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科研论文

作为国际上最为知名的两大综合性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后文统称为N&S）旨在发表原创性强、观点新颖、影响广泛，并且对整个科学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的突破性发现。自十九世纪创刊以来，两大期刊已经发表了摩尔根的“果蝇实验”、引力透镜效应、DNA双螺旋结构、南极臭氧空洞等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研成果。由于竞争激烈，所有投稿至这两大期刊的原创文章中仅有不足8%被接收和发表。因此N&S发表的论文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学科领域内的最高水平，而N&S发文数也是比较国家和机构基础研究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时值首轮“双一流”收官阶段，那么“双一流”建设以来，哪些高校发表最多的N&S原创论文（类型为Article的论文）呢？软科（ID：zuihaodaxue）整合了2012-2019年内地高校作为通讯作者单位（含共同通讯作者单位，因此同一文章可能被统计至多所高校的发文中）的发文数据，对各大高校在“双一流”建设前后的表现进行了对比分析。内地高校“跨越式”发展首期“双一流”建设以来，中国内地高校整体上呈现出“跨越式”发展，N&S发文总数从2012-2015的108篇增长至2016-2019年的391篇，增幅高达262%，各层次高校均进步显著。2012-2015年，中国内地仅有32所高校作为通讯作者单位在N&S发文，其中的19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发文90篇，9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发文10篇，4所非双一流高校发文8篇。而同样在4年时间内，2016-2019年作为通讯作者单位在N&S发文的内地高校数量增至90所，其中37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发文高达300篇，26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发文90篇，27所非双一流高校的发文数也达到了70篇。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延续强势增长的同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非双一流高校也成长为内地高校顶尖论文产出的重要力量。3所高校完成从“0”到“10”的突破2016-2019年，中国内地共有10所高校作为通讯作者单位在N&S发表10篇以上的论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南开大学3所在2012-2015年没有N&S发文的高校，在首轮“双一流”建设期内，完成了从“0”到“10”的突破。“双一流”建设以来，国科大的N&S发文数达到了47篇，在中国内地高校中仅次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居第3位，增幅高居内地高校首位。分年度来看，2016-2019国科大的年度N&S发文数分别为3篇、6篇、15篇、23篇，连年保持快速增长。作为一所发端于中国科学院的大学，国科大具有十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科研底蕴，据其官微消息，全校现有研究生教师14564名，其中院士295人，博士生导师6995名，博士生数量更是高居全国第1。有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作为重要支撑，这所以科教融合为办学模式的创新型高校已逐渐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力。上海科技大学以20篇的发文数位居内地高校第7位，非双一流高校首位。近年来这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研究型、创新型的高校，在成果产出、科研创新等方面屡创佳绩。在2020年软科中国最好大学排名中，上海科技大学居全国高校第62名，非双一流高校第2名；在2020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更是首次进入世界500强的行列。作为一所老牌名校，南开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以来的N&S发文也达到了10篇，在内地高校中排名第10位。这10篇发文都来自于最近两年内，可谓厚积薄发。2019年，Nature在8期品牌专刊中分别介绍了南开大学的化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多个院系；在2020年过去的8个月内，南开大学的N&S发文数已经达到5篇，距离再创新高仅有一步之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百年南开值得期待。这两所西北高校突出重围在发文数排名前15的高校中，有两所来自于西北地区的高校，分别是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2016-2019年，西安交通大学作为通讯作者单位累计发表N&S论文9篇，在西北地区高校中稳居榜首，且4年内均有文章发表。在这9篇发文中，有6篇来自于材料科学领域，体现了该校在该领域的强劲实力。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建有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是全国首批一级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07年被评为首批一级国家重点学科，2017年纳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序列。在2020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当中，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更是进入到全球前40名的行列。作为全国唯一一所以发展航空、航天、航海（三航）等领域教育和研究为特色的重点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全国第一架小型无人机、第一台地效飞行器都诞生于该校。“双一流”建设以来，西北工业大学作为通讯作者单位累计发表N&S论文6篇，在内地高校中居并列第13名；2019年，西北工业大学生态与环境保护研究中心作为共同通讯作者单位在Science同一期发表了3篇原创论文，并以“反刍动物基因组”为专栏，登上了当期封面。这些优异的成绩，足见西北工业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也具有不俗实力。这所“新型高校”表现优异2018年，由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等知名学者发起创办，中国第一所民办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获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2018-2019短短两年时间内，西湖大学已经作为通讯作者单位发表N&S论文5篇，在所有内地高校中并列第17位。进入2020年，西湖大学同样表现优异，目前已发表Science文章3篇，其中周强团队的文章“Structural basis for the recognition of SARS-CoV-2 by full-length human ACE2”登上了Science封面，成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Science所刊载的第一篇有关新冠病毒的封面论文。随着师资力量不断增强、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西湖大学未来或将成为在基础科学研究、技术原始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年轻力量。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原始动力，也是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双一流”建设以来，随着科研经费投入不断加大，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提升有目共睹，顶尖论文的产出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在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仍有较大差距，如美国每年的N&S的发文数高达2000余篇。因此，继续保持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队伍，努力产出更多顶尖科研成果，仍会是未来“双一流”建设的重点内容。免责声明：数据来自软科。在此鸣谢若侵权请联系我们立即删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SCI论文已从八十年代的星星之火形成了如今的燎原之势，提升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加强了我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SCI论文发表数量、引用频次、影响因子等核心指标也广泛地植根于各类学术评价中，以致形成了“SCI”论文崇拜。为了扭转这种势头，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其目的就是破除“SCI至上”，使学术评价回归正确的发展方向。众所周知，科学活动的本质和目标是发现未知世界的规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知识体系，其评价标准是真理性。而技术开发的本质和目标是发明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手段和工具，其评价标准是效用性。论文和学术期刊是两类活动的重要成果形式和载体，用SCI论文发表数量、引用频次、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术评价的核心指标，实质上是偏离了科学活动与技术活动的本质追求，异化了学术初心。首先，“SCI至上”导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三类不同科学活动的评价同一化、同质化。我国已经形成了无论从事哪类科技活动，学术评价中必有“SCI”论文指标的风气，否则就“不够学术”。这就使得许多科技资源的配置不是以解决科学问题为导向，而是变成了以发表SCI论文为导向。其次，“引用频次”在学术评价中的简单使用，往往容易淹没或模糊真正的学术贡献，同时也容易引发对引用频次的功利性追求。学术研究中的“引用”行为应该是自然发生的，通常被引文献在论文中会出现在前言、综述、文中、结尾等不同位置，引用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异。有的内容会被赞赏和肯定，有的会被质疑甚至批判，有的只是被提及。“引用频次”在学术评价中被简单使用，往往是造成许多研究者学术价值迷失的真正原因。第三，“影响因子”是期刊的评价指标，用来衡量论文质量和价值就相当于“雾里看花”。期刊只是论文的载体，期刊的影响因子仅能说明论文发表在一个什么样的学术载体上，只能辅助说明其潜在影响力，如果用来证明论文的质量或价值，就是对“影响因子”的滥用。更何况“影响因子”学科差异性很大，用“影响因子”来评价个人的学术水平或者作为区分学科发展优劣的重要维度是对定量科研评价的扭曲。SCI创始人和影响因子的提出者加菲尔德教授曾经在多个场合不断提及，其创建的初衷是促进学术交流和科学研究，不赞成用来做学术评价。2009年，他受邀参加我校主办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就明确表达了上述观点。本次印发《意见》的目的不是不要SCI论文，而是表达了学术评价改革的立场，要破除“SCI至上”，正本清源，让广大科研工作者回归学术初心，共同营造优良的学术生态。那么，后续该如何改进呢？一是要用好以“Web of Science”为代表的国际知名学术数据库，让这些学术大数据为我国科技发展赋能助力。SCI及相关数据库承载了人类众多具有代表性和优质的知识成果信息，具有很高的科技情报价值和科学技术认知价值。与其他数据库相比，其最显著的特点和优势是有引文信息。而追溯引文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引用极性，从而建立论文评价的微观机制，避免过去的用简单被引频次做评价的弊端，为人才选拔、人才学术评价开辟新的考量途径。另外，2016-2018年，在我负责的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制造工程科学（技术）的研究进展、竞争态势及我国的对策”的研究过程中，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团队就是以283万篇ESI期刊数据、722万篇EI数据和350篇专利数据为载体，运用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以及文本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对国际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四个领域的研究前沿竞争领域与热点、重要代表性人物与机构等进行了定量研究。与依赖专家的主观判断相比，依托学术文献的研究有助于知晓国际同行的科研动态，能够更客观地再现科学概念的起源及演化路径，有利于我们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通过引文分析能够揭示科学技术知识之间的联系及学科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现重要学术领域和关键核心知识，特别是期刊文献与专利文献的互引，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互动机制，为科技规划和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定量依据。二是立足需求、回归初心，做“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践行者。