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杂志

10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同印度总理莫迪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和对尼泊尔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本次对尼泊尔的访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扩大了我国战略合作伙伴朋友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访将中尼两国关系推向了新时代。习近平主席此次出访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23年再次访尼，这是对中尼双方发展双边关系的强烈愿望的回应。阮宗泽表示，中国和尼泊尔一直是关系亲密的邻邦，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今年访问中国时，邀请习近平主席出访尼泊尔，如今习近平主席如约而至，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水到渠成。对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尼泊尔举国欢腾。阮宗泽表示，这体现出中尼合作在尼泊尔国内有强大且广泛的社会基础。阮宗泽把本次访问称作是“跨越喜马拉雅的握手”，他表示，中国把周边关系置于非常优先的地位，优先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习近平主席本次出访尼泊尔，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2017年尼泊尔加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且对共建“一带一路”寄予厚望，希望能够搭上“一带一路”建设的快车，来带动尼泊尔自身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尼泊尔把共建“一带一路”看作难得的机会，对于本次访问作出精心安排，双方公布的合作项目丰富。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建立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新定位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将给中尼关系带来历史性的提升，促进双边关系进入合作的新时代。”阮宗泽说。阮宗泽认为，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倡议，只要是愿意合作的，都可以参与其中。中国欢迎更多的合作伙伴，特别是像尼泊尔这样的中国亲密邻邦。中尼将共同建设跨喜马拉雅的立体互联互通项目，这种互利合作是共赢的，能够使双方都从中获益，“这样的合作也可以让大家更好地看到‘一带一路’，看到它提供了一个互利合作的平台。”(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仇莉娜)来源：经济日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与加勒比研究所成立仪式暨中拉关系研讨会现场。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记者林如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与加勒比研究所8日在北京成立，中国对拉美研究继续保持近几年的迅猛发展势头，顺应了中拉关系向纵深发展的大趋势，为中拉合作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当前中拉关系的利益纽带更加紧密，民意基础更加巩固，发展势头更加强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戚振宏在致辞中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于1956年，是新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外交和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也是唯一直属中国外交部的专业智库。“作为外交政策研究的‘国家队’，成立‘拉美与加勒比研究所’，旨在加强对这个地区的研究，打造一支新生的研究力量，进一步深化中国和拉美与加勒比国家间的政策沟通、人心相通与互利合作，更好地服务于中拉合作。”戚振宏告诉记者。出席成立仪式的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拉美和加勒比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集中的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学者们应当抓住新时代的新课题和新任务进行细致的研究，为中拉关系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左四）在中拉关系研讨会上作主旨演讲。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会长王晓德认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单独成立拉美与加勒比研究所，在人才、资源、语言上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能充分结合学术研究与外交实践，对接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推动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使学术研究成为促进中拉关系发展的新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中拉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拉贸易额从2000年的126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3000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超过了3800亿美元。