果。3. 怎样实现从“零”到有的转变呢？首先要摆正心态，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揠苗助长。基础科学具有规律性，需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要遵循其发展规律。很多搞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很难再出新成果，这就需要下一代人才的继续接力。值得开心的是，现在中国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国际交流更加密切，与老一辈科学家相比，年轻一代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其次就是人才，基础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怎么来呢？先从教育开始。一所好大学一定有非常强的基础科学实力，无论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还是国外名校，都是如此。很多大学实力不强，说到底还是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很多大学老师只会教学生基本的知识，但有了知识并不代表就有创新能力，创新需要有方法并在实践中锻炼，大学老师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授方法并给学生“练”的机会，知识会过时，但方法永远不会！对于基础科学，最需要的就是培养学生“从无到有”的方法论，要让他们学会做前人未做过的事，这跟培养工程师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基础科学承担的任务基本处在“无人区”，都是需要思考别人没解决的问题。有了更多掌握“从无到有”方法论的人，我们社会的整体创新性才能提高。除此之外，基础科学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经费投入。在我国的研发经费里面，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偏低，只占5%左右，其中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和美国相比，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年真正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实在是少的可怜。现在我国一些重点研究所、重点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已经能达到国际水平，而在10多年前，这可能连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40多年前，大概只有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用别人百分之一的钱，还要做得比别人好，这根本不可能。所以，之前的很多年，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现在5%的水平，只能够维持跟跑世界先进水平，但如果我国有未来引领基础科学研究的雄心，就必须加大经费投入。只有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才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我们成为了能够产生科学知识、而不只是消费西方产生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了。均衡支持基础研究 发展大科学装置谈到经费投入，很多人可能会问：基础研究领域众多，对国家来说，怎么判断在哪些项目上投得多一点，哪些投得少一点？其实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均衡支持，不能因为某个领域是冷门就不支持，某个领域是热门就死命支持，从而影响了全面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在基础科学方面一定要均衡发展，每个领域都要得到持续的支持。经费投入的研究很复杂，一般需要政府管理部门进行非常精准的专门研究，组织各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参照国际做法及整个国家基础科学发展的历史来敲定。而均衡支持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以“是否有用”来判断。基础科学的领域，一个都不能废弃。20多年前，没人会想到统计学这样一门学科会对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起到大作用，如果当时觉得没用就不发展统计学，那今天别人都在发展人工智能时，我们就傻眼了。还有很多年前，有些人认为动物学、植物学是“死掉的科学”，但现在的基因科学都跟这些学科有关。热点过段时间后可能就过时了，盲目地集中投入研究资金也会造成过剩。二是不能盲目跟风。现在美国一大半的科研经费都用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超过一半的院士都在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所以有的人觉得我们也应该大力发展生命科学，而不是发展物质科学。（图片来源：人民网）这种想法存在很大问题。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国外已经走过的路，我们是很难避开或绕过去的。虽然美国现在大部分的精力在做生命科学，但他们是从探索物质科学的路上走过来的，如果我们跳过了物质科学阶段，直接参与到生命科学的竞争中，就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只能买国外的仪器设备。无论哪个学科，研究过程中都离不开各种仪器。这些仪器的基础是物质科学。而我国目前各种科学仪器主要依靠进口，反映了物质科学研究水平及人才不足的缺陷，需要大大加强。为什么物质科学的研究会跟仪器设备有关系呢？在美国，很多仪器设备是商业公司研制出来的。在研制仪器的过程当中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需求，一个是人才。这其中人才尤为重要，但仪器创新方面的人才，学校是很难培养，必须要在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过程中培养。而进行物质科学研究，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就是培养设备研制人才的一种最好途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研制大科学装置，如今五六十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孵化了很多仪器设备企业，比如说著名的示波器公司LeCroy（力科），其创始人LeCroy之前是一位高能物理的工程师，长期研发高能物理专用的读出电子学。最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注于高速和复杂信号测试设备。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仪器设备都是国外企业做的，所以他们研究生命科学的条件很优越。但我们中国很多实验室的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说明我们物质科学的基础还很薄弱。如果我们只做生命科学的研究，就要大量进口仪器设备，导致资金外流，对国内的工业发展并无助益，同时还会受制于人。所以中国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物质科学，特别要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注：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我们需要在技术和科学目标上都领先的大科学装置，而不是跟随美国的脚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s://ke.sogou.com/v224241.htm）大科学装置中的基础科学专用装置，比如我国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聚变堆、专用空间科学卫星、天文望远镜等，具有确定的科学目标，应用范围广泛，投入规模大，技术先进，可以产出重大成果，对学科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还有一些溢出效应如重大技术的积累、突破和推广应用，国际合作与技术引进，关键技术人才的培养，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的提高等，因此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这在高能物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单就高能物理领域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总体上处于“并跑”和“跟跑”的水平，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点从研究人数对比上也能看出来，我们的研究人员人数与美国相比大概只是其十分之一，跟欧洲比大概是其五分之一，跟日本比可能是其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美国的大科学装置总体来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高峰在2000年左右，这50多年的投入、建设、运行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收益，很多非常重要的技术成果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起步较晚，技术上也不是国际领先，基本上是采用国际已有的成熟技术。可以想象，一个科学上、技术上不是最领先的装置，自然在技术的辐射能力方面会有相当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建设中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11/420228.shtm）所以，如果要想有所谓国际领先的、重大的技术突破，能够辐射到社会、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科学装置本身必须是先进的、别人没有的，否则早就被别人辐射完了。