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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抓总研制 长二丁火箭一箭双星告捷第一剑

上海航天抓总研制 长二丁火箭一箭双星告捷

摄影:吴佳栋新民晚报讯(记者 叶薇)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高分九号02星、和德四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所使用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的常温液体二级运载火箭,起飞推力约300吨,对应700公里太阳同步圆轨道的运载能力为1.2吨,具备不同轨道要求的单星、多星发射能力。这次是长征二号丁2020年度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首次发射,也是该型火箭首次在基地实施13个工作日发射流程的攻坚之战。此次发射任务搭载模式新。为了充分利用长二丁火箭运载能力,也为了拓宽民用航天搭载市场,同时避免火箭研制过程中因搭载任务造成的返工、返修,以适应现阶段高密度快速发射的时代潮流,这发火箭在研制初期采取预留2颗搭载星状态进行设计,并将搭载接口标准化、模块化,具有服务卫星群体广泛、星箭接口简单可靠、不影响主任务实施等特点。设备保养细。由于是2020年度首次进酒泉,地面设备较长时间处于未使用状态,为确保发射任务万无一失,进场前,研制团队从全局出发提前预设该类风险,提前策划深度保养方案,通过预留保养时间、组织专人专项,对每一根电缆、每一块板卡进行了逐项检查,确保功能、性能皆正常。发射场流程合并。长二丁团队对发射场工作流程进行再优化,将一二级箭体转场及星罩组合体转场安排在同一天进行。在此基础上,本发火箭转场计划首次按分钟计时,为发现计划中的不足,试验队全程跟踪、计时,及做好转场后的计划调整等工作,确保优化后的转场计划落到实处。本次发射是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第47次发射,是八院抓总研制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115次飞行试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333次发射。

