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武器的研制过程

六十年前，新中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同时还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批壮志报国的科学家为了祖国核事业“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面对面》采访了原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三位参与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胡思得、李德元和李维新。三位老专家都已是耄耋之年，但加入这项事业时，他们都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39:361“核武器”三个字后面是“跟任何人都不能说”的隐秘1958年7月，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一座崭新的办公楼开始动工建设。这座名为“花园路3号院”的办公楼，是为一个叫“北京九所”的机构而建。一项隐秘而伟大的事业，即将在这里开始。当年8月，22岁的胡思得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九所。来九所报到的当天，他见到了第九研究所一室主任，33岁的邓稼先。胡思得：我们本来叫他邓先生，他不同意。他说你不能叫我邓先生，叫邓主任他也不愿意，怎么办？他说你叫我老邓就行了。年轻的老邓给年轻的大学生安排的工作是，学习一本“稀缺”的俄文书，钱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超声速流与冲击波》。胡思得回忆，学习是认真的，但学来学去，为什么要学，成了大问题。一个月后，他“斗胆”向邓稼先提出：“能不能开一个党小组会，给我们讲一讲到底干什么？”胡思得：他请示了领导以后，先开党小组会，后来开了全组会，给我们讲：我们要搞核武器。讲完“核武器”三个字，后面讲了一大堆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是干什么的话，至少讲了二三十分钟。1957年，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九所的任务就是消化这些资料。但到了1959年6月，苏联致函中国，表示不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如何继续？2没有爱情故事哪怕被饿到浮肿也没有停止过的计算1960年，苏联政府撕毁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苏联专家带着重要的图纸资料撤出中国。有种悲观的说法：中国再过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短缺影响了全国，但九所的大楼里，哪怕被饿到浮肿，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的噼啪作响也从来没有停过。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紧张地进行着“九次计算”。胡思得：我们有几位同志就浮肿，我们还羡慕他，因为浮肿可以发很大的药丸，一吃以后吃饱了。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有一个任务，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一定到办公室来看看，把浮肿的同志赶回去，但很多浮肿的同志到外面转转，书记一走又回来了，都是自觉自愿的，没有人要强迫你这么干。记者：美英法苏，他们都是用什么算出来的？李维新：美国为了研制原子弹研制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计算机。我们国家真正有第一台计算机是1963年，也是我们专门用的，但是我们用的计算机跟美国计算机百万次每秒计算速度相比，差了上百倍。为了保证精准就得靠精确计算，反复检查。当时，24岁的李维新和28岁的李德元是1960年刚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李德元：九次计算结果都跟苏联不符合，彭桓武先生坚持，这关不过，不能往下进行。记者：你觉得这样苦不苦，单调不单调，枯燥不枯燥？李德元：很单调，但是心里怀着宏大的目标。很多记者、很多作家要想写我们的故事，来找我，我就说你们不要写，这里面没有故事性，没有爱情，是很枯燥的。3推翻苏联数据 “九次计算”为核武器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所谓“九次计算”，就是利用特征线法解流体力学方程，模拟从启爆到碰靶的物质运动的全过程。如果计算结果和苏联资料中提供的数据接近，说明九所掌握了原子弹的工作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开始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但是，九次计算历时近一年，所得结果十分接近，但其中一个重要数据和苏联专家讲课时提到的技术指标不符合。1961年，周光召加入九所。胡思得：他从头至尾把我们的数据重复算了一遍，觉得没错，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一个怀疑，会不会苏联专家的数字给错了？记者：你们年轻人怎么看他这个怀疑？胡思得：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怀疑，我们要听他后面的解释。一个没有搞过原子弹的人，否定原子弹专家给的数据，这谈何容易？ 从炸药能量的利用率入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周光召利用最大功原理证明了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和苏联数据的不可能。九次计算持续将近一年时间，反复磨砺，厚积薄发，为之后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4罗布泊腾起了蘑菇云办公室研究者却不敢欢呼九次计算结束后，原子弹的研制加速进行。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1964 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火球腾地而起，冲击波从地面上卷起粗壮的尘柱，戈壁滩上冉冉升起翻滚飞腾的蘑菇烟云。根据现场采集的数据表明，爆炸威力初估 TNT 当量在 2 万吨以上，科学家们确认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那一天，胡思得身在青海核武器生产基地，李德元和李维新依旧在北京的九所办公室里。李维新：那一天大家都不说话，在办公室安安静静等着。周光召平静地走进来，大家就看着他，周光召向大家报告:我们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哇！大家鼓掌，不敢欢呼。记者：为什么不敢欢呼？李维新：因为我们的会议室靠围墙太近了，怕我们的声音传到外头。记者：传过去大概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在干吗。李维新：那个时候保密，的确是很紧张，欢呼都不敢。大家都热烈鼓掌，然后互相握手，那个心情。5中国核武器突破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中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为什么中国人只用两年多时间，就实现了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家国情怀，是九所人给出的第一个答案。胡思得：这些老科学家从旧社会过来的，亲身感受到国家如果弱了，就会受帝国主义欺负。这口气很难咽下去，所以一有机会能够为国家服务，他们都要回来，“我愿以身许国”，就这么六个字。60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都已经成为耄耋老人，他们依然怀念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只问科学不问人的讨论，是科学工作者最珍视的工作氛围。记者：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李德元：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正确就是正确，错误就是错误。记者：在我们看来这很简单。李德元：很简单。记者：为什么您从这么卓越的科学家身上，学到的就是最简单的东西？ 李德元：科学就是简单的东西，很多科学知识都是上层的东西，真正的基础是科学态度，一个人真正受用一辈子的东西，是科学态度。7邓稼先坐在轮胎上的最后工作为中国的热核试验争取时间1986年，因直肠癌晚期做了几次大手术的邓稼先只能待在病房里。