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在研究历史是不重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我国家的人，从至今都是十分重视历史的，国家都是设有专门的记载历史的机构，以此记录国家的历史，让子孙后代能够很好的学习借鉴。而且我们国家每当朝代更替的时候，新的王朝都会对前朝进行修史，以便总结前朝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诫自己的后代们。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国家的历史才一点一点的传承下来，凑成了完整的中华历史。不过我们在进行历史评判的时候，都是着重的讨论历史事件的成败是非，比如很多的历史名人，都会有支持他的和批评他的两个阵营，如对于秦始皇的讨论，隋炀帝的讨论，还有最近的关于大清的讨论，都是追求一个是非对错。而地球另一端的西方世界，他们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中，不会陷入这种是非对错的讨论之中，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历史的源头、发展、结果等等。他们把历史分为若干个领域，比如哲学史、数学史、科学史、文学史等等。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各国在在古代的时候，只注重基督教，不注重历史，直到近代，各国看到了东方各国的灿烂的文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一个瓶子都能够讲上一个有趣的故事，于是西方人也很想知道自己的历史是怎么样的，自己这件祖传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故事。于是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注重历史。由于前期对于历史的不重视，导致西方国家很多历史都遗失了，所以西方的历史可以分为可知的历史和不可知的历史，可知的历史自然是通过史书去了解，对于那些不可知的历史，只能是通过考古去论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很看重考古的一个原因吧！同时对于古代历史真实性的缺乏，使得西方人不会像我们一样，在对待历史的时候，不会陷入是非对错的讨论中，而知注重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人比中国人更懂得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我国容易陷入对错是非的讨论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国的人民对历史知识都是一知半解，那些历史学者们自然是不会去讨论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对待历史。正是那些一知半解的历史爱好者们，才会容易陷入是非对错的讨论中去的，可是这些争吵又能改变什么呢？大家还不如多读书，丰富自己的知识来的实惠。

我认为历史是没有真相的，因为在君主制的古代，文字狱盛行，史官是为天子书的，所以历史的真相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成王败寇窃国者为诸侯的歌功颂德之书。所谓历史都是后人书写的，一个朝代在君王当政之时，史官是不会也不敢妄加评判君主的对错的，只有到了新的朝代，才会出现评判前朝之事，然后将前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君主的残暴荒谬。比如始皇帝，统一六国开统一之局、统一度量衡使天下经济同一度量、修建长城保障中原内部多年不受外族之扰、广建宫室使天下百姓皆知天下一统君王之威武，包括焚书坑儒，也是当时时代情势下必然会出现的强化政权的铁血政策。但是为什么汉朝的史书上只写了始皇帝焚书坑儒却并不说明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只写了始皇帝征调百万民夫修建长城却并不说为什么修建；只说了始皇帝强迫各地统一度量衡却并不说带来的好处。所谓功在千秋罪在当代，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皇帝，所背负的历史使命是需要客观公正地去评判的，而不是改朝换代的胜利者们，在编纂新王朝文治武功时对前朝功绩的故意抹杀。再比如隋炀帝杨广，代隋而唐的发言人魏征在《隋书》中将他记录成一个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奸猾狡诈怠惰丑恶的不世昏君。但是真正的隋炀帝在位期间，开凿大运河连通了南北经济；西巡张掖疏通了丝绸之路；创立科举使寒门学子也能为民请命；甚至造成隋朝内乱蜂起的三征高句丽，也只是为了消除中原子孙的隐患，保大隋社稷安稳。试问这样一位方勤远略、睥睨天下、勤勉为政的一代帝王，身后为何只落个“暴君”的骂名？还有商纣王商辛，真的只是一个酒池肉林奢侈腐化不敬祖先宠信奸臣残暴不仁暴戾恣睢的不世暴君吗？为什么我们现代的学者研究得出的纣王：攻克东夷，把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打破奴隶主贵族“世袭”，从中下层提拔人才；认为命在人不在天，减少人牲祭祀死亡；尊重妇女参考妇人意见，提升女性地位。甚至连毛主席都赞誉纣王：“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它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每一段古历史的书写都是一段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屈辱史。新的王朝的刻意抹杀与恶意丑化造就了很多千古一帝丰功伟绩的磨灭。所以说史书上记载的历史是不可信的，可信的是客观公正的研究成果。任重而道远，历史的真相还有待学者们继续研究。

导读：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梵高传》中写道：“艺术家的作品和他的私生活，就像正在分娩的妇女和她的婴儿。你可以看她的孩子，但却不可以掀起她的内衣去看她是否沾满血污。”这使人联想到历史上新王朝“出生”的情形。试问有哪个王朝的出生敢说是干净的？西汉博士辕固为何被罚去猪圈和野猪决斗?西汉时期，有一场关于“汤武革命”合法性的著名辩论，虽然不了了之，但却又影响深远。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儒家和道家两个学派发生过激烈碰撞。辕固生因为传习《诗经》，曾在汉景帝时做了博士。有一次，辕固生和道家的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汤王、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反驳说：“不对。夏桀、殷纣暴虐昏乱，天下人的心都归顺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顺应天下人的心愿而杀死夏桀、商纣，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戴在头上；鞋虽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脚下。为什么呢？这正是上下有别的道理。夏桀、商纣虽然无道，但是身为君主，理应身处上位；商汤、周武王虽然圣明，却是臣子，理应居下位。君主有了过错，臣子不能直言劝谏，反而借其有过而诛杀君主，取代他而南面称王，这不是弑君篡位，又是什么？”辕固生答道：“如果非按你的说法，那么高皇帝（刘邦）取代秦朝即天子之位，也不对吗？”这时汉景帝听不下去了，于是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商汤、周武王是否受天命继位，不算愚笨。”于是这场争论停止了。自此以后学者再不敢争辩汤武革命的事了。辕固生因提倡儒家触怒了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夏、商、周三个朝代，与一般常说相连的朝代不同。许海山《古中国简史》说它们“在势力强弱的浮沉方面，表现为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三者的文明进展方面，又是‘平行并进式’的。周的社会发展，早先基本走的是土著化发展之路，与中原夏、商相比，毫无疑问显得晚迟和弱小”，但后来居上，周取代商。著名学者许倬云《西周史》评价：周人以蕞尔小邦，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都远逊商代，其能克商而建立新的政治权威，由于周人善于运用战略，能结合与国，一步一步地构成对商人的大包抄，终于在商人疲于外战时，一举得胜。许老先生谦谦君子，说话客气。什么叫“在商人疲于外战时”？周部落本来是商王朝的属邦，为自己及商的共同利益与戎狄作战。商王常派兵增援并加以赏赐，甲骨文中常见“保周”之辞。然而，周发展壮大了，却暗中谋划“翦商”。牧野之战商纣王觉察到他们的阴谋，将其头目西伯姬昌即后来被追封的周文王抓捕。一般说是周人献了一批美女与财宝，纣王大喜，放虎归山，但最近上海博物馆发表的馆藏楚简显示，其真相是：今陕西中北部的九邦叛乱，西伯姬昌请求出征平叛，立功赎罪。商纣王认为燃眉之急要紧，便答应。西伯姬昌出狱后，一边平叛，另一边却加紧扩大自己的地盘，很快对商的王城形成包围之势。姬昌死后，他儿子姬发即周武王趁商军主力在东南与外敌作战、王城空虚的时候，率领八百多家诸侯联军，一举攻占商都，取而代之。决战前夕，周武王发表《牧誓》，对将士作动员报告，揭发批判商纣王的罪行，说他只听信妇人，对祖先祭祀不闻不问，对祖兄弟弃而不用，而用四方逃亡来的罪人，任他们在商邑残害百姓。现在，奉天之命对他进行征讨。不过，武王这番话不大可信。孔子得意门生子贡就大抱不平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商纣王有不好的方面，但绝没有坏到那种严重的地步。人不敢倒霉啊，倒霉了就像落到河渠下游，天下什么脏水都会归到你身上。司马迁《史记》记载：帝辛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商纣王天资聪颖，有口才，行动迅速，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气力过人，能徒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足可以拒绝臣下的谏劝，他的话语足可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凭着才能在大臣面前夸耀，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毛主席评价：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台湾学者姚大中在《姚著中国史》中说：自殷墟发掘资料，原系东亚世界古代大统治者殷朝后期帝王的共通说明，只以标明了妲己等人名，酒池肉林等等乃构成专属帝辛故事的内容。