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研究

1月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消息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家对其给予厚望，充满期待，也满怀好奇。 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其背景是什么，功能有哪些，怎么运作，使命是什么，如何创新？ 中国历史研究院远景图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半月谈记者来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院位于北京奥体中心，整个建筑形态宏硕壮美，端方大仪。 在这里，我们专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教授。 02:40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消息发布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大家想知道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有什么背景，意味着什么？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我想有几个必然。 第一，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的必然。经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俗话讲“盛世修史”，繁荣昌盛的新时代赋予了中国历史研究新的使命。 第二，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必然。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累积了雄厚的物资财富，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呼唤着精神文化的丰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研究尤其为人关注。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了历史新起点，更需要了解国家的过去，要知道中华民族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由何而来、到何而去？中华民族在百年大变局面临怎样的新机遇？大国崛起的历史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的历史研究来回答，需要从更加整体化的历史研究中加以归纳和总结。 习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进一步繁荣发展，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需要把历史研究作为理论起点，深刻揭示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规律，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民族复兴的根基。 第三，这是我们党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习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中国历史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之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的实践源头在哪里？它的理论基础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寻到真谛。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而历史是文化自信最深沉、最深厚的环节。 最终一句话，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半月谈记者：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后，您的反应是什么？李国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深受鼓舞，倍感兴奋。 中国五千年历史是辉煌的、是绚丽多彩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非常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我们且不说历史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史学家，仅新中国成立后，就有诸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等众多著名史学大家。一代代史学工作者坚守“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信条，持之以恒、默默耕耘、甘于奉献，为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中国历史研究几经波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前些年历史研究遭受冷落、跌入低谷。在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历史研究学科或者历史专业甚至都不复存在了。有的与旅游结合起来，有些归并到其他专业。历史研究后备人才培养不景气、历史研究成果产出大面积萎缩，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史学研究下滑的同时，在史学理论领域出现了各种声音，甚至有一些奇谈怪论、噪音杂音。随意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文艺创作本身无可厚非，但随意性的、胡乱编造的戏说作品大量充斥在小说、电视、电影中，带给民众的是什么历史知识呢？是不真实的，不科学的，甚至是歪曲的。似乎中国古代宫廷，除了妃子宫女们之间相互勾心斗角之外就没有别的了。这给社会与民众，甚至给国外传递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显然是不严肃的，是扭曲的。 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辉煌，也经历过屈辱的磨难。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这些历史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述和体现，没有让民众去正确地认知。戏说历史的泛滥，不仅冲击着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知，而且对人们的价值理念也产生负面作用。这样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研究的失位。 半月谈记者：老百姓对历史一直有很高的兴趣。不少关于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或者图书都非常“热”。历史研究如何做到专业史学和大众史学的有机结合，让历史从高级殿堂走向普通百姓？李国强：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职责和任务之一。历史研究一定要走向大众，走出象牙塔。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将开展这样一些工作： 第一成立博物馆。我们将利用这样一个良好的场地建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将展示中国古代文明，把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向公众开放展示。除了考古研究所有大量考古文物之外，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都收藏着一些各类名人手稿、珍贵古籍。这些可移动文物都是历史研究院的珍宝，当然更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把它们开放展示出来，让更多的民众来感受和分享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 第二举办公益性讲座。我们将有计划地邀请研究院著名专家学者办公益性讲座，让民众与史学大师面对面交流对话。 第三，出版普及型历史读物。让历史学者用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出版历史读物，以此占据主流文化阵地，科学地准确地传播历史知识。 第四，推出文创产品。伴随着博物馆的建设，我们要加强文创产品的推出。我们的博物馆有独特的历史珍宝，望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方式，让它们走向社会，让更多的民众，特别是青少年通过文创产品接受我们的历史知识，记住我们的历史传统，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有哪些，如何履行好这些职责？李国强：按照“消除重复、填补空白、理顺关系、体现传承、面向未来”的原则，首先是集中优质资源力量，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 同时，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除了《历史研究》之外，领导机关又特批我们再创办一个刊物，现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同时，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历史研究院在整合中国社科院精锐力量，整合各类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加快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推出一批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努力造就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这是一方面的职责。 另一重要职责是要做好全国历史学研究的规划和重大项目的安排，致力于引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发展，开创中国历史研究新局面，这是中央赋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个重要使命。