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的洞察，让他和于敏意识到美国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有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之前的积累可能功亏一篑。胡思得：邓稼先和于敏讨论美国人现在到底什么水平了？苏联到底什么水平了？后来一分析如果一旦不做核试验了，对美国和苏联损失不大，但我们中国刚好是爬坡阶段，这个坡如果爬不上去就掉下来了，邓稼先很着急。中国需要在全面禁核之前，争取时间，加快热核试验，为未来赢得先机。胡思得：最后就是于敏同志先起草报告，我当时是副所长，负责把这个报告送到301医院，让老邓去修改。当时邓稼先因为直肠癌没法坐凳子，只能坐在轮胎上。他人已经很虚弱了，流着冷汗，坐在那里修改。修改完我再带回来，交给于敏同志讨论。 由于敏、邓稼先执笔的报告完成后，交送中央。报告完成不久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离世。几天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文章，“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 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哀悼”。隐姓埋名28年后，世人终于从邓稼先的报道中窥见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艰辛历程。邓稼先走后，胡思得从副所长到副院长、院长，主管核试验。最后几次加快核试验的任务由他来执行。在一次次的突破中，曾经的小字辈已成为老者。他们人生的四分之三，都交付给了九所，那是他们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如今，胡思得84岁，李维新84岁。接受我们采访不久后，李德元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8岁。李德元：我参加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这是我一辈子的价值。我很自豪，参加这么伟大的事业。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对国家是有贡献的，这一辈子过得可以。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二战末期，为了终结日本军国主义最后的疯狂，美军决定将一种前所未有也注定会被载入史册的武器投放到日本本土。1945年9点14分17秒，一架美军B-29来到广岛上空投下了一枚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45秒后，原子弹在距离地面600米的空中爆炸，一声惊天巨响后，广岛市顷刻间变成火海，上空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在爆炸产生的4000摄氏度高温之下，爆炸中心的行人直接蒸发，人命如草芥在这里可以换成人命如露水。没有被蒸发的人或许更为不幸，因为蒸发是一瞬间的事情，可能都来不及感受痛苦。而那些幸存者的身体都被严重灼伤，有的人被压在废墟中，四肢都没什么知觉，一双眼睛从断壁残垣的缝隙中看到外面的大火，看到熔化得已经辨别不出来的东西，还看到同样苟延残喘的同胞。他们幸运一点，没有被压住，他们用自己破烂的四肢在地上挪动、爬行；他们也很不幸，因为此时的广岛哪里都是地狱，他们只是从一个废墟爬到另一个废墟，遇见一具体无完肤的尸体或一个体无完肤的活人。3天之后，又一颗名叫“胖子”的原子弹落到了长崎，同样造就了“人间地狱”。而此前叫嚣着“一亿玉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威力强大的原子弹面前，终于丧失了底气。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二战最后，人类将不得不直观面对一种超级大杀器的诞生，在日本核爆汇总，等待他们的除了救援，还有核辐射的折磨，爆炸是一瞬间的事，可是人为此承受的苦难却有可能至死不休。这就是原子弹的威力，它可以在10秒内让人间变炼狱，它炸在了日本，也炸在了其他国家心里。它昭示了有原子弹的国家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又让没有原子弹的国家人人自危，害怕哪一天原子弹也会这样在自己的国家爆炸，那个时候是应该怎么办？迄今为止，日本是唯一一个尝过原子弹滋味的国家，美国是唯一一个用原子弹轰炸他国的国家。朝鲜战争时期，扔过原子弹的美国又开始用原子弹吓唬中国，原子弹的威胁降临在了中国头上，中国领导人喊出“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的口号，以大无畏精神拒绝美国的“原子讹诈”。这倒不是中国真觉得手榴弹可以和原子弹抗衡，只是一来现在人人都知道原子弹威力大，也知道原子弹威力太大，不是那么好用的，美国要真用原子弹，那苏联也用，大家以后就一起坐废墟上开会好了；二来谁让中国当时没有原子弹呢，不用手榴弹还能用什么？好在抗美援朝战争最后取得了胜利，原子弹也没有光临中国的土地，可是这次虽没有，那会不会有下一次呢？核武器就像是一些国家放在另一些国家脖颈处的绞刑架，前者的一个决策就会给后者带来致命性的打击。谁愿意做案板上的鱼肉？谁愿意熟睡时枕边有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中国起初是不喜欢原子弹的，因为其危害性过于可怖，于是领导人四处奔走宣扬废除核武器，但是无人问津。一位法国科学家寄信给他，告知“只有中国有核武器，才能禁止核武器”，中国势必要有自己的原子弹才行！如当时的领导人所言：“谁都没有原子弹是上策；别人有，我们也有是中策；只有一个国家有就是下策”上策是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了，中国就得朝着中策迈进。中国的决心很大，表示“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但是现实是把裤子当了，也难以造出原子弹。当时中国一穷二白，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跑去找苏联老大哥寻求帮助，好不容苏联才松口答应援助中国的研制原子弹协议，只是不对等国家的关系就是一盘散沙，这份好景只维持了一年多，随之而来的是中苏关系恶化。无论是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图纸技术资料，还是苏联的在华专家，苏联人坚决统统带离中国。而留给中国的是建设一半和未完全建成的核工厂，苏联走之前还不忘讥讽中国，笑中国离开了外界的帮助，即使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中国也正是形势严峻的时候，经济上面十分困难，很多人忍饥挨饿，继不继续造原子弹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经过一番思索，最终中国还是选择顶着巨大的压力研制原子弹，没有原子弹难以在这险峻的国际环境中保护国家安全，即使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也要“自力更生，自己研究出原子弹！”核武器研究院的所有科技人员群情激昂，埋头苦干，他们不知疲倦地做实验，为中华之崛起而鞠躬尽瘁！不少科研人员还是放弃国外优渥的条件，排除万难回到祖国搞科研，国内的条件苦啊，还是在荒凉的西北地区，身为国家尖端技术人员，他们有时也食不果腹，最困难的时候还吃过树叶，是爱国主义和责任感支撑着他们在戈壁滩上日日夜夜攻克核武器难题。核武器避不开的问题就是核辐射，不少人因为事故死于辐射，核弹弹体破裂，会使辐射计量爆表，穿几件防护服都没有用，得癌症的人也不在少数。两弹元勋邓稼先同志在核武器研究中有突出贡献，当时在西北，光是生存都很艰难，但是他依然废寝忘食地做研究，告别家人，在试验场中整整度过了8年，中途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不是寥寥数语能诉说完的。一次航投试验发生了事故，导致原子弹坠地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还是一个人冲上前去检查摔裂的原子弹碎片，被放射性物质侵入，肝脏破损，导致了癌症。在所剩无几的生命晚期，他更加奋力工作，不敢浪费每分每秒，倒在病床的时候，他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不只是科研人员，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被记载姓名的工厂职工也在为原子弹事业默默奉献。研究核武器自然也少不了接触高能炸药的，操作、运载和生产高能炸药等工作无疑是高度危险的。首先制作炸药是有辐射的，当年的老工人说他们进厂前戴的12层的口罩，出厂的时候12层口罩全部是黄的，嘴唇都是紫色的。体检时一个车间就查出来70多个员工有职业病。其次，炸药一个不小心就会爆炸，有一次厂里发生了爆炸，每一个砖头都炸得粉碎，人更是炸得粉身碎骨，不是夸张的形容，就是字面意思，四个人炸成肉末，混在一起不分彼此，大家也只能均分为四堆分别放在棺材里，也算是给家属一个交代。这份工作光荣吗？光荣。这份工作危险吗？危险。员工们怕不怕？当然怕。可是没有一个人想办法逃离这份工作，虽千难万险，吾往矣。