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严重的全球危机，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冲击。这次疫情产生了深远、全面并具有世纪性意义的影响，世界既有的发展迹象或加快或出现转折，新的征象也会迅速显现，成为百年大变局中具有标杆意义的变化。傅梦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疫情暴发以来，要素自由流动的全球化陷入困境。全球化优化了各国资源配置，深化了国际分工，提升了人类福利，促进了各国经济发展。但非议全球化的声音也一直没有停息，近年来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声浪突起。这次疫情暴露出全球化的脆弱性，使一些人站到对全球化疑虑、彷徨甚至反对的一边。全球化面临节奏的调整与形式的嬗变。首先，全球产业链的调整难以避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停工、物流受阻突然造成产业链的断裂，漫长的产业链使处于链条沿线的国家或企业因为一个零部件生产环节的断供出现整体停摆局面。未来，尽量缩短产业链或使产业链围绕国家周边地区进行就近配置的现象势必显现出来。其次，部分企业向本土回归。疫情暴露了很多国家产业制造体系的短板，不只限于医疗领域。本届美国政府实际上一直在鼓励美国海外企业回归，以振兴实体经济，摆脱过度对外依赖，也有不言而喻的“去中国化”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后，部分国家鼓励企业回归的政策力度会加大。一些国家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也会同步鼓励重建或振兴医疗等关系民生健康的低端、低利润企业，从而保证所谓的“经济主权”或“制造业独立”。再次，全球主义让位于区域主义。出于经济之外的政治、安全因素考虑，在一个威胁多元、利益不一、规则分歧突出的世界，追求大一统可能不再是主要大国的优先目标，虽然围绕利益、规则的博弈不会停息。美国从其维护霸权的战略目标出发，为减少对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经济、金融上的依赖，会加大实施脱钩或半脱钩的政策力度，并带动组成所谓以价值观为导向的经济伙伴体系。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将继续坚定推动全球化。在区域层面，区域合作会更加受到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大国会加大区域内政策优惠，各方会加大对本区域的投入，区域合作将呈现深化发展势头。总而言之，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化将出现变轨。冷战结束后，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到全球竞争与合作大潮之中，都在抢抓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但在未来，对全球化的参与，各国会更加重视卷入的步调与方式的选择，更加平衡社会与市场，更加强调竞争公平，更需要面对公私企业并重。一是社会与市场协调。需要扬弃市场过度的逐利性，兼容社会发展的平衡，兼顾多数人对基本生活维系的诉求，并形成相应的政策配套。二是竞争公平。在未来全球化发展浪潮中，竞争需要有更加宽容、更为公平的环境。发达国家将更多诉求公平贸易，不再愿意为发展中国家让利，不愿意接受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安排。但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所谓公平，具有自私本性。发展中国家会更强调规则的公平，强调对不平等国际经济规则的纠偏。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体会依据实力的成长，增大对规则重塑的影响力，以寻求建立稍稍有利的竞争规则。规则重构若要形成新的全球共识，需要发达国家表现出更大的宽容心态，否则只能是拆分现有制度框架，或者另起炉灶、分道扬镳，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三是正常对待公私企业。西方国家总认为国有企业享受政府政策、税收和采购等便利，西方私营企业难以匹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因而不时出台政策来打压、限制竞争对手公营企业的投资。中国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但不可能放弃公营企业，正如美西方尽管有不少公营企业，也不会放弃私营企业一样。这些企业都是世界经济的微观形态构成，需要世人正视现实，正常对待，差别对待甚至歧视、打压就无法重构未来世界经济和贸易规则，无助于提升全球企业水平。新冠肺炎疫情后，包括医疗等公营企业在很多国家会受到鼓励和支持。疫情后时代，全球化步伐不会停息。世界总体发展史观认为，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联系，为人类所向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化会有所调整，但永久性地改变不可能。人们可能因疫情一时退回一隅，但不可能永远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气候变化等种种全球性巨型挑战，需要全球共同应对。人工智能、万物互联、云接触、互联网金融以及全球远程同步视频技术的发展等，都会扩展并深化人类交往的范围与空间。这或将成为未来全球化更新的契机。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密不可分。率先走出疫情防控艰难困境的中国，加快了复工复产的节奏，对全球数十个国家的医疗物资援助与医护人员的支持，彰显了一个大国的担当，为世界其他地方抗疫提供了巨大的希望与支持。中国因疫情面临的困难依然突出，对全球化因疫情遭遇的冲击心中有数，护链、补链与建链的任务十分艰巨，非一时可以完成。在努力畅通国内社会、产业和商业循环的同时，中国也正在与国际社会展开深入的抗疫情、保经济的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内涵也会因疫情而深化和扩大，成为中国构建全球与区域产业链的重要抓手。国际社会普遍期望中国成为“拯救全球化的主角”，中国的作为将为一个健康、安全、和谐有序的全球化增添全新的动力。（来源：光明网）

