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批硕士

想必大家对于博士学位都有着一定的了解吧？博士学位作为中国最高的学位，是很多热爱学术的人会去争取的一个学历，世界历史上早就有了博士这个学历的存在，但是中国是直到新中国才开始培养博士。毕竟中国在古代采用的是科举制，并且在战争时期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抗战，教育速度自然会缓慢一些，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最为新中国首批的博士是哪些人。新中国的首批博士一共有18位，在1983年才正式被授予。在这一次获得博士学位授予的人一共有18位，同时也被大家称之为是十八罗汉，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以及复旦大学还有山东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这18位博士在最开始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授予博士学位，因为中国在1978年进行研究生招生的时候，还没有做出博士以及硕士学位之间的区别，因为那时候中国也还没有开始执行学位制。这18位博士中，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一共有六人，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六人，复旦大学有四人，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人，山东大学也是有一人。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人有：冯玉琳、黄朝商、马中骐、谢惠民、徐文耀和徐功巧（中国科学研究生院），赵林城、苏淳、单墫、李尚志、范洪义和白志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在1981年正式实施学位制之后，才从这1万多名的研究生中选择成绩优异的18位，来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山东大学有一位名字叫做于秀媛的博士，有些特殊，他因为成绩过于优异，于是在1980年提前毕业了研究生的生涯。虽然他的毕业论文已经被评为能够达到博士水平，但是那时候并没有学位制，所以他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而当学位制出台之后，山东大学。于秀媛在两位顶尖数学家的帮助下，即使没有进行论文答辩，也被正式授予了博士学位。那时候的博士学位是真材实料的博士，因为那时候为了保证博士的质量，通过率也仅仅只有三分之一，很多名牌大学的学生都没有成功教出博士来，当然了学位证并不是发出去越多越好，只有在严格开展教学工作，才能够培养出国家的精英人才。不管是处于哪一个学历的学生，不管是大专生也好，本科生也好，或者是研究生也好，国家都必须要严格进行教育，如此下来才能培养出真才实干的学生，学生的质量比数量还要更加重要，大家怎么看呢？

#确良高校在自我介绍中，少不了对历史业绩的罗列，比如首批重点大学，首批博士授权单位，首批985工程大学，首批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试点高校，首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首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高校等等。一些名牌高校在自我介绍中还提到“首批成立研究生院22所大学”，无疑是将此作为办学历史上辉煌业绩来显示的，而且只是极少大学曾经享受到的荣耀，这就是实力的体现。应该知道，1981年11月26日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高达151个，其中首批博士授权高校114所，而首批成立研究生院的大学只有22所，是学位授权高校的约六分之一，这确实是历史上的辉煌。2011年之前，高校设置研究生院必须经教育部批准，2011年后，研究生院设置由原来的“报批”改为“报备”，现在我国设立研究生院的大学已经超过100所，足见首批成立研究生院的含金量是极高的，绝对是当时高校培养研究生能力的体现。为何只说是培养研究生能力，而不是说综合实力？原因在于，授予学位即使是授予博士学位也不是顶级高校才享受的专利，许多一般性高校也有博士授予权。有博士授权表明办学水平不是太低，但只是表明某些学科的办学水平达到了授予博士的标准，这个标准并不能等同于学校综合实力，博士授权与学校综合实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武汉大学校景从培养研究生的发展历史看，中国高校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9年国家确定20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并试招研究生；第二阶段，1984年8月教育部批准22所高校试办研究生院；第三阶段，2018年4月确定20所学位授予自主审核高校（C20）。你看，从1959年到2018年60年间，在培养研究生方面，国家确定的“三个首批”高校一直保持20所左右。如果说1959年和1984年两个首批体现的是历史上高校培养研究生能力的话，那么2018年首批“学位授予自主审核高校”则代表目前高校培养研究生能力与质量。1959年首批20所试招研究生的高校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第四军医大学。1984年首批22所建立研究生院的大学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部)，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18年首批20所学位授予自主审核高校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我国一直实行学位授予统一管理，国家统一部署学位授权审核，高校和科研机构实施学位授予工作。为此，国家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学位授予工作，集中统一对申报学位授权的高校进行评审。2018年开始对此进行改革，入选2018年4月首批20所学位授予自主审核高校，等于获得了国家授权，可以自行增加学位点和学位授予，不再需要上报国家评审。20所学位授予自主审核高校的出现，表明国家学位委员会对他们是免检的，全国首批才有20所，这说明是他们国内培养研究生和授予学位工作最严、能力最强、质量最高的大学。如果将1959年以来研究生培养方面的“三个首批”串联起来就会发现，先后涉及32所高校，只有11所高校连续三次进入“首批”，这说明这11所高校培养研究生能力和水平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11所大学是（见上图）：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从中可以看出，许多名牌高校都不在此列，包括如今实力相当强悍的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以及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等。当然，也应该客观的看待这11所大学，集中于北京与上海这两地，另外只有天津、黑龙江、陕西各有1所。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诸多因素形成的。（本文为原创，可以转发；文中表格为本号制作；图片源于相关高校和网络，如有不妥，请联系删除）