“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要求“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应有二层含义：一层是要求科研工作应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即使是基础研究也应该尽量从应用研究引发的基础科学问题着手，从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的高度来开展科研工作；第二层是处理好研究选题与成果发表的关系，对与我国发展需求密切的论文要首先考虑在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容易看到、能够看懂的杂志发表。论文发表不应将一流成果在第一时间投给国际期刊英文发表，而将二流或不入流的成果投向国内期刊发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论文，如果同时将其核心内容以合理的方式用中文发布，让很多人在第一时间看到，也许会极大地促进相关研究的进程，减缓疫情蔓延的程度。三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论文评价方法、指标和工具体系。“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是《意见》确立的改革方向。需要我们从如下三方面考虑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论文评价方法、指标和工具体系：第一，要按照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从知识、时间和价值三个维度构建学术评价体系。从知识维度看，评价体系应体现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等不同类型科研活动及不同层次科技知识的差异性，体现不同学科领域知识成果的差异性；从时间维度看，评价体系应体现知识的生产、传播、转化运用等不同过程中，随着时间变化其作用及影响的差异性；从价值维度看，应根据评价的目的不同，从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市场价值等不同价值角度，构建学术论文评价体系。第二，促进学术期刊评价与学术论文评价协同转向，构建既有利于中国学术繁荣，又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打破一味效仿SCI期刊评价体系的局面，合理吸收国际期刊办刊的先进做法，构建一套符合中国价值取向的期刊评价方法、指标及工具。应加强顶层规划、合理布局，办好中文、英文两种语言的学术期刊，吸引国际优秀学术成果在我国主办的中英文期刊上发表，不仅让更多的中国人以最方便快捷的方式知晓最新的学术进展，而且让“中文期刊”和“中国声音”在国际学术舞台占据重要一席之地。第三，积极应对已经到来的学术评价范式的转变。我们正处全球科研模式从传统封闭或半开放的研究和交流范式向数据驱动的更开放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范式转变的时代，开放获取这一新的传播交流模式已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响应和推崇，以区块链技术等新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科研社区已经崭露头角，科研评价民主化或许成为未来论文评价的重要方式。对此，我们应该尽早研究、及时布局并加以实现，这不仅能够促进我们的科研成果居于国际前列，而且能帮助我们在科研成果交流、传播的平台上牢牢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作者：郭东明，系大连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精神，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近日印发《关于公布〈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拟启动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工作方案》明确，评价教师不唯学历和职称；评价科研水平不唯论文和奖项。另外，评价学术论文聚焦标志性学术成果，采用“计量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中国期刊与国外期刊相结合”的“代表作评价”方法，不“以刊评文”，淡化论文收录数和引用率，不将SCI、ESI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突出标志性学术成果的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着力扭转“SCI至上”局面。

每年，科睿唯安公司都会公布当年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入榜的科学家均发表了多篇高被引论文，其被引频次位于同学科前1%。2019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小编之前已经整理分享。论文，是当下的学者们科研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中国学者发表的引用量最高的100篇文章。本文信息来自Web of Science网站，由iNature统计整理。Web of Science是获取全球学术信息的重要数据库，它收录了全球13000多种权威的、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内容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领域。Web of Science收录了论文中所引用的参考文献，通过独特的引文索引，用户可以用一篇文章、一个专利号、一篇会议文献、一本期刊或者一本书作为检索词，检索它们的被引用情况，轻松回溯某一研究文献的起源与历史，或者追踪其最新进展；可以越查越广、越查越新、越查越深。在Web of Science网站，在关键词里面输入China，选择时间跨度1900-2019年，共检索到7980595篇文章（时间截止2019年4月2日）。按照被引频次排名的100篇文章分别是：对于这100篇文章而言，平均引用量是2142次，其中最高引用量是郝捷发表的CA文章，引用量达到了6091次；最少的为1496次，是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FLUID FLOW杂志上的"Heat transfer enhancement of nanofluids"文章。从学科分布来看，这100篇文章主要汇集在化学，材料科学，物理学，工程学以及生物学。从文章类型来看，这100篇文章主要是Article与Review，占了99%。从出版时间来看，这100篇文章主要在2004年，2005年，2008-2012年发表，达62篇。从杂志情况来看，这100篇文章在Science，Advanced Materials，Chemical Reviews，Nature等发表的较多。其中有2篇是发表在Cell Research上，非常的难能可贵。最后，从通讯单位分析，这100篇文章来自31个通讯单位，中国科学院以绝对优势领跑榜单，达到了36篇；其次是北京大学，以11篇文章位居第二；清华大学，以9篇文章位居第三。此外，华大基因/BGI、上海交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的论文数量也都在5篇或以上。西北大学是上榜的第一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有4篇最高引用文章，数量与C9名校西安交通大学一样，表现惊艳。作为一所陕西省属211高校，西北大学与交大、兰大等高校一同扛起了西部地区高校的科研大旗。"四大工学院"之三，华中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均上榜，风采不减。几所医科大学颇为争气，同为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天津医科大学各3篇，双非院校首都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各2篇。苏州大学、深圳大学一如既往，仍然是同类高校中的佼佼者。注：本文转载自iNature，图片来自iNature，内容由"高校与科研"稍作修改。关注"高校与科研"，获取更多关于大学的新鲜资讯和原创解读！

教育部、科技部近期发布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破除“SCI至上”，审慎选用量化指标，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职称评聘、学生评价的直接依据等。这一意见一经发布，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也引发一些争议。对于《若干意见》，一些焦点问题可能还是需要澄清。去SCI、不“唯SCI”，并非不看SCI，不看论文若不“唯SCI”并不意味着不看论文，不看SCI，这个基本原则还是需要澄清的。破“SCI至上”目的是破除“唯SCI”、“唯论文”，而不是不看论文，不讲SCI。SCI有其局限性，比如其偏科严重，更适合基础学科，对于其他学科很难全面反映，真实反映。同时，仅就论文评价，显然过于单一，等等。但SCI本身的价值也不宜全面否定，也是谁都否定不了的。SCI本来是一种论文搜集统计手段，有其积极意义与价值，但这种价值被功利化追求异化了，因此，SCI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我们错误使用。仔细阅读《若干意见》，文件也没有直接否定其价值，只是强调不能唯，不能以此作为评价的核心尺子。换句话说，如何使用SCI，而不是“唯SCI”，这是我们需要明确或者吃透的一点。不破不立，破的目的是尽快遏制不良影响SCI本来只是一种论文搜集统计手段，但以SCI论英雄、说长短愈演愈烈，导致科研界出现了很多功利性做法，甚至是荒唐的做法。“比如有的学者靠热点，拼凑、抄袭等，短短几年发表数十篇甚至百余篇SCI论文，却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曾经长期从事高校科技成果评价工作的李志民博士曾这样评价“唯SCI”评价带来的问题。一些学校，专家为了提高引用率与相关指数，竟然明文要求相互引用。种种极端功利的做法，误导科研工作，带偏科研作风，对我国科技水平的提高、人才的评价等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破除SCI为代表的论文至上，变得紧迫，需要尽快遏制这一导向。这大约也是这个文件的核心，先要破！要破，更要立，需要高校与科研机构在实践中给出答案既要破，也要立。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破了之后怎么办？唯是错误的，大家都赞同，但破比较容易，到底应该怎么办？也就是说怎么立？先说一点，立，不是新立一个尺子、一个新的SCI，这就大错特错了。在某种程度上说，《若干意见》只是给了一个精神，一个指导思想，给了一些原则性建议。如定性与定量结合，比如小同行评审等，都只是原则性建议与指导，具体该如何实施呢？这可能需要发挥一线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积极性，深刻学习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指导思想，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贡献自己的智慧，在评价评审的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制定适合的方案、具体的药方。因为即便是在同一个学校，不同院系与学科也会有不同的思路与做法，在探索实施过程中应该给与鼓励与支持，并不断在这些成功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不“唯SCI”的，新的科研与人才评价体系、方法。无论如何评价，需要保障客观公正，才能立得住我们之所以会出现“唯论文”、“唯SCI”，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是公平公正的问题。因为人情社会与基本诚信的缺失，我们在各行各业（不只是教育行业、科研行业）的评价中，更习惯于定量评价，数数；对于学生考核、招生，是数分数，对于教师招聘、评职称，是数论文。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出现“唯论文”、“唯SCI”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才能找到符合国情文化的解决办法，解决大家的担忧困惑，尤其是确保公平公正，如此才能真正去“SCI至上”，让新政立得住，否则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在一些定性评价、主观评价、小同行评价时，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公平公正。比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同行评议或者各种定性评价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公开评议专家身份与评审专家意见，这既是对被评价者的公平，也是对评审专家最大的约束，公众与同行共同监督；再比如，适当放大评审量，增加所谓“做工作”的难度，以最大可能降低各种灰色空间。破除“SCI至上”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是艰难的。相关领导人多次提出破除五唯的问题，建立新的符合中国国情文化的科研、人才评价体系任重道远，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需要注意的是，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的改革就如同高考改革一样，需要要更科学全面，但不能缺了公平公正。作者：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分会秘书长陈志文