中国的原子弹建造之路走得很艰辛，靠的是全国上下一条心，勒紧裤腰带硬着头皮往前走，这一条路上，挥洒了汗水、泪水还有血水。一将功成万骨枯，原子弹的建造又何尝不是那样呢？每一个参与原子弹建造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1964年10月14日这个日子，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日子。那天罗布泊的天气刚开始并不太好，云层太低从而使能见度不理想。试验场的每个人都严阵以待，他们紧张又期待，在原子弹爆炸的倒计时中，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10、9、8、…、3、2、1……零点一到，爆炸声响彻云霄，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每个人眼里都散发出喜悦的光芒，终于成功了！所有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中国建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弹！当我国的领导人接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电话时，反复确认“真的是核爆炸吗？”大家都等得太久了，怕这份成功的喜悦只是一场美梦。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全国系统配置工程，各行各业都为其作出了贡献，当原子弹成功的消息一出，举国欢腾，中国的路走得很艰难，但是中国人民从不退缩，中华民族是有韧性的民族。当然，我国的原子弹也遭到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冷嘲热讽和疑心，但是中国向全世界承诺“决不率先使用原子弹”。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的第二天，我国当时还特地向受过原子弹打击的日本发函，告知其中国研发原子弹完全是为了自卫，不会率先使用原子弹也不会对无核国家动用核武器。我们中国在一步步迈向强国之路时，也一直坚持和平发展不动摇，我们的武器从来都是用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这就是中国的大国风范！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被取名为“邱小姐”，那么为何威力巨大的原子弹会以一个女性形象的名字来命名呢？首先当然是为了保密的需要，因为中国第一个原子弹形象很“圆润”，像颗皮球一样，于是取谐音“邱”。加上原子弹连接的多根雷管线就像女生的辫子，于是这颗原子弹就被叫做“邱小姐”。此外装载原子弹的容器叫做“梳妆台”；原子弹插接雷管叫“梳辫子”。原子弹的装配叫做“穿衣”，而正式起爆原子弹的代号就是“老邱”。在原子弹首爆成功后仅3年，中国第一颗氢弹首爆成功，而中间的时间间隔甚至比美苏要更短，这也证明了当时中国虽然条件艰苦，但其他大国能做到的事，中国一样能做到，并且能做得更好。原子弹与氢弹的成功，让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核威胁，这也为今后中国能大胆进行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11:38随着最后一颗组网卫星成功发射历经20余年奋斗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终于实现全球组网北斗导航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程中，奋斗精神薪火相传。六十多年前，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那一批壮志报国的科学家为了中国核事业“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功勋，你会想起谁？邓稼先、彭桓武、于敏、周光召，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核武器研制是一项集体性工作，这些领头羊的背后，许许多多年轻人也为之奉献着自己的学识和热血。当时那些年轻人，如今已是耄耋老人。总台央视记者采访了原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三位参与原子弹理论研究的老人，听他们讲述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这段往事没什么爱情，都是艰辛和不易。这段故事发生在1960年前后，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新中国还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种种困难面前，他们为原子弹研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如果用一个词描绘六十多年前的奋斗精神，老人们给出的答案铿锵有力——“我愿以身许国！”2020年4月26日，片中人物之一、核武器理论专家李德元，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致敬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贡献的科研工作者总监制丨杨华监制丨耿志民制片人丨马丽君编导丨单泽 李金凤摄像丨薄涛 袁帅 丁子美术动画设计丨李斌 包装丨高凌潇 韩旭 音编丨王立君

原子城位于青海湖东岸旁约20公里的金银滩草原上，是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祖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诞生于此。如今这里开放了原子城纪念馆、爆轰试验场、二分厂、地下指挥中心等多处景点，人们可以来此参观展览和当年的科研基地，了解祖国研制核武器时期的艰辛故事，纪念为祖国无私奉献的先辈。原子城现在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官方名称为西海镇，人们因为历史将其俗称为原子城。这里如今外表上与其他地方的小城镇没有什么不同，进入镇区也不收费，主要参观的是分布在镇区和镇外的几大景点，大概需要半天左右。另外这里也是青海湖环游时必经的一站，很多人也会在环游青海湖时，在镇区内住宿一晚。位于镇区的景点有原子城纪念馆、王洛宾音乐艺术馆、上星站、二分厂、地下指挥中心等几处，相距不超过2公里，游客可以自行步行前往各处游玩。镇区外侧约10公里处还有一座爆轰试验场，购票后可以乘坐免费的观光车前去参观。原子城纪念馆位于城区东侧同宝路旁，免费开放，是原子城内最核心的参观地点，游玩原子城景区的游客一定不能错过这里。展馆分为“历史抉择”、“激情岁月”、“勇攀高峰”、“东方巨响”、“共和国的记忆”五大展厅，系统的展示了当年研制核武器时的历史故事，可以通过介绍和展览了解当年艰辛研制的过程。展馆内的东风二号导弹原型是当年全国著名的第一颗带核导弹，也是镇馆之宝，可以留意观看一下。城内西侧的王洛宾音乐艺术馆也是很多游客会前往的地方，王洛宾早年曾经到访过这一片金银滩草原，那首著名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便是在这里写成。馆内现在展示了王洛宾的大量照片、音乐手稿等文物，还有视听互动设备，可以来此了解王洛宾的生平，聆听他写下的西北民歌。城外的爆轰试验场也是原子城的重要景观，试验场单独的门票为50元，也可以购买套票游玩，购票后可以在城内乘坐免费的观光车前去游览。在这里可以看到当年试验爆炸时留下的痕迹，其中钢铁掩体上深深的气浪冲击凹槽最能体现当年爆炸的威力，可以留意观看一下。另外，城区内还有上星站、二分厂、地下指挥中心等景点，大多与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历史有关，若购买联票可以前去观看。城内也有很多以研制基地为主题的雕塑建筑等，可以拍照留念。在1700平方公里的神秘禁区内，研制组装成功了中国首枚原子弹和氢弹。如今终于向世人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旅游奇观。基地展览馆是利用原爆轰试验而修建的，又称靶场。它是为研制原子弹、氢弹而进行各项焊轰模式和穿甲弹试验； 我只想说：中国威武；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和生产基地。在1700平方公里的神秘禁区内，研制组装成功了中国首枚原子弹和氢弹。如今终于向世人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旅游奇观。基地展览馆是利用原爆轰试验而修建的，又称靶场。它是为研制原子弹、氢弹而进行各项焊轰模式和穿甲弹试验。基地展览馆共有七个展室，第一展室：基地创建的背景；第二展室：基地创建的过程；第三展室：两弹爆炸成功；第四展室：辉煌成就；第五展室：光荣退休闲；第六展室：化剑为犁、和平利用；第七展室：西海新貌。展室通过大量图片生动地再现了基地的建设、发展，吸引着大批中外旅游者来这里观光探秘。有三个展馆 有免费摆渡车 挺好的 对孩子有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 这些发明制造者们太聪明了 其中有一个展馆是视频介绍 我们去那天人不多 我们当时看视频的时候只有我们三口子 看到一半儿的时候 有个女导游带了10多个游客进来了 游客们还是挺不错的 很快找位子做好了 这是这位女导游没和我们说任何话就按了碟机上的重放键 我对这种行为很气愤 我对他说：我们正在看呢！ 