为此，我们将联合一些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优势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与他们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建立一些非实体中心，拟定一些资助计划，资助包括我们历史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和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的一些专项课题资助。除此之外，我们还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鼓励建立高端学术研究工作室。 应该说设想非常多，那么这些设想就是要履行好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和职能。 半月谈记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还存在哪些问题？李国强：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以及大量的理论命题。 从当代来看，历史研究仍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无论是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顺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出现许多新的学科分支。比如海洋史的研究，在过去历史研究是研究不多的，但现在成为热门的学术领域。再比说全球史、环境史、反腐倡廉史等研究都是新的开拓。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学也在进步，它的结构体系也在发生变化。 此外，史学研究跨学科的特征也日益明显，不仅是历史学和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相互交叉，甚至与理工科等也彼此结合。比如考古研究所就有考古实验室，它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开展考古研究。再比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我们的研究就要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这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应用，是前所未有的。我想技术革命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手段上的变化，也会带来思想上的变化，理念上的变化。 当今历史学的研究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时代的进步促使历史学工作者视野更加宽广、思考更加多元，一定会产生比以往更加优秀的成果。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碎片化问题、片面化问题，研究领域分得太细小，忽视了整体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碎片化研究的危害在于对历史的割裂，很难全面的科学的还原历史，很难从历史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真谛。同时，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源头之一。我们看到，现在网上甚至在学术界争论中，出现了一些背离客观历史、歪曲历史的观点，这些问题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不无关系。 半月谈记者：在新媒体时代，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自媒体影响很大。不少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往往是借助于互联网扩大传播。新媒体时代，中国历史研究院如何用好互联网？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网站正在建设中，这个网站要实现功能的多元化，要素的多元化，既要服务于历史研究院的工作，也要服务于全国历史学研究。同时要面向大众，要有公益性的传播功能。我们将加强新媒体多种手段的运用，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把历史知识向大众传播，把形式和内容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博物馆将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做引导员、讲解员，4D影院以全景式、立体化的方式展示历史等等。我们希望以最大的努力，牢牢占领中国历史研究的主阵地主战场。 半月谈记者：有网友说，顶级机构的成立还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一流的优势资源未必一定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产生一流的史学大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李国强：这恰恰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正如总书记在贺信里殷切希望我们“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办公的环境非常好，面积很大，建筑也非常有气势。但有大楼不等于有大师。怎么样培育出一批大师级人物，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努力。我们不仅要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学术规律，提升制度创新。以改革的勇气，以更大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道路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过去，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小，每年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是成果质量究竟如何？为什么近些年很少出现大众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我们要不负这个时代，需要学者们更加潜心研究，需要我们的管理者增强使命担当。我们要在遵循科研规律的基础上，加强体制机制改革，以更方便更灵活的方式推动科研。我们将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更好的科研条件，特别是更好的制度安排，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热情，同时也希望能吸引全国各地青年才俊到研究院来合作研究。 我们要对史学领域的冷门绝学加强扶持力度。比如说简帛、甲骨文的研究，非常重要，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研究日益薄弱，研究成果越来越少。在急功近利、浮躁的学术氛围下，开展这样的研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需要给予政策性支持和扶持，历史研究院有责任把这样的工作担负起来。对那些具有传承中华文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价值的冷门绝学，我们将制定计划、设立专门的项目、加大资金资助力度。 历史研究院也将加大对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翻译的支持，要资助翻译出版。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其他一些单位，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但历史研究院责无旁贷。 总之，通过制度的变革，通过手段的创新，尽量减轻史学工作者的负担，让他们更加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投入到他们所钟爱的历史研究当中去。 半月谈记者：这些举措听上去令人很振奋。李国强：高翔院长提出，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咖啡、茶水，让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工作得更精彩，生活得更漂亮。当然不是因为有茶水和咖啡就显得“高大上”，而是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一位同志都能充分感觉到自豪和被尊重。 半月谈记者：史学工作者的收入会不会更好一点？ 李国强：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发展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过去，我们很多著名的学者、研究非常精深的专家，他们是精神上的富翁，但是生活中的“乞丐”。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的确，他们的收入与研究成果完全不匹配。 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在未来发展中，会得到更多改善，我们的专家学者一定能够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半月谈记者：我们国家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研究院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国强：习总书记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站在当今时代，研究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只有把握好历史规律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历史研究要书写好研究好中国历史，给我们当今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夯实根基、筑牢基础，通过我们优秀的历史研究成果，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为实现我们国家和民族美好的未来愿景，做出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半月谈记者：孙爱东视频剪辑：张初文字编辑：郑雪婧