日前，全国第三方大学评价咨询机构艾瑞深校友会网公布了"校友会2016-2019年中国大学CNS论文排行榜"，中国农业大学居排行榜第16位。《Cell》、《Nature》和《Science》简称CNS，是国际业界公认的三种享有最高学术声誉的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在三大名刊上的论文，大都是由世界范围内知名专家层层审读、反复修改而成的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三刊论文受到世界各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高校基础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CNS论文是衡量中国高校原创性重大理论和创新性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是反映我国高校基础研究能力与学术创造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是衡量中国高校学术研究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Cell》2016年11月22日凌晨，《Cell》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农业大学李向东教授课题组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高福院士团队合作的寨卡病毒最新研究发现——寨卡病毒在小鼠模型中可以引起睾丸损伤并最终导致雄性不育。这一发现从新的角度揭示寨卡病毒影响人类健康的可能性。论文通讯作者是高福院士和李向东教授，中国农业大学马文强、中科院李世华、中国农业大学马槊乾和贾力娜4位博士生是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Nature》2018年3月7日，《Nature》在线发表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崔振岭教授、张福锁院士等在农业绿色发展领域取得的新成果："与千百万农民一起实现绿色增产增效"（Pursuing Sustainable Proctivity with Millions of Smallholder Farmers）。这一成果是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专项"作物高产高效群体与关键生态因子的匹配及其调控"（2015CB150400）和农业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农作物最佳养分管理技术研究与应用"（201103003）等项目长期支持下，由中国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策划并组织河北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全国25家教学科研单位共同参与，历经10年不懈努力完成的。该论文共有46名作者，其中崔振岭为第一作者，张福锁为通讯作者。《Science》2019年8月16日，《Science》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农业大学田丰教授课题组的研究长文"Teosinte ligule allele narrows plant architecture and enhances high-density maize yields"。该研究从玉米野生祖先种大刍草中克隆了控制玉米紧凑株型、密植增产的关键基因，建立了玉米紧凑株型的分子调控网络，为玉米理想株型分子育种、培育密植高产品种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Science》杂志同期刊发了美国科学院院士Sarah Hake撰写的题为"Using wild relatives to improve maize"的评论文章。据悉，该篇论文为我国玉米领域的首篇CNS主刊论文。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生理生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田金歌和王成龙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田丰教授为该论文的通讯作者，国家玉米改良中心金危危教授参与了部分研究。2020年1月2日，《Nature》正式发表了中国农业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等多单位合作完成的题为"Assessing progress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ver space and time"的研究成果，并被选为封面文章。这是关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研究首次在《Nature》上以Research Article形式发表。《Nature》还同期发表2篇Editorials，对该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中国农业大学2014届农业水利工程专业毕业生、密西根州立大学在读博士许振赐为论文第一作者。中国农大李云开教授和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系统整合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刘建国院士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两个团队合作完成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指标数据搜集、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估等工作，李云开教授重点对农业、水等相关领域开展了深入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围绕人类营养与健康，以国家农业科技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为导向，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先后有多篇高水平研究论文在《Cell》、《Nature》和《Science》发表。目前，学校在生物育种、健康养殖、兽医公共卫生安全、农业绿色发展、农业工程、食品制造、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与全球食物安全等领域的研究居国内外领先水平。来源：中国农业大学

以下为整理的2020年小学教育论文题目参考，一共40条，分别整理于掌桥科研和中国知网。1、运用远程教育创新小学数学教学的途径探索2、新课改下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创新方向研究3、小学语文教育教学方法探究4、如何在小学语文教育教学中渗透德育5、浅谈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6、探究小学数学管理中的德育7、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课堂展示策略探微8、浅析信息化社会中素质情感教育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渗透9、农村小学如何开展创客教育的实践研究10、小学语文教育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11、浅谈小学数学教育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12、新课标下小学教育专业学生音乐素养的培养13、优良道德与关键道德：小学教师专业伦理的内容思考14、小学教育中教育惩罚的语言艺术15、浅析小学数学教育教学中思维能力的培养16、小学语文教育中读与写的重要性探讨17、信息技术与数学融合的教学研究18、中国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渗透和传播20、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德育教育21、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策略探讨22、小学科学教育生活化策略初探23、中小学音乐教育之我见24、陶行知教育思想如何运用于小学语文教学25、国学经典教育对小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培养探究26、有意为之,无痕渗透——小学高年级德育教育对策27、激励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28、小学生环境保护教育的有效途径29、新时代小学班主任班级管理德育教育的思考30、吉安市留守儿童教育状况及对策——基于A乡镇A中心小学研究31、浅谈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32、对小学生开展环保教育的几点看法包量33、农村小学留守儿童心理教育的策略研究34、城区寄宿制小学学生的家庭教育问题研究35、家校共育视角下农村小学德育教育策略探析36、政府会计改革视角下中小学教育成本核算研究37、小学科学教育生活化策略初探38、小学数学课堂生活教育理念的实践与反思39、小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策略研究40、面向素质教育的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查询检索以上论文的方法教程：一、掌桥科研（检索下载教程）1、打开掌桥科研（zhangqiaokeyan.com/LBJH-2020090702），进入首页，在检索框中输入“小学教育”，检索条件选择“主题”或者题名，然后点击搜索。2、检索结果页出来后，在网页的左侧，有导航选择板块，如发布年份、专业分类、文献类型等，根据自己需求，进行条件选择添加，如图：二、中国知网（检索下载教程）1、打开中国知网（cnki.net/），进入首页，在检索框中输入“小学教育”，检索条件选择“主题”，然后点击搜索。2、进入检索页后，再精细化一下，在页面左侧有一个主题选项，点开后，会有许多关于小学教育的主题，选项，然后根据自己需求进行勾选，然后点击左边一个悬浮的按钮“确定”如图：

来源：两江科技评论，作者卢明辉、李贵新编者按：最近教育部、科技部《关于规范高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教科技[2020]2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破除“五唯”弊端，探索综合评价体系，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提升科教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该意见稿为消除论文“SCI至上”的影响、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规范各类评价活动、改进学科评估、优化职称（职务）评聘、扭转绩效功利化、设置学位标准、树立政策导向等十条具体意见作了较为深入地阐述。但我国科教系统是个较为复杂的生态系统，各个研究院所、高等院校所处层次、水平不一，而具有的学科特色方向也各有千秋，为了让该意见稿得到更好地执行和具备可操作性，让管理决策者更全面地了解底层科研情况，值此疫情之期，满怀读书人“家国天下”的情怀，本期“两江科技评论”公众号特开辟“两江新语”栏目，邀请国际国内多位学者、编辑，以及企业界的代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各自立场的阐述，希望这些思考、观点和建议能够为科教管理部门、高校、研究院所的决策者们所参考，从而结合“意见”精神，制定更适合本单位的学科发展特色的策略。也希望这种开放的讨论，能够让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追求科学精神，回归学术初心，促进创新生态，为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思考和意见也许会有考虑不周之处，也许会有满腹牢骚之嫌，但相信各位学者都是满怀对国家之款款深情，对中国科教事业发展的殷切期待，其言也善，其情也真，敬请批评指正！ 卢明辉、李贵新01不崇拜但是要尊重SCI 石锦卫 北京师范大学两部委的《意见》，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这个讨论超过了学术界。作为一名中年教育科技从业者，我从三个角度谈一点个人看法，一家之言，抛砖引玉。 第一、宏观战略国家科技基金的目的是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科技两字其实是两个词，科学与技术。不恰当地比方，技术是当下的苟且，科学是诗与远方。科学知识是公开的，属于全人类，哪怕战争年代都是如此。技术是封闭的，有各国的专利法等等保护。我们国家现在关心的“卡脖子技术”，就是核心技术，有很多我们都没有掌握。而另一方面，我们的SCI论文数量、质量、版面费与日俱增；这种矛盾是从上到下对学术界颇有微词的内在根源。其实作为知识传播的载体，SCI期刊论文一直在有效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为什么做核心技术研发的人很少？做技术，做工程，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风险。如果做不出来，可能一辈子就毁了，甚至毁了一个行业（投资人再也不给这个行业的概念注资）。这里有中国社会的风投行业不成熟的原因，也有科技领域的惯性思维原因。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是严格区分的，对于当下我们最缺的核心技术，国家和社会要鼓励科学家积极参与工程项目，协助解决技术难题，也包括卡脖子技术中的科学基础问题。同时，要注意专利权保护，这也是对承担科研风险的科学家的保护：假如哪位科学家和工程师能解决中国的航空发动机、商用光刻机研发等核心问题，就是应该允许他们靠这个活一辈子。这么说似乎和文件精神不符，但是仔细想想，商业领域的卡脖子技术相当多的都是被国外公司的专利壁垒挡着，我们国家的正规公司没办法以这些专利为基础往前跨一步，否则，怎么可能至今没有任何突破？当然我也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商业机密”连专利都不申请，这是因为当有基础专利链条作为第一层防护时，这些“机密”就没必要公开了，这样即使个别国家无视专利壁垒，也无法获得最尖端的技术。欧美公司的这些做法成功了，我们在开发自己的技术时为何就不能这么做呢？再说科学。科学的特点是开放，不能封闭。能不能不要科学，只要技术？不要科学界，只要工程师？这很显然是不行的。今天的科学知识是明天的核心技术的基础，不去抢占科学前沿，难道任由今天发生的被人卡脖子故事在明天继续吗？更不要说，现在很多科学家（高校为主）还同时担任教书育人的重任。科学研究（包括写SCI论文）是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部分，总不能把大学重新退回到师傅带徒弟的手工作坊模式吧。第二、个体发展如何才能让国家的宏观计划得到可持续性地发展？激情奉献可以解决一些燃眉之急，但是良好的长期制度更为关键：一个人一段时间做一件事容易，十年坚持做一件事很难，一群人几十年坚持不懈甚至前仆后继地做一件事最难。一个好的制度要能让个体乐于为国家目标服务。我们国家在改开早期，提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取得了经济的腾飞。当然片面强调经济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比如GDP至上，不顾环境污染，不顾生活质量和百姓的幸福指数等等。