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4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2020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一方面延续和发展已有研究范式，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丰富，现有研究格局不断拓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呈现守正创新、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开拓新的研究视野“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是近些年来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在2020年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方法论探讨及相关实践，产生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成果。在研究方法层面，《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推出一组笔谈文章，这是该刊继2015年第6期后关于这一主题的重续。如编者按所言，与第一组笔谈立足于提出问题、谨慎地探讨“社会史视野”的“适用性”及其包含的内容不同，这组笔谈的问题意识更加明确，主体、实践、总体性、情感（结构）、文学性、文本、语境等相关概念，在“社会史视野”的统摄下受到讨论者不同程度的强调。具体来看，倪伟重申并捍卫历史叙述背后作为“事实”存在的历史“真实”，他主张破除文学研究中纯粹审美的文学观，关注文学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接合方式。吴晓东有感于研究中存在的文学“日渐沦为史学的婢女的迹象”，强调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之维”和“形式之维”，认为“社会史视野”不是外在于文学的，而是要更好地释放“文学性”的活力。倪文尖认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研究路径，既体现出对“碎片化”的警惕与反省，也能追求“大历史”叙事，重构历史的整体感。此外，姜涛、铃木将久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对此议题作出了回应。这些方法论的讨论，无疑有益于将当代文学“历史化”的相关议题引向深入。在具体实践方面，2020年亦产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成果，程凯、李娜等人均有相关论文发表。例如，程凯的《“深入生活”的难题——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以对《徐光耀日记》的研究考察为中心，集中讨论了“深入生活”这个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核心原则。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朱羽、何浩、李海霞等人关于李凖的研究论文。与赵树理、柳青等经典作家相比，学界对李凖的关注相对较少。朱羽的《字里行间的“时势”》从“时势”与文学的关系角度切入李凖的小说创作。作者围绕李凖《没有拉满的弓》《李双双小传》《李双双》与《瓜棚风月》四篇作品，聚焦文学形象与经济、伦理等的关系，并将之放置在时势的变动之中予以分析，试图发现历史时间内在的多质性与差异性。何浩的《从赵树理看李凖创作的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论另一种当代文学》则从与赵树理小说比较的角度讨论李凖的作品，细致分析了两者的差异。李海霞的《转折与延续——论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借助《黄河东流去》这个具体文本，讨论诸如农民的情感认知、农民与国家的文化纽带等重要问题。这些论文显示出当代文学研究者积极开拓研究视野的努力。近年来，包括作家日记、书信等在内的当代文学原始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重视，作家日记是其中的热点。2020年，程光炜、商金林等人均有相关论文发表。例如，商金林的《〈宋云彬日记〉的心态辨析——兼论史料研究必须“顾及全篇”与“顾及全人”》试图借助个案研究在更大范围内讨论日记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者通过诸多具体案例，细致分析宋云彬在时代转折中的复杂心态，同时指出不可完全听信其日记中的自述，而须旁证以其他材料，顾及全篇及作者全人，方能对日记的价值有准确的认识。这表明，史料的发掘固然重要，史料的科学合理运用则更加重要。此外，吴俊从多维视野考察当代文学史料问题、付祥喜探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窄化”现象，均颇有启发性。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洪子诚、周瓒、陶庆梅等人的研究成果亦值得关注。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经典作家作品研究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点所在。2020年，这方面的成果依然不少。近年来，路遥之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性逐渐被重视，李建军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成果。例如，他的《文学是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性反应——论路遥与托尔斯泰的文学关系》认为，托尔斯泰是路遥崇敬和效法的作家，后者悉心阅读托尔斯泰所有重要作品，从中吸纳丰富的创作经验，并用来指导自己的小说创作。论文通过分析和梳理这种创作上的影响和相似性，提炼出基本的认知和判断，即文学是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性反应，进而反观托尔斯泰和路遥的文学经验对于当代文学的启示意义。关于路遥研究，其他研究者的相关成果也值得关注。程旸的《路遥在延安大学》详细梳理了路遥考取延安大学的过程，他在此地的生活、读书与写作，及为当作家所做的各种准备。文章认为，“《山花》时期”只是路遥创作的第一个原生态的起点，而他创作之路的真正起点是延安大学。这样的考察有助于深入认识和理解路遥的文学创作历程。关于汪曾祺的研究，近年来也广受关注。杨早的《四十年间 三写〈异秉〉——兼论汪曾祺前后期叙事风格的延续与变化》考察的是从1941年到1980年汪曾祺对《异秉》的三次写作，由此透视汪曾祺前后期叙事风格的延续与变化。