中新网北京9月25日电 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以院属各单位为依托，联合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批成员单位，在北京共同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9月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在北京开幕。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为展览揭幕。中宣部理论局、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中国历史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参加开幕式并参观展览。本次展览位于中国历史研究院西阙一层的临展厅。展览设置了考古研究展区、古代史研究展区、近代史研究展区、世界史研究展区、边疆史研究展区、理论研究展区、32家联席单位展览和特设展览区域——殿堂成就，共8个展区。各展区分别展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建所以来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学术活动、领域内专家和32家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批成员单位的主要学术成果，以及50位史学界学术大师的主要学术成就。9月2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史学成就展”在北京开幕。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例如，考古研究区域主要展示了70年来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所对于各朝代的研究取得的丰硕收获、古文字学实现的一系列新突破、发展迅猛的科技考古取得的显著成果、我国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技术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公共考古向民众介绍的精准的考古知识。在古代史研究展览区域，展出了众多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具有学科奠基意义和重大学术影响的专著、工具书、古籍整理、学术论文以及相关科普成果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开展的一系列重大学术活动，以及诸多有利于整体提升中国古代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建设平台。近代史研究展览区域则主要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史研究出版的多种专著、在国内外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等定期和不定期出版的刊物 ，重点展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色板块——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成果。世界史研究展区主要展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覆盖世界各国的研究领域，和《世界历史》(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等代表了各个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乃至全国世界史研究者之力完成的多部著作，展览还突出展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多个特色。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7日，并面向公众开放。(完)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梁生文）：3月26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联合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评选和发布，是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以中国史、澳门史为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设置和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本年度的十大热点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发布会上，庞川副校长对热点评选工作表示肯定，并对参与热点调研和点评的专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历史文化教育和研究。今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事件。特区政府历来重视中国及本土历史文化教育，专门在澳门基金会成立“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弘扬和传播中华历史文化，推动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被列为澳门在粵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之一；2018年，新编历史教材进入中学课堂，增加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本土历史文化内容。澳科大建校19年来，在人文社科包括历史研究领域发展迅速，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将于今年秋季招生；研究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杰出历史人物、近代香山与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专门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揭开了澳科大近代史相关研究的新篇章。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期，澳门人文社科学者应在中华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史、澳门史的研究、教育和传播，尤其是将中华优秀文化与“爱国爱澳”教育相結合，加强“人文湾区”建设，为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林广志所长表示，历史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澳科大新的新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科大积极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立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及中国澳门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承，促进人文与科技知识的融会贯通及“全人教育”的发展。在澳门基金会支持下，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等重大项目的研究。系统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史、澳门经济社会史、旅游及博彩史、海洋史、唐廷枢与近代中国等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唐廷枢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将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已进入了新时代，历史赋予人们新的机遇、新的使命，中国历史学研究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次对学科热点的评选与发布，对研究者掌握学科发展趋势、提升学科的社会关注度，促进学科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今后应不断提高学术热点评选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研究中国古代用间史，应该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应该以这种方法为指南，详细地占有史料，实事求是地从中找出用间的一般规律。那末，具体说来，在研究中国古代用间史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指导呢?坚持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相结合，研究中国古代用简史。恩格斯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一切迁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研究历史一刻也不能脱离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研究，这是前提。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用简史，就一刻也不能脱离中国社会发展史，必须通过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去探素中国古代用简史依次发展的阶段，并探人研究它的客观规律性。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从几千牟的文明史中，从阶级的兴亡史中，我们可以找出用间活动和用间思想盛衰消长的轨迹。