(新中国70年)人物志：在政协工作中持续发挥智囊作用——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季志业中新社北京9月12日电 题：在政协工作中持续发挥智囊作用——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季志业中新社记者 张晓曦“作为曾经的智库负责人、一位研究工作者，希望能够在政协工作中持续发挥作为学者、智囊的作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季志业近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季志业近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曾经的智库负责人、一位研究工作者，希望能够在政协工作中持续发挥作为学者、智囊的作用。”中新社记者 张晓曦 摄2018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季志业表示，对于应该履行的职责，已有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作为曾经的国家公派留学生、从1994年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工作直至去年退休，季志业说，过去自己的眼睛主要盯着国外，现在则更侧重于国内、以及把国内外的情况结合起来思考。今年4月、5月，季志业连续参与了全国政协组织的赴海南视察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赴浙江和新疆调研中欧班列。他对记者表示，正是这两次调研考察，让他看到政协在国家发展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季志业提出，目前中欧班列已初具规模，到了理顺协调的节点，而班列的无序竞争是初创发展中的问题；建议加强中央统筹协调、加强与相关国家沟通协调、推广“集拼集运”运营模式、做好班列的介绍报道工作等。“我也建议将我们的调研报告涉及相关地区的内容，在正式成稿前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见，以便更接地气、更贴近现实。”赴海南调研，他不仅了解到各方面发展的成就，也发现海南在建设上或许还存在思想、观念不够开放的问题；此外，他还建议加强“智慧海洋”建设，因为这既涉及到国家的海防建设，也可以成为发展海洋经济的新源头。季志业说，作为政协委员，能够参与到重要建设的调研中，尽力从客观、专业的角度提出建议、想法，也算为国家尽了一份微薄之力。“政协工作不是说说好话、走形式主义，而是要切切实实地把事情做下去、做好。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发现问题，并去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这才是政协委员‘帮忙不添乱’，履职尽责的体现。”他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季志业认为，全国政协汇集国内各个领域最优秀的人才，在对外宣传方面，可以突出展示政协所发挥的民主协商、民主监督作用，向世界展现中国模式的优势；同时也让世界其他国家看到，发展模式并不只有美欧模式。“在当今世界，中国的制度模式已很有说服力。我这些年和非洲国家交往很多，那里的人对中国的政党制度、政治体系如何建设都非常感兴趣。”“现在经常听到大家调侃，说‘满世界都忙得跟政协一样’。”季志业提到，他通过亲身经历，体会到的是担任政协委员不仅不是“闲职”，反而是“战斗在第一线”。“没想到退休后忙得更厉害，但也很有意思，很快乐。”季志业还表示，最近他要抓紧时间写好明年政协大会的提案，目前涉及的领域包括中国志愿者走出去、智库的经费管理等。“政协委员是真正要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发展提出建言，并发挥好协商及监督作用。这也是我一年多来感受最深的地方。”(完)

9月6日，由太和智库发起主办、每日经济新闻每经智库战略合作的“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在线上开幕，活动将持续至9月12日。本届论坛延续“科学文化未来伦理共同价值”这一核心主题，重点围绕国际关系、前沿科技、教育文化、青年对话四个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在6日晚间举办的“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重磅嘉宾围绕“中美关系”这一重要议题展开了讨论。会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以“中美管理‘战略竞争’的可能性”为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他表示，在中美关系的结构转变过程中，需要对失衡关系状态下的战略竞争加以管理，以避免形势失控而走向对抗。“从根本上讲，要实现对战略竞争的真正管理，取决于中美能否基于现实合理认识和妥善处理新格局下的战略竞争，并寻求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框架。”崔立如（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中美关系中政经不分难以改变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当前似乎并不明朗。“自中国被确定为美国的头号挑战者，战略竞争遂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题。所谓“挑战者”，其主要含义是对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构成挑战，包括经济金融、军事、政治、科技等诸多方面。”崔立如分析道。在崔立如看来，目前，美国对华政策上，可以分为现实和强硬两派政策思想。“现实派的基本观点是，战略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面，但主要战略对手并非主要敌人，除了对中国崛起的势头进行必要的遏制，还要考虑为应对诸多现实的共同挑战的合作需要。”他解释道，“强硬派则认为，必须立刻采取全面的对华遏制政策，与中国关系脱钩是当下最重要的措施。”随着美政府对TikTok的制裁一波未平，美国针对微信的行政禁令一波又起，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的转变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崔立如曾表示，“政经分离”是此前中美关系长期以来能够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当前中美关系中政经难以分割的趋势愈发明显，两国应当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政经现在已经不分离了，这种状况不是说绝对不可改变，但是要改变起来不容易。当前（中美关系）大结构的转变趋势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在合理认识这一形势的情况下，采取一种更加理智、智慧的方式来处理分歧，这就要取决于当政者。”崔立如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说道。“后疫情时代”存在关系回暖契机在崔立如看来，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中美关系结构复杂，美国鹰派的政策主张并非就是中美关系演变的必然趋势。