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为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在这30年中,双边关系从对话关系、伙伴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一步一个台阶,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但中国—东盟贸易和投资双向逆势上扬。2020年中国和东盟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体现出中国—东盟合作中的强大内生动力。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中国—东盟关系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更好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向前发展,有必要回顾中国—东盟研究,总结国内外学术界、智库等对中国—东盟研究的重点、亮点与难点,同时展望未来中国—东盟研究,以期使国内外中国—东盟研究更符合时代需要,契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中国视角:历史悠久 成果丰硕我国的中国—东盟研究起源于对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研究。在1967年东盟成立前,中国就开展了对这一关系的研究,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成果丰硕,成为中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开拓者和领航者。古籍资料丰富,为全球东南亚研究的独特优势。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交往源远流长,有着绵延20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使者或僧人出访东南亚,撰写了大量关于当时东南亚风土人情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典籍,成为全球研究古代东南亚难得的资料。在古代,东南亚曾被称为南海、南洋等,而扶南、真纳、三佛齐等则为当时东南亚古代王国的称呼,许多典籍大都以上述名称记载古代东南亚的社会历史风貌。据相关记载,230年左右,东吴孙权曾经派遣朱应和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并在那里居住多年。二人回国后撰写了《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两本专著,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东南亚诸国的状况。由于时间久远,两本专著今已遗失,但部分章节保存于《太平通览》和《通典》等古籍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僧侣西去印度研究佛经,中途停留东南亚,撰写了大量有关东南亚和南亚的专著。东晋的法显,于399年3月由长安出发到印度求法取经。他去途为陆路,回国则走水路,搭乘商船途经东南亚,停留多年。他413年回国,并撰写《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佛游天竺记》,该专著成为研究东南亚、南亚的珍贵史料。唐代高僧义净,于671年从广州取海道赴印度求法,在印度那烂陀寺学习10年,后取海路回国,在东南亚一带滞留10年,于695年回到中国。后撰写《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该书是义净根据自己所见所闻,对当时的印度、东南亚以及中国佛教的真实记录。宋代时期,三佛齐(又称室利佛逝)曾派遣使者访问中国约36次,《宋史·外国列传》对此有记载。此后,比较系统研究东南亚国家的专著还有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明朝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出访东南亚多地,其部属马欢所著《瀛涯胜览》对当时爪哇等地进行了详细描述。华侨华人研究,为东南亚研究的重要特色。华人移居东南亚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后来经过几次移民浪潮,逐渐在东南亚形成华侨华人群体,甚至出现了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新加坡。据不完全统计,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占全球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75%以上。他们在东南亚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重要起始阶段。受西方科技文化影响,中国学者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开始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和华侨史,其中华侨华人研究成重要方向。1904年,梁启超发表《记华工禁约》,为华侨史的开篇之作。1905年,他又发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属于一部华侨史人物专著。另外,羲皇正胤的《南洋华侨史略》为我国第一部华侨史专著。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华侨史著作相继问世, 1928年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和1929年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为当时华侨史的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界仍然把华侨华人研究作为研究东南亚的重要方向。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十辑),其中第五辑“关于东南亚华工的私人著作”汇集了研究东南亚华工的丰富文献资料。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吴凤斌等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归国华工的农场中开始田野调查。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研究呈现规模化、规范化趋势。首先,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阵地不断增多。其次,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逐步形成“华侨华人学”,依托中外关系研究相关学科,延伸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口学、民族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等诸多领域。在华侨华人经济活动研究方面,回顾和梳理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活动的历史脉络、华人企业集团成败得失个案,乃至整个华商网络的形成,充分探讨了华商投资中国的动因以及东南亚华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并试图挖掘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活动内在发展规律。在华侨华人社会化研究方面,重点研究华侨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社会变迁,即从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大量的研究成果从个案出发,通过探讨本土化、区域网络和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阐述华侨华人社会不断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曲折过程。华文报刊、华侨社团和华文教育是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大量研究成果从总体或祖籍国地缘关系横向展开,而鲜见从国别角度纵向进行。区域合作研究,为中国—东盟研究的增长点。随着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无论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谈判、落地和升级,还是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启动、中国与东盟东增区合作升级等,区域合作俨然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亮点,同时也是中国学界对中国—东盟研究的增长点。