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研究

在本篇文章，主要是对孔子的教学思想的总结。1、教育对象：有教无类——本意是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是私学的办学方针，与贵族官学的办学方针相对应，打破贵贱、贫富和种族的界限，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道平民，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2、教学目标：学而优则仕——由平民中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1）反映了封建制兴起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2）与“任人为贤”相结合，为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准备条件。3、教学方法：（1）学、思、行结合，强调学习知识要学以致用；（2）启发诱导：第一、教学要引导学生探索未知领域，激发起强烈的求知欲，积极去思考问题，并力求其能明确地表达；第二、启发工作以学生的积极思考为前提条件，具体体现在：“开其意”、“达其辞”；第三、使学生的思考能力得到发展，能从具体事例中概括出普遍原则，再以普遍原则类推于同类事物，而扩大认识范围。4、教师的应该树立怎么样的典范：（1）学而不厌：要尽自己的社会职责，重视自身的学习修养，掌握广博的知识，哟具有高尚的品德，这是教人的前提条件。（2）温故知新：一方面，既要了解掌握过去政治历史知识，又要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认识当代的社会问题，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旧知识是已有的认识结果，是认识继续发展的基础，温习旧知识时能积极思考联想，扩大认识范围或将认识进一步深化，从而获得新的知识。（3）诲人不倦：既要表现在毕生从事教育，也要表现在以耐心说服的态度教育学生。（4）以身作则：应以自己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给学生做出榜样。（5）爱护学生：第一、要求学习自己努力进德修业；第二、对学生们充满信心，对他们的发展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第三、能够客观工作地看待所有学生，特别是有些特殊经历的学生。（6）教学相长：在教学活动中为学生答疑解惑，经常共同进行学问切磋，不但教育了自己，也提高了自己。以上就是我对孔子的教学思想的总结，分享出来以飨大家，如果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还望不吝赐教。

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重点谋划未来发展。与会专家认为，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在新时代的伟大历史征程中，要更加重视和加强史志研究，以史为师，以史为鉴。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主责主业和特长优势，以教育史志研究为己任，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及经验启示，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教育思想与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要自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需求，积极发挥智库作用，不断增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本次会议采取线下加线上的方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史志部门及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领导与专家学者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金紫薇）《中国教育报》2021年01月14日第6版 作者：金紫薇

中国甘肃网11月12日讯 据甘肃日报报道（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欣瑶）11月9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主办、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2019年学术年会”暨“兰州大学新闻传播教育60周年座谈会”在兰举行。此次年会以“回顾与前瞻——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70年”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国各地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媒体代表等130余位嘉宾参加会议。会议检视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经验，展望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未来发展，并举办了四个分论坛。与会专家围绕“新闻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新闻教育培养理念与实践”“70年新闻传播教育”“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等进行了分享与交流。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9》首发仪式。同时，由兰州大学代表丝绸之路各参会高校宣读了《丝绸之路新闻传播教育高校联盟2019兰州共识》。

2019年11月9日，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2019年学术年会将在兰州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回顾与前瞻——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70年”，来自全国近九十所高校新闻传播院系以及新闻传播行业、学术期刊的一百多名代表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热烈讨论、深入交流。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集体编撰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9）》，将在此次年会开幕式上举行首发式。会议期间，还将宣读丝绸之路新闻传播教育高校联盟共识，成立“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战略发展咨询委员会”。会议期间，多名学界业界大咖将发表主题演讲。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蔡雨廷

