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三部门研究

导读： 中国第三部门过去十年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有何显著特征？哪些因素在影响和塑造中国的第三部门？中国第三部门未来将走向哪里？具体到慈善，如何理解和展示一个国家的慈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民大学公益创新研究院、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所著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出版的第十本报告，本年度报告旨在回顾十年来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展变化，为政策制定者和关心、参与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者、实务者、捐方和社会公众，提供一幅概要性全景图和未来发展趋势判断。本文摘取报告中的一些内容与大家分享。▲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Observation Report on the Third Sector of China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康晓光 冯利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捐赠给基金会档案馆。基金会档案馆现收藏有全部十个年度《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本书目录 上篇：如何描述与解释一个国家的慈善一 何谓“慈善”（一）慈善的本质（二）古今之辩（三）本书的慈善定义二 民族国家慈善的描述—解释框架（一）描述框架（二）解释框架（三）补充说明中篇：塑造中国慈善的力量三 历史（一）中华慈善传统（二）现代慈善传统（三）社会主义慈善传统四 文化（一）历史与文化（二）民族国家文化动力学（三）中国慈善文化格局的演变五 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一）经济—社会结构：中产阶层的影响（二）IT技术革影响六 政治制度、法律与政策、态度与行为七 格局（一）中性视角看到的格局（二）市民社会视角看到的格局（三）格局的影响下篇：中国慈善概览八 慈善文化（一）经验证据——新慈善文化（二）理论——文化要素取舍规则（三）经验发现的理论解释九 活动领域（一）二维矩阵中的分布（二）高关注度活动领域（三）低关注度活动领域（四）评述十 受益对象（一）人（二）生态环境（三）慈善体系（四）评述十一 行动主体（一）个体行动者（二）民间组织（三）官方组织（四）境外行动主体（五）评述十二 实施方式（一）传统慈善（二）现代慈善（三）互联网传统慈善（四）互联网现代慈善（五）评述十三 资源及其动员（一）慈善资源（二）资源的动员（募款）（三）评述十四 系统结构（一）自然形成的结构（二）民间建构的协作结构（三）塑造的统合结构（四）系统结构的基本特征十五 空间格局（一）区域格局（二）跨区慈善（三）跨国慈善（四）评述结语附录大事记本书系列精彩内容摘录参见：如何描述与解释一个国家的慈善塑造中国慈善的力量（上）塑造中国慈善的力量（下）中国慈善概览（上）中国慈善概览（中）中国慈善概览（下）想了解更多内容，请锁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年度力作《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本文中我们与大家分享《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中篇“塑造中国慈善的力量”的部分精彩内容，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加理解影响和塑造中国第三部门的因素，让大家对中国慈善现状有更深入的了解。塑造中国慈善的力量要点速读 1、中华慈善传统、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和社会主义慈善传统，构成了作为当代中国慈善的“初始条件”的历史变量。2、 一国的慈善文化格局之中，某种慈善文化的地位与其背后的社会支持力量的地位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文化格局与其慈善文化格局基本上是同构的。3、现代世界的慈善领域的参与者，无论是从业者，还是志愿者，中产阶级都是主力军；中产阶级的属性、规模，他们的价值观、偏好、行动力，对慈善具有直接的巨大的影响。4、互联网对慈善系统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择其要者言之：其一，创造了全新的基础设施。腾讯、阿里、新浪等IT企业本身就是慈善基础设施。其二，复活了传统慈善的行动主体和实施方式。其三，改变了慈善主体之间的连接方式。其四，扩大了公众参与，拓展了资源空间。5、政府作为慈善系统最重要的环境要素之一，其首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规范慈善系统的法律框架。6、中国慈善法律与政策框架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双重管理、行政分割、限制竞争等。7、中国慈善正在“走出去”，但仍然是资金、理念、知识、技术、行动方式、组织模式的“净输入国”。8、社会组织影响一国政治生态可能性的大小，直接影响政府管理境外组织和境外资源的严厉程度，也直接影响政府对待国内社会组织的管理策略和管理方式。以下为正文01历史要讨论历史对当代的影响，首先要说明历史与当代的边界。本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慈善”，不是有史以来的中国慈善，而是特定空间范围和时间区间之内的中国慈善，其空间范围为当下的“中国大陆”、时间区间为1976年至今，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慈善。所以，对于本书来说，“历史”就是那些在1976年之前已经存在的、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大陆慈善又具有重大影响的慈善传统。从古自今，有三种可以辨识的慈善传统在中国大地上行云施雨。清代之前，中华慈善传统是中国土地上唯一的慈善模式。晚清之际，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开始进入中国，并获得稳步发展。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慈善传统在中国开花结果，并凭借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权力量的支持，扫除了本土慈善传统和外来的资本主义慈善传统，赢得独尊地位。但是，好景不长，1976年之后，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卷土重来，并迅速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华慈善传统逐渐复兴，并且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社会主义慈善传统则日益边缘化，丧失了主导地位，影响力日薄西山。由此看来，符合“在1976年前已经存在的、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大陆慈善具有重大影响的慈善传统”条件的，就是中华慈善传统、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和社会主义慈善传统，所以，它们构成了作为当代中国慈善的“初始条件”的历史变量。1、中华慈善传统中华传统慈善属于前现代慈善，具备前现代慈善的一般特征。例如，以个体、家族、村社、宗教机构为行动主体，由地方精英主导；项目运作上，主要由施助者与受助者直接对接，临时性、地方性、小规模特征明显；以非正式组织为主，缺乏专业分工，参与者的业余性、兼职性突出；稳定、清晰、单一的传统道德、习俗、惯例规范着慈善行为；政府对慈善介入较少，也没有专门性的法律对其进行调整。在古代中国，慈善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亲人、邻里、朋友之间的人际救助，也有对遭遇天灾人祸的外乡人的救助。但是，人际救助主要发生于宗族和村庄内部。在城镇，既有一般的人际救助，也有专门的慈善会社，宗教组织也发挥慈善功能。但总的来看，慈善的主导模式是人际救助，由专门的慈善组织实施的慈善行为并非主流。中国传统慈善的实施方式丰富多彩，包括个体慈善行为、家族互助救济、宗教团体赈济、善会善堂的慈善行为等。*图片来自网络2、西方现代慈善传统所谓“现代慈善”就是科技革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产物。亚当·斯密的“分工”与“专业化”逻辑，同样适用于慈善，并且深刻地改变了慈善，其结果可以概括为：专业化、组织化、中介化、职业化。分工与专业化原理支配了慈善领域。社会分化出一类专业机构（慈善组织），其职能是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筹集资源、实施救助。公益组织是将助人者和受助者连接起来的“中介”。慈善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不是业余的、兼职的、不计报酬的“义工”或“志愿者”，而是以此为职业并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的“从业者”。现代慈善也不再是临时性的、地方性的、小规模的集体行动，而是常规性的、持续性的、大范围的、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政府深度介入慈善领域，规定慈善组织的治理结构，制定慈善组织的运行规则，对慈善组织的运行实施监管，为慈善组织提供各种实际支持。3、社会主义慈善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慈善，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从掠夺的赃物中拿出一点零头，以换取工人阶级的苟安。显然，这种慈善不是“善”，而是“伪善”，而且是“包藏祸心”的伪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因此，1949至1976年间，在中国大陆，“慈善”遭到严厉批判，以“慈善”为名的行动销声匿迹，“慈善组织”亦不复存在。1976年之前否定资产阶级的“慈善”，不等于不存在利他行为，实际上，利他行为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广泛存在，最典型的就是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可以说，这一时期，在否定资产阶级慈善的同时，中国创造了自己的“慈善模式”。*图片来自网络02文化一国的慈善文化格局之中，某种慈善文化的地位与其背后的社会支持力量的地位是一致的。在经济—政治方面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他们所中意的慈善文化也会成为占据优势地位的慈善文化。实际上，塑造一国的文化格局的力量和机制，也在塑造该国的慈善文化的格局。正是由于同样的力量塑造了文化格局和慈善文化格局，一个国家的文化格局与其慈善文化格局基本上是同构的。因此，当下中国的慈善文化与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慈善模式高度吻合，即前者认可、肯定、支持后者。四十多年来，中国的慈善文化格局与文化格局同步变化，经历了由“一元”而“二元”再“三元”的演变。改革开放之前，得到统治集团支持的社会主义利他文化一统天下。这是典型的“一元格局”。伴随着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资产阶级崛起并日益壮大，统治同盟发生了更替。