帝辛不幸乃是亡国之君，才以“予一人”承担了全部罪名与恶名。纣王与妲己著名学者李零强调最新出土的简帛文献的重要性：过去古人讲周人灭商，总是以文王、武王并举，一个行恩，一个威武，好像双璧。他们确实是密不可分的一对人物。我们可以说，没有文王平九邦，就没有武王克殷。李零老师也写得挺克制。国难当头，诸侯不是真心实意与君王共赴国难，而是耍奸计，趁火打劫，犯上作乱，弑君篡国。在以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舞台上，类似的把戏一次次重演：以丑化前朝来掩盖自己夺权之不义，并把自己打扮成臣民的大救星。奥威尔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前半句不一定对，后半句可以在中国历史上找到无数例证。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古人很早就注意到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商人的说辞是“君权神授”，上天授予我统治权。周人不服，并夺取统治权成功了，以属代主，以臣代君，算不算逆天？该怎么向世人交代？许倬云写道：这一意料不到的历史发展，刺激周人追寻历史性的解释，遂结合可能确曾有过的事实（如周人生活比较勤劳认真，殷人比较耽于逸乐）以及商人中知识分子已萌生的若干新观念，合而发展为一套天命靡常、唯德是亲的历史观及政治观。美国传记作家欧文· 斯通在《梵高传》一书中评论：“艺术家的作品和他的私生活，就像正在分娩的妇女和她的婴儿。你可以看她的孩子，但却不可以掀起她的内衣去看她是否沾满血污。”王朝出生之状，要么是被遮掩的假相，要么是不忍直视的真相，这些不看也可以想象。我们还是着重看它们是否及时“洗礼”，华丽转身，不再制造新的血污。从这个角度来说，周人是作得不错的，周公制礼作乐、成康之治皆流誉后世。不可以掀起她的内衣去看她是否沾满血污！儒家对武王克商大加颂扬，与商汤灭夏相提并论，称之“汤武革命”。孟子辩护说武王是“诛一独夫”，而非“弑君”。这为后来无休无止的造反夺权制造了榜样，通过舞文弄墨操纵真相。秦始皇的遭遇跟商纣王差不多。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辛德勇教授在他新书《生死秦始皇》一书中写道：“儒家在秦代不仅没有受到特别压抑，而且与其他诸家学说比较起来，还可以说是独得朝廷的眷顾，有着其他诸家无可比拟的优越地位。”不然，如果真“焚书坑儒”殆尽的话，刘邦制礼作乐哪来“颇采古礼与秦仪式杂就之”？陈寅恪甚至认为《中庸》是“秦时儒生之作品也”。《哈佛中国史》指出：“汉朝一方面吸取了秦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在批判它，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汉朝放弃了对秦国制度的批判，而采取了对秦始皇本人的丑化”“考古学和文献材料证明，这些批评都属于服务于汉朝利益的政治宣传，与秦的政策或它的灭亡没有关系”。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还风趣地说：汉初“人心涣散，怎么收拾？一是让六国人民出气，把气撒在秦始皇身上；二是让知识分子出气，气也撒在秦始皇身上。秦始皇是个出气筒。”咏史(清)龚自珍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南宋大儒朱熹似乎有“洁癖”，幻想每一位帝王权力来源干净，结果弄得千古帝王没一个功德圆满，连刘邦、李世民也是“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虽有“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之功，也“未可谓德”，“贤于盗贼不远”。如此，好比苛求天下乌鸦须白色，有什么意义？更糟的是，由于面临对权力来源合法性的及道德审判，帝王无不心虚，一个个只好像康熙那样“所有的重大举措其目的皆在于”恬不知耻自吹“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公然歪曲历史，为此还大行“文字狱”，不许历史真相，搞得大家都不愉快。如果康熙们没有此等之忧，很可能用不着“文字狱”。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王朝来源的“真相”，就像没必要查看我们出生是否血污一样。窃以为：我等草民不如既往不咎，只要求新的统治者尽快华丽转身，努力建设新社会，不再制造新的血污；新的统治者也不必旧包袱没卸下又时不时添加新的包袱，愈发不堪重负。历史的包袱还是早卸早好，早一天华丽转身，统治者老百姓都轻松些，皆大欢喜。冯敏飞 著 华夏出版社 2019年10月《历史的季节：读史当明势》对中国14个长寿王朝建国70年历史节点进行切片式分析，读史明势是这种历史长镜头、纵向切片式观察分析中国历史的自然结论。作者冯敏飞对历史复杂性的冷峻思考、对中国古代政治兴衰和传统文化积弊的慎思与明辨才妙趣横生而又发人深省，在玑珠妙语和另辟蹊径中感悟历史的沧桑与魅力：孔子的笼子从1.0版到4.0版，强而无韧的秦王朝，隐士之多与少，武则天那无字碑该补何字？“妇人之仁”与“明主之仁”，皇帝被后儒越宠越坏了，史上的“贸易战”等等，遍地金瓯，蕴藉风流。

内容提要中华文明能够长期延续、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内涵丰富、各具特色的制度逐步发展成为一整套制度体系，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制度的记录与整理是中国传统文献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有着悠久传统，形成了丰硕成果。新时代，深化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设了许多值得珍视的制度。中华文明能够长期延续、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内涵丰富、各具特色的制度逐步发展成为一整套制度体系，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古代制度史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今天，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材料、新方法、新理论推动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焕发勃勃生机、呈现繁荣局面。中华文明素有重视制度建设的传统制度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也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中华文明素来重视制度建设，重视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相统一，重视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的继承和创新。中华文明素来重视制度建设。周灭殷后，殷遗民箕子向周武王提出了“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的制度安排构想。“彝伦”指法则，“攸叙”指正常秩序。“彝伦攸叙”，是指构建合理有序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反之则“彝伦攸斁”，也就是政治与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彝伦攸叙”倡导制度设计要适应常理、施行顺遂的变化观，是历代都遵循的关于制度制定的重要思想。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曾总结说：“彝伦攸叙，虽有不善者寡矣；彝伦攸斁，其于善也绝矣。”西周开始，关于制度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史不绝书。如《尚书·周官》说“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管子·法法》说“太上以制制度”，《周易·彖辞》说“节以制度”，《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说“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商君书·壹言》说“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荀子·儒效》说“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荀子·王制》说“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本身就是制度思想之作，其开篇“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讲的也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先秦的内外服制、分封制、礼制、世卿制、郡县乡里制、军功爵制、官僚制等，都是各种制度建设思想的实践形态。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后，维护和巩固大一统秩序的各项制度更加完善，构成了中华文明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中华文明高度重视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相统一。制度体系需要通过治理体系体现出来，治理体系是对制度体系完善与否的检验，二者是有机统一的。《尚书·周书·周官》说“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这里的“政”就是治理体系。有了制度，治理才不会迷失方向。中国先秦时期已经有了丰富的“治”与“治理”思想，有了“治”与“乱”的区别。秦汉以后，重视“治理”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在政治家、思想家那里得到肯定并不断延续，并被更多地引入政治实践领域，形成了富有中华文明特色的治理体系，体现在政治、经济、法令、文化、社会、军事、生态等诸多方面。中华文明高度重视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的继承和创新。