2020年7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年度重大成果发布会(2019—2020)”在北京召开。发布会现场发布重大成果7项，现场展示成果13项。现场发布的重大成果是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课题阶段性成果与《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题成果《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现场发布重大成果7项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课题阶段性成果“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为历史研究带来新视野和新课题。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多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努力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形成了一系列新时代史学理论新成果。陈星灿(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主编《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中文，4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与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运用国际通用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腹心地区——洛阳盆地中东部近1120平方千米的区域进行考古调查的成果，包括资料编与研究编两部分，总字数390万，插图929幅，图版465版，合计照片1852张。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中文，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完成中央交办项目“新中国70年”基础上，编撰的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成就和经验，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所走过历程的简史著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题成果步平、王建朗(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中文，8册。该成果为抗日战争通史著作。该著作突破以往单纯战争史研究的局限，将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史阶段来把握，放在世界大环境和战后长时段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有助于读者对抗日战争进行更全面的了解、更深入的认识。该著作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进展。金以林、罗敏(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中文，100册。该资料集收录文献341种，近5万页，所编选的资料主要为1945年以前出版的原版史料，以存世量较少、较为珍稀的官方出版物、资料文件为主，以抗战军事为核心，充分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体现了身处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军民对于全民族抗战的认识和思考。邵汉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王建朗(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中文、日文，210册。该丛刊包括第一辑满铁调查月报100卷，第二辑经济调查50卷，第三辑贸易调查60卷。所收资料原始文件封面上多有“秘”或“极秘”字样，较为罕见，对于研究日本对华资料调查和经济侵略，以及中国经济史、社会史、交通史、农业史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徐蓝(首都师范大学)等著《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1919—1945)》，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中文，1册。该著作是系统讨论20世纪上半期英美结成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专著。基于美、英、德等多国档案，详细探讨了一战后至二战结束英美两国的军事战略发展和同盟关系的形成与确立。从军事外交新角度，研究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转换，揭示该时期大国关系的互动状态以及与国际格局演变的深层关系。现场展示成果13项严志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巴蜀符号集成》，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9年7月出版，中文，1册。宋镇豪(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主编、马季凡(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编纂《绘园所藏甲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中文，1册。杜继东(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著《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中文，3册。左玉河(中国历史研究院史学理论研究所)主编《民国社会生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中文，2册。张柏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中文，7册。张国刚(清华大学)著《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中文，2册。张双智(北京师范大学)、杜常顺(青海师范大学)主编《近代青海考察记与调查资料汇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7月出版，中文，40册。杨栋梁(南开大学)等编著《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中文，19册。邹逸麟(复旦大学)著《中国历史地理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中文，1册。张生(南京大学)主编《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中文，14册。王日根(厦门大学)、【日】大木康编纂《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中文，16册。陈伟(武汉大学)主编《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第三、四辑)，文物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中文，2册。吴晓亮(云南大学)、贾志伟主编《腾冲契约文书资料整理与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中文，3册。数据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人民日报 》( 2020年07月24日 15 版)

