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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格局变化与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李慎明编者按：中美贸易战正在深入发展。有几位读者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从2011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一书中看到此文，认为此文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希望对此有兴趣的更多读者看到。该文在20年前从一定程度上预判了今天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及其中美关系的新的态势，预判了当今我国周边安全出现的新的形势及其三个重点方向，指出通往多极化的道路是漫长的，认为“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不同集团对和平与发展往往有着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可以说，和平与发展，往往是善良者和弱小者的愿望，是强暴者和邪恶者的专利。”该文原载199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公开发表于《求是·内部文稿》1999年第23期。现特刊发，以飨读者。苏联和华约的解体，标志着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粗暴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赤裸裸地入侵南联盟的野蛮行径表明：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失衡；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将极不平静；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出现较为严峻的局面。因此，我国亟需组织并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一、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准确认识和判断国际形势及世界格局是正确制定国际战略的根本依据。新中国成立之时，世界格局主要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尖锐对抗和斗争。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敌友关系，作出了“一边倒”的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从而不仅夺取了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而且顺利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内经济，为我国工业化初步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逐渐恶性膨胀，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苏联走上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这时的世界格局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依托各自控制的军事政治集团对世界霸权进行争夺。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苏联乘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更加咄咄逼人，成为对世界和平和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联美遏苏的“一条线”与“一大片”的国际战略指导方针，从而使我国摆脱美苏双向战略箝制的被动局面，特别是有效地遏止了苏联霸权主义对我国武力侵犯的企图，缓解了我国安全上的压力。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根据美苏两极争霸形势的新变化和我安全态势的新改善，在考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的同时，更加鲜明地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外交的国际战略，从而为我国不失时机地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发展壮大自己，赢得了十分宝贵的时间。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作出的“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1]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一是美苏两霸各方面实力大体相当，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二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我们也必须看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格局逐渐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变化的标志主要也是两个：一是苏联东欧的剧变和华约的解体，使美苏为核心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和抗争的两极格局不复存在。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对南联盟进行野蛮轰炸，并悍然袭击我驻南斯拉夫使馆[2]的警示说明：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失衡，当今世界，甚至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国际上尚未有任何一极军事政治力量能有效遏制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二是广大第三世界愈加贫穷的总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各国间协调一致行动、互相声援和支持的凝聚力仍在下降。因此，第三世界这个对美妄图建立单极世界的最有希望、最强有力的制衡牵制力仍在下降。面对苏东剧变后美国霸权主义者咄咄逼人的攻势，邓小平同志已经敏锐地预感到世界格局正在和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化。1989年11月13日，他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明确指出：战后，相当长的时间是美国垄断世界，之后，苏联出来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导致了战争危险。现在这个问题搞不下去了，美苏实现了对话，改变了政治格局。但是另一方面，又出了一个七国首脑会议，代替了美苏争夺。七国首脑会议是否超越了联合国的作用？他又说，究竟现在世界政治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化是什么？很值得研究。[3]我们应特别地注意，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强调的很值得研究的世界政治格局。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又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4]在1992年春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还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5]时隔数年，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南联盟和野蛮轰炸我驻南大使馆后的今天，重读邓小平同志这些目光敏锐、判断准确的论断，我们完全可以说，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晚年已预见到了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新走向。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世界政治格局无疑已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我们似应根据变化着的世界政治格局，制定出符合当今时代特征的新的国际战略。二、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将极不平静1.世界极不平静首先来源于霸权主义者急剧膨胀的独霸全球的野心。对倚仗其发达的经济、政治、文化、高新科技和军事实力的美国来说，硕大的地球确实是一个小小的“地球村”。霸权主义者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永久地当上这个“村”的“村长”、“村霸”。在用“和平演变”的手段搞垮苏东和华约后，以霸权主义者为首的西方国家更加肆无忌惮。它们为了维护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旧秩序，甚至图谋建立更加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会采用各种手段，直至赤裸裸地诉诸武力。苏东剧变后的近10年间，美国对外用兵达46次之多，年平均用兵5.4次，其用兵频率远远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对峙时期的年均2.8次。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不同集团对和平与发展往往有着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可以说，和平与发展，往往是善良者和弱小者的愿望，是强暴者和邪恶者的专利。这次科索沃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凭借其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按照自己的模式，在南联盟强行确立了所谓的和平。世界上有的国家对此敢怒敢言，有的敢怒而不敢言，有的不敢怒也不敢言，还有的不愿怒也不愿言，但都无可奈何。这说明，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已有重大的突破。随着此次在南联盟得手，美国今后将会更多地采用这一模式。当然，英国首相布莱尔曾保证，以后不会再采用此模式。能不能说，这是资产阶级政客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呢？资产阶级政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并不信守自己的承诺和所签署的条约，这一类的例证几乎俯拾即是。2.通往多极化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与强大的美国相比，目前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都极为悬殊。在近几十年内，或许无人能望其项背。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一段时间内，不存在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改变了其本性，而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时还不具备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的能力。