以科教领域为例，负面效果如：高考唯分数，科研唯各类指标（SCI是其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这几年大家认识到，高考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公平；各种高考改革方案，不管初衷是好的还是掺私货的，执行层面很难做到公平（考生公平，学科公平），这是高考改革经常失败的重要原因。同理，在有更合理的措施之前，盲目地批判SCI很容易造成更大的不公平甚至混乱。破易立难，群情激昂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无比正确，都想对有缺陷的墙踹上一脚，没多少人想过怎么盖新房子。科研领域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哪怕一个很好的改革想法，如果缺乏全盘考虑的思路，往往效果适得其反，最终导致人们对于改革想法本身的质疑，改革失败；其中不乏形式主义的低级红高级黑。不唯SCI，不唯帽子，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学校、研究所的领导难道不知道？其实还是领导们要对“考核”负责：每年拿多少项目经费，吸引多少“帽子”人才，学科评估几十条指标……。所以最关键是只弱化各种“唯”生存的土壤，否则不唯SCI，也会唯其他。基础科学的评估，应该交给最广泛的同行，而不是少数专家，所谓的基础科研没有领军人物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科技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哪只鸡会下蛋。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年轻人的活力是无穷的。然而，各类基金、项目、课题评审都是资深专家为主。要允许各类评审专家每年分配一部分比例给青年科学家，要逐步将人才“帽子”改成推荐制度，从院士，到杰青，再到其他。要将帽子的荣誉提升，甚至个人收入也可以抬升，这也是对人才取得的成就的奖励；但是项目申请和评审权、论文的评审权不能跟着抬升，否则会带来严重的马太效应、裙带关系，反而伤害了科技的发展。新的项目申请对应未来的工作成果，理应和没有帽子的人、和年轻人平等，而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人才。这方面SCI期刊反而是做得相对比较好的，值得我们尊重：物理学界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即使成名之后，也都有被期刊拒稿的经历；国外科研不活跃的院士，甚至诺奖获得者都有实验室关门的例子。当然某些学科领域的SCI期刊也是学阀把持，我想说，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要大家有决心，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定有信心做得比国外更好。第三，学术期刊SCI期刊版面费是有一些不合理，也有“开放”期刊的好处，可以直接下载阅读。学术圈外的朋友可以去试试看那些不要版面费的国际顶尖期刊，看是否让你免费直接看论文。高额版面费可以限制，但是这不是SCI本身的问题。国际顶尖期刊的声誉不是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是多少年的积累才形成的。中文论文要发，英文论文也要发。总有人把“外国”和中国对立，认为投了太多SCI期刊论文就是受“外国”操控，不知道“外国”不是一个国家！英语只是学术界交流的语言，其广泛使用有历史原因。新中国刚成立时的科技非常薄弱，最早期的一批科学家广泛与世界交流，才打下了国家的科技基础。本人有幸和某些前辈聊过，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英文水平之高。到现在国内的优秀教材依然有不少是参考了全世界的顶尖教材而来的，老师们用这些教材教育了你我。顶尖的科技工作者需要具备从外文期刊获取最新知识的能力，也需要具备向世界宣传我们的工作的能力。 另外，现在又开始指定国内期刊，这种“指定”的标准是什么？事实上，国内已经有不少期刊获得了不错的国际声誉，并不需要“指定”。退一步，即使现在的指定是合理的，学科发展是动态的，新的交叉学科出来，指定范围内如果没有合适的期刊，是不是抑制了学科的发展？这种给特定期刊戴帽子的行为，和唯SCI、唯帽子相比更恶劣，不难想象今后国内学者的主攻方向就是如何拿到这些期刊的话语权，或者“高水平期刊”的指定权。其实，我们可以自信地应该让期刊自我调整发展，与时俱进地吸收最前沿的最有活力的研究论文。02几点感想 陈岐岱 吉林大学相关文件出台后，科学网与知乎等媒体上已有很多很好的贴子论述SCI论文作为评价标准的问题和意义。在此就不赘述了，这里谈一下其他方面的感想。对于高等学校而言，其主要任务是：教授知识、创造知识、服务社会（技术成果转化、科普等）。论文和专利是创造知识方面的最重要的产出。当前，国际上高水平大学的教师也主要以发表高水平论文为科研表现形式，教学研究类大学教师真正做好高技术产业化也极不容易。对某些学科，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推动高校老师去做发表论文之外的成果转化，短期内对于解决国家高科技领域瓶颈问题，效果未必好。高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必须需要合理引导高校，科学院、工信部、航空航天部门的研究所，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高科技公司协同解决。当前，国家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反SCI至上”的指导文件，初衷很好，但是其带来的后续效应可能是对于高校的评估日益增加，各种指导意见和文件亦会不停的在加大加细。各类评估必然需要数指标、数字，需警惕产生围绕当前规定的新“四唯”。此外，建议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包括高校自身需建立政策反馈机制，根据自身特点系统评估各类教学评估、创新创业活动的成效，共同制定更有效的宏观政策。建议各高校制定“百年育人、百年科研”的长期发展大计，根据国家的指导意见，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教师培养策略。配合国家相关文件的精神，不使用简单的行政统计方法来指导反SCI至上问题，从而可避免我们从反“旧四唯”落入新的“四唯”。03美味果酱需小火慢熬，创新成果要真材实料 张彦峰 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人民群众宅在家里，除了关注新闻，就是琢磨吃的。笔者也不例外，在凉皮油条肉包花卷葱油饼小麻花后做了一次草莓果酱，熬制果酱的过程照常是全家齐动手/口。习惯于马前炮的家属再三叮嘱：一定要小火啊，不要着急开大火，果酱糊了就吃不成了。我一边开着最小火搅拌果酱，一边想，这话很有道理啊，我们做科研的，想有真正创新的成果，也得要扎实有料，不能浪费了经费，挥霍了时间，错失了机会。1942年，社会学家洛根·威尔逊（Logan Wilson）在描述学术团体时使用了一个词叫做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发表当然是很重要的,存在个人电脑硬盘的数据无人知晓无人分享更无法推动领域内的进步。发表在高质量的、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可以提高学术界的准确性。在职业生涯的任何时期，发表高质量论文都很重要，发表可以帮助学者获得晋升、助学金、奖金等利益。现在的问题是：论文在利益分配上的比重太大了。没有论文，研究生评不到奖学金、教师不能晋升无法发展。研究生的“收入”一般是两部分，固定部分是学校和导师发放的补贴，另外一部分是优秀奖学金，而奖学金的评价标准通常是论文，并且这个论文要该学年有效。这就使成年许久生活窘迫的研究生有了发表快速论文的驱动力。对于教师，论文也是同样重要。没有论文，教师很难有机会主持项目、获得晋升机会，更不用谈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人才计划还通常有种种限制，例如广州的“珠江新星”人才计划限制在35岁。对于工科来说，新教师入职后建设平台开展实验要耗时好几年，埋头苦干突然发现没了申请资格，这也使得教师倾向于做短平快的能发表论文的工作，而不是踏实建设平台创造核心竞争力。这些与论文直接相关的利益分配让学术圈的主体（研究生和教师）都有发表“快”论文的动机，而贪多求快通常伴随的是嚼不烂。本来一篇论文可以讲清楚的，非得留一半甚至大半下回分解，等同于一瓶稀汤拉水的果酱。要想大家都不急，需要降低绩效和奖学金的比重，比如绩效/优秀奖学金：工资/固定奖学金低至1:10，解下挂在驴头前面的胡萝卜，让科研活动的主体不用疲于奔命的去填形形色色表格申请项目申人才计划，而是踏踏实实投入更多的时间到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就像做果酱的时候，多切点果肉进去，小火慢熬才能成就一瓶货真价实的果酱，科研的时候把工作做扎实，不急不躁不掺水，才能出真材实料的成果。04关于科研评价标准与科研资源分配的一点思考郜定山 华中科技大学针对当前科研评价、科研经费资源分配、科研人员收入分配中存在片面使用SCI论文相关指标的等现象，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通知要求高等学校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 上述通知印发以后，引发了广大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的热烈讨论。大多数科研人员对通知的出台持拥护肯定的态度，同时也有一些科研人员担心旧的SCI指标评价体系被破除，而新的评价指标体系还未建立，会导致一段时期内出现混乱局面。笔者从事科研工作近二十年，从自身体会出发，对我国科研评价标准、科研资源分配、科研人员收入分配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科研论文SCI指标评价的功与过科研论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呈现形式，特别是对于基础研究更是如此。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数据库是从科研统计学的角度出发，对各种学术期刊、学术论文进行引用次数、引用率、引证关系的记载和数据分析。应该肯定，SCI论文发表，对于早期提升我国科研论文水平和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各种SCI收录指标（期刊影响因子、论文他引次数、高被引论文等）被广泛用于高校排名、学科评估、人才项目评审、科研项目评审、职称晋升、科研奖金发放等一系列资源和收入分配活动中。那么，用SCI收录指标来评价科研成果水平是否科学合理呢？结论是否定的。首先，SCI收录指标只统计论文这一成果类型，无法对论文之外的成果进行统计评价。另外，SCI收录指标无法直接体现论文本身的创新贡献和水平。比如，不同学科的期刊影响因子差异很大，生物、材料、物理等学科期刊影响因子远高于通信、计算机、机械等学科。论文他引次数、高被引论文等指标受研究领域方向热度影响，不能简单把高被引次数等同于论文本身创新水平高。引用还需分肯定性引用、中性引用和否定性引用。因此，单一的SCI指标体系，难以科学准确的评价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水平。 二、如何更加科学合理的进行科研评价按照科研活动的特点，大致可以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两大类，其目标任务也各不相同。其中基础研究以探索发现新的自然规律、拓展人类知识库为目标，成果主要以高水平论文来呈现。应用研究以解决产业、工程中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为目标，成果体现为新产品、新技术、有价值的专利、重要工程应用、科研论文等。正因为上述两类科研活动的任务目标、成果载体各不相同，因而，无法用单一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进行成果评价。需要根据其科研特点，来制定其各自的评价标准体系，即建立分类评价体系。例如，对于基础研究，可以采用代表作论文来进行评价，在评价时不应只看论文SCI收录指标，还应更多对论文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学术贡献做出科学评价。对于应用研究研究，不应仅用论文来衡量评价，而应该注重解决相关产业的瓶颈问题、在重大工程中获得应用等成果评价。另外，在科研评价中，不能单靠数指标、数数量的定量评价，而应该结合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为了使得科研评价更加科学合理，必须使评价紧密围绕成果的科学内容、科学创新和科学贡献来进行，只有广泛依靠同行评议才能做出准确的评价。一些科研人员担心不靠定量评价，可能会导致托关系找熟人，带来科研评价的不公平问题。因此，通过建立透明、严格规范的同行评议制度显得极为重要。 三、科研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规则亟待改革目前，学术界“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科研经费资源分配、收入分配规则与论文、帽子、职称、学历、奖项这五个参量等过分挂钩，使得学者在科研经费、收入待遇等方面差距巨大。资源过分集中于少数有帽子、有头衔、有奖项的学者，其中一些学者确没有投入足够精力到教学科研工作中，没有树立很好的榜样。大多数没有帽子、头衔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收入普遍偏低，并且很少能获得科研经费、资源的支持。过了“帽子”申报年龄期限的学者，过早丧失了斗志和激情，处于半退休状态。这些现象都严重损害了我国科学研究队伍的整体战斗力和精神风貌，亟待通过改革来扭转。比如，通过缩小科研工作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减少与资源、待遇直接挂钩的各种评比，规范经费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机制，可以从根本上扭转上述“五唯”现象，激发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潜心治学。 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相信此次教育部、科技部联合整治文件的出台，必将引导科研评价标准和科研资源收入分配规则更加科学合理。作为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我们应该不忘初心，潜心教书育人和科研创新，为实现科技强国梦贡献力量！05“计算电磁学”小领域“破四唯”的思考与建议沙威 浙江大学科技部近日专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旨改进科技评价体系，破除科技评价中过度看重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忽视标志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及工业、国防领域的应用等“唯论文”不良导向。