《商君书·壹言》说“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贾谊《过秦论》说“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都是强调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经历了不同社会形态，也经历了很多次改朝换代，但在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上大都能够做到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以贵族等级分封制为代表的先秦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在春秋战国以后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以中央集权制、郡县制为代表的大一统国家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应时而生；源自秦汉的中央集权制，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还在创新发展，不断显示出继承性和创新性有机统一的特点。制度史研究向为史家所重中华文明悠久的制度建设史、制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都促进了中国古代的制度记录与整理，激发了史家对制度史研究的极大热情，制度史研究一直是我国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制度的记录与整理是一项重要内容。在反映先秦历史的《尚书》《左传》《国语》《周礼》《逸周书》《仪礼》《礼记》《管子》等书中，就有许多关于制度的记载。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的《礼书》《乐书》《律书》《天官书》《封禅书》等“八书”，记载了不少自先秦至汉初的制度沿革，开创了历代“正史”重视制度记录之先河。《汉书》继承这一传统，以“志”“表”的形式，系统记录了西汉一代法律、职官、行政区划、祭祀等制度。补入《后汉书》的“八志”，在制度记录的体例上更加完善统一，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二十四史”中确有部分史书因时代原因而无志书，但统一王朝建立后，往往都会补上这一缺憾。如《晋书》补《三国志》缺“志”之不足，从而使各时期制度状况能够延续不断记录下来。隋唐以后，更加重视制度的记录、整理、研究。唐代杜佑的《通典》、刘秩的《政典》、苏冕的《会要》，开创了典制体政书通史和断代史之先河。《通典》编纂历时30余年，以200篇的鸿篇巨制，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等九类，记录了上自轩辕唐虞三代、下迄唐天宝年间（部分延至肃、代之际）的制度演变，影响至巨。此后，南宋郑樵的《通志》、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通典》并称为“三通”。此后，历代典制体政书编纂续之不绝，至民国时完成《清续文献通考》，被合称为“十通”，与“会要”“会典”等体裁互为补充，是反映历代制度沿革的重要史料。与丰富的制度记录并驾齐驱，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也有悠久的传统。古人虽不以“制度史”命名，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制度史研究。如《周礼》一书，虽然不能被完全视为周代制度本身，但实际上是一部以自己思想体系研究“制度史”的产物，只不过与我们今天制度史研究的表达方式与范畴有所区别而已。其实，除官府文书档案等直接材料之外，无论正史中的制度记录，还是典制体政书中的记载，都带有史家自己的剪裁选择，不能完全等同于制度本身。还需要注意的是，古今对“制度”的理解固有差异，古人确有“制度”与“人事”不分的特点，但也不可一概而论，诸如《后汉书·百官志》《汉官仪》之类，还是以狭义的制度为主的。同样，近代以来的制度史研究固然有时代赋予的色彩，也存在重制度而轻人事的现象，但并非不重视人事，如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中就说：“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再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东晋门阀政治》等将制度与人事研究相结合的佳作也不少见。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因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和新史料的发现，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出现了大发展局面。一方面，以政治制度为主体的各项制度研究日益深化、细化，制度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另一方面，对制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探讨与存在问题的反思愈益引起关注。“活的制度史”、制度与“日常统治”、“制度史观”等问题的提出，对深化制度史研究均有启发意义。但正如学者所说，无论哪种思考，“都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极具当代价值中国传统史学素有经世致用的特点，制度史研究也不例外。杜佑称《通典》编纂“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杜佑友人李翰在为《通典》所作序文中认为，《通典》能够“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就是阐明制度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与其历史底蕴和文化传统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古代制度当然有着本质区别，但中国古代制度及其在传承中华文明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今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有重要借鉴意义，这也是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的当代价值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深厚的历史底蕴自然涵盖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新时代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的新方向、新命题。比如，探讨中国古代德主刑辅与今天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古代尚贤用能与今天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古代协和万邦与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古代追求天人合一与今天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古代坚持“要在中央”与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的关系，等等。探讨这些关系，从中国古代制度中汲取智慧，有利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标志性载体，是社会形态与社会阶段划分的重要标志，制度史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深化制度史研究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具有引领作用。我们要汲取古人在制度史研究方面的优良传统，结合新的时代要求不断开辟制度史研究新境界，充分彰显制度史研究的当代价值。这既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民日报 》（ 2020年06月22日 09 版）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深入人心的国家战略。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如火如荼。“丝绸之路”的定义何时产生？这条交通路线什么时候形成？为何中国古代并未意识到这条路线的重要性？ 12月10日，葛剑雄在上海图书馆增爱世界文化论坛上做了题为“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的讲座，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解答。葛剑雄。澎湃新闻 资料图丝路历史早于张骞出使西域“今天我们讲丝绸之路的定义，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这条交通路线出现到现在，2000多年来中国人自己没意识到有这条路，更没意识到其重要性。”葛剑雄说。“丝绸之路”的概念是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正式提出的。太平天国运动平息之后，李希霍芬来到中国，他用了3年多时间研究，发现公元2世纪左右，就存在一条从中国古都洛阳到中东撒马尔罕的路线，他认为这条路线贸易主要是丝绸，所以他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图》。视觉中国 资料图公元前2世纪，《史记》记载张骞出使西域，这是关于这条路线最早记载。但张骞出使西域并非为了贸易丝绸，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帮助汉武帝联系外迁的月氏、乌孙两个民族，希望他们迁回到祁连山一带，和汉朝夹击匈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并未达成目的，还被匈奴扣留，历经13年才返回。但他在西域呆了十几年之久，对西域各国有所了解，回来汇报给汉武帝，中原才知道西域不是蛮荒一片，而是物产丰富、国家众多，开始对西域产生兴趣。