虽然中美关系在大结构上不会有太大改变，短期内美国的政治演变进程将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产生重要影响。“但还需要指出，由此产生的对华政策变化不会是根本性的。”崔立如表示，“从根本上讲，要实现对战略竞争的真正管理，取决于中美能否基于现实合理认识和妥善处理新格局下的战略竞争，并寻求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架构。”“这种新的关系框架，一定程度上也是要避免重蹈历史大国对抗的覆辙，同时也是在新的形势下建立一种和以往不同的大国关系。即便是大国竞争，这种竞争也是和以往有所区别的。”他告诉记者。崔立如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决策者的积极观念和政策思想引导；另一条途径是为形势发展所倒逼，促使双方回到进行建设性对话和重建平衡的轨道上。而随着全球逐步进入“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也存在回暖的契机。“在应对疫情发面，中美两国进行合作会产生明显的效果，这是肯定的。中国很可能是最早拿出疫苗的国家，到时美国要不要中国的疫苗？但是，两国是不是要合作，还是一个问号，有待于双方的领导人来回答，主要是美方的领导人。”崔立如这样说道。

崔立如（中） 图片来源：太和文明论坛2018年9月7日至9日，由太和智库发起主办、每日经济新闻战略合作的第二届“太和文明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召开期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中美关系问题专家崔立如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称，多极相互之间纵横捭阖的趋势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间发展的态势。崔立如认为，现在世界处在一个大的转变时期，这包括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在经历重大的变革，这种转变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原来所建立的一种平衡方式现在打破了，打破的原因就是实力发生了变化。崔立如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跟欧洲在维护多边贸易秩序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但欧洲跟美国也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完全建立一致的行动是非常困难的。崔立如介绍：“现在世界发展转变是向多极世界转变，多极世界原来是以美国主导、美国霸权为中心的架构，现在各个不同的力量都在起来，特别是在地区层面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大的变化。这种大的变化有一点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状态，大国之间以及地区、国家之间采取合纵连横、纵横捭阖的方式。”崔立如举例称，日本在特朗普蛮横的做法下，觉得自己的损害也是很严重的。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改善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关系，以增强跟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这就是相互之间借用的力量。每日经济新闻

参考消息网6月2日报道（文/连国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近日在接受《参考消息》记者专访时表示，新冠疫情引发世界新变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缠绕，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大国关系、地缘格局、全球治理、发展模式莫不遭受重大冲击。尽管疫情仍在发展中，许多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几个重大趋势已然十分明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因此再次走到十字路口。3月21日，在意大利北部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帕维亚，中国援意抗疫医疗专家组与当地医生交流。中国医疗专家组的紧急援助受到意大利媒体与民众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资料图片)疫情影响堪比世界大战《参考消息》：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有何深远的影响？袁鹏：我觉得影响非常深远。我认为，疫情相当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场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可能今后就是这种形式，不一定真刀真枪地打，而是表现为恐怖主义、生化公共危机、气候灾难等。从影响来看，疫情导致全世界经济停摆、人员停止流动，600多万人感染、几十万人死亡，它已经超出一般的局部战争。在疫情之前，国际秩序本来就已经给人将要分崩离析的感觉，这次疫情是又一次猛击，让世界秩序更加支离破碎。美国作为世界领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自我沦陷，而且自私自利。中国被美国和西方妖魔化，其他国家都忙于自保，无暇他顾。在这种局面下，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虽然还是一超，但难以独霸，单极已经终结；多极在曲折中发展，有的在上升，有的在下降，并非直线发展。比如欧盟，这次整体实力进一步下滑，它本来遭遇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这次疫情又成了重灾区，整个欧洲所受的打击比美国还要大。可以说，疫情把既有的秩序与格局进一步打散了，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现在整个世界经济进入全面衰退，这是百年未遇的。疫情不除，世界经济就不会有革命性的起色。更重要的是，各国没有借疫情促成合作，共同走出危机，反而画地为牢、各自为政，导致经济低迷。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之中。疫情让大变局来得更快、更猛。中美关系面临严峻“大考”《参考消息》：自疫情大流行以来，美国政客多次无理指责中国，煽动中美“脱钩”。您认为中美关系现在主要的问题在哪里？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会怎样？