中国侨网7月24日电 7月，清华大学举办了盛大的毕业典礼，全球首批“一带一路”中国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正式毕业，来自印度、孟加拉、泰国、俄罗斯、巴拿马、斯洛伐克、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的19名留学生喜获毕业证书。该项目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陈江和基金会资助的“一带一路”人才培训项目的一部分，由清华大学法学院承办，旨在未来十年里为“一带一路”参与国培养一批精通“一带一路”跨国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商事仲裁等方面知识的法律人才，帮助建设更加公平和公正的国际法律秩序。毕业典礼后兴奋的学员们。该班2017年开班，受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的高度重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进行开班致辞，国家“一带一路”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欧晓理讲授第一课。(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供稿)

北京是我国目前区域发展能力很强的一个城市，而且在其境内很多大学的地域表现中看来，它所具有的综合实力还是很强的，除了是世界闻名的北京大学之外，也有不少潜力大的大学分布其中，例如说一些比较突出的重点型大学，它们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也较大，而这也是令当地学子关注的学校，但也有大学是被低估的了。这所被低估的大学就是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境内的高等学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较高，因为是有很多的211和985大学分布其中之一，当然也有不少的世界一流大学，所以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提供了许多源源不断的人才，但也有很多大学的实力是很强的，但也依然是渐渐被低估的了，这也显得比较无奈的了。这所大学在北京海淀区清华东路，它是我国很重要的一所大学，因为它不仅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也是全国重点大学，虽然不是985大学，但也属于211大学，这对其大学的教育表现上看，它也依然取得了较好的旅游推动力和社会意义的了，从这些大学地位上看，它也能体现出很强的综合实力和潜力。另外，从这所大学的教育学科建设上看，它也是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士学位授予单位，有博士点学术学位授权一级学科9个，博士后流动站7个，当然，它有国家重点一级学科1个，在对学子的教育培育上是起到了比较强的社会作用，也是北京对外很有代表性的大学了，但却是北京被低估的大学。因为在众多的高等院校中，有很多知名度很高的大学，无论是在大学名字，还是在大学的具体学科建设上，都与很多重点大学有一些差距，同时，在对不少外地人来说，对这所大学的了解程度也不是很高，所以也就显得很低调的了，所以说它在我国也是很被低估的高等院校，也是当地很重要的一所学府。虽然说它是北京被低估的一所大学，但其实从这所大学的教育表现中说，它却是当地很有实力的大学了，因为从这所大学的教育意义上看，它其实也有很高的地域性魅力，同时也会获得更多游客的赞誉，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其所具有的大学综合意义也会体现得更大，这也是北京人感到很有实力的地方。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今年考研人数又创新高，全国报考研究生的人数达到290万人，淘汰率升至75%，报收比例再次刷新了全国纪录。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考研呢？其实这与社会就业压力有很大关系。考研人数是逐年增加，但是招收研究生的学校却是固定的，这样研究生就越来越难考。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成立于1977年9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大学在1984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原教育部正式发出了《关于在北京大学等二十二所高等院校试办研究生院的通知》，同时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全国重点高等院校试办研究生院的几点意见》，一共批准了22所研究生院，这22所研究生院是我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研究生院。在此后的19年间，全国先后有五批高等学校研究生院经教育部批准试办。第一批为1984年8月批准，共22所；第二批与1986年4月批准，共10所；第三批 于2000年6月批准，共22所，第四批于2002年5月批准，共2所；第五批于2003年8月批准，共1所。共57所以下名单为教育部批准的学校名单！研究生院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大学有本部和深圳两所，清华大学也是有本部和深圳两所，中国石油大学有华东和北京两所，中国地质大学有武汉和北京两所，所以在上表中出现61所。其实是真正上的57所。2011年，我国研究生院设置制度实施大幅改革，由原来的“报批”改为“报备”，高等学校研究生院成立不再需要经由教育部批准，使得我国的研究生院迅速超过了100所，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同学们经常看到中国的大学排名，很少见到研究生院的排名，这是因为研究生院因为自身的专业度不同，考核比较复杂，排名比较有争议，所以很少人对研究生院进行排名。不过最近教育部公布了一份2018年中国研究生院前20名排名榜单，希望给考研的学生们有点帮助。研究生院排名通过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教育部公布了这个研究生院排名榜中第一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而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中国科学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是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这所大学以研究教育为主，具有独特的教学风格，不论是教师水平还是设备先进以及实验费用都在全国排第一，它能够成为第一名至所归。科技在飞速发展，同时时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高科学人才对社会的发展有的重大推动作用，希望研究生院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高层次人才。