与此同时，19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有140多所院校开设了西葡语专业，拉美与加勒比研究机构也超过了60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前副理事长、中国前驻委内瑞拉和乌拉圭大使王珍说，此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拉美与加勒比研究所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顺应了中拉关系大发展以及今后继续发展的大趋势，也顺应了服务外交实践以及加强拉美历史和现状研究的需求。外交部拉美司司长赵本堂认为，拉美近几年的发展体现了政治形势稳中蕴变、经济发展进中显忧、外交政策宽中有紧、一体化进程有进有退的特点，中拉关系则进入了深耕阶段，这些现象亟待拉美学界进行深入地研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方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与加勒比研究所成立仪式暨中拉关系研讨会现场。对此，王晓德建议拉美研究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抓住国家重视对拉美合作的机遇期，“扎扎实实地坐下来，做好基础性研究。”王晓德认为，目前中国已经有了一批拉美研究机构，但是面临着研究质量与数量不成正比、基础研究与国家发展实际需求相脱节等挑战。“希望拉美学界加强国别研究，善用共性思维和历史思维的视角，用好放大镜和显微镜，用好历史这把钥匙，为解答拉美的现状提出精准的对策建议。”王晓德说。来自外交部、中联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等机构，近20个拉美国家驻华使馆，以及中拉媒体的100多位代表出席了当天的成立仪式。（文中图片均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与加勒比研究所提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研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美国斯坦福大学2006—2007年Pantech客座高级研究员。曾先后于1994年到1998年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任一等秘书、参赞，2002年到2003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参展，2004年到2005年任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办公室主任。曾先后参与了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日内瓦四方会谈，以及关于朝核问题的北京六方会谈，并于2005年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中，策划和执笔起草了“9.19共同声明”，该文件成为六方会谈各方迄今为止均承诺遵守的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纲领。杨希雨自2010年起还兼任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负责博鳌亚洲论坛有关活动的主题议题规划，及论坛相关研究报告的组织与撰写工作。

来源：经济日报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势头良好，取得了显著成果。现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中东欧国家全球伙伴关系中心中方秘书长崔洪建表示，一方面要对未来的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有更多信心，另一方面对未来面对的挑战也要有更清晰的认识。在国际变局的各种作用下，结合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内涵，应该提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再出发，其目标是向着高质量合作的方向发展。当前，全球化发展进程受阻，全球贸易和投资形势处于一个相对艰难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也受到了很大挑战。但是，人们对已经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全球化基础依然充满信心。崔洪建提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需要设定合理预期，这对维护和巩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彼此间的合作非常重要。此外，中东欧地区是首个与中国政府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地区，在政治互信、政治沟通上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未来要把“一带一路”合作与欧盟提出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崔洪建看来，做好“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对接已经成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一大亮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应该发挥支柱性的作用。“中东欧国家在中欧、亚欧的互联互通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东欧国家内部的互联互通也非常重要，未来通过陆海联运，可以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崔洪建说。