杨早与凌云岚合著的《拾读汪曾祺：为什么汪曾祺无可替代》（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挑选并细致解读了汪曾祺具有代表性的10篇“高邮系列”小说，除了《异秉》，还包括《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名篇，从历史氛围、生活环境、创作理念、叙事风格等不同角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剖析，由此揭示出汪曾祺文学创作秉持的独树一帜的美学标准。此外，闫作雷、张高领等人也发表了颇有新见的成果。例如，张高领的《民间文学、方言体验与阅读史重构——张家口如何滋养汪曾祺》关注的是汪曾祺研究中并不被重视的“张家口经验”。文章重建张家口与汪曾祺及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历史联系，从民间文学、方言体验和阅读史三个角度剖析张家口如何滋养了汪曾祺，并将之视为他成长史的关键环节。其他值得关注的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包括李斌等的郭沫若研究、金理对《青春万岁》的重读、杨辉对《应物兄》的剖析、陈思对《冬泳》《人生海海》的阐释、田泥对《青春之歌》等的解读等，表现出当代文学研究稳步推进的态势。拓展现有研究格局2020年，关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的研究热度不减，散文、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等也受到较多关注，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得以拓展。学界关于当代散文的创作总结与理论探讨，产生了颇具灼见的成果。《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推出“当代文学观察·学者散文”栏目，刊载了吴周文、陈剑晖和王兆胜关于“学者散文”的文章。例如，吴周文的《学者散文的启蒙性与自我的精神启蒙》认为，学者散文的作者需要依循中西文化整合的理念，应具有历史主义和人类发展的全球视野，在对“人文传统”的传承中进行自我的精神启蒙。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东吴学术》的“散文研究专题”。此专题刊载的数篇论文及该刊推出的其他相关文章，也体现出当代散文研究的诸多新见。例如，陈剑晖的《中国散文的风骨与气度》借助风骨与气度这两个中国古代艺术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讨论散文的文体和美学问题，意欲对当下散文普遍缺失刚正劲健的风骨与气象万千的气度的状况形成反拨，对提振当前的散文创作具有重要意义。科幻小说、非虚构文学和网络文学是新世纪文艺中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文艺形式。这三种文艺恰恰也是今天活跃度高、不断引起讨论的文艺形式。就科幻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研究来说，李静、项静、郑少雄等人在2020年均有值得关注的成果。就网络文学研究而言，欧阳友权、马季、单小曦、黎杨全、邵燕君等人的研究值得关注。邵燕君等在2020年推出《创始者说——网络文学网站创始人访谈录》一书。本书是对榕树下、龙的天空、幻剑书盟、起点中文网、盛大文学等网络文学网站20余位创始人和管理者的访谈整理稿，以深入对话的方式回顾、总结网站的创立和运行对网络文学的影响。在历时和共时的双重维度中，该书勾画出网络文学丰富立体的发展图景，也为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留下了一份独特的历史材料。（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徐刚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近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论文奖颁奖会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出席会议并为获奖者颁奖。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南帆教授的《悬念：轻与重——读格非<月落荒寺>》和陈培浩副教授的《叙事装置、灵的启示和善的共同体——解读迟子建<烟火漫卷>的城市书写》被评为2020年度优秀论文（全国仅8篇），南帆教授还作为获奖代表在会上发言。南帆，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闽江学者”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紫江学者”华东师范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福建省优秀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第二批）。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84年研究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84年至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福建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南帆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围绕回顾历史、关注当下与展望未来的学术议题，学界组织了形式多样的专题研讨会，学术期刊也刊发了系列文章。学者们聚焦历史、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达成共识的同时也提出了新命题和新思考。考察70年研究成绩历史地看，新中国70年文学研究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并逐渐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话语体系。张福贵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分别从“国家集体话语”“社会个人话语”“民族人类话语”的体系建构来探究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演进过程，倡导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融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李永东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建构》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其核心观念可归结为“民族国家的发现”“人的发现”和“阶级的发现”。