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才是真正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坚，而现在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在全球的中兴恐怕要在21世纪中期前后。较长时期失衡的世界也是很危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发生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样较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就是因为此间基本上是美国垄断世界。正因为缺乏有效制衡力量，美国才敢为所欲为。3.南北之间、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内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现象将更加凸显。南北之间、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显而易见。就连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悬殊也在增大。为什么？冷战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唯恐工人“生事”，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按劳分配办法作为参照系，加大了一些福利政策，以示安抚。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国家按劳分配这一参照系的威胁明显减少，发达国家针对本国穷人的福利待遇正在纷纷缩减，并加大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形式上的盘剥。这便使得绝大多数国家与极少数国家、绝大多数人与极少数人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需求不足、市场低迷的根源。哪里有压迫、有剥削，就必然有反抗、有斗争。备受欺压的第三世界各国绝不会都忍气吞声、臣服美国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内对外用兵的频率也必将进一步增多。4.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关于美国是否已经形成比较严重的泡沫经济这个问题，时下言人人殊。有人认为，“美国经济永远是一块繁荣的绿洲”。但我们也需注意，国际著名投资家、美国对冲基金的掌门人乔治·索罗斯在1999年初即说：“美国经济呈现出与1987年时的日本完全相同的资产泡沫，这种状况仍在加剧”，“下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可能在资产泡沫高潮结束后的美国发生”[6]。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在同年3月下旬也表示：尽管美国经济总体状况良好，但是，世界经济的增长正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美国，这会使美国招致危险，而且“这种危险日益增加”。[7]美国的专家还认为：“全球增长的不平衡模式正在美国经济中形成泡沫。这些泡沫最终会破裂，并且引发衰退。尽管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认为今年美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在下个世纪出现衰退的危险正在加大”。[8]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告诫国会：“在饱受金融灾难折磨的世界经济中，美国不可能永远是一块繁荣的绿洲。”[9]上述分析和评述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对美国泡沫经济的研究和应对。假若在21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中叶前后，美国的泡沫经济破灭，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战争往往与经济危机如影随形。大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有可能带来世界性的战争，尽管不一定是世界大战。因为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往往会选择战争来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美国倘若衰落，将会给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带来崛起的机遇。旧有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围绕争夺新的世界霸权的角逐便会进入白热化，新的维护民族权益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也会风起云涌。5.世界上各种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将进一步暴露和激化。两极格局时，一些固有的民族、宗教问题，一些国家间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争端等，因美苏争霸而被压抑掩盖着。苏东剧变后，不但旧有的矛盾和问题立即或逐步显现，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层出不穷。这些矛盾和问题，不仅蕴蓄着纷争，甚至孕育着战争。三、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局面所谓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有可能面临较为严峻的局面，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我国领土和主权在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个世纪，有可能面临一定规模的外敌侵犯，而不是说一定会打世界大战，也绝不是说我国在近三年、五年或近八年前后就必然面临一种外敌入侵、举国迎敌的严峻局面。在看到中长期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有可能面临较为严峻局面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今后一段时间内，若不发生难以预料的突变，我国周边安全从总体上判断，仍将会是一个相对和平的局面。这是由国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任何强敌都不敢轻易对我动手；再加上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能够从容正确地应对任何风险和挑战。从国际上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尚未最终完成其部署，同时他们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幻想尚未最终破灭。充分认清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课题，虽然这两个课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但总的看来，仍然是希望大于问题，机遇大于挑战。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美国首要的是冲着俄罗斯来的。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几千枚核弹头是美国的心腹大患。美国对前苏联“西化”已经成功，但是“西化”、“分化”是手段，“弱化”才是目的。美国肢解了前苏联，仍想在保证核不失散的前提下继续肢解、弱化俄罗斯。一旦肢解、弱化俄罗斯成功，使俄在几十年内缓不过气来甚至从此一蹶不振，霸权主义者便可能会挥师东进，直逼被其视为“东方的共产主义堡垒”、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党中央最近多次强调：霸权主义者亡我之心不死。的确是一语中的，意味深长。有人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这句话前半句很对，因为霸权主义者亡我之心不死；后半句没有分析，这个判断需要有前提。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的前提应是，中国必须强大、繁荣和稳定。这里的强大，其中包括军事力量的强大。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而是相反，霸权主义者便可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政治施压，甚至发动军事入侵。现在，美国两党已经开始张罗竞选准备。西方一些学者已开始预言：小布什有可能执政。大布什执政期间，瓦解了苏联；小布什执政期间，有可能肢解中国。当然，小布什执政有可能有对华友好的一面，但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两党和鹰鸽两派，在对华遏制、接触上仅仅是策略不同，有时策略还会互置，但对华的战略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西化、分化乃至最终弱化中国。因此，无论是戈尔还是小布什，或是其他什么人上台，都会妄图肢解中国。对小布什执政的预言，绝不能仅姑妄听之。美国的所谓学者早就露骨地为我们设计，大一统的中国早就应分解为几十个州。日本也有人鼓吹中国应划分为12块分而治之。李登辉也抛出了7块论。对此，我们也绝不能一笑置之。霸权主义者“西化”、“分化”、“弱化”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早已确定，其遏制我国的军事战略部署也已大部完成。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个世纪，我国境内外边界地区至少在三个方向上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台湾地区。美国一直在把台湾作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经营。美国与日本制定的防卫合作指针，使其在亚太地区进行军事干预时，能够获得有力的后勤援助和强力后盾。下一步，它还可能鼓动日本修改宪法，使日本向海外派兵合法化。美国还妄图把台湾直接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近一个时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动作进一步加快，抛出了所谓的《加强台湾安全法》，鼓吹加强台湾的军事实力，进一步加大向台出售各类先进武器的范围和数量，甚至公然提出建立美台军队直接联系并扩大合作。在美、日明里暗里的怂恿下，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活动愈加猖獗。李登辉又公然赤裸裸地把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1999年初，台独势力还正式成立所谓的“台湾国筹备会”，甚至拟定了“2000年台湾独立宣言”。这种猖狂行为，美国是其后台老板。近日，李登辉不顾脸面，即刻改口称“从来没有说过‘两国论’”则更加说明了这一点。台湾地区也正在加紧研制核武器。鉴于时候未到，美国现在当然声明依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但一旦时机成熟，美、日完全有可能唆使台湾当局树起“独立“旗帜，迫中国动武。届时，美国也完全有可能纠集北约盟国和日本进行武力干预。二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历来是美国妄图侵略我国的跳板。美国还认为，北朝鲜经济极其困难，政局不稳，并正在研制核武器，担心其经济一旦崩溃，便会铤而走险。因此，在霸权主义者的全球战略中，早就把与朝鲜的战争列为今后需要认真对付的“两场地区性战争”之一。