来源：环球网原标题：项昊宇：日本须正确理解中国发展变化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各国都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心态更为纠结和复杂。去年以来中日两国民众好感度出现温差，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垂秀夫日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中方能好好研究造成日本对华感情不佳的原因并扭转这种局面。垂秀夫大使的发言，处在日本外交官的立场看似无可厚非，但在笔者看来，则难免有将日本对华民意不佳归咎于中方之嫌，这显然有失公允。只有客观分析彼此民意反差的原因，才能找到解决办法。曾几何时，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一直让日方耿耿于怀。近年来，中国民众的对日认知悄然发生了变化。这首先要归功于中日直接交流的扩大。据日本观光厅统计，2019年中国大陆赴日游客人数近1000万人次，这个数字是2012年的5倍。对日本认知的转变，也表现在对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看法上。作为保守政客的代表人物，安倍以修改和平宪法为执政目标，历史认识难言正确。较之其上任之初时中方充满警惕，去年他突然辞职后，中国国内舆论一度给予了肯定评价。在中国学界和舆论界，对日本的“再认识”也成为一股潮流。随着中国经济转向追求更高质量发展，日本在国家治理、社会公平、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等领域的成绩引发关注，主张重新评价冷战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观点日益增多。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民众的对日认识正在从“泛历史问题化”中走出来，日益全面理性和多元化，这是中国社会进步成熟的表现。反观日本国内，对华认知并未与时俱进，消极负面报道始终占据主导，持续影响着日本民众对华感情。近年来涉华民意呈现不断下滑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面既有日本媒体“报忧不报喜”的惯性思维作祟，而根子里则反映了日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二战后，日本从战争废墟中实现经济腾飞，全面吸收西方现代自由民主思想，重新跻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对于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崛起赶超，日本的心态显然还没调整过来。笔者曾长期在日本学习工作，日常关注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总结了日本对华负面新闻的几大特点：一是“异质论”，无视中日国情的巨大差异，意识形态先行，给社会主义中国贴上“异质大国”的标签，认为不符合日本“常识”的就是“异端”，不符合西方政治体制和行事习惯的就是“专制”；二是“崩溃论”，日媒日常涉华报道热衷于聚焦放大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矛盾问题，书店醒目位置常年充斥着渲染中国“经济崩溃”“国家分裂”的书报杂志；三是“威胁论”，对于中国钓鱼岛巡航常态化、加快国防建设，日本格外敏感，主动对号入座，认为中国强大起来后挤压了日本的生存空间，威胁日国家安全，甚至认为中国要对日“复仇”的极端观点也有一定的市场。去年以来日本对华好感度的下降，有日本国内大肆炒作中国对钓鱼岛巡航的因素，深层次原因还是源于对中国缺乏了解，思想上故步自封。当前日本面临严峻的少子老龄化危机，年轻一代的“佛系”和“无欲”成为社会话题，愿意出国求学旅游的年轻人在减少。对中国现状缺乏直观了解，容易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也是日本对华民意欠佳的重要背景。中国的发展进步需要学习借鉴日本的经验，而日本也需要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和平相处、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才是两国唯一正确选择。中日两国领导人提出要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首先需要双方树立契合时代变化的相互认知。为此两国政府要强化正面引导，媒体智库加强客观研究报道，民间各界要开展新时期的国民大交流，才能逐步改变两国“近而不亲”的局面。扭转日本民众对华感情固然需要中方多做努力，但更需要日方反躬自省，从正确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做起。（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今天上午，清华大学举办中美经贸专题研讨会，聚焦中美经贸摩擦等热点问题。（央广网记者 王晶 摄）央广网北京6月13日消息（记者王晶 王梦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今日（13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中美经贸关系学术研讨会上直言，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在反思中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但美国却是把自己的责任“外包”，指责中国。“美国对升级贸易摩擦有误判，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在部分美国学者看来，会把美国变成一个自我击败的霸权。”他谈到，中国应对美国贸易霸凌所做的事情不光是维护中国的利益，也在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利益。他还深度分析中美两国情况，并谈及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中国是答案而不是问题。