中国古代用间活动、用间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舰棒性，都是由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以及阶级斗争发展所决定伪石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用简史，必须首先研究中国社会费浪史，中国阶级兴亡史，力求不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舰律和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分清用间活动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才能辨别用间思想的进步性和反动性。坚持从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大量事实出发研究中国古代用简史。研究用间史一定要从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大量事实出发，它是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基础。我们应该广泛地熟悉和研究历史上大最的用间资料和前人的有关著作，从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出其内在联系，发现带普迫性的规律。这些普迫性的规律，是隐藏在许多具体的用间现象和特殊规律之中的。只有运用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才能发现它们，认识它们。对于用间活动和用间思想的研究，对于它们的发展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要看到它们都受到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状况、战争形式、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各因素所起的具体作用是不同的。在这同时，我们还必须对古人的用间和用间思想作出科学的评价，给予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和研究中国古代用简史，不能以现在的标淮去要求古人，而应该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去评价前人的用间活动和思想。列宁说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农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山所以，我们在评价前人的时候，主要是看他凭借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遗产，作出了什么新的贡献，有什么新的突破‘指出它在当时的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从而总结用间经脸教训以及用间思想中的精华。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所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更好认识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遵循。2020年，学习阐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允称热点，历史虚无主义基本得到遏制，倡导社会形态研究、自觉构建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的成果引人注目，考古与传世文献的结合研究进一步强化，文明和国家起源、政治制度史、古代国家治理、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史料库建设、全球史研究等构成重点。详细内容，容当另行专题介绍。中国古代史研究___________先秦史。我国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孕育、奠基于先秦时期。2020年，史学界深化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东周历史发展道路、国家产生方式、文明特质等问题的认识。（一）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持续增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为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提供了可靠证据。李新伟提出，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刘庆柱认为，“中”“中和”理念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陈胜前指出，早在史前时期，吃苦耐劳、包容、和平、整体性思维、合群等就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戴向明认为，距今四五千年前后在东亚大陆相继诞生的早期雏形国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小型城邦国家，在国家起源阶段就显示出了东方特色。孙波认为，我国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已出现政治权力意义上的分化，并且可能已经出现相当集中的政治权力。李禹阶提出，在包括中原与周边地区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宗教因素逐渐趋于淡化。西周时期，巫师职能逐渐融入国家祭祀系统与朝廷礼乐制度。何驽认为，良渚文化由于过度依赖神权、“极端民主化”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最终被生态危机带来的灾害压垮。“五帝”传说真实吗？沈长云提出，五帝时代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应属于酋邦阶段；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多点同时起源、多元并行发展，到夏商周三代转变为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考古学材料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肯定五帝与五帝时代的真实性。早期文明的交流形式和影响怎样？韩建业提出，公元前2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这当是部族之间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新石器时代，战争和文明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袁靖等人发现，良渚文化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竞争，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压力和动力。戴向明提出，从公元前4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各核心文化区相继开启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进程，直至出现早期国家。此后，中华文明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贯通古今的文明体系之一。徐义华认为，中国古人通过祖先神的宗教化和国家化，实现了宗族与国家的整合。先秦时期的政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血缘色彩。二里头文化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关于它的内涵，许宏提出，礼制遗存是观察二里头都邑的礼制变革、人群结构和社会状况的重要视角。王青等人认为，夏人从史前继承了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兽面形象应是商周“饕餮纹”的直接源头。以上讨论，为认识传世文献所载三代礼乐的损益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石峁遗址以其宏大规模和独特面貌，引起学界强烈关注。2020年12月，美国考古学会评选过去10年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石峁遗址榜上有名。沈长云曾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居邑。2020年有多位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孟庆旭认为 “石峁族属”可能与帝舜有关，陈民镇认为石峁文化的族属尚难论定，孙周勇认为石峁文化年代跨越龙山时代后期和夏代早期，是一个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典型代表，与其他文化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二）西周史重构和再认识走向深化。以清华简为依据重新认识西周，成为一个亮点。比如关于《摄命》篇中周王的身份，即有穆王和孝王两种意见。2020年11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出版，收入竹简《四告》《四时》《司岁》《行称》和《病方》五种八篇，均为前所未见。金文材料对于西周史研究同样居功至伟。晁福林提出，史墙盘铭文中的文王形象主题是膺受天命和周人先祖，而武王形象的主题则是威武刚强。西周时期盛行的天命观念进入东周后是否完全衰落？罗新慧提出，传统天命论所推崇的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政治意识在春秋时期继续传播。根据山西翼城出土的三件霸伯铜簋，冯时认为霸国伯主不仅有为西周王室治盐之责，而且兼有御戎守护盐池安全的使命。关于周代对东土的经营，陈絜从金文所载繁与繁阳的分析入手，指出汶水流域是中原王朝东拓的交通要地。关于分封制度以及曾国、吴国、越国的历史，徐少华提出，曾侯与钟铭文是从西周晚期以降尤其是春秋时期的形势出发，来描述当时曾侯受封立国的情景，美化、颂扬其先祖之功德。徐良高提出，东南地区在西周时期存在一支独具特色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且与东周时期的吴、越文化关系密切。（三）以基本概念反思为核心的理论探讨得到关注。围绕苏秉琦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讨论颇为热烈。李新伟提出，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所谓“大一统”式认知“怪圈”与史实不符；苏秉琦提出的文明起源三种形式说，需要细化和补充。