导游给我一个很奇葩的答案：我带的是一个团！ 你带团就可以无视自由行的游客，就可以无视他人。导游的职业素质有待提高，个人修养有待继续修炼！在去青海湖的路上途经原子城 原子城是中国发射第一颗原子弹的地方 很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地方哦 现在也是原子弹的研发基地 所以外国人是不允许随便到达原子城的 如果歪国人的旅游团之类 一般都会避让开这里 不是很大的一座城 没有特地去参观原子城的景点 就在街上随便逛了逛就离开了青海湖边的小镇，这里就是当年原子弹重要的生产基地，以前这里绝对保密，现在搞成旅游景点还是不错的，看看以前的神秘，周围景色漂亮.原子城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金银滩草原，我们看了纪念馆和地下指挥所，它是我国建设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在这里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原子城建于1958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于此，故称为“原子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喜欢的话，就多评论，多点赞，多收藏哦~对了~别忘了关注我哦~

核武器的研制过程都十分机密，为何美国却总能发现？原因有三点大家都知道，自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之后，世界上各个国家都认识到了核武器的重要性，也都纷纷开始进行研制，当然核武器的研制是有着很高的门槛的，一般的国家根本没有办法研制出来，是有时至今日，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是屈指可数，而这其中除了核武器研制的硬性要求之外，美国方面也是对一些想要研制出核武器的国家开展全面的制裁，迫使它们必须放弃核武器。因为一方面，核武器的数量如果增加的话，确实很有可能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尤其是对于地区的影响会非常的大，而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美国自然是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尤其是中东地区，那里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区，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国家研制核武器往往都是非常的机密的，可是为什么美国总是能够准确的发现呢？原因其实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要知道，制造核武器是需要大量的原料的，这也就是传说中的铀矿，而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检测出来的铀矿都在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掌控之下，而这个组织又是以美国为首组建的，所以对于每一个国家需要的铀矿都会有一定的标准，一旦超出了这样一个标准，也就大致能够猜出要研制核武器的目的。当然，可能有人会问，可以开采本国的铀矿啊！对于这一点，确实可以，但是铀矿这种资源本身就很稀有，其次美国方面可以通过卫星甚至间谍的手段来获取你国家内铀矿的开采情况。其次我们要知道，铀矿不可能直接研制成核武器，要建造铀矿的提取工厂，将铀矿当中的铀235提出出来，而一般情况下，一吨铀矿最多可以提取百分之一的铀235，而且想要可以制造核武器，这个铀235的纯度碧玺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也就说明了核工业的制造要求和难度是非常高的。而现在使用的提纯的方法依旧是当初美国使用的气体扩散法，而这种方法是非常的耗电的，要知道美国在研制第一枚原子弹的时候，直接使用了整个美国三分之一的电量，所以只要进行相关方面的生产，就会消耗大量的电力，而这么大的动静，不可能瞒的过去。最后就是核武器的实验部分，假设前面的步骤全都隐瞒过去了，那么作为核试验的最后一步，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瞒的下，要知道核武器爆炸会产生很大的大气波动，而如果是国土面积小一点，其他国家都能直接看到。当然也许也有人说，不是可以进行地下核试验吗？这个地下核试验确实可以进行，但是首先这种核试验对于地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很多的国家在地质上面就不达标，其次地下核试验对于技术上面的更高要求，而且风险极大，如果没有控制好，会引发大规模的地质灾害！

出品：科普中国制作：长征⑨号监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随后的十年内，世界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外的战争打完了，国内的战争开打了；等到国内的战争打完了，国外的战争却又开打了。但是，这又是破茧成蝶的10年，在这里，我们将国内外的邪恶势力一扫而空，一个新生的国家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焕发了新的活力。已经结束的战争让国家的领导人们认识到，这个国家仍然没有度过危机。没有核武器，没有投送核武器的运载工具，我们的头顶上终将有两片乌云。现在我们已经站稳了脚跟，是时候来考虑这些事情了。 1955年11月23日，哈尔滨。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之后，钱学森怀着报效祖国的热情，踏上了考察东北的旅途。此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我国重工业底子最好的东北，呈现出了一片火热的景象。我们的基础到底能不能支撑起尖端国防事业，是共和国的领导人急切想要了解的。也正因为如此，11月22日钱学森刚到中科院报到，就在周恩来总理的授意下，由郭沫若院长安排了这次考察任务。翌日，钱学森参观了东北烈士纪念馆。此时，他突然提出，他有两位朋友，一位叫庄逢甘，另一位叫罗时钧，他们都在这里的一所军工院校任教，希望能够见面。这所军工院校，就是大名鼎鼎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时其保密等级很高，参观哈军工是不在访问范围内的，但钱学森又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因此陪同的中科院代表朱兆祥立刻请求黑龙江省委向上级请示，当晚便得到了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校址在哈尔滨，通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图片来源：百度百科11月25日，上午八时许。一辆黑色小轿车驶入了哈军工的校园，一群军官在路旁迎接。为首的一位正是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为了迎接钱学森，他特别起了个大早，从北京飞到哈尔滨。在接下来的一天时间，钱学森在陈赓的带领下逛遍了整个校园。在这里，他不仅见到了老友，也见到了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时期的校友梁守槃，还见到了从未谋面的任新民——这位比他小了四岁的同行在学校里面搭建了一个固体火箭试车台，尽管非常简陋，测量发动机工作的方法十分原始，但这也让钱学森感到眼前一亮。渐渐地，到了晚上。哈军工的领导教授们邀请钱学森用餐。晚餐后，陈赓问钱学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过去数年不堪回首的经历一瞬间涌上心头，他干脆地回答道：“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就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陈赓兴奋地说，“钱先生的话让我心里有了底，我们一定要搞出自己的火箭！”△陈赓在哈军工图片来源：百度百科一个月的考察很快就过去了，12月21日，钱学森回到了北京。仅仅5天之后，他又见到了一位大人物——彭德怀元帅，并在元帅的邀请下，于12月底在中南海向政府、军队和科研单位的高级干部、高级将领与技术人员作了一场关于发展尖端武器的报告。早已结束留学生涯回国，在通信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任职的黄纬禄也参与旁听，在英国观看V-2导弹解说的回忆在脑海中涌现，如果能参与导弹的研制，这该多么令人骄傲。钱学森的报告也引起了在场开国元勋们的兴趣，不少人是第一次知道还有导弹这个东西，而且还有这么多的种类。