首先,从公共产品角度阐释了中国—东盟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及其对区域合作和地区秩序的影响。国内学者对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研究主要沿着霸权模式、国际机制模式和国家间合作模式三个框架展开。学者们认为,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及其动态变化对地区秩序形成与变迁有着重要影响;结合区域公共产品可分割的特点,从具体的功能性合作入手建设东亚自由贸易区,将有助于超越东亚合作主导权竞争障碍;将区域公共产品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联系在一起,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缺失是当前制约大湄公河次区域深入发展的障碍因素;中国—东盟合作是构建亚太区域秩序的重要保证,中国深化与东盟合作,推动构建新的亚太区域秩序,是要与亚太地区各国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构建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区域秩序。其次,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与共建“一带一路”研究。学者们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10年来,中国具备与东盟经贸合作“引资补链”的先行优势,推动中国—东盟生产贸易链进一步巩固;中国—东盟自贸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了区域互联互通、引领基建、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的综合效益,并为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再次,澜湄合作机制研究成果丰硕。作为中国—东盟合作中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也是一种新的合作机制,澜湄合作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学界围绕主要议题开展研究,比如澜湄合作机制如何处理与湄公河区域现有合作机制的关系;如何处理与现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关系;如何厘清澜湄合作机制中的重点领域等。最后,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覆盖面广,实用性强。非传统安全合作是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内容,包含跨境犯罪、反恐、缉毒、网络安全治理、公共卫生治理、粮食安全治理、环境保护、海洋垃圾治理等。此外,在海洋合作、可持续发展合作、数字经济合作等领域的研究,正成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研究的重要方向,并已取得新的研究成就。国别研究成为中国—东盟研究的难点。中国—东盟研究涉及国别研究,而国别研究是中国—东盟研究的基础。一方面,国别研究需要熟练掌握当地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另一方面,国别研究需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跨学科研究方法等。在我国,能熟练掌握东南亚当地语言的学者,基本集中在高校的外语专业或人文专业中,其中较少学者受过专业的社科研究方法训练;而高校从事东南亚国别研究的社科学者中,则鲜有熟练掌握东南亚语言的。因此,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东南亚国别研究的短板。就东盟十国的研究现状来看,我们对各国的研究呈现出不均衡状态。总体来说,对越南、泰国、缅甸、印尼、马来西亚的研究相对集中,特别是我国各高校成立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以来,上述国别研究中心在全国至少有10个以上;而对老挝、柬埔寨、菲律宾、新加坡、文莱等国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为了突出国别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各个国别研究中心定期出版“国别蓝皮书”或“国别发展报告”;有的国别研究中心也会出版专题的国别研究报告或蓝皮书。东盟视角:鸿沟明显 西方翻版东盟国家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差距较大,东盟各国对中国—东盟的研究呈现明显鸿沟。一般来讲,新加坡、泰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对中国—东盟研究具有一定的基础,研究队伍相对而言具有一定规模;而老挝、柬埔寨、文莱等国,对中国—东盟的研究相对较弱,研究机构比较单一,没有形成规模。首先,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智库和高校中,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实用性较强。比较著名的研究机构包括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印尼的哈比比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印尼大学东盟研究中心、马来西亚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和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中国研究所、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心、老挝社会科学院、菲律宾马尼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文莱大学亚洲研究所、柬埔寨皇家研究院、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其次,研究人员大都留学欧美,其研究范式遵循欧美路径。东盟国家的智库或学术机构的学术队伍以年轻人为主,大都拥有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留学的经历,英文十分流利,沟通能力较强,并在当地获得相关学位。这些研究人员对中国—东盟研究大都采用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其研究路径是西方在东盟的翻版,与中国学者的研究范式具有一定差别。再次,研究成果大都以英文或本土文字发表。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影响不大,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新时代新研究:提炼理论 精耕细作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区和示范区。无论从地缘战略,还是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看,东盟与中国的关系都日益重要。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包括中国和东盟在内的世界各国造成了巨大冲击,但中国和东盟率先打开“绿色通道”和“快捷通道”,走在了中国与地区国家合作抗疫的前列。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盟国家内部政治的不确定性,为推进中国—东盟合作增加了风险;东盟地缘环境的复杂性,给推进中国—东盟合作增添了难度。因此,中国学界需要准确把握国际环境变化特征,为稳步推进新时代的中国—东盟合作作出贡献。对中国—东盟合作展开理论研究。总的说来,中国—东盟合作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许多中国—东盟合作的实践是探索性和创新性的,突破了前人或西方区域合作的范式,比如两国双园模式、跨境经济走廊等。这些探索性和创新性的实践,需要学界在理论上进行总结,以便更加深入地开展这种合作。此外,对中国—东盟合作需要做出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这些研究应服务于中国—东盟合作中长期发展目标,特别是《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目标。对东盟国别问题展开精细化研究。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如果不了解国别的内政,就很难把握这个国家的外交方向。