政策一出，科研工作者纷纷发声，各种观点激烈交锋。在国家管与不管，论文、引用看与不看，评价体系公平不公平等诸多问题，展开了一场科研界实事求是、集思广益的大讨论。针对所在的“小”研究领域，“计算电磁学”方向，我想谈谈个人想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近年来，随着5G/6G 通信、高性能计算、智慧城市、和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高频、高速、宽带和多功能集成电子设备正全方位应用到国民经济诸多领域，电磁环境愈加复杂，电磁频谱管理愈加困难，电磁兼容与电磁防护设计问题日益突出和严重，自主电磁仿真设计软件的研发愈加迫切。国外主流商业软件开发历史已30多年，仿真功能和计算性能日渐精进，我国的电磁软件差距巨大。美国对华为进行电磁仿真设计软件禁运，表明电磁仿真已成为卡脖子的重大战略问题，严重阻碍我国通讯行业的发展。而电磁模型的建立、仿真算法的实现、EDA智能设计软件的开发，正是计算电磁学这个“小”领域的“大”作为。国家出台破“四唯”政策，对计算电磁学领域的研究者而言，可把软件开发及具体应用作为标志性成果之一，而不把论文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上述措施无疑是一种积极的进步，对领域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科技部试行措施也对计算电磁学领域的未来发展带来新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在这里不得不仔细推敲，总结一二。第一，对一个学者，尤其是高校学者，论文的发表档次和引用情况，依然是其国际学术地位和科研影响力的最重要指标。拿电磁学IEEE Fellow举例，一般来说几十篇以上的IEEE论文，上千次的谷歌学术引用量，并有1-2篇原创性工作，是基本门槛。因此，计算电磁学领域的国内学者，为了争取国际话语权、引领学科前沿，发论文是必由之路。另一方面，没有高质量的论文，很难具有高超的学术水平和学科基础，也不可能研发出创新模型和高效算法，超越目前商业软件的功能和计算性能。而科技部明确表示，论文应该发表在“三高”期刊上。但作为计算电磁学这种小领域，国内的卓越行动计划期刊列表中，并无任何一个涵盖该专业领域的期刊，甚至连电磁学大领域的专业期刊也未发现。因此如果投稿，只能将稿件投至中国物理、中国科学、科学通报这些大类期刊，其发表难度很大，且难寻找合适的专业评审。而国际的“三高”期刊，由单位学术委员会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确定，因此计算电磁学领域的许多国际期刊也不可能进入这个列表。比如IEEE天线、微波、电磁兼容三个学会合办的多物理场仿真期刊IEEE Journal on Multiscale and Multiphysics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JMMCT)，是计算电磁学领域的权威期刊，众多IEEE Fellow投稿。但目前没有影响因子，属于小领域期刊，不可能进入“三高”列表。因此，科技部的相关政策，无疑增加了计算电磁学学者发表本领域论文的难度。而国内的计算电磁和应用电磁有关的中文期刊，投稿量会大幅减少，进一步的发展将遭遇“滑铁卢”。第二，计算电磁学相关EDA软件的研发，不可能由高校研究者单独完成，而更应该是科技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研究所，十年磨一剑的大工程。电磁软件开发，涉及网格生成、核心算法、后处理、并行技术、界面开发、软件工程、风险投资、产品营销等诸多难题，是系统级的大工程，也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款成熟的商业软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数十年的积累、改善与更新，不仅需要核心算法层面的突破，还要依靠成千上万用户的反馈，不断修改和优化，才能达到工业级的成熟度。目前我国基本的电磁场仿真软件水平，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更不要提多物理场仿真、微纳电磁仿真、量子电磁仿真等新兴领域的软件开发。因此，由企业打头，优化资源调配，进行商业化运作，加之高校对核心技术进行支撑和帮助，是国产EDA软件发展的必由之路。以美国计算电磁学知名学者，美国工程院院士周永祖教授为例，他本人并没有参与商业软件的开发，但他提出的多层快速多极子算法，被商业软件FEKO采用。此外，周教授本人和Intel公司及其它软件公司长期保持联系，许多毕业的学生在这些公司工作。另一个例子是HFSS商业软件的早期主要研发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李金发教授，目前他并不在软件公司高层，但他的学生赵克钟博士在HFSS从事研发工作。我在伦敦大学学院（UCL）工作期间，FDTD Solution也和我的合作导师Nicolae Panoiu商议，是否有必要把前沿的光子拓扑绝缘体陈数计算加入软件。国外商业软件通过和一线教授的密切合作，保持了软件的前沿性和更新性，满足了客户新的需求。因此本人建议，国家无需对科研人员发表论文在哪些期刊，发表多少篇数，发表影响因子高低，过多限制。在代表作和同行评议的体系下，进一步加大外审（避免利益冲突），完善评价体系的公平性即可。而国家需要做的是对卡脖子方向的企业，进行引导或支持，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转换，促成企业和高校之间密切有效的合作，从而推动国家科技的高速、健康发展。没有任何一种措施和任何一种评价体系，是绝对的正确或公平。根据学科、领域的特点，给科研工作者、用人单位更大的自主权，让其自由调节，自由选择，有的放矢；进一步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破除科研帽子与个人生活待遇的挂钩，是未来国家科技决策者需要思考的问题。06谈开展科学研究的初心彭亮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对SCI论文的使用提出了负面清单。广大同行深深感受到了国家在重视基础研究、提升我国科研工作者水平、营造良好科研氛围方面的决心。对于通知提出的多项SCI论文使用原则或规则，我个人表示支持。可以预想，各级单位将会对本单位的各项规则做出必要的修正或修改。作为一名普通科研工作者，现就我所见到、所理解到的一些关于论文、SCI、职称等科学研究所涉及到的多个方面做一些个人陈述，分享给大家。1.科研人员与SCI论文一般情况，科研人员从一进单位开始就会想着如何做得出色，自然就会树立自己工作的目标。这里面涉及到职称和人才头衔两个方面。职称，是各个单位评价本单位人员科研能力、激励科研人员成长的有效机制。理论上职称越高的人员拥有更强的科研能力，更可被委以科研重任。人才头衔，则是国家激励科研人员积极创新的一种方式。拥有人才头衔的科研人员，在各种场合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拥有头衔的人获得了国家的认可，更具有科研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获得职称，需要在本单位证明自己的业务能力水平；获得人才头衔，需要在更大平台证明自己的业务能力水平。科研人员通过努力开展科研工作，发表经过同行评议的科研论文，获得上级的项目资助，都是无可厚非是展示自己能力的方式。问题在于，不同人的科研业务能力如何评价？量化是保证公平性的必要手段。当前，对科研加以量化的手段就是论文发表期刊档次、数量、被引用等，很自然地需要依赖SCI、JCR等工具。在科研人员努力晋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如何拿到一些硬性指标，论文必然是重点。这是大家看重SCI论文的内因。看中SCI论文还有其外因。现在的科研单位都非常看中SCI论文、引用次数、ESI，因为这直接涉及到上级对本单位科研水平的考核和各种排序。所以，各单位都对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有明确要求，特别是将发表SCI论文与绩效挂钩，以此激励员工为单位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科研单位又非常看重拥有各种头衔的科研工作者，给他们极高的待遇和科研条件，配备大量辅助人员组成团队，造成相比普通科研人员的断崖式科研条件差距。在强大的激励措施下，有想法有执行力的科研人员都力图通过自身努力“出人头地”和获得人才头衔，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多做各种量化指标，SCI论文是最通用、最有说服力的。2. 破除“SCI论文至上”的迷局直至今日，很多科研团队已经陷入了SCI论文迷局。A：通过论文或者个人待遇提高、争取更好科研条件，然后追求发表更多论文，成为一种闭循环；B：片面追求期刊论文影响因子，在评判有多少科学意义、对本科技是否有推动方面思考较少，等等。围绕SCI论文的这些现象，并不是国内特有的，国外也是存在的。这种SCI论文迷局已经造成了诸多弊端。首先，社会发展实质上失去了优秀科研人才的支持：优秀的科研人员可能很多去追逐SCI论文了，愿意花大力气、长时间坐冷板凳去攻关各种“卡脖子”技术的减少了，因为做这些技术研发可能很难发表“高水平”论文，即使能发，数量也很有限。第二，造成科研经费的浪费：多数有头衔的人才忙于参加各种评选会议，团队内部成员热衷于争夺职称和各类人才“帽子”，偏离科学研究的初心。第三，造成科研力量的消耗：有些科研工作者进不了能发表论文的正向循环后，在规定的年限戴不上人才帽子，拿不到必备的科研条件，形成不了独立团队，无法有效开展科研，接下来疲惫地应付单位的各种考核指标。发表高水平、高档次的原创性SCI论文可充分体现论文作者在科学上的大胆创新、严密逻辑思维、良好的写作和沟通能力等，因此是科研工作者良好科研素养的体现。用高水平论文来评价一个科研工作者的科学素养，有效且准确。从国家层面，具备良好科研素养的人应该越多越好，因此应该大力鼓励国民发表高水平、高档次的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现在这类SCI论文数量远远不够。用SCI论文来决定个人利益和资源配置，其有效范围仅限于培养科研人员的行业，而不能用于科研事业本身。如果单纯弱化SCI论文，并不利于在各行业中广泛培养高素质的科研人才，也不利于独立科研个体做出多项创新研究。要走出SCI论文迷局、破除以论文为中心的科研闭环，关键在于在科研生态中将论文和利益、资源配置脱钩，不要让论文沦为争夺名利的工具。以下，是我对健康科研生态所做的一些展望。第一，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角色区分问题。不同人员需要走不同的职业途径，需要用不同的尺子来衡量和评价。科研人员的晋升，需要考察其在从业领域的专业水平，必要的代表性论文不可少。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角色互换，科研人员转换技术人员岗位，必须根据其在新岗位的业务水平重新评价定位；技术人员要转换到科研岗位，须展示其科研创新能力，应当在其从业领域发表相应水平的代表性科研论文。第二，科研人员如何安心科研，怎么获得公正评价的问题。科研人员应该根据自身条件，竞聘合适岗位，按照岗位职责努力工作，获得稳定的与岗位匹配的报酬。同档次科研人员只有在科研条件配置无太大差异的情况下，才会有意愿在相互之间达成有效合作，共创更大创新。科研人员应当接受以公开述职、内外同行评议为主要方式的考核与晋升选拔，在未完全履行岗位职责、能力与岗位不相称的情况下，应当接受岗位调整。第三，科研人员要意识到创新科研的长期性。突破性的科研进展往往在于科研工作者脑子“灵光一现”。某个科研工作者未能在规定的年龄期限内做出大的创新成果，并不代表他将来也不会有；同样，已经发表了顶级论文的科研工作者，也并不是说他一定会在今后做出更大的创新；论文成果的发表，未必代表着其能够在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何等重要作用。第四，科研人员应当在本领域精进业务，熟悉本领域行业现状，对未来走势有自己独立的评判。优秀的科研人员应当在行业分析中，发现和凝练一些有潜力的优质课题，以此形成项目申报书，为科学、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作出努力。在向国家科技规划建言献策的过程中，应该尽量客观全面地做出领域或行业分析。在有发展潜力的科学技术方向，应当勇于啃硬骨头、坐冷板凳，避免为满足考核指标而采取的投机性行为。第五，科研人员应当努力开展科研成果转化，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应当通过多种交流平台，向各科学界、产业界公开展示其科研成果，经常性地展开领域内外调研，扩大科学研究之间、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之间的碰撞，促进理论进步和与实践相互结合，让自己的科学研究落到实处。依照国家法律、合理运用规则，通过承担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等各方面获得应得利益，造就自身科研的良性循环。3.做积极向上的科研，从自身做起所谓“唯论文”，其本质上是为满足各类体系的量化指标而产生的一个极端效应。应该说，只要量化评价关联到利益与资源分配，就无法回避这种现象，其它任何行业也是一样。在职业生涯中不“唯”指标，是一个普通科研工作者的渴望。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地去求真、求实，促成科研健康发展，否则无论国家、单位乃至个人都不是真正的赢家。科研人员需要牢牢记住自己工作的初心，这一点相信大多数科研工作者都遵守得很好。当前，国家已经意识到科研生态中的各种问题，因此推出了一系列指导意见，正在努力促成更好的科研氛围。相信各级管理部门会充分尊重科研人员的真实愿望、考虑科学研究的自然规律，建设一个积极向上的科研体系，让科学研究回归本位。作为普通科研工作者，我与很多同行期望改革能够更加彻底一些，早日将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从无穷尽的各种指标追逐中释放出来，成为我国科学进步、技术创新与产业革新的重要力量。07关于科技评价新举措的三条观点和建议杨天 上海交通大学我相信大多数科研人员希望自己的辛勤耕作能够形成对学科和社会的真正贡献，大家以科研为终身事业都是带着理想和情怀而来。但可以想象，如果世界上不存在SCI论文，有多少科研项目会继续坚持做下去，又有多少科研项目会换一个做法？我也相信有很多同行和我想法一样，如果自己的工作违背了从事科研工作的初心，反而成为资源流失的渠道，真的还不如回家待业。因此我非常支持新政策的出发点。应明辉邀请，下面浅谈三条个人观点或建议。1.关于奖励：我想打个比方，拴绳子、任务奖励是用来训犬的，对老虎应该放回山，不能用训犬的方式却想养猛虎。真正有理想的科研人员做出好的成果本身对他她就是最大的奖励、最开心的事，没有必要用其他奖励来替代和扭曲好工作的价值。诸子百家百花齐放不是考核和奖励出来的。相信科研人员、尊重科研人员、提高工作和生活质量，让有科学追求的人放心大胆地加入我们的行业、沉下心来追求自己的理想，就一定会好起来。