奔跑者

诺奖评选也以GDP论英雄?中国何时迎头赶上

2020年10月29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程应邀在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院士牵头开设的本科生通识课程《当代科学史》上,围绕“诺贝尔科学奖与20世纪科学”主题进行了授课。周程在对1901-2020年间诺贝尔科学奖的颁奖数据进行处理后指出,诺贝尔科学奖史上出现过三大奇观:1. 20世纪早期德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独占鳌头;2. 二战结束后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遥遥领先;3. 21世纪初期日本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出现井喷。周程认为,中国要实现更多的从0到1的研究突破,政府有必要持续加大高等学校的研发经费投入,同时高等学校也要努力创造条件让中青年教师为追求真理而潜心开展科学研究。01诺贝尔科学奖120年史上的三大奇观刻画在奖牌上的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1833-1896)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从1901年授奖到今年正好满120年。在这120年里,一共有624人次获诺贝尔科学奖,其中物理学奖216人次,化学奖186人次,生理学或医学奖222人次。在这120年里,美国共有265人次获奖,占比高达42.5%。获奖数不足100人次但超过20的国家有:英国(94)、德国(73)、法国(34)、日本(22)。获奖数不足20人次但超过10的国家有:瑞士(18)、瑞典(16)、荷兰(15)、俄国(13)、加拿大(10)。获奖数不足10人次但超过5的国家有:奥地利(9)、丹麦(9)、澳大利亚(8)、意大利(6)、比利时(6)。主要国家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次上面这张表格揭示了1901-2020年间主要国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人次。从三个领域的国别分布来看,诺贝尔物理学奖中,美国占92人次,英国占28人次,德国占25人次,超过两位数的还有,法国14人次;化学奖里面,美国占了70人次,英国占了32人次,德国31人次;生理学或医学奖中,美国占了103人次,超过3位数的仅此一家。英国、德国、法国都是两位数,分别是34、17和11。主要国家获颁诺贝尔科学奖人次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获颁诺贝尔科学奖人次遥遥领先,几乎是第二名英国的三倍。另外,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瑞士、瑞典、荷兰、俄国和加拿大这10个国家,包揽了近90%的诺贝尔科学奖。如果把这120年里的获奖人数按照十年一段进行统计,就会得到下面这张图。获颁诺贝尔科学奖人数变动情况从这张折线图中可以看出,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奖人数呈上升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个时段的获奖总人数均高于战前的各个时段。逐年检查诺贝尔科学奖颁奖数据时会发现,二战前,一个奖项一般只颁发给一个人;二战后,2个或3个人分享同一奖项的情形有很多,以致每个时段的获奖人数都明显高于战前。此乃 “大科学” 兴起导致的结果。二战后,“大科学” 兴起,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急剧增长,科研经费投入快速攀升,再加上仪器、装备得到显著改善,以致诺贝尔奖级的科学成果不断涌现。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多了之后,如果每个奖项一年只颁发给一个人,很多人就会失去获奖机会;如果每年多评出几个人,就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矛盾,但每个奖项一年最多只能颁给3人的规则不能变。以物理为例,100年前,世界上的物理学家只有1000名左右;如今,全球范围内的物理学家不少于100万人。换言之,100年里物理学家的人数大约增长了1000倍。科学家多了之后,高质量的成果也就会相应地增多。这样一来,作出杰出科学贡献的科学家等候颁发诺贝尔科学奖的时间就会变得越来越长。获颁诺贝尔科学奖时的平均年龄进入21世纪后,除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接近但仍未达到65岁之外,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均超过65岁。按国别和年代对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进行分类处理后,我们还会发现美国在二战之前表现一般,但二战爆发之后美国的获奖数据迅速攀升至两位数。主要国家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的年代分布情况主要国家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随年代变动情况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上图中,多数情况下位居第二的这根绿线表示的是美、英、德、法、日五个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的获奖总数。忽视这根绿线后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30年,德国获奖数一直独占鳌头,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是比较罕见的一种现象。表示日本的这个蓝线,进入新世纪后,突然跃起,形似井喷。所以,很多人将日本这一阶段的获奖现象称作为诺贝尔科学奖 “井喷”。通过上述考察可知,在诺贝尔科学奖百廿颁奖史上,出现过三大奇观:1. 20世纪早期德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独占鳌头;2. 二战结束后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遥遥领先;3. 21世纪初期日本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出现井喷。接下来,就聚焦诺贝尔科学奖百廿史上的这三大奇观,主要围绕 “诺贝尔奖与科学教育” 作些宏观分析。0220世纪早期德国何以盛产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德国勃兰登堡门德国的获奖者几乎都担任过大学教授1901-1930 年间,全球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为93 人,其中德国是28人,英国是15人,法国是13人。德国的获奖数正好是英国和法国的获奖数之和。这一时期,美国只有4人获奖。这与很多人挂在口头上的 “20世纪是美国科学的世纪” 有点不相吻合。可以说,20世纪前30年,德国的科学表现要比美国更加突出。有意思的是,20世纪早期,德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几乎都担任过大学教授。而且,他们的获奖成果基本上都是在德国大学里取得的。因此,讨论德国20世纪早期的诺贝尔科学奖高产现象不能不谈德国的高等教育。18世纪德语国家面临的大学危机弗里德里希二世宴请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9世纪前,德意志长期处于割据状态,各路诸侯以及教派出于培养人才和提高声望的需要,纷纷设立大学。由于君主国都很小,财政收入有限,难以支撑大学的运作,所以德语国家的大学规模都不是很大,办学水准也比较低。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民众的不满,以致在18-19世纪之交的约20年里,有20所大学被废掉或被兼并。在18世纪末的大学危机中,出现了三种对大学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受英国的影响比较深,保守主义色彩比较浓,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通过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来传递具有正确信仰的知识。这种观点在大学神学院中拥有广泛的市场,因为偏重实际应用不利于维护神学在大学中的首要地位。第二种主张受法国的影响比较深,功利主义色彩比较浓,倡导以对职业、邦国和教会有用的技能训练年轻人。这种观点的倡导者,政府官员、大学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教授居多。第三种主张坚持以人为本,强调要把人的思想感情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同时也反对强迫纪律,死记硬背;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发展和实现个人的全部潜能, “造就” 有能力、有品行的人。这种主张多出自于新人文主义者。受新人文主义的影响,19世纪初,费希特、谢林、威廉·冯·洪堡等人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大学改革构想。这些构想为19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航向。柏林大学的创建●柏林大学的创建背景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普鲁士极端仇视法国革命,于是联合沙皇俄国、奥地利等国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拿破仑执政后,于1803年出兵德意志,消灭了德意志西南部的众多封建邦国。1806年又开始向德意志西部地区发起进攻,并将莱茵地区的德意志各邦国组织成了 “莱茵同盟”。1807年,拿破仑迫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放弃了易北河以西所有领土,普鲁士因此失去著名的哈勒大学。哈勒大学于1694年创建,是最早摆脱宗教束缚的大学之一。在拿破仑入侵期间,哈勒大学成了重要的抵抗运动中心。因此当法国军队占领普鲁士易北河地区之后,拿破仑命令关闭了位于该地区的哈勒大学。失去哈勒大学的教师们请求普鲁士国王在柏林重建一所大学。对失去仅有的一所大学十分痛心的国王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并任命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于1809年着手筹建柏林大学。柏林洪堡大学校园内的威廉·冯·洪堡塑像威廉·冯·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在办学理念上深受哲学家谢林的影响。谢林1803年在《关于学术研究方法的演讲》中曾提出:大学的职能是追求真理;教师应引导学生探索真理和研究自然;学者不仅要做学术研究,还要传授他的方法给学生,以便下一代能继续这项永无止尽的事业;教学不应受限制。 1810年10月,柏林大学在汉利希王子宫殿正式开办,由哲学家费希特任首任校长。这是德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柏林大学的办学特色威廉·冯·洪堡强调,德国大学应该有别于法国综合理工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那样的高校,在管理和学术上保持自主性。它包含三层含义:1. 大学应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系统,即“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2. 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纯粹的学问和真理,而不在于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3. 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潜心于科学。 洪堡认为 “自由” 是教育的 “首要和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他大力倡导 “教的自由” 和 “学的自由”。在洪堡看来,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播之地,更是知识生产之地,因此他极力主张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而在此之前,无论是教会办的英国流大学,还是国家办的法国流大学,都不重视科学研究。根据洪堡确立的独立+自由、教学+研究等办学原则,柏林大学将传统大学中的通识教育学院——哲学院扩充成了与法学院和医学院并驾齐驱的专业教育学院,从而提升了哲学院在大学中的地位。此前,欧洲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由哲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四个学院组成。其中,哲学院主要负责基础教学,有点类似现在的美国大学中的文理学院和日本大学中的教养学部。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负责专业教学。医学院主要培养医治人之身体的专业人才;法学院主要培养治理人类社会的专业人才;神学院主要培养神职人员。中世纪大学的组织架构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哲学概念非常宽泛,自然哲学乃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而自然哲学不仅包含对自然进行抽象思考所获得的知识,而且还包含对自然进行实证探究所获得的知识。因此,柏林大学提升哲学院的地位之后,极大地促进了德国形而上学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除此之外,柏林大学还开始实行讨论班教学和讲座制。讨论班教学在今天的研究型大学中受到了高度关注。比起知识传播,它更重视知识生产,或者叫知识创造。讲座制是德国大学特有的制度,一个学科只设置一个教授,不像美国即使是同一学科也设置一堆教授。而且在当时的德国,教授不退休,副教授就只能干等,即使水平再高也晋升不了教授。讲座制的好处就是,一个人当教授,下面的人都跟着他的兴趣来做研究,容易形成学派,而且很多研究能够一以贯之,持之以恒。重视教师的研究业绩也是柏林大学的一大特色。如果教师只从事知识的传授,不从事知识的创造,那他是很难向学生讲清楚知识的生产方法的。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不仅有利于了解和跟踪本领域的发展前沿,提高自身的研究探索能力,避免向学生传授陈旧、落后的知识,而且还有利于将研究的方法和探索的精神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因此,柏林大学的这一做法对德国创新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柏林大学的社会影响柏林大学名家辈出,群星灿烂。物理学家基尔霍夫、爱因斯坦、薛定谔、海森堡、玻恩,化学家霍夫曼、拜耳、艾米尔·费歇尔、德拜、能斯特、哈恩,生物学家魏尔啸、科赫、埃尔利希,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狄利克雷、冯·诺依曼,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杜林等曾在此任教。物理学家亥姆霍兹、赫兹、普朗克、卡尔·费迪南德·布劳恩、沃纳·冯·布劳恩、威廉·维恩、马克思·冯·劳厄、詹姆斯·弗兰克、迈克尔逊,化学家范托夫、哈伯、汉斯·费歇尔、奥托·迪尔斯、奥托·海因里希·瓦尔堡,地质学家李希霍芬、魏格纳,生物学家施旺、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数学家康托、克罗内克、利普希茨,哲学家胡塞尔、费尔巴哈等曾在此就读。革命导师马克思也曾在此攻读法律,恩格斯则是柏林大学的旁听生。上述名单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于二战前获诺贝尔科学奖。坚持独立自主,倡导自由精神,重视研究业绩的柏林大学问世之后,德国又以柏林大学为榜样陆续建立了一批新型大学;同时,还对一批老大学进行了改建和扩建。如布雷斯劳大学、波恩大学、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以及海德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等。后来有人评价道:“没有柏林大学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德意志文明”。它甚至被誉为“所有现代大学之母”,“研究型大学鼻祖”。李比希实验室的创立● 李比希创立现代实验室柏林大学的成功,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教育的普及。然而,当时各大学盛行的做法,至少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虽然哲学院的地位提高了,但自然科学的教学方法并没有发生质变。讲授自然科学课程的教授多为哲学家,他们注重思辨和自然哲学体系的构建,对实验兴趣不浓,因而学生很难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二是私人实验室传统仍在延续,即使能进行实验室教学,其规模也非常小,而且手段相当落后。这种状况直到1826年李比希在吉森大学建立化学实验室后才得到改变。李比希1820年进入波恩大学,1821年随师转入埃尔朗根大学学习化学,1822年凭论文《论雷酸汞的成分》获博士学位。他对这两所学校的学究气感到不满,于是经科学界泰斗亚历山大·冯·洪堡教授(威廉·冯·洪堡的弟弟)推荐来到法国著名化学家、物理学家盖·吕萨克的实验室工作。1824年李比希回到德国任吉森大学化学助教,第二年22岁的他就晋升为教授。李比希在盖·吕萨克的私人实验室进行化学研究时感受到了实验室的重要性。当时的实验室很少,大多是一些私人实验室,只能容纳一、两位学生或助手学习和研究。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李比希返回德国后加强了实验室的建设和化学教学法的研究,从而使化学教学真正具备了实验科学的特色。1926年,李比希在吉森大学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实验教学体系,其实验室可同时容纳22名学生做实验,教室可供120人听讲,讲台两侧摆放着各种实验设备和仪器,以便做各种演示实验。李比希创立的现代实验室工作场景。李比希1926年创立的吉森实验室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地进行研究训练的化学实验室,可以说是现代实验室的原型。● 李比希的实验教学法李比希为实验室教学编制了一个全新的教学大纲,规定学生在学习讲义的同时还要做实验,须先使用已知化合物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然后再从天然物质中提纯和鉴定新化合物以及进行无机合成和有机合成;学完这一课程后,在导师指导下再进行独立的研究以完成毕业论文;论文通过审核鉴定后才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在李比希的实验室,教师和学生一同并肩工作,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它不同于传统的 “师傅带徒弟” 模式,也有别于当时英国的 “导师+助手” 形式:导师和学生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伙伴关系。他们互相学习、共同研究;互相质疑、共同讨论。李比希的实验教学模式是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组织形式的发明。它将众人的努力集中起来,从而使很多互相关联的,但令单个研究者沮丧的问题得以解决。在这里研究者不一定要具备一流的才智,二流研究者同样可以做出非同寻常的业绩。除了教学改革,李比希还在科学研究上率先垂范,作出了很多重要的科学贡献。1830年代前,李比希主攻有机化学,40年代后主攻农业化学和生物化学。他曾作过大量的有机化合物的准确分析,并改进了有机分析的若干方法,定出大批化合物的化学式,发现了同分异构现象等。李比希提出植物需要氮、磷,钾等基本元素,并深入研究了提高土壤肥力的问题,因此被农学界称为 “农业化学之父”。此外,李比希还创办了《化学和药学年鉴》,成功地吸引了大量有才华的德国年轻学生从事化学研究。由于李比希的贡献,德国在有机物合成、结构理论等方面业绩十分突出。● 李比希实验室的影响国内影响:以李比希实验室为模型,1833年,约翰内斯·缪勒在柏林大学建立了解剖生理实验室;1836年,弗里德里希·维勒在哥廷根大学建立了化学实验室;1852年,罗伯特·本生在海德堡建立了化学实验室;1865年,路德维希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新型生理学实验室;1875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可以说,德国大学于19世纪中期建立的实验室,几乎都是效仿李比希实验室的产物。国际影响:李比希实验室模式一开始并没有在德国之外得到发展。但是他吸引了一大批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青年人来德国学习。至1850年,李比希指导的外国留学生数达170人之多。俄国的齐宁、法国的日拉尔、英国的威廉姆逊等,都是李比希的学生。到了1900年,英国没有获得德国博士学位的化学家几乎没有,物理、生物、生理、医学、数学也是如此。国外学者,包括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学者纷纷来德国朝圣,使德国科学界的 “朋友圈” 越拉越大,德国科学界在国际上的地位也由此得到大幅度提升。高等教育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发展威廉·冯·洪堡1810年创办柏林大学和李比希1826年创立吉森实验室堪称是破天荒的壮举。它们为德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当时,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英国大学重视的是教养教育,重在培养绅士风度;以综合理工学院、矿山学院为代表的法国大学重视的是应用教育,旨在培养工程师。而德国的不少大学则将探究自然、追求真理作为大学的核心使命,旨在培养能够仰望星空、独立开展学术研究的学者。因此,德国的大学得以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科技人才,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如果德国的高等教育理念过于超前,德国的工业界跟不上大学的前进步伐,那么在德国就必然会出现大学毕业生找不到用武之地,科技成果无法及时转化应用的尴尬局面。恰巧,以纺织工业为先导的工业革命当时正在欧洲兴起,德国的工业界对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的需求不断攀升。若不是德国的高等教育超前发展一步,很难想象19世纪后期德国的工业能够拉开与英国和法国的距离。工业革命早期,纺织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当时,用机器生产出来的布匹有不少是用发酵奶来漂白,用植物汁液染色。采用这种工艺,不仅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也无法保证产品质量。这就为德国的一些科学家,尤其是化学家发挥研究专长,施展抱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事实上,这些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一些化合物后来真的转化成了工业染料,大幅提升了德国纺织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德国的纺织工业得以后来居上,实现弯道超车。德国鲁尔工业区一角德国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又带动了交通运输业、机械制造业以及冶金工业的发展。因此,与无机化学、有机合成化学、天然高分子化学一同获得发展的,还有金相学、炼钢技术、合金材料技术以及机械加工技术等。工业发展对理工科教育提出新的要求企业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开辟新的市场,需要努力寻找新的染料来替代已没有利润可赚的旧染料,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这就需要持续加大研究开发投入。依靠雇佣的化学家和与大学化学家的合作,BASF和Hochst公司于1860年代后期合成出了对德国染料工业发展意义重大的茜素。茜素的投产,使企业深刻认识到科学研究的商业价值,同时也为企业积累了大量财富,这就为进一步支持科学教育和研究开发创造了条件。德国合成染料工业巨头随着德国工业的崛起,德国的高等教育在工业需求的拉动下和工商界的支持下又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1860 年以后,德国开始将实业学校改造为高等技术学校(Technische Hochschule)。其后,在同大学的竞争过程中,亚琛、柏林、不伦瑞克、达姆施塔特、德累斯顿、汉诺威、卡尔斯鲁厄、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等高等技术学校不断充实自然科学类课程的教育,逐渐确立了与大学同等的地位,并先后改称为工科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at)。在工科大学的强烈要求下,1899年德国威廉皇帝亲赐工科大学以博士学位授予权(Dr.-Ing.)。至此,德国的工科大学获得了综合大学的所有特权。今日,德国的综合大学一般都不设工学院,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任务主要由工科大学和高等技术学校来承担。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德国理工科教育规模的扩增相当迅猛。德国理工科高等教育队伍的扩张19世纪后期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大量涌现综合大学和工科大学的发展,为德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1830-1831年,德国的哲学院在籍学生数只占17.7%;1881-1882年,哲学院在籍学生数升至40.3%。1841年,哲学院里的理科学生只占13.6%,1881年哲学院里的理科学生占比急速上升到37.1%。1899年, 德国大学的在校人数为3.3万,其中,工科大学的学生数为1.1万。1900年,普鲁士的大学在校人数为1.7万,其中,哲学院的学生数为0.65万,在哲学院攻读自然科学的学生数为0.23万;工科大学的学生数达0.52万,剩余的0.5万余人则为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的学生。理工科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迈向社会之后,又进一步促进了德国产业的发展。有研究表明,1899年德国产业界化学专家数量高达4000人,其中从事和染料有关的占1/4。而英国1900年只有30-40名染料技术专家。据英国学者统计,1900年前后,世界上从事化学研究的科技专家中有2/3诞生在德国,以致1886~1890年间,德国取得了948项与染料相关的专利,而英国仅取得86项。从柏林大学创立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德国拥有的杰出科学家人数为200 人,重大科技成果数高达279 项。同期,英国拥有的杰出科学家人数为122 人,重大科技成果数为174项;法国拥有的杰出科学家人数为88 人,重大科技成果数为107 项。无论是杰出科学家人数,还是重大科技成果数,德国差不多都是英、法两国的总和。英、法、德、美1800-1920年间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德国在这一时期拥有如此之多的杰出科学家和重大科技成果无疑与德国大学的科学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德国能够培养出如此之多的杰出科学家,取得如此之多的重大科技成果,它在20世纪前30年获得那么多诺贝尔科学奖也就不难理解了。03战后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何以遥遥领先?1620年奔向北美的英国五月花号帆船1930年代开始美国诺奖获奖数位居全球第一按国别和年代对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进行统计处理后,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在二战之前的整体表现一般。不过,在1931-1940年间,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快速攀升至9人,同期德国的获奖人数只有8人,英国的获奖人数只有7人。尽管美国只比德国多1人,但这却是历史性的超越。此后,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一直位居全球第一。1941-1950年间,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首次达到两位数;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开始以2打头,但进入70年代就变成30多位了。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包括毕业生及职员)超过20人的大学高达19所,它们的排序是:1. 哈佛大学113人;2.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82人;3.加州理工学院70人;4. 哥伦比亚大学69人;5. 麻省理工学院62人;6.芝加哥大学62人;7. 斯坦佛大学55人;8. 康奈尔大学50人;9. 普林斯顿大学42人;10. 洛克菲勒大学38人;11. 耶鲁大学34人;12. 霍普金斯大学30人;13.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27人;14. 宾夕法尼亚大学25人;15.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5人;16.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24人;17.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23人;18. 纽约大学20人;19.卡耐基·梅隆大学20人。简言之,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在二战之前表现一般,但二战爆发后获奖人数迅速攀升,堪称一枝独秀。其中著名大学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表现突出。毋庸置疑,美国如此多的科学家获诺贝尔科学奖,同样受到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刻影响。殖民地时期的英式素养教育1776年7月4日,费城自由钟敲响,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在此之前,北美长期处于欧洲的殖民统治之下。尽管这一时期欧洲人乘坐帆船飘洋过海来到美洲通常都要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但还是有一批冒险家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了北美。当时,将子女从北美送回欧洲接受高等教育非常不便,为了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北美大地上陆续建立起了一批私立学院。殖民地时期在北美建立起来的学院主要有,哈佛学院(1636年)、威廉·玛丽学院(1693年)、耶鲁学院(1701年)、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前身、1746年)、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1754年)、费城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前身、1755年)、罗德岛学院(布朗大学前身、1764年)、皇后学院(罗格斯大学前身、1766)、达特茅斯学院(1769年)。不难看出,早期建立的这些学院都集中在人口相对密集的美国东部地区。哈佛大学一角这些学院都是模仿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立起来的,因此十分重视素养教育,旨在培养具有绅士风度的人才。