慈善文化格局也因此得到重塑，社会主义利他主义文化逐渐边缘化。与此同时，符合其要求的西方现代慈善文化长驱直入，并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一来，原来的慈善文化一元格局被打破了，“二元格局”形成了。改革也改变了民间和政府对待本土传统慈善文化的态度，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政治精英与本土传统慈善文化没有利益冲突，反而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因此，他们不但不打压传统慈善文化，反而大力弘扬，于是，本土慈善文化复兴，慈善文化领域增加了新成员，其结果便是“三元格局”出现了。当下中国大陆，中华传统慈善文化、西方现代慈善文化、社会主义利他文化并存，三者的碰撞、融合一直在进行之中。*图片来自网络03技术、经济、社会结构慈善植根于市民社会之中。慈善是市民社会自我解决自身问题的机制。市民社会培育慈善，市民社会的状态决定慈善的状态，市民社会变迁带来慈善变迁。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慈善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最近十几年，IT技术革命、经济发展、教育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中产阶级崛起、国际交流深化，推动了现代慈善迅猛发展，也为后现代慈善的涌现创造了有利条件，还开发出一系列前现代慈善的新形式。毫不夸张地说，最近十几年中国慈善系统的变化，可以从技术、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得到完满的解释。1、经济—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的影响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整个社会越来越富裕。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同步发生的还有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和素质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和素质提升，表现在就业结构上就是中产阶级的比重提高和素质提升。这样的社会结构变化带来两个重要后果：其一，中产阶级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其二，中产阶级成为慈善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的政治属性是“中间派”，既对权贵不满，所以对现实有批判，又不会完全彻底否定现实，毕竟属于“小”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它奉行改良主义路线，而慈善就是一个合适的行动领域。中产阶级有自己的价值观，有专业知识，有组织能力，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温饱有余，能够使用现代技术，也能够与世界交流，既有行动的意愿，又有行动的能力，因此，现代世界的慈善领域的参与者，无论是从业者，还是志愿者，中产阶级都是主力军；中产阶级的属性、规模，他们的价值观、偏好、行动力，对慈善具有直接的巨大的影响。2、IT技术革命的影响科学、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互联网成为新型的公共基础设施。互联网以其强大的“连接”能力，使得所有的人、事、物都能被瞬间触及，便捷、高效而且成本低廉；广泛而频繁的“互动”则使这种“连接”变得开放、高效且富有活力。互联网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打破了自然和人为的种种限制，并使个体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集体行动广泛发生，组织方式和行动方式也发生了巨变，并深远的影响着人们的理念和行为方式。互联网对慈善系统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择其要者言之：其一，创造了全新的基础设施。腾讯、阿里、新浪等IT企业本身就是慈善基础设施。其二，复活了传统慈善的行动主体和实施方式。其三，改变了慈善主体之间的连接方式。其四，扩大了公众参与，拓展了资源空间。*图片来自网络04政治制度、法律政策、政府态度与行为政府作为慈善系统最重要的环境要素之一，其首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规范慈善系统的法律框架。法律对于慈善系统的发展至关重要，没有法律慈善系统将陷入无序、混乱的境地。1、中国慈善的法律与政策体系慈善“法律与政策体系”的构成内容包括，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口头指示和不成文规则等。具体而言，中国慈善法律与政策体系的构成内容包括：对“非营利法人”做出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部调整、规范慈善事业的总体性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与《慈善法》相配套的一系列配套性规章、政策相继出台，如针对慈善组织定义的《慈善组织认定办法》，针对公开募捐活动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针对募捐平台管理的《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针对慈善信托的《慈善信托管理办法》，针对信息公开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和《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针对慈善财产的《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对于社会组织中相对特殊的8大人民团体和25家免登记社团，政府专门设立的相关的法律、法规；针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与社会组织和慈善部门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也是调整慈善事业的重要法律；还有除正式法律、法规、条例外的众多决定、意见等，它们也是慈善法律和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2、中国慈善法律与政策框架的特征中国慈善法律与政策框架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双重管理、行政分割、限制竞争等。所谓政府主导是指，无论从社会组织在参与相关立法上所拥有的权利来看，还是从法律框架所体现出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来看，其特征都体现为政府主导。所谓双重管理是指，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是双重管理体制，即社会组织要同时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或指导。所谓行政分割是指，民政部要求对社会组织进行属地登记，把社会组织限定在一个个由行政界线分割而成的大大小小的格子里。政府通过设立业务主管单位，建立了针对社会组织的“条条化”管理，通过设立属地登记制度，建立了针对社会组织的“块块化”管理。所谓限制竞争是指，在绝大多数重要的领域，政府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官办社会组织，并通过法律限制民间再成立类似组织与官办社会组织形成竞争，以进一步巩固官办社会组织的垄断地位。*图片来自网络05国际格局本书从两个视角观察慈善的国际格局：其一，将慈善视为政治中立的事业，主要关注慈善资源与慈善行动的国际流动，即慈善资源与慈善行动在国与国之间的输入、输出，称之为“中性视角”；其二，摆脱“不涉及政治”的限制，进入社会政治领域的“深水区”，将慈善视为改变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力量，这样的视角不妨称之为“市民社会视角”。两个视角呈现出的慈善世界是不一样的，中性视角让我们看到的是乐善好施、温情脉脉的人类世界，市民社会视角呈现出来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既有温情的一面，也有凶险的一面，见仁见智，因人而异。1、中性视角看到的国际格局经历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人民的收入水平、国家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国际交往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慈善事业也有了长足进展。中国慈善正在“走出去”，但仍然是资金、理念、知识、技术、行动方式、组织模式的“净输入国”。慈善全球化正在席卷全球。慈善需要全球化的视野和心态。具有全球思维的慈善，不能满足于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而要把目光投向普天之下。所以，中国应拥有更广阔的心胸，承担更大的责任，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贫困、性别歧视、种族冲突、流行性疾病、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等——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问题，不局限于任何地域，也无法依靠单方面力量解决，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动员各方力量，融合多种方式，进行跨国界的合作，才能最终获得解决。中国需要在慈善领域扮演更为积极、主动、创新的角色，为世界慈善做出应有的贡献。当今世界，为慈善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赋予慈善更大的责任。国际合作是未来中国慈善的必经之路。2、市民社会视角看到的国际格局境外势力基于国家利益进行资本扩张和民主营销，其实现路径之一就是透过社会组织影响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生态，从而促成非民主政体向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体转变。对境外势力来讲，建立全球性的霸权地位，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明确而恒久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境外势力可以综合运用思想、经济、军事力量和公民社会等多种武器，通过社会组织来影响一国政治生态，成本低、收效大，而且渗透性和持久性强。社会组织影响一国政治生态可能性的大小，直接影响政府管理境外组织和境外资源的严厉程度，也直接影响政府对待国内社会组织的管理策略和管理方式。近年来中国政府收紧了对境外社会组织的管理，严格审查和过滤境外输入资源，严厉限制境外组织在国内的活动，加大对有挑衅行为的国际组织的打击力度，同时严格管控境外组织与国内组织的接触与合作。3、国际格局的影响全球化与国际格局会对一国慈善系统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直接的表现是慈善资源与慈善行动的跨国流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慈善事业主要依赖于境外“输血”，慈善组织大多也是“喝洋奶”长大的。近十年来，境外资金在中国慈善事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但是在价值观、方法论、专业知识等无形资源方面，中国仍扮演着“净输入国”的角色。来自境外的无形资源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慈善运作的全过程。过去四十年间，“公民社会”“新公共管理”以及“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思潮已经实现了“全球化”。这一整套词汇、理论以及相应的行动模式的产生与流行，与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与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化，以及商业和资本渗透全球慈善的过程相伴而生。慈善根植于人心，慈善是引领人类与世界向善的事业，但慈善从来都不是政治无涉的。就国家间关系而言，慈善既可以承担患难相恤、增进友谊的功能，也可能充当对外殖民、和平演变的国际政治工具。