东盟国家国情千差万别,既有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如越南和老挝,也有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如菲律宾、泰国等。在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既有君主立宪制国家、绝对君主立宪制国家,也有总统共和制国家。在对这些国家进行研究时,需要了解这些国家的宪政体制、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等基本问题。对此,一方面,要培养真正的国别问题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精细化研究,并长期跟踪、积累。另一方面,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针对东盟国家千变万化的国内政局,需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第一时间撰写相关政策咨询报告,为国家提供学术和智库政策供给,以便有效应对变局。展望前景:聚焦重点议题 加强合作研究中国—东盟合作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塑造和平有利的周边环境的重要平台。中国对外战略的新理念新实践,将首先惠及周边,而东盟国家则是其中最先惠及的地区。未来,中国—东盟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合作研究是大势所趋。鉴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学术研究上存在的不平衡现状,开展更多合作研究是大势所趋。这种合作研究在一些高校和智库已经开始。比如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全球湄公河研究中心(中国中心),与澜湄相关国家智库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开展研究,并共同发表智库成果,服务于澜湄合作机制。前瞻性研究是内在要求。中国—东盟合作一年一个台阶,没有固定的模式或规律可循,需要对未来10—30年的中国—东盟合作开展前瞻性研究。这种前瞻性研究需要立足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实际,聚焦双方共同关切和共同利益,以及各自中长期战略规划,为中国—东盟合作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焦点议题是研究重点。对中国和东盟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的研究属于问题导向研究,也是一种倒逼研究,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比如对关于南海和平与稳定、自贸区升级、跨境经济合作区、次区域合作的包容性、政治转型的脆弱性等焦点议题的研究。总而言之,中国—东盟研究迎来了最好的机遇期。无论对中国还是东盟,经略好中国—东盟合作,不仅造福自身,而且将惠及地区乃至全球。做好中国—东盟研究应该处理好“中国视角”与“他国视角”的平衡,既关注自身需求与目标,也照顾他者的关切与利益,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智慧。(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许利平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东博社记者/许俊豪)"'一湾连多国,状如唇齿依'。泛北部湾作为多区域合作的重要交汇点,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核心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加速实现,推动区域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成为泛北部湾各国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近日,前来参加第十一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暨2020年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合作峰会的广西大学副校长、中国—东盟研究院院长范祚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道。广西大学副校长、中国—东盟研究院院长范祚军泛北论坛助推中国—东盟合作范祚军表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简称泛北论坛)作为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简称泛北合作)的重要平台和重要品牌,以其影响力和吸引力助推着中国—东盟合作和"一带一路"深化发展。首先,泛北论坛推动形成了包括泛北合作联合专家组、泛北合作中方秘书处、泛北部湾智库峰会、中国—东盟港口合作网络在内的多元合作机制,并与与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相呼应,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东盟全面合作的"南宁渠道",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最重要、最成熟的区域合作机制之一。其次,泛北论坛促进各方达成系列重要共识,并产出先导领域合作成果。在泛北论坛的推动下,泛北部湾各国在互联互通、港口物流、经贸、产业、金融、海洋、环保、旅游、人文等领域先行实施一批合作项目,达成一批包括港口、金融、旅游等合作协议,释放先导示范效应,催生经济合作新亮点和新热点。范祚军认为,泛北论坛已积累十届论坛举办经验,通过广泛凝聚合作共识,积极拓展合作平台,规划制定合作路线,实施先导合作项目等方式,推动着中国与泛北部湾各国从共识走向实践,从合作走向共赢。同时,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和区域合作面临新形势,新时期泛北合作的发展方向与重点领域也面临新变化,这都是本届论坛需要重点思考的方向,本届泛北论坛将形成强大影响力。"陆海新通道"要加强统筹和便利化本届泛北论坛以"聚焦国际门户港,共建陆海新通道:泛北合作的新时代"为主题,围绕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国际门户港、共建陆海新通道,推动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发展,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十周年带来的新机遇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在范祚军看来,作为落实国家领导人战略共识、联结"一带"和"一路"的合作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发展前景向好,但仍存在依赖传统外贸通道、港口集疏运能力不强、基础建设存在短板、通道效率有待提升等问题。对此,范祚军在专访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尤其是要加强统筹和便利化。为形成开发开放合力,范祚军认为,可将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纳入国家"一带一路"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同时将通道建设纳入中国—东盟"1+10"合作框架下协商推进。此外,要加强中国西部省区市及铁路部门合作,建立共商共建共享联动机制,用市场化方式设立枢纽中心,搭建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的运营平台主体。为完善基础设施,不仅要大力发展中国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网络和相关配套基础设施,提升互联互通水平,还应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做好与东盟各国人员往来便利化、货物通关便利化、边境交通便利化、贸易投资便利化、货币兑换便利化、信息交换便利化、安保合作便利化等方面相关工作。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为提升通道效率,范祚军提出,应推动中国铁路对接国际海运标准,简化、统一操作手续和模式,实现一单制全程运输,海关、海事、铁路等部门针对"陆海新通道"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保障进出商品实现高效中转;推进海关口岸关区与内陆关区联动,研究制定多式联运直转规则,推动海关、商务、外交等部门研究出台内陆转口物流、贸易相关规则和办法,组织海关、法院、银行及高校等专家,研究铁路提单单证创新与国际公约的协调机制,探索铁路提单便捷化、法治化、国际化路径。