一时间，“导弹热”迅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传开，从无到有建设现代化国防体系，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而钱学森也被这份热情深深感染，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我国的导弹事业搞起来。1956年2月1日晚上，北京。钱学森在宴会厅左顾右盼。两天前，钱学森应邀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按照请柬上的安排，他应该作为政协增补委员，列席第37桌，但这张桌子上没有他的名字。正在为难之际，一位工作人员把他带领到了一张正中央的大桌前，他的桌签被有意临时挪到了这里，而在他左边的名字是：毛泽东。回到住处之后，领袖的信任与嘱托让他全身充满了力量，“学森同志”的亲切问候犹在耳畔，他觉得自己要抓紧时间做些什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中的毛泽东与钱学森图片来源：1955年11月5日新华社记者摄2月17日，大年初五。一份3000字左右的意见书出现在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前。这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囊括了钱学森渊博的理论基础，结合了他在东北一个月的考察经历，从航空工业的部门、组织、现状与发展计划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与展望。翌日，这份报告几乎未经修改，便印发到各位中央军委委员手中，而给毛主席的一版，周总理特别指出：“要在今晚谈原子能时谈一谈。”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筹建导弹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下分导弹科研机构、设计机构和生产机构。5月26日，中央军委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会议新增了导弹管理局，由航空工业委员会领导。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需要专家和干部，同意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队中抽调。”搞出导弹，首先要过的就是“人才关”。早在《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钱学森就已经列了一个清单，涵盖了21人：空气动力学方面：沈元、陆士嘉、庄逢甘、罗时钧、林同骥、潘良儒；航空结构方面：王俊奎、钱伟长、王仁、杜清华、胡海昌、钱令希、郑哲敏、李敏华、范绪箕；推进机方面：吴仲华、陈士祜、梁守槃；控制系统方面：罗沛霖、林津；火箭方面：任新民。他们是钱学森点名要的“最高级人员”，但他们分散在中科院、哈军工等单位中，除此之外，还需要200余名大专院校的毕业生。而此时正是全国上下都要用人的时候，这无异于“大出血”的举动让五院的人员组建工作推进得异常缓慢，过了几个月，只有陈赓大将从哈军工调来的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朱正四位教授报了到。为此一向儒雅随和的钱学森甚至动了火：“研制导弹究竟是搞还是不搞？要搞就应该很快着手，有多少人干多少事，不能再拖延下去！”于是负责这项工作的钟夫翔在7月28日向聂荣臻元帅提交了第一份调人报告要求尽快将200余名大专院校毕业生以及几个处的干部调来。这份报告呈递到聂元帅的手上后，他十分重视，立刻找到周总理，请他一起想办法。很快，按照周总理的要求，钱学森到了北戴河，当面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工作进展与人员需求。此后，尽管人员调动的速度得到提升，但钱学森与钟夫翔仍然在9月11日发出第二份报告，追加了一份42名技术干部的名单。陆陆续续地，这些人从祖国的各个地方汇聚到了北京。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重返祖国一周年的日子里，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告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图片来源：国家航天局这个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办公楼还未落成，于是北京军区空军466医院被借用，而原医院则被迁至石家庄。在成立大会召开的时候，医院特有的消毒水味道甚至还没有散去。而会场也十分朴素——就在医院的食堂，台下的座位就是几张旧条凳。然而就在这个地方，密密麻麻地云集了200多人，有专家、技术人员、高校代表、部队官兵以及一群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共和国的领导干部们的座位就在正前方的小土台上，那边也摆着一张旧桌子跟几把旧靠背椅。难以想象，这样一件开创性的大事件，居然是在这样一个简陋到寒酸的地方举行。除了466医院之外，第五研究院还借用了解放军124疗养院与总参谋部106疗养院。这三个地方都在现在的航天桥附近，时至今日，这片区域仍然汇集了我国的多个航天部门。国防部五院成立了，人也到齐了，然而工作还不能开展。因为无论是专家还是这些大学毕业生，对导弹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专家团队里，此前只有钱学森系统性地参与了导弹项目，但主要是理论方面。而这些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更是对“什么是导弹”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不仅如此，不少同学的专业与“导弹”相去甚远：有学火车机械的，有学拖拉机的，看上去能沾边的大概是通信专业，但当时所学的也是基础的长途电话知识。虽然钱学森在1955年冬季在东北，1956年春季在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了报告，但这些仅仅是蜻蜓点水。要对导弹有着清晰、准确的认识，还需要进行系统性的学习工作。于是10月10日，国防部五院成立后的第三天，在空军466医院食堂里，导弹技术知识训练班就开课了。用的教材主要是钱学森自己编写的《导弹概论》，除此之外，其它在五院工作的专家包括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朱正等等也亲自出马，分别对包括火箭武器、火箭发动机、空气动力学、制导理论等等领域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在这些专家深入浅出的讲解之下，这些大学毕业的新学员们因为不理解导弹而惴惴不安的情绪一扫而空，很快就跟上了学习的步伐。△钱学森编写的《导弹概论》图片来源：百度百科在国防部五院成立一周后的10月15日，聂元帅在呈送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的导弹研究，要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方针，得到了毛主席与周恩来的认可。自此，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导弹工程正式进入了轨道。11月23日，聂元帅批准五院下设10个研究室，为了保密，这些研究室从第六号开始排，排到了十五号，分别为：六室：导弹总设计师室，主任任新民；七室：空气动力研究室，副主任庄逢甘；八室：结构强度研究室，主任屠守锷；九室：发动机研究室，主任梁守槃；十室：推进剂研究室，主任李乃暨；十一室：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梁思礼；十二室：控制元件研究室，副主任朱敬仁；十三室：无线电研究室，副主任冯世璋；十四室：计算技术研究室，副主任朱正；十五室：技术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吴德雨；在确定了各个专门的方向之后，经过了初步培训的大学毕业生们便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进一步的学习，为接下去的工作做好准备。参考资料：1.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组织编写. 钱学森的航天岁月[M]. 2012，中国宇航出版社：北京.2. 谭邦治. 任新民院士传记[M]. 2014，中国宇航出版社：北京.3. 谭邦治. 梁守槃院士传记[M]. 2014，中国宇航出版社：北京.4. 黄道群. 黄纬禄院士传记[M]. 2014，中国宇航出版社：北京.5. 史颜莉. 谢光选院士传记[M]. 2014，中国宇航出版社：北京.6. 贺青. 屠守锷院士传记[M]. 2014，中国宇航出版社：北京.7. 石磊, 梁红, 杨利伟. 苍穹大业赤子心——梁思礼传[M]. 2017，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北京，上海.8. 韩连庆. 组建初期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J]. 科学文化评论, 2013, 10(4): 39-52.