易建平提出，苏秉琦对于“古文化”“古城”和“古国”等核心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应推出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际并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相对于国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显然更加密切。陈星灿、陈淳等人认为，过去100年特别是7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先秦史、实证中国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等多个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学者应让我国的文明探源成果跻身国际水平。___________中古史。秦汉至隋唐（前221—907）历时1100余年，统一时间长达770多年。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封建时代的朝廷、郡县、土地、税赋、科举、监察、军事等制度得以建立和巩固，中华文明由礼乐文明转向礼法文明。（一）制度史与国家治理研究取得新成果。中古制度史研究不断突破静态制度史的模式，对古代土地制度的认识愈加细腻与深入。臧知非、周国林、耿元骊、孙正军、杜文玉等人深入探讨战国至隋唐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问题，或从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土地制度的性质与内容，经济制度的重心、功能和局限等方面总结秦汉经济制度运用于统一国家治理的经验和不足；或着眼于汉武帝对秩级序列的精心设计以及在官制、礼制改革中所体现的齐整有序倾向，揭示汉武帝所欲垂范后世的“汉家制度”；或通过对唐五代十国宋的职官选拔任用、考课监察、审计勾检诸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发掘出主要制度的时代特点和实践得失。严耀中、朱旭亮、李军等人关于孝文帝太和年间改革、唐太宗贞观年间“封禅”的研究，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二）运用新材料拓展新维度。近年来，中古时期考古遗存发掘、简牍、碑刻、墓志等整理和释读成果不断被刊布，拓展了考察的维度。沈刚利用东汉碑刻，提出东汉家族祖先书写，远祖书写为虚，近祖书写未必真，服属内祖先据实书写，大族兴起与儒学昌盛是东汉碑刻中祖先书写的社会基础。荣新江考察了北朝至唐入华胡人采用土葬和使用墓志的方式，提出胡人采用中国传统方式书写墓志，大体上最初是由汉人代为书写，之后有些胡人首领墓志采用胡汉双语书写。杨振红提出，“从人”多属从事反秦活动的六国贵族阶层，但也有无爵的士伍、庶人。此项研究为研究秦汉皇朝更迭提供了新的方式和实例。（三）社会性质研究愈加细化。李治安提出，近年来“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赋役临民理政、南北整合等探索，兼取“五朵金花”和“多样性实证”之长，不失为“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黎虎从权力与人口的掌控剖析入手，认为中国古代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徐义华则将中国古代分为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薛海波提出，军镇体制僵化及镇将的贪腐引发六镇暴动，成为北魏走向分裂的转折；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统治集团发扬孝文帝改革精神，开创了府兵制等关键性制度，孕育了关陇集团，推进了中古民族融合和统一的历史进程。（四）新路径探索取得一定成绩。魏斌、孙正军、仇鹿鸣、永田拓治、胡鸿、吴承翰等人以“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为题展开讨论，以开示新问题、新领域。侯旭东提出，汉语常用词研究的推进，循字见人，由词观史，有望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条可能进路。孙英刚考察佛教传入的影响，认为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再造对当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张国刚总结唐宋编纂重要史著的宗旨和特点，阐发了经世史学对于治国理政的意义。陈怀宇提出，中国的中古社会具有多语言、多族群和多宗教特征，可与拜占庭、阿拉伯以及其他中世纪社会进行比较研究。　（五）丝绸之路与文明交融研究新拓展。中古时期，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得到拓展。尚永琪提出，西汉对国马资源谱系的完善构建，提高了疆域管理的移动性能力，奠定了“汉”国号的核心文化凝聚力。陈烨轩、胡晓丹以“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为题，分别从墓志、沉船发现的宫廷瓷器、吐鲁番文书古波斯语写本中的东方文化因素，探讨了丝绸之路开拓的地理图景及东西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与交融，其中许多信息是传世文献中未见的。_______________宋元明清史。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段，宋元明清各朝均有研究进展，成果丰硕。（一）制度史研究颇受重视。曹家齐从南宋尚书省“批状”的行用入手，讨论了“三省”的机构设置和权力划分，揭示出南宋中央行政体制中“三省合一”的实质。苗润博则指出《辽史·营卫志·行营》是二手拼凑材料，不能反映有辽一代捺钵制度之实态。李小波考察明朝末年文官会推制度的变迁，提出制度因素是科道官坐大并干扰正常行政运行的重要原因。刘凤云提出，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但无法解决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多位学者通过考察制度的变化，探讨其背后政治的变化。韩冠群考察了军政文书通进运行，提出南宋孝宗统治的前20年是君主独断，而后期的7年，中枢政治又回归君臣共治的格局。李治安探讨了元到明的临民理政制度，认为元代以兼容并蓄为特色，明代“配户当差”，不分南北，划一推行，提出主干划一与兼容多样相结合是临民理政的理想模式。刘祥学考察了明代的监察御史选用制度，认为监察御史参与政争是明代政治日趋腐朽、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二）国家治理研究稳步推进。基层和边疆治理的理念、模式得到普遍关注。边疆治理的宏观思考得到重视。李大龙提出，应采用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视角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贾益提出，在“大一统”观念和格局下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治理方式的借鉴吸收，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巩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王晓鹏提出，清代实行的“内—疆—外”治理模式曾长期维持了中华“天下体系”内的统一和稳定，基本底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多篇论文关注府州县等官员的施政和治理情况，试图从职能层面更好地解释传统基层治理的模式。龚延明、柏桦或者讨论宋代文官最底层的幕职州县官的职能变化，或者讨论明清地方官员的施政重点，认为官僚政治会导致忽略社会治理的根本。高寿仙提出，“皇权不下县”的本质在于“权不下县”，“官不下县”只是前提。（三）货币史和财政史成为热点。对于明清以来中国货币的认识不断加深，白银如何演化和发挥作用受到关注。在题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白银演化”的笔谈中，万明、陈锋、彭凯翔、燕红忠、岸本美绪、黑田明伸、邱永志、张国坤等对明代至近代的白银使用情况、货币制度变化等进行了讨论。王文成提出，从北宋交子到元朝宝钞，纸币的价值基准完成了从铁钱向银两的转换。董圣兰、范金民则从明清民间货物交易中“渐以洋钱定价”入手，研究明代白银贵金属源源输入中国市场的现象，认为其对中国的货币结构、金融体系乃至财政经济、社会生活均产生影响。（四）疾病史和医疗史研究热度不减。霍斌考察了古代饮食与疾病的产生，认为滥食野生动物背后是巫术思维。林海梅、闵祥鹏认为，中国传统饮食禁忌，不仅是先民养生保健的经验总结，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预防疫病的作用。韩毅通过对宋代瘟疫防治特点的研究，提出宋代认识到医药知识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关键。刘桂海从吏员顶充、职能践行等方面呈现出清代县医学的运作实况及地方医疗的复杂性。余新忠认为中国历代虽然在疫病应对上积累了丰富而值得重视的经验，但没有形成系统性认识。（五）江南研究产生新动向。唐宋至明清，江南处于重要位置，故关于江南的研究热度一直不减。一组关于“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专题研究，汇集了钱晟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潘伟峰、王卫平通过考察宜兴徐氏义庄，提出明代江南地区的宗族义庄具备了诸多新的时代特征。陈宝良以绍兴为中心，提出吴文化与越文化在保持江南文化趋同性的同时，也不乏差异性。熊月之揭示了明清江南文化中心由苏州在近代之后移到上海的过程和原因。陈平、冯贤亮、夏明方、邹振环等则反思和探讨了江南研究，或认为江南政治史的关怀仍应强调，或认为应以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生态史视野，将江南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网络或层层嵌套的“山海生态体系”之中，或提出明清江南史对全球史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是沟通、整合中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一个很好的实例。中国近代史、国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史学理论史、制度史、经济史等成果显著。抗日战争资料整理、专著出版引人瞩目。新中国史研究新人辈出，选题多样，论述细腻，与中共党史的关系愈加清晰。当代社会史、经济史、抗美援朝史研究成果尤其突出。助推“三大体系”建设。