当时牛顿已经在英国走红,皇家学会名声日隆,但在北美的这些学院中,科学教育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位置,至于工程技术教育更是登不上大雅之堂。实际上,哈佛1847年才开设劳伦斯科学学校,耶鲁1854年才开设谢费尔德科学学校。这些科学学校之所以能够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独辟蹊径,绕开了大学主流教学计划的羁绊。耶鲁大学最早在美国开设博士课程,但它直至南北战争爆发后的1861年才开始颁发博士学位。可以说,美国高校中的科学教育要比德国晚很多。南北战争爆发后的法式应用教育● 19世纪中期美国人口的增长与工业化的发展尽管美利坚独立正好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但在建国后最初半个多世纪里,美国人口增长非常缓慢,生产力并没有像欧陆那样突飞猛进。主要原因是,采用蒸汽动力的明轮船只适合在内河和近海航行,不适用于横渡浪高风急的大西洋。这一时期,横渡大西洋仍主要依靠风力,即使没有遇到逆风,帆船也得在大洋中漂泊一个多月。欧洲人不是迫于无奈,一般不会乘坐帆船移民到北美。而且使用1、200吨的木质帆船把蒸汽机等大型机器设备从欧陆运到美国也十分困难。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晚至19世纪中期才在美国大范围展开。1807年克莱蒙特发明轮船1939年瑞典工程师约翰·埃里克森和英国工程师弗朗西斯·史密斯发明了水下螺旋推进器。史密斯的螺旋推进器很像阿基米德的螺旋取水器,埃里克森的螺旋推进器很像今天的风扇。1843年英国 “雷特勒” 号军舰第一次以螺旋桨代替明轮。同年,美国海军也建造了一艘螺旋桨船 “浦林西登” 号。尽管英、美等国1840年代在建造螺旋桨船只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使用螺旋桨推进船舶还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譬如螺旋桨轴的密封、轴承的磨损,船舶的震动等等。因此,进入1850年代以后,螺旋桨才逐渐取代明轮成为主流。1860年英国的“大东方”号首航纽约使用螺旋桨推进船舶解决客货的快速、安全运输问题后,土地广袤和资源丰富的美国吸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欧洲移民。人口的快速增长为美国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能。有研究表明,183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占比不到10%,1860年这一数字接近20%。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工厂在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削弱了家庭生产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促进了产业分工,催生出一个对技术进步意义非同一般的部门——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减轻了相关企业自行设计装备与工艺的负担,促进了发展制造业所需技术的积累与创新。众多企业开展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由自行设计制造转向依靠相对独立的装备制造商来完成,有效地促进了设备生产的标准化与规范化,进而催生出 “美国制造体系”。“美国制造体系” 最早是由英国学者提出的。在伦敦1851年举行的水晶宫世界博览会上,美国的柯尔特左轮手枪、胜家缝纫机和麦克科米克收割机等产品大出风头。它们所表现出的机械零件的标准化、可互换性以及高效率大批量生产的特征给欧洲老牌工业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胜家缝纫机的大批量生产“美国制造体系” 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手工业者技能的依赖,降低了零件制造和安装过程的劳动耗费,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19世纪中叶以后,在装备制造业的带动下,“美国制造体系” 很快就扩展到几乎所有的美国工业活动当中,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工业化的发展。● 南北战争爆发后兴起的赠地学院人口的快速增长要求社会及时扩充高等教育规模;工业化和西进运动的快速发展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及时调整教学方案,大幅增加与机器制造乃至农业生产有关的教学内容。南北战争爆发后,美国人才和技术供给不足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南北战争期间(1861-1865),联邦政府为了支撑代价高昂的战争,于1862年和1864年两度提高关税税率,以致1865年的关税平均税率攀升至47%。关税税率的上调使联邦政府的海关收入由每年不足4千万美元(1861年)迅速提升至1亿美元以上(1864年)。关税税率上调原本只是为了筹措打赢战争所需资金,但战争结束后,为了稳住财政收入以医治战争创伤,以及迎合贸易保护主义的诉求,联邦政府只取消了一批临时性的国内税收,关税税率不仅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反而有所提高,以致保护主义政策被进一步制度化。限制进口,扩大出口需要恢复工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意味着,要么加大劳动量的投入,要么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最好是双管齐下。由于战争期间人口损失严重(大约60万),移民增长放缓,因此加大劳动量的投入受到了制约,这样只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工夫。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二是鼓励技术创新,发展机械化大生产。这就要求美国社会大力扶持应用类高等教育的发展。著名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准通过并被积极执行的。《莫里尔法案》又称《赠地学院法案》(The Land-Grant College Act),它是在南北战争爆发后的19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案》规定:由国会给忠诚州的每一位参议员和众议员拨赠联邦公共土地3万英亩,各州可将这些土地或其交易所得用于支持开办农工学院。这些学院必须教授有关农业、机械制造工艺方面的知识,为工农业的发展培养所需专门人才。《莫里尔法案》实施后,有28个州单独设置了农工学院,又称 “赠地学院”,其余的州则将土地拨给已有的州立学院成立州立大学或在现有州立大学内增设 “赠地学院”。《莫里尔法案》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地位特别。它催生了一批实用取向明显的美国高校。美国总共建了69所 “赠地学院”,包括伊利诺伊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1865)、康奈尔大学(1868)、普渡大学(1869)等。很多著名的州立大学都是以此为契机发展起来的。《莫里尔法案》催生的赠地学院之一:麻省理工学院以18世纪末期问世的综合理工学院等法国流高校为摹本建立起来的“赠地学院”实用主义色彩非常浓,明显不同于注重素养教育的英国流教会大学,也不同于以探求真理为使命的德国流综合大学。“赠地学院”的诞生与发展,确立了农业与工业等应用类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在美国高等学校中的地位,打破了美国联邦政府不过问教育的传统,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民主化与大众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美国的冲击1858年由塞勒斯·韦斯特·菲尔德(Cyrus West Field)等人创办的大西洋电报公司完成铺设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电缆。但是,该电缆三个星期后就坏了,而且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才重新接通。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66年,菲尔德使用新建造的 “大东方” 号轮船重新铺设了一条更耐用的跨大西洋电报电缆。使用科学家汤姆逊发明的镜式检流计,通过跨大西洋电报电缆传输时,衰减1000倍的信号都能够准确读出。跨大西洋电报电缆的开通使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即时通讯成为可能,世界由此变得更小。1866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发明了自激式直流发电机,并于1867年向柏林科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关于不用永久磁铁而把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方法》。这就为建造大容量电机,获得强大电力,提供了技术可能性。从此,人类开始迈入以电气动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1869年,德国化学家海因里希·卡罗又向人们展示了化学的威力。他发现了人工合成茜素的方法,从而使一个传统行业走向没落——在此之前,成千上万的人都把提取茜素这种天然红色染料作为谋生手段。1870年前后,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阿贝发明了一种新型光学器件——显微镜聚光镜,使用了这种聚光镜的显微镜能够更为清晰地观察微生物世界,从而使德国的细菌学乃至医学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876年,德国工程师尼古拉斯·奥托研制出了一台以煤气和汽油作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内燃机的出现克服了蒸汽机的很多弊端,譬如动力不够强劲,体积太大,噪音太大等。在此基础上,德国人卡尔·本茨于1885年成功研制出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内燃机的发明,还推动了石油开采业和石油化工工业的发展。德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这些新成就,通过刚投入使用的跨大西洋电报电缆传播到美国之后,引起了美国社会的高度关注。对英式素养教育和法式应用教育表示不满的众多美国青年开始纷纷跑到柏林、哥廷根、慕尼黑、海德堡、莱比锡等德国研究型大学留学。在这种背景下,像德国一样创建一批致力于纯科学研究的研究型大学便成了时代的呼声。● 设有研究生院的研究型大学的诞生在美国社会的呼吁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着将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制度移植到美国。不过,美国没有简单模仿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做法,而是通过在大学里设置研究生院的方式走出了一条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新路。以柏林大学为首的德国研究型大学创立之时,科学知识尚未发生大爆炸,学生们进入大学之前就可以把应知应会的科学知识基本学完。这样,比起科学知识传播,大学更应重视的是科学知识生产。但是,在众多德国现代大学的推动下,19世纪的科学日益专业化,以致青年学子从事科学知识生产之前需要学习的科学知识越来越多。至19世纪晚期,寄希望在中学阶段就把重要的科学知识学完已不可能。换言之,这时仍像德国早期建立的研究型大学那样要求学生一入学就着手开展知识生产已不太现实。19世纪晚期,美国有识之士移植德国研究型大学制度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因此,他们没有照搬照抄,而是有所继承也有所创新。具体做法就是,将大学学习生活划分成本科生与研究生两个阶段。本科生阶段重在学习知识,研究生阶段重在生产知识。这样一来,本科生阶段就和中学生阶段没有本质差别了,主要任务都是开展通识教育,学习已有知识,提高自身素养,为进入研究生阶段从事知识生产做准备。最近,“内卷” 一词非常流行。实际上100年前,教育 “内卷” 在美国就已经发生了。最早在美国诞生的研究型大学是1876年创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的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 1831—1908)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赴欧洲访问期间曾在柏林大学留学过一段时间(1854-1855)。1875年赴霍普金斯大学担任校长之前,吉尔曼曾在耶鲁大学谢费尔德科学学校担任过地理学教授,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过三年校长。1901年,吉尔曼卸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在德国留学过。霍普金斯大学被称为 “设在美国的德国大学” 无疑与吉尔曼深受德国现代大学办学理念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联。吉尔曼认为,科学研究不仅是大学的一项基本任务,而且是大学的灵魂。为此,他在霍普金斯大学设立了研究生院,并把重点放在研究生教育上。为了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他狠抓本科生教学,强调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育相衔接才能有效促进学校科学研究的发展,进一步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人才。创办之初,霍普金斯大学只招收了54名研究生、23名本科生。创办10年、20年之后,研究生招生数扩大到184人、406人,本科生招生数扩大到96人、149人。早期招收的1499名本科生中,有383名接受了研究生教育,其中84名获得博士学位。不难看出,吉尔曼执掌的霍普金斯大学高度重视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本科生的升学率和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都控制得很严。由于实行精英教育,每一位学生都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所以当他们进入社会后,完全可以和那些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同台竞技。研究表明,霍普金斯大学20岁时,在全美60所主要大学中,每所大学里至少有3名教授毕业于霍普金斯大学,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有13名、哈佛大学有10名,威斯康星大学则多达19名。在那个年代,一所大学总共也只有几十名在籍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示范下,一批新型现代大学,如克拉克大学、芝加哥大学相继建立。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一些老牌学院也通过增设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强化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顺利转变为研究型大学。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科学研究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青年赴德国留学达到最高潮。这些留学生从德国返回美国后,正好赶上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大潮。因此,他们很容易在新建立的研究型大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回国执教既解决了大学师资不足的难题,又把德国最先进的学术思想带进美国大学。在他们的推动下,美国研究型大学在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电磁学、天体物理学、细菌学、实验生理学等前沿研究领域迅速跃居世界前列。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快速发展,美国研究生的入学人数开始急剧增加。即使美国的大学数量和规模还在膨胀,但大学能够接纳的博士毕业生数量也非常有限。问题是,这些博士毕业生多数只擅长从事科学研究,尤其是纯科学研究,就业范围非常窄。如果大批博士毕业生在大学之外找不到合适的职位,势必会影响到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所幸,第二次工业革命加速了美国企业的兼并重组,美国在世纪转换期诞生了一批超大型垄断企业,譬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通用电气公司(GE)等,这些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纷纷在企业内部设立研究所。1925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设立贝尔电话实验室在美国,1890年,只有4家企业设立了研究所;1900年,大约有50家企业设立了研究所;1910年,设立了研究所的企业大约有180家;1920年,这个数字超过了500;1930年,更是突破了1000。不过,企业研究所的规模有大有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1925年建立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员工数多达3600人,此前通用电气公司设立的研究实验室员工数接近2000人。早期,美国的企业研究所和德国的情况相似,主要集中在化学和电气行业,这些都是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也是科学研究与产品开发联系得较为密切的行业。虽然多数企业研究所需要把主要资源投放到与现有产品和制造工艺改良有关的应用研究上面,但是一些企业研究所,尤其是超大型企业的研究所在开展应用研究的同时,也在尝试着开展一些与现有产品和制造工艺关联不大的应用基础研究,甚至纯科学探索。因此,它们需要不时地吸纳一些研究型大学的毕业生来充实研究开发队伍。1901年创立的总部位于纽约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美国的一些超大型企业除成立企业研究所外,还捐资成立基金会资助开展科学研究。卡耐基、洛克菲勒、梅隆、福特等基金会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中国人对洛克菲勒基金会比较熟悉,因为该基金会不仅捐资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而且还捐资成立了北京的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在微生物学和病理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研究突破,并发展成为洛克菲勒大学。该所的首任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1863-1946)就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威廉姆·韦尔奇(William H. Welch,1850-1934)的学生,并曾担任过霍普金斯大学病理学教授。1913年,梅隆基金也资助成立了梅隆工业研究所,该所1967年与卡耐基学院合并,组建成卡耐基·梅隆大学。企业设立或资助的研究机构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也为美国扩大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规模,提高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质量创造了条件。要而言之,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博士毕业生加盟企业,大学教师兼任企业研发顾问,企业资助大学教师开展科研,斥资兴办科研机构等等,已成为一种常态,以致在麻省理工学院引发了一场有关究竟是开展科学研究优先,还是支持产业发展优先的著名争论。随着基于科学的产业的发展壮大,产业对科学研究的渗透越来越深。不过,从结果来看,这种发展恰恰是促进了,而不是阻碍了美国纯科学研究的发展。没有企业的支持,美国不可能取得那么多诺贝尔奖级的研究突破。大批欧洲流亡科学家赴美一战爆发后,由于欧洲政局动荡,希特勒推行文化清洗政策,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到美国避难,使美国轻易获得了一批来自欧洲的科技人才。美国高校体制的多样性以及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也使得美国能够留住这些欧洲流亡科学家。欧洲流亡科学家的加入使美国的科技实力大增。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1941年间,仅来自德、奥的犹太知识难民就达7622人,其中1090人是科学家,绝大部分(约700人以上)是教授;此外还有2352名医生,645名工程师,以及811名法律工作者,682名记者,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这意味着从德、奥两国社会中被驱逐的约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国所接受,而在约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国所接受。接受上千名流亡科学家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看看有关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统计数据。1933年以前,美国曾有5名诺奖得主,在世者只剩3名;德国曾有31名诺奖得主,在世者仍有19名。然而,仅是这场从1933年开始的德国科学家的流亡潮,就为美国送来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6名诺奖得主以及后来的11名新得主。到1945年,德国1933年以前诺奖得主中的在世者只剩9名,加上新增加的5名,总数为14名;而美国1933年以前诺奖得主中的在世者虽然只剩7名,但由于有这批流亡科学家为代表的欧洲新生科学力量的加盟,却迅速新增加了18名,使总数达到了25名,从而远远超过德国,成为了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这25人中,还不包括那些1945年以后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流亡科学家,也不包括那些随父母到达美国后才完成学业、并在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代流亡者。流亡到美国的科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欧洲流亡科学家的流入不仅将美国的科研水平迅速推进到世界最前沿,而且为美国大学赢得世界一流地位奠定了基础。今天,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总计已达265名,可以说这与欧洲流亡科学家在美国开拓新方向,以及由此在美国高校中营造出来的良好学术氛围有着一定的关联。政府主导战时军工研究二战爆发之初,美国并没有打算参战。一是因为国内孤立主义盛行;二是因为军事准备不足。对美国来讲,如果要参战,就得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否则无法将军人和物资安全运送到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当时,德国的飞机和U型潜艇不时在大西洋出没,日本的航空母舰经常在太平洋游戈。因此,只有在军事技术开发上取得突破,找到远程探测德国飞机、潜艇和日本航空母舰的办法,美国才有可能宣布参战。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美国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有必要未雨绸缪,做好参战准备。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副校长、总统科技顾问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建议,美国总统罗斯福于当月27日下令正式成立 “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国防研究委员会直接对美国总统负责, 所需经费直接从总统控制的紧急基金中拨付。其主任由布什担任,成员还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Karl Taylor Compton),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首任贝尔电话实验室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朱伊特(Frank Baldwin Jewett),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理托勒曼(Richard Chace Tolman)。此外,还有来自海军与陆军的代表各一位。国防研究委员会成立伊始就对陆、海军的研究活动进行了全面考察,并着手编写了技术工作清单, 内容包括海、陆军尚未取得进展的研究工作,以及一旦美国放弃中立,军方必须立即从事的研究项目等。同时,该委员会还与775所大学、企业研究所以及非营利机构联系, 把可能获得的科研人才、设施资料, 已取得的技术进展等登记造册。战时担任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局长的万尼瓦尔·布什(1890-1974)1940年9月7日,德国对英国首都伦敦实施了大规模轰炸。英国航空研究委员会主席亨利·蒂泽德爵士(Henry Tizard)紧急访美,并给美国带来了一份珍贵礼物——能够发射微波脉冲的 “共振腔磁控管”。布什与蒂泽德进行多次接触后,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于1940年10月决定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里设立 “辐射实验室”,启动 “雷达工程”。“辐射实验室” 完全由科学家负责运营。国防研究委员会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将研究任务赋予实验室后,便不再插手实验室的管理活动。到战争结束时,“辐射实验室” 员工数发展至3897名,其中科学家及工程师占30%。当时美国的一流物理学家中有一半在为其效力。实际上,国防研究委员并没有行政权力和预算资金来直接推进科学研究,因此,罗斯福于1941年6月28日发布第8807号行政命令,决定成立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局(OSRD),由布什担任局长,直接对罗斯福总统负责。科学研究与开发局拥有调动多种资源的能力,加上该局局长和国防研究委员会主任都由布什担任,所以国防研究委员会此前的角色事实上被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取代了。国防研究委员会成立之初,早先设立的铀矿顾问委员会便被置于国防研究委员会管辖之下。科学研究与开发局成立后,该委员会被改组为S-1部门。1941年10月9日,布什向总统罗斯福、副总统华莱士汇报原子弹相关项目时,介绍了英国的 “合金管工程” 以及英国莫德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以铀或者钚为原料的炸弹有可能在两年内研制成功。在布什的建议下,罗斯福决定加快研制原子弹的速度,并组建一个高层决策小组负责此事,成员包括罗斯福、华莱士、布什、科南特、史汀生(国防部长)以及马歇尔(参谋总长)。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随后美国宣布参战。为了抢在德国和日本之前研制出原子弹,美国于1942年6月启动 “曼哈顿工程”,将原子弹的研发和生产交给军队统一管理。“曼哈顿工程” 不仅造出了原子弹,还留下了14亿美元的财产,包括一个具有9千人的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实验室;一个具有3.6万人、价值9亿美元的橡树岭铀材料生产工厂和附带的一个实验室;一个具有1.7万人、价值3亿多美元的汉福特钚材料生产工厂,以及分布在伯克利和芝加哥等地的实验室。战时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林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阿贡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不仅为官产学合作开展科技创新积累了经验,也为美国战后开展 “大科学” 研究铺平了道路。战时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与开发局给大学提供了大量的科研资助。这些科研资助使美国大学的科研经费比战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1938年,美国大学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总经费约为2800万美元;1944年,仅科学研究与开发局与大学签订的合同总额就高达9000万美元,而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只是能签订这样合同的几个政府机构之一。在政府机构的资助下,美国大学在战时的科学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不仅为打赢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美国大学在全球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 “大科学” 急速兴起据有关资料显示,二战之前,美国的研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亦即研发投入强度很低,1930年仅为0.2%,1940年为0.3%,这些研发经费都是以民间投入为主,因此10年只增加了0.1个百分点。但是到了1945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上升到0.7%。在短短5年里就增加了0.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联邦政府加大了与军事有关的研发经费投入导致的结果。二战结束后,百废待兴,政府很难再像战时那样继续支持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意味着战时建立的很多科研机构必须关闭或缩小规模,很多优秀科学家将会下岗。而这一切都不是战时身兼国防研究委员会主任和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局长二职的万尼瓦尔·布什所乐见的。1945年,布什牵头起草了一份题为《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给总统的关于战后的科研计划》的报告。在这份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布什强调了基础研究对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价值,论证了联邦政府使用国民税金支持科研人员从事基础研究的正当性。但是,布什的报告并没有解决联邦政府资助技术开发的正当性问题。在强调自由竞争、市场调节的美国,政府动用国民税金资助只能惠及部分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开发是不能被接受的。布什宣称,基础研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线性关系:基础研究→新概念、新原理→新成品、新工艺→新产业→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源头在基础研究,社会可以通过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从而获得相应的回报。