美韩军方正在拟定消灭北朝鲜军队并占领朝鲜的战争计划。美军在经过多次修改的“5027作战计划”中拟订，朝鲜半岛一旦爆发战争，美军可以从本土紧急增援50万军队、5个航空母舰战斗群、2000多架飞机投入战斗，在90天至120天内打败朝鲜，最终瓦解其社会主义制度。战火重新燃到鸭绿江边，无论我们如何应对，对我国都是很大的牵制和威胁。最近世界上一些国际问题专家纷纷撰文，认为“美国可能把朝鲜半岛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这是完全可能的。三是新疆、西藏。1998年美国会同哈萨克斯坦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正在插手中亚，妄图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新疆、西藏逃往境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都正被他们作为“科索沃解放军”来培训。美国不但谴责我新疆、西藏没有人权，而且还精心炮制了一项“西藏是一个被占领国家”的决议，并开始在全美范围内发起支持该决议的运动。前不久，美国先后共有11个州市极其荒谬地通过了该项决议。按照霸权主义者所谓的“人权”标准和“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霸权主义者根据其需要，就可以纠集其仆从军入侵我国的新疆和西藏。不仅如此，在东南亚、南亚、中亚等我国周边，都影影绰绰可见霸权主义者战略合围我国的影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所打的两场最大的局部战争，都是在我国周边。我国与美国远隔重洋，美国不远万里来到我国周边，对我鹰瞵鹗视，其用心难道不是昭然若揭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无论是朝鲜半岛、台湾地区还是新疆、西藏，霸权主义者若现在就想在那里动手，借口都是现成的。只要其中的任何一个地区起了战事，其他两个地区，甚至包括南沙群岛等海疆，以及我国漫长的陆地边境线，都有可能不安宁。外患起，往往会民心聚，但在特定条件下却会内乱生。我国多年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困难有可能会被触发。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将会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江泽民同志反复提醒我们，要忧党、忧国、忧民。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有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和责任感的表现。21世纪初直到前二三十年，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若我们从现在起，重视并恰当应对，即便21世纪前半个世纪整个世界极不平静，甚至发生世界性战争（不一定是世界大战），我国也完全有可能躲过这场劫难，继续赢得和平与发展的大好局面，成为全球烽烟四起中的“世外桃源”。反之，若掉以轻心，便有可能面临举国迎敌的严峻局面。20世纪90年代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军委制定的立足于打赢现代化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新的战略方针，就是敏锐观察世界格局的变化而果断采取的十分及时完全正确的战略举措。四、必须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对上述三个问题的看法，可能是见仁见智，甚至完全相左。科索沃事件发生后，种种争论进一步增多，在有些问题上的争论甚至还比较激烈。分歧越大，越说明对统一组织协调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目前，我国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的力量尚嫌薄弱，且分散在各个系统。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充实壮大研究队伍，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以便较为准确地认识和预测世纪之交特别是21世纪初期的世界格局走向，尽早确立我国新的国际战略，以应对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并将继续变化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国际战略，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领域内较长时期的、全局性的谋略。作为参与国际合作与斗争的总的谋划与指导，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战略涵盖了国际关系中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一个主权国家一旦有了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那么，作为国际战略的分支（如国家安全战略、外交及国际地区战略、军事战略、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文化及意识形态战略）的制定，便是顺理成章的了。1969年2月，苏联军队悍然入侵我国珍宝岛前夕，毛泽东同志即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3月初珍宝岛武装冲突发生后，毛泽东同志又指示四位元帅抓紧研究。老帅们每星期召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从3月直至10月18日，共座谈23次，给中央报送了数次报告。特别是7月11日整理上报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从而较为全面地勾画了国际战略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提供了依据，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重大战略决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我们似可借鉴这一经验。在目前的世界格局下，研究制定和实施新的国际战略，应着重注意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1.既要看到严峻的挑战，不抱幻想，高度警惕；又要看到诸多挑战背后的各种机遇，充分认识各种有利条件，充分认识西方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善于利用美日、美欧等诸多矛盾，从而纵横捭阖，掌握主动，扬长避短，化害为利。2.既要在综合国力允许的情况下，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扎扎实实做好军事斗争的各项必要准备，真正具备遏制强敌入侵和打赢局部战争的能力；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壮大自己，绝不能夸大威胁的严重性而反应过度，把国家资源空耗在无限制的战备中。3.既要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国际关系中继续坚决维护我国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又要努力避免全面对抗。要以两手对两手，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续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争取与世界各国，包括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互相尊重、和平共处。4.既要注重合纵，即进一步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加强与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的沟通和联系，从侧翼有力牵制和遏制单级，推动和发展多极；又要注意连横，即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方针，正面防御，绝不当头，以排除我不必要的压力，防止引火烧身。5.既要重视研究和制定新的国际战略的工作，在国际舞台上施展身手，不断拓展外交生存空间，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更好、更长时期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又要重视做好国内的各项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和社会政治稳定工作。内乱生，则易外患起；“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国内工作做好了，那么任凭国际风浪起，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都可以稳坐钓鱼船。作者：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文章来源：《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李慎明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注释：[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2]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对南联盟进行轰炸的同时，悍然使用三枚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馆舍严重毁坏，3名中国记者死亡、多人受伤的严重事件。又称“5·8”炸馆事件。[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9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345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6]《美国存在着“资产泡沬”问题——索罗斯就世界金融问题答记者问》，刊《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1月22日。[7]《美国经济是即将破裂的泡沬》，刊美国《今日美国报》1999年3月11日。[8]同上。[9]同上。

12月6日，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主办的“2020国际标准峰会”在北京召开。界面新闻现场获悉，会上，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发起，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国华能、中检集团联合组建的北京创拓国际标准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宣告成立。这是国内首家从事国际标准政策战略研究与咨询的专业机构，致力于推动国际标准引领能源、电力和电子等行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IEC主席，华能集团董事长舒印彪在致辞中表示，国际标准影响着全球80%的贸易和投资。近年来，中国加快推进技术标准化和标准国际化，标准化建设水平显著提升。目前，中国主导制定的ISO、IEC国际标准达到788项、过去7年增长4.1倍，注册ISO、IEC国际标准专家近8000人，主导编制5部IEC战略白皮书，成为贡献国际标准最活跃的国家。舒印彪指出，中国未来要进一步强化标准引领、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实现科技创新与国际标准同步发展、完善标准与认证协同发展体系、加强国际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据国家电网副总经理张智刚介绍，国际标准在推动全球科技创新、重塑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家电网代表中国发起成立了7个IEC技术委员会，并先后承担7个秘书处工作和1个主席职务。截至目前，累计主导立项IEC、ISO标准57项。南方电网总工程师汪际峰表示，南方电网将标准化作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的五大支撑体系之一。今年4月，南方电网正式成立标准化部，统筹管理南方电网标准化工作，切实发挥标准化引领作用，提高电网标准化水平。会上，国际三大标准化机构IEC，ISO和ITU秘书长发来视频致辞，他们表示中国是国际标准化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为标准化事业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期待中国专家在国际标准化舞台上，特别是在三大标准化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