但是，这个理想状态和目前的状态似乎是两个不同的稳态，完成双稳态跃迁需要比维持稳态有更高的输入，因此我也理解管理部门做起来并不容易。2.关于评价与考核：很多人认为需要找到对科研人员的另一套评价体系来替代目前的考核方式，但切不可没有评价体系，他们的理由是担心吃大锅饭造成国家投入的浪费。但我提议换个思路。做出顶尖的科研工作需要专注，而专注需要稳定而不是求生的紧迫感，用考核去逼本来就很有理想、很有情怀的科学家只会消灭他们。爱因斯坦说建造科学殿堂的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展示自己的高超智慧从而得到优越感和满足，第二种是出于纯粹功利的目的，而只有少数人是第三种，他们逃离世俗的喧嚣和欲望把自己沉浸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对科学世界进行构造里。为什么考核体系下难出大师，我想答案已经很明白了。另一方面，不从行政层面进行评价考核就真的会造成投入浪费吗？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让大家稳定生活、沉下心来从事科研工作未必要付出更多经济代价。比如，宁可给一个人每年50万工资白养着他她，也别用苦日子逼他她每年去申请100万经费却做不出来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最难的题只要有最优秀的人解出来就可以，因此对于科研这样的行业，过分鞭策大多数是有利还是有弊，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信陵君有养食客三千的气度，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启示？3.关于项目申请：按照现状的大项目申请流程，申请团队会花很多时间写本子和准备答辩，而评委需要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决定。这是一个不易理解的逻辑，为什么花了2个月甚至更多时间准备的材料和千万上亿的经费，可以在十几分钟内就判断清楚明白？而且评委并不是个个都是该方向的专家，却个个都需要给分、投票，如果评委对这个课题不是很熟，那他她做出判断的依据有可能脱离帽子、论文、项目等量化指标吗？我建议参考商业投资的做法，让投资专员深入细致地跟项目、做调研、给出投资报告，通过这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解决很多“一刀切”解决不了的问题，也会让经费流转到真正需要的团队。08SCI论文评价的一些思考段辉高 湖南大学对于一名研究生导师，我首先关心文件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影响，同时也担心自己的研究生误解文件，所以我看了文件之后，第一时间写了几点体会与自己的研究生分享。（1）不唯SCI论文，并不是说不要论文。文件中提到需要三类高水平论文，需要代表性论文，需要国内期刊的论文，鼓励把文章发在国内。（2）文件是鼓励大家不要乱发论文，不发跟风型、热点型、炒菜型、灌水型的论文，而鼓励原创性论文。（3）科研论文仍然是做科研的人必须要发表的，做科研不忘初心，初心还是要从解决人类重大生存问题、拓展人类知识边界、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提升国家竞争力等几个方面进行，而这几个方面的进步还是需要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分享，需要数据的不断积累与学术思想的及时交流。（4）整个文件是好事，让我们每个人不要焦虑于文章的事情，可以静心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围绕实际需求和科研的本质去做事；也不必为自己的方向不好发文章或者不好发所谓的高影响因子期刊而焦虑，而应该优先考虑自己做的东西是否更有意义。（5）能写好论文仍然是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只有能写好科技论文才算是经历了严格的科研训练，有了这个思维方式，我们才能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更好的沟通、交流和表达，这个素养是跟随大家一生的。针对指挥棒的突然变化，我也在思考一个研究者、一个研究机构在现在评估、评价、评审仍然非常多且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该怎么做，算是对自己的一点提醒，随笔如下：评估评价评审何其多，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其实，对于个人和机构，做事情做决策的目标是优化投入产出。我们知道，对于优化，除了短期优化和局部优化，更重要的是长期优化和全局优化，虽然有时需要兼顾。所有涉及到长期优化和全局优化的事情，都有最基本的底层故事逻辑，也就是我们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例如对于我们，需要“不忘教书育人初心，牢记科技强国使命”，只有这样才不会跟着指挥棒乱转或者片面理解指挥棒。制定指挥棒的人也不是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最佳的制度，制度是靠大量的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实践出来的。其实如果我们去研究指挥棒文件，相关的文件中没有哪条是写得很绝对的，而且很多文件的初心也是好的，只是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这也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作为教育和科研工作者的个体和机构，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去选择做什么及怎么做，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能力，最好能通过实践和实际效果来引领和影响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我相信如果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根本不需要看指挥棒的细节是什么。其实，顶层决策者真正缺失的正是各个个体实践出来的先进的理念、前瞻性的制度及成功的案例。在大方向确定的情况下，长期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比去迎合指挥棒更重要。现在最让人担忧的是，没有了指挥棒或者指挥棒突然变了，一些机构和个体很失落，因为多年来为迎合指挥棒（例如SCI、ESI）的付出突然没有价值不大了，不知所措。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作为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应有初心和使命所定义的最基本的故事逻辑，明知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也投入太多精力，只顾短期优化和局部优化，资源就会错乱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随着指挥棒的突然改变而疲于奔命，在发展上始终落后别人，同时因为没有定力和长期投入甚至内耗过多而缺乏核心竞争力。从管理部门来说，应允许各个机构在初心和使命明确的情况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选择路径并实现多元化发展，少一些行政干预，给予相关机构和个体更多的自主权。各个单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为了初心和履行使命，他们所需要做的优化路径必然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建议就是减少各类针对结构和个人的评估评审评价，相关管理部门可考虑花更多精力来优化资源配置进行宏观调控，而不必具体到操作层面。在优化经费布局的情况下，基础研究可交给学术共同体去自我评价，不涉及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应用技术开发尽量交给市场去评价。09关于科技部的文件对普通中国科技期刊未来发展的影响白雨虹 《Light: Science &Applications》（1）只有基础类研究有论文要求，实行代表作制，具体限定了篇数（个人5篇，团队10篇、20篇或40篇）。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应不少于1/3。“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简称“三类高质量论文”）。”三高期刊名单由各单位学术委员会确定，其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参照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目录确定。 对科研人员是不是福音有待进一步求证，但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中国科技期刊绝对不是好消息。谁愿意自掏腰包去发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代表作”的文章？谁愿意冒着被约谈、经费被追回的风险用科研经费发文章？论文总量减少，普通期刊没有论文回流红利，应用的又没有论文要求，普通期刊还发表什么？现有5300种中国科技期刊这次恐怕至少要自动关掉一部分了，剩下的很多期刊也会面临大考。（2）“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按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支出均不允许列支。”可否理解为科技部的项目都不能发表在其他普通期刊，代表作应发表在“三高期刊”？否则不允许在项目经费中报销。如果没有考核，单纯是为了学术交流而写文章，或者对作者是重大利好，估计很多国内期刊为了暂时的存在，会采取不收版面费的方式吸引稿源，这样，普通期刊，可以为学术交流而交流，问题是长期如何生存？纯公益属性？（3）“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科技活动，……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 “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项目（课题），不把论文作为申报指南、立项评审、综合绩效评价、随机抽查等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不得要求在申报书、任务书、年度报告等材料中填报论文发表情况。”即许多科研活动都不需要论文。总之，除了基础研究需要5篇代表作以外，其他都不需要提供论文，也就是写或不写均可，甚至连三大奖里边的创新和发明，都不需要论文。这样一来，普通中国科技期刊为什么需要存在？谁需要普通中国科技期刊的服务？普通中国科技期刊的稿源从哪里来？ 10关于科技部“SCI”新政的几点思考杨兰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Photonics Research》主编最近科技部为改进科技评价体系出台的新政，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在学术圈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在大家欣喜科技部花精力改善科研环境的同时，也有担忧，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评价批判旧有的机制之前，我们有没有确定新政一定就解决现在的问题，还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应“两江科技评论”公众号的邀请，作为成千上万个在学术界的作者之一，也做为另一个身份—科学杂志Photonics Research的主编，既是科研工作者和作者，也是为学界服务、宣传科学的杂志编辑，从不同的身份来提供我的视角。新政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的出发点是好的，主要是为了扭转不合理的教育评价导向。但是这个新的标准是不是解决问题，如何执行，能不能考虑到大部分科研工作者的需求，以达到客观评价的目的？没有一个合理且客观的标准，执行起来不仅是难，而且会引发新的问题。新政要点大致是：· 对基础科研，注重新发现，新观点，新原理，新机制等标志性成果的质量和影响。· 对论文实行代表作制度，合理确定代表作数量。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不应少于1/3。· 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期刊的论文，或者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报告的论文，简称三类高质量论文。· 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指出均不允许列支。· 对于发表在‘黑名单’和预警名单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不得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中列出。 先赞扬一下一些改进，比方说不要专注在SCI论文数量上，认识到SCI其实只是一个文献检索系统，并非评价系统，所以不能把它做为评价论文水平的标准。同时，鼓励科研工作者注重工作质量，还有代表作制度。类似的举措其实在别的国际评价体系也是如此，例如，IEEE fellow的评选，就要求” Explain how the nominee’s one or two most distinctive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ment or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就是说，一个人的学术贡献不是靠发文章的数量，而是看工作本身是否推动学术进步或者在实践中的应用。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制度上鼓励大家不要分散精力，而是集中精力做好几件重要的事情。新政还强调要避免‘一刀切’的问题，不能只看论文，也不能不看论文，不同类型的科研，论文占不同权重（划重点，新政不是说论文不重要）！ 但是，这个世界最不缺赞扬和迎合。既然写反思和评价，咱们看看不足的地方—目的就是如何让这个系统未来更加好。系统的改革，不是简简单单取消客观标准，而是要优化评价标准，用一个更好的去取代原有的。比如，怎么定义三高论文，现在这个三高太模糊，哪些杂志或者顶会属于这个范畴？什么是公认的国际顶级期刊，Nature及其子刊，Science，Cell 是公认的，可是把他们所有的文章加起来，数目也远远小于来自各个科研组发表的文章，必然需要更多杂志进入这个有影响力杂志的名单。