面对面丨“这里没有故事没有爱情”“科学就是简单的东西”亲历者回忆中国核武器探索的峥嵘岁月六十年前，新中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同时还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批壮志报国的科学家为了祖国核事业“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面对面》采访了原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三位参与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胡思得、李德元和李维新。三位老专家都已是耄耋之年，但加入这项事业时，他们都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1 “核武器”三个字后面是“跟任何人都不能说”的隐秘1958年7月，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一座崭新的办公楼开始动工建设。这座名为“花园路3号院”的办公楼，是为一个叫“北京九所”的机构而建。一项隐秘而伟大的事业，即将在这里开始。当年8月，22岁的胡思得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九所。来九所报到的当天，他见到了第九研究所一室主任，33岁的邓稼先。胡思得：我们本来叫他邓先生，他不同意。他说你不能叫我邓先生，叫邓主任他也不愿意，怎么办？他说你叫我老邓就行了。年轻的老邓给年轻的大学生安排的工作是，学习一本“稀缺”的俄文书，钱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超声速流与冲击波》。胡思得回忆，学习是认真的，但学来学去，为什么要学，成了大问题。一个月后，他“斗胆”向邓稼先提出，“能不能开一个党小组会，给我们讲一讲到底干什么？”胡思得：他请示了领导以后，先开党小组会后来开了全组会，给我们讲：我们要搞核武器。讲完“核武器”三个字，后面讲了一大堆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是干什么的话，至少讲了二三十分钟。1957年，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九所的任务就是消化这些资料。但到了1959年6月，苏联致函中国，表示不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如何继续？2 没有爱情故事 哪怕被饿到浮肿也没有停止过的计算1960年，苏联政府撕毁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苏联专家带着重要的图纸资料撤出中国。有种悲观的说法：中国再过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短缺影响了全国，但九所的大楼里，哪怕被饿到浮肿，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的噼啪作响也从来没有停过。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紧张地进行着“九次计算”。胡思得：我们有几位同志就浮肿，我们还羡慕他，因为浮肿可以发很大的药丸，一吃以后吃饱了。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有一个任务，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一定到办公室来看看，把浮肿的同志赶回去，但很多浮肿的同志到外面转转，书记一走又回来了，都是自觉自愿的，没有人要强迫你这么干。记者：美英法苏，他们都是用什么算出来的？李维新：美国为了研制原子弹研制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计算机。我们国家真正有第一台计算机是1963年，也是我们专门用的，但是我们用的计算机跟美国计算机百万次每秒计算速度相比，差了上百倍。为了保证精准就得靠精确计算，反复检查。当时，24岁的李维新和28岁的李德元是1960年刚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李德元：九次计算结果都跟苏联不符合，彭桓武先生坚持，这关不过，不能往下进行。记者：你觉得这样苦不苦，单调不单调，枯燥不枯燥？李德元：很单调，但是心里怀着宏大的目标。很多记者很多作家要想写我们的故事，来找我，我就说你们不要写，这里面没有故事性，没有爱情，是很枯燥的。3 推翻苏联数据 “九次计算”为核武器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所谓“九次计算”，就是利用特征线法解流体力学方程，模拟从启爆到碰靶的物质运动的全过程。如果计算结果和苏联资料中提供的数据接近，说明九所掌握了原子弹的工作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开始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但是，九次计算历时近一年，所得结果十分接近，但其中一个重要数据和苏联专家讲课时提到的技术指标不符合。1961年，周光召加入九所。胡思得：他从头至尾把我们的数据重复算了一遍，觉得没错，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一个怀疑，会不会苏联专家的数字给错了？记者：你们年轻人怎么看他这个怀疑？胡思得：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怀疑，我们要听他后面的解释。一个没有搞过原子弹的人，否定原子弹专家给的数据，这谈何容易？从炸药能量的利用率入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周光召利用最大功原理证明了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和苏联数据的不可能。九次计算持续将近一年时间，反复磨砺，厚积薄发，为之后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4 罗布泊腾起了蘑菇云 办公室研究者却不敢欢呼九次计算结束后，原子弹的研制加速进行。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1964 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火球腾地而起，冲击波从地面上卷起粗壮的尘柱，戈壁滩上冉冉升起翻滚飞腾的蘑菇烟云。根据现场采集的数据表明，爆炸威力初估 TNT 当量在 2 万吨以上，科学家们确认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那一天，胡思得身在青海核武器生产基地，李德元和李维新依旧在北京的九所办公室里。李维新：那一天大家都不说话，在办公室安安静静等着。周光召平静地走进来，大家就看着他，周光召向大家报告：我们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哇！大家鼓掌，不敢欢呼。记者：为什么不敢欢呼？李维新：因为我们的会议室靠围墙太近了，怕我们的声音传到外头。记者：传过去大概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在干吗。李维新：那个时候保密，的确是很紧张，欢呼都不敢。大家都热烈鼓掌，然后互相握手，那个心情。5 中国核武器突破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中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为什么中国人只用两年多时间，就实现了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家国情怀，是九所人给出的第一个答案。胡思得：这些老科学家从旧社会过来的，亲身感受到国家如果弱了，就会受帝国主义欺负。这口气很难咽下去，所以一有机会能够为国家服务，他们都要回来，“我愿以身许国”，就这么六个字。60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都已经成为耄耋老人，他们依然怀念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只问科学不问人的讨论，是科学工作者最珍视的工作氛围。记者：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李德元：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正确就是正确，错误就是错误。记者：在我们看来这很简单。李德元：很简单。记者：为什么您从这么卓越的科学家身上，学到的就是最简单的东西？李德元：科学就是简单的东西，很多科学知识都是上层的东西，真正的基础是科学态度，一个人真正受用一辈子的东西，是科学态度。6 邓稼先坐在轮胎上的最后工作 为中国的热核试验争取时间1986年，因直肠癌晚期做了几次大手术的邓稼先只能待在病房里。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的洞察，让他和于敏意识到美国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有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之前的积累可能功亏一篑。胡思得：邓稼先和于敏讨论美国人现在到底什么水平了？苏联到底什么水平了？后来一分析如果一旦不做核试验了，对美国和苏联损失不大，但我们中国刚好是爬坡阶段，这个坡如果爬不上去就掉下来了，邓稼先很着急。中国需要在全面禁核之前，争取时间，加快热核试验，为未来赢得先机。胡思得：最后就是于敏同志先起草报告，我当时是副所长，负责把这个报告送到301医院，让老邓去修改。当时邓稼先因为直肠癌没法做凳子，只能坐在轮胎上。他人已经很虚弱了，流着冷汗，坐在那里修改。修改完我再带回来，交给于敏同志讨论。由于敏、邓稼先执笔的报告完成后，交送中央。报告完成不久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离世。