总台央广记者：我们注意到，昨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共同应对新形势下的恐怖主义”国际研讨会，来自12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反恐研究机构负责人和学者与会。你能否介绍更多情况？赵立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昨天举办了“共同应对新形势下的恐怖主义”国际研讨会。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国学者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反恐和去极端化经验做法。各方坦诚深入交流，达到了凝聚共识、增进互信、借鉴经验、促进合作的目的。中方在会上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跨国应对。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应当是连贯的，可持续的，立足长远，不应是应激反应式。个别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严重干扰国际反恐合作，值得高度警觉。国际反恐合作要坚定捍卫国际共识，要积极采取有效行动，要坚持统一标准，要坚决铲除恐怖土壤。与会各方都认为，当前疫情使国际反恐形势更趋复杂严峻，但国际社会应始终秉持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共同应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挑战。要坚持统一标准，旗帜鲜明反对“双重标准”，坚定捍卫国际共识，反对以一己之私，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要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重视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铲除恐怖主义滋生土壤。要坚持开放包容，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国家、民族和宗教相挂钩。中方及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等国代表都认为，“东伊运”恐怖势力对包括中国在内有关国家和地区和平、安全与人民福祉带来严重威胁，应加强打击“东伊运”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地区安全。

论坛现场。赵睿青摄人民网北京12月2日电 （常红、朱欣）为了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搭建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的平台，展示新锐研究成果，形成国际问题研究领域青年学者共同体，第五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50人论坛2日在中央党校举行。本届论坛主要讨论党的十九大与国家安全前沿问题。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与会。论坛现场。赵睿青摄人民网北京12月2日电 （常红、朱欣）为了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搭建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的平台，展示新锐研究成果，形成国际问题研究领域青年学者共同体，第五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50人论坛2日在中央党校举行。本届论坛主要讨论党的十九大与国家安全前沿问题。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与会。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刘建飞发言。赵睿青摄人民网北京12月2日电 （常红、朱欣）为了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搭建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的平台，展示新锐研究成果，形成国际问题研究领域青年学者共同体，第五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50人论坛2日在中央党校举行。本届论坛主要讨论党的十九大与国家安全前沿问题。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与会。