最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还应强化运营能力。通过加强宣传力度、积极参与国际间行业交流、深化与国际船公司和代理公司合作,扩大"朋友圈",拓展海外市场;在价格上给予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铁路运价支持、拓宽货物准运类别,增强综合竞争优势;设立海外集散中心,强化国际联动等。2020泛北智库峰会金融支持"陆海新通道"对外开放本届论坛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就包括总规模500亿元的广西水运港口发展基金发布,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注入金融"活水"。范祚军认为,金融支持是推动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的重要力量,是促进通道沿线城市、产业等方面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和金融机构可通过增强金融供给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方式,推进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除了建立相关政策保障机制以及在基础设施建设、产品和服务创新等新通道建设"紧迫任务"方面给予金融支持之外,范祚军认为,在新通道对外开放方面也要给予金融支持。"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为契机,推动与境内外同业的金融合作,探索第三方市场的务实合作,通过提供便捷高效转运及配套服务,营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并进一步加大开放合作力度,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合作协商机制,吸引和带动其他国家和地区各种类型企业共同参与通道建设。"范祚军说道此外,范祚军还提出,要创新金融技术在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的运用,应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开发"区块链+供应链金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构建跨区域物流企业与金融机构联盟、供应链金融服务圈,服务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区域间金融技术具有非常大的互信合作空间,能够减少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贸易的物理距离,减少在清关、结算等过程当中的程序,创造安全、高效的新型贸易模式。"范祚军说道
中新网南宁5月21日电 (钟建珊)中国贸促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21日在广西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将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方向,打造中国一流、国际知名的东盟研究平台,更好地服务中国对外开放合作。广西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李常官当日介绍,中国贸促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由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和广西贸促会共同推进成立。该中心成立后,将整合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的研究力量、品牌优势,广西毗邻东盟国家的区位优势,以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东亚商务理事会、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等重要机制平台资源,架构起服务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智库。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建设、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和贸易便利化、广西打造“南向、北联、东融、西拓”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等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路鸣表示,中国贸促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未来将充分利用中国贸促会研究院智库资源及广西区位优势,有针对性的开展包括东盟经贸发展、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广西对外经贸和营商环境等一系列专题研究和实践探索,深耕东盟专项区域的研究,建设中国一流、国际知名的东盟研究平台。(完)
本报南宁讯 (记者/李新雄)7月21日,“浙江大学-广西东盟创新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举行。研究中心由自治区科技厅与浙江大学共同推动成立,落户在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研究中心将以新材料、生物医药和数字经济为主要研究方向,通过引入浙江大学优质科技资源,围绕广西重点产业领域,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卡脖子”技术问题,推动浙江大学先进技术成果到广西转化落地,并走向东盟。双方负责人均表示,希望把研究中心打造成一个高水平的科技产业中心,通过研究中心进一步加强浙江大学与广西各领域更深入更广泛的联系,为广西科技创新发展助力,把广西建设成为面向东盟的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
新华社新加坡12月5日电专访:RCEP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新华社记者王丽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他说,疫情期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双方历史性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三季度双方贸易额达4818亿美元,显示出中国-东盟经贸联系的韧性及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他表示,RCEP的签署有助于推动拥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东盟国家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加速东盟国家工业化进程,有助于东盟国家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全球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余虹看来,RCEP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拓展区域内市场注入“强大动力”。他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贸易等领域有着巨大合作潜力。未来东盟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东盟国家也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及广阔市场所蕴含的商机。谈到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余虹说,东博会是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东盟国家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了解东盟国家市场需求、发掘商机。他表示,今年东博会聚焦数字经济,契合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技术优势,数字经济也是东盟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所必不可少的,未来该领域合作将成为双方经贸和投资增长新的推动力。(完)【来源:新华社】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新华社新加坡12月6日电(记者王丽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能。