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除了继续想要招回乌孙，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沟通西域，吸引西域小国来服从。所以这次出使张骞带了150余人的使团，每人两匹马，运了大量物产，其中丝绸占很大部分。这是张骞的建议，因为西域没有丝绸，且丝绸价值高、分量轻、不易腐坏。这次出使也未能招回乌孙，但通过外交，张骞吸引了一批使者跟随他回到汉朝朝贡。汉武帝很高兴，从此每年派出使者，大的使团几十人，小的十几人，源源不断把丝绸运到西域。经过汉武帝的活动，汉朝对西域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到了公元前60年，也就是汉宣帝时期，正式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管辖地区包括今天的新疆，以及从巴尔喀什到帕米尔这一片领域。但这条交通路线的出现可能还要更早。葛剑雄认为这一推测有考古证据可以证实。商朝妇好墓中出土了和田玉，说明当时已经有通往新疆的交通路线。小麦、黄牛、青铜等，都是从西亚、中亚传入，说明3000多年前甚至4000年，中亚通向黄河流域的路已经存在。新疆阿斯塔纳古墓中发现白种人尸体，说明当时他们已经到了新疆，很可能也会继续向东。“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华网 资料图中国人从未主动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获利“尽管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起了很大作用，但中国人从未主动利用这条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获利。通过丝绸之路获利的都是苏特、回鹘、波斯、阿拉伯商人。”丝绸流传到西域后，商人们把丝绸进一步贩运到波斯一带，进入欧洲、北非，也就是历史上的罗马。罗马当时是欧洲大国，对精美丝绸的需求量和西域诸国不可同日而语，丝绸成为上层人士追逐的东方奢侈品，一度价格比黄金还贵。“正是这样的需求驱使一批商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维持着这一条路线。”葛剑雄认为，来自外界的强烈需求才是维持丝绸之路的动力。从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之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人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普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最终获得认同。海上丝绸之路开辟的原因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断绝，加之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海上运输巨大经济利益驱动、瓷器外销的可能，诸多原因共同推动了这条商路的产生。葛剑雄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也是由国外贸易需求维持的，“古代中国海上从来未开放外贸，还经常实行海禁、迁海，民间对海外的贸易长期被禁。只有元朝对外有短暂时间允许商人出海去外国贸易。到了明朝，张士诚等人都在沿海活动，朱元璋认为海外有敌对势力，更是实行严格海禁，‘片板不得下海’。清朝为切断郑成功和内地联系，下令从辽东到广东，所有中国沿海要腾出20-50里的无人区，农田都荒废了，更谈不上海外贸易。”“黑石号沉船”，黑石号模型严格的限制之下，海上丝绸之路虽然存在，利用这条丝路做商业贸易的却都是外国商人。上世纪在印尼发现的“黑石号沉船”是一艘唐朝后期的船只，打捞后清理出6万多件中国瓷器和大量中国钱币，“这些瓷器都是市场上买来的比较粗糙的瓷器，只有一套比较精美，是阿拉伯风格的瓷器，合理推测是船主自用。所以，这条船最可能是阿拉伯船只，在福建买了瓷器，还有空，就又装了很多唐朝钱币。唐朝钱币当时可以在海外流通，船主可能想用这些钱去印尼买香料带回阿拉伯。”明朝初年，郑和七下西洋，船队几乎都有六七十艘大船，最远到达东非的肯尼亚。这是中国航海史上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但在世界的影响力却远不如哥伦布航海，葛剑雄认为，这是因为二者目的性不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人认为是寻找建文帝下落、军事上联络西亚、宣扬国威等。但葛剑雄认为，主要目的是要加强永乐帝政权合法性。当时朱棣武装叛乱打进南京，建文帝自焚而死，下落不明。“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永乐帝朱棣政权做宣传，到海外诸国赏赐天朝物产，带回各国朝贡。所以也能理解为什么哥伦布的影响更大，西方航海家是为了发现新大陆，去的都是没人的地方。郑和航海并未超出阿拉伯航路，因为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去有人的地方，做国际公关。”葛剑雄说。“一带一路”。新华网 资料图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前无古人的创新尽管丝绸之路早已存在，但在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之前，中国从未对这条路线有所命名，也不甚重视。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重视丝绸之路？葛剑雄认为这和中国长期以来“天下观念”的观念及“重农抑商”的传统有关。西域地理条件不如中原，民族也和中原有很大差别。葛剑雄举了两句唐诗来说明当时唐朝人对西域的看法。一句是王之涣《凉州词》中的“春风不度玉门关”，一句是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的“西出阳关无故人”。“玉门关和阳关之外就是西域，唐朝人觉得春风都不到这片蛮荒之地，出去之后就再无亲人朋友。所以唐朝时期，尽管西域是自己的领土，但却不重视这一地区。没有人愿意去，连军人、官员都是轮流驻守，不愿意久呆。”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观”，“中国历来只有天下观念而无国家概念，认为四海之内，很多地区是蛮夷，还未开化，不需要去统治。而且，黄河流域的确可以生产足够的物资供养自己领土，对外界无需求而且缺乏了解外界动力。”葛剑雄说。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之下，古代中国根本不可能和周边的“蛮夷之地”开展正常的外贸，唯一能够接受的形式就是别人前来朝贡。所以外国学者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朝贡贸易”。中国和周边小国交往，讲究的是薄来厚往，别的国家来朝贡，中国还下去的赏赐通常几倍于朝贡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小国朝贡的积极性很高。葛剑雄举例，明朝日本人来朝贡朱元璋，有一次两批人同时到，为了争夺“朝贡权”，两批人在宁波港口外自己打了起来。葛剑雄认为，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一带一路”只是借用了丝绸之路名称，不是要重建一条一模一样的丝绸之路。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提倡“一带一路”也并非像郑和、张骞一样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也不是像西方殖民者那样借海外贸易剥削，“而是全面开放，是与国外的友好合作。所以丝绸之路是前无古人的创新，并非重复历史。”

中国古代没有像西方一样发展出现代科学，其实和中国人处事方式有关，和儒家思想关系并不大。中国更注重实用性，所以善于进行经验的总结，在很多领域中并不会刻意求得新的突破。01中国古代思想方向和古希腊等地区有很大差异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是没有哲学的，不注重研究“世界”本身。这种观点的出现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和西方不太一样。西方的哲学思路是从认识世界到改变世界，所以在最初阶段就会有很多关于世界本源的探讨。但这些内容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没有任何的用处。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说，人民温饱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探讨一些理论上的内容没有任何价值。中国古代却不一样，我们更注重实用性，从改造世界开始，然后积累经验，更好地调整方向。这种思路充分体现在诸子百家的学说之中。比如，诸子产生于乱世，目的皆为结束乱世。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也都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方案。道家提出“小国寡民”，法家提出“重刑轻赏”，儒家提出“礼义道德”，墨家提出“兼爱非攻”，名家希望以精妙“诡辩术”来将兵国战乱代之以庙堂激辩，兵家希望以高超的军事指挥技术武力统一全国。可以看到，任何一家都不是空谈理想的，而是皆有实质性的方法。至于这个方法有没有成效，那就需要用某一国来实践了。02中国古代的科技方向与西方有很大差异中国的科学技术也主要偏重于实用性，而西方的研究往往比较抽象。比如，阿基米德研究几何学、研究杠杆，亚里士多德研究运动等等方面，这些内容对于生活、生产并没有太明显的实质性帮助。但中国在数学方面，我们研究的是粮仓的容积、禽畜的数量等等，往往将很多数学上的经典论证放在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中，用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经典的“鸡兔同笼”问题，实际上就是对二元一次方程的研究。这也就说明，中国的学术研究其实是被动的，因为我们需要，所以我们才会去研究。但这种研究也是非常高效的，一旦解决就会让我们日常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的改善。西方的学术研究往往比较抽象，有主动性。他们不管是否有用，先研究出一个结果来，然后再考虑如何应用。将思维都放在思考不确定是否有用的理论上，所以西方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远远落后于东方的。