为此,他提议由政府出资成立一个由科学共同体自行管理的科学基金组织以促进基础科学的自主发展。但是,布什站在科学家一侧提出的政策诉求并未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不少人认为即使资助基础研究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增进公共福祉,政府也不应把国民税金直接交给科学共同体自行管理使用,何况政府资助基础研究是否能够获得应有的回报还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经过长达五年的争论,美国国会于1950年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之初掌控的经费非常有限,即便加上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原子能委员会和海军研究办公室等机构支付的用于支持基础研究的经费,也不算多。当时,美国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只有1%,虽比1945年高出了0.3个百分点,但不到1960年的一半。这表明布什的有必要持续大规模地资助基础研究的理念,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仍只获得了有限的认同。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是在前苏联于1957年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之后才出现显著增长的。本来,前苏联率先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只表明美国在宇航技术开发领域确实落后了,但是科学家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此乃美国基础研究整体落后于前苏联酿成的苦果。当《苏联又领先了》之类新闻报道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媒体上时,美国的决策者们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们意识到如不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显著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美国极有可能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遭受惨败。此时,政府资助基础研究,已不只是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层面上的问题了,而是事涉美国国家威信及其社会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问题。于是,美国政府决定迅速在国防部内设置高等计划研究局(DARP),并将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改组成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恰巧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此间从市场失灵论的视角,论证了企业不愿深度支持基础研究的必然性,从而为美国政府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供了理论依据。1959年,以西博格(Glenn Theodore Seaborg)为首的美国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西博格等人建议联邦政府大幅追加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投入,以迅速提升美国的科技竞争力。艾森豪威尔总统接受了这一建议。1960年参加总统竞选的肯尼迪甚至以这份报告为依据将加大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投入列入竞选公约。1958至1968年间,美国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始终高于60%。其间,主要用于资助基础研究的国家科学基金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经费分别扩大了8倍和5倍,而主要用于资助技术开发的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的研发经费同期只扩大了2倍。一般认为,前苏联卫星发射升空后的十年乃美国基础研究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科学家们只要能提出一个有点说服力的研究计划,就有可能获得政府资助。一些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计划,如莫霍面计划(地幔钻探计划)、奥兹玛计划(搜寻地外文明计划)都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对于一些企业开展的基础研究,政府同样给予了资金支援。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全面超越苏联。美国宇航员乘阿波罗宇宙飞船成功登月这种群体歇斯底里的行为导致的结果是,阿波罗宇宙飞船登上了月球,航天飞机飞上了太空,研究生培养环境得到了大幅改善,诺贝尔奖级研究突破不断涌现。此外,战前科技移民的杰出贡献也鼓舞了美国联邦政府。战后,美国开始通过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来网罗国际高端科技人才。为了推进这一战略,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案,如1946年的《富布赖特法案》、1948年的《信息与交流法》和1956年的《交换学者与移民地位法》。这些法案资助美国高校师生参与国际交流,资助在美国学习的留学生,鼓励外国学者到美国进行访问和研究,并为他们居留美国提供便利。要而言之,二战后,联邦政府的研发经费支持和科技移民的知识支援使美国高等教育迅速拉开了与世界各国的距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了美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差距。在这种形势下,战后,美国学者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乃是一种必然。04新世纪日本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何以出现井喷?奔向美国的日本咸临丸号日本进入新世纪后已有19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日本获颁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现已攀升至24人,其中19人是在进入21世纪后获奖的。尽管南部阳一郎和中村修二获奖时已加入美国籍,但他们的获奖成果都是在加入美国籍之前做出的。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获物理学奖的有8人,获化学奖的有7人,另外4人获的是生理学或医学奖。19名获奖者中,出生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有13人。其中出生在1926-1935年间和1936-1945年间的各占6人,还有1人是南部阳一郎,他出生于1921年。战后出生的6人中,有2人出生于1946-1955年间,另外4人则出生于1956-1965年间。要而言之,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三分之二以上出生在战败前。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出生年代分布图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平均获奖年龄为69岁,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的平均年龄为41岁,两者之间的时间差为28年。19名获奖者中,有16人的获奖奠基性成果是在上个世纪七、八、九十年代做出的。其中,有7人的获奖成果是在1970年代做出的,在1980年代做出获奖成果的有5人,在1990年代做出获奖成果的有4人。剩余3人中,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的获奖成果是在1960年代做出的,而且都是在美国工作期间做出的;还有1人是山中伸弥,他的获奖成果是在21世纪初做出的。简言之,八成以上的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都是在上个世纪最后30年间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的。诺奖成果的产生年代分布情况除去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所有的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都是在战后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是高中教育的;而且,所有的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都是在日本国内完成大学本科或专科学业的。其中,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读本科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最多,均在4人以上。在由原帝国大学改造而成的七所日本国立综合大学中,除九州大学外,都至少培养出了1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在日本私立大学就读过的只有大村智一人。要而言之,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绝大多数出生在二战结束前;他们几乎都是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进入国立或公立大学读书的;而且大多是在1964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前后进入顶尖国立综合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的;1972年日本的GDP超越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他们在著名综合大学或企业研发部门取得了重大研究突破,从而为新世纪荣获诺贝尔科学奖奠定了基础。据此可以推定:● 日本新世纪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与战前的科学风土有关;● 日本新世纪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与战后的教育改革有关;●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受到了导师精神气质的深刻影响;●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得益于研究开发经费的持续增长。日本战前的科学风土请大家先看一下这张 “和汉洋三贤人图”。图中位于中间的是日本人,左边的是中国人,右边的是西洋人。中国人前面放着一盆本草和竖着写的书卷。西洋人则拿着一本横着写的医书,书中有一幅人体解剖图。很明显,图中的日本人和西洋人靠得更近,离中国人相对比较远。和汉洋三贤人图这张图是日本画家司马江汉画的,现保存在美国。司马江汉生于1747年,卒于1818年。这张画大约是在1800年前后画的。大家注意一下这张画中的背景。有两组人在救火,一组人在观望。观望的那组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人多的那组是中国人,人少的那组是西洋人。中国人虽然靠火场比较近,但使用的是桶和盆,救火效果不彰。西洋人虽然离火场比较远,但使用的是消防水枪,用消防水枪灭火显然要比使用桶和盆效果更好。司马江汉画这个背景是有寓意的。意思是说基于本草的中医和基于解剖的西医是存在功能差异的,二者之间的差异犹如用木桶泼水救火与用水枪抽水救火之间的差别。在司马江汉看来,日本当然应该亲近西方,选择西医。司马江汉何以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对中医和西医产生这样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形成对日本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认识的形成和日本的锁国政策不同于中国有关。日本在锁国期间一直维持着与荷兰之间的联系。不过,为了防止西洋人传教,日本人只许荷兰商船停靠长崎的出岛,然后再定期过桥和日本人交易。荷兰在长崎的出岛(Dejima)设置的商馆不仅如此,日本人还模仿中国的朝贡制度,要求荷兰商馆定期赴江户,也就是东京进贡。从长崎到东京的路途很远,荷兰商馆的进贡队伍走一个来回怎么要好几个月,所以需要带医生随行。在路途上,遇到藩主及其家人生病了,随行医生免不了会应邀帮助藩主及其家人治病。当藩主发现荷兰医生比本潘医生医术更高明时,就会责成本潘医生向荷兰医生讨教,甚至前往长崎学习西方医学。想向荷兰医生学习西方医学,首先得学习荷兰语。因此,日本很早就出现了一批懂荷兰语的学者。17-19世纪荷兰商馆赴江户拜见德川将军1609-1850年间,荷兰商馆一共到东京进贡了167次;1633-1790年间,几近每年进贡1次。锁国期间与西方人进行如此密切的交往,这在中国是见不到的。这种交往,增进了日本人对西方学术的了解。正因为如此,杉田玄白早在1774年就完成了《解体新书》的翻译。日本1774年翻译出版的《解体新书》插图《解体新书》出版后,介绍西方医学的翻译书相继出现。譬如,宇田川玄真1793年出版《西说内科选要》,将荷兰医学从外科扩展到内科;他1805年出版的《医范提纲》中还附有铜版图谱,而且内容也超出了解剖学的范围,涉及到许多生理学、病理学问题。他1822年出版的《远西医方名物考》则属于药物学著作。这些在日本江户时代经荷兰人传入日本的学术、文化、技术,被称为兰学。兰学者的大量出现,为日本拥抱西方医学,乃至自然科学铺平了道路。佩里叩关之后,兰学在日本又进一步发展为洋学,以致日本在江户末期和明治初期产生向西方学习的意愿之时,也具备了向西方学习的能力,主要是语言交流和学术理解能力。明治维新后,日本不仅于1877年创办了东京大学,聘请了一批西方学者来日本执教,而且还选派了一批学术精英前往西方留学。北里柴三郎、志贺洁、秦佐八郎就是在这一时期派往德国跟着科赫、埃尔利希等人学习医学和微生物学的。东京大学赤门医学讲究实证,最容易摆脱传统学术的羁绊,受到社会的重视。而医学的率先发展,又带动了生理、病理、生物、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的发展,以及工程技术的发展。实验科学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积累,又为日本高等教育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二战结束前,日本在本土一共设立了七所帝国大学,这七所帝国大学中,除名古屋大学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后设立的之外,其他六所都是在此之前设立的。京都大学是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创立的,东北大学是在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创立的,北海道大学则是在一战爆发后不久创立的。要而言之,二战之前日本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在微生物学、医学等不少领域已经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日本战后的教育改革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几乎都是在战后接受大学教育的,而且大多数是在战后初期接受中学教育的。当时日本的教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1926年进入昭和时代之后不久,日本便进入了动荡不安的军国主义黑暗时期。为了 “阐明我国的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的原理,弘扬国民文化,批判外来思想”,日本文部省于1932年设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日本司法省于1934年设置了思想检察官,不断强化对思想和文化的管制,大力倡导国粹主义,主张国家至上。这明显与启蒙主义教育理念相悖。为了给军国主义摇旗呐喊,日本的媒体也开始大肆渲染本国的军事、科技乃至社会优势。当时被广泛阅读的两本科普杂志——1923年创刊的《科学画报》和1924年创刊的《儿童科学》,在军国主义者的操控下,几乎每期都在鼓吹日本的军事装备优势和科学技术成就,以致很多日本青少年都想从军,以为日本的军事技术真的很先进,可以称雄世界。左:1923年创刊的《科学画报》 右: 1924年创刊的《儿童科学》受到1939年的诺门罕战役的沉重打击后,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日本不能再狂妄自大、自欺欺人了,必须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切实增强科技实力。但是,走上了军事扩张不归路的日本,在二战期间是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实行民主主义改革的。战后,受麦克阿瑟将军的邀请,“美国教育使节团” 27名成员于1946年3月抵日。美国教育使节团经过数周的考察后指出,日本的科学教育是落后的,应将美国的教育理念全盘引入日本。在美国教育使节团的协助下,日本文部省于1947年3月21日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开始用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取代以往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东京、京都、东北、北海道、九州、大阪、名古屋等七所帝国大学,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改造成为国立大学的。虽然它们都称作国立大学,但实际上享有高度的办学自主权,譬如校长由教师选举产生,教授会对教师人事和教学经费具有议决权等。战后初期的教育改革,不仅使日本的大学教师,尤其是国立综合大学的教师获得了更多的研究自由和稳定的经费支撑,而且还使大批理工科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受到了更好的科学研究训练。这些无疑会对战后入学的年轻学子科研志向的培育产生积极影响,也为青年才俊进入国立综合大学心无旁骛地开展自由探索创造了有利条件。1992年、2007年的卡耐基·梅隆大学教师国际调查显示,七成左右的日本大学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中更重视后者。在国立综合大学,这种“科研至上”的风气可谓更浓。这样一来,在日本,客观上能够搞科研,主观上也很想搞科研的大学教师比比皆是。虽然这种重视知识生产胜过知识传播,甚至知识应用的办学模式曾引起日本民众的不安,但它在创新型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上确实存在诸多优势。日本导师的精神气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日本国立综合大学指导理工科学生开展研究的教师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种是亲身经历过战时研究的资深教师,另一种是二战后期才考上研究生的青年教师。战时,前者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过与军事装备开发和生产有关的研究。后者的情况则有些特别。日本陆军部原子弹项目负责人仁科芳雄(1890-1951)因从事军工研究的高素质人才严重短缺,日本政府决定从1943年起在七所帝国大学以及东京工业大学、东京文理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等高校创立研究生院,每年招收500名二年制和250名三年制研究生(前者相当于硕士生,后者相当于博士生)。由于这些研究生在校期间既可以免于服兵役,又可以拿高额奖学金,所以入学考试竞争异常激烈,考上的人学业都相当优秀。这些研究生毕业后有很大一部分进高校当了教师。他们和很多老教师一样,曾目睹技不如人的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期被科技强国美国碾压,因此攀登科学高峰、抢占技术制高点的愿望非常强烈。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署之后,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经受过战争磨练的国立综合大学的教师们,拥有充分的研究自由后,为迅速恢复日本的科技竞争力,在争分夺秒地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还尽其所能地指导着自己的学生。京都大学汤川秀树教授这些导师,无论是年长者,还是中生代,大都经历过二战,对科技竞争的残酷性和重要性有着深切的感悟,因此人人都可以说是拼命三郎,而且对解决科技问题与发表期刊论文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对科研选题的新颖性和科研数据的准确性要求非常严格。这种精神气质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他们的弟子。他们的弟子在其耳提面命之下,对日本走科技立国的道路、迅速跻身世界科技强国行列的必要性也有着与今日的 “宽松世代” 不同的理解,并且都甘愿为增强日本的科技实力而做出不懈努力。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日本的科技实力;1965年,朝永振一郎又继汤川秀树之后再度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桂冠。这些成功,使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导师们迅速恢复了自信,同时也极大地提振了他们的弟子的科技自信心。这些青年学子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只要自己勤奋努力、勇于攻坚克难,就有可能做出世界一流的科技贡献。因此,他们不愿意再继续简单地模仿西方学者,而是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大胆地向无人区挺进。如果他们当时为了多发论文,只肯做跟踪研究,不愿挑战世界科技难题,很难想象他们之后能取得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原创性科技成果。日本研发经费的持续增长搞科研只有主观愿望不行,还得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充裕的研究经费,这些都需要有坚实的技术经济基础的支撑。所幸,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投身科研领域时,正好遇上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结果,日本的经济增长大幅超过了1960年定下的在今后10年中将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两倍以上的目标。日本在制订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的同时,还制定了与此目标相呼应的“科学技术10年计划”,提出有必要按欧美国家的水准,尽快将研发经费投入总额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实际上,日本1970年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达到了1960年的6.48倍,其中投给大学的研发经费更是增长了7.1倍!2%的数值目标也于1970年达成,这比美国只晚了不到10年的时间。日本1956-2010年GDP与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在节能环保等产业的带动下,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实现了大幅增长。1970年日本的GDP只有2.03千亿美元,但至1980年时日本的GDP已增长至1.071万亿美元。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也在不断攀升。结果,1980年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又在1970年的基础上增长了3.9倍。日本1965-1985年研发经费投入总额变化趋势图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里,除去泡沫经济破裂之初的三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总体上呈不断攀升之势。这一时期,日本的研发经费年度投入总额由4.7万亿日元进一步增长至14.7万亿日元。而且在这20年里,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由2.1%进一步攀升至2.9%,甩开德国0.5个百分点,高出美国近0.3个百分点。1981-2016年间主要国家研发经费投入情况正如上文所说,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获奖奠基性成果,几乎都是在进入1970年代之后取得的。这意味着,他们是在日本将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提高到2%之后才取得的重大科技突破。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经济基础的强有力支撑,也许能够偶然作出一两项诺贝尔奖级科学贡献,但出现诺贝尔科学奖 “井喷”,一定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强有力支撑。简言之,上个世纪七、八、九十年代日本的研发经费非常充足,做科研根本不缺钱。而且,当时的科研人员在日本国内所受的高等教育也是相当先进的,指导他们的导师大多参加过战时研究开发竞争,有着很好的求真务实的精神。至于日本新生代,其精神面貌和所处环境与上一代人有着很大的差异,恐怕很难复制前辈的辉煌。05结语:中国如何才能迎头赶上?北京大学校友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德国、美国和日本的例子来看,将经济看成是今天、研发看成是明天、教育看成是后天似乎不太合适。相反,我们更应把教育看成是今天、研发看成是明天、经济看成是后天。把科学教育搞上去之后,研究开发就不难取得突破;研究开发进入快速通道之后,经济增长就不难再上一个台阶。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开放的步伐由此进一步加快。从这一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持续多年高居世界首位。2019年,中国GDP接近100万亿元,按照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也已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276美元。中日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1960-2019)在经济取得如此巨大成绩的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我国高校用相对较少的经费培养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并很好地解决了教育公平问题。但是,教育既要重视量还要重视质。而要大幅度提高教育质量,就得加大高等学校研发经费的投入。否则,很难形成创新型人才和原创性成果不断涌现的大好局面。2018 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升至2.18%,研发经费投入规模达19657亿元。但近年来,中国高等学校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之比一直徘徊在7%上下,较美国、日本等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主要国家高校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变动情况中国高等学校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明显偏低,与政府投给高等学校的研发经费占比过低有着很大的关联。以2017年为例,中国将6成以上的政府研发经费投给了政府研究机构,只将2成的政府研发经费投给了高等学校,这在世界主要国家中称得上是一个特例。美、中、日2017年研发经费流向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政府的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原本就不高。例如2017年,中国的这一数值仅为19.8%,低于美国的22.8%,远低于英国、德国和法国。主要国家政府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变动情况由于中国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偏低,政府投给高等学校的研发经费占其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明显偏低,加上中国高等学校不能收取高额学费以弥补研发经费的不足,中国高等学校的研发经费出现了严重短缺。2010年以前,中国高等学校实施的研发经费一直低于日本,近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截至2016年仍只比日本高出1/3。而中国高等院校实施的研发经费至今仍未达到美国的一半。主要国家的高等学校研发经费变动情况若按汇率对中美两国前100所高校2016年的研发经费进行折算处理后发现:中美两国前10、50、100所高校研发经费占本国全体高校研发经费的比重差异并不明显,但中国前10所高校的研发经费集中度稍高一些,美国前100所高校的研发经费集中度相对高一些。另外,中、美两国前10、50、100所高校研发经费平均值的差距非常大。在研发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国高校的很多教师不得不减少或放弃前沿探索和 “无人区” 尝试,甚至连开展一般跟踪研究都非常困难。结果,在校学生缺乏接受严格科学研究训练的机会,使用先进仪器设备、深度参与尖端科学研究更成了一种奢望。因此,中国要实现更多的从0到1的研究突破,至少政府有必要持续加大高等学校的研发经费投入,同时高等学校也要努力创造条件让中青年教师不急功近利,只为追求真理而潜心开展科学研究。若按近年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排序,美国位居第一,中国位居第二,日本排在第三,德国排在第四。在120年的诺贝尔科学奖颁奖史上,目前GDP位居前四的其它三个国家都先后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奇迹。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人口大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有责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因此,支持研究型大学中的学者潜心探究自然,不仅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需要,也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木木西里#内容来源:知识分子博士劝退文,写得真好!巨人的陨落: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退役”科研人要失业还是会更受益?人工智能攻克生物界50年重大难题!特别声明:本文发布仅仅出于传播信息需要,并不代表本公共号观点;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公众号转载使用,请向原作者申请,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