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高能物理的装置走在欧美前面，这也是我们提出建立“超级对撞机”的原因。如果最终建成，其规模将数倍于目前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建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科学目标和技术创新性自然可以实现。（图源片来：中青在线）2012年希格斯粒子的发现，是国际高能物理发展的转折点，使我们有可能规划这样一个加速器。这是科学上的时机，技术上的时机，也是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的时机。二十年前，这样大规模的装置想都不敢想，更不可能有钱来做。高能物理这个系统比较庞大，要想做到国际领先首先要有高远的科学目标，这样的目标很多国家都有，但是都会面临重重困难。所以接下来比拼的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这里面至少会涉及二三十个技术门类，最后哪怕有一个螺丝钉没拧好，整个系统就可能出问题。加速器转起来还要放探测器，就像显微镜的镜头一样，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从而进行数据分析，所以又有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网络等领域参与进来，更不用说背后还有财务、计划、管理、采购等一整套的后勤保障系统。要把整个团队凝合起来，奔向同一个目标，这是包含成百上千人的“团队作战”，这种规模的科学研究体现的就是国力。建这样一个大型设备，能培养出机械、电子、真空、微波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人才，这里面会有大批科学家、工程师解决大量的技术需求，这些需求很多都是从未出现的，如果能解决，这些人才就是“从无到有”的创新人才。所有的技术发明和科学成果，最先发现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如果只是享受别人的成果，那你就是一个“土豪”，既不能得到大家尊重，也不会很好地掌握知识，也很容易就被别人逐出圈外，夺走财富。而掌握了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知识，自然就会有最前沿的技术，从而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大国。

1月16日，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联合主办，北京大学于越教育基金支持的“2021北京大学基础教育论坛”开幕。本次论坛以“基础教育变革：多元与融合”为主题，采用“线上研讨”的方式，邀请各级教育决策者、管理者、校长、专家学者、一线教师及教育企业家等关心基础教育的各界人士，共享基础教育改革研究的真知灼见，共议基础教育新政策的实施方略，共同为推动我国基础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互联网教育助力基础教育“顶住”疫情压力回望2020年，教育事业发展跌宕起伏，经历了中小学“停课不停学”与教学回归课堂的交替演进，目睹了在线教育推动教学革新，这些都深刻影响了学习模式和人才培养。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家校协同共育，学生教育评价，大众享受了新技术新模式带来的价值，同时也遇到了困难和问题，这给推进基础教育现代化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同时，教育环境信息化、教育资源数字化、教育评价多元化、教育管理智能化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及全面落实教育扶贫创造了基础条件，成为我国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保障。中国基础教育事业之所以能顶住疫情压力，为民众提供高质量教育公共服务，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归功于我国的互联网教育行业极具创新能力，同时在线教育市场无比活跃。教育创新企业运用成熟的教育创新应用方案和智能在线教育服务不断满足人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教培行业与基础教育融合存在发展机遇基础教育是发展公平有质量教育的重点领域，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核心内容，更是教育投资、创业热度最高，市场规模最大的细分领域。疫情以来，在线教育大规模普及，K12在线教育行业迎来井喷式增长，该领域受到资本追捧。据不完全统计，仅2020年，K12教培行业融资总额超过438亿元人民币，占全年教育行业融资额的71%以上，同比2019年增长682%。在这样的背景下，校外K12教培行业已逐步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此外，教育企业自主性创新能力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人工智能+教育在基础教育的各个学习场景得到广泛应用，为一线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提质增效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丰富了素质教育的学习内容。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在编程教育、机器人教育、STEM教育等创新课程研发领域，国内教育企业普遍存在智适应学习技术积累的数据量稍有落后、产品和技术打磨有一定差距、底层技术原创能力不强、照搬照抄现成技术应用于国内课堂等问题，企业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与个性化素质教育需求不匹配。教育行业集中力量，大力推进共性技术研究任重道远。老玩家与新面孔的竞争日趋激烈线上教育观念深入和技术更新，给教育类硬件的兴起注入了东风。而在各类教育硬件中，教育平板首当其冲，成为目前市场上发展规模最大的品类。有专家认为，目前教育平板领域的竞争已变得激烈，但未来市场竞争或将趋向稳定。教育平板的火热吸引了更多玩家进入赛道。据统计，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教育平板包括步步高、读书郎、好记星、科大讯飞、优学派等消费者已经耳熟能详的品牌，同时，华为、联想等技术厂商也开始与第三方教育机构合作，通过内置教育应用打造自身的教育硬件产品。更有2020年大力布局教育的字节跳动，也表示目前正在研发教育平板。老玩家和新面孔的出现，让赛道上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时代趋势下，每个学生的学情将会朝着电子化和数据化的方向发展，不管是使用还是分析这些数据，一定会需要电子设备，也就是学习终端。目前的学习终端是以教育平板形式呈现的，未来是何种形式还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发掘。”业内人士表示。无独有偶，中关村教育投资管理合伙人于进勇表示，长期来看，像教育平板这样的终端产品，在场景中的广泛使用是大趋势，“可能未来的终端不是平板这种形式，而是新的电子交互学习方式。”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ECNU_xbjk），作者：魏易本文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水平和结构进行刻画，并聚焦于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关系，分析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子女结构和户籍的家庭对子女校内和校外各类教育活动的边际消费倾向。总体上，中小学每生每年的家庭教育支出超过1万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6%，其中校外支出占到三分之一。分别有38%和21%的中小学生在过去一学年参加过校外补习和兴趣班。对家庭校内和校外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背景更好的家庭对子女的校内和校外投入都更高。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子女校内的支出，尤其是校内基础性的支出；而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校外教育支出，以及校内的发展性、增值性支出。与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对子女的校内和校外教育投入不足。此外，本文发现独生子女家庭中女孩家庭对孩子的校内拓展性和校外兴趣类的教育投入要高于男孩家庭。作者简介：魏易，密歇根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一、研究背景教育公平是关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根本性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提出“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自2005年至今的十几年时间中，在促进公平这一主导性政策目标的指引下，我国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实现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的目标。2012—201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由2.3万亿元增长到3.4万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连续六年保持在4%以上。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转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孩子越来越成为家庭消费的核心，各收入阶层的家庭表现出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为子女选择更高质量学校教育的倾向。