中国该如何应对美国的遏制？袁鹏：在疫情暴发之前，中美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以特朗普的上台为标志，以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为起点，以贸易战的全面开打为特征，中美关系已经呈现与过去40年不一样的面貌。本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成为两国休战的一个暂缓期，用这个契机修复双边关系。疫情大流行本来是修复中美关系的一个机会，但阴差阳错，疫情反而加速中美对抗。表面上的原因，一个是情绪化的互怼，一个是疫情不同步，但是更深层次的是三方面原因。一是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不以疫情为转移的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就是美国明确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并且采取全政府全方位全领域的手段加以遏制、打压，而且这在美国两党似乎形成了共识。疫情就成为美国实现目标的一个机会，而非拉近中美关系的一个黏合剂。二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疫情恰好与美国的选情叠加，特朗普的胜势不能说根本被疫情改变，但如果疫情导致美国经济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其胜选的机会无疑会大幅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一切为了拼大选，有助于大选的手段，特朗普都会用。现在看来，经济不是他的优势，内政也不是他的优势，他唯一能够在选举中打的牌可能就是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国，指望靠“甩锅”中国赢得连任。三是与美国政客有关系。特朗普身边的涉华高官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对中国的认识普遍缺乏历史的、文化的深层思考，充满根深蒂固的反华情绪。下一步中美关系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近期挑战，就是美国借疫情对中国“追责”“索赔”“滥诉”。面对这样一种霸凌行为，中国只能跟它斗争。中期挑战是11月的美国大选。若如期举行，美国共和党会明确把中国当成它大选的主要议题，民主党也会被迫跟进，尽管它想和共和党的策略有所区隔。今年的大选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不仅是议题之一，而且会成为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将导致即使大选结束，中国话题短期也不会消失。无论谁当选，在这个大的政治气候下，也不会马上调整现有的对华政策。从近中期来看，未来两年是中美关系的困难期。大概2022年以后，美国可能真正要跟中国探讨新框架。在思考当前中美关系时，要将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调整的基本方向和近期一些极端动作做区分，要将选举语言和策略同实际政策做区分，要将不可逆转的政策和可以逆转的政策做区分，还要将我们在推进既定战略过程中不可承受的反应同可以承受的反应做区分。如此或可对中美关系的理解更理性、更精准。4月6日，中国援助18个非洲国家的抗疫物资运抵加纳。中国在防控疫情方面取得重要成效，并积极帮助他国抗击疫情，体现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精神与大国担当。（许正 摄）战略机遇期仍长期存在《参考消息》：在外部环境更加严峻的情况下，您如何看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袁鹏：战略机遇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我的理解是必须把三个概念放在一起才能理解透。第一个是百年变局论。这个百年，我的理解不是指100年，它是一个虚数，对内契合我们的百年屈辱，好像是一个实数，对外则是若干个百年。第二是在百年变局下派生的历史机遇论。无论是从中国自己100年的发展来看，还是放在全世界整个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来看，中国的发展态势，是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尽管我们面临中美贸易战、香港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但这只是我们历史机遇期中掀起的几朵浪花而已，它没有改变我们对整个历史机遇期的总体判断。第三是发展风险论。机遇不是盲目的，机遇中还蕴藏着一个个风险，只有摆脱这些风险才能牢牢地把住机遇。如何将机遇期延长呢？首先要理解机遇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机遇需要我们去主动塑造和创造，而且我们具备主动塑造和创造的能力。第二，机遇来自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韧性、发展潜力还有很多没有释放出来，新时期更要深化改革开放。第三，机遇可能取决于如何处理新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虽然中美关系处在一个紧绷状态，但环顾全球，中俄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中欧关系从历史来看也是处在最好时期，中日关系正在转圜，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总体稳定。相比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美欧关系的变局，中国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态势。把国际关系运筹好、处理好，是我们确保机遇期的一个重要条件。最后，我们不能为了维持机遇期而犯两个错误。第一，不能为了机遇而机遇，为维护机遇期却伤害中国的主权、发展的事情绝不能干，比如香港、台湾问题，该出手时还得出手。第二，不要犯一些颠覆性错误，不要因为一些小事，把整个历史机遇期这个大的势头打乱了，那就得不偿失。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之，“百年变局论”“历史机遇论”“发展风险论”是个整体，只有系统地、全面地、辩证地加以认识，才能相对准确地把握今日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最根本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参考消息》：在“两个一百年”征程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应该如何继往开来、谋定而动？