如何定义，靠影响因子吗？那又进入了简单量化的死胡同—不同领域的杂志，不是简简单单影响因子就可以说明影响力的。不同领域千差万别，有的领域的顶级杂志可能不到10，如何制定这个名单很重要。理解新政的出台，里面的一些字句体现了决策者的用心良苦—有的政策是‘不得’，有的地方是‘不宜’。‘不得’意味着禁止，‘不宜’说明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可以商榷，这给予了学校科研单位一定的空间去解读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具体策略。但是不得不说—某些地方对科研工作者太严苛了。比如“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支出均不允许列支。”任何领域，都会有良莠不齐的现象，固然有占着位子不作为的人，发的文章没有实质性内容，甚至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模式。新政对约束这样的人是有效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学校现有的tenure制度，各种帽子，各种title，以及没有名校或者大团队的优势等等，已经把很多科研工作者的学术空间压缩到一个角落—每天被各种事情追着—除了科研，还有教学，为杂志审稿以及各种各样名目的会议以及需要服务的委员会（committee）。不是每一个优秀的人才都会幸运的在一个有足够资源的平台和团队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一切从头开始，起步就要三高论文，谈何容易。而且，一个科研的影响力（impact)不仅仅是发表在哪个顶级杂志哪个顶会决定的。不是说达不到三高标准的科研就一定没有意义，相关论文发表支出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话说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一个用于产生高强度，超短激光脉冲的啁啾脉冲放大技术就是发表在一个影响因子不到3的Optics Communications上。回到最初的反思，新政的出台是为了应对现在的一些问题，不要唯论文论是对的，评价体系需要多样化，能包容各种形式的贡献。但是，切忌一刀切，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成了捡了芝麻丢了瓜。现在的系统固然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坏的，越来越多的团队作出国际影响力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值得称赞。新政出台是好事情，而且给了院校一定的自由度制定执行适合自己的政策，这是非常点赞的。但愿执行者在改变的同时，合理的包容和照顾，给科研工作者足够的自由度和空间，让他/她们成长。提供不同的生存空间，有的基础科研，是需要十年磨一剑，短期看不到成果，如何让他/她们适应生存在这个量化的体系里；有的科学发现，现在看来是小众的科研，未来可能为一个变革性技术提供基础，比方一些新的理论，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让人接受，这在科学发展史上并不少见；也有那些科研方面没有足够资源条件做有影响力工作的研究员和教授，他/她的才华和贡献体现在培养学生做科研，为社会培养科研创新的生力军，也需要给他们机会。11关于SCI及专利“新政”的几点思考周林 《知识产权研究》集刊主编最近，教育部、科技部连续就“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及“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发文，希望借此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营造高校良好创新环境，以及将专利转化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作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动态监测和成效评价以及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不单纯考核专利数量，更加突出转化应用。与其说这是“新政”，不如说是对此前相关政策的“纠偏”。从总结经验，纠正以往工作中存在的过分强调SCI在科研评价体系中的影响，以及纠正过分看重专利申请数量而轻视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把高校教学科研、培养优秀专人、将科研成果付诸应用等引到朝向正确方向前进的轨道，“新政”无疑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 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该方案一个“亮点”是，规定科研人员可享有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它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将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处置权等权利都归属于国有，不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不利于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的局面。 但是，“新政”也好，“亮点”也好，要想彻底纠正以往偏差，逐步将高校科研引向正确轨道，调动人的积极性，不断推出新产品，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尚有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需要落实和解决。例如，为破除论文“SCI至上”，不以SCI作为科研绩效评价的标准，那么，新的标准是什么？可行的替代方案又是什么？如果把SCI跟科研活动、授课内容、社会服务等结合起来，综合考量和考评，除了SCI这个“硬”指标， 其他指标都是“活”的，实践中如何把握？专利申请的数量曾经是考核高校科研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于是，为追求高指标，实践中就会发生“重申请，轻转化”的情况。一些高校把大量科研经费用于交纳发表论文版面费以及专利申请费和专利维持费上。表面看，发表论文很多，申请专利数量很多，但实际上给社会提供的新产品却很少。“新政”提出高校要以质量和转化绩效为导向，更加重视专利质量和转化运用等指标，对改变以往的“论文困境”和“专利淤积”局面或有助益。 高校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以往的工作中，虽然也提出要重视成果转化问题，但是迟迟得不到很好解决。这并不是不重视，而是没有专人去研究具体对策，拿出可操作的办法。例如，转化问题涉及市场调研和预测、资金筹措和融资、法律咨询和维权、产品营销和推广等诸多方面，需要多方面专人的高质量服务，而高校自身并不完全具备这些专人。本人曾多次到某科技园区调研转化问题，在企业与律师见面会上，企业存在的问题被发现，律师的专长获认可，但到了具体签约阶段却“卡壳”了，原因在于企业没有把本应付给专业服务的相关费用列入预算。高校应当认识到，研发有成本，服务也有成本，投资、融资、产品设计、营销等方面都有成本。转化工作必须计算这块成本。“教技（2020）1号”文件在“重点任务”里面，有一条比较“实”的规定，即“设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支持高校通过学校拨款、地方奖励、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等途径筹资设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用于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专利导航、专利布局、专利运营等知识产权管理运营工作以及技术转移专业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形成转化收益促进转化的良好循环。”设立此项“基金”的初衷看上去是好的，它或许能弥补和解决一些研发单位或企业在成果转化方面的预算或资金难题。2020年2月14日，中央深改委通过的《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在解决科研成果的财产/权利归属方面，突破了以往都归属于国有的局限，因此有人把它跟美国的《拜杜法》相提并论。有人说该“实施方案”“是我国从政策与模式创新的角度，鼓励科研人员投身科技成果转换的一次尝试。”但是目前在没有看到方案细节的情况下，我们更愿意相信它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宣示。美国《拜杜法》的宗旨和精神是“希望能透过产、学、研的协作，以专利权所产生的诱因或积极性来激励美国对科技的研发（尤其是基础科技）与国际竞争力，用科技带动经济复苏。同时希望能避免研发机构的人才流失和专利权的闲置浪费，以产学合作来实现产业升级，用专利权“下放”给从事研发的学研机构来激活创新研发、驱动市场机制，并以专利的商品化来开展创新事业，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境内的就业机会。” 《拜杜法》以权利下放和市场机制来激活、驱动产学研的合作研发，透过商品化来促进知识扩散与经济发展，从该法的实施结果看，这一理念得到了实现。该法出台后几年内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翻了10倍，并使得美国重塑了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并不仅仅出自这一部法律，而更多的是“市场机制”的结果。有专家指出：《拜杜法》是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来统一美国全国的专利运用政策，以‘兴利’做为出发点，几乎对于市场机制不做任何的干预。此次SCI及专利“新政”能否取得预期结果，倒是可以拿《拜杜法》在美国实施所取得的成功来做比较。“新政”的初衷或许不错，但是实施起来未必乐观。担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作为主导“新政”实施的某些高校领导和地方政府，能否在实施“新政”过程中遵从和顺应市场机制，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把本应属于“服务”的对转化工作的管理，当做一种“权力”来运用；二是高校及其科研人员需要不断明确它们首要使命是知识扩散，而不是赚钱！唯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在面对各种利诱下仍然做好科研成果转化的工作，做好符合其宗旨与使命的各项工作。12谈谈这几年在公司做产品研发的一些体会 徐骏博士 华为横滨研究所公司开发新产品，核心目标永远是利润。打开来讲，就是问这几个问题：价值，这个技术是不是不可代替，这个技术带来的新功能是不是客户真正的需求，这个技术的根技术（物理机理）是否足够清晰，这个技术是否有发展延长线；可行性，能不能量产，量产如何发展产业链（或升级现有产业链），量产的成本（包括初期投资，生产成本，生产良率），产品性能和可靠性之间的平衡，市场可以接受的定价范围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技术上，还会牵涉到很多销售、市场、行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回到各位教授们所擅长的科研创新，如果要把实验室技术转化成新产品，就需要从上面这些纬度审视。中小型创新公司和大型公司还不太一样，中小公司，特别是初创公司，目标是拿出样机，展示新科技，继续融资扩大再生产；大公司的话，一般是需要向客户推出成熟可用的产品，是不允许有失败的，因此内部实际上经历了十分严苛的历程。而且对于消费电子品来说，发货量动则百万，甚至千万，这需要相当严格的品控。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工程上的dirty job，远不像科研那么高大上。硬件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投入，是要经过多轮的沉浮与迭代，有时候甚至是需要背负大量的亏损的。一个技术从实验室demo到真正产品，走个五年十年太正常不过。回过头看京东方、中芯发展到今天，如果没有强大的后台，是不可能的。但核心竞争力的构建，这份耐心必不可缺。目前国内，有这样的耐心一步步发展，扎实研发的公司还太少，这也需要国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倾斜和支持。我也希望能更多的构建产业界与学术界的交流平台，教授们能听到产业界需要什么，教授们也可以把自己的新成果新想法展示给产业界。双方思想互相碰撞，或许就能有更多的火花。