7月3日下午，《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8）》发布暨中国第三部门观察论坛（2018）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一层会议室举行。论坛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共同主办，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协办，旨在为研究、观察、解读、理解第三部门搭建一个平台，促进全社会对第三部门的认识，加深第三部门内部经验交流和优势互鉴，以期逐步推动组织发展，确立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和外部问责，推动第三部门的健康发展。论坛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鹏主持，方树功、郑冰、丁亚东、陈圆圆、袁瑞军、金锦萍、刘佑平、陈茜、张靖怡等各位特邀嘉宾，以及众多NGO代表和媒体代表出席了论坛。方树功、郑冰、丁亚东、陈圆圆等业界实践者分享了十方缘”纪实：用公益缔造生命工程、聚焦中国乡村公益养老：蒲韩乡村经验、“大爱无国界”国际义卖：公益外交从边缘走向中心、腾讯为村：互联网+助力乡村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等典型案例，袁瑞军、张帆、金锦萍、刘佑平、陈茜、张靖怡等特邀专家、青年才俊们围绕“年长化时代的慈善准备”“短视频与慈善”“慈善欺诈及其规制”“慈善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玩出公益新态度”等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与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执行董事冯利共同为《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8）》典型案例入选代表颁发了证书，台下参会者纷纷热情鼓掌祝贺。在论坛上，康晓光教授精彩解读了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康晓光教授、公域合力管理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冯利博士共同编著完成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8）》。其中，主报告“超慈善——中国慈善新时代的特征及其由来”认为，当今中国的总体慈善形态属于“超慈善”。所谓“超慈善”是指一种“总体慈善形态”，它由前现代慈善、现代慈善、后现代慈善三种“自有慈善模式”叠加而成。在超慈善中，三种慈善模式并存，并且均处于发展之中，呈现出重叠发展，叠加创新的局面。后现代慈善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在有力地改造原有的慈善模式，尤其是对以往慈善的价值观、行动主体、组织形式、运作方式、各种分工与边界的全面的超越。后现代慈善不是过去的平滑的延续，不是单纯的连续的量变的积累，而是发生了质变。在后现代慈善与现代慈善之间存在一个不可抹杀、不可逾越的“断裂”！《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8）》分报告也立体地呈现了第三部门发展的时代性、代表性和趋势性。报告中结合经典案例，归纳分析了慈善欺诈的类型与特征，深刻总结了中国式慈善欺诈的危害，寻找其背后的逻辑及成因，最终提出遏制中国式慈善欺诈猖狂蔓延的建议。文章还呈现了公益捐赠领域的新型价值逻辑，并借助中国大陆民间自发的创Yi空间联盟、台湾城市总体规划由政府主导的空间资源分享平台这两个案例，解析了平台模式与共享空间捐赠进行融合的意义和价值。此外通过对轻松筹自身商业模式的解读，分析轻松筹大病救助平台为个人求助提供支持的同时，其背后的商机，并对其个人求助平台的性质进行辨析。在“典型案例”部分，报告再一次证明了社会组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展示了其在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推动社会变革、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采用的独特方式和策略，及发挥的重要作用。十方缘，这家创办七年的公益组织，吸引、凝聚、培养大量志愿者，用纯公益方式持久、稳定地为临终老人提供心灵呵护服务。用人性之中最美好、最温暖、最光辉的利他精神缔造生命工程；近几年，由外交部及公益组织联合主办，各国驻华人士、跨国企业员工、各地市民，均热情参与的“大爱无国界”国际义卖，筹集大量善款，用于明确的资助目的和资助对象。义卖成为中国公益外交的手段，慈善跨越国界、肤色、民族，凝聚人心，构建稳定、友谊、和谐的世界；腾讯作为互联网巨头，在传统公益项目的基础上推出了改造乡村社会的新产品“为村”，以“互联网+乡村”的方式，通过广泛的“连接”打造了一个实体和虚拟叠加的新乡村社会，把中国的乡村全面“迁移”到一个平台之上。在这里，可以有农产品互流互通，乡村文化、乡村治理的推进；可以有村内互动，还可以有跨越村界、国界的互动。中国乡村情感缺失、信息闭塞、贫困落后的局面正在被改造；山西永济郑冰所领导的蒲韩乡村多年来潜心探索乡村社区自助、互助公益养老服务，解决乡村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不足问题。蒲韩乡村以家庭为核心，以本社区为依托，以本社区的志愿服务为依靠，以不倒翁学堂为主、上门服务为辅，照料村里老人的简单日常生活，提供精神心理慰藉服务，并激发老人间互助，年轻老人为乡村服务。蒲韩乡村的公益养老模式，在中国今天的乡村社会具有良好的推广意义和基础，能够为广大中国乡村所借鉴；《报告》还通过面对面访谈和大量详实的资料分析带领大家走近以因检测“毒皮书”走红的魏文锋为代表的“跨界公益人士”，他们看到了商业能够借助公益赢得广泛的支持和信任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的现实，对这个社会有着自己的思考，从而帮助我们感知公益与商业剥离不清、边界模糊引起的质疑和混乱。最后，报告从政策法规、政府行动、行业建设、活动方式和资源、组织建设、研究与出版、公民行动、企业（家）和海外力量九个方面记录了近一年以来对中国第三部门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12月3日下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发布暨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康晓光教授、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冯利博士共同撰写。本书是《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系列的第十本，康晓光教授对报告做了解读。《观察报告》在建立慈善研究框架、打通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透视中国慈善的系统结构，及梳理公益慈善的时代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独到且原创的观察和思考。本书建立了民族国家慈善的基本描述-解释框架，从历史，文化，技术、经济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法律与政策、政府态度与行为，国际环境等角度解释中国慈善，并从慈善文化、活动领域、受益对象、行动主体、实施方式、资源及其动员、系统结构、空间格局等维度梳理了中国慈善发展的时代特征，回顾了十年来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展变化，为政策制定者和关心、参与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者、实务者、捐方和社会公众，提供一幅概要性全景图和未来发展趋势判断。仇筠茜、马剑银、董强等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微公益参与的四种模式及其媒介逻辑”、“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制与政策变迁的双重变奏（2008-2020）”、“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过去十年的变化与未来”等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吕全斌、林红、霍伟亚、李涛、张立、黄英男、陈红涛等业界实践者分享了“基金会论坛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公益人才支持的十年思考、“对鸿芷咖啡馆的思考”、“协作者”过去十年的变化与未来”、“阿拉善SEE环保公益梦想之路：过去十年与未来”“、“公益媒体过去十年的变化与未来” 、“美丽乡村公益路径的过去十年与未来”等典型机构和重要领域。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总结到，十年之间公益行业（第三部门）经历了各种变化的洗礼。《观察报告》客观地描述和记录了整个第三部门的十年变迁，对典型案例进行了剖析，对重大事件给予了记录和评价。感谢晓光、冯利及《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撰写团队等的努力，才让十年观察成为可能。他还提到，近期，中央《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在2035年远景目标中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央文件中一系列政策的颁布，明确了第三次分配和慈善事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对于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载体即第三部门（社会组织）提供了更大舞台，提出更高要求，让我们对行业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期待和憧憬。最后，刘文奎与康晓光分别向基金会中心网、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和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三家机构各赠予了两套《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全集，期待丛书为时代发展，社会进步，行业共建做出更多贡献。自2011年至今，《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系列与中国第三部门论坛已走过10年历程。10年来，《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系列与中国第三部门论坛在公益领域扮演着极具影响力的角色，通过评析第三部门的现状趋势，见证行业发展的未来曙光，为研究、观察、解读、理解第三部门搭建了一个平台，促进了全社会对第三部门的认识，加深了第三部门的内部经验交流和优势互鉴，推动了第三部门的健康发展。(编辑：王旭泉 潘一侨)来源：中国日报网