通过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助推“三大体系”建设，成为理论史研究的突出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有所强化。有刊物专门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议题组织了笔谈。宋月红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适当。有学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是原创性理论。薛玉琴、刘正伟提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与近代中国的话语转型具有历史关联。李育民提出，中外条约关系研究的首要之务是揭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求。条约关系研究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殖民话语，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聚焦国家治理。关晓红分析了鸦片战争后选官标准由观念至规制之变动。康文林考察了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李光伟、章成分别从西南、西北边疆赋税征缴、将军与巡抚对新疆事权的争夺等方面，考察了国家对边疆财政、事权等治理模式的探索。李玉提出，相较于北洋政府，国民党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太平天国研究突破政治与军事史的格局，深入到基层治理层面。刘晨提出，太平天国的后期基层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许存健分析了不同阶段朝廷政策的制定以及不同省份督抚的因应，进一步勾勒了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对中央指令的态度。抗战史、中共党史、经济史备受关注。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邹铖提出，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中共的共识。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虽没有掌握对日遗留问题处理的话语权，但仍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高士华提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意义重大，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臧运祜提出，近代日本确立的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了日本的侵华与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愈加细致。金冲及考证后提出，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应星、荣思恒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分析了1921—1945年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因素，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及边缘区作了辨识。李玓提出，中共在皖南事变后作出强硬反击，制止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经济史研究新意迭出，尤其是货币金融史、财政史研究受到关注。周建波、曾江认为，清末民初银行与票号展开竞争，最终完全替代票号，这本质上是金融创新的结果，是金融近代化转型的重要表现。仲伟民、邱永志提出，16—19世纪中日两国货币流通制度的演进路径发生两次重要分流。16世纪中下叶以降，中国是“主导权下移”；日本则是“主导权上移”。19世纪下半叶，中国货币主权遭遇严重侵蚀；日本则确立了国家货币主权。韩祥提出，甲午战争后，山西城乡主体小额通货出现制钱—私钱—铜元—铜元券的快速更替与加速贬值，钱荒危机与通货膨胀复杂交织，推动城乡原有小额硬通货大量流入政府金融部门，成为筹措饷需、维持财政的重要利源。史料建设卓有成效。在抗战研究领域，出版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分为20个专题，20卷。《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则有50册，是1913—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在中国各地的调查资料。《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中许多资料为首次公开发布。《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全面考察抗战迁徙史，引人瞩目。“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四辑上线，新增了100种报纸，其中包括红色报纸30余种。《清实录》和《清会典》全文检索数据库正式向社会开放。“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则搜集了上千万张原始档案，有7万多册图书，2000多种刊物，1000多份报纸。海外史料搜集力度不断加强。世界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研究加速发展。2020年，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全球史研究等，特别引人瞩目。总结前人成果。晏绍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世界史研究的状况，认为世界古代史研究不能缺少中国学者特有的视角，不可一味追求西方的所谓新理论和新方法。何平提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史家以人类史的宏大视野，对世界历史进行初步编排，建构了世界史基本体系。2016年后，世界史研究正在酝酿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构筑世界史理论体系。构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体系的理性自觉愈加提升。于沛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框架。其目的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识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科学阐释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获取历史的启迪和智慧，以更清醒地把握现实、开创未来。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历史观”（整体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为“整体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整体史观”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有里程碑的开拓意义。最近2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发生了重要改变。邓京力提出，西方史学理论的整体性变化，孕育着新的理论体系构建。有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不同面向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20世纪90年代，以全球史观为主旨的全球通史编纂进入繁盛时代。21世纪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杨华、陈祖根提出，国内全球史研究实践论著数量不多，质量有待提高。张旭鹏提出，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全球史的目标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刘文明提出，在跨文化互动中，当西方运用“他者叙事”时，应警惕其中的话语霸权。徐善伟提出，西方学者过分强调“跨文化互动”存有缺陷，突出问题是对各文明“内在传承”的轻视。孙琇提出，跨国史试图突破民族国家史的分析单位，但又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理论预设，因而没有提出一种能够替代民族国家史写作的全新的分析单位。跨学科研究受到重视。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总趋势是越来越追求所谓“科学化”。王立新对此进行了剖析，提出相关研究的局限在于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忽视了人文性。刘德斌提出，史学界对部落和族群问题的探讨、对帝国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阐释、对东方和西方流变及相互关系的说明，以及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再认识，可以为国际关系学构建更为开放、包容和全球意义上的知识体系，提供更为宽广的知识背景。李剑鸣提出，政治文化史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学术革新运动的产物，但倘若仅引入“政治文化”概念，而缺乏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庞大而丰厚的学术资源的支撑，没有同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全球史（跨国史）乃至情感史齐头并进，美国的政治文化史很可能只是把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变换一个名目而已。大力开拓新领域。20世纪下半叶，在心态史、心理史等推动下，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因素受到史家重视。80年代，情感史异军突起。赵涵对情感史的起源、发展和理论建构进行了回顾与评述，认为情感史使情感、情绪、心境和感觉等成为观察和探究对象，其优势是性别、身体、环境和空间等史学分支无法比拟的。陆启宏提出，情感史为近代早期巫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有助于解释近代早期猎巫的根源和特性。