近期，法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部长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共同署名文章，向拜登及其团队主动示好，表示：“欧美间需要跨大西洋‘新政（New Deal）’，以使我们的伙伴关系适应全球各种动荡，这一新政也会同我们之间的纽带、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保持一致。”他们还写道：“法德两国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同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以及当选副总统哈里斯一道努力。”拜登近日则宣布了其内阁和高级官员人选，其中包括获得国务卿提名的布林肯，以及美国前国务卿克里等同欧洲关系深厚的官员，这亦被欧洲观察人士视为积极迹象。拜登上台后，能够打开美欧之间的心结吗？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表示，现实情况会比较复杂。“具体来说，双方的合作会有很大声势，在政治层面上会提出很多说法，相互之间的应和会很多、很热闹。但另一方面，美欧关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修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制造出来的问题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在美欧贸易问题上，崔洪建认为，美欧间要先清除双方之间的现有障碍，即钢铝关税和航空补贴等，此后才会可能涉及谈“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但我认为无法达到这个目标。欧美其实都没有能力去谈TTIP，因为奥巴马时期TTIP谈判中存在的障碍现在仍然存在，而且这些障碍比以前还要大。”他进一步解释，“但是，欧美会做出一个谈判的姿态来，将双边谈判与世贸组织（WTO）改革问题相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塑造美国重返多边贸易机制的形象，还能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体现美欧‘团结’。”特朗普时代，欧洲无法影响美国第一财经：美欧关系在过去四年中，若量化，从“1~10”，你认为这段关系被破坏到了什么程度？如果拜登上台，这对“跨大西洋伙伴”是否能和好如初？崔洪建：我觉得在7~8之间。“和好如初”要看这个“初”是指哪种程度、什么时候。欧洲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美欧关系可以回到较高的水平，比如说奥巴马时期或者说4年以前。当然还有一种更高的期待，是说美欧关系可以回到冷战结束之初的高点，当时双方都认为自己属于胜利者，可以共享胜利果实。但问题是，（考虑到年龄因素）假设拜登只有4年任期，他能做的实在有限。如果这4年内拜登可以完成“去特朗普化”，也只是回到了4年前的关系水平，而我认为“去特朗普化”很难在4年内完成。所以，这4年实际上会成为欧美关系的一个平台期，也就是踩刹车让情况不要再坏下去，此后在不再恶化的基础上做一些修补和调整。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现实的判断。不过，现实情况会比较复杂。具体来说，双方的合作会有很大声势，在政治层面上会提出很多说法，相互之间的应和会很多、很热闹。但另一方面，美欧关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修复，特朗普已制造出来的问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届时，你会看到的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他们的气氛很热烈，在政治上或者双方能够合作的领域中的声音会很响亮，但是在彼此不能合作的领域，相对就会低调一些，因为他们都不愿意破坏这种气氛。一定程度上说，他们在很多事情上其实是做给外界看的。第一财经：美欧在贸易历史上留下的经典案例无数。然而针对盟友使用“301调查”尚属首次，且最终并未减少贸易逆差。你认为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使用贸易手段对付盟友，是出于什么考量？崔洪建：在过去4年中，如果就美欧经贸摩擦的性质本身来说，这并不是第一次，在小布什时期也发生过。但当时，欧洲认为自己对美国具有影响力，事实上欧洲的确也能影响美国，所以在小布什时期，最后双方没有真正打起来。但这一次，在特朗普将目标对准欧盟后，他脱离了美国以前的传统政治和外交手法，让欧洲人觉得很难应付。换句话说，在过去4年，欧洲在美国身上感到的最大的不适应是两点。第一是美国的单边做法和无差别打击：因为按照欧洲人以前的假设，美国作为盟友，应该有所区分，内外有别，但是特朗普不区分，无差别打击所有美国的最大贸易逆差国，只强调美国的利益，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把外交和经济分开，这种做法令欧洲人受不了。另外，欧洲认为，即使有问题，双方是要谈判来解决的，要沟通，但特朗普不沟通就直接做。第二个不适应就是，欧洲人觉得自己影响不了美国。第一财经：美国的方法是否奏效了？崔洪建：从钢铝关税本身来说，对欧洲影响并不大，我认为欧洲主要是受不了这种方式。另外一个关键点是，特朗普一直威胁要打汽车税。我刚才说美欧关系的损害程度达到7~8，就是因为如果施加了汽车税，伤害就会到8。因为汽车税会直接打击德国，但我们知道德国的汽车业是在全欧洲布局的，因此这打击的就不仅是德国的支柱产业，还会打击到欧洲的产业布局。此外，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事情上，欧洲也发现不管在双边还是多边层面，美国都和它的想法与主张是相悖的，这个影响也很大。第一财经：假如说这4年特朗普对欧洲做出了许多违背了盟友关系的行为，那为什么欧盟没有以有力的反击回应美国呢？崔洪建：两个原因。第一，欧盟一开始认为特朗普会是个例外。因为这是个过程，起初美方有所行动的时候，欧盟首先是想影响特朗普，然后在影响不了的情况下，欧盟就会想当然地认为特朗普只是一个例外，大不了熬4年。所以，现在欧盟对拜登的欢迎，好像就是觉得自己的预料是正确的。之前欧洲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有“韧性”（resilience），意思就是说虽然现在承受了压力，但是并不会离开或者改变，而是要承受一段时间，保持弹性。第二个原因，就是所谓的集体行动困境。