5月30日，中国第一批科幻文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答辩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下文简称北师大）举行。答辩委员会由戴锦华任主席，答辩委员包括王逢振、陈晖、张国龙和张莉。2015年级博士姜振宇与2016级博士肖汉通过论文答辩。5月30日，中国第一批科幻文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答辩会在北师大举行。本文图片 超侠 摄自2003年起，“科幻文学”作为“全国独家”的专业方向在北师大文学院开设。文学院下设11个研究所，其中“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科幻文学”是挂靠在“儿童文学”专业下的三级学科。2015年秋季，北师大的科幻文学研究方向招收首个博士生。因为类型文学以独立研究方向在中文系教学中出现实属难得，当年“招科幻博士”的消息一出更引发了不少关注。毕业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姜振宇拿下了2015年科幻文学博士仅有的一个名额，博士生导师正是在国内首创科幻文学课程的科幻作家吴岩。答辩委员会由戴锦华任主席，答辩委员包括王逢振、陈晖、张国龙和张莉。“我对科幻一直很有兴趣，正好又在北京上学，读研时一直去蹭吴老师的课。后来听说吴老师可以招博士了，就考了。”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姜振宇正要坐飞机去杭州参加一个科幻写作沙龙。他说：“入学之初我只是想做文学理论的东西，因为这一块在国内很缺乏。来了以后发现科幻研究方向其实哪哪都缺。”他的毕业论文是研究科幻现实主义。“科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在八九十年代就有这样的提法，但这种提法在国外很少见，虽然国外会讨论科幻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姜振宇说，他其实是希望找到“究竟有没有所谓中国科幻的传统”的答案。通过文本分析，他发现中国科幻作家通过不断发展、更新对科幻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理解，确实含有一些独特的文学和思想传统。在这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中国科幻见证、影响甚至推动了“科学”、“幻想”、“现实”和“现代化”等观念的演变。肖汉则是科幻文学方向2016级博士，他8岁在《儿童文学》上看到《地火行星》，9岁在《科幻世界》上看到《地球大炮》，从此“深陷”于科幻文学。2015年级博士姜振宇（后中）与2016级博士肖汉（后左）通过论文答辩。“上大学后，我选择了文学专业。大约是在大二下学期，我知道吴岩老师在北师大开展科幻文学研究课程，就想跟随吴老师进行科幻文学方面的研究。我先在现当代文学专业读硕士，做晚清科幻小说研究，直到2016年考上吴老师的科幻文学研究博士生，然后从事科幻文学研究至今。”肖汉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相较硕士研究，博士研究工作的强度更大，需要关注的研究点更深更专业，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更多。为了写博士论文，他至少有两年时间基本都在国图与上图寻找、整理文献资料。他的博士论文以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1949-1966）的科幻小说为研究对象，力求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论述，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幻是如何在纷繁多样的内外条件下寻求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并彰显出想象未来之方式的中国特色。肖汉说，对“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小说进行梳理与讨论，有助于拂去尘封，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科幻的真实面貌，并在破除诸多陈旧结论与固有观念后，看到这种运用文学手法表达科技愿景的想象方式背后所传递出的当时中国人民对发展与自强的双重期待。“此外，对‘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小说进行探讨还有助于让这一时期的科幻创作实绩重归中国当代文学史，并进一步明确其在中国科幻发展史与世界科幻发展史中的地位与意义。”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们不是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所以毕业要求不会有小说创作这一项。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科幻理论建构还是较为零散与分散的，我们常使用的很多概念与方法论依旧是西方的，因此如果能够推进中国本土科幻理论建设，将会对当代中国科幻创作提供更多相生相长的可能，并且更能凸显出中国科幻的中国性。”肖汉和姜振宇一样，毕业后的去向都更偏向研究工作，希望能留在学校或者科研机构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当然这是针对博士毕业生来说，硕士与本科生或许有更多同学会选择与科幻产业和科幻自媒体相关的工作。”不过，北师大科幻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只收了三届。到目前为止一共招了四位博士生，明年应全部毕业。吴岩目前已在南方科技大学就职。“（南科大）学校里有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要工作是做想象心理学、科技前沿研判和科幻作品研发。”在吴岩看来，科幻教育还是要做，无论是在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领域。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现在也有很多学校，比如清华大学、西安交大、重庆大学、苏州大学等有学者开设科幻方向的课程。面对国内当前科幻产业发展的状况，我们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