视觉中国供图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近30年的SCI一定想不到，自己会从一个最初是为了科研人员在短时间内找到与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关论文索引的工具，发表国际论文的示范并引导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推动者，逐步变成某种程度异化和扭曲科学研究目的，绑架科研和学术评定，让国内学术共同体爱恨交加、心情复杂的核心评价指标。科研是为了认识世界和解决生产实践问题，论文只是科研过程中的副产品。由于我们对科研活动的规律性认识不足，把复杂的科研活动简化成等同于论文发表，再用论文发表的载体区分研究者水平高低显然是不靠谱的。如同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必须进行主动或者被动调整类似，如今破除SCI崇拜并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科技评价体系，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一环。当然，一切问题的根源，不是SCI，而是异化它的力量。SCI引入中国的前世今生上世纪60年代，《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SCI）在美国正式出版。之后又拓展到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领域并发行了网络版Web of Science，成为世界上权威的科学文献引文数据库和功能完善的科学文献检索工具，与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并称世界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从本质上说，期刊和所发表的论文只是SCI的统计样本， SCI的核心是科技期刊和论文索引（Index），就如同图书馆内的图书分类卡片。在资讯不够发达的年代，SCI对于科研人员查阅最新文献、减少期刊订阅成本、追踪国际科技前沿以及具体的课题研究时有较大的帮助。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SCI原来的本质功能逐步衰减。然而，它通过统计大量的论文以及某期刊某论文在某学科内的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即时指数等量化指标来对期刊、论文等进行排行的功能，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改革开放之前，科研水平高低、科研经费的拨付，并没有什么量化标准，也没有同行参与评价，完全是由行政部门官员说了算；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同行评审，但当时直接参与科研工作的人员数量有限，学术圈子非常小，评审不够严谨，主观性太强等。当然，改革开放也让中国科技界放眼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大学率先提出了用SCI量化指标来衡量科研人员水平的评价方法，并在之后被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吸收沿用，逐渐成为主流的学术、科技评价方式，对于引导国内学者在全球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提升中国科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接轨国际前沿科技，在当时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SCI先天的缺陷和不足当时的SCI给我们提供了科技评价客观的尺子，历史地看，是一种进步。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SCI逐渐被神化，在科技评价中，唯SCI、ESI的做法越来越严重、普遍。为了迎合这种量化指标性的评价模式，有的学者靠热点、拼凑、抄袭等，短短几年发表数十篇甚至百余篇SCI论文，却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有的高校为了SCI的光环，在进行人才招聘的时候直接“明码标价”，要求3—6年内要发表多少篇SCI文章，否则不能留任；有的省份甚至将SCI、ESI指标纳入到高校建设指标中……SCI本身有其天然不足与缺陷，一旦唯SCI，其先天的缺陷对于科研整体的误导和弊端就显现出来了：第一，SCI“偏科”严重。不同学科情况不同，SCI无法“一概而论”。由于SCI侧重基础科学类期刊的收录，因此主要适用于以发表论文为主的基础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的成果，对很多工程应用学科并不适用。即便在基础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之间也是冷热不均，如生命科学、化学、材料学等容易发SCI论文的学科就应者云集，而物理、数学等学科就举步维艰；即便是同一学科，不同的研究方向有的偏理论，有的偏应用，有的热门，有的冷门，此消彼长之下，学科内部的发展也会出现极大不均衡。这种忽视科学研究提高对自然界认知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仅仅以SCI为风向标的功利性倾向完全异化了科研的目的。不仅如此，学者需要发表SCI论文，高校也需要SCI数量光环加持。可以说，SCI、ESI等评价指标直接影响和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态和格局。第二，用确定的时效绑架了不确定的科研产出。正常的科研活动需要做深入研究并长期积累，如果用SCI论文发表的时效、数量来评判，那科学史上很多著名科学家都会被“淘汰”。以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时年59岁的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为例，作为55年以来该奖项唯一的女性获奖者，她仅有6篇论文代表作，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还只是发在影响因子1.0左右的学术期刊上。第三，引用率准确性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论文的引用率与论文的质量成正比。然而，论文被引用的原因比较复杂，有肯定性引用，也有否定性引用，有一些具有较高价值的论文的引用率并不高，比如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很多数学的公理因为是常识而不会出现很高的引用率。而也有不少论文虽然在发表后获得了极高的引用率，后来却发现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去年曝光的前哈佛医学院安维萨教授的31篇与心肌干细胞“c-kit+”相关的论文，不仅引用量很大，还有很多模仿研究，最后因涉嫌伪造和篡改实验数据被撤稿。所以仅仅根据引用率来评定科技成果，就很难全面评定出可经受起长期考验的科学成果，甚至可能评出错误的结果。第四，英文期刊占比过高造成影响因子偏向性过强。截至2019年6月，SCI期刊库收录了全世界1.1万多种期刊，其中主要是英文期刊。这就使得英文语种期刊之间和论文之间有很高的引证率，影响因子随之水涨船高，而其他语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则相对较低。由于SCI期刊较少收录中国期刊，因此很难用SCI这个评价标准涵盖国内学术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的中国学者，客观上造成大量的优秀学术成果都涌向国外学术期刊，并使得国内学术期刊严重“营养不良”。第五，很多重大的科技成果无法用SCI评价。论文的发表和引用仅仅发生在学术团体内，也就是说，只有写论文的人才会引用别人的论文。科研是探索未知世界和改造世界，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很多重要研究成果并不一定是以论文的形式来呈现，很多论文可能启发或指导了工程技术人员解决了实际问题，但他们不一定去写论文，就不会产生引用。比如，互联网早期的研究根本就不许发表论文、数码相机取代胶片相机不是学术论文能够实现的、移动互联改变了我们的信息获取方式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取得的，但这些研究论文很难上得了“高被引排名”。用论文的引用率只适合评价个别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以发表载体评价论文水平，以论文引用次数评价研究人员水平，这肯定不是搞科研的目的，因此科研评价导向要尽快脱离论文指标的绑架。SCI是如何被扭曲的科技评价由改革开放前的行政部门说了算，到有一定数量指标作参考，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过分重视数量指标导致了科研工作忘了初心。这些年对科技评价进行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报刊文章和论文很多，政府部门的文件意见也发了不少，但实际进展并不明显。以论文评价科研水平的方法改不掉的原因可能很多，归结起来可能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我们的职称与待遇挂钩体系单一，或者说只有评上某个级才能使其待遇得到保证。社会上经常质问，外科医生只要手术做好了，能治病，为什么必须发表论文？因为单一的职称与待遇挂钩体系，外科医生要评上职称，才能长待遇，制度上没有为外科医生、农业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设计出其他合理增长待遇的渠道，他们也只能按要求拼论文。第二，在文化上我们往往追求显性的公平。显性公平就是要有可靠的数量指标比较，论文数量或被引用数量、期刊影响因子等数据容易计量，容易比较。如果不能用定量的数据来比较，用定性估计说谁的水平高，职称判评给谁，也许评审人是出于公心，但难免有人就有认为你有猫儿腻。第三，现行的以论文数量或引用量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的方法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受益团体。对于从事生物、化学、材料等基础研究领域的人，对于善写和易写论文的研究人员明显有利，期刊出版界明显是受益者。如果改掉现行的评价方法，目前还看不到谁是明显的受益方，当然，分类评价更公平，对国家科技发展有利。第四，各个层次的科技管理部门勇于担当的领导少。口头上或认识上，不少领导都看到了以论文数量或引用量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的方法产生的弊端，有些评价方法的改革，其实就是部门或单位领导下决心即可，但有些人还是犹豫不决。譬如：很多大学校长都认识到了以论文相关数量来评价教师水平对学科和学校发展带来的危害，但校长有权却很难下决心改变这种数量评价方法。很现实的问题，如，某个学校想取消对发表SCI收录论文的奖励，但我们学校改了，其他学校不改，我们排名下滑怎么办，校长能向学校交代吗？如今，有人戏称SCI、ESI等指标就是学术界的GDP，原因就在于这些指标与奖金、拨款等物质利益因素直接挂钩。很多项目评审组仅仅根据申报材料里的SCI论文数目和引用数量就得出评审结论，几乎不去考察论文的内容和实际水平如何；同时，众多学者的“帽子”、收入也与这些数量指标关系甚大，比如目前国内几乎所有大学都对学校员工发表在SCI收录期刊的论文实行奖励制度，而且把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奖励金额，在《Science》《Nature》等所谓顶刊上发表论文的奖金更高……上述种种，自然就出现了“SCI崇拜”的怪圈。它使得大部分科研人员将科学研究的目的从解决问题演化为发表SCI论文，科研评价成了数SCI论文，这其实也就解释为什么“唯论文”会成为科研领域的大问题。由于学术共同体的认知模式已经被这套量化指标绑架，直接导致了一些学术不端现象屡屡发生，也让一些国内学者更愿意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造成了国内科技期刊水平“矮化”。“SCI崇拜”不破 新评价体系难立中国科技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科技评价机制和导向，而破解“SCI崇拜”直接关系到新时期科技评价机制能否成功确立，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以下几点：首先，应有效地扭转科技评价的功利化导向。鉴于科学研究的长期性和积累性特点，对科学研究成果要进行分类评价，针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开展全面的综合评估，应将同行评议与其他多种评估手段结合起来，围绕着知识价值进行定量指标、定性指标、机构对比、国际比较等。评估内容不仅应包括近期论文的产出和引用，而且更应包括其多长期综合影响，突出同行评议的价值评估。学术界应该减弱对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的神圣化，大学和研究机构应取消对发表SCI收录论文的奖励。当然，造成对SCI等指标的崇拜主要是利益的驱动，因此也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措施，从上下游系统的斩断这种链条，前提依然是建立有效、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学术和科技评价机制。其次，本土的科技期刊应该起到积极作用。中国科研人员用中文发表论文是责任也是义务，受国家科研经费资助的研究成果首先应该在国内发表，让国人能看懂才能提高国民科学素养，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一些打着SCI收录、中文核心期刊的噱头，却因为某些评审看不懂国人的优秀研究论文连连拒稿，导致论文作者改投国际顶级期刊，并被封面报道的反转事件时有发生。国内科技期刊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和财力钻研如何被SCI收录，不如多吸引高水平编委和评审，让优秀论文通过期刊真正体现出它的科研价值，才是迈向一流学术期刊的有效途径。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的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会议提出“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这为中国建设一流科技期刊指明了方向。事实上，只有科研管理机构不再盲从SCI了，学术期刊不再打破头挤进SCI了，鼓励中国科研人员将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在国内发表，才能达到提高中国科研水平国际影响力及保有科研数据知识产权的根本目的。作为学术论文的出口和重要终端，本土学术期刊能否崛起将成为确立中国特色新时代科研评价标准的关键一环。最后，过度重视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国内科技界学术不自信的表现。从国家角度来说，由于国内一些科技期刊的羸弱和评价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中国人的研究成果都争先恐后地拿到国外期刊去发表。科学无国界，但科研经费的来源是有国界的，技术的使用是有国界的，知识产权的归属更是有国界的。科研成果首先在国外发表，使得国内同行不能在第一时间受益，影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浪费了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这是个大问题，应该要得到根本改变。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从去年开始，科技部、教育部等多部门破除“四唯”“五唯”的专项行动对于中国的学术、科技评价体系无疑是一个破而后立的重要契机，代表作和标志性成果等多维评价机制的探索将为中国特色科研评价体系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借鉴和依据。（作者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委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编者：我们希望这里是真正的圆桌会议，尽量接近理性，尽量远离口水，尽量富于建设性，谈论那些从胎教开始就争论不休的教育问题。为此，我们拉出一张“教育圆桌”。jiaoyuyuanzhuo@sina.cn，等你发言。（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