袁鹏：疫情没有改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体态势，只是让这个变局来得更快更猛。它没有改变中国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历史机遇期的总体判断，只是机遇的把握难度更大。同时，中国从疫情中可以看到一些好的方面。第一，中国率先走出疫情最艰难的时期，率先复工复产复学。第二，以两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既定的国家战略议程没有因为疫情发生根本性逆转，还是有条不紊地推进既定战略议程。疫情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发展的方向、战略，在美欧仍然是重灾区、全世界一片低迷的时候，中国的处境依然是最好的。尤其是这次疫情应对过程中，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体制的巨大优势，这是中国下一阶段信心的源头之所在。但与此同时，这次疫情也暴露出了我们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国跟世界的关系面临着重塑，这是过去几十年没见到的新态势。我们要准确把握各国在灾情时期的心态，要以大度、宽容、包容、理性的姿态和世界重新建立关系。我们要利用疫情和“两个一百年”的交汇，放慢一下脚步，整理一下思绪，收拾一下心情。全面梳理过去40年，为第二个百年再出发奠定新的思想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有了过去40年的超高速发展。现在又到了新的历史关口，同样需要新时代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然，最根本的一点还是那句老话，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胡仕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主要从事南亚研究(主要是中印巴三边关系研究)及涉藏问题研究。2004年8-12月，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做访问学者，研究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师从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先后承担过民委、外交部、发改委等部委专题课题及若干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巴友协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澜湄研究中心学委会委员，北京外国语学院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先后承担过民委、外交部、发改委等部委专题课题及若干社科基金课题，曾被中央民族大学受聘为“985”工程外聘专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主要从事南亚研究(主要是中印巴三边关系研究)及涉藏问题研究。2004年8-12月，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做访问学者，研究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师从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先后承担过民委、外交部、发改委等部委专题课题及若干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巴友协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澜湄研究中心学委会委员，北京外国语学院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先后承担过民委、外交部、发改委等部委专题课题及若干社科基金课题，曾被中央民族大学受聘为“985”工程外聘专家。

12月28日，第二届中国金融安全论坛于在北京举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江涌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

新京报快讯 据清华新闻网消息，10月30日，傅莹大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聘任仪式在工字厅东厅举行，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向傅莹大使颁发聘书。副教务长、校文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彭刚，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等校内外嘉宾出席聘任仪式。仪式由彭刚主持。傅莹讲话傅莹在讲话中谈及自己青年时代与清华大学的未了之缘，回忆了外交生涯中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专家的合作关系。她强调，清华大学不仅具有“心忧国家”的历史传承，更有国际一流的办学条件，这为培养一流国际问题研究人才和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希望将来能依托校内科研机构发挥智库的研究和传播功能，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加强智力建设，争取为国家作出应有贡献。陈旭讲话陈旭在讲话中感谢傅莹对清华大学的信任与厚爱。她表示，傅莹大使的卓越才能与深厚外交阅历将进一步拓展广大清华学子的视野，丰富的社会资源也将为清华国际关系研究和文科建设提供优质的平台。她回顾了清华大学文科复建以来的发展历程与成果，并表示，与傅莹大使及其团队的深度合作将为清华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强劲动力。陈旭表示，清华大学将优化资源配置，大力支持傅莹大使在清华开展各项工作，希望傅莹大使领衔的外交智库能在国家建言献策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阎学通讲话阎学通对傅莹大使受聘清华大学表示感谢。他表示，傅莹大使作为优秀外交官代表，所取得的成绩为社会各界所认可，加入清华不仅是对清华大学的肯定，也是清华大学的机遇。他希望，通过深入的合作，傅莹大使能在新的岗位上为中国崛起继续作出不懈努力。陈旭向傅莹颁发聘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刘涛雄、文科处处长孟庆国、智库中心主任苏竣，人事处、社科学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共同见证了聘任仪式。聘任仪式现场与会嘉宾合影编辑 彭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