03农耕文明的发达，使得我们更注重经验的总结出于实用性的考虑，我们古代往往不注重为什么，更看重怎么办。只要有效就可以，至于为什么有效，编个理由也无所谓。比如说求雨这件事，有一种方法是将烧好的灰烬，从山上洒下谷底，往往会伴随着局部降水的现象。如果从现在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因为灰烬吸收了更多的水分，水汽聚合的量多了，自然可能产生降水现象。但古人显然是不知道这种情况的，但没有关系，不理解也不妨碍农民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求雨”，至于理由，编造一个神灵保佑就可以了。从宋代开始，我们的农业技术其实就开始停滞了，后来很多科技类的书籍都没有发现太多的新事物，更注重的是对前代技术的总结和改良。这是因为依靠耕种技巧发展的农业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的进步空间，人们的生活其实已经得到了相应的保障。而西方赶上了技术发挥作用的时代，人类实用技巧在生活、生产领域逐渐没有了上行空间，技术对生产力的提高就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所以西方在沉寂了几千年之后，终于走在了东方的前面。如果从历史来看，中国没有自然发展出现代科学，其实只是和我们在很早的时间里就形成的生活习惯有关，是农业文明高度发达所产生的的麻痹效果，并不是某一种思想、某一种学说所限制的。科举制度不是为了选拔人才，同样也没有禁锢思想，功过需要澄清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失去对本国历史、党史、国史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必将走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不归路。资料图：历史典籍 （图源：东方IC）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山东考察时，专程来到甲午海战故地刘公岛，参观甲午战争史实展。他强调：“我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丰富历史画卷。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神营养。”①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从不同角度多次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等等。这些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树立起深刻的历史意识、历史思维和历史眼光，如果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神营养，积累经验、增长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我们才能在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进。一、树立历史意识，坚持以史鉴今继往开来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历史记录，并善于从中吸取经验和智慧。古代社会对历史经验的重视是为了王朝的江山社稷。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江山永固，不得不从历史事实出发，考察王朝更替的流变，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如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提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②他在和魏征的多次策对中就得出了一条经验：“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③这就是吸取了以往统治者只将治国理政的重心放在治民上，结果却是事与愿违的经验教训。在君权至上的古代社会能就君民关系得出这样客观的认识已属难得。再如共计294卷的《资治通鉴》，则将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共1362年的历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④，主观上是为统治阶级维护社稷提供“资鉴”，客观上也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借鉴经验。党中央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则是为了治国理政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⑤例如，“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⑥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从历史中积累经验、增长智慧，为治国安邦提供启示。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读过“一十七遍”。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⑦从历史典籍和史实中，毛泽东就看到治吏对治国的重要性。因此，他曾经指出，党的各级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外，绝不允许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⑧即便今日，毛泽东“严”字当头，把“治官”落到实处，在当下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同样高度重视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其中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关键就是要从严管理干部。有鉴于“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⑨的历史经验，党中央并格外强调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使我们党永不变质、永不变色。”⑩从而形成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党推进治国理政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组织保证。这些认识和举措，都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借鉴历史，以史鉴今，继往开来的深刻用意。二、掌握历史思维，坚持尊重规律辩证分析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从历史研究中，不仅可以观成败、鉴是非，而且可以明规律、知大道。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曾经提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1通过对“历史科学”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进程的“第一个前提”，“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2正是基于对这“第一个前提”的认知，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3正是在这“两大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的历史才从纷繁芜杂、随心所欲的发展变化中被抽丝剥茧，找到发展的主线和趋势，《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4这“两个必然规律”的发现，才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有了历史科学的依据和实证。同样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在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才能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探索和实践中，始终不忘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是这一初心和使命，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的复兴之路，开创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一历史探索和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的，开创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这一历史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才确立的。在这一历史探索和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达至辩证统一，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于科学规律、合于历史大道，从而成为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为此，习近平同志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重温入党誓词后强调，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特别是建党时的历史，是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明确肩负的重大责任，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美好未来和最高理想前进，“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15三、增强历史眼光，坚持历史自信文化自觉历史是厚重的，沉淀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中国古代对历史的重视和史料积累，在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由于竹简和造纸术等廉价书写工具的发明和文化与文明的不绝如线，使中华民族成为愿意详细记录自身文明发展进程的人类文明。