4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召开“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论坛（2019）”。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院长李培林首先介绍了上海研究院“四个高端”的建院定位，即高端智库、高端人才培养基地、高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和高端国情调研基地。随即从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家规划的角度，阐述了上海研究院成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重要意义。李培林指出，从短周期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为全球经济蒙上阴影；从长周期看，当前世界格局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国际战略研究对我国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李培林表示，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创新的先行者，作为扩大开放的排头兵，需要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大国家战略主动发力，开创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新格局。上海研究院成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有利于聚集和运用全球优势学术资源，在上海对外开放、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上海全球竞争力等方面建言献策，充分发挥院市合作新型智库的创新作用。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表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深刻认识并揭示它的内涵，需把握国际形势变化特征。第一，世界经济形势复苏的态势继续维持，但动力减弱，风险加大。4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3%，唯一将中国的增长预期从6.2%调高到6.3%，这验证了当下中国对经济转型实施的减税降费的政策是十分及时和正确的，可以取得实效。第二，国际治理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治理理念变化主要是规则主导权之争。为此，我们亟须加强研究。目前要从世界贸易组织结构性改革的中国方案、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建设这三方面做好我们的研究，从而积极应对世界形势之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蕴岭表示，上海研究国际战略问题有其特殊性和便利性，通过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这个平台，可以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人才，集中力量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的研究。他表示，未来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要完成以下三项重要任务：一是面对世界百年之大变局，中国要做理论的引领者；二要进行务实的研究，汇集力量集中解决一些国际大问题；三要通过各种形式推出新思想。他希望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能够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胡杨

来源：环球网原标题：苏格：中美关系巨轮该如何调整航向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不仅事关双边，更关系到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中美建交40多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近来中美关系一直呈螺旋形下跌，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局面。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有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数十年间高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世界影响力显著提升。其发展变化深度和速度超出美国战略家的心理预期，导致其严重的战略挫折感与焦虑感。一些美国政要，出于冷战意识形态偏见或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将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并不遗余力地实施战略挤压与遏制，相继挑起贸易战、科技战，政治上公开质疑中国的体制，在军事上深化针对中国的部署，还拉帮结派企图构建所谓反华联盟。这一系列举动严重冲击中美关系大局和全球战略稳定。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应该成为中美关系最大的公约数。美国一些政要断言：中国的目标就是要与美国争夺主导世界的权力，因此美国几十年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实际上，这是对中国进行的“有罪推定”。其一，在中方看来，世界在经历20世纪两次热战和数十年冷战后，人间正道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谋求发展。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从未提出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希望维护的只是自己合法、合理和平等的发展权利。其二，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显现了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的客观局面。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对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开放合作，中国的发展也为美国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巨大市场空间。互利合作是双向的，不是一方给予他方的恩惠，此理未来亦然。中国的对美政策一直存在着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国始终抱有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的愿望。但中国人民不能接受任何人剥夺自己追求发展、实现美好生活的权利。在双边关系上，希望美方能以平常心和包容心，客观看待和适应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并从中找到互利合作的机遇。中美关系不应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任何一方的成功不必以对方的失败为代价。中美关系怎么办？将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推进到21世纪中期和后期，是一个重大命题。我们必须登高望远、力排干扰，确保中美关系这艘已经航行了四十多年的巨轮保持正确的前行方向。美国大选已落幕，白宫即将易主。执政伊始，美国新政府首先需要处理的可能还是国内问题。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可能会对新政府推进国际议程形成掣肘。美国对华战略调整，是美国自身发展与其实力变化的产物。政策调整的空间有限，对其转圜的期望值不能过高。但似可推动两国不同层级与界别的交流平台恢复或重建，通过双方共同努力争取机会窗口，使中美关系重回正常或者至少停止断崖式下跌态势。中美关系存在三类问题，须有针对性地妥善处理：一类是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二类是谁也改变不了谁的客观存在，三类是某些具潜在爆炸性的问题。三类问题可有三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处理办法：一是管控分歧，避免对抗。“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要反对任何“新冷战”的图谋，和平发展的中国不应被视为美国的威胁。两国差异巨大，容易产生分歧，但智者求同，须向宽处行。矛盾解决不了，可设法降低敌意。通过危机管理机制，严防擦枪走火。双边关系中，须避免战略误判，摒弃零和游戏和冷战思维。二是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意识形态问题上，中美不应寻求改造对方，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给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的和平共存之道。要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须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制裁或贸易战无益于任何一方。还要争取恢复和保持各层级与渠道的交流，逐渐厚植两国关系发展的人文和社会基础，“脱钩”无益于任何一方。三是先易后难，务实合作。竞争不可避免，但可合作之处还须合作。中美宜展现应有的大国担当，协商应对气候变化、疫情防控、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反恐等全球性挑战；也可加强在朝鲜核、伊朗核、阿富汗等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亦可探讨包括疫后供应链重构、金融稳定、WTO改革或CPTPP合作等。此外，还可逐步探讨两军、执法、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双方都应守住的底线，相互尊重是双边关系的基础，而合作共赢则是共同目标。中美均须登高望远，脚踏实地，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争取中美关系重回健康发展的正轨。协调、合作和稳定符合中美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和平、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