教育需求的核心矛盾已经不再主要是负担不起基本教育服务的问题，而是民众对于更高质量、更加差异化的教育的需求远远超越了教育供给能力的问题（王蓉，田志磊，2018）。这种思考和判断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一致的，即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传统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之外的市场性主体（包括校外教育机构、教育科技公司以及与之相伴的以信息化技术为基础的在线教育）快速发展，逐渐成为教育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由政府垄断教育供求匹配的基本制度安排目前已经受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家庭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教育需求，在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校外教育机构以及虚拟化的在线教育服务之间进行选择和匹配。家庭在正规学校之外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被称为“影子教育”的校外补习的投入不断增加，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趋势。根据2003年到2015年的PISA数据，参与三次测试的23个国家的15岁学生的校外补习平均参与率从2003年的20.6%，增加到2012年的29.4%，到2015年更是增加到了63.9%。在2000—2010年间，在世界许多国家，校外补习已经发展成市值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教育产业。我国也呈现出相似的趋势，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随着义务教育免费的普及和学校均衡化的推行，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差异日益从校内转向校外。不少实证研究指出，校外教育的迅速发展扩大了城乡和不同阶层学生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结果的差距，削弱了学校促进公平的效果（洪岩壁，赵延东，2014；胡咏梅，范文凤，丁维莉，2015；薛海平，2015）。时至今日，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水平、结构和负担如何？不同的家庭在校内和校外各类教育活动的投入方面是否出现较大的差异？本文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hina Institute for E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Household Survey，以下简称“CIEFR-HS”）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和结构进行全面的刻画，并聚焦于家庭的经济水平和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关系，采用边际消费倾向模型分析了各学段不同家庭在子女校内和校外各类教育上的支出倾向。二、文献综述作为影响教育机会获得—进而影响社会分层和流动—的重要因素，家庭教育投入及其影响因素一直是社会地位获得和代际流动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家庭教育投入可分为货币投入与非货币投入两种。货币投入包括子女因上学发生的学杂费等基础性支出和参与学校课后活动等产生的发展性支出。非货币投入指父母养育和陪伴子女的时间，包括与学习没有直接关系的生活照料花费的时间以及与学习相关的校内和校外教育活动参与时间。本文关注的是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货币投入。根据以往的研究，影响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因素可以被归纳为微观的家庭因素、中观的教育系统因素和宏观的社会经济环境因素三类。从宏观的社会环境角度来看，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由此导致的阶层流动的固化和家庭对未来经济状况的焦虑导致了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Reardon（2011）和Kornrich等人（2013）对美国40年的收入不平等进行研究发现，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结果导致不同阶层的子女在学业成就上的差距扩大。除了收入差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乡学校能够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的差距也会影响到不同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从中观的机构角度来看，以往的研究提出导致家庭对校外培训需求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是高利害的考试和低质量的公立学校。家庭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在微观家庭的层面，国外的研究主要围绕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展开，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探讨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决策与家庭预算约束之间的关系（Becker，1964；Mincer，1974；Schultz，1961）。影响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因素可以被归纳为家庭背景（如家庭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以及兄弟姐妹数量）、经济因素（如机会成本、预期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和社会文化因素（如家庭成员的婚姻性别观念等）（Huston，1995；Mauldin，Mimura，& Lino，2001；Taubman，1996；Tilak，2002）。其中，家庭收入水平是解释家庭教育支出最为关键的变量之一（Benson，1961；Filmer & Prichett，1999；Glewwe & Jacoby，2003；Jacoby，1994）。家庭收入水平与父母教育程度、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紧密相关，因此家庭收入的高低与子女教育投入也高度相关。家庭收入越低，对教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越敏感，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其他非经济因素（如与个人能力相关的学业成绩、学习态度和兴趣，以及与个人能力不直接相关的家庭规模和结构、父母教育和职业等）的影响。其次，父母所受教育也是影响家庭教育投入的关键因素。一方面，父母教育程度与先天的认知能力相关，从而影响到子女认知能力发展；另一方面，父母教育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资本积累相关，从而影响父母对教育的价值判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以及家庭教养方式等。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家庭收入等因素之后，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尤其是母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相应越高（Shultz，2001）。除家庭收入和父母教育程度之外，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和教育回报的预期也受到家庭结构的影响。在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三十多年之后，核心家庭在我国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根据国家卫计委2015年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我国3人及3人以下家庭户数占比达到70.2%，而由夫妻和独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占比为64.3%。这反映到了家庭的消费选择上，独生子女不论性别皆成为了家庭的中心，而子女的教育消费成为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对家庭教育投入的研究逐渐增多。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着眼于政府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支出关系的宏观研究，二是着眼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微观研究。就微观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利用不同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负担以及地区和群体差异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不同收入的家庭之间教育支出存在着明显差异，且家庭教育支出的差异要高于家庭收入的差异（魏新，邱黎强，1998；雷万鹏，钟宇平，2003；丁小浩，薛海平，2005；李文利，2005；楚红丽，2008；迟巍，钱晓烨，吴斌珍，2012；钱晓烨，迟巍，史瑶，2015；周雪涵，张羽，2015）。除了家庭收入外，许多研究还关注了家庭结构和家庭社会文化资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包括家庭规模、子女数量、父母受教育水平、户主性别、城乡背景等因素。