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起，中国就开始了按年记载的编年史，而成为世界上唯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在西方文明未将历史学占据研究主流的时代，中国就将“史”列为“经、史、子、集”四种基本学科分类之一。因此，钱穆先生才说：“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16正是由于中国的历史记录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是中华民族得以绵延不绝、不断发展的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因此，习近平同志才强调：“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落实在提高领导工作水平上。而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17中国古先贤对史书编撰和典籍整理的重视，体现着史家对民族精神塑造的文化自觉。从孔子编订《春秋》，左丘明著作《左传》，及至司马迁撰写《史记》，班固写就《汉书》，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清代官修《四库全书》等等，反映了中国的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视，从而使中国历史没有像西方社会曾经出现的中世纪那样，而基本摆脱了神学和宗教的影响，使中国文化精神很早就具有了世俗理性和多元包容的特点。同时，中国史家记载史实之余还有塑造价值、道德教化的用意。如司马迁撰写《史记》，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进程，总结成败兴盛的经验教训，更是为了承担重大的道义责任，借以弘扬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像孟子就曾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使乱臣贼子害怕自己做的坏事被史书记录下来，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而不敢胡作非为，这就是历史叙事不露声色的道德引导。此外，史家对历史的记录、整理、删改甚至歪曲，也存在为现实和政治服务的目的。例如，唐太宗修史的时候就碰到一个问题，前朝曾经南北分裂，南方政权不承认北方是正统，骂他们是“索虏”——头发扎起来的强盗；而北方政权认为他们才是正统，南方政权只能算“岛夷”——逃到海岛上去的野蛮人。这时，以谁为正统？谁代表中国？就涉及到唐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的巩固性问题。最后唐修《南史》、《北史》，南方、北方都是正统，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后历代修史，俱循此例，从而促成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上的“大一统”观念。同样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强调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坚持对中国历史、党史、国史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历史研究假借“还历史本来面目”、“重新评价”等之名，虚无中国历史和歪曲丑化党史国史和中国革命的领袖英烈。考察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历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全面地虚无、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否定苏共历史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使苏联民众丧失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自信和苏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自觉，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失去对本国历史、党史、国史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必将走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18的不归路。因此，钱穆曾经提到：“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19其意也在反对尽废故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20对那些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必须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而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则应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引导人民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总之，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其中既有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丰富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的深刻教训以及由乱到治的经验智慧；既有当事者对时势的分析陈述，也有后人对前人得失的评论总结。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揭示历史规律，把历史有机地融入治国理政的现实实践中，融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中，我们才能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不断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孙应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论坛网特约作者）---------------------【参考文献】①习近平：《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人民日报》，2018年6月15日。②[唐]李世民：《旧唐书·魏征传》。③[唐]李世民、魏征：《贞观政要·论政体》。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编成后上皇帝表。⑤《习近平的历史观》，学习中国，2015年8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29/c_128179336.htm⑥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⑦卢志丹：《毛泽东为何将〈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毛泽东品国学》，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2/1012/c198593-19241578.html⑧彧君：《看毛泽东治官安民绝招！》，人民网，2009年12月9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0544521.html⑨[唐]李商隐：《咏史》。⑩习近平：《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人民日报》，2018年7月1日。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页。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15习近平：《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 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志永远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日。16钱穆：《国史大纲·序言》。17《习近平的历史观》，学习中国，2015年8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29/c_128179336.htm18[清]龚自珍：《定庵续集》。19钱穆：《国史大纲·序言》。20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