特朗普当时所有国家轮着打，以一种理想的状态来说，这些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对抗，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这就是集体行动的困境：在面对一个强势威胁的时候，大家首先在算清楚各自利益，之间没有合作沟通。综上所述，就是这两个原因，一是欧洲对欧美关系的弹性还有期待，再一个就是国际社会形成不了合力。拜登有可能取消钢铝关税，但TTIP有点悬第一财经：在未来，现有关税是否会成为美国与欧盟谈判的筹码？若拜登上台后，会撤销对欧盟的钢铁关税吗？崔洪建：要看拜登会不会将此作为一种姿态。到目前来看，我认为拜登团队对欧洲的回应还是比较谨慎，并没有像欧洲期待的那样热烈。拜登强调的是，欧美要从贸易上解决一些问题。如果拜登要把取消钢铝关税作为一个表态，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欧美各自的底牌是这样的：美国单方面有一个钢铁税，欧洲实际上没有对应的筹码，此外美国还有一个威胁是汽车税。我认为，欧洲首先想要美国取消钢铝关税，接着希望美国不要再提汽车税，然后双方会进入一个对赌。这个对赌就是航空补贴的问题。在波音和空客的航空补贴案中，去年WTO裁定美国可以对欧盟75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今年裁决欧盟可对美国40亿美元的商品加税，实际上欧洲是把这看作是一个筹码。外界之前认为，如果拜登上台后，欧洲可能就不会征收这个关税了，但是恰恰相反，就在拜登差不多胜选的时候，欧盟把40亿美元的航空补贴提出来了，这说明欧方就是想以此做筹码。因为当你想要美国改变的时候，不能指望它主动改变，要有一定的压力让它去改变。所以，如果要提出一条看上去能让欧美在贸易领域修复关系的路线的话，那首先就是“去特朗普化”。这主要表现就是取消“钢铝税”，不要再提汽车税，然后双方再在航空补贴的事情上同时让步。而且，当欧盟把40亿美元的航空补贴关税拿出来说的时候，就是因为认为这个事情已经可以解决了，否则贸然征税只会把欧洲人自己绊倒。事实上，这段时间中空客和波音都已在做调整了，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已解决了，但是接下来要走过场，就是双方谈判，在空客波音合规后，双方再撤销关税威胁。这就是外交和政治复杂的地方，它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包装成政治和外交上也各自得分，有个露脸机会。第一财经：若拜登上台，是否能让TTIP之类的自贸协定起死回生？崔洪建：接下来欧美在经贸领域比较复杂的就是TTIP的问题。TTIP是一个最高目标。可能拜登会让欧洲人想起奥巴马时期的TTIP，但此前，欧盟和美国政府就工业产品关税“三零”（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和零补贴）授权条款基本没有谈动。所以，我觉得双方的第一步是美欧间要先清除双方之间的现有障碍，即钢铝关税和航空补贴等，这叫“去特朗普化”，如果接下来再谈TTIP，才是“再奥巴马化”。但我认为无法达到这个目标。欧美其实都没有能力去谈TTIP，因为奥巴马时期TTIP谈判中存在的障碍现在仍然存在，而且这些障碍比以前还要大。但是，欧美会做出一个谈判的姿态来，将双边谈判与WTO改革问题相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塑造美国重返多边贸易机制的形象，还能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体现美欧“团结”。欧洲不会甘做美国的战略工具第一财经：对于欧盟来说，你曾说“欧洲不愿意盲从，作为美国推行其对外战略的工具”。欧洲的想法会是什么？崔洪建：简单来说，欧盟内部现在应该有三种主流观点。一种就是比较极端的亲美派，代表人物是德国基民盟主席、国防部长卡伦鲍尔。他们是把所谓的欧洲战略自主和欧美关系放在一个对立的角度，为了和美国保持盟友关系，甚至不惜放弃战略自主，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另一个极端就是对美国的绝对不信任，认为美欧关系已经日薄西山，而且要坚持战略自主。我觉得今后主流会是中间那一派，它会是一种动态。法德外长在《华盛顿邮报》联合发文呼吁与美国构建跨大西洋联盟的事情就很有意思，法国和德国将各自的想法都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东西首先是给欧洲人看的，而不是首先给美国人看的，它的背景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卡伦鲍尔意见相左，大家看到了法德的分歧。法德外长的行为是想暗示，法德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接下来的问题比较复杂，欧洲内部需要形成一个一致意见。现在法德似乎是想推动欧洲内部的共识，也就是找平衡。所谓的共识是：第一，欧盟需要和美国合作；第二，与美国合作不等于排斥战略自主，而且只有战略自主才能更好地合作。这4年以来，至少是马克龙这一派已找到了这个逻辑，就是只有具备实力才能做一个受尊重的、平等的伙伴。这种想法实际上隐藏的是，他们对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们担忧，比如说4年以后，如果共和党再回来该怎么办？所以，欧盟面临着短期和长期（战略）的矛盾。欧洲现在被美国逼迫着也不得不做出短期行为：比如说，未来4年美欧肯定能合作就合作，但同时，也要提防着4年以后的情况。我认为，接下来，一方面美欧要合作，但同时欧盟也会不断地积累自己的筹码，要防备4年以后的突变。最近欧洲的媒体和智库有一些讨论，多数比较客观的学者都持有一个两段论，即一开头都认为拜登回来是好事，然后总会有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会成为一种主流的想法，当然也不排除会有一些亲美的声音，但我觉得还是要看中间的政策走向。在我看来，未来的主流是：欧洲会寻求对美合作但又会努力坚持自主意识，对于美国的政治变化和受此影响的“盟友关系”，欧洲会在短期内适应的同时不断为未来的长期改变去积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