2019年12月31日，山东工商学院联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和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在山东工商学院成立“中国第三次分配研究院”。研究院由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教授等21位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专家共同发起。据悉，这是国内第一个针对第三次分配研究的高端智库，也是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和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倡议创建的“中国第三次分配研究院”智库网络的首个成员单位和研究源点。首届第三次分配学术座谈会于2019年12月30日下午在山东工商学院举行，论坛围绕第三次分配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极具创新性和建设性的讨论。本次论坛的举办开启了第三次分配这一研究“蓝海”领域，下一阶段将聚焦第三次分配领域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案例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相关高校围绕第三次分配加强师资队伍、学科发展、课程研发、案例开发及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山东工商学院党委书记、中国第三次分配研究院理事长白光昭表示，研究院的成立是学校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成果，是助推学校创建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开放式高水平财经类大学的重要举措，要把研究院建设成为国内开放的高水平研究智库。

08月16日下午，从龙健集团湛江产业园来到广州总部龙健集团仕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参观和工作指导。并与BLACK BOX中国区负责人卓舒聪先生就“新一代KVM技术在多行业中的应用”，深入展开交流和讨论。在卓舒聪先生详细介绍了BLACK BOX企业及新一代全面型KVM——EMERALD系列设备后。谢海啸总裁兴致满满地操作起设备，也就EMERALD系列在各行业的应用及功能进行了交流，并提出了非常有效的意见和建议。关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研究所专业研究领域涵盖了消费电子、声音广播及电视图像的处理和传输、交互式多媒体、电视跟踪与制导、电视监控、抗噪声通信指挥、遥感侦察、声探测定位、电声器件等电视电声综合性军民两用专业。尤其以数字音频、数字视频、数字记录及显示技术为重点，技术开发与行业服务相结合，科研生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今已有360余项成果获得部级以上奖励，还有16项成果申请并取得了国家专利。关于BLACK BOXBlack Box作为全球领先的通信系统集成商和技术提供商，40多年来不断致力于设计、部署和维护每一个完整的通信解决方案。在世界各国的广电、交通、电网、金融等领域大型指挥中心、控制室项目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未来我们将持续开发全新技术，为客户打造最佳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不断走在创新的前沿，成为引领行业技术改革和发展的风向标。

共青团中央有态度 有温度 全网青年都在关注近几年，“基础科学”被提得越来越多，不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各企业也纷纷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图片来源：央视、澎湃等网络截图）随着中国载人飞船、月球探测、量子通信等科技成果的逐渐显现，很多人逐渐认识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当然，对基础科学缺乏了解、认为其没什么实际用处的也大有人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我们耗时耗力研究基础科学真的值得吗？我们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图片来源：必应图库）王贻芳院士是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2012年，他领导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科学》杂志列为当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本文根据访谈内容综合整理。）中国曾因不重视基础科学吃了大亏什么是基础科学？我认为基础科学应该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有一定的规律性，反映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2.不能直接应用到实际中，但是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原理，比如牛顿力学并不能教你怎么盖房子，这是土木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牛顿力学是土木工程的基础；3.基础科学内部还有层次性，比如很多领域里虽然有独有的基础研究，但是都离不开数学，所以数学在基础研究里更为基础。（图片来源：veer图库）很多人经常问“基础科学看起来离我们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这种想法有些急功近利。我们无法说出某个方程、某个定律有什么具体的用途，但是整个科学体系是自洽的，基础研究就像盖房子所需的一块块砖头，虽然你不知道某一块砖有什么用，但如果把这块砖抽掉，房子就会坍塌。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基础研究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然界，如果我们不了解自然，就没有办法发展和利用它。换句话说，基础研究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当然，这些是不能即刻带来经济效益的。它带来的更多是短时间不能见效的东西，包括科研水平的提高，即创新能力的提高、人才的培养、对技术的推动和发展等。中国古代虽有四大发明、也有 “勾股定理”等发现，但我们只停在了“发现”阶段，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抽象的、纯粹的科学。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打开大门向西方学习，引进了大量西方技术，购买枪炮，但北洋舰队还是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为什么?如果没有掌握科学规律，人们就不能举一反三，只能单纯就事论事，那么就永远摆脱不了落后的命运。当时我们只认为学习西方的技术才是有用的，而没有把科学体系引进到中国来。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不仅买枪、买炮，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比中国早几十年建立起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以至于中国很多科学名词都是从日本传来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科学应该是主干，技术是主干上发展出来的枝叶，没有科学只去做技术，最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基础科学水平提升 欧美国家的崛起回看世界历史，欧美国家的崛起也无不与其基础科学水平的提高有关。没有热力学、牛顿力学以及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等科学作为基础，两次工业革命根本无从谈起。只知道烧煤的人是没法做出蒸汽机的，必须要有热力学理论的支撑。不把电磁学搞清楚，也不可能有电的应用，如果你去问麦克斯韦他的电磁学方程有什么用，他可能没法想到我们今天享受的科技成就与此有关，包括电和电器都是他奠定的基础。拿高能物理领域来说，在研究过程中产生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技术。比如上一代美国最大的加速器“Tevatron”，给我们带来了超导磁铁技术的突破与普及，现在，医院临床所用核磁共振设备中就采用了超导磁铁。Tevatron粒子加速器（图片来源：必应图库）还有伴随我们生活的万维网，很少有人知道，它是谁发明的，实际上万维网也是在高能物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1989年，欧洲的物理学家建设了大型强子对撞机来寻找希格斯粒子，而科学家之间需要相互交流大量的数据和程序，这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过去，交流依靠的是美国军方发明的E-mail（电子邮件），显然它已经不能满足科学家频繁交流的需求了，于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家Tim·Berners-Lee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架设了第一个网页服务器，推动了万维网的产生，促进了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发展。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图片来源：https://news.cnblogs.com/n/180532/）不仅如此，基础科学还带来了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有两个：一是逻辑推理，二是归纳。古希腊以来，人们总结出一整套推理的方法，而弗朗西斯培根之后又有了实证科学，科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归纳推理以及实证等根本支柱上。目前，在我国经常会出现一些违背科学的言论与事件。比如很多人相信各种“大师”们的言论，却没有用科学的思维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合理、有没有证据支持。如果能通过发展基础科学，让更多人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整个社会将更进一步。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基础科学研究是文明的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并有一定的基础后，就会发展艺术、音乐、文学以及科学，人们这时就会仰望天空，探索世界是怎么回事、宇宙的根本构成，我们为什么来、将来到什么地方去？这些探索让我们永远有动力追求未知。中国的基础科学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1.