特朗普选择单挑战略与中国竞争的做法，对中国来讲是个机遇。中国国庆长假期间，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长篇演讲。虽然早有预告，外界仍对这篇演讲的内容有些意外。彭斯在讲话中历数中国几大“罪状”，但即便美国媒体也认为他的话语中充斥无端指责和不实指控。正因为如此，观察家们感受到演讲背后流露的浓浓“冷战”气息。我们该如何看待美国领导人这篇讲话？美国真的想要打一场冷战吗？它与美国的对华外交战略是什么关系？一些传统的冲突热点会否因此升温？《环球时报》请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进行全面解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彭斯的演讲稿由了解中国但立场反华之人撰写，提“中国干涉论”可能是为“甩锅”环环：对于彭斯这篇演讲稿，有人赞其写得好，有人说它缺乏深度，拼凑了一些媒体的报道。您的看法是？阎学通：人们之所以对这篇演讲的看法不同，甚至完全对立，是因为人们已有的对中国的认识不同，这也包括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有不同的认识。看法与彭斯演讲观点一样的人，会说写得好，反之则会说写得不好。我认为，这篇讲话是由对中国有相当了解但政治立场反华的人写的。即使这篇演讲具有争取美国多数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作用，从争取国际支持的角度讲，该演讲给特朗普政府带来的影响恐怕是弊大于利。演讲明确告知世界特朗普政府要搞冷战，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包括所有发达国家的多数人都反对搞冷战。环环：一些人由此想到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在您看来，彭斯的演讲有这样的分量吗？阎学通：丘吉尔的演说不是冷战的原因，只是冷战发生的标志。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判断大国战略竞争成为国际战略矛盾的核心，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这个报告所起的标志性作用远大于彭斯演讲，彭斯演讲只是对报告中的核心观点进行详细阐释。“冷战”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大国战略竞争，可定义为“核威慑条件下以代理人战争为手段进行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战略竞争”。冷战并不是指没有体系战争时期的大国战略竞争，这就是为什么一战之前的和平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都不被视为冷战。我认为，当前的两极化在5年之内即可成为定型的格局，但这个两极格局将不同于冷战，而是恐惧和平，即人们长期担心大国间发生直接战争而战争未发生。我认为彭斯的演讲有两个目的：一是为特朗普政府的中期选举争取选票，因为今年3月之后，美国社会负面的对华观点成为主流；二是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争取社会支持，因为美国很多人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不够专业。环环：彭斯提到，跟中国对美选举的干涉行为相比，俄罗斯是小巫见大巫。他是否是在统一国内立场，要将公众关注的焦点从俄罗斯转移到中国？阎学通：我不认为这个演讲能起到将美国公众的关注从“通俄门”转移到所谓“中国干涉美国内政”上去的作用。彭斯重复特朗普在联大上说的中国干涉美国中期选举，很可能是为了“甩锅”。目前的民调显示民主党占有优势，共和党处于劣势，现在说中国干涉美国内政，可为选举失败铺垫好台阶。这有点报复民主党的味道，即民主党说特朗普赢得大选靠俄罗斯的帮助，他现在就说民主党如果赢就必然是靠中国的帮助。台海没有战争风险，最担忧战略竞争向意识形态领域扩散环环：在彭斯发表演讲后几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华时称，美国没有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您怎么看他们的不同表态？阎学通：美国制定全新对华政策的工作应该不会晚于去年11月中旬。特朗普去年11月10日结束访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表于12月18日，之间只有五周多一点时间。我怀疑特朗普访华前就已经安排写这个报告了。彭斯演讲是在落实全面审视对华关系后的基本政策，不是才开始。蓬佩奥的说法从文字上来讲也不算错，一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具体政策还在研究中，还没有出台，估计过些时间就会出台；二是美国将出台的对华全面对抗政策可能不使用“遏制”这个词。他们两人说的没有矛盾，彭斯讲的是对华政策的原则方向，蓬佩奥讲的是具体政策。环环：彭斯演讲中多次提到台湾，包括拉美三国与台“断交”等，其论调同以往的美国政府相比是明显变化吗？台海战争风险会骤增吗？阎学通：特朗普一赢得大选就表示将支持“台湾独立”；他和蔡英文通话，说不承认一中原则；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第二天，让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派正局级官员到台湾参加与蔡英文同台的政治活动；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允许美台进行官方往来和军事合作……我认为找各种理由来证明特朗普不敢支持“台湾独立”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特朗普对台政策还有不明确的方面需要研究，应是其支持“台独”的政策会增强得有多快，以及全面恢复美台军事同盟活动将达到什么水平。特朗普的不确定性是有界限的，即他不敢发动核战争。面对朝鲜非常有限的核力量，他都放弃最初对朝进行定时军事打击的想法，因此也不会冒与中国直接战争的危险。他支持台湾和平“独立”而非武装“独立”。中国自提出和平统一后，武力统一已不是对台政策目标。因此，特朗普任内，台海没有战争风险。环环：当下，“美国朝野反华论”兴起，真的到了这样的程度吗？阎学通：今年3月之后，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我7月末去美国参加一个中美海上安全合作会议，与会的美方代表基本上是长年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或长期从事中美友好活动的人士。会上美方代表使用的语言非常谨慎，但内容针对性非常强，用很多我国对内政策为例，支持他们对中国政策方向的疑虑和恐惧。美国社会反华舆论与我国内政有关，这证明中央在2006年所作的“内政和外交两个大局已合为一体”的重大判断是正确的。给彭斯写稿的人知道内政与外交的关联性，也知道人们普遍知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个逻辑，因此在彭斯的演讲中用我国对内政策来支持演讲中有关“中国威胁论”的反华观点。环环：有学者认为，中美目前只是在经贸、科技领域竞争激烈，在传统军事安全和政治外交上并不存在风险。您怎么看这一观点？美国加大南海巡航力度会成为风暴点吗？阎学通：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之后，我们当然希望中美战略冲突不要扩散到其他领域。但冲突能否控制在经贸和科技领域，取决于双方的策略选择。从目前的趋势看，扩散到军事安全领域的可能性非常大。美国不再邀中国参加环太军演，与台湾军事合作已经开始，以中俄军事合作为由制裁中国高级将领。现在朝核问题已不再是东亚安全热点，热点移向台海和南海的可能性上升。中美军事冲突增加具有必然性，但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因为核武器使双方都不敢进行直接战争。我个人最担心的是双方战略竞争从安全领域向意识形态领域扩散。一旦意识形态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双方进行代理人战争的危险就会出现。特朗普的另类需充分估计，其单挑战略对中国是个机遇环环：过去大半年，无论是挑起贸易战还是加强制裁俄罗斯，都是美国对外大战略的体现吗？阎学通：去年1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今年1月的《国防战略报告》非常明确地描述了特朗普政府的大战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不愿相信这两个报告表达了特朗普政府的真实想法。有些人以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为由，说他说一套做一套，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认为他不会另类到与以往美国领导人完全不同。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领导类型决定其政府战略偏好。我认为，我们需要充分估计特朗普的另类性，他是个与历任美国总统都不同的领导人，对其大战略的另类性，应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环环：特朗普好像没打算联合盟友来实现其战略目标，对盟友也多有责难，为什么？阎学通：特朗普不靠盟友进行战略竞争的做法也反映出其领导类型的另类特点。特朗普与盟友闹矛盾的原因与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的原因有相似性。核武器使中美两国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两国都认为既然不打大仗，军事盟友的价值就不大了。维持同盟关系是有成本的，当看不到维持同盟的成本见收益的前景时，就放弃同盟了。特朗普选择单挑战略与中国竞争的做法，对中国来讲是个机遇。自1989年以来，除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外，长期以来在中美冲突问题上我国都面临美国带领盟友的集体压力。特朗普单挑战略一方面使我国崛起不面临西方集体围堵，另一方面恶化了美国与盟友的关系，这两者对我国崛起环境的利好影响远大于特朗普与华对抗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我国与美国盟友的关系普遍改善，包括日本。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冷战结束后的最好国际战略机遇。坚持以美国为重中之重的人，会认为形势对中国不利，对认为周边国家关系总和的重要性超过美国的人来讲，现在的形势有利于中国。中美战略竞争已有8年，这种关系未来10年不会逆转环环：中美竞争加剧会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大趋势吗？过去10年，有人提出G2、“中美国”等说法，如今看，中美之间的积极面还有哪些？阎学通：奥巴马于2010年采取“重返亚太”即“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用来平衡或防范中国崛起的。从2010年起，中美之间就是竞争大于合作，只是有些人不愿意承认竞争是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本质。中美关系的性质在2018年没有改变，只是竞争的程度更加凸显，特朗普防范中国崛起的手段比奥巴马粗鲁，使得否认中美战略关系本质是竞争变得更困难了。以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为起点，中美战略竞争已有8年时间，现在呈现出不断加剧之势。由于中国实力增长速度减缓，缩小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的时间会拖长，因此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果也会延后。中美战略竞争将是长期的。从历史上看，一个两极格局形成后，持续20年或更长是个普遍现象，因此我预测10年内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不会发生逆转。彭斯如此反华的演讲，竟以表达与中国合作意愿结尾，这种矛盾做法反映的就是双边关系还有积极因素。全球化条件下特朗普政府无法让中美关系完全脱钩，无法像对苏联那样完全关闭大门。美国仍需要在防止核扩散、反恐、打击国际犯罪上与中国合作，还需要与中国保持高层交往，需要中国游客去美国消费，需要中国富人买房，需要进口中国商品，还需要中国学生交高昂的学费和做数理化的助教（因此只限制高科技专业招收中国学生）。