在海洋史、概念史及欧美之外的亚非拉史研究方面，均成果显著。不过，关注大国而忽视众多中小国家的现象仍然存在。（执笔：史学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相关阅读：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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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成龙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林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7月24日在北京发布了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在内的各类学术成果，在世界格局变化的大环境和战后发展的长时段中考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年度重大成果发布会（2019—2020）”当天现场发布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题成果：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和《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 摄影：林维《中国抗日战争史》是一部大型的抗日战争通史性著作，分为局部抗战、战时军事、战时外交等8个专题，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进展。据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介绍，该书突破了以往在研究过程中，将抗日战争历史作为单纯的战争历史来研究的局限，而将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来把握，并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格局变化的大环境和战后发展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王建朗说，“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相关联的，是整个世界抵抗日本侵略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中国）大概是前哨，如果日本把中国征服了，那么日本就可能进一步扩大侵占，所以英美事实上也是在中国的不断推动之下，慢慢地从最初的中立走向援华制日。”王建朗强调，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影响和巨大意义。在抗战后期，中国积极参与新国际秩序的建立。王建朗说，“到抗战后期，实际上中国的外交，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包括开罗会议等等，都是在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们的抗战受国际局势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参与了塑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中国抗日战争史》和《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摄影：林维当天发布的《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包括中文、日文各类史料二百一十余册，内容丰富，涉及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贸易调查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颖女士透露，丛刊所收资料原始文件封面上多有“秘”或“极秘”字样，较为稀见，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王颖说，“《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是研究日本侵华史的重要史料，为深入研究和考察日本对华侵略政策提供了重要线索，深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在近代中日关系史和中国东北地方史研究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一至三辑）》 摄影：林维

平时没事喜欢看看书，偏好文化、历史、哲学之类的。近来连续攻读了梁任公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知上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梁任公在中国史学界的过去中介绍了大量的伪书伪事，今人奉之为经典，传教于后人。使我重新开始考量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要读历史？梁任公的观点是“通过学习历史事件，总结其因果关系，以供现代人资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才算是知道了自己”。对于普通读者，能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并且用于今日生活的指导是不太容易的。或许今天的我们读历史知识因为对某一方面感兴趣而已，喜欢跟朋友书友讨论这方面的话题，然而这对生活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对于从政人员，或许他们可以敏锐的观察到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可以解决历史上某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及结果，用于现在的工作。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从祖先那里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客观真实的传递给后代。历史应该怎么读？对于不同的人，读历史的意义是不同的。我只能谈谈，接下来我将如何读历史。我曾经与广大网友一样，去思考并参与了话题讨论。“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答案五花八门，各有说辞。我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我们学习了太多正确却没用的知识”，对于“好”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受儒学思想启蒙的我，在读书中发现了儒学有些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最近才知道了，同为儒学，有儒家和儒教之分。除了书本上，许多俗语，谚语也是自相矛盾。那么对错究竟该如何评判呢？如果说以前读历史对我来说仅仅是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我将赋予它新的意义。读通史来完善历史知识，读专史来考究文化思想。钱穆先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通史分为三中读法，一种是自古到今顺序推演，一种是从今至古的逆向追溯，另一种是以名人铁事读取然后研究其前因后果。梁任公按照读历史的深浅，分为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与我而言，这两种方法均可使用，研究人文哲思，离不开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史），离不开研究这种思想的后世影响（学术史）。所以既要按照时间顺序鸟瞰历史的大概，又要根据名人铁事解剖其根底。历史应该怎么写？梁任公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钱穆先生认为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旧时历史作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远古历史仅只在于记录大事件，或刻于甲骨，或铸于青铜器；上古历史的新意义在于可修己治人，圣贤开始用历史人物之功过品德教育后人；即使是近古读书人仍是少数，历史是帝王之家和治世之臣的资鉴，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今日之新中国是人们当家作主的，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应在人们群众中发挥作用，服务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中来。在治史方面，两位先生均提到了史家四长：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作为文史哲的爱好者，应该此四长为治学之修养。大概可以理解为，通过正确的学习方法，得以知历史真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学问，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并且可以系统的表达出来。在专史方面，我觉得应总结钱穆先生的专史学习方法和梁任公的专史写作方法。专史的分类有很多种，主要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文物史，人物史，地理史以及各们学科皆有历史可溯。人生不过百年，纵然遍揽史书，也不能门门精修，何况治史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累计。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择三两专史详尽解剖，其他专史权当通史鸟瞰。至于写历史，我并非史家，也无此能耐，只是写写读书感悟，做做学习笔记罢了。本着对文史哲浓厚的兴趣及文化中诸多真伪难辨之事，哲学方面将以先秦诸子作为研究对象，跨越两千多年的曲解误传，直接向根源处继承祖先的智慧。这种学习需要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面貌，民生情况去理解，先哲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认知，以及那些论述的前因后果。文化方面将着重于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像什么就是什么，文字凝结了前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是研究古人思想的重要渠道之一。历史方面将着重于先哲的人生轨迹，社会状况，思想流派及后世影响；文字的产生与字体变迁以及文字含义的变化。同时在学习当中，注意常识纠偏，伪书伪事的分辨。从先秦到近代，典故误传经书伪作，以至于今人难辨器真伪，误以伪学传教。我辈求知当尤为谨慎，治学以严谨，不可将难考之事定为成论，不可以今日之见解附会于圣贤之经典，不可夸大或抹杀历史功绩。