怎么评价一个国家基础科学水平的高低呢？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对整个科学领域的影响，一个国家有影响力的基础研究成果越多，这个国家的基础科学水平就越高。如何判断基础研究的成果有没有影响力？看看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明白。无论学的是数学、物理还是化学，无论是在中学、大学还是研究生阶段，教科书里都会写到一些用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基础研究成果，这些就是最经典的基础研究，它们会永远流传下去，比如，现代物理学绕不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可能不用量子力学。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是被论文引用较多的，虽然也有较强的影响力，但跟写进教科书相比还是差点。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的这些重大科学成果能够写进教科书的几乎没有。2. 中国古往今来的基础科学的水平前面也提到，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基础科学的体系，所以中国的基础科学基本就是从“零”开始，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科技水平如今已经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了。但因为起步较晚，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跟欧美的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教科书中也很少有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公式、定理等。近几年有媒体报道说，在国际上，中国的科技论文被引用数排到了第二。这是科技进步的反映，毕竟30多年前中国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很少，现在能被国际同行认可并引用，算是跨越了一个很大台阶。我们国家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某个领域突然冒头，但总体看来依旧是薄弱的。像高能物理领域，其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些成绩，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的，使得我们基本上站在国际的平均水平。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只是某个项目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但若要说整个高能物理，从规模和人员上，我们跟国际上还有相当差距。我们国家必须产生更多的重大成果，而不仅仅是一般成果，这才是质的转变！而质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路径：从几乎为“零”开始到出现大批一般成果，然后才是重大成果。3. 怎样实现从“零”到有的转变呢？首先要摆正心态，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揠苗助长。基础科学具有规律性，需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要遵循其发展规律。很多搞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很难再出新成果，这就需要下一代人才的继续接力。值得开心的是，现在中国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国际交流更加密切，与老一辈科学家相比，年轻一代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其次就是人才，基础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怎么来呢？先从教育开始。一所好大学一定有非常强的基础科学实力，无论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还是国外名校，都是如此。很多大学实力不强，说到底还是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很多大学老师只会教学生基本的知识，但有了知识并不代表就有创新能力，创新需要有方法并在实践中锻炼，大学老师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授方法并给学生“练”的机会，知识会过时，但方法永远不会！对于基础科学，最需要的就是培养学生“从无到有”的方法论，要让他们学会做前人未做过的事，这跟培养工程师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基础科学承担的任务基本处在“无人区”，都是需要思考别人没解决的问题。有了更多掌握“从无到有”方法论的人，我们社会的整体创新性才能提高。除此之外，基础科学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经费投入。在我国的研发经费里面，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偏低，只占5%左右，其中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和美国相比，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年真正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实在是少的可怜。现在我国一些重点研究所、重点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已经能达到国际水平，而在10多年前，这可能连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40多年前，大概只有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用别人百分之一的钱，还要做得比别人好，这根本不可能。所以，之前的很多年，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现在5%的水平，只能够维持跟跑世界先进水平，但如果我国有未来引领基础科学研究的雄心，就必须加大经费投入。只有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才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我们成为了能够产生科学知识、而不只是消费西方产生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了。均衡支持基础研究 发展大科学装置谈到经费投入，很多人可能会问：基础研究领域众多，对国家来说，怎么判断在哪些项目上投得多一点，哪些投得少一点？其实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均衡支持，不能因为某个领域是冷门就不支持，某个领域是热门就死命支持，从而影响了全面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在基础科学方面一定要均衡发展，每个领域都要得到持续的支持。经费投入的研究很复杂，一般需要政府管理部门进行非常精准的专门研究，组织各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参照国际做法及整个国家基础科学发展的历史来敲定。而均衡支持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以“是否有用”来判断。基础科学的领域，一个都不能废弃。20多年前，没人会想到统计学这样一门学科会对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起到大作用，如果当时觉得没用就不发展统计学，那今天别人都在发展人工智能时，我们就傻眼了。还有很多年前，有些人认为动物学、植物学是“死掉的科学”，但现在的基因科学都跟这些学科有关。热点过段时间后可能就过时了，盲目地集中投入研究资金也会造成过剩。二是不能盲目跟风。现在美国一大半的科研经费都用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超过一半的院士都在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所以有的人觉得我们也应该大力发展生命科学，而不是发展物质科学。（图片来源：人民网）这种想法存在很大问题。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国外已经走过的路，我们是很难避开或绕过去的。虽然美国现在大部分的精力在做生命科学，但他们是从探索物质科学的路上走过来的，如果我们跳过了物质科学阶段，直接参与到生命科学的竞争中，就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只能买国外的仪器设备。无论哪个学科，研究过程中都离不开各种仪器。这些仪器的基础是物质科学。而我国目前各种科学仪器主要依靠进口，反映了物质科学研究水平及人才不足的缺陷，需要大大加强。为什么物质科学的研究会跟仪器设备有关系呢？在美国，很多仪器设备是商业公司研制出来的。在研制仪器的过程当中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需求，一个是人才。这其中人才尤为重要，但仪器创新方面的人才，学校是很难培养，必须要在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过程中培养。而进行物质科学研究，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就是培养设备研制人才的一种最好途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研制大科学装置，如今五六十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孵化了很多仪器设备企业，比如说著名的示波器公司LeCroy（力科），其创始人LeCroy之前是一位高能物理的工程师，长期研发高能物理专用的读出电子学。最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注于高速和复杂信号测试设备。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仪器设备都是国外企业做的，所以他们研究生命科学的条件很优越。但我们中国很多实验室的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说明我们物质科学的基础还很薄弱。如果我们只做生命科学的研究，就要大量进口仪器设备，导致资金外流，对国内的工业发展并无助益，同时还会受制于人。