三者的协商互动，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模式，为解决现代文学学科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方向。在寻绎现当代文学研究轨迹和话语模式时，丁帆、赵普光的《历史的轨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的实证分析》另辟蹊径，引入经济学方法，以论题词的频率、分布、集中程度等数据分析，客观、立体地呈现出7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若干侧面。应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折射出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轨迹。谭桂林的《与时代对话中的知识谱系建构》提出“知识谱系生成与时代的对话”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实现了现代知识谱系的定型，形成了以“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为内核的理论话语模式。孟繁华的《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分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构造”“文学史观念的对话与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整合”三种历史形态，认为其集中表达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构建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努力。审思现代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已逾百年。回望五四文学，以整体的、辩证的、历史的眼光来审思现代文学传统是2019年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重点。温儒敏的《“五四”辩证》倡导在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格局中评价“五四”，认为“五四”既颠覆传统，同时又在赓续传统、再造传统。陈思和的《士的精神·先锋文化·百年“五四”》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涅槃的文化复兴，它与世界性先锋运动同期发生，又具有独立而鲜明的中国特征。郜元宝的《走出百年文学的两极摇摆》探析了“五四”作家处理“文章”和“实用”关系的不同方法，认为五四新文学的价值在于融通“文学”与“实用”，“艺术”与“人生”的复杂关联。文学传统是在文化更新过程中形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孙郁的《五四新文化人的话语方式》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自新运动，新文化人所表述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改良话语”“批判话语”和“自审话语”三种形态上。这些话语类型为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学树立了方向性的路标。刘勇的《五四新文学何以“现代”》认为，现代文学之“现代”恰恰在于它所开启的传统是“新”的，在于它所面临的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新形势，及在这种新形势下对新问题展开的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思想与语言的现代化，两者合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发展。王本朝的《白话如何成为新文学》认为，正是由于白话文在语言和思想上的双向发力，才使新文学获得了殷实的成果。高玉的《比较视角下的当前中国文学优势与困境》从语言本体论视角出发阐释当前中国文学发展前景。在他看来，语言既是工具也是思想本体，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语言的现代化变革密切相关。聚焦“茅奖”获奖作品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出5部获奖作品：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和李洱的《应物兄》。围绕获奖作品展开的研究是2019年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又一热点。现实主义小说离不开传统文化滋养，在传统与现实的联动中，现实主义小说“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艺术魅力得以彰显。刘大先的《返归本心——徐怀中〈牵风记〉的意象叙事与哲思境界》肯定“礼乐观念”对于《牵风记》中国气象生成的功能作用。文章认为，这种人生艺术化的诗性叙事超越了对人性的生理和心理认知，也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与意识形态，达到了关于人生感、历史感与宇宙感的抽象哲思境界。吴义勤的《作为民族精神与美学的现实主义——论陈彦长篇小说〈主角〉》强调“秦腔”之于陈彦重构现实主义美学的价值。文章认为，《主角》将传统戏曲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渗透于故事叙述中，实践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教谕功能，并将僵硬机械的教谕转换、再造为艺术和审美的化育。思想和艺术是文学创作不能析离的范畴，两者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思想价值借助艺术的形式来表达，而其深厚的思想内涵也促进了艺术形式的创新。王春林的《〈人世间〉：民间伦理立场与史诗性书写》将《人世间》视为一部多角度、多层面、立体性的历史画卷。王春林认为该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在于：一方面营造了以周秉昆、周秉义与周蓉三兄妹为中心的一种辐射性伞状艺术结构；另一方面在坚持民间伦理本位叙事立场的同时，形成了一种史诗性的思想艺术品格。李德南的《抒情的史诗——论徐则臣〈北上〉》认为，徐则臣通过破与立的辩证构建了个人的叙事美学，这主要体现在内在书写方式和外在结构形式上；通过抒情的史诗化与史诗的抒情化的辩证融合，徐则臣写就了《北上》这部抒情的史诗。