除了传统的教育水平和职业之外，也有研究关注父母的政治资本和职业权力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发现拥有政治资本和高职业权力能够在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的同时减少家庭的教育支出（叶晓阳，2012；丁小浩，翁秋怡，2015）。面对不断出现的课外补习等现象，有研究开始关注校内校外教育支出，发现与校内支出相比，校外支出大幅增加，成为教育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雷万鹏，2005；楚红丽，2008；薛海平，丁小浩，2009；曾满超，丁小浩，沈华，2010；胡咏梅，范文凤，丁维莉，2015；薛海平，2015）。根据以往的研究，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支出，低收入家庭和贫困地区家庭都面临着更大的预算约束，支出负担也更重。综上，国内对家庭教育投入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已经有了丰富的积累。文献梳理呈现了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变化的背景和逻辑：随着我国市场转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各收入阶层的家庭已经表现出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为子女选择更高质量的学校教育的倾向。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家庭对未来经济状况的焦虑导致了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和差异化教育资源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伴随着义务教育免费和教育市场的发展，家庭可选择的教育产品和服务从由传统的公立学校提供转向由学校和市场共同提供，而校外教育则成为家庭教育消费差异化需求的体现。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本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首先，从研究的数据来看，由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教育支出调查数据较少，一些研究关注的是大城市或城镇地区的家庭教育支出，一些研究则关注于农村地区的家庭教育支出，还有一些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仅仅覆盖了部分省市。目前仅有的两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调查由于并不是为了解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而专门设计，其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分类无法满足详细刻画家庭教育支出结构的需求。本文采用的“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是专门针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大型入户调查。2017年的调查采取分层、三阶段的概率比例规模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在全国范围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9个省，363个县，共涉及40011户的127012个家庭成员，在保证全国代表性的前提下，数据具有省级代表性和副省级城市代表性。其次，现有的研究对家庭教育支出的选择，尤其是对不同类型的教育活动、产品和服务的选择的讨论并不充分。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家庭子女教育总支出或者其中的一部分支出，例如学费、校外补习费用等，而较少将正规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的投入作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分析家庭在各类教育活动、产品和服务之间的选择和投入。本研究聚焦于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关系，采用边际消费倾向模型分析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不同结构和子女特征的家庭对子女各类教育活动的选择和投入水平。此外，本研究在户籍的基础之上，关注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在子女校外教育选择上的差异。与本地家庭相比，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所享有的公共教育资源数量和质量相对较低，而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和市场环境却与本地人口相似。在外部环境和家庭内部结构的双重影响下，这一部分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也值得关注。三、数据和分析方法(一) 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在2017年采集的家庭入户调查数据（CIEFR-HS 2017）。CIEFR-HS 2017采取分层、三阶段的概率比例规模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在全国范围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9个省，363个县，40011户家庭。其中，0—6岁及16岁以上在校生2.1万名，小学生7485人，初中生3357人，高中生3009人。调查内容包括家庭学龄儿童的教育机会、家庭教育支出和政府补贴三方面情况。教育机会包括孩子当前和曾经接受过的教育、学校类型，在入学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以及家庭为得到入学机会而投入的金钱和其他资源。除了与子女教育相关的家庭支出之外，CIEFR-HS调查数据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家庭背景信息，包括受访户家庭成员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情况、户籍、家庭规模和结构、家庭年收入和消费支出。(二) 变量1. 因变量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是家庭子女教育支出。CIEFR-HS数据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过去12个月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对子女教育的支出。根据问卷对教育支出问题的分类，子女教育支出可分为校内支出和校外支出。其中，校内支出可分为学费和其他校内支出，而其他校内支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学校提供的服务性收费，例如伙食、住宿、交通；（2）学校代收费用，例如教材教辅、校服、医保体检、考试等费用；（3）学校增值性收费，也有研究称之为发展性收费，例如校内的补习班、兴趣班、校外活动，也包括借读费。校外支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1）校外教育支出，包括学科类和兴趣类校外教育；（2）其他学习资料和用品。2. 自变量本文主要关注家庭经济背景、家庭子女结构和家庭户籍三个方面。首先，本研究关注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包括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母亲受教育水平两个方面。过往的研究显示，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及其在家中的决定权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和投入的影响更大。因此，除了家庭收入水平，本研究还关注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带来的影响。其次，除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之外，本研究还关注家庭子女结构，包括子女的数量和子女的性别结构。根据2017年的家庭调查数据，在家中是独生子女包括隔代独生孙子女的样本占到76%，其中独生女孩占45%，独生男孩占55%。再次，除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家庭子女结构外，本研究也关注家庭的户籍对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包括是否农村户籍、是否本地户籍两个方面。由于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和分配的城乡差异，以及户籍与公共教育资源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农村户籍和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获得公共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要低于城镇户籍和本地户籍家庭。在回归分析中，本文还根据上文的文献综述，采纳了已有实证研究中使用的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有效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家庭层面的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户主性别和年龄、家庭规模和结构（18岁以下子女数量、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成年人数量），学生个人层面的学生性别、年级和班级成绩，以及学校和地区层面的学校类型、城乡和区域地理位置。(三) 分析方法首先，本文使用边际消费倾向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家庭对子女各类教育活动的支出倾向。