所以中国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物质科学，特别要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注：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我们需要在技术和科学目标上都领先的大科学装置，而不是跟随美国的脚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s://ke.sogou.com/v224241.htm）大科学装置中的基础科学专用装置，比如我国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聚变堆、专用空间科学卫星、天文望远镜等，具有确定的科学目标，应用范围广泛，投入规模大，技术先进，可以产出重大成果，对学科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还有一些溢出效应如重大技术的积累、突破和推广应用，国际合作与技术引进，关键技术人才的培养，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的提高等，因此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这在高能物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单就高能物理领域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总体上处于“并跑”和“跟跑”的水平，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点从研究人数对比上也能看出来，我们的研究人员人数与美国相比大概只是其十分之一，跟欧洲比大概是其五分之一，跟日本比可能是其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美国的大科学装置总体来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高峰在2000年左右，这50多年的投入、建设、运行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收益，很多非常重要的技术成果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起步较晚，技术上也不是国际领先，基本上是采用国际已有的成熟技术。可以想象，一个科学上、技术上不是最领先的装置，自然在技术的辐射能力方面会有相当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建设中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11/420228.shtm）所以，如果要想有所谓国际领先的、重大的技术突破，能够辐射到社会、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科学装置本身必须是先进的、别人没有的，否则早就被别人辐射完了。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高能物理的装置走在欧美前面，这也是我们提出建立“超级对撞机”的原因。如果最终建成，其规模将数倍于目前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建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科学目标和技术创新性自然可以实现。（图源片来：中青在线）2012年希格斯粒子的发现，是国际高能物理发展的转折点，使我们有可能规划这样一个加速器。这是科学上的时机，技术上的时机，也是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的时机。二十年前，这样大规模的装置想都不敢想，更不可能有钱来做。高能物理这个系统比较庞大，要想做到国际领先首先要有高远的科学目标，这样的目标很多国家都有，但是都会面临重重困难。所以接下来比拼的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这里面至少会涉及二三十个技术门类，最后哪怕有一个螺丝钉没拧好，整个系统就可能出问题。加速器转起来还要放探测器，就像显微镜的镜头一样，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从而进行数据分析，所以又有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网络等领域参与进来，更不用说背后还有财务、计划、管理、采购等一整套的后勤保障系统。要把整个团队凝合起来，奔向同一个目标，这是包含成百上千人的“团队作战”，这种规模的科学研究体现的就是国力。建这样一个大型设备，能培养出机械、电子、真空、微波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人才，这里面会有大批科学家、工程师解决大量的技术需求，这些需求很多都是从未出现的，如果能解决，这些人才就是“从无到有”的创新人才。所有的技术发明和科学成果，最先发现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如果只是享受别人的成果，那你就是一个“土豪”，既不能得到大家尊重，也不会很好地掌握知识，也很容易就被别人逐出圈外，夺走财富。而掌握了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知识，自然就会有最前沿的技术，从而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大国。

来源：科学大院（ID：kexuedayuan）作者：王贻芳近几年，“基础科学”被提得越来越多，不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华为、阿里、腾讯等知名企业也纷纷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图片来源：央视、澎湃等网络截图）随着中国载人飞船、月球探测、量子通信等科技成果的逐渐显现，很多人逐渐认识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当然，对基础科学缺乏了解、认为其没什么实际用处的也大有人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我们耗时耗力研究基础科学真的值得吗？大院er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图片来源：必应图库）王贻芳院士是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2012年，他领导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科学》杂志列为当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本文根据访谈内容综合整理。中国曾因不重视基础科学吃了大亏什么是基础科学？我认为基础科学应该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有一定的规律性，反映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2.不能直接应用到实际中，但是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原理，比如牛顿力学并不能教你怎么盖房子，这是土木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牛顿力学是土木工程的基础；3.基础科学内部还有层次性，比如很多领域里虽然有独有的基础研究，但是都离不开数学，所以数学在基础研究里更为基础。（图片来源：veer图库）很多人经常问“基础科学看起来离我们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这种想法有些急功近利。我们无法说出某个方程、某个定律有什么具体的用途，但是整个科学体系是自洽的，基础研究就像盖房子所需的一块块砖头，虽然你不知道某一块砖有什么用，但如果把这块砖抽掉，房子就会坍塌。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基础研究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然界，如果我们不了解自然，就没有办法发展和利用它。换句话说，基础研究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当然，这些是不能即刻带来经济效益的。它带来的更多是短时间不能见效的东西，包括科研水平的提高，即创新能力的提高、人才的培养、对技术的推动和发展等。中国古代虽有四大发明、也有 “勾股定理”等发现，但我们只停在了“发现”阶段，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抽象的、纯粹的科学。而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出现了几何学、逻辑学等科学，然后通过逻辑推理发展出一整套科学体系。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打开大门向西方学习，引进了大量西方技术，购买枪炮，但北洋舰队还是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为什么?如果没有掌握科学规律，人们就不能举一反三，只能单纯就事论事，那么就永远摆脱不了落后的命运。当时我们只认为学习西方的技术才是有用的，而没有把西方的科学体系引进到中国来。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不仅买枪、买炮，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比中国早几十年建立起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以至于中国很多科学名词都是从日本传来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科学应该是主干，技术是主干上发展出来的枝叶，没有科学只去做技术，最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基础科学水平提升 欧美国家的崛起回看世界历史，欧美国家的崛起也无不与其基础科学水平的提高有关。没有热力学、牛顿力学以及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等科学作为基础，两次工业革命根本无从谈起。只知道烧煤的人是没法做出蒸汽机的，必须要有热力学理论的支撑。不把电磁学搞清楚，也不可能有电的应用，如果你去问麦克斯韦他的电磁学方程有什么用，他可能没法想到我们今天享受的科技成就与此有关，包括电和电器都是他奠定的基础。拿高能物理领域来说，在研究过程中产生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技术。比如上一代美国最大的加速器“Tevatron”，给我们带来了超导磁铁技术的突破与普及，现在，医院临床所用核磁共振设备中就采用了超导磁铁。Tevatron粒子加速器（图片来源：必应图库）还有伴随我们生活的万维网，很少有人知道，它是谁发明的，实际上万维网也是在高能物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1989年，欧洲的物理学家建设了大型强子对撞机来寻找希格斯粒子，而科学家之间需要相互交流大量的数据和程序，这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过去，交流依靠的是美国军方发明的E-mail（电子邮件），显然它已经不能满足科学家频繁交流的需求了，于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家Tim·Berners-Lee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架设了第一个网页服务器，推动了万维网的产生，促进了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发展。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图片来源：https://news.cnblogs.com/n/180532/）不仅如此，基础科学还给西方带来了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有两个：一是逻辑推理，二是归纳。古希腊以来，人们总结出一整套推理的方法，而弗朗西斯·培根之后又有了实证科学，西方的科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归纳推理以及实证等根本支柱上。