他说,疫情期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双方历史性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三季度双方贸易额达4818亿美元,显示出中国-东盟经贸联系的韧性及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4月15日,在广西凭祥市江楠农产品智慧交易中心,工人搬运来自东盟国家的水果。(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他表示,RCEP的签署有助于推动拥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东盟国家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加速东盟国家工业化进程,有助于东盟国家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全球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余虹看来,RCEP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拓展区域内市场注入“强大动力”。他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贸易等领域有着巨大合作潜力。未来东盟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东盟国家也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及广阔市场所蕴含的商机。11月30日,为期4天的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谈到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余虹说,东博会是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东盟国家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了解东盟国家市场需求、发掘商机。他表示,今年东博会聚焦数字经济,契合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技术优势,数字经济也是东盟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所必不可少的,未来该领域合作将成为双方经贸和投资增长新的推动力。
9月28日,中国—东盟传统药物研究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挂牌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广西中医药大学仙葫校区举行。揭牌仪式现场。王勇摄本次活动采用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挂牌仪式上,广西中医药大学相关负责人宣读了该联合实验室成立和聘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昌孝担任联合实验室主任,并举行了联合实验室主任、客座教授聘任以及联合实验室挂牌、成员单位授牌仪式。据介绍,该联合实验室于2017年开始建设,包括中国与东盟12个成员单位,依托广西中药药效研究重点实验室,发挥中国与东盟国家各成员单位在传统药物资源研发与应用等方面的优势,旨在建成一个方向一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水平先进的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9月28日,中国-东盟传统药物研究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联合实验室”)挂牌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广西中医药大学仙葫校区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昌孝,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参加挂牌仪式和报告会。本次活动采用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挂牌仪式上,广西中医药大学相关负责人宣读了联合实验室成立、聘任刘昌孝院士担任联合实验室主任以及客座教授聘任文件,并举行了联合实验室主任、客座教授聘任仪式以及联合实验室挂牌、成员单位授牌仪式。报告会上,刘昌孝院士作《认识和研究中医药的新冠病毒感染疾病防控作用的真谛》主旨报告,来自中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据介绍,联合实验室在自治区科技厅和广西中医药大学的大力支持下,于2017年开始建设,包括中国与东盟12个成员单位。该实验室依托广西中药药效研究重点实验室进行建设,发挥中国与东盟国家各成员单位在传统药物资源研发与应用等方面的优势,旨在建成一个方向一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水平先进的省部共建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各成员单位以联合实验室为载体,通过项目合作、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建立长期稳定的开放合作机制,促进中国-东盟国家传统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推动世界传统药物的发展。来源:http://resource.cloudgx.cn/files/gxapp/News/202009/28/607803.html?_s=1601292826【来源:广西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9月20日,省外办副主任孙业宝线上出席德州学院山东东盟研究中心举办的“后疫时期山东与东盟的合作交流研究学术报告会”并致辞。孙业宝表示,近年来,山东与东盟国家在政府、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日趋紧密,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作为山东省外事研究与发展智库,希望德州学院山东东盟研究中心能够依托资深专家学者,积极开展东盟专题研究,更好地为我省对东盟外事工作提供决策参考。省外办将一如既往支持山东东盟研究中心工作,共同助力智库建设和发展。德州学院副校长李永平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等院校机构的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
论坛活动现场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王智):11月16日,“2019首届中国-东盟文化艺术研究高峰论坛”在成都举行。瞿琮、范扬、杨澜、沙晓岚等一批艺术界、影视界的专家学者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师生一百人参加了论坛。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成都大学副校长、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小军,著名音乐家、中国-东盟艺术学院院长郁钧剑,著名作曲家、中国-东盟艺术学院特聘学术院长徐沛东,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陈宏,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刘伟冬、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王次炤、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王廷信、“比较艺术学专业委员会”会长彭吉象、秘书长郭道荣以及北京大学王一川、彭锋,清华大学鲁晓波、北京师范大学胡智锋、周星,东南大学王廷信等专家学者分别致辞和发言。大家就推进学院艺术教育、艺术研创、艺术交流的协调发展,比较艺术学研究,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艺术学科专业发展及文化艺术研究学术体系建构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本次论坛本着“小规模、高质量、谋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在塑造“三城三都”成都标识中的独特作用,为加快建设西部文创中心和世界文化名城做出积极贡献。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比较艺术学专业委员会”的授牌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