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居民的消费水平不取决于暂时的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持久收入，即在较长时期中可以维持的稳定的收入流量（Friedman，1957）。考虑到CIEFR-HS 2017所提供的家庭年收入中也包含暂时性的收入，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选择家庭年消费总支出作为家庭收入水平的代理变量，分析家庭收入和各类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Archibald & Gillingham 1981；Deaton & Muellbauer，1980；Massell，1969；Ogaki，1992；Wagner & Mokhtati，2000）。其中，Eijk为学生i所在家庭j在k类教育投入上的花费，TEij为学生i所在家庭j的年消费总支出，Xij为学生i所在家庭j的特征。根据文献综述部分提到的已有实证研究中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有效变量，回归分析考虑的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户主的年龄、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家庭未成年人人数、年龄小于65岁的成年人人数、年龄大于65岁的老年人人数、户籍（农村、城镇）、是否流动人口、家庭住址（农村、城镇）、地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以及子女的年龄、性别、学段（小学、初中、高中）。系数β为一个家庭在某一类教育上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值。考虑到一个家庭内部子女教育投入估计的随机干扰项之间的相关性，回归的标准差聚集在家庭层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调查数据是横截面数据，尽管控制了一系列的家庭和个人层面的特征，系数β仅仅是对家庭收入和教育支出的相关性分析，而非因果分析。其次，上述模型估计的是所有样本家庭子女教育投入和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而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既可能因为家庭收入水平的限制而出现总量上的差异，也可能因为父母对各类教育产品和服务有不同的偏好而出现结构上的差异。因此，本文还对不同家庭背景的样本进行了分层估计。本文关注的分层变量包括家庭收入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结构、户籍（农村、城镇）和是否流动人口。首先，我们根据家庭的收入水平将样本从低到高分为五组。其次，我们进一步将样本按照母亲受教育水平分为五组（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或本科、本科以上）。除了家庭收入水平和母亲受教育程度之外，考虑到不同家庭结构和不同户籍家庭在教育投资行为上可能存在差异，我们还将样本分为独生女孩、独生男孩和非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家庭，流动人口和本地户籍家庭，根据上述特征分析家庭收入水平和子女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四、分析结果(一) 中小学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概况根据表1，全国中小学阶段每生每年家庭教育支出为10374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5.6%。平均来看，教育支出中的三分之二为校内支出，另外三分之一为校外支出。从不同的学段来看，小学阶段每生每年平均教育支出为7532元，占家庭年消费总支出的10.9%；初中阶段平均为9982元，占15.8%；高中阶段平均为17833元，占27.1%。随着学段的升高，校外支出的占比实际上降低。从不同的家庭收入水平来看，家庭花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支出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收入水平最低的一组子女教育支出平均为3380元，而收入水平最高的一组为23784元，是最低组的七倍。就每个子女的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看，经济水平最高的一组占15.2%，而最低一组占18.6%。可以说，对有在校学生的家庭而言，子女教育支出是较为刚性且稳定的支出。从母亲受教育水平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母亲，其家庭投入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支出越高。母亲受教育程度为本专科和本科以上两组家庭每生每年家庭教育支出分别为22175元和34961元，占家庭年消费总支出的20%和25%。一定程度上表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因素中，家长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文化因素比经济因素对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更大。从家庭结构来看，多子女家庭的年消费总支出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差异不大，但每生每年家庭教育支出仅为独生子女家庭的四分之三。独生子女家庭中，平均来看独生女孩家庭的每生每年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以及校外教育支出占比都高于独生男孩家庭。从户籍来看，城镇户籍家庭子女教育支出为每生每年16201元，为农村家庭的2.5倍。其中校外教育支出占比为41%，是农村家庭的2倍。而从是否本地户籍来看，尽管占总支出的比例相似，流动人口家庭每生每年的教育支出高于本地户籍家庭。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家庭花在学校教育的支出占比要高于本地户籍家庭。从家庭的年消费支出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家庭内部存在较大的差异，既包括政策关注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等弱势群体，也包括没有本地户籍但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校内教育支出分为学费和其他校内支出，校外教育支出分为学科类、兴趣类校外教育支出和其他学习资料、用品支出。图1将四类教育支出按照每学年支出0元、0—1000元、1000—5000元、5000—10000元、10000元以上分为五组，计算每组相应教育支出的家庭占比。首先，总体来看，只有少数中小学在校生的父母汇报过去一年其家庭教育支出为0元。占比最高的组为1000—5000元组，其次是超过10000元组。支出小于1000元和5000—10000元组占比相似。其次，从校内支出来看，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执行，学费支出为0的学生占比为76.3%，学费支出在1000—5000元的占比为12%。其余各组支出的学生占比均低于5%。从校内其他支出来看，支出在1000—5000元的占比最高为36.8%，其次是0—1000元、5000—10000元和高于10000元，分别为27.8%、18%和14.2%。而校内其他支出为0的占比最低，仅为3.2%。再次，就有效回答校外补习和校外兴趣班支出的样本来看，支出在1000—5000元的占比最高为39.6%和40.9%，其次是0—1000元、5000—10000元和10000元以上。可见，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在投入子女校外培训的同时，对校内的其他支出也有较大的投入，且较少有完全没有校内其他支出的家庭。(二) 中小学阶段校外教育参与和支出情况鉴于校外教育是本文的分析关注点，我们以CIEFR-HS数据中有效回答了校外教育参与和支出相关问题的中小学生作为样本，分析不同学段和家庭背景的校外补习和兴趣班参与率和支出（表2和表3）。总体上，有38%的中小学生在过去的12个月中参加过学科类校外补习，其中小学为34.6%，初中为43.0%，高中为40.7%。校外补习的生均每年支出水平随着学段的升高迅速提高。有21%的中小学生在过去12个月参加过校外兴趣班，其中小学为26.4%，初中为15.2%，高中为14.2%。校外兴趣班的支出在小学阶段较高，而初中和高中阶段则有所下降。从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支出随着家庭收入和母亲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兴趣班的选择和消费的影响更加明显。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本科和本科以上的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分别达到56%和66.2%，兴趣班参与率分别达到50%和76.3%。从家庭子女结构来看，独生子女的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支出都高于非独生子女。同为独生子女家庭，女孩家庭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都高于男孩家庭，尤其是在校外兴趣班的参与和投入方面。从户籍来看，农村户籍家庭子女的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和支出都远低于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子女的校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参与率略高于本地户籍子女。不同户籍的家庭对课外补习和兴趣班的选择和消费说明了家庭所处的市场环境以及公共资源的可及性对家庭在校外教育选择和消费方面的影响。(三) 家庭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本部分讨论的是家庭在不同类型的教育支出上的边际消费倾向。