几天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文章，“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 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哀悼”。隐姓埋名28年后，世人终于从邓稼先的报道中窥见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艰辛历程。邓稼先走后，胡思得从副所长到副院长、院长，主管核试验。最后几次加快核试验的任务由他来执行。在一次次的突破中，曾经的小字辈已成为老者。他们人生的四分之三，都交付给了九所，那是他们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如今，胡思得84岁，李维新84岁。接受我们采访不久后，李德元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8岁。李德元：我参加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这是我一辈子的价值。我很自豪，参加这么伟大的事业。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对国家是有贡献的，这一辈子过得可以。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夏日川北，群山环绕。7月28日，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召开首届最美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之星、爱国拥军模范、拥政爱民模范、最美军嫂表彰大会，以这种方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致敬最可爱的人。拥军优属、军民共建历来是梓潼的传统。在梓潼县长卿山南麓，一幢幢红色砖瓦建筑掩映在苍松翠柏间，格外引人注目。这里就是中国两弹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机关旧址。继青海金银滩原子城后，两弹城成为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总部。1999年，23位为国家“两弹一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于敏、王淦昌、邓稼先等8位获奖者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揭开尘封的历史，追寻前辈们的足迹，我们可以感受中国核武器探索的峥嵘岁月，追寻跨越60余年的精神传承。邓稼先带领团队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图为研究人员在进行原子弹科研攻关。胥德勇 供图“我愿以身许国”20世纪60年代，一支神秘的队伍抵达梓潼县长卿山的密林深处。他们在这里建起占地上千亩的厂房，还有与之相连、长约1000米的防空洞。很快，一批批职工入驻，最多时达到两万人。从此，他们在这个小山沟里肩负起研制中国核武器、增强国防力量的历史使命。1969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机关从青海搬迁至梓潼，1992年又迁至绵阳科技城。23年间，前辈们在这里隐姓埋名，克服多种困难和干扰，先后组织完成20余次核试验的实施，实现了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与定型，开展了新一代核武器研制攻关等国防科研项目。“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在两弹城正大门的门柱上，刻着这样一首诗。这是1984年第二代核武器试验取得成功后，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邓稼先满怀豪情写下的。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邓稼先依然心念国家的核试验情况。当它被再次吟诵，仿佛也带人回到了当年核试验的现场。邓稼先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参加过32次，有15次都在现场亲自指挥。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34岁的邓稼先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当天晚上，邓稼先回到家后，轻声对身旁的妻子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许鹿希问：“到哪儿去？”他回答：“不能说。”“去干什么？”“不能说。”“你把信箱的号码告诉我，我给你写信。”“不能通信。”许鹿希沉默了，邓稼先也沉默了。良久之后，邓稼先才嘱咐了许鹿希几句话。几十年后，许鹿希依然对这几句叮嘱记忆深刻：“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将来要做的这个工作了。”许鹿希说，丈夫说这句话时非常坚决。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它死也值得。”两弹城中，邓稼先和王淦昌的旧居仍在。王淦昌的旧居中，至今存放着一个行李箱，上面写着“王京”二字。关于这个名字的秘密，曾经隐藏了17年之久。王淦昌曾经在国外工作，是享誉世界的核物理学家。1961年，刚刚从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回北京的王淦昌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投入祖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这个决定对他而言，意味着要从自己熟悉且已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研究工作，转换到不熟悉的应用性工作上。猛然间，王淦昌的脑中联想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国际上有一批物理学家突然“失踪”……没有多想，没有犹疑。年过半百的王淦昌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由于这是一项绝密任务，王淦昌为避免自身知名度带来的影响，便改名“王京”。从此，他隐姓埋名，奔赴一线。就这样，这位名扬中外的实验物理专家从科技界悄然“消失”了17年，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隐姓埋名二十八载，填补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这个人就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于敏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当他带领科技人员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当即给身在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便问：“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这正是于敏出于保密考虑，使用了只有彼此间才能听懂的隐语，以此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20世纪60年代，装备简陋，除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计算速度为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科研工作者为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当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几乎每周召开学术讨论会，学术思想十分活跃。会上，不论是业已成名的专家，还是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大家在氢弹的秘密面前，一律平等。谁有了新想法，谁就登台发言。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如遇有不同意见，一场争论就此展开，甚至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但谁说的对，大家就听谁的，彼此也从中受到启发。就这样，很多好的想法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中产生出来，许多种突破氢弹的设想和途径，也在这样的氛围下被提了出来。1965年9月，于敏带领部分科研人员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出差，利用该所计算机对加强型核航弹进行优化设计。令人难忘的“百日会战”由此开始。那个年代，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宝贵。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将计算结果存储在计算机的磁鼓里。一旦机器跳动，就把前一时刻的计算结果取出来，作为初始条件，由计算机重新计算，以此减少机时损失。但这样一来，机器就离不开人。机器24小时工作，人也要在一旁睁大眼睛，盯着纸带上打出的计算结果。为此，物理工作者与数学工作者混合编组，一同到计算机房算题。数学工作者负责把程序输送到机器里，并时刻关注程序的运行情况，物理工作者则负责监视计算结果是否合理，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首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梓潼县利用两弹城独特的历史背景和鲜明的时代文化，将其打造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图为8月1日，社会各界人士到基地缅怀两弹元勋。