孟婆汤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800所:制镇国之器 铸华夏之魂

上海西南一隅,黄浦江支流合围起一个面积约4200亩的小岛,岛上绿树成荫,环境幽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800所便坐落在这里。1958年9月30日,800所的前身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第二设计部正式成立,肩负起国家赋予的研制第一代地空导弹的任务。1965年7月,800所由北京迁至上海。60多年来,800所初心如磐,蹄疾步稳,承担起战术武器总体结构和总装综测、运载火箭箭体结构和大型环境试验等航天产品的研制、生产任务,成为加强国防建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中坚力量。▲ 800所上海松江园区鸟瞰图峥嵘岁月书写辉煌奋斗史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时间退回1960年,代号“601”的工程在如今800所所在地上海松江横潦泾启动。彼时,横潦泾由于远离上海市区,人烟稀少,物资匮乏,一切只能从零起步。栉风沐雨,砥砺前行。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800所边组建队伍、边建厂房宿舍、边搞研制、边强化加工试验,锐意进取,默默付出,六十多年来取得了辉煌成就:▲ 型号产品开展地面分离试验运载领域,800所先后参与研制了探空火箭、风暴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三号、长征四号、长征五号、长征六号等运载火箭,有力保障了以风暴一号为代表的我国首型火箭发射成功、以长征二号丁为代表的金牌火箭发发创优、以神舟飞船为代表的载人航天工程步步为营稳步推进,以及以长征五号和长征六号为代表的新一代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装备领域,800所参与研制的以红旗一号为代表的首型弹仿制成功、以红旗二号为代表的改进型导弹战场立功,多型装备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6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建军90周年阅兵,有力保障了国防安全。▲ 大国重器参加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专业领域,800所突破和掌握了以高性能耐热铸造镁合金、3D打印、激光焊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技术,承担了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代表的集团级以上项目100余项,获得上级研发经费超6亿元,荣获了国家、军队及省部级以上各类科技奖项50余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10余项,为全面融入集团公司、上海市和八院的创新体系建设,为构建产学研用战略合作联盟,起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作用。▲ 全国质量标杆大国重器,中国底气。60多年来,800所作为中国航天和军工行业的骨干单位,为中国航天事业和装备现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国家的国防安全筑起钢铁长城。瞄准机遇打造发展新蓝图绘就新蓝图,打造新引擎。800所紧紧抓住航天强国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机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充实和完善自身能力体系建设,构建“一园两基地”战略布局,推进上海松江、江苏海门、安徽广德三位一体打造“航天装备材料与结构研究智造基地”。▲ 贮箱装焊厂房发展为骨,创新为魂。依靠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机遇,800所不断将优势技术转化为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型号科研生产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变,提升面向型号的全生命周期保障能力,从航天制造不断走向航天智造,在“两个世界一流”的历史征程中不断夯实高质量保成功的基础。▲ 铸件产品和3D打印产品聚焦优势,重点发力。目前,上海市金属材料近净成形工程技术中心、集团公司铸造工艺技术中心等10个中心挂靠800所。在镁合金材料方面,800所已经申报授权专利50余项,牵头制定了国家和行业标准30余项,确立了轻合金材料成形领域的标准主导权;已拥有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等领域客户70余家,市场份额稳居国内前三,并与振动装备、激光装备等行业内多家单位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不仅具备铝、镁、钛三种材料的铸造能力,同时兼具设计、机加、表面处理、检测等全产业链的能力,扎实推进国家装备升级换代,做强材料产业,做响航天品牌。▲ 优质铸件金奖党建铸心引领进取新常态深受航天“三大精神”滋养的800所干部职工,秉持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始终站在“以国为重”的高度谋划全局,以富国强军为责任担当,着力强化“五严五融五化”党建运行机制,有效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红色力量激发蓬勃动能。▲ 800所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六十载为国铸剑,800所先后有16人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培养了3位全国劳动模范、近百名技术专家和管理精英,建立了院士工作站、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被评为国家技能人才培养突出贡献单位。800所丰富人才引进渠道,畅通人才职业发展路径,持续强化人才培养工作。所领导担任青年成长教练,促使新员工快速融入工作;打造“博识堂”技术论坛,鼓励员工展现自我,促进技术创新,碰撞思维火花;不断深化员工能力评价体系和薪酬激励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激发人才队伍创新创业的激情和活力,造就了一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年轻人才队伍。党建铸心,文化聚魂。在不断传承和发扬航天精神的基础上,800所持续完善企业文化体系建设,形成了以“固本强基、创新融合,打造航天装备材料与结构研究智造基地”为企业愿景和以“精益求精、成就客户、协同诚信、卓越共享”为发展理念的企业文化体系,提升了企业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先后荣获上海市文明单位、集团公司文明单位、全国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3.8米直径超长贮箱成功下线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进入建设航天强国的新时代,面向“两个世界一流”建设新要求,800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坚持以“材料型谱化、技术体系化、产品标准化、产业集约化”为发展策略,坚持军品型号与民用产业“双引擎”发展,扩大市场、创新“双体系”功能,着力实施“能力提升工程”,力争成为国内领先、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防务装备集成商、航天运输领域结构件供应商,成为装备领域新材料研究的重要力量、结构成形应用研究的骨干力量,成为材料与结构专业、智能制造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建成“航天装备材料与结构研究智造基地”,全面建设适应未来发展需求的效益效能型智慧研究所,全力推进航天强国建设进程,以实干进取铸就新的辉煌。来源:《中国航天报》文/刘岩编辑/杨成 高一鸣校对/林佳昕监制/黄希

杂篇

石豪:中国航天,靠什么领跑世界?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石豪】北京时间2020年5月8日13时49分,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于东风着陆场区安全着陆。从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首飞,到新飞船的回收,这次拉开我国载人航天新阶段序幕的试验任务终于取得圆满成功。新载人飞船在轨模拟图一切为了航天员的安全作为神舟号以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下一代载人飞船,新飞船要实现对载人登月与近地轨道任务的兼顾。其中,载人登月任务要求飞船返回舱以近乎第二宇宙速度(11.2千米/秒)安全再入大气层,其热控制与姿轨控要求相较神舟飞船更为严苛。反而言之,只要新飞船能够达到载人登月的返回要求,自然也可以用于速度更低的近地轨道空间站任务,实现返回舱设计的标准化。因此,本次新飞船试验船配备了可用于探月的大型服务舱模块,整船质量达到21.6吨。在由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发射进入近地轨道后,新飞船执行了7次自主变轨,将轨道远地点抬升至8000千米,既验证了服务舱的轨控能力,又使返回舱的再入速度超过9千米/秒,创造了接近第二宇宙速度的返回热流条件。新载人飞船轨道提升事实证明,新飞船的热控方案卓有成效,能够全程保护航天员的安全。而为了确保航天员的万无一失,新飞船上成功运用的新技术又何止热控一项。传统的飞船液体发动机主要采用肼基燃料,如美国的载人龙飞船的SuperDraco发动机就是四氧化二氮/一甲基肼的双组元推进剂。但不管是肼、一甲基肼还是偏二甲肼,都是剧毒物质,一旦意外泄露进入返回舱内,将直接威胁航天员生命安全,这也是一直载人龙飞船的一个不稳定因素。至于四氧化二氮,其剧烈的腐蚀性和毒性更是不遑多让,不仅直接威胁航天员,也对推进剂加注过程有很高的要求。载人龙飞船推进系统在2019年测试时发生爆炸在新飞船返回舱上,世界推力最大的单组元无毒发动机首次亮相。这种发动机采用硝酸羟胺(HAN)燃料,与肼相比毒性大大降低,而且不需要四氧化二氮作为氧化剂,有效保障了航天员与地面加注人员的安全。目前,我国多个航天研究所已掌握无毒推进剂关键技术,相关推进器已逐步在卫星等航天器上得到应用,无毒发动机已成为未来航天推进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而对于安全着陆,与采用单伞+反推火箭的神舟号飞船不同,新一代载人飞船选择了群伞+缓冲气囊的设计方案。新载人飞船进行返回舱着陆试验这是因为新飞船返回舱比神舟号的返回舱重了一倍,而神舟飞船采用的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单体降落伞,继续增大单伞面积会超越材料本身的物理特性,得不偿失。因此,新飞船选择了双减速伞、三主伞的气动减速方案,每一具主伞的面积都与神舟飞船的主伞相当,能够在短时间内将返回舱的速度降低到每小时几十千米。并且,群伞的冗余特性保证飞船能够在一具减速伞、一具主伞失效的情况下,依然安全着陆。当然,伞的数量也不是越多越好,更多的主伞数量对伞系统的总体设计提出更高要求——各伞必须各司其职,不能缠在一起“打架”,否则可能降低伞的效率,反而威胁返回舱安全。在即将着陆前,新飞船底部的六个气囊自动充气展开,让飞船像“躺在沙发上”一样软着陆,确保航天员受到的冲击最小。新载人飞船大载重气囊缓冲技术试验着陆后,气囊主动泄气,防止返回舱因重心不稳倾倒——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场画面中,新飞船是矗立在着陆场上的。着陆后的新载人飞船除了保证航天员的绝对安全外,新飞船采用群伞+缓冲气囊的着陆设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确保飞船主体结构安全,以便实现重复使用。重复使用与降低成本载人航天想要发展必须降低成本,而重复使用则是降低成本的一个可行途径。新载人飞船在设计中,就贯彻了重复使用的理念。对于神舟号等老一代飞船,其防热烧蚀层与返回舱是一体化的,使用也是一次性的,一次再入直接报废。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实物而新飞船采用了两层式结构,内层为可复用的金属结构,外层为可拆卸的烧蚀防热结构。每次飞船返回地球,只需要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确保复用部分无伤,再更换一套防热结构,就能继续使用。新载人飞船缩比模型结构当然,复用也是要追求总体效益最优,在新飞船的最终方案里,一定会选择最划算的方案——毕竟,在复用这个问题上舍本逐末的反面例子,是现成的。阿波罗登月成功后,美国转向发展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以求降低近地轨道任务的成本。然而航天飞机为了实现“重复使用”,大量采用了新技术、新方案,以至于运营和维护费用居高不下,反而导致了总成本上升。更为严重的是,航天飞机脆弱的救生模式与隔热技术,直接导致了“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的悲剧,14名航天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航天飞机——美国的骄傲与痛楚最终,美国决定退役全部航天飞机,当时航天飞机的飞行次数,甚至不及预期的三分之一。“前车覆,后车戒。”善于以总体眼光看问题的中国航天人对此看得很透彻,绝不会重蹈美国的覆辙。不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航天飞机在满足“节约成本”这一初始需求方面彻底失败,但依然无法掩盖其在技术层面的巨大突破。从发动机到隔热瓦,从战神火箭到X-37B空天战斗机,时至今日,航天飞机的技术遗产,对美国来说依然是一笔难以估量的财富。X-37B空天战斗机对于长期处于追赶者姿态的中国航天而言,抓住新载人飞船这一难得机遇,充分探索人有我无的新技术、新工艺,整体提高我国载人航天的技术水平,也是正在进行的工作。毕竟,没有技术,和有技术选择不用,不是一回事。走向世界领先新载人飞船是两舱式设计,高8.8米,最大直径4.5米,其返回舱容积已超过神舟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容积之和,能够搭载6至7人。与美俄等国在研的新飞船相比,我国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标准,可以说“齐头并进”。根据试验船项目负责人张柏楠同志介绍,新飞船采用了新的防热材料,性能非常好,耐烧蚀、隔热性和结构整体性都很出众,这种材料的成功运用是世界领先的。从远远追赶,到并驾齐驱,再到世界领先,中国航天走过了漫长的岁月,把红旗插上一座座科学的高峰。下一座高峰是大型空间站,如果国际空间站(ISS)于2024年如期关停的话,那么中国大型空间站将自动承担起全人类探索太空的使命。以后,还会有载人登月。而新飞船,正是为此而生,模块化的设计可以让她轻松胜任近地轨道和地月轨道输运,承担起将五星红旗插上月球的光荣使命。为什么要去月球?宇宙就是个海洋,月亮就是钓鱼岛,火星就是黄岩岛,我们现在能去,但我们不去的话,后人要怪我们。别人去了,别人占下来了,你再想去都去不了——人民科学家叶培建院士如是说。“当年为什么不把两弹一星搞出来?”很幸运,这种感慨今天的我们不会有。因此,我们的后辈也不该有“当年为什么不搞新飞船,把中国人送上月球?”这样的喟叹。历史就是这样充满着巧合,新载人飞船试验船平安归来之日,正是21年前我驻南联盟大使馆遭美军野蛮轰炸的日子。21年,同样的红旗,不同的背景。弱者只能委曲求全,强者却能恣意妄为。我们要当个弱者,还是努力成为强者?当然是强者。但绝不会像既有的霸权主义者一样随意驱遣他人,而是来到国际社会就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公平。手里没有技术,和有技术不用,不是一回事。手里没有利剑,和有剑不用,更不是一回事。我们要有技术,要有利剑。为此,我们必须领跑世界。这是我辈的使命,更是责任。

擦鞋童

中国载人航天新闻宣传中心正式依托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成立

在中国载人航天庆祝2019年“中国航天日”主题活动中,中国载人航天新闻宣传中心(以下简称“宣传中心”)正式依托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下属的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成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钱卫平副总指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周建平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杨保华副总经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郝淳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宣传局董学斌副局长,中国首飞航天员、航天英雄杨利伟先生,英雄航天员刘洋女士,研究所于淼所长等领导出席并共同见证宣传中心成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1992年立项实施以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前,我国已经完成了空间站主要系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迈入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三步”空间站研制建造阶段。新时期新形势也对工程新闻宣传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研究所作为空间领域高端智库和航天文化传播媒体,自工程立项以来就长期服务载人航天发展,积累了从神舟一号至今的所有载人航天器影像素材,制作各类影片百余部,完成各类展览活动百余场,持续为工程信息、标准化等软科学提供智力支持,2018年10月,研究所成为载人航天标委会秘书处,保障载人航天工程任务高质量实施。近年来,研究所全面负责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官方微信、官方微博运维工作,有效保障了新闻宣传工作的顺利实施。据悉,这是研究所继2017年12月27日成为北斗系统宣传研究与传播中心后,再次承担国家航天领域重大专项新闻宣传中心。后续,研究所将充分发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整体优势,服务载人航天建设发展大局。来源: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编辑:齐晓君