表3为不同类型家庭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每一个系数都是一个单独回归中家庭收入水平与某一类教育支出之间的回归系数。每一个回归都控制了个人、家庭和地区层面的因素（子女年龄、学段、母亲教育、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家庭18岁以下子女数量和性别构成、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成年人数量、户籍、是否为流动人口、城乡以及地区）。表3的第一列为全样本分析，分别是家庭每生每年教育支出、学费、校内其他支出、校外补习支出和兴趣班支出与家庭收入水平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支出每增加1000元，花在一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总支出平均增加139元。从不同类型的教育支出来看，大多家庭更加倾向于将增量部分用于校外学科类补习和校内的增值性支出方面。从学段来看，子女在高中阶段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将增量用于子女教育支出，尤其是在校内支出和校外补习的支出上。部分原因在于高中并非免费义务教育，私人承担的教育成本高于小学和初中阶段。这一点从高中子女家庭校内学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高于小学和初中子女家庭中可以看出。其次，我们将样本分为不同的家庭组，对每一组家庭的各类教育边际消费倾向进行回归分析。分组主要按照家庭收入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结构和户籍展开。1、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表3第三部分呈现的是在控制了包括个人、家庭和区域的特征因素之后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总支出和各类教育支出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整体来看，当家庭收入增加时，各组家庭都会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入。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其对教育投入的倾向愈加强烈。具体来看，收入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将增量部分投入到子女教育的校外教育上，而收入较低的家庭则更倾向于投入到校内其他支出上。家庭收入每增加1000元，收入水平最低的两组家庭显著增加了校内其他教育支出（分别为57元和75元），但并没有显著增加校外培训的支出；中间组和第四组家庭的校内其他支出和校外补习支出显著增加，尤其是校外补习的增加幅度较大（分别为103元和109元）；而最高收入组家庭在学费、校内其他支出、校外补习和兴趣班支出上均有所增加。对校内细项支出的分析表明（限于篇幅，未在表中显示每一个细项支出的分析结果），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当家庭的收入增加1000元，他们会更加倾向于投入在基础性的校内其他支出上，尤其是食宿交通上。可能的解释是低收入家庭受到了更大的收入约束，因此子女校内教育部分的基础性需求并未得到充分的满足。除了最低收入组，各组家庭对校内的增值性服务，包括各类学科、兴趣和学校综合活动的边际消费倾向相似。总的来说，当家庭支出较低的时候，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且增加的教育支出主要用于校内基础性支出。而中高收入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为相似，这部分家庭更加倾向于将增加的教育支出用于校外教育。而最高收入家庭对各类教育支出的投入都有所增加。2、不同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表3的第四部分，除本科以上学历母亲的家庭之外，当家庭收入增加时，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倾向于将增量部分更多地投入在子女教育上。家庭收入每增加1000元，母亲教育程度为小学或更低的家庭子女平均教育支出增加63元，母亲为初中学历的家庭平均增加82元，母亲为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家庭平均增加173元，母亲为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家庭平均增加209元，而母亲为硕士或博士的家庭平均增加157元。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母亲受教育水平所造成的子女教育投入差异要大于家庭收入所造成的差异。母亲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这不仅体现在总量上，也体现在对不同类别教育支出的选择上。相较而言，母亲为高中或本科学历的家庭校内的支出倾向是初中或小学母亲的两倍。在校外培训的支出上，这样的差异只体现在校外学科补习上，而在校外兴趣培训方面则差异不大。由于样本中母亲学历为硕士和博士的较少，估计的结果不一定稳定，因此以下结果只能作为参考。在考虑了子女个人、家庭结构和收入以及地区等影响教育支出的因素之后，随着家庭总支出的增加，母亲学历为硕士或博士的家庭倾向于减少学费和校外学科补习的投入，而将增加的支出大量用于校内的增值性服务和校外兴趣培训。可能的解释一是这类家庭对子女培养的重心已经从应试转向了兴趣和综合素养；二是由于母亲学历较高可以自己辅导孩子，因此对校外学科补习的需求较低。总的来说，在控制包括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结构在内的各类因素之后，按母亲受教育程度分组的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较大，要大于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家庭之间的差异。而且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孩子校内和校外拓展性的投入倾向都在增加。3、不同子女结构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表3的第五部分，与预期一致，当家庭收入增加的时候，独生子女家庭更倾向于将增量用于子女教育。家庭收入每增加1000元，独生女孩家庭平均增加189元在女儿的教育支出上，独生男孩家庭平均增加128元在儿子的教育支出上，而非独生子女家庭则平均增加69元在每个孩子的教育支出上。与以往文献中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偏向于男孩的情况不同，结果显示当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只有女孩的家庭对孩子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强。家庭收入每增加1000元，独生女孩家庭在校内其他支出、校外补习、兴趣培训上分别增加81元、80元和42元，而独生男孩家庭分别为47元、72元和25元。总的来说，独生女孩家庭选择增加女儿教育投入的倾向强于独生男孩家庭，且增加的教育支出主要用于校内发展性的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尤其是对非学科类的兴趣班的投入方面，女孩家庭比男孩家庭更加重视。4、不同户籍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表3的第六部分为不同户籍类型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总支出和各类教育支出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首先，结果显示城镇户籍家庭在子女教育总支出、校内和校外各项支出方面都高于农村户籍家庭，尤其是校内增值性服务和校外补习支出方面，其增量为农村户籍家庭的2倍。其次，流动人口家庭不仅平均教育支出高于本地户籍家庭（分别为12201元和10038元），其对子女各类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更强。在细分支出方面，流动人口家庭用于学费、校内其他支出和校外学科补习的增量都高于本地户籍家庭。分析结果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不同户籍类型的家庭可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不同。五、结论和讨论本文采用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对我国中小学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投入的水平和结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刻画，并聚焦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家庭子女结构和户籍三类因素，分析了不同类型家庭校内和校外各类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首先，从中小学阶段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水平来看，每年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平均为10374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5.6%。从总量上来看，家庭花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支出随着学段的升高、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提高而增加。从支出的校内外结构来看，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中的三分之二为校内支出，另外三分之一为校外支出，并且随着学段的上升而有所下降。由于高中阶段并非免费义务教育，高中的家庭教育支出几乎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倍，同时校外支出有了明显下降。此外，本文还发现家庭在投入子女校外培训的同时，对校内的其他支出也有较大的投入，且较少有完全没有校内其他支出的家庭。其次，本研究关注家庭在校外教育上的选择和投入。