这给我国通过加大开放稳定双边关系的策略提供了条件。我想说，我们应借鉴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破解西方封锁的经验。加大各领域开放力度是当年成功的主要经验。当年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国都不撕掉进口的外国杂志中有关中国的报道，结果1993年我国国际环境就全面改善。加大开放不仅有助于我们赢得贸易战，而且可以推动中国崛起早日成功。如今的信息化时代，网络在大国战略竞争中有至关重要作用，开放网络将大幅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即战略竞争力。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七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愿景到行动，从理念到共识，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深入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坚持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今年6月，习近平主席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互利共赢”，提出“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各国都应认识到，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恢复经济，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人类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需守望相助、结伴齐飞，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挥重要作用，有效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给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同时，世界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重困难。可以说，世界各国都遭遇重大风险挑战，在此背景下尤其需要走好团结合作之路。回顾历史，重大国际危机在促进国际合作或加剧国际竞争两方面均有先例可循。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而人类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必须看到，应对重大国际危机最有效的方式不是画地为牢、以邻为壑，而是互联互通、开放包容。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积极应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着眼于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共同梦想的重大举措。七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为指引，始终强调团结合作，构建了丝路基金，不断完善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合作（“17+1合作”）等，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不仅有力推动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而且对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们更要具备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推动团结合作，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前进的航向。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要主动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有关合作项目精准对接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要在消除贫困和饥饿、增进人民健康与福祉、促进技术创新等方面切实发力。要坚持多边主义，把“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双边合作结合起来，整体推进。建设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公共卫生危机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头等大事。“一带一路”沿线多是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问题普遍突出，公共卫生体系较为薄弱。“一带一路”建设将公共卫生合作视为基础性工作，我国早在2015年就发布了《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卫生交流合作三年实施方案（2015-2017）》，一系列努力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维护人类共同家园。在此背景下，把“一带一路”打造成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要积极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携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全面提升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健康水平为主线，以多双边合作机制为基础，创新合作模式，促进中国及沿线国家的卫生事业共同进步。当务之急是阻断病毒的传播，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疫情之后，各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需求会大幅上升，需进一步加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完善惠及全人类、高效可持续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要加强“一带一路”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已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卫生合作备忘录。在多边捐赠领域，我国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两批共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组织提供援助，积极协助世界卫生组织“团结应对基金”在中国筹资。同时，积极加大对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的重点支持，提升相关国家的自主公共卫生防控能力。要充分调动中国企业的积极性，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疫情防控期间，中国企业在海外不仅向当地提供多种援助，更是坚守岗位，克服交通中断、材料短缺、卫生防护不足等重重困难，为保障当地生产和民生供应、稳定全球产业链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全球抗疫不可或缺的力量。当前，国际社会在卫生健康领域有需求，中国企业在远程医疗技术等方面有优势，可考虑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进程中加强合作，积极推广和应用。未来，中国企业还将在传染病防控、妇幼保健、卫生援助、疫苗研制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建设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七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以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例，已累计投资34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3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32万个。受疫情冲击影响，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特别是影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部分国家在基建、贸易、投资等领域的需求萎缩。很多国家忙于疫情防控，无力复工复产，或急于复工复产却又导致疫情恶化。不少“一带一路”境外园区的订单大幅减少，招商引资难度加大，很多企业转产从事医药物资生产。这些都导致相关国家经济复苏的压力不断增大。对此，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尤为重要。一方面，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有序复工复产。需以“一带一路”建设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区域和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实现商品、服务和人员的正常流动，努力恢复受疫情影响的产业，并促进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良性互动。同时，加强同有关国家的政策沟通，密切政策协调，对接发展战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遵照世界卫生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的专业建议促进经济恢复，助益相关经济体重新融入全球价值链。同时，在电子商务、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等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要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为经济社会复苏注入催化剂。数字经济始终是“一带一路”合作的亮点。在此次疫情期间，丝路电商呈爆发式增长，电商平台有效串联了世界防疫物资需求。应该看到，“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存在广阔的提升空间，未来，需加强同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建设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未来还将面临更多复杂局面，如何有效释放发展潜力，是世界各国都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应该看到，“一带一路”建设着眼于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多年来有力促进了包容性增长。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未来需进一步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将发展的潜力激发出来。一是要保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定力。需要看到，相关国家的合作意愿较为强烈，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带动本国发展，我们应客观看待和深入挖掘“一带一路”的发展潜力。