平时没事喜欢看看书，偏好文化、历史、哲学之类的。近来连续攻读了梁任公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知上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梁任公在中国史学界的过去中介绍了大量的伪书伪事，今人奉之为经典，传教于后人。使我重新开始考量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要读历史？梁任公的观点是“通过学习历史事件，总结其因果关系，以供现代人资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才算是知道了自己”。对于普通读者，能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并且用于今日生活的指导是不太容易的。或许今天的我们读历史知识因为对某一方面感兴趣而已，喜欢跟朋友书友讨论这方面的话题，然而这对生活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对于从政人员，或许他们可以敏锐的观察到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可以解决历史上某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及结果，用于现在的工作。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从祖先那里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客观真实的传递给后代。历史应该怎么读？对于不同的人，读历史的意义是不同的。我只能谈谈，接下来我将如何读历史。我曾经与广大网友一样，去思考并参与了话题讨论。“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答案五花八门，各有说辞。我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我们学习了太多正确却没用的知识”，对于“好”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受儒学思想启蒙的我，在读书中发现了儒学有些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最近才知道了，同为儒学，有儒家和儒教之分。除了书本上，许多俗语，谚语也是自相矛盾。那么对错究竟该如何评判呢？如果说以前读历史对我来说仅仅是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我将赋予它新的意义。读通史来完善历史知识，读专史来考究文化思想。钱穆先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通史分为三中读法，一种是自古到今顺序推演，一种是从今至古的逆向追溯，另一种是以名人铁事读取然后研究其前因后果。梁任公按照读历史的深浅，分为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与我而言，这两种方法均可使用，研究人文哲思，离不开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史），离不开研究这种思想的后世影响（学术史）。所以既要按照时间顺序鸟瞰历史的大概，又要根据名人铁事解剖其根底。历史应该怎么写？梁任公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钱穆先生认为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旧时历史作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远古历史仅只在于记录大事件，或刻于甲骨，或铸于青铜器；上古历史的新意义在于可修己治人，圣贤开始用历史人物之功过品德教育后人；即使是近古读书人仍是少数，历史是帝王之家和治世之臣的资鉴，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今日之新中国是人们当家作主的，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应在人们群众中发挥作用，服务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中来。在治史方面，两位先生均提到了史家四长：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作为文史哲的爱好者，应该此四长为治学之修养。大概可以理解为，通过正确的学习方法，得以知历史真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学问，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并且可以系统的表达出来。在专史方面，我觉得应总结钱穆先生的专史学习方法和梁任公的专史写作方法。专史的分类有很多种，主要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文物史，人物史，地理史以及各们学科皆有历史可溯。人生不过百年，纵然遍揽史书，也不能门门精修，何况治史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累计。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择三两专史详尽解剖，其他专史权当通史鸟瞰。至于写历史，我并非史家，也无此能耐，只是写写读书感悟，做做学习笔记罢了。本着对文史哲浓厚的兴趣及文化中诸多真伪难辨之事，哲学方面将以先秦诸子作为研究对象，跨越两千多年的曲解误传，直接向根源处继承祖先的智慧。这种学习需要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面貌，民生情况去理解，先哲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认知，以及那些论述的前因后果。文化方面将着重于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像什么就是什么，文字凝结了前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是研究古人思想的重要渠道之一。历史方面将着重于先哲的人生轨迹，社会状况，思想流派及后世影响；文字的产生与字体变迁以及文字含义的变化。同时在学习当中，注意常识纠偏，伪书伪事的分辨。从先秦到近代，典故误传经书伪作，以至于今人难辨器真伪，误以伪学传教。我辈求知当尤为谨慎，治学以严谨，不可将难考之事定为成论，不可以今日之见解附会于圣贤之经典，不可夸大或抹杀历史功绩。

随着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学前教育思想史的研究逐步引起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形成了两大范式：一种是以学前教育家及其代表作为主线的思想史，其将历史背景与时代特点相结合，依据时间的顺序排列，论述学前教育家或代表作中的学前教育思想。另一种是以学前教育思想流派和思潮作为主线的思想史，其以历史发展为纵，思想流派为横，并将其放到整个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这两种研究范式是对学前教育思想发展的一种粗线条的梳理，忽视了对学前教育思想自身生成与流变机制的立体分析，既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其发展、演变的阶段性和规律性，也难以准确地把握其在历史中的博弈与命运变迁，使得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失去本应有的丰富多彩和鲜活生命力。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研究范式都是聚集主流学前教育思想，体现的是精英教育家的幼教理论和观点，忽略了广大民众的主张和认识。学前教育思想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实践。民众的幼教主张既是推动教育实践的不竭动力，也是精英教育家教育思想的重要来源。如果仅仅以教育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当作学前教育思想发展的全部内容，这对学前教育思想史而言，既会减少厚重感，还会抹杀丰富性。如果学前教育思想史要占据大量的篇幅去撰写精英教育家及其代表作的思想，那么这种研究恐怕只能停留在表层思想上，缺乏深入的思考和挖掘。当然，这并不是说学前教育思想史不能去阐述精英教育家及其代表作中的思想，而是说学前教育思想史不能仅著述他们的思想。学前教育思想既包括重要思想家、教育流派对学前教育的认识和理论总结，更包括广大民众的学前教育主张。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应当重心下移，改变研究对象“高位化”的特点。在研究对象上，从教育家转向民众，让人真正成为教育思想产生的主体。教育家的幼儿教育思想往往从他们的历史业绩中体现出来，民众的幼儿教育主张通常以思想观念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体现在某个历史时期的教育习俗、教育故事和舆论中。教育家的幼儿教育思想是对民众幼儿教育主张的理论总结，民众幼儿教育主张通常是教育家幼儿教育思想的基石或底色。从发展路径来看，教育家的幼儿教育思想有可能是超前的，不是严格意义上依照时间的顺序来传承思想的；民众幼儿教育主张蕴藏在日常教育活动中，他们的教育思想除了讲求朴实和经验，并没有经过严格周密的理论推理，却对日常教育有着深远的意义。