纱山

盘点船舶领域不可不了解的科研院所

【能源人都在看,点击右上角加'关注'】一、七院简介:1961年,海军组建舰艇研究院并正式成立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简称七院),七院属国防部建制,在国防科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其党政工作和日常工作的组织领导由海军负责。1965年转隶第六机械工业部。主要从事舰船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舰船系统顶层技术研究、系统集成及系统工程管理、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研究,与各研究所有机构成完整的舰船武器系统研究和科技开发的技术体系。中船集团在经历分分合合后,现在又合并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其下属各研究所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众多的船舶设计研究院,为中国的军船和民船的顶层设计和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作为船舶圈不可不了解的科研院所。二、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研究院所:12所 热加工工艺研究所76所 船舶档案馆701所 武汉船舶设计研究所702所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无锡)703所 哈尔滨船舶锅炉涡轮机研究所704所 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705所 西安精密机械研究所707所 天津航海仪器研究所709所 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710所 宜昌测试技术研究所711所 上海船用柴油机研究所712所 武汉船用电力推进装置研究所713所 郑州机电工程研究所714所 科技情报研究所(北京)715所 杭州应用声学研究所716所 江苏自动化研究所717所 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武汉)718所 邯郸净化设备研究所719所 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722所 武汉船舶通讯研究所723所 扬州船用电子仪器研究所724所 南京船舶雷达研究所725所 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726所 上海船舶电子设备研究所760所 大连测控技术研究所750试验场 昆明船舶设备研究试验中心602所 中船建筑工程设计院三、原中船重工各研究所简介:※中国舰船研究院:主要从事舰船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舰船系统顶层技术研究、系统集成及系统工程管理、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研究,承担研究生培养和学位管理工作。与各研究所有机构成完整的舰船系统研究和科技开发的技术体系。我院现有职工近800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近600人,包括研究员、教授在内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近200人,院士1人。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双泉路堡甲2号※12所(热加工工艺研究所)第十二研究所始建于1964年,船舶行业唯一的热加工工艺技术研究所,水中兵器及舰船动力特种材料及工艺技术的专业研制机构,船舶动力国家工程实验室制造技术主任单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针对舰船武器装备“大、快、远、准、深、隐”的发展趋势,对零部件提出的 “大型化、轻量化、功能结构一体化和恶劣环境长寿命”的制造要求,开展与其适应的先进材料及工艺研究,重点发展大型复杂铸锻件热成形技术、非金属复合材料及成形技术、金属基复合材料及成形技术、轻合金材料和高温合金成形技术、表面工程技术、材料测试分析及可靠性评估技术、工艺仿真及数字化验证技术、3D打印及智能制造技术等八个专业方向。围绕海军武器装备发展要求,根据科工局对研究所定位,按照“一代平台,一代材料,一代工艺,一代型号”的建设原则,建设五个实验室、三个中心。大型复杂件精密成形技术实验室、非金属复合材料及成形技术实验室、金属基复合材料及成形技术实验室、表面工程技术实验室、轻合金材料及高温合金实验室等五个专业实验室,以及材料分析及可靠性评估中心、工艺仿真及数字化验证中心、增材制造应用推广中心。地址:陕西省兴平市西城区 邮编:713102 电话:029-38316156Email: chwti@chinahotwork.com网址:http://www.chinahotwork.com/index.asp※76所(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技术档案馆)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技术档案馆地处陕西省兴平市,技术档案馆隶属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担负着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提供利用船舶工业各类档案资料的任务,主要为船舶行业服务。近年来,技术档案馆在加强档案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大了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力度,建立了档案工作局域网络,配备了现代化管理设备,运用了先进的档案管理软件系统,实现了馆藏档案计算机检索。技术档案馆成立以来,几代档案工作者“情系兰台、开拓创新”,兢兢业业,默默耕耘,为促进船舶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九五”以来,档案业务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成绩显著,先后荣获了市级“文明单位”、“花园式单位”、机电兵船档案学会“先进会员单位”、集团公司“档案工作先进集体”和“全国科技保密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2004年1月,被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随着技术档案馆基础条件改造项目的立项批复,基础设施建设将得以彻底改善;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优化了人才结构,提高了知识层次;内部管理不断加强,体制机制不断创新,企业文化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全体职工上下一心,积极进取,为建设“馆藏丰富 技术先进 功能完善 服务高效”的一流专业档案馆而努力奋斗!地址:陕西省兴平市金城路100号邮编:713100电话:029-38821400传真:029-38821401邮箱:csic76@163.com网址:http://www.csic76.com※701所(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主要承担舰船总体研究、设计、开发的任务,尤以舰船总体系统工程见长。自1961年建所以来,我所以舰船的研究与开发为己任,为保卫祖国的海疆、护航护渔、打击走私、海难救助、出国访问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在海洋工程、电磁兼容、噪声控制及计算机辅助设计等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先后获得国家和部、省级及院颁发的成果奖280多项。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汇集了众多的科技英才,由多学科、多专业的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部级专家、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等专家、学者和科技精英。他们都在各研究室主持重大科研项目。所内建有电磁兼容性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和噪声振动试验室等部级试验检测中心。自科技体制改革以来,总体所的地位更加凸现,国家对我所的投资强度进一步加大。一流的产品,一流的设施,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现代管理,成为我所的真实写照。2003年我所通过了ISO9001和国家军用标准GJB/Z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路268号网址:http://www.csic701.com/※702所(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七○二所,1951年建立于上海黄浦江畔,1965年总部搬迁至无锡,设有上海分部和青岛分部。数十年来建有功能齐全、配套完整的大中型科研试验设施近30座,设有三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两个国家级检测中心,一个国家能源海洋工程装备研发中心和一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占地1300余亩,现有职工1500余人,其中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2名,国家“万人计划”1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重点培养对象2人,国防科技工业511人才工程学术带头人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42名,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名。建所以来,七○二所遵循“团结拼搏创新奉献”的精神,为我国船舶和海洋工程事业的不断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78年以来共获国家级等各级科技成果奖600余项,1997年起连续获得江苏省文明单位称号。七○二所主要从事船舶及海洋工程领域的水动力学、结构力学及振动、噪声、抗冲击等相关技术的应用基础研究,以及高性能船舶与水下工程的研究设计与开发。七○二所坚持科技创新,成功研制了大深度载人潜水器、掠海地效翼船、小水线面双体船、水翼船、援潜救生设备、Z型全回转推进器、高速游艇、水上游乐设施、环保型保温棉生产线、以蓝藻打捞与处理、生态清淤装备为代表的水环境治理装备等系列产品,开发了SHIDS船舶性能设计系统等专用软件。许多科研成果已转化为产品或应用于船舶设计、建造和标准规范的编制中,为我国船舶和海洋工程事业及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山水东路222号邮编:214082电话:86-0510-85555311传真:86-0510-85555193邮箱:cssrc@cssrc.com.cn网址:http://www.cssrc.com.cn/※703所(哈尔滨船舶锅炉涡轮机研究所)哈尔滨船舶锅炉涡轮机研究所组建于1961年,是隶属于中国船舶集团公司的大型动力设备研究所,主要从事船舶与工业用蒸汽与燃气动力装置及设备、电站、热能工程、机械传动和自动控制等方面的应用和设计。共有十一个研究室、一个生产工厂、三十多座大型试验台架,可进行燃气轮机整机及柴燃并车、全台压气机、燃气轮机燃烧室、锅炉燃烧器、轮盘超速及低循环疲劳、叶栅吹风、阀门管道进排气系统、机械传动与元件、强度与振动等方面的试验及测试分析。地址:哈尔滨红旗大街108号网址:http://www.csic703.com※704所(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11月。主要从事船舶特辅机电设备与系统的应用研究、设计开发和总成。现以形成特种装置、船舶综合供电系统、船舶特辅机电设备、特种测试及环境条件与可靠性实验研究五大船舶专业板块,涉及到特种机械、甲板机械、输送机械、特种推进、减摇装置、舱室机械、电机与电站、环保设备、海水淡化、特种阀门、热工空调、液压、减震降噪等30多个专业门类,先后为150多型船舶以及海洋工程、厂矿企业提供了3000多项配套设备产品。研究所是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培养点,也是船舶行业液压技术归口单位,船舶标准化归口单位,上海市工业扭矩仪计量单位,持有国家颁发的军、民品质量体系认证书,多年来还代表我国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有关活动。现有员工近800人,其中科技人员500余人,含正高级职称50余人、副高级职称150余人、中级职称200余人,170余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10余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省部级专家多人。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10号※705所(西安精密仪器研究所)50年来,七零五所先后获科技进步奖400多项,其中国家级科技进步奖120多项,两大国家重点型号连续两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7年,该所被国家授予“重大贡献单位”光荣称号。七零五所现有职工1400余人,其中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工程师等科技人员1000余人,设有硕士、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工作站。全所研究领域涉及系统工程、信息工程、电子工程、机械工程、水声工程、流体力学、自动控制、惯性制导、精密仪器、光纤通信、液压技术、热电机技术、仿真技术、测试技术、可靠性技术等30多个学科、60余种专业,建有20多个技术先进、设备配套的大型实验室和一个国家级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拥有3000多台、套国内外先进设备和仪器仪表,既满足了高性能水下武器装备研制的需求,又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地址:西安市高新开发区高新一路18号网址:http://www.705.com.cn/※707所(天津航海仪器研究所)天津航海仪器研究所成立于1961年,历经五十余年创新发展,已成为我国船舶导航与操控领域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专业技术研究机构和系统设备供应商,拥有国内一流的技术研发中心、产品制造中心以及获国家和国防认可委认证的计量检测中心,通过了GB/T19001-2008和GJB9001-200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荣获各类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奖190余项,拥有专利授权百余项。天津航海仪器研究所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航海仪器设备,完善的系统解决方案和优质的服务,主要产品有:综合船桥系统(IBS)、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ECDIS)、电子海图系统(ECS)、桥楼航行值班报警系统(BNWAS)、驾控信息显示系统(Conning)、监测与报警系统、航迹控制系统、多功能系统、船用光纤罗经系统、磁罗经、自动操舵仪、计程仪、多功能数显终端和航海显示器,产品通过了中国船级社和德国劳式船级社型式认可,广泛应用于远洋渔船、油轮、散货船、粮食船和海警船、海监船等各型公务船舶。地址:天津红桥区丁字沽一号路268号电话: 022-26557925传真: 022-26557930※709所(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始建于1956年,是我国最早融数学、信息技术、计算技术、自动控制于一身,以舰船作战指挥系统为主体,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开发应用为目标的国家重点研究所。主要从事大型系统集成与控制、计算机加固技术、容错技术、并行处理技术以及网络技术与软件工程、图形图像处理、工业过程控制、印制电路等专业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关山街珞喻路※710所(宜昌测试技术研究所)宜昌测试技术研究所主要从事水下特种装备的研究、设计与开发工作,是我国舰船科技、海洋工程重点骨干研究所,国家863、973高技术项目研究单位,国防磁学计量站定点建设单位。下设8个专业研究室、1个情报研究中心、1个装备生产部、2个试制工厂和1个CAD工作站,拥有亚洲一流的高标准弱磁实验基地,和我国室内最深的现代化试验水池等一系列先进的科研设施。在水下多功能平台、水下浮体定深、海洋智能拖曳、高抗流水下机器人、实时传输潜标系统、磁检测与应用等方面,掌握着核心技术优势,引领着该行业的发展。地址:湖北省宜昌市胜利三路58号网址:http://www.csic710.com.cn/※711所(上海船用柴油机研究所)七一一所创建于1963 年,隶属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七一一所是一个具有55年历史的舰船动力研发机构和现代化高科技企业集团。七一一所具有雄厚的研发实力和齐全的专业配置,拥有柴油机及气体发动机、热气机及特种动力系统、动力系统解决方案及相关产品、电气及自动化系统、能源装备及工程、分布式供能与新能源服务、海外业务等七大战略业务,其核心技术与产品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并具国际影响,已发展成为集研发、生产、服务、工程承包为一体的现代企业集团,服务于机械、石化、能源、交通运输等20多个行业和领域,涉及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3111号 邮编:201108电话:021-51711711传真:021-31310888Email:711@csic-711.com网址:http://www.csic-711.com/※712所(武汉船用电力推进装置研究所)武汉船用电力推进装置研究所创建于1963年,主要从事舰船电力推进系统和装置研究。主要承担船舶电力推进系统及设备、特种电池研制任务。专业范围涉及电力推进系统、电机、开关电器、化学电源和化工材料等领域。主要研究领域有电机、开关电器、自动控制、电力传动、电力电子、化学电源、绝缘化工材料等,拥有“电气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自 1963 年组建以来,共获得重大科研成果奖 300 余项,其中国家级重大科技进步奖 40 余项,现有职工 800 多人,其中高级工程师(副教授)及以上 126 名,省(部)级专家 8 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6 名。拥有一些设备先进的实验室等。其中,舰船综合电力技术实验室为国防重点实验室、开关电器实验室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实验室,永磁电机推进系统联调实验室为国内一流实验室,拥有大型科研试验设备 300 多台(套),在科研试验和研究开发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南湖汽校大院电话:027-68896889传真:027-88035934网址:http://www.csic712.com/※713所(郑州机电工程研究所)第七一三研究所创建于1963年4月,坐落在河南省郑州市,是专业从事机电成套设备研制和工程应用的国家重点研究所。七一三人不舍追求,攻关克难,出色完成了多项国家重点项目,为国防装备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先后获得国家、国防科工委、省部级等各类科技奖励400多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3项、一等奖5项、二等奖8项。进入新世纪,七一三所在集团公司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全面实现了三个跨越:产品构成由配套设备向系统总体的跨越;能力建设由单一能力向数字化综合能力的跨越;体制建设由传统研究所向多种经营、协同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跨越。近年来,七一三所按照“军民融合”战略要求,在确保完成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同时,积极发挥军工技术优势,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工作。目前民品产业已形成以战略新兴产业(新能源)、动力与机电装备、海洋装备、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四大板块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主要产品包括风电/光伏发电配套装备、轨道交通站台屏蔽门/安全门、智能立体车库、特种车辆、车辆超限超载治理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智能建筑系统等,可实现系统成套集成化、型号系列化以及差异化定制。地址:郑州京广中路126号电话:0371-67132072网址:http://www.csic713.com.cn/※714所(中国船舶信息中心)中国船舶信息中心成立于1963年,是船舶行业唯一的综合性科技信息研究机构。中心设有9个研究部(舰船技术信息研究部、信息资源部、声像技术部、技术基础部、信息技术部、编辑出版部、展览展示工程部、舰船数字制造研究中心、船舶经济研究中心),3 个中心(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工程信息网船舶行业网控中心、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网管中心),2个办公室(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展览办公室和中国国防船舶科技报告管理办公室)和1个秘书处(ISO/TC8中国秘书处)。目前,中国船舶信息中心已形成以计算机网络为平台、以数据库为核心、以多媒体为载体的现代化工作模式;形成了以船舶工业技术、军民两用技术、行业发展战略、船舶市场经济等为龙头的优势研究领域,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及船舶行业内知名度很高的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外双泉堡甲2号邮箱:sicc@sicc.org.cn网址:http://www.csic.org.cn/default.htm※715所(杭州应用声学研究所)第七一五研究所始建于1958年,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西子湖畔,是我国专业从事声学、光学、磁学探测设备研制的骨干研究所。所内建有声纳技术重点实验室、水声一级计量站、水声产品检测中心、杭州无线电计量二级站等重要技术机构,拥有大型室内消声水池、变温变压声学测试装置和国内一流的湖上试验基地,具备一流的总装总成科研生产条件,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声学技术委员会水声分委会(ISO/TC43/SC3)和国际电工委员会第87分委会(IEC/TC87)在国内的技术对口单位。第七一五研究所深入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以公司为科技产业发展主体、以研究所为主要技术支撑的创新体系,形成“一所两平台”的组织架构。重点发展海洋仪器与海工机械装备、超声电子与节能环保、光纤传感与智慧交通和智能装备四大新兴科技产业板块与现代服务业。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道屏峰715号邮编:310023网址:http://www.715.com.cn/※716所(江苏自动化研究所)本所创建于1965年5月,是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一个以军为本,集科研、生产、经营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主要从事电子信息和智能装备两大业务方向,建有完整的经营管理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总部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著名风景区花果山脚下,下辖十余个控股子公司,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地设有分支机构,现有从业人员3100余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900余名,拥有11个省级技术中心、一个机电产品制造中心,设有控制科学与工程硕士点、兵器系统工程联合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副理事长单位,是国家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单位、国家工业化和信息化部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试点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江苏省“两化”深度融合创新示范单位。通过了GJB9001质量管理体系、GJB5000A三级软件研制能力评价、GB/T2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GB/T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江苏省质量信用AAA级认证,先后荣获“全国质量奖”、“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中央企业先进集体”、“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称号。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圣湖路18号邮编:222061电话:0518-85981716传真:0518-85983716网址:http://www.716.com.cn/※717所(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已成为一个集研发、规模制造能力于一体的技术力量雄厚、科研设施先进、学科建设配套、学术交流活跃的国内一流科研水准的光电技术研究单位。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现有员工九百余人,其中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和工程师六百余人,拥有一流的光电探测技术、天文导航技术、光电系统集成技术和光电对抗技术和光电通信技术,有一批光机电一体化、图像处理、信息处理、控制工程等省部级学科带头人。建所以来,共有300多项科研成果与专利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与国家专利注册。拥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多波段红外探测实验与检测系统、国内一流的光电技术研究实验室、光学膜系研究基地和天文导航、光电对抗重点实验室;拥有CAD中心、计量检测中心、环境试验中心和华中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数控精密加工基地等。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981号※718所(邯郸净化设备研究所)七一八研究所创立于1966年,总部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是集军民产业的科研开发、设计生产、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科研单位。全所现有职工近2000人,其中科技人员870多人,享受国家政府特贴30人,研究员84人,高级工程师390多人,硕士研究生导师35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科技人员420多人。建所以来,为用户提供了500多种先进可靠的装备及产品,陆续建立了中国船舶工业化学物质检测中心、中国船舶工业化学计量测试检定站,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应用化学、环境工程等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点,拥有高能化学工程、电解水制氢、气体净化、分析检测等现代化实验室,并装备了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能谱仪、X射线衍射仪、原子发射光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等大型科研试验设备580多台(套)。持有国家环保部颁发的环境影响评价证书和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民用核安全电气设备设计/制造许可证,具备压力容器设计和制造资格,通过了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是国家火炬计划邯郸新材料产业基地、国家科技兴贸新材料创新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军民结合产业示范基地的骨干企业。