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梁八柱已经搭建成形，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有研究报告统计，2014年至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超过了6.2万亿美元，年增长率达6.1%。面对疫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守望相助，许多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不断提升了国际社会对这一国际公共产品的期待。二是要对标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实现高标准，就要深度挖掘“一带一路”建设在产业、贸易与金融等方面的数据资源，在技术、资质、知识产权等关键领域发力；实现惠民生，就要坚持需求导向，使“一带一路”建设惠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实现可持续，就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增强合作平台的开放性、各方的参与感和国际市场的信心。三是要注重发挥产能合作的引领作用，助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政府是主导，企业是主体。应根据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不足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产业园和医药产业园等特色园区建设，进一步加强在粮食生产加工、农产品贸易、医药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要积极同各国财政部门、多边开发银行、各类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共同建设高标准、可持续的融资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稳健的金融支持。“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国际公共产品。需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建设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将“一带一路”倡议在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巨大能量激发出来。〔执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来源：《经济日报》】

左起依次是梅然、徐弃郁和于铁军。商务印书馆供图中新网北京4月13日电 (记者 应妮)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欧洲乃至全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约6500万人参战，2000余万人受伤，1600多万人在战中失去生命。自这场战争结束，探寻战争起因，避免灾难再次发生便成为各国的相关研究者和爱好和平人士共同致力的事业。一战起源研究迄今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产生了汗牛充栋研究成果。近30年来最值得称道的作品，当属20世纪最优秀的国际史研究者之一詹姆斯·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三版)新书对谈会12日晚在涵芬书院举行。该书中文版日前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并登上2021年2月“商务印书馆十大好书”榜单。参与对谈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梅然，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原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弃郁三位嘉宾一致认为，该书充分代表了一战起源研究在当今所达到的高度，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它的研究主题涵盖广泛，既包括危机处理、联盟体系、外交方式、军事战略、国内政治等“高级政治领域”，也包括对帝国主义竞争和经济动因的考察，可使读者对一战起源形成全面的总体认知。此外，乔尔还极为注重1914年的欧洲社会心态对大战爆发的影响，引领了新的研究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三版)书封。商务印书馆供图在于铁军教授看来，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堪称一战起源研究方面迄今最优秀的单卷本成果。因该书在自身的分析外，还综合考察评析了近百年来主要的一战起源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阐发，它的“集大成”性由此得到体现。在一战起源研究领域，乔尔因首次提出需要研究那些“未言明的假设”(the unspoken assumptions)而广受关注，简而言之，这一名词是指那些在暗中影响决策者行动，却又并不显而易见的因素。这其中包括社会思潮、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深刻扎根于决策者和民众心中的观念等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重要变量。乔尔对此的阐发对于任何后续研究者而言都是不可忽视的。徐弃郁研究员表示，一战起源是近现代史研究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英国史学大家詹姆斯·乔尔的这部经典之作将浩瀚纷杂的史料与争论变成了清晰的分析结构，文字间透出的从容、深邃和高度的常识感令人叹服。梅然副教授则指出，该书第二版出版于1992年，两年后乔尔便与世长辞。如果这部经典的更新随乔尔的去世而终止，便太过可惜。幸运的是，2007年，当代著名外交史、战争史专家戈登·马特尔对该书又进行了新的补充和扩展，加入了自第二版出版十余年来很多新发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使这部经典著作继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在乔尔去世后评价说：“他坚信，历史是由人而不是由无情感的力量创造的。他也认为，除非也了解塑造人们思想的影响，否则就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这样做。”对于想要理解一战起源的广大读者而言，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商务印书馆“战争与战略名著译丛”出版的第一本。该译丛计划将国外有代表性的战争与战略研究著作分门别类、较为系统地加以翻译引进，供国内学术界和一般读者参考。对战争原因的深入剖析、对战争和危机决策过程的清晰了解、对战争残酷性的切身感知、对战略思维的严格训练，有助于止战与维护和平，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增进文明交流互鉴、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本译丛的宗旨和目的。据悉，该丛书其他选目在未来几年会陆续推出。(完)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管筱璞 李云舒2020年8月29日，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工作人员在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旁工作。（图片来源：视觉中国）2020年11月12日，国产飞腾芯片在2020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上展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美国针对中国科技力量的“黑名单”再次拉长。4月8日，美国商务部网站公布，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被列入“实体清单”。从这7家实体看，飞腾、申威是国产CPU芯片的代表性企业，四家国家超算中心，则在算法和模型训练上颇具实力，美国对中国超算的打击可谓不遗余力。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国科技创新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把国家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为遏制中国发展，美恶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当地时间4月8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宣称，已将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列入所谓“实体清单”，声称其涉嫌“破坏军事现代化的稳定”，“从事的活动有悖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美国商务部公告显示，涉及实体包括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成都申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深圳中心、无锡中心、郑州中心。这7家实体为何被盯上？美商务部官员表示，这7家机构均参与了中国希望打造的世界首个E级超算（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的研发项目。而目前正在无锡中心运营的“神威·太湖之光”，则是世界上首台峰值运算性能超过每秒十亿亿次浮点运算能力的超级计算机。7家实体中，申威背靠无锡江南计算所，主要研发CPU芯片。2010年，国家超算济南中心采用了申威CPU；2016年，申威的CPU又用在了无锡“神威·太湖之光”超算里，帮助其连续三次登顶世界超级计算机TOP500，并且实现了CPU和操作系统的全部国产化。2009年5月，科技部批准成立国家超算天津中心，随后又批准成立了深圳、济南、长沙、广州、无锡5家国家级超算中心。被列入“实体名单”的国家超算郑州中心，2020年10月刚刚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是全国第7家批复建设的国家超算中心，也是科技部出台认定管理办法后批复建设的首家国家超算中心。4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科技垄断和霸权地位，遏制中国发展，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滥用“实体清单”，不择手段恶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针对美方的有关措施，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国超算的飞速进步，引起美国警惕和打压超级计算机，为何备受瞩目？顾名思义，超级计算机，是具有很强的计算和处理数据能力的计算机。一般来说，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平均每秒1000万次以上，存贮容量在1000万位以上。美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很长一段时间处于领先。尽管起步晚，但中国从“银河”到“天河”“神威”等一系列超级计算机是世界范围内叫得响的品牌。中国超算不但实现了自主创新的诸多“第一”，而且接连几代登上世界“速度巅峰”。2009年，我国发布峰值性能为每秒1.206千万亿次的“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成为美国之后第二个可以独立研制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的国家。