民众是推动整个幼儿教育实践变革的主力，他们的教育经验和主张，不仅在日常教育活动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是整个人类幼儿教育思想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幼儿教育思想史研究既要注重发展的主线，更要与民众教育生活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丰富幼儿教育思想研究，展现一部有血有肉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发展史。在研究方法上，从文献转向口述，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除继续发挥文献研究法的优势外，历史口述法也大有用武之地。首先，学前教育思想源于实践，同时反过来指导教育活动。民众的学前教育主张和经验的传承，也主要依赖于在日常教育实践中，对经验与知识的口耳相传。其次，传统研究将学前教育思想经典化，使其成为教育家思想著述的历史。由于受体例的限制，留下的书面文献史料大都是官方或教育家思想的记载，对基层民众的有关记载非常有限。研究者研究学前教育思想需要拓展史料的来源。例如，与启蒙教育相关的文献资料，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启蒙教育，展现了民众对学前教育目的和价值等方面的认识。挖掘不同时代的启蒙读物，对理解学前教育思想的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再如，基层民众学前教育活动中，与知识和经验传播有关的史料（如民歌、民谣、民俗等）蕴含着丰富的学前教育思想，是民众学前教育经验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学前教育实践的直接体现。这些丰富的史料是学前教育活动的真实写照，通过对它们的挖掘能让学前教育思想栩栩如生地“活”起来。但是，这些教育史料往往是零碎的、不系统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挖掘和整理这些珍贵资料的难度将越来越大，而借助口述史研究的方法能较好地弥补其不足，从而展现一部原生态的学前教育思想发展史。在研究重心上，从宏大转向微观，展现学前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我国传统的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注重从宏观的视角出发，着重对教育家论著的收集整理，缺乏对民众日常活动中体现教育理念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将学前教育领域中的诸多细节过滤掉，从而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学前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研究视角下移的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不是简单地用微观的个体来代替宏观的整体，而是力图改变研究重心，即以具体的研究对象来代替抽象、概括的研究对象，注重对具体对象的挖掘和探讨。虽然关注民众幼教主张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具体的人或事物，但并不是只对这些具体微观现象进行孤立的研究，而是通过具体、微观现象折射社会发展的宏大整体，可谓“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由于民众学前教育主张大多是零散、不系统的，正是通过对这些感性认识进行微观、具体的分析，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学前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更准确地理解理性认知的发展过程。可见，从宏大转向微观，注重运用具体描写的方法研究学前教育思想的历史，能较好地理解学前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更好地把握其“原源相生”的历史过程。在研究方式上，从分析转向叙事，展现学前教育思想产生的真实场景。民众的教育经验和主张，是民族共同体及其生命延续在精神层面的表现，是在漫长岁月里逐步积累而成的。面对如此丰富的学前教育思想，我们需要突破传统的研究方式，吸收西方叙事史学的优良传统和经验，从历史分析所主张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转向历史演变以“场景”为主要特征的“叙事”之中，即实现从历史“问题”到历史“场景”的转向，以生动地撰述教育思想，构建动态叙事的过程，使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变成可触摸的、可接近的、可普及于民众的历史，并成为普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读物。叙事方法的运用，不仅能更好地使学前教育思想迸发出朝气，而且从理论分析回归到叙事，能将枯燥的理论教条转换为生动形象的教育情境，使研究者和读者一起“身临其境”。通过叙述和描写引导读者进入“事件”内部，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事件”进行观察，力图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简单易懂，力图以比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理论和术语，其目的是让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大众读者都能读懂且喜欢看下去。学前教育思想史研究需要突破原有的路径，转变研究视角，创新研究范式，既重视重要人物和教育流派的理论和学说，也要注意挖掘大众的学前教育经验和主张，上下衔接、纵横沟通，着力考察源流，“原源相生”，既溯其所自来，又辨其所当类，更明其所由去，从而全面地了解我国学前教育思想的基本线索和主要特点，并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以加深对现代学前教育理论的理解，为当今学前教育学科建设及学前教育实践提供丰富的理论素材。（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中国幼儿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研究”（B0A140020）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郑刚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目前，国内对于中学历史教学吸纳史学研究新成果的问题是比较丰富的，很多历史教育者研究不同版本教科书、不同课程内容，大多数研究内容都涉及到教师教学过程中要关注史学研究前沿动态，积极地引入与教学紧密结合的史学成果以避免教科书的滞后性给师生带来不便。这些论述通过对教科书内容的横向与纵向对比，讨论了如何在教科书有限的编写范围内由教师主动引入史学热点问题、史学界争论话题和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等问题。广大有实践经验的历史教师也根据自己的讲授内容认识到教学吸纳史学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并在长期的探索中找到这种适合师生的教学方法。许多历史教育者都关注到了教科书吸纳史学新成果的深度、广度和信度问题，凸显教科书与史学成果的关系，进而提出了教科书的一些滞后原因和解决办法，教师应该怎样起主导作用等。比如尤育号的《历史教学吸收史学研究新成果的尝试》指出，历史教学中教师作为主导，积极使用历史研究结果和促进这些研究成果进入课堂，体现了历史教学的点睛之处在于连续不断地汲取历史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并把它们变成学生可以驾驭和掌握的知识。教师将课本中比较过时的说法对照新成果从而得出与时俱进的结论，指导学生从新的视角审视历史问题，利用史学研究成果引导学生乐于涉足史学争鸣。李克军《高中历史教学中引入史学研究成果的探究》一文，认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引入史学动态和与课文相关的史学研究成果能够有效地确保该教学内容充满了科学性与时代性，这种引入过程一定要遵守一些原则，即适当性、补充性、一致性的原则，采取补充史料与提倡合作探究等方法在课堂上引入合适的史学研究成果。