对于历史爱好者，我们总会想知道更多关于历史的真实性，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让后辈人好好向他们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的品质，从观历史，研究历史的，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首先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

核心阅读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对象，并对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这对今天研究中共党史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延安时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时期，毛泽东亲自主持收集整理党的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先后编辑出版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等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文献。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结合全党学习《六大以来》的具体情况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指出要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把“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才能“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那么，如何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呢？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党的历史置于近现代中国发展的历史乃至中华民族5000年发展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将党的历史置于国际国内两个环境中加以分析，对党的整个历史进行系统地、客观地、全面地研究。研究中共党史要走进历史首先，研究中共党史要走进历史，将问题还原到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毛泽东提出，研究中共党史要注意“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学会把微小的历史细节放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系统性、全局性的把握。历史是具体的阶段性的演进，搞清楚历史分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必要前提。毛泽东提出历史分期的研究方法，把党的历史分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通过分析党的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和政治路线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和相互联系，动态描绘党的历史发展进程，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不仅厘清了党的历史上的是非功过，而且搞清楚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构建起中共党史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要走进历史，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结合其所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更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毛泽东对辛亥革命客观公允的评价就体现了这一点，他认为辛亥革命“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而是“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可见，只有走进历史研究中共党史，才能正确了解和把握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更好地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研究中共党史要有贯通视角研究中共党史还要有贯通视角，贯通历史与现实，在宏阔的历史纵深与历史比较中分析、说明问题，既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的本然，又要实事求是地追溯历史的所以然，不局限于对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的历史的研究，而要以人类社会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为基础不断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主张以党的历史演进的客观过程为根本依据追溯历史的本源、把握历史的全貌，提出研究中共党史要有贯通视角。他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只有以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才能把握历史的全貌，才能实事求是地讲清楚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而以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最为关键的就是在人类社会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正是立足于中国近现代史，以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著作都是他立足于中国近现代史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代表作。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关于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的剖析以及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特点的阐述，为他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就要放宽视野，把党的历史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历史中加以考察，在历史比较中理解中共党史、解读中共党史，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研究中共党史要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共党史既要考察外部环境和国际形势，体现国际视野，又要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立场，体现中国情怀。研究中共党史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有利于科学全面地认识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更加客观、全面地分析党情。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要具有国际视野。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是中共党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并自觉地以宽阔的国际视野研究中共党史。他在研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特别注意联系当时的国际形势、外部环境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更加科学、全面的认识和结论。此外，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共党史要把“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而且也深刻改变和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和秩序。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论断本身就要求中共党史研究要具有国际视野。另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要具有中国情怀。如何体现中国情怀呢？毛泽东主张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明确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必须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就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切以外国为中心”的风气以及不顾中国实际生搬硬套外国模式的做法，进而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解决中国问题。《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奠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为中共党史研究迈上新起点、开辟新境界、取得新成果提供了重要指南。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