阎晶明的《塔楼小说——关于李洱〈应物兄〉的读解》形象地将《应物兄》比作一栋容积率极高的“塔楼式”小说建筑。在此建筑内，人物是穿梭的，故事是推进的，悬念一环套一环，但整个场景又让人感觉是平面的，是动感的、嘈杂的平面图。纵观2019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除了上述学术热点外，学界还关注史料开掘与阐发、文学史的重构与阐释、学科本位意识与跨学科品格、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接受、文学传统的建构与延传、文学语言与话语模态、社会思潮与文学生态、作家作品的再解读等议题。此外，一些新的议题，如图画书的理论建构与批评标准、网络文学的生成机制与传播形态、媒介生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体性与民间文学资源开发等，也成为学界瞩目的新动向。伴随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话语的运用，这类研究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浓郁的时代气息及缜密严谨的学理分析，拓展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彰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特性，进而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翔宇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中，1949 年至 1978 年的 30 年文学阶段，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学时期。其中大体可以分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时期的两个阶段。其中对于“十七年文学”，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评价是：第一，十七年文学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这个时期出版的文学作品，集中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所洋溢的革命历史主义理想。这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族热情和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使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浓郁的理想主义氛围中。革命理想主义作为一种具有鼓舞作用的价值观念成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十七年文学”独特的精神面貌。在作家笔下无论是对战争岁月的回顾，还是对建设时代的憧憬，都洋溢着理想主义的热情和信心。一些长篇革命史诗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一些革命传奇表现了艰苦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民间智慧和乐观天性，一些革命成长小说记录了年轻一代革命者，实践着革命理想不断迈向精神成熟的历程，十七年文学展现了新中国伊始全体民众的理想观和价值观，刻画了一大批朴厚、博大、真诚和正直的普通民众形象，一大批不畏艰险、勇于奋争、舍生取义和无私奉献的革命者形象。从革命理想主义这个视角，十七年文学展现了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一代人：他们看上去拥有的是纯然单调的人生观，但他们更是内心丰富、精神富有的一代人。第二，与这一特点紧密相关，十七年文学也被批评存在着严重的革命意识形态化和乌托邦色彩，其作品缺乏生动、细腻的思想感情描写，人物形象流于概念化、脸谱化和“高、大、全”式的标签化。这一点正是被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重新解释的“十七年”文学史、被“再解读”思潮处理的“十七年”文学史观批评得最多地方 [1]。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后 80 年代文学批评的主要成就，主要是建立在对于十七年文学的反思与观察基础上的。第三，尽管有各种不足，但十七年文学中的绝大部分作家作品，都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其中作品所洋溢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在中国人民经历了战火硝烟的洗礼终于迎来了国家独立的那个特定时代，革命理想主义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信仰和行动指南绝非偶然，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确实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提供了精神动力。几亿中国人和无数可敬可爱的中华英雄历经几十年艰苦的革命实践，这种纯洁高尚、可歌可泣的理想主义精神，即使在当今年代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整个社会的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浪潮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人们行为的重要依据，人生幸福成为个体追求的终极目标。尽管这些观念使个体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但被还原为“小我”的同时人们也逐渐陷入精神失重、信仰缺失的尴尬境地，对理想的召唤和重塑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任务之一。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十七年文学作品不断被翻拍成为新世纪的影像作品，其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再次通过影像媒体扩大传播范围，并再度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十七年文学经典经过新世纪的再创作，弥补了十七年时期的概念化、脸谱化的缺陷，英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社会时代因素就是这些作品对精神信仰的倡导和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切合了构建新时代精神的迫切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理想主义是构建新时代理想精神的主要思想源头之一。