贺英在其论文《论史学研究成果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运用与反思》中分析了在教科书中存在的史学成果应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张振宇的《史学研究成果引入高中历史教学的实践探析》也指出教师认为教科书中的缺失和遗漏等不足可以通过以下办法来解决：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培养学生理解与剖析历史的本领，进一步拓宽学生历史学习的视野，使他们逐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以及对教材体系之外的历史研究成果也有所涉猎，则可以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文章从四个部分论述了史学研究成果引入的类型、方法、功能和原则。具体到某一历史课文中，讨论吸纳史学研究成果对本文的写作是一个参照。魏德才《试论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吸纳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一文中他讲述了人教社《中国近现代史（上册）》中一些概念的评判，比如：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台湾问题在中法战争中的体现、全面评价李鸿章和清末新政等，这种种分析都为引出将史学研究引入中学历史教学的具体做法作铺垫。印艳武的《论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吸纳史学研究新成果滞后问题——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探讨》写出，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当中分别有李鸿章评价、清末新政、民族工业短暂发展这三个方面与史学新成果的详细对比，描述了中学历史教材吸收新成果的滞后现象甚为突出，进而找出教材吸收新成果的进程比较滞后的原因，并从讲授课程的历史教师角度出发，提出了吸收历史研究成果的一些方法。于晓蕊的《关于高中历史教科书吸纳学术新成果问题的研究——以洋务运动为例》，对人民版九十年代后的四个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里面洋务运动课文比对。在比较了四个版本之后，作者认为：教科书制度的制约、教科书因吸纳史学研究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修改版本、历史教学大纲规定内容安排详略等这些因素导致了教科书吸收新成果滞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现代化与革命化相统一原则、吸纳成熟研究成果是教科书吸收新成果的原则。作者还分析与评价了洋务派，建议加大洋务运动的内容。唐莹莹在《史学研究成果与中学历史教学结合实践探析—以戊戌变法为例》中通过戊戌变法这节课的内容来探求历史教科书观点与史学研究成果的相对滞后性和片面性。孙永昌的《论高中历史课本中义和团运动部分吸收新成果的滞后问题》比较了现行四版同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中义和团运动，发现书中的描述滞后于史学研究成果，也指出了教师在教学中引入新成果的措施和现实意义。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梁生文）：3月26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联合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评选和发布，是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以中国史、澳门史为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设置和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本年度的十大热点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发布会上，庞川副校长对热点评选工作表示肯定，并对参与热点调研和点评的专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历史文化教育和研究。今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事件。特区政府历来重视中国及本土历史文化教育，专门在澳门基金会成立“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弘扬和传播中华历史文化，推动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被列为澳门在粵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之一；2018年，新编历史教材进入中学课堂，增加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本土历史文化内容。澳科大建校19年来，在人文社科包括历史研究领域发展迅速，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将于今年秋季招生；研究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杰出历史人物、近代香山与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专门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揭开了澳科大近代史相关研究的新篇章。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期，澳门人文社科学者应在中华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史、澳门史的研究、教育和传播，尤其是将中华优秀文化与“爱国爱澳”教育相結合，加强“人文湾区”建设，为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林广志所长表示，历史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澳科大新的新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科大积极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立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及中国澳门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承，促进人文与科技知识的融会贯通及“全人教育”的发展。在澳门基金会支持下，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等重大项目的研究。系统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史、澳门经济社会史、旅游及博彩史、海洋史、唐廷枢与近代中国等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唐廷枢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将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已进入了新时代，历史赋予人们新的机遇、新的使命，中国历史学研究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次对学科热点的评选与发布，对研究者掌握学科发展趋势、提升学科的社会关注度，促进学科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今后应不断提高学术热点评选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