王柯利 摄“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下得太远”在青海时，核武器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200米的高原牧区，最低温度达零下四十摄氏度，一年内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迁往川北地区后，虽然风沙少了，但交通不便，生活条件依然艰苦。地处盆地，阳光本就少见，再加上办公地点周围被高山环绕，工作人员即使能看到太阳，也仅仅是中午的一两个小时。但清苦的生活阻挡不了科研工作者前进的脚步。王淦昌曾成功领导中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在承担第一次任务时，王淦昌已年逾花甲，但他仍深入车间，和工人们谈心，到职工宿舍，耐心做思想工作。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的实干精神，同样支持着王淦昌满怀信心地去完成试验任务。由于时间紧、工程量大，地下坑道里的通风设施较为简陋，氡气浓度不断增长。王淦昌了解后，很为科技人员的健康担心，立刻组织人员进一步监测，并分析原因，采取了相应措施。最后，大家提前完成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过程中，王淦昌一直坚持在洞内和大家一起工作，直到最后才撤离现场。对国家高度负责，对科研极端严谨，这是参与“两弹”研制的科学家们坚守的科研底色。曾有一次，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像预期一样打开，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没有爆炸。指挥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点寻找，但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邓稼先清楚放射性钚对人体的危害性，仅仅1克的钚就可以毒死100万只鸽子，而且医生也对进入人体的钚无能为力。但在这种情况下，邓稼先仍然决定亲自去找。他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到了事故发生地，他一下车就弯着腰在戈壁滩上四处搜寻，最终找到了碎弹。他激动地用双手捧起碎弹片，完全忘记了钚的危害。邓稼先于1985年被确诊为直肠癌。住院期间，他动了三次手术，每一天都疼痛不止，止痛针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在弥留之际，仍嘱咐要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努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下得太远……”“不让那一代人悄然离去”时至今日，两弹城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时代风貌。大礼堂、将军楼、邓稼先旧居、战备防空洞遗址等保存完好，为那段充满“硝烟”的红色岁月平添了几分历史厚重感。在邓稼先简朴居室的墙上，一份装裱起来的手稿复印件格外显眼，其内容是对一份报告的修改建议。1986年3月，身患癌症的邓稼先明知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依然强忍化疗带来的痛苦，在病榻上和于敏、胡仁宇、胡思得等几位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提出加快核试验步伐的战略建议。不论在生命的哪一阶段，始终心系祖国，这是两弹功勋共同的精神高地。如今，两弹城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身为两弹城的一名讲解员，田玉娇对我国杰出的实验核物理专家胡仁宇的到访，印象深刻。胡仁宇于1983年被调至两弹城工作，1985年接替邓稼先担任代理院长。在核爆近区测量某高难度技术方案的审定和实施过程中，胡仁宇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共组织6次核试验，全部亲临现场参与组织指挥，为确保每次试验圆满成功作出历史性成就。“那真是革命激情燃烧的时代。”胡仁宇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非常怀念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万众一心知道要干这个事。没有一个人为名为利，白天黑夜都在干”。2018年9月5日，胡仁宇被邀请至两弹城参加活动。那天，当地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异常阴冷。考虑到这位耄耋老人的身体和安全，工作人员打算让其在露天举行的仪式上短暂停留后，便到室内休息。让田玉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老人十分倔强，不听从任何人的安排，执意穿上雨衣，拄着拐杖，矗立在雨中，深情凝望战友王淦昌的铜像，纹丝不动。而这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行走在他们曾经走过的小路上，徜徉在他们工作过的空间里，述说那段历史，传承那种精神。”田玉娇对记者说，“我相信，不让那一代人悄然离去，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心声。”在绵阳，“两弹精神”凝聚起报国初心与壮志豪情，成为当地人砥砺前行的不朽丰碑。依托两弹城，绵阳建立起四川省廉洁文化基地。绵阳市纪委监委围绕“两弹精神”的文化内核，提炼廉洁主题，挖掘科学家们的家国情怀故事，将廉洁文化有机融入“两弹精神”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涵之中，赋予基地新的时代内涵，推动形成廉荣贪耻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梓潼县纪委监委定期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参观廉洁文化基地，聆听两弹城科学家们的廉洁家风故事，进一步增强廉洁意识。在廉洁教育馆内，县纪委监委干部通过声光技术和多媒体技术，重温我国波澜壮阔的核武器发展史，感悟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我国国防科技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要充分利用廉洁文化基地开展廉洁教育，让干部真正从思想上接受洗礼，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做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梓潼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唐扬表示。草木葱茏，红墙依旧。在时光的淘洗下，那段艰苦卓绝、激情燃烧的光荣岁月，愈发光彩夺目。(本报记者 付筱菁)

四川在线记者 祖明远 绵阳观察 李睿 摄影 李睿“前面这颗A2923是我国在1965年4月飞机空投的第一颗原子弹……”位于绵阳市梓潼县的“两弹城”景区内，景区讲解员正熟练地为游客介绍着两弹模型馆中的“主角”——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1:1模型。这颗原子弹和氢弹都是在青海221基地生产研制的。1969年，研制基地从青海转移到四川后，梓潼902基地又将它们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由于研制基地从青海搬迁梓潼，自1975年开始的第17次核试验开始，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等相关工作都是在梓潼902基地完成的，梓潼时期在我国核武器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两弹城”景区内，专门为我国核武器研制1969年到1992年梓潼时期设置了一个展厅，展示我国核武器科研事业承前启后，由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发展进程。当时，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北部中苏关系恶化、南边越南战争，东南台海危机、西南印度入侵。同时，美国也试图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进行阻挠。迫于国际形势的压力，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了紧急会议，确立了“三五”期间重点加强三线地区基础工业的建设，建立战略大后方的新思路。“三线建设”以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作为重点考虑，经过一年多的选择，最终将基地选择在以四川梓潼为核心的两市五县，二市分别是四川的广元、绵阳；广元集中在剑阁县，绵阳分别在平武、安县、江油、梓潼四个地区。梓潼“两弹城”便是这个基地的指挥中心，院部机关所在之地，代号为902基地，对外叫曙光公司。902基地从1964年开始选址，1965年修建，至1974年基本建成。前后施工面积达到90万平方米。面对902基地庞大的系统工程，上至中央，下至研制基地的偏僻乡镇，都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伟业。1969年9月开始，九院由青海向四川902地区搬迁。在群山环绕之中，两万余名“两弹人”白天挑砖抬瓦搞基地建设，夜晚挑灯夜战学理论学专业。没有节日，也没有星期天，研究室的灯光常常从黄昏亮至天明。为了一个关键技术，需要在简易手摇计算器上计算成千上万遍。在梓潼的23年中，科研人员先后完成了22次核试验的实施、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与定型以及新一代核武器研制攻关等国防科研内容，其中包括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首次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中子弹试验等，为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