在调查覆盖的中小学在校生中，平均38%的中小学生在过去的12个月中参加过学科类校外补习，平均有21%的中小学生参加过兴趣类校外教育，且两类校外培训都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包括学科补习和兴趣拓展在内的校外教育总支出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尽管收入最低5%组的家庭也有校外教育方面的支出，说明校外教育参与的广泛程度，但低收入组主要受到收入的约束，对子女校外教育的选择和投入相互之间差异不大。而另一方面，高收入组由于受到收入的约束不大，对子女校外教育的选择和投入更加受到货币投入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其中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因此，高收入家庭在校外教育的投入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内部差异。第三，对家庭在子女教育总支出和各类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分析显示，当家庭总支出增加的时候，家庭也会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平均来看，家庭总支出每增加1000元，花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支出增加139元。对不同类型家庭的分组分析的结果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城镇户籍家庭以及独生女孩家庭更倾向于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入。除了总投入的增加外，不同的家庭在各类教育活动、产品和服务上的支出意愿也存在差异。分析结果显示：（1）当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时候，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子女的校外教育支出，尤其是校外补习的支出。同时，这些家庭也会增加校内的增值性、拓展性支出。而当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且增加的教育支出主要用于校内基础性支出。（2）本文再次证实了家庭子女数量和结构会影响到家庭对子女投资的相关研究发现，相对于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对子女的校外教育投入更多。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同为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女孩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机会和投入，尤其是在非学科补习的兴趣拓展领域。（3）与本地户籍家庭相比，流动人口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尤其是在学费和校外学科补习的投入方面，这很可能是用以弥补校内教育的不足。对样本的描述统计发现，总体上有12.6%的流动人口子女在民办学校上学，而本地户籍子女有7.7%在民办学校上学。可见，流动人口子女享有的公共教育资源要少于本地户籍子女。因此，流动人口家庭子女教育投入的“双高”很可能是用以弥补优质公共教育资源的不足。本文对校内和校外教育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背景更好的家庭对子女的校内和校外投入都更高。随着家庭支出水平的增加，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子女校内的支出，尤其是校内基础性的支出；而社会经济背景较高的家庭更加倾向于增加校外教育支出，以及校内的发展性、增值性支出。与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对子女的校内和校外教育投入不足。在公共教育资源和市场教育资源的双重配置机制的作用下，家庭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本有可能转化为教育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双重优势，从而导致不同家庭获得的教育机会和学业成就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令教育公平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为了使无法负担课外补习支出的学生能够享受到额外的服务，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通过公立学校向学生提供课外补习。例如，韩国实施放学后教育计划，由政府拨款支持公立学校在放学后向学生提供课后托管、学科和艺体类课程辅导等服务。美国联邦政府通过Title I拨款支持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向贫困学生和在薄弱学校就读的学生提供课后补习等服务，保证这些学生能够达到州和地方政府要求的学业水平。此外，中心还向学生提供其他的艺体类课程、科技类课程、安全教育课程和学业咨询等服务。一些地方学区也会使用公共财政购买培训机构的服务，为学生提供大学入学考试辅导。一些OECD国家也会通过政府购买课外补习项目的方式向贫困生和学困生提供额外的辅导。建议可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或公共财政支持公立学校提供服务的方式，在减轻贫困生家庭负担的同时，更加精准地向贫困生提供个性化教育服务，以弥合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家庭教育投入的差距。目前在国内，一些地区如北京市已开始尝试采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由学校为学生提供三点半后全覆盖的课后服务。另一方面，也可考虑将贫困生和学困生在学校所占比例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参考指标。除了加大学校资源向落后地区、薄弱学校、贫困生和学困生的倾斜力度之外，可以考虑在初升高以及大学招生录取阶段给与贫困生更多的入学机会，从而减轻由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的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子女享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参考文献迟巍、钱晓烨、吴斌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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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球基础教育研究联盟第五届年会在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举办。2019年10月13日，全球基础教育研究联盟第五届年会在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开幕。本届大会主题为“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大会共邀请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芬兰、丹麦、意大利、俄罗斯、新加坡、哥斯达黎加10个国家54名中小学校长和中外教育专家，以及国内14个省份的55所外国语学校理事校和兄弟学校等500余人齐聚一堂。35名中外专家的34场主题报告将共同探讨学生领导力的培养主题。本次国内外专家在大会上的主题报告最终将出版《全球化背景下学生领导力的培养》蓝皮书。石家庄市教育局局长张少华致辞全球基础教育研究联盟理事长强新志发布《全球化背景下学生健康教育》蓝皮书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孟祥红在开幕式上讲话。在开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以《怎样提升学生领导力》为题进行了主旨报告。顾明远先生向与会来宾阐述了什么是领导力、学生领导力的内涵、怎样培养学生领导力等内容。顾老师认为领导力是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对他人的影响力，主要包含着自我领导和领导他人两个方面，而对于学生而言培养学生的领导力主要是让学生认知自我，做最好的自己，同时学会尊重他人，善于沟通，相互学习共同成长。需要明确的是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并不单纯是培养学生干部，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以及处理各种矛盾的能力。对于如何培养学生领导力，顾老师认为要坚持以人为本，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具备积极的社会情绪，努力培养学生具备内生动力、开放视野、坚毅力、智慧、领导力。在当前的世界背景之下更需要培养学生尊重人类、尊敬生命、尊敬和平，为人类作出贡献。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项目副主任伦道夫·特斯塔先生做了《利用跨媒体培养学生的领导力》的主旨报告。来自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院长符传丰做了《如何培养21世纪学生的品德素养与领导才能》的主旨报告。来自美国(华盛顿州）海莱恩公立学区的学监苏珊·恩菲尔德做了《树立榜样，跟随引导：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话语权和领导力》的主旨报告。开幕式结束后，各国专家围绕“学生领导力的培养”了精彩的主题报告。石家庄外国语学校校长裴红霞进行了《在集体组织中培养学生领导力》的主题报告。据介绍，全球基础教育研究联盟成立于2014年10月，由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牵头与包括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瑞典、丹麦、意大利、德国、法国、芬兰、荷兰、西班牙、俄罗斯、日本、新加坡、南非、哥斯达黎加和中国等23个国家的197所学校共同组建，致力于搭建全球基础教育研究平台，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基础教育改革与创新，服务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全球基础教育研究联盟每年召开一次年会，不断吸收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优秀中小学校加盟，每届年会围绕不同主题展开研讨。作为联盟理事会会长学校，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分别于2015年、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0月承办了全球基础教育研究联盟的首届、第二届、第三届及第四届年会，主题分别为“科学素养与阅读素养的培养”、“全球化背景下学生公民素养的培养”、“学生艺术素养的培养”与“学生健康教育”，并将国内外专家在大会上的主题报告出版蓝皮书，在基础教育界引发热议。会议期间，国内外代表的主题报告，教育强国学者、知名教育专家同台思想交锋，从不同国家、不同学校的角度来研究在基础教育的领域共同关心的问题，为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人搭建了交流探讨的平台，起到了良好推动作用，研究成果必将为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提供宝贵的智力支持，在教育思想和理念的交融和碰撞中必将孕育迸发出引领世界教育潮流的新主张，为全球教育事业贡献出了绵薄之力。（中国日报河北记者站）来源：中国日报网