一、中国古代的史官认为自己在执行神圣的使命，不应该欺天、欺神，所以他必须根据事实记录，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历史跟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不可能刚刚发生的事情，或者发生不久的事就成为历史，历史也不可能记载所有过去的事情，一方面没有这个记载的条件，即便有这个条件，也没有哪个人愿意把所有过去的事都记录下来。如果真的把它记下来，后人也没有办法看，没有办法了解，所以历史实际上是人对以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有意识的、有选择的记录。为什么人要记录过去的事呢？一开始人类做记录是无意识的，特别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人类记录历史在有文字以前也采取过几大方法，比如说刻画符号，比如说中国古代讲的结绳记事，我怕忘记一件事就打个结，重要的事打两个结或者打个大一点儿的结，以后看到这个结就想到什么；还有利用图画，如一些岩画。所以，一开始时人们没有记录历史的意识，只是想要把这个记下来免得忘了，或者记下来告诉后人。但是光有这样一种动机是不可能形成世界历史的，所以后来慢慢地就发展到由专人来做记录。你看历史的“史”字，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很多是象形文字，这个“史”字为什么这么写呢？它表示一个人手里抱着一个册，这个“史”字——大家看，一个口，两条腿，“史”一出现就说明已经有专职的人来记录了。在古代，生产力并不发达，生产者提供的粮食、物资能够养活的人是很有限的，为什么在供养统治者的时候还要有专门的人来做这件事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告诉后人什么事吗？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他们是怎么记录的呢？记的都是什么东西呢？在他们很多人中，往往不是专门记录历史的，而是一些巫师兼有记录的作用，跟占卜，跟那些巫婆、跳大神的差不多的人，由他们来记录。一些有祭司的国家，由负责祭祀的人去做。所以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巫”跟“史”是不分的，兼有这些功能。甲骨文里面，有的甚至出现这样的文字：晚上天快黑了，去打猎还打得到吗？他做什么事都要先问问天。他们同时也记了某月某日，他做了什么事。所以有的想法到以后慢慢成为制度，像中国古代那些君主统治者，身边专门有人负责记录他的言行。据说他身边分左右两个人，一个史官专门记他说的话，一个史官专门记他做的事。但是记的内容不能给统治者看，也不给其他人看，要把它密封起来，等这个统治者死了，再打开这个密封的柜子，根据记录的内容整理出他的一部个人的以及这个阶段的历史。那么问题来了，“史”是为谁记呀？我们都认为记史为后人，其实更主要的不仅是为后人，而是为天，为神，要记给他们看。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一个观念：人死了，是生活在另一个地方，所以对待他像对待在世时一样，叫视死如生。所以你对他的言行记得好还是不好，对他的影响很大。正因为这样，统治者非常害怕自己有什么坏事被记录在历史里，所以对历史有种敬畏。他不单是敬畏后人，而且是敬畏天，敬畏神。你都做过什么坏事，被记录下来，这个神或者天对你会惩罚，你在另一个世界会不安宁甚至会祸延子孙。在这样一种观念下，中国的统治者不得不敬畏历史，敬畏史官的记录。另一方面，史官也认为自己在执行神圣的使命，不应该欺天，欺神，所以他必须要根据事实记录，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比如在历史上晋国发生一件事，国君被杀了。当时晋国的史官董狐就记录“赵盾弑其君”，其实赵盾没有弑君，而是这个国君要杀赵盾，于是赵盾出逃了。逃出去后，他的手下人就把国君杀了。所以赵盾就很冤枉：你怎么说是我杀的他呢？董狐怎么说呢？——你虽然逃走，但还没离开国境，作为首相，国君被杀你是有责任的；另外，你回来知道了国君被杀，你也没有去惩罚那个杀国君的人，那不是你弑君是谁？赵盾没有话讲了。用现在话讲就是，你要承担领导责任，虽然这个国君是人家弑的，相当于是你弑的。所以写的是“赵盾弑其君”。这件事受到孔子的赞扬，说董狐是古之良史，所以孔子说“书法不隐”，就是不能够隐瞒这样的事实。我们看这样的记录实际上不是严格的事实，而是体现一种价值观念，就是你要承担“以下犯上”的罪责。如果你不承担，你就要镇压，就要治他的罪；你不治他的罪，就说明实际上是得到你的支持，或者你要负责任。这是孔子所说的“书法不隐”，这个“书法不隐”是指书写历史的规则不能够隐瞒。正因为这样，又出现了像齐国太史的事。这也是臣子杀国君的事情，当然那个国君是个偷人妻的昏君，崔杼就把他杀了。齐国的史官如实记录，崔杼又把他给杀了。太史的职务是家族世袭的，他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又照这么写，又相继被杀；这时他的另一个弟弟太史季又来继承这个位子。崔杼问他：“你打算怎么办？”他说：“我还照这样写，这是事实。”到这时轮到崔杼害怕了，杀了他也没用，他还是这么写。而且在齐国，另外有一个南史氏也做过史官，他听说史官们相继被杀，马上赶到都城来，准备继承史官的职责继续如实写。古代就有这么不怕死的史官。支撑他们的是什么力量？那就是：他认为这个历史应该要、必须要如实根据当时的价值观念把它记录下来。二、历史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来说明“失天命”与“得天命”为什么中国从先秦的时候就形成重视历史的传统？这不可能像今天我们讲的是因为唯物史观。真正的动力或者说支撑这样一种信念的，其实还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我们现在讲“天人合一”，把它解释为人跟自然和谐相处，这是现在的解释。它的本意是天跟人合一。怎么合一呢？就是君权神授——君主的权是天授予你的，这叫天人合一。所以皇帝被称为天子——天的儿子。他死了叫归天。一个朝代兴衰叫得天命或者失天命。这个天命的解释靠什么？就是对以往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进行有选择、有意识地记录，来证明天命，证明天人合一。比如说《史记·周本纪》里，周朝人的老祖宗后稷是怎么生下来的？说他母亲姜嫄在树林里走路，不小心踩到巨人的脚印，回来就怀孕了，就生下后稷。今天来看当然不是事实，但也是当时的史实，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人类最早的时候是母系社会，所以对女性、对生殖是崇拜的，孩子从女人肚子里生下来，当然她就很了不得。而且在母系社会里“知其母不知其父”，一个女人可以跟不同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孩子生下来以后只知道他妈妈，以后才慢慢过渡到家庭，一夫一妻或者一夫多妻。但是这种解释不能够突出天的旨意，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故事，实际上就意味着人家可以不知其父——人家的父亲就是天，就是巨人，就是神，所以他注定以后要成为这个部族的首领，要成为后人的始祖。这种方法以后也一直有，比如说刘邦。《汉书》里记的刘邦，说他妈妈在回家的路上累了，就躺在路旁睡着了，这时候风雨大作，他爸看老婆还没回来就去找，找到那里一看，一条龙盘在刘邦母亲的身上，回来以后她就怀孕了，就生下刘邦。明明白白告诉你，刘邦就是龙子。把这个记在历史里，就表示他的身份与众不同。所以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达到所谓“天人合一”的目的，让你相信君权神授。在古代历史中还经常会出现所谓的祥瑞——麒麟、凤凰、甘露、灵芝草之类。比如汉高祖进咸阳，历史告诉我们，他是占了一个便宜，因为前面项羽正在跟秦朝大将章邯的军队鏖战，刘邦趁机从武关进了咸阳，据说天空出现了五星连珠这样吉利的天象，说明什么？上天发通知：真命天子出现了。所以你看《二十四史》里面，各种祥瑞都有专门的记载，同样也有各种灾异的记录。地震说明什么？是上天给你警告，地都动了；太阳里面出了黑子，太阳是代表君主的，出现了黑子里面肯定有问题了，《春秋》是全世界记载太阳黑子最早的，为什么呢？不是为了科学研究：太阳里面出现黑子，那你君主就要赶快反省了，是不是动过什么坏脑筋？如果出现日食，太阳给遮住了，肯定旁边有什么反动集团或者被小人所包围，天象、灾异与人事都是相对应的。另一方面，天文知识必须由官方系统掌握，比如说太史、钦天监才能观测天文，官方规定的人才可以传授，民间私自传授天文，观察天象，这一条就是死罪！所以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完全根据史书的记载，因为史书里是有选择性的。你看一个朝代昏君一出现，风灾、地震、太阳黑子、沙尘暴之类就都来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有关地震的记录，是在中国的夏桀时。夏朝快亡国了，就地震了。西周幽王的时候发生“岐山崩”的地震。是不是就发生在这两个年代？不一定，记载历史是有选择性的，通过这些祥瑞、灾异来证明当事人认为的历史规律，那就是天命。用这个来证明自己的朝代或者当今的皇帝是真命天子，是得天命的；而被他消灭的朝代出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灾害，证明他们必然灭亡。所以历史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来说明“失天命”与“得天命”。当然它也记载很多其他内容，但是必须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而且要确保政治的正确性。为什么中国有修历史的传统，而且往往一个朝代刚刚建立，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赶快修前朝的历史，你看明朝亡了，清朝入关不久就开始修明朝的历史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开始修民国的历史，台湾很有意见：民国还没有亡，轮到你们修？所以台湾自己有个“国史馆”。以前谈到本朝历史，最多备个稿子准备着，主要是修前朝的历史。同样，民国一建立就赶快修《清史》，等《清史》修好了，1927年北伐胜利，南京政府成立，又说这个修得不好，是诬蔑革命，光说清朝好话，所以不承认，只能叫《清史稿》，不承认是正史。由此我们知道修史的作用：它的政治意义、它的价值观的意义往往高于本身历史的记录。也正因为这样，任何一部正史，其实也包括那些民间野史，都有它自己的观念，都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有意识地记录。三、孔子作史的时候形成了这样一个标准：价值观念要重于历史事实，或者说政治的正确性要放在第一位是不是说只有官方记录下来的历史才是事实呢？其实不是，比方说孔子。孔子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他编定了鲁国的历史《春秋》。在孔子作史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标准：价值观念要重于历史事实，或者说政治的正确性要放在第一位。以前有这样的话：“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就这么厉害。他编定一部书，那些乱臣贼子都要害怕。而且认为孔子的春秋笔法真了不得，说他“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孔子一个字说你好，那就荣耀得不得了，简直比当贵族，穿上华丽的衣服，戴上高帽子荣耀得多；但是孔子如果给你用一个贬义词，那就像受刀斧砍的一样，比它还严厉。怎么贬怎么褒呢？