目前，在我国社会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违背科学的言论与事件。比如很多人相信各种“大师”们的言论，却没有用科学的思维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合理、有没有证据支持。如果能通过发展基础科学，让更多人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整个社会将更进一步。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基础科学研究是文明的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并有一定的基础后，就会发展艺术、音乐、文学以及科学，人们这时就会仰望天空，探索世界是怎么回事、宇宙的根本构成，我们为什么来、将来到什么地方去？这些探索让我们永远有动力追求未知。中国的基础科学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1. 怎么评价一个国家基础科学水平的高低呢？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对整个科学领域的影响，一个国家有影响力的基础研究成果越多，这个国家的基础科学水平就越高。如何判断基础研究的成果有没有影响力？看看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明白。无论学的是数学、物理还是化学，无论是在中学、大学还是研究生阶段，教科书里都会写到一些用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基础研究成果，这些就是最经典的基础研究，它们会永远流传下去，比如，现代物理学绕不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可能不用量子力学。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是被论文引用较多的，虽然也有较强的影响力，但跟写进教科书相比还是差点。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的这些重大科学成果能够写进教科书的几乎没有。2. 中国古往今来的基础科学的水平前面也提到，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基础科学的体系，所以中国的基础科学基本就是从“零”开始，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科技水平如今已经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了。但因为起步较晚，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跟欧美的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教科书中也很少有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公式、定理等。近几年有媒体报道说，在国际上，中国的科技论文被引用数排到了第二。这是科技进步的反映，毕竟30多年前中国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很少，现在能被国际同行认可并引用，算是跨越了一个很大台阶。我们国家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某个领域突然冒头，但总体看来依旧是薄弱的。像高能物理领域，其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些成绩，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的，使得我们基本上站在国际的平均水平。但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只是某个项目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但若要说整个高能物理，从规模和人员上，我们跟国际上还有相当差距。我们国家必须产生更多的重大成果，而不仅仅是一般成果，这才是质的转变！而质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路径：从几乎为“零”开始到出现大批一般成果，然后才是重大成果。3. 怎样实现从“零”到有的转变呢？首先要摆正心态，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揠苗助长。基础科学具有规律性，需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要遵循其发展规律。很多搞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很难再出新成果，这就需要下一代人才的继续接力。值得开心的是，现在中国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国际交流更加密切，与老一辈科学家相比，年轻一代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其次就是人才，基础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怎么来呢？先从教育开始。一所好大学一定有非常强的基础科学实力，无论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还是国外名校，都是如此。很多大学实力不强，说到底还是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很多大学老师只会教学生基本的知识，但有了知识并不代表就有创新能力，创新需要有方法并在实践中锻炼，大学老师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授方法并给学生“练”的机会，知识会过时，但方法永远不会！对于基础科学，最需要的就是培养学生“从无到有”的方法论，要让他们学会做前人未做过的事，这跟培养工程师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基础科学承担的任务基本处在“无人区”，都是需要思考别人没解决的问题。有了更多掌握“从无到有”方法论的人，我们社会的整体创新性才能提高。除此之外，基础科学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经费投入。在我国的研发经费里面，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偏低，只占5%左右，其中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和美国相比，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年真正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实在是少的可怜。现在我国一些重点研究所、重点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已经能达到国际水平，而在10多年前，这可能连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40多年前，大概只有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用别人百分之一的钱，还要做得比别人好，这根本不可能。所以，之前的很多年，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现在5%的水平，只能够维持跟跑世界先进水平，但如果我国有未来引领基础科学研究的雄心，就必须加大经费投入。只有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才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我们成为了能够产生科学知识、而不只是消费西方产生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了。均衡支持基础研究 发展大科学装置谈到经费投入，很多人可能会问：基础研究领域众多，对国家来说，怎么判断在哪些项目上投得多一点，哪些投得少一点？其实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均衡支持，不能因为某个领域是冷门就不支持，某个领域是热门就死命支持，从而影响了全面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在基础科学方面一定要均衡发展，每个领域都要得到持续的支持。经费投入的研究很复杂，一般需要政府管理部门进行非常精准的专门研究，组织各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参照国际做法及整个国家基础科学发展的历史来敲定。而均衡支持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以“是否有用”来判断。基础科学的领域，一个都不能废弃。20多年前，没人会想到统计学这样一门学科会对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起到大作用，如果当时觉得没用就不发展统计学，那今天别人都在发展人工智能时，我们就傻眼了。还有很多年前，有些人认为动物学、植物学是“死掉的科学”，但现在的基因科学都跟这些学科有关。热点过段时间后可能就过时了，盲目地集中投入研究资金也会造成过剩。二是不能盲目跟风。现在美国一大半的科研经费都用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超过一半的院士都在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所以有的人觉得我们也应该大力发展生命科学，而不是发展物质科学。（图片来源：人民网）这种想法存在很大问题。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国外已经走过的路，我们是很难避开或绕过去的。虽然美国现在大部分的精力在做生命科学，但他们是从探索物质科学的路上走过来的，如果我们跳过了物质科学阶段，直接参与到生命科学的竞争中，就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只能买国外的仪器设备。无论哪个学科，研究过程中都离不开各种仪器。这些仪器的基础是物质科学。而我国目前各种科学仪器主要依靠进口，反映了物质科学研究水平及人才不足的缺陷，需要大大加强。为什么物质科学的研究会跟仪器设备有关系呢？在美国，很多仪器设备是商业公司研制出来的。在研制仪器的过程当中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需求，一个是人才。这其中人才尤为重要，但仪器创新方面的人才，学校是很难培养，必须要在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过程中培养。而进行物质科学研究，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就是培养设备研制人才的一种最好途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研制大科学装置，如今五六十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孵化了很多仪器设备企业，比如说著名的示波器公司LeCroy（力科），其创始人LeCroy之前是一位高能物理的工程师，长期研发高能物理专用的读出电子学。最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注于高速和复杂信号测试设备。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仪器设备都是国外企业做的，所以他们研究生命科学的条件很优越。