人民网成都10月30日电 今日，2020博鳌国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四川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成都师范学院举行，探讨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理论与实践。会议现场 冷宇摄基础教育是党和国家教育事业的根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工作取得了飞速发展。据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辍学人数由60万人下降至1.2万人，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8%，基础教育的战略重点更加突出，已由注重提高普及巩固水平转移到更加注重内涵发展、提高质量上来，这已成为新时代基础教育的鲜明特征。在论坛开幕式上，四川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该研究中心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省社科联直属、省教育厅共建，挂靠成都师范学院，将致力于基础教育课题基本理论探索、发展研究、决策咨询、实践指导与人才培养等工作，力争成为四川省基础教育领域新型高端智库。论坛期间，与会嘉宾带来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华东师范大学长江学者李政涛教授做了关于生命实践的中国新基础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报告，华南师范大学黄甫全教授在大会上全面演示了新时代机器人（AI）教师的教学构想与设计，香港中文大学尹弘飚教授分享了香港专业社群如何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路径。成都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王万民表示，教育是国之大计，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四川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将高举伟大旗帜、肩负时代使命，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多角度、多视角探索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有效路径，以新担当新作为，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巴蜀风韵、四川气派的基础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力争为更好地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作出自身的贡献，努力用“理论之思”和“实践之行”把握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脉搏，促进四川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朱虹 实习生冷宇）

10 月 27 日，华为内部网站刊发出任正非此前的一段发言，题为《向上捅破天，向下扎到根》。概括起来，任氏发言大致讲了以下几点：短、平、快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国家的发展根本在教育；应允许差别化教育，同质化教育不可取。要反思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系统性、科学性。美国是因为开放才有今天的强大，封闭会让它重返落后。不难看出这些都已经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未必就是废话。借用不久前流行的一个成语，任正非的这番话于当下中国而言可谓 “切中肯綮”。毋庸置疑，中国过去 40 年的短、平、快发展，高度依赖于 “开放” 带来的边界效应，即西方先行国家在技术和管理理念等方面对中国产生横向影响，让直接 “拿来” 成为我们的后发优势 —— 有人谓之 “摸着美国过河”。如同一门手艺的师徒相传，“拿来” 模式面临两块天花板。较高的一块天花板，是当你的手艺水平接近师父，这种发展模式也就宣告终结；更低的一块天花板，则是一些关键的技艺并不能轻易获取，从而掣肘你往前跟进。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基础研究即属于这种难以直接 “拿来” 的部分。以华为为首的中国半导体行业，目前正面临这块天花板。任正非显然是明白人，华为在芯片研究上提前做了布局；然而正如一艘航母，看似甲板上下什么都有，但实际上必须依赖岸上供给。芯片制造是一项系统工程，在中国整体基础研究滞后的情况下，不能指望华为这一艘航母独挑大梁。切肤之痛可以鞭笞华为，却唤不醒亿万小粉红。华为遭到芯片断供威胁之后，国内有两种声音甚嚣尘上：华为自己早已能够生产尖端芯片；要跟美国干到底。前者不知高低深浅，后者秉承冷战思维。两种声音刷屏之时，浙江老家一位农民伯伯提出疑问：“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在往美国跑，我们真干得过美国？”必须要承认，直到现在，美国在科学与技术两方面依然是我们的师父。特朗普任内的一系列政策，让我们提前摸到了较低的那块天花板；坚持冷战思维，则这块天花板将无法逾越；保持开放策略，则可以给自己争取到一段时间，继续在 “拿来” 模式下发展，直到够着更高的那块天花板。正如任正非和张钹院士所言：“美国越讲脱钩，我们越要坚持开放和国际化。”但无论如何，“后拿来时代” 已经到来。我们需要转变思维，从行星式的 “获取”，转向恒星式的 “给予”。长期以来，我们缺乏一种更具普世意义的价值观教育：一个民族能否真正受到世界的尊重、能否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不决定于其富强程度，而决定于它为世界所做的贡献。唯有为世界做贡献、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我们才有自信的资本。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再需要自吹自擂，自有来自世界的感激和国际友人的赞赏。二战时，中国为抗击法西斯战争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我们也得到丰厚的奖励，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人找到青蒿素，诺奖委员会半个世纪之后依然记得屠呦呦。基础科学，即是为世界做贡献的方式之一。基础科研的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呈现，论文一旦公开发表，即为全人类所共享。诺贝尔奖为何权威、并为全世界所重视？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跨越了国界，奖励的是人类共有的基础研究，奖励的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成果。秉承这一思维模式，以长远眼光看待问题，我们会发现，我们给予的越多，自己获取的也会越多，并且越具有持久发展的底子和内在驱动力 —— 正如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所做的一样。从行星转变为恒星，我们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之外，第一步需要做的是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过去一二十年，海归学者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对于归国知名学者，当下国家给予的物质条件已经足够优厚，但许多学者回国后却鲜有佳绩，缘于国内科研环境的三大痼疾：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科研基金管理普遍外行决策内行；对于造假行为过度容忍，致使劣币驱逐良币。不改变这种现状，光以砸钱的方式并不能让我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恒星”。从更长远看，中国要成为科研强国，本土培养的科学人才必须成为主力。这需要从基础教育做起。我们的基础教育最需要补足的有两块：科学的思维和自由的精神。基于教育的传承特性，这需要几代教育工作者的努力方可初见成效。所有这一切，均需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保持开放，融入世界。特别声明：本文发布仅仅出于传播信息需要，并不代表本公共号观点；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公众号转载使用，请向原作者申请，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