1984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原教育部正式发出了《关于在北京大学等二十二所高等院校试办研究生院的通知》，同时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全国重点高等院校试办研究生院的几点意见》。这22所研究生院是我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研究生院。在此后的19年间，全国先后有五批高等学校研究生院经教育部批准试办。第一批 1984年8月 22所:武汉大学校园风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后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后并入复旦大学)第二批 1986年4月 10所:东南大学校园中山大学、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武汉)、西北工业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今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第三批 2000年6月 22所:北京邮电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今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徐州)、南京农业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华东)、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兰州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第四批 2002年5月 2所:哈尔滨工程大学、河海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风光第五批 2003年8月 1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1995年，我国的官方教育机构曾经就我国高校研究院的第一批22所、第二批10所进行了相关排名。在1996年第6期《高校情报信息》的杂志里的《我国高校研究生院排行榜》一文中，显示1995年当时的国家教委评估的前10名研究生院分别是：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华中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研究生院、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如今20几年过去了，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高校整体也得到了快速的成长和进步。在前几日，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发布了《2018年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竞争力前30强》，在2018年，我国研究生排名前10的分别是：中山大学校园风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位居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竞争力前3，上海交通大学第4，中山大学第5，复旦大学第6，武汉大学第7，四川大学第8，哈尔滨工业大学第9，南京大学第10。通过这两组数据对比可以看到：两次均位居前十名的高校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两次位次均保持前两名的高校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次位次上升较快的高校：中山大学由第29名上升到第5名；武汉大学由第29名上升到第7名；四川大学由榜外上升到第8名。浙江大学由第7名上升到第3名；上海交通大学由第6名上升到第3名；究其原因，主要有：高校的合并重组，显著增强了部分大学的实力，如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增强了所在地大学的地缘优势，如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两次位次下降较快的高校：西安交通大学由第9下滑到了14，哈尔滨工业大学由第8略微下滑到了第9，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学院）由第4下滑到了第11。华中科技大学究其原因主要有：受大学所在地的地缘影响；部分高校人才流失较严重。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简况姓名 学位授予单位 专业 工作单位白志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东北师范大学范洪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冯玉琳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计算机软件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洪家兴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黄朝商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院李尚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绍宽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东华大学马中骐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 中国科学院单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南京师范大学苏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童裕孙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王建磐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华东师范大学谢惠民 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 运筹学与控制论 苏州大学徐功巧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 分子生物学 多伦多大学徐文耀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磁与高空物理 中国科学院于秀源 山东大学 基础数学 杭州师范大学张荫南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赵林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 “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来源：北京日报）

2月12日，对大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980年2月12日，国务院颂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学位，指的是授予个人的一种学力称号或学术性荣誉称号，表示其受教育的程度或在某一学科领域里已经达到的学力水平，或是表彰其在某一领域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誉学位）。由具备授予资格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或国家授权的其它学术机构、审定机构授予。学位称号终身享有。 学位起源于欧洲中世纪。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何种学位，表明他具有何种学力水平或专业知识学习资历，象征着一定的身份。学位是标志一个人学历的头衔，即一个人通过学习取得学识及相应学习能力程度的标志，由国家授权的高等学校颁发。一般包括学士、硕士、博士三种。学位和学历的区别：学位是学历的标志，不和学校学习的经历或学历挂钩；而学历则必须是学校学习的经历。所以有学历不一定有学位，没有学历不一定没有学位。1980年2月12日，国务院颂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条例规定中国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1981年1月1日正式实行。1983年2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我国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徐文耀、马中骇、谢惠民等18位英才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自己培育的第一批博士。中国首批18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在接受博士学位证书1983年10月19日，我国首次培养出了第一批文科博士。至此，我国的学位制度全面趋于完善、成熟。（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康鹏根据人民网、新华网、百度百科、新华报业网等综合整理，图片来自网络）下载齐鲁壹点客户端，关注本壹点号——说古谈今，就能查阅以前的文章并能第一时间看到更新。齐鲁壹点客户端版权稿件，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