实际上就是孔子用他的价值观念来衡量，来决定他在《春秋》里怎么记载某件事。孔子还有一个原则：“为尊者讳，为贤者讳。”那些地位高的人，还有贤人，他有什么缺点错误要尽量给他隐瞒。有一个例子很明显，比如说孔子在《春秋》里记了这么一件事：“天王狩于河阳。”天王（周天子）到河阳这个地方去狩。狩是打猎，但不是一般的打猎，是以打猎为主的一个隆重的仪式。特别是天王——最高统治者，他要选一个吉日，一般放在秋冬之交，这个时候动物的皮毛都长得好，而且动物在冬眠以前处于很好的状态。这个时候他选定了吉日，带上贵族、官僚、部下，要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还有乐队、仪仗队，到了那里也要有一套礼仪，然后狩猎，猎品还要祭祖、祭天，最后再吹吹打打地回来，这叫“狩”。从表面看就说周天子到河阳狩猎，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时诸侯已经把天王当做傀儡了，实际上是几个强大的诸侯在那里会盟，通知天王去开会。这怎么可以呢？他们有什么资格召天王去呢？但是周天子的权威已经名存实亡，不得不去。这使他丧失尊严，也是不符合传统礼仪的。所以，孔子觉得这件事情不能照实际情况记，一是丢天王的脸，另一方面就会肯定诸侯的飞扬跋扈。怎么办呢？他就改用一个“狩”，所以这个“狩”字成了皇帝或者最高统治者倒霉的代名词了。我们看以后到北宋灭亡的时候，宋徽宗跟他儿子宋钦宗被金国人抓到黑龙江去了，那么宋朝的历史称什么？“二帝北狩”。明明做了俘虏，怎么用了“狩”字呢？这就是孔子发明的记录历史的本领。到了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最后逃到西安，清朝官方的文件和报纸的报道叫“太后西狩”——老太太到西面打猎去了，实际上就是逃命。所以我们要知道历史还有这一面。其实宋朝人谁不明白？清朝人难道不知道慈禧太后干什么去了？我们今天看这里记载有点自欺欺人，但这就代表了当时历史的价值观念。所以我为什么说价值观念重于事实呢？宁可事实记得不明不白，但是价值观念不能改变。四、历史跟现实和政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以往的历史都有这样一个功能，它通过对历史的记录和整理，包括对历史的删改甚至歪曲，来强调当前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来为现实服务，所以每个朝代都很重视官方修前朝的历史。你看西晋、东晋、南北朝，时间短，而且分裂，都来不及修史，等到了隋朝统一要修了，时间又太短，不久到了唐朝。唐朝建立后就开史馆修史，从西晋一直修下来修到隋朝。清朝则为明朝修史。还有，元朝是蒙古人统治的，但是因为官员、史官都是原来继承下来的，所以他把前面还没来得及修的宋、辽、金三朝都修，目的不是为宋朝，也不是为辽朝、金朝，而是为本朝服务的。怎么服务呢？唐太宗修史的时候就碰到一个问题：南北分裂，北方曾经出现十六国，南方是宋、齐、梁、陈。后来北方出现了北魏，北魏再分为东魏、西魏，又演变为北周、北齐，最后由隋传到唐。大家知道，中国都很重视正统观念的，代表正统政权才有资格叫中国，那种分裂的异族进来的政权往往没有资格叫中国，不是正统。那么在南北朝的时候，南方政权不承认北方是正统，骂他们是“索虏”——头发扎起来的强盗；而北方政权认为他们才是正统，你们南方政权是“岛夷”——逃到海岛上去的野蛮人。双方都不承认对方是中国，自己才是中国，而且都有理由——南方政权说，你看我们是被你们的武力赶过来的，我们的文化和制度都是原来从尧舜传下来的，当然我们是正统；而北方政权说，我们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尧舜的地方，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制度也都一样，你们才不是，所以骂他们是岛夷。史官就请示唐太宗，你让我们修史，我们以谁为正统？谁代表中国？最后唐太宗决定南方、北方都是正统，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按照这个规定，北方这些政权修了一部《北史》，南方这些政权修了一部《南史》，地位相同。唐太宗这样决定当然有他的现实考虑，他本身连唐朝的家族都是北朝演变下来的，最后是北朝变成隋朝，然后隋朝灭掉南方，当然北方是正统，这是没有话讲的。但是你把南方称为“非中国”，或把他们称为“岛夷”，有什么好处呀？唐朝的领土差不多一半是南方的，人口也差不多一半是南方的，连修史的这些大臣、史官都是南方来的，你把自己的一半人民说成不是中国，说是岛夷的后代，对国家有什么好处？相反，如果南北方都是中国，都是平等的，那么现在合起来，当然对自己疆域的统一、政权的巩固都有好处，所以唐太宗就做了这个决定。我们现在都可以说他做得很对，但是唐太宗考虑的是当时的全局，他没有必要把这个正统、传统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他应该有一个“大一统”的观念，这也是从现实和政治角度考虑的。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大一统”的传统，所以中国历史上曾有不止一次的分裂，但是分裂的双方都坚持自己是中国，最后又重新合成一个中国。这个传统在唐朝以后又被元朝继承了——元朝当时也面临这个问题：在需要修史的阶段中，北方是辽朝，南方是宋朝，以后北方是金朝，南方是南宋，元朝就下令三史并修，《辽史》《宋史》《金史》一起修，都是皇帝，都是正统，都平等。蒙古人把这些地方都合在一起，而且扩大了。当然，这种统一的观念体现在历史里，就是告诉大家：国家的这个“分”是暂时的，最后一定是“合”的。◎本文原载于《今晚报》（文章根据葛剑雄教授在南开大学讲座录音整理，并经作者审定），转载请注明。

很多人，一听到数学，就逃之夭夭了。在我国历史上，饱学之士不胜枚举，如果，提起儒学、国学，大师级别的人物，更是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如果提及物理学家或是数学家亦或是化学家，却真的是凤毛麟角，特别是数学家，在古代给人留下印象的，仿佛只有祖冲之一人。如果，非要与化学扯上关系，只怕还有几位看起来“装神弄鬼”的炼丹学者，他们也只是用来充充数而已。除此之外，在中国历史上，理科领域的学者简直就是一个空白。所以，很多学者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国度，能在思想领域人才辈出，为何培养不出优秀的理科人才呢？其实，理科领域远远比思想领域中的探索容易得多。然而，在大家的探寻中慢慢发现，导致这样极端的后果，正是因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制度所导致。当时，选拔人才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科考，而且，科举考试的范围只在“四书五经”之中，所以，从古代“应试教育”的角度来看，凡是希望靠科举考取功名的学子们，从小到大都是围着“四书五经”开展的教育生涯。说一句不太恭敬的玩笑话，如果，当时的科举考试，考的是如何修脚，那么，中国历史上，估计会涌现出一大批修脚大师吧。这就是自古不变的应试教育，它的悲哀所在！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是所有朝代都不重视数学，唐朝就是一个例外。唐朝初期，对于数学是十分重视的，曾一度把数学这个科目纳入到科举之中。更有甚者，在公元656年，也就是显庆元年，国子监还专门为数学这一学科开办了专科学校，当时命名为“算学馆”，还招收了学生三十余人。除此之外，在学院内部，还精心设置了“算学博士”和“算学助教”来主持日常的教学工作，而且，日常的教学安排计划，也是非常的周详、细致的。在这样的安排下，当时的“算学馆”也就有了六个学馆，分别是：太学、四门、国子、书血、算学、律学。并且，为了让天下学子都能更好地研习数学这个科目，朝廷还特意任命李淳风编写了十部算经，供学子们翻阅。这其中，就包括《孙子算经》、《海岛算经》等等。同时，朝廷为了鼓励学子们潜心钻研数学，还规定：科举之时，数学科目考试通关的考生，可以直接赴朝廷做官。这样的举动，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创。即使当时的中国在数学领域的教学不是很发达，但是，如果从那时起国家就把数学教育的框架搭建起来，继而，再建立行之有效的刺激机制，沿袭到今天的话，中国很有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的数学大国。另外，各种各样的由数学衍生出的学科，也会因此而得到很大的进步。在唐朝，朝廷虽然兴致勃勃的不断鼓励数学这一科目的发展，但是，数学考试还是在唐朝晚期的时候没落了。那么，为什么当初国家如此重视的数学，最后，却落得停考的局面，归结其原因，还是在于应试数学的学子太少。从历史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数学没有发展下去的另一层原因，原来，当时的国家做了一个规定：“国子博士”的官阶都是正五品以上，而“算学博士”的官阶却是从九品以下，算就是官阶中的最低级别，真的是“九品芝麻官”了。除此之外，在算学馆开馆期间，也是开了停、停了开，无法保证其连续性，就读的学生自然觉得无趣。而更多的对于仕途有要求的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都只是低级的从九品官阶，更觉得仕途前路在这里渺茫至极，所以，慢慢地算学馆的学生都流失掉了。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当权者都不重视以数学为中心的理科学，而只注重看起来玄而又玄的国学和儒学呢？其实，从当时的政治体制中不难看出，数学这门学科对于封建的专制制度，是毫无用处的。比如，同为国学典籍，大家看的角度不同，理解的意思也就不同了，而这却方便了每一位统治者，可以按需取义为我所用，看似是博大精深的国学，在统治者手中，摇身一变居然成了他们手中的护身符，国学如此，天文学更是如此。然而，一成不变的数学，则是在用数字的形式陈述着客观事实，由不得统治者为自己谋取私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学这类科目自身的属性，就注定得不到统治者过多的垂青。曾经奉命编订《算经十书》的李淳风，起初是一位天文学家，据说，就是他根据星象推算出了武则天要在四十年后篡位登基。敢问，今天的天文学比过去的天文学高超了很多，谁又能根据一些个星象，就能推测出即将发生的国家大事呢？可是，当年的天文学家都称“星象”代表“天意”，所以，观天象就可以知晓天下事，无需解释。而儒学中的很多理论，也都是这样得来的，无需解释。以至于，当时的执政者，更加喜欢用这样无需解释的方式，让天下人臣服效忠自己。然而，这样的要求数学却无法替当政者做到，数学的标准答案只有自然规律，而没有办法为当政者的一己私利而随意改变答案，这对于当政者来说是很不爽的。所以，后来有文人戏谑曾经的当政者：“为了像话，他们选择齐心协力把数学冷落在一旁。”参考资料：【《隋书·律历志上·备数》、《旧唐书》、《隋书·天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