地址:河北省邯郸市展览路17号网址:http://www.peric.ac.cn/index.asp※719所(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第七一九研究所又称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719所),成立于1965年,地处武汉,是中国唯一的核动力舰船总体设计研究所,是集总体研究、设计、民用产业化等业务的多学科、多专业的国家重点科研院所。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2名、国家级专家13名、省部级专家30多名、研究员级专家60多名,所科研力量雄厚、科研设计任务饱满,科研经费充足,拥有综合仿真、剂量监测防护、高温高压、空调、液压、电气及自动化等现代化实验室。建有“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博士点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450号※722所(武汉船舶通讯研究所)武汉船舶通讯研究所主要从事综合通信系统和设备的研制。成立于1968年,地处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一条街,占地面积二十余公顷。全所现有员工1000余人,其中研究员49人,高级工程师180余人,工程师300余人,博士生导师6人,硕士生导师15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等专家29人。本所具有综合通信系统、天线与电波传播、收发信机、无线数据通信网络、光纤综合信息传输网络、信号处理、系统控制管理、程控交换、信息安全与保密通信、机电一体化、无线电测量、机械设计、科技情报和计算机网络及信息处理等专业,建成了综合通信系统联调实验室、数字光纤环网实验室、数据传输及网络实验室、C31通信网络及互通互联实验室、电磁兼容实验室、天线及天线测试实验室、EDA实验室、机电产品环境与可靠性试验检测中心、无线电计量测试中心等科研开发专业实验室。建所以来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200多项。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312号※723所(扬州船用电子仪器研究所)扬州船用电子仪器研究所建于1968年,地处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市,主要从事电子工程系统与设备的研制。多年来,跟踪世界先进技术,出色完成了多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系统与设备的研制工作,130多项科技成果获得了国家、部(省)奖励。目前有职工1000余人,其中研究员50多名,高级工程师200余人,博士生、硕士生近60名。有19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6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江苏省"333人才工程"等,产品涉及医疗仪器、船用电器、通讯电子、机电设备等诸多领域。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南河下26号网址:http://www.yz723.com.cn/※724所(南京船舶雷达研究所)南京船舶雷达研究所是国防电子信息系统技术重点研究所,地处南京,占地60万平方米,固定资产3亿元,现有职工1000余人。主要从事海用探测技术研究和系统装备研发,先后研制出大批性能可靠、技术先进的系列化电子信息装备以及军民两用高新技术产品,广泛应用于军事和民用领域。有百余项重大科研成果获国家、部省级以上奖励,为国防装备和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南京船舶雷达研究所具有先进、完善的科研条件和科研生产组织体系。设有总体、信号处理、微波天线技术等六个专业研究室,拥有环境和可靠性试验、微波测量、高功率试验等六个专业实验室,以及大型电子信息系统综合试验基地。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346号网址:http://www.china724.com/※725所(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成立于1961年,隶属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舰船材料与工艺及应用性研究的军工科研事业单位,在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为海军武器装备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七二五所是海军各型号的材料技术责任单位,构建了海军武器装备的基本材料体系,有效保证了装备工程对材料技术的需求,为海军武器装备研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材料技术支撑,是我国舰船装备发展的中坚力量。科研涉及船体结构材料、有色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腐蚀与防护技术、特种材料、焊接工艺、自然环境试验等多个重点领域。目前,七二五所拥有1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级创新平台,3个国家级海洋试验站,1个国家级大型构件焊接技术中心,4个国家级检测认证中心,16个省部级技术中心;并拥有材料学和材料加工工程硕士学位授权点、材料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工作站。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滨河南路169号电话:0086-379-67256326传真:0086-379-67256777网址:http://www.725.com.cn※726所(上海船舶电子设备研究所)中国船舶第七二六研究所是国内较早主要从事水声电子、超声设备、海洋开发和船用电子设备的应用开发的综合性研究所。现有职工700余人,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400余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有100余人,其中研究员30余人;具有博士及硕士以上学历约200人。726所是水声工程专业硕士、博士学位培养点,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拥有一批硕士和博士生导师。所内拥有较为先进的综合消防试验楼、实验楼、消声水池和一批声学测试仪器及加工设备。通过质量体系达标,获得国家二级、国防三级计量机构证书;科技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国家二级证书;先后荣获国家、省部级等重大科技进步奖,荣获了上海市综合治理先进单位、治安安全合格单位、上海市平安单位称号,并连续十一届获得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七二六所秉承以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理念,倡导学术自由和民主,加强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与培训,培养了一支富于探索兴趣和科学精神的技术专业人才。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5200号电话:021-51587260邮箱:726@stn.sh.cn网址:http://www.726.com.cn/※750所(昆明船舶设备研究试验中心)七五零试验场是我国水中装备唯一的集科研、生产、试验三位一体的科研事业单位。由科研区、试验区和生产区组成;科研区位于繁华的昆明市中心(船舶大楼),试验区位于风景秀丽的“高原明珠”——抚仙湖畔,生产区位于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主要从事测试技术与测试方法的研究,目标模拟产品、水下探测与打捞测试设备(设施)的科研、试制、生产;水中产品的试验及试验技术与试验方法的研究;以及工业自动化控制、计算机网络应用、环保设备等通用技术研发。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3号(船舶大楼)邮编:650051※760所(大连测控技术研究所)大连测控技术研究所始建于1975年,隶属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是从事船舶噪声振动检验测试、海洋工程测试研究、海洋应用物理研究、海洋环境研究及海上试验技术服务的科研事业单位。下设研究室、软件开发中心、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级检测中心、海上试验船队及所属民品集团公司。建所以来,圆满完成多项科研和试验任务,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上百项,部分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滨海街16号※602所(中船建筑工程设计研究院)中船建筑工程设计研究院成立于1965年5月,是经全国工程勘察设计资格审定委员会审查认定、建设部颁发证书的甲级设计院,具有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工程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多项资质及业务能力。建院四十多年来,完成设计的工业、民用建筑项目遍及全国,为军工行业、船舶行业、机械行业、纺织行业、食品行业、轻化工行业以及民用建筑等领域的厂、所、院、校进行了设计咨询服务工作,其中20多项分别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优秀设计奖、科技进步奖。承担辽宁省船舶工业园、青岛海西湾造船基地、山东胶南船舶工业基地、葫芦岛修船工业区等的规划、设计;承担过杭州715所、宜昌710所、宜昌612厂、昆明750试验场、705所西安分部、上海726所迁建工程等大型工程项目的设计;承担过301医院心血管研究所、航天部207所航天测试中心楼、中国美术馆画库、昆船物流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天津707所超净试验室、西北工业大学水声试验室、杭州715所中低频消声水池、候马874厂精密仪器加工、装配试验工房和热动力站、重庆468厂大型机械加工车间、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科技研发大厦及集团公司下属研究所、工厂的高新工程技术改造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与工程设计。地址:北京朝阳区双桥中路北院1号四、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下属研究院所※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成立于1970年4月,是我国较早以“系统工程”命名的国防科研机构,也是国内最早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进行军工项目研究与开发的单位之一。多年来,船舶系统工程部主要承担了舰船发展战略研究、舰艇作战系统、武器电子系统等研究与开发。现已形成了大系统集成的优势,具有较强的大系统顶层设计、系统设计与研制和技术协调能力,在综合电子信息工程、舰船武器电子系统、综合通信与导航系统、船舶总体配套工程等技术领域享有国内较高的地位和声誉。系统工程研究院以建设强大海军、服务国家为己任,凝聚多专业、多领域科研能力和多地布局的子公司产业化力量,立足海军、聚焦海洋,形成了从研发、设计、试验到产品生产及售后的全产业链架构,覆盖体系研究和顶层规划、系统综合集成、系统核心设备研制三个层次,以军工主业带动科技产业,以应用业务集群为科技产业重点,向船海业务集群和船海服务集群延伸,形成军工主业与科技产业相互支撑的局面,成为海军装备建设和国家海洋装备事业的中坚力量。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16号邮编:100036电话:010-59518822传真:010-59517959Email:clients@shipbuilding.com.cn网址:http://seri.cssc.net.cn/※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隶属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是船舶行业唯一的综合性国防军工技术基础研究单位。中船综合院秉承“支撑国防工业发展,运筹船舶行业未来”的发展使命,以建设“一流行业智库、一流基础院所、一流央企党校”为愿景目标,以“软实力助力船舶工业高质量发展,基础科研支撑海军战斗力生成”为战略主线,统筹发挥专业领域优势,努力打造集行业智库、科研试验、创新应用产业和央企党校(三平台一党校)为一体的一流智库型基础科研院所,奋力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推动船舶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助力集团公司建设世界一流船舶集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70号邮编:100081电话:010-62177744传真: 010-62183696 网址:http://cimtec.cssc.net.cn/※611所(上海船舶工艺研究所)上海船舶工艺研究所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专门从事船舶、海工以及各种钢结构建造工艺研究的综合性应用研究所,创建于1964年,现有职工400余人,拥有1个研发中心(7个专业方向)、4个子公司、1个工程中心。上海船舶工艺研究所以促进船舶工业工艺技术发展为目标,主要开展舰船及海工总体工艺研究;船体焊接工艺及装备研究开发;大型数控切割和自动化装备生产线研究开发;涂装工艺及装备研究开发;船用非金属材料的应用、工艺研究开发;造船软件系统和信息技术集成平台开发;金属材料无损检测,非金属材料技术检测等。上海船舶工艺研究所人秉承“团结、求实、严谨、创新”的企业精神,以“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国家发展、引领先进制造技术进步”为使命,为打造国际一流的海洋装备先进制造技术研发机构和产业集团而不懈努力。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中山南二路851号邮编:200032电话:021-64685120网址:http://stri.cssc.net.cn/※708所(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创建于1950年11月,是中国船舶行业成立早、规模大、成果多的研究开发机构,是船舶设计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是国际拖曳水池会议(ITTC)、国际船舶结构会议(ISSC)的成员单位,是流体力学和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与制造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建所60年来,主要业务领域不断拓展,自主开发出多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各类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和船用装备,为我国 船舶工业、海洋事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GJB9001A-200、GB/T1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通过了国家档案管理一级评审。地址:上海市西藏南路1688号邮编:200011邮箱:webmaster@maric.com.cn电话:021-63161688 传真:021-63161212网址:http://maric.cssc.net.cn/※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SDARI)成立于1964年,隶属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是目前我国民船设计领域规模最大、船型最丰富、市场占有率最高、人才队伍最稳定的研究设计单位之一。SDARI拥有一个全资子公司上海斯达瑞船舶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SDARI现有员工500余人,各专业人才齐全,具备三维设计平台和各种先进软件。SDARI的服务范围涵盖了前期可行性论证、方案设计、基本设计、详细设计、直至生产设计的全过程。设计产品主要包括散货船、集装箱船、液货船、矿砂船、滚装/ 客滚船、多用途船、特种工程船、海洋工程辅助船、海洋工程作业船、海洋平台等。SDARI牵头组建智能船舶创新联盟,建立智能船舶实验室仿真中心,实现了联调实验室、船舶性能大数据中心、船舶性能监控和服务中心的建成。产业化产品涵盖扇形导管、节能毂帽、舱柜节能系统、螺旋桨设计打包、装载计算机、高效舵、侧推管口盖、对外消防系统集成和可调桨节能系统等产品。自建院以来,SDARI累计开发新船型1,000型。多次承担并出色完成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研制任务,截至2018年底,共获得国家、省部级和学会科技成果330项。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2633号电话:021-38139388传真:021-64040001网址:http://sdari.cssc.net.cn/※中国船舶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1953年5月23日,是由原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改制而成,隶属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5月1日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2007年1月22日改制成立“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2016年与中船科技重组,资产整体装入上市公司。公司是一家多专业、综合技术强的大型工程公司,主要从事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管理、工程项目总承包及投融资业务,在国家海洋强国建设中,承担着践行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船舶工业规划设计“国家队”的角色。公司是“全国工程勘察设计百强单位”、“全国文明单位”、“国家级技术中心”、“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创新型企业”、“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已取得了国家及有关部委批准的船舶、军工、机械、水运、建筑、市政、环保等领域的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以及工程咨询、工程监理等多项甲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等资质,具备了对外工程总承包、境外设计顾问及施工图审查的资质。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303号邮编:200063电话:021-62549700 传真:021-62573715网址:http://www.ndri.sh.cn/※中船勘察设计研究院中船勘察设计研究院是中船集团公司系统唯一一家工程勘察单位,成立于建国初期的1953年。本院是国家综合甲级工程勘察单位,同时具有工程测绘、工程咨询、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和对外承包工程、地质灾害评估等资质,本院拥有工程地质、工程测量、岩土工程设计施工和监测、工程监理、工程测试、水文地质勘察与凿井、工程总承包、地球物理勘探、勘察设备制造与维修、勘察技术研究与咨询等专业。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302号网址:http://www.csei.cn/※广州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广州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创建于1974年10月15日,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CSSC)在华南地区的唯一一家舰船总体科研设计院,属中央财政全额预算事业单位。拥有国家主管机关颁发的各类设计和工程资质证书,专业配套齐全。本院主要业务领域为军用舰船、民用船舶、海洋工程的科研设计以及港口与航道、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工程的监理。在高性能船舶方面具备一流的设计研发能力,拥有穿浪船型的技术优势和丰富经验。在海洋工程单点系泊、多点系泊和输油终端技术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拥有多项专利技术。在工程监理方面,拥有三项甲级资质。建院以来,先后设计了各类船舶产品400余型,包括成品油船、三用工作船、公务执法船、观光旅游船、1500吨级起重船和消防船等,承接海洋工程科研设计项目60余项,承担和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科研任务,获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近年来,又在LNG动力船舶研发和FPSO改装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地址:广东省广州海珠区革新路126号邮编:510250电话:20-84371498传真:20-84128428Email:office605@vip.163.com网址:http://gumeco.cssc.net.cn/※6354所(九江精密测试技术研究所)九江精密测试技术研究所是从事精密测试、精密加工和精密测量的综合科研机构,目前有37000平方米的科研区,总建筑面积19000平方米,全所的资产总值达亿元,置有1600余台计量、测试、加工、计算机等设备(其中进口设备100余台),具备了扩大再生产的实力。我所建所四十多年以来形成了机、光、电、计算机为主的多种专业的科技队伍,现有在职职工450人,其中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1人,研究员8人,高级工程师65人,技师6人,中初级职称人员165人,技术机构设置有一个研究中心、一个试制中心、一个专业研究室、四个事业部、一个校准实验室,累计完成科研项目140余项,获得重大科研成果奖50余项。主要经营惯性导航测试技术研究及设备制造、运动仿真设备研制、振动与平衡技术研究及设备制造、精密加工工艺研究、精密测量和测试技术研究、精密元器件设计制造和环保设备技术开发研究等业务,其产品广泛用于我国各行业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工矿企业。被认定为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九江精密测试技术研究所检测和校准实验室,并且是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水污染治理委员会单位常务委员和江西省环保产品认定检验中心。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瑞大道83号邮编: 332000电话:0792-8369671传真:0792-8369670 Email:office@jjjmcs.com网址:http://jjjmcs.cssc.net.cn/五、其他相关研究院所※长江船舶设计院:长江船舶设计院是国内大型专业船舶设计研究单位之一, 1951年成立于北京,1965年迁址武汉,2001年作为中央所属的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成为科技型企业。CSDI作为国家级专业船舶和港机总体设计和水运工程咨询单位,拥有一批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包括国家级和省部级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CSDI 主要从事各类海洋及内河民用船舶、军辅船舶和港口起重机械的研究与设计,以及水运工程大型设备制造安装的监理,并从事船舶通用机械、环保工程及设备、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开发与研究。CSDI坚持“精心设 计、优质守信、求是创新、顾客满意”的质量方针和服务理念,建立了完善和严谨的质量保证体系,通过了国际 ISO9000标准的认证,并已被湖北省评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半个世纪以来,CSDI开发研究和设计了各种海洋型、内河型船舶近千型,已投入运行的达5000多艘,船舶种类包括了客船、干散货船、豪华旅游船、推拖船、消防船、高性能船、集装箱船、滚装船、各类工程船(含起重船、打桩船、挖泥船、救捞船、溢油回收船、浮船坞等)以及液货船(含LPG运输船、 沥青船、化学品船);开发研究了300多台港口起重运输机械(含大型岸边集装箱装卸桥、多用途门机、龙门起重机、台架式起重机、全互转起重机等)这些设计科研成果,有的填补了国内空白,有的达到或超过国外领先水平,近二十年来,就有一百多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省部级奖励,其中有的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特别是近几年来,CSDI高度注重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生产力,为企业带来了良好经济效益,深受市场的好评。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临江大道387号邮编:430062电话:027-88210816传真:027-88223528邮箱:csdi@csdi.com.cn网址:http://www.csdi.com.cn/※长江航运科学研究所中国长航长江航运科学研究所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国最大内河航运企业——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CSC)下属二级单位。长江航运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为加快推进我国航运事业的发展,促进内河航运科技进步,在专业设置上特别强调结合水运交通行业特色,专门设有市场营销部、项目管理部、航运经济研究部、航运技术研究部、造船工艺研究部、船用产品研究部、船舶工程研究部、港口工程研究部、能源技术研究部、信息与自动化研究部等专业研究部门。主营业务包括:为水运行业用户提供船舶工程、内河船型的研究与开发、水上运输方式的研究论证、船舶性能与发动机测试、航运物流系统研究以及港口装卸工艺及设备、船用机电产品、航运信息与自动化工程、造船工艺及技术、航运经济与技术等科研设计项目的研究与开发,提供船用机电产品和港口装卸设备的交钥匙工程、船舶性能与船用节能技术产品的检测及节能技术服务等。地址: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2749号电话:027-82311588※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62年,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东部,占地总面积130余亩,是我国最大的交通运输综合技术研究开发基地。目前主要的研究开发领域有:新船型及运输系统、舰船自动化系统、环境工程及环保技术、智能交通系统等;开展新技术、新装备及系统工程的论证、设计、开发、生产、经营,以及环境评价、工程承包、施工监理、技术咨询等业务。作为国家最大的交通运输综合技术研究开发基地,船研所拥有船舶运输控制系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航运技术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筹)和航运技术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船研所专业特色突出、技术力量雄厚、试验设施先进,长期从事交通运输行业共性技术、前瞻性技术的开发研究。船研所在舰船自动化、智能交通、环境工程以及船舶水动力业务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目前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领域包括:舰船自动化设备研制、智能交通系统机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及污染防治工程、船舶水动力及海事技术试验研究等;开展主营领域新技术、新装备和系统集成的论证、开发、设计、生产以及工程承包、技术咨询等业务。地址:上海市民生路600号电话:021-58856638传真:021-58855073邮箱:cys@sssri.com免责声明:以上内容转载自欧洲海上风电,所发内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全国能源信息平台联系电话:010-65367702,邮箱:hz@people-energy.com.cn,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