但我们中国很多实验室的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说明我们物质科学的基础还很薄弱。如果我们只做生命科学的研究，就要大量进口仪器设备，导致资金外流，对国内的工业发展并无助益，同时还会受制于人。所以中国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物质科学，特别要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注：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我们需要在技术和科学目标上都领先的大科学装置，而不是跟随美国的脚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s://ke.sogou.com/v224241.htm）大科学装置中的基础科学专用装置，比如我国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聚变堆、专用空间科学卫星、天文望远镜等，具有确定的科学目标，应用范围广泛，投入规模大，技术先进，可以产出重大成果，对学科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还有一些溢出效应如重大技术的积累、突破和推广应用，国际合作与技术引进，关键技术人才的培养，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的提高等，因此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这在高能物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单就高能物理领域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总体上处于“并跑”和“跟跑”的水平，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点从研究人数对比上也能看出来，我们的研究人员人数与美国相比大概只是其十分之一，跟欧洲比大概是其五分之一，跟日本比可能是其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美国的大科学装置总体来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高峰在2000年左右，这50多年的投入、建设、运行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收益，很多非常重要的技术成果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起步较晚，技术上也不是国际领先，基本上是采用国际已有的成熟技术。可以想象，一个科学上、技术上不是最领先的装置，自然在技术的辐射能力方面会有相当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建设中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11/420228.shtm）所以，如果要想有所谓国际领先的、重大的技术突破，能够辐射到社会、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科学装置本身必须是先进的、别人没有的，否则早就被别人辐射完了。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高能物理的装置走在欧美前面，这也是我们提出建立“超级对撞机”的原因。如果最终建成，其规模将数倍于目前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建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科学目标和技术创新性自然可以实现。（图源片来：中青在线）2012年希格斯粒子的发现，是国际高能物理发展的转折点，使我们有可能规划这样一个加速器。这是科学上的时机，技术上的时机，也是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的时机。二十年前，这样大规模的装置想都不敢想，更不可能有钱来做。高能物理这个系统比较庞大，要想做到国际领先首先要有高远的科学目标，这样的目标很多国家都有，但是都会面临重重困难。所以接下来比拼的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这里面至少会涉及二三十个技术门类，最后哪怕有一个螺丝钉没拧好，整个系统就可能出问题。加速器转起来还要放探测器，就像显微镜的镜头一样，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从而进行数据分析，所以又有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网络等领域参与进来，更不用说背后还有财务、计划、管理、采购等一整套的后勤保障系统。要把整个团队凝合起来，奔向同一个目标，这是包含成百上千人的“团队作战”，这种规模的科学研究体现的就是国力。建这样一个大型设备，能培养出机械、电子、真空、微波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人才，这里面会有大批科学家、工程师解决大量的技术需求，这些需求很多都是从未出现的，如果能解决，这些人才就是“从无到有”的创新人才。所有的技术发明和科学成果，最先发现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如果只是享受别人的成果，那你就是一个“土豪”，既不能得到大家尊重，也不会很好地掌握知识，也很容易就被别人逐出圈外，夺走财富。而掌握了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知识，自然就会有最前沿的技术，从而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大国。

12月3日下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发布暨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仇筠茜，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马剑银，中国农业大学人发学院副教授董强，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冯利博士，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长吕全斌，北京市银杏基金会理事长林红，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张立，前今日头条公益高级经理黄英男，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等出席座谈会并做演讲。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鹏主持座谈会。《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康晓光教授、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冯利博士共同撰写。本书是《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系列的第十本，康晓光教授对报告做了精彩解读。《观察报告》在建立慈善研究框架、打通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透视中国慈善的系统结构，及梳理公益慈善的时代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独到且原创的观察和思考。本书建立了民族国家慈善的基本描述-解释框架，从历史，文化，技术、经济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法律与政策、政府态度与行为，国际环境等角度解释中国慈善，并从慈善文化、活动领域、受益对象、行动主体、实施方式、资源及其动员、系统结构、空间格局等维度梳理了中国慈善发展的时代特征，回顾了十年来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展变化，为政策制定者和关心、参与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者、实务者、捐方和社会公众，提供一幅概要性全景图和未来发展趋势判断。仇筠茜、马剑银、董强等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微公益参与的四种模式及其媒介逻辑"、"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制与政策变迁的双重变奏（2008-2020）"、"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过去十年的变化与未来"等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吕全斌、林红、霍伟亚、李涛、张立、黄英男、陈红涛等业界实践者分享了"基金会论坛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公益人才支持的十年思考、"对鸿芷咖啡馆的思考"、"协作者"过去十年的变化与未来"、"阿拉善SEE环保公益梦想之路：过去十年与未来""、"公益媒体过去十年的变化与未来" 、"美丽乡村公益路径的过去十年与未来"等典型机构和重要领域。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总结到，十年之间公益行业（第三部门）经历了各种变化的洗礼。《观察报告》客观地描述和记录了整个第三部门的十年变迁，对典型案例进行了剖析，对重大事件给予了记录和评价。感谢晓光、冯利及《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撰写团队等的努力，才让十年观察成为可能。他还提到，近期，中央《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远景目标中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央文件中一系列政策的颁布，明确了第三次分配和慈善事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对于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载体即第三部门（社会组织）提供了更大舞台，提出更高要求，让我们对行业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期待和憧憬。最后，刘文奎与康晓光分别向基金会中心网、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和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三家机构各赠予了两套《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全集，期待丛书为时代发展，社会进步，行业共建做出更多贡献。自2011年至今，《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系列与中国第三部门论坛已走过10年的不平凡历程。10年来，《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系列与中国第三部门论坛在公益领域扮演着极具影响力的角色，通过评析第三部门的现状趋势，见证行业发展的未来曙光，为研究、观察、解读、理解第三部门搭建了一个平台，促进了全社会对第三部门的认识，加深了第三部门的内部经验交流和优势互鉴，推动了第三部门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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