2016年，国际超算大会公布新一期世界500强超级计算机排名，中国第一台全部采用国产处理器构建的“神威·太湖之光”成为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其系统的峰值性能、持续性能、性能功耗比等三项关键指标均为世界第一。在全球最强500台超级计算机中，中国占到了167台，数量首次超过美国。本次被纳入“黑名单”的7家实体，或与中方打造的E级超算项目有关。E级超算是指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数学运算的超级计算机，被全世界公认为“超级计算机界的下一顶皇冠”。美国之所以对E级超算如此关注，主要因为超算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都有着重要价值，在很多领域都有重要应用。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云泉指出，E级超算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健康危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能发挥巨大作用。“从目前来看，E级超算主要面对一些具有重大计算的需求，如全球气候变化模拟、天体物理大数据的处理、模拟宇宙的演化、新型材料验证及无库存核武器仿真等。”公开报道显示，美国去年相继宣布建造“极光”“前沿”和“酋长岩”三台E级超算，交付时间预计为2021年至2023年。而中国也在E级超算领域部署“三连发”，自主研发的E级超算“天河三号”原型机、神威E级原型机和曙光E级原型机系统已于2018年完成交付。2015年4月，美国开始对中国实施超算芯片禁售，从产业链条和技术层面进行遏制。中国以创新为突破，完成了超算自主可控生态体系的初步建设。2016年6月，采用中国自主研发处理器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成功接棒基于英特尔芯片的“天河二号”夺下第一；“天河一号”“天河二号”则小规模试用了自主研制的飞腾CPU。此外，中国超级计算机在应用方面发展良好，高端应用连续两次获得国际高性能计算机的最高奖——戈登贝尔奖。中国超算的飞速进步，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打压。“超算能力对于许多，或许是所有现代武器和国家安全体系的开发都至关重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一份声明中说道。美国“清单打击”频频指向中国科技领域美国近年来针对中方的技术打压，早已有迹可循。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签署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禁止美国政府部门在通讯和视频监控等领域采购中国公司的服务与技术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华为、海康威视、大华科技、中兴等；2019年5月15日发布确保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与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华为被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正式列入“实体清单”。2021年1月15日，小米、商飞、中微半导体等9家企业被列入所谓“清单”，并限制美国投资者交易这些公司的证券；1月14日上午，BIS宣布将中海油加入“实体清单”，对其进行出口管控；1月5日，特朗普在卸任美国总统前15天再发总统行政令，欲下架和限制支付宝、腾讯QQ、WPS Office等8款中国公司的应用软件。美国政府的“清单打击”频频指向中国科技领域。美国政府主要以三个清单和总统行政令作为对中国企业的制裁手段，分别是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MEU）、所谓“共产党中国军队公司清单”。这三个清单主要限制中国企业的供应链和融资，总统行政令则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开展业务。上述制裁可以叠加使用。三个清单中，最为熟知的是牵涉华为的“实体清单”，这也是美国各类经济和供应制裁中最严酷、历史最长的一种。自2019年5月起，美国政府针对华为开启了多轮供应制裁。简单说来，进入“实体清单”就意味着：美国供应商向其出口需要先获得美国政府发放的许可，而这类许可会受到严格的审核和限制。其余两个清单则是美国政府在2020年大力推动的新制裁手段，均以企业涉及军工或者和军事关联为借口。二者的区别在于，MEU和实体清单均属于供应限制，由美国商务部主管，而所谓“共产党中国军队公司清单”则是从融资层面切入，意在限制美国人士交易公司的证券和衍生品，由美国国防部制定。去年12月，58家中国企业被列入首批MEU清单，包括上飞、西飞等多家飞机制造商；目前进入“实体清单”的则包括华为、大疆、中海油等几十家中国企业及实体；已被列入所谓“共产党中国军队公司清单”则包括中芯国际、华为、浪潮、中国电信、中国移动、航天科工、中国铁建等44家中国企业。美国滥用出口管制等措施，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整个世界。”4月9日，就美方宣布将7家所谓“支持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中国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亮明立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美国出口管制制度对中国究竟会产生哪些影响？在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凌光看来，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增加中国企业技术引进的难度，二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国企业的投资收购，三是危及中国的关键产品产业链的供应安全，四是影响中美两国的科研合作、专家学者交流访学、留学生的自由流动。制造业环环相扣，供应链不仅决定着成本控制，也决定着效率提升与产业安全。2020年3月，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一项报告显示：针对中国公司的禁令将给美国的科学技术革新造成巨大损失，未来可能造成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下降约8%，收入损失16%。如果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完全与中国脱钩，将使美国损失高达18%的全球份额和37%的收入。“供应链博弈与地缘政治博弈存在根本不同，套用传统思维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将不可避免地令整个供应链出现萎缩，其给任何一方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任何可能获得的收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谭笑间说。有专家分析指出，短期来看，中美两国供应链依然难以完全脱钩，美方为避免过分伤及美企在中国的利益、危及自身市场份额，仍会遵循“窄领域”“间歇性”等特征。同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掌控整个供应链，也不可能长期占据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只有坚持合作共赢，才能做大供应链的全球市场，实现科技的共同进步。任何想要卡中国脖子的做法，只会加速中国的进步技术创新是一个从基础科研到创新发展，再到市场扩散的过程。寻求技术的领导权，不仅需要完备的工业基础和研发支出，还需要扎实的基础教育和注重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体系、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金融市场，以及有一定容错率的社会氛围。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稳步提升，尤其是在关键核心领域的持续加速，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很有可能会深入到毛细血管。可以预见的是，技术创新在一段时间内将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关键词，同时也是中国能否突围的关键词。“任何想要卡中国脖子的做法，只会加速中国的进步，让自己加速失去竞争优势。”今年两会期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的这句话引起了广泛共鸣。创新将如何改变中国？“十四五”规划纲要用一个个具体的目标为我们擘画了这样一幅图景——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2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加快5G网络规模化部署，用户普及率提高到56%；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10%……围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规划纲要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瞄准科技创新源头，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此外，规划纲要就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提出实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英雄不问出处，能者尽展其才”，我们正迎来科技创新万马奔腾的全新局面。无论是芯片、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还是新材料、新能源或更多领域，长远来看，要切实解决生产供应上的“卡脖子”问题，中国企业必须加快推进关键技术、软件、设备的研发生产工作。正如华为在一封全员信中写道的，“前路更为艰辛，我们将以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极限施压下挺直脊梁，奋力前行！”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所主任、教授罗建波在论坛上发言 （贾文婷 摄）人民网北京11月24日电 （刘洁妍） 第六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50人论坛24日在中央党校举行，本次论坛以“变动中的世界与中国”为主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所所长罗建波教授表示，研判国际形势，中长期趋向有三个没变：经济全球化进程没有改变，多极化趋势没有改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趋势也没有改变。谈到当前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新趋势、新动向，罗建波指出，有三个回归。第一个是保护主义在回归，第二个是强人政治在回归，第三个是大国进程在回归。罗建波说，国际政治文化的合作性、开放性、包容性在继续延展，但同时，竞争性、排他性、不确定性也在继续增长。在这种态势下，我们既要谋势、造势，恐怕也要重视顺势和随势。罗建波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不断推出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新机制，很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一个影响比较大的理念是和平发展道路，一个倡议是“一带一路”。另外，有两个合作机制也很重要，分别是中非合作论坛和亚投行建设，都有世界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