善哉汝问

“星链”对中国航天有何启示?专家:加快推进研究,申请抢占频谱资源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刘扬】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帮美国重获载人航天能力数天后,SpaceX公司“星链”计划的第八次发射在北京时间4日上午9时25分顺利升空,再次成功将60颗卫星送入轨道。针对“星链”计划的热点话题,《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了中科院计算所南京创研院相关负责人。本次发射是SpaceX公司今年进行的第6次“星链”组网发射任务。自去年5月组网发射启动以来,该公司迄今已通过8次发射将480颗“星链”组网卫星送入轨道。按照计划,“星链”计划拟在近地轨道发射数万颗卫星组成一个庞大的星座。对于“星链”的发展前景,中科院计算所南京创研院相关负责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星链”计划确实很疯狂,但确实有一定底气。国家层面,美国作为航天大国,在很多方面处于一览众山小的状态;企业层面,SpaceX公司在技术积累方面是航天领域的佼佼者;再加上拥有强大执行力和号召力的马斯克。他从个人角度出发,对“星链”星座比较看好,因为它符合我们对未来的通信需求。但全球低轨宽带通信系统,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结合了政治、商业等一系列因素。比如频率和轨位问题,国家因为政治安全等因素的服务运营问题等都会影响着整个计划的后续实施。从技术角度,这个超级星座将会对全球航天领域带来哪些新的变数以及技术提升呢?该专家表示,一是卫星的设计研制呈现出多功能、小型化的发展趋势。小卫星重量轻、体积小、成本低、部署快,就像“星链”一样,可以一箭60星。二是火箭发射技术出现重大技术突破。美国SpaceX的火箭回收利用和“一箭多星”技术极大地拉低了发射成本,增加了有效载荷,提升了经济效益。三是波束成形、抗干扰、抗衰减等关键通信技术的突破,Ku/Ka等频段的使用,需要卫星接收终端对卫星信号的跟踪更加灵敏。从终端多样性的角度来说,低功耗、小型化也是我们发展的趋势。SpaceX目前公开的资料里透露的关于通信的技术细节并不多,但如此大规模的星座,其在资源调度协作,切换接入控制,波束的精准指向控制等方面的技术肯定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谈到“星链”的高频率大规模组网发射,会对于全球相关产业方面带来哪些竞争的问题时,这位负责人介绍,相比美国铱星系统,我国在低轨卫星通信领域起步较晚,但在国家层面并不是没有重视,只不过不是刚需。近几年,我国低轨卫星通信星座建设工作已全面展开,中国“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确立了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研究卫星网和移动网天地融合互联互通,并将低轨卫星互联网纳入了实施计划。“鸿雁”“虹云”等项目也已完成首期发射,但不得不承认目前与有些国家还存在一定技术差距,但我国众多企业、科研院所都在抓紧为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而奋斗。之前有一些业内人士撰文提出“星链”计划有着军事潜力和用途。该专家表示,他认为“星链”计划必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计划,事实上空天资源的争夺一直是大国角力的“战场”。从技术研究角度,我们能做的是加快推进研究进度,突破核心技术,尽快申请抢占频谱资源。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ITU、3GPP等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展的卫星标准制定工作,争取占据卫星标准制定的主导权。同时应当考虑与欧盟和俄罗斯在卫星互联网和其他太空领域开展战略合作,积极参与到各类国际项目的合作与标准制定之中,提升我国在卫星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我们要相信国家,坚守自己的岗位,争取更多技术突破,才是每一位科研人员应尽的责任。▲

上斩颈领

中科院是否已下神坛?化学类研究所你怎么排?

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成立于1949年11月,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据2016年1月中国科学院官网显示,全院共拥有12个分院、100多家科研院所、2所直属高校(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所共建高校(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上海科技大学)、130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210多个野外观测台站,承担20余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正式职工6.8万余人,在学研究生5.2万余人;建成了完整的自然科学学科体系,物理、化学、材料科学、数学、环境与生态学、地球科学等学科整体水平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我们可以看到中科院有着辉煌的历史。但是近几年,清北复交浙科南领头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在科研界强势崛起。让中科院系统的各大研究所深感压力,只能加快步伐努力前进。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中科院化学类各研究所的发展情况。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是以基础研究为主,有重点地开展国家急需的、有重大战略目标的高新技术创新研究,并与高新技术应用和转化工作相协调发展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所,是具有重要国际影响、高水平的化学研究机构。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简称上海有机所),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才荟萃、实力雄厚、设备一流、成果丰硕,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和影响的有机化学研究中心;是一个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高技术创新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化学研究所,创建于1950年6月,是中国科学院首批成立的15个研究所之一,前身是建立于1928年7月的前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中科院大连化学物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创建于1949年3月,是一个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并重、具有较强技术开发实力、以承担国家和企业重大项目为主的化学化工研究所。理研究所(大连)中科院长春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建于1948年12月。现有职工1010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6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3人,博士生导师110余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300余人。长春应化所是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高技术创新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化学研究所,主要突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稀土化学与物理和电分析化学等具有明显优势的学科领域的综合集成开展研究工作,现有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稀土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中科院北京理化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组建于1999年6月,是以原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低温技术实验中心为主体,联合北京人工晶体研究发展中心和化学研究所的相关部分整合而成。全所现有在职职工500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5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人、研究员86人、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149人。设有物理学、化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3个一级学科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点,材料学二级学科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动力工程、化学工程、光学工程、材料工程4个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化学、物理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3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现有在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500余人。中科院过程工程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五十多年来,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到能源化工、生化工程、材料化工、资源/环境工程等领域,学科方向由“化工冶金”发展为“过程工程”。2001年更为现名。研究所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渊源于1928年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1959年独立建所,定名为中国科学院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1984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经五十多年的发展,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已成为一个以基础性研究为先导,以高技术创新和应用发展研究为主体的无机非金属材料综合性研究机构,形成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化研究、产业化工作”有机结合的较为完备的科研体系。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地化所目前有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地球内部物质高温高压重点实验室、月球与行星科学研究中心和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研究中心五个研究机构,具有一流且配套的仪器设备和实验研究设施,仪器设备资产总值2亿余元。截止到2017年年底,地化所共有在研项目主要包括973项目2项、973课题2项;重大研究计划1项;科技支撑2项;科技部国际合作1项;重大研发项目1项、重大研发课题9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06项;院战略先导专项课题2项,专题4项;STS项目1项。为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国家地球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科院宁波材料所为加快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发挥中国科学院作为科技国家队的支撑引领作用,满足长三角经济迅猛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中国科学院、浙江省人民政府、宁波市人民政府三方领导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于2004年4月20日共同签署了共建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简称宁波材料所)协议书。由此,实现了浙江省内中科院系统研究所“零”的突破,拉开了宁波材料所建设的序幕。宁波材料所从一片农田里起步,边规划,边建设,边招人,边科研,边服务,艰苦创业,高效创新。2007年11月30日,宁波材料所顺利通过中国科学院、浙江省、宁波市三方组织的验收。一期建设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兰州化物所”)始建于1958年,由原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催化化学、分析化学、润滑材料三个研究室迁至兰州而成立,1962年6月启用现名。   兰州化物所目前主要开展资源与能源、新材料、生态与健康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工作。战略定位是“西部资源与能源化学和新材料高技术创新研究基地”,力争建成具有“一流成果、一流管理、一流环境、一流人才”,特色鲜明、国内不可替代并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立研究机构。中科院新疆理化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新疆理化所),于2002年3月28日,在原中国科学院新疆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新疆化学研究所(均于1961年成立)的基础上整合成立。   新疆理化所定位: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优势,面向新疆区域经济发展、中亚科技合作和国家航天与海洋需求,加强维药现代化学科建设,推进维吾尔医药的现代化、标准化、产业化、国际化;加强电子元器件累积辐射效应学科建设,为各类元器件抗累积辐射效应加固和可靠应用提供稳定的服务能力;加强敏感材料与器件学科建设,为我国航天、海洋工程中极端环境探测装备所需的温度传感器提供共性技术支撑,保持优势学科不可替代的地位;加强维哈柯文信息处理学科建设,为新疆长治久安及“一带一路”核心区的信息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强化中科院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强化与中亚等国家交流与合作,强化院内合作和学科交叉,培育新的增长点。将研究所建成国内特色鲜明和中亚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

摩味

航天宏图专注卫星应用 承担多项国家重大战略工程 科研实力获认可

近期上交所公布新一批科创板申请受理名单,北京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宏图”)出现在名单中。据了解,航天宏图是国内领先的遥感和北斗导航卫星应用服务商,在国内较早从事遥感及北斗导航卫星应用系统设计开发以及数据分析应用服务,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软件平台和核心技术,致力于卫星应用软件国产化和卫星应用产业化,为政府、军队、企业提供系统设计开发和数据分析应用服务。据悉,航天宏图已形成“核心软件平台+行业应用+数据服务”的商业模式,在遥感行业应用与服务、军用导航领域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且盈利能力良好。招股书信息显示,2018年航天宏图营业收入约4.16亿元,同比增长44.32%;净利润约6.16千万,同比增长39.9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6.17千万,同比增长35.92%。专注卫星应用,受国家战略支持,发展潜力大卫星应用行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行业。2016年11月,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表示“做大做强卫星及应用产业”,到2020年,基本建成主体功能完备的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航天宏图正是专注于卫星应用软件国产化和卫星应用产业化。国家已出台多项政策措施鼓励国产卫星在各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商业化服务及国际化拓展,行业快速成长,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航天宏图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保持高速增长,连续3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超过39%,未来几年,随着国家战略支持和技术发展,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航天宏图也将迎来更多机会。大力支持研发,掌握自主研发核心技术航天宏图不断加大研发力度,凭借技术研发形成竞争优势,发展处于行业前列。航天宏图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进行平台软件升级及新产品研发。招股书信息显示,2016-2018年度,航天宏图研发费用分别为3,221.09万元、3,752.83万元和5,023.82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6.87%、13.03%和12.09%。通过持续研发,航天宏图在遥感图像处理及北斗导航等卫星应用领域开发了一系列核心算法,包括不限于遥感图像标准化产品快速高精度生成技术、海量遥感数据深度挖掘与智能分析技术、北斗精密服务产品处理技术等,核心技术水平国际领先。2019年1月,中国测绘学会组织以院士专家为主的鉴定委员会对科技成果进行集中评审鉴定,认为:“公司研发的国产自主高分遥感处理系统研制与应用技术上整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基于相位一致性的异源影像匹配、区域网平差匀色技术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该成果对遥感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创造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航天宏图目前已拥有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遥感影像处理软件平台PIE,并以此为客户提供行业应用或数据服务。基于自有基础软件平台和核心技术,航天宏图产品实现了遥感信息全要素提取、导航数据高精度定位,以及卫星数据与行业信息的融合应用。据悉,航天宏图自主创新研制的遥感影像处理软件平台PIE,2017年入选中央国家机关软件协议供货清单,是遥感类唯一入选的产品。另外,航天宏图拥有6项已授权的发明专利、7项在申请发明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47项。承担多项国家重大战略工程,科研实力获认可航天宏图参与国家多个重点科研计划和重大工程的研究。航天宏图先后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天空地协同遥感监测精准应急服务体系构建与示范、海洋动力灾害观测预警一体化智能应用服务平台等多个科研计划攻关。牵头组织卫星遥感影像处理与分析关键技术北京市工程实验室创新能力建设。航天宏图还参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北斗卫星以及军民融合等多项重大战略工程项目,承担了几十颗卫星地面应用系统建设。航天宏图荣获测绘科技进步一等奖、地理信息科技进步一等奖、卫星导航定位科学技术二等奖、海洋工程科学技术二等奖,研发实力获得认可。通过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战略性工程,航天宏图突破了以海量遥感影像数据快速处理技术、超大区域多源异构遥感数据联合平差技术为代表的多个空间信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核心技术人员专业过硬,研发团队实力强大航天宏图在行业中一直处于前列,离不开专业过硬的核心技术人员和强大的研发团队。航天宏图创始人王宇翔博士是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地图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毕业,已入选国家“万人计划”。核心技术人员廖通逵博士参加和主持国家973、863计划等研发项目,获得过国家测绘科技进步一等奖、海洋工程科学技术二等奖。核心技术人员殷晓斌博士,为国际IEEE(电子和电子工程协会)高级会员,一直从事微波辐射计海洋遥感机理及遥感应用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利用多频全极化辐射计进行海洋和大气多参数反演的卫星载荷系统设计方案,将被应用于2020年左右发射的我国首颗海洋盐度卫星。其在法国居里大学任职期间参与了多个重要的欧空局和法国航天局科研项目,为国际上第一个土壤湿度和海洋盐度卫星的数据处理和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成果被欧空局采纳为SMOS数据处理标准方法。同时,航天宏图现有技术人员913人,其中博士61人,硕士324人,包括中科院百人计划在内的归国留学人才11名以及军转科技人才66名,充分显示航天宏图重视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技术研发团队实力强大。据报道,航天宏图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并建立卫星遥感影像处理与分析关键技术北京市工程实验室。技术覆盖领域广泛,收入增长势头良好航天宏图一直致力于探索并拓展遥感在各行业的广泛应用与服务,已发展成能够为多区域、多行业提供综合服务的平台型企业。航天工图可以服务于自然资源、水利环保、气象海洋、农业、林业、应急管理、城乡建设、统计等国家部委以及省市管理部门,军委、战区、军兵种、部队及军队科研院所,金融保险、精准农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等企业用户,还可以为客户提供感卫星地面应用系统和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的信息化系统等咨询设计服务。从招股书披露的信息看,航天宏图成长性良好。航天宏图依托核心技术研发的基础软件平台以及应用系统已在众多行业客户中实现应用,业务范围覆盖30多个省、市(自治区)。招股书显示,216-2018年营业收入分别约为1.91亿元、2.88亿元和4.16亿元,2017-2018年营收增长率分别为50.85%和44.32%。

优木

[航天搭载】“空间生物实验服务平台”项目获国家和地方政府支持

据悉,近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下属航天神舟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航天生物公司”)建设的空间生物实验服务平台,获得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最高额度(3000万元)的重大协同创新平台项目资助,这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精准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大前沿项目与创新平台建设的若干措施》等有关规定的高效率实施体现,也彰显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空间生物实验服务平台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空间生物实验服务平台”是什么?空间生物实验服务平台紧密结合我国空间站、飞船、返回式卫星和商业航天的发展,瞄准国内外日益增长的对植物(种子、枝条与组培苗)、微生物(细菌、真菌、病毒等)、细胞、基因、蛋白质、胚胎和动物等生物材料的空间生物实验需求,突破小型化航天器自主返回技术、空间变重力生物实验系统技术、空间细胞培养技术和空间植物培养技术等关键技术,研制轨道适应性强的低成本小型返回式卫星和多用途、可变重力空间生物实验标准化装置,建设具有任务协同设计功能的空间生物实验信息系统,在全国布局建设先进的空间生物实验室,打造国际一流的具备空间资源配置、实验装置研制、实验过程服务、安全认证、科技创新、成果推广与产业化等功能的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开放式平台,开展航天搭载与空间生物实验服务,为国内外科研院所、高校和生物企业的空间生物实验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国家生物科技创新。神舟八号搭载试验材料航天育种成果是“谁”打造了“空间生物实验服务平台”?航天生物公司是中国航天唯一从事空间生物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空间生物领域产业化、商业化的唯一载体,作为航天搭载与空间生物实验研究的唯一管理方和运营方,多年来借助航天五院返回式卫星、载人飞船等资源,利用航天搭载手段,发展空间生物产业。航天生物公司同时也是北京市空间生物工研中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空间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和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空间生物研究部。目前,空间生物实验服务平台所孕育的业务和产业正处于蓬勃发展之势,一方面以空间植物培养、空间微生物防控、空间医药等业务服务于航天工程;一方面加大投入进行植物空间诱变与产品开发、微生物空间诱变与产品开发、空间药物实验与产品开发,大力发展航天农业、发酵、生物医药、生物保健品等国家民生产业。00:28空间生物实验服务平台是落实国家军民融合、航天强国、商业航天、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的具体举措和创新驱动,将有力促进技术交叉融合,提升空间环境利用水平和产业转化能力,满足国内外空间生物实验的紧迫需求,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功能,体现首都创新中心功能,作为连接航天产业与国民经济民生产业的重要平台、国家生物科技创新的空间实验服务平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对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