《白毛女》就是这样一部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自 1945 年诞生以来至 21世纪的今天，在 70 多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获得世界影响最大的一部艺术作品之一。按照一部文学作品所获得世界影响的三个标准，《白毛女》都完全符合，在时代因素方面既反映了中国 20 世纪新旧社会巨大变迁的时代精神，即广为人知的“旧社会将人逼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同时《白毛女》所获得的海内外社会反响最大、获得评价最多，而通过歌剧、芭蕾舞、电影等不同艺术形式的传播，其传播范围也是最为广泛的一部艺术作品。推荐图书：《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效果评估研究》何明星 著ISBN:978-7-5166-1828-8新华出版社 2018年12月当代文学·文学研究内容简介：本书聚焦中国当代文学10部最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按照语种译本、传播范围（馆藏数据）、主流读者评价（研究者数据）三个层面，梳理了10部作品的世界影响力数据，勾画出了这10部作品的世界文化地理分布。本书试图通过定量分析与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借助传播效果评估研究方法，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世界影响的基本概况。此类探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相关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作者简介：何明星，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曾在新闻出版系统工作20多年，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是中宣部中国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与推广工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多个工程、项目评审专家。长年致力于中国书刊史、对外出版传播史研究，发表论文10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并有《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1949—2009）》（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中国出版的“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图书与期刊的世界影响力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上下，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与传播研究报告（1949——2014）》（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等多部专著出版。

说明：1.卷共四道题，每题20分，合计80分；考试时间为本学期最后一堂课（7月3日），随堂进行；2.考试结束后，请各位同学建立文件夹，包括作业1、作业2、电子试卷，共3份材料；且3份材料及文件夹均名称均需要与选课名单相对应，标注清楚序号、学号、姓名、专业；格式如下1（序号）-201701010X（学号），王XX（姓名）（XX学院）；以便于搜集、整理、核对！千万切记，不按要求做的扣分！一、结合鲁迅、赵树理、路遥的小说创作，谈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脉络。二、结合《雷雨》《茶馆》，论述中国话剧从“现代化”到“民族化”的艺术成就及文学史意义三、结合具体作品，谈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四、结合具体作品论述莫言小说叙事的独创性。推荐书籍：余华的相关书籍，大家都可以去多多的阅读，利于在考试中可以更好的理解作品。莫言的书也是，可以不一定就选择某一本书，但是一定要对其中的一些书进行阅读，注意书中的细节。

张均，男，1972年生，湖北随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2002年间先后就读于华中理工大学（现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2002年始供职于中山大学中文系。2004-2006年间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入选广东省&quot;千百十工程&quot;省级培养对象，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喜爱张均的书友们，TA的这几本书你都看过吗？1.《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豆瓣评分：8.5作品简介：研究文学制度，或者说从制度的视角研究文学，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门课题，其理论根据，还是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从作家的视角研究文学偏重于“知人”，从制度的视角研究文学，则属“论世”。这种研究文学的方法，在西方属于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范畴，也是很传统的。当然，一些后起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涉及文学问题时，也会谈到一些与制度有关的问题，如福柯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等。“知人论世”或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即研究文学文本以外的一些环境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这种研究方法，以前习惯于谈论一些诸如自然条件、文化习俗、经济基础、社会变迁之类的问题，失之于泛，如今集中到具体的制度问题上，得之于专，所以近些年来，颇为一部分学者所喜好。书友点评：要是不先入为主的理解，大概也能有几分自己想法 。2.《张爱玲十五讲》豆瓣评分：7.7作品简介：一个女作家，未必就生得美，像所有遭受“始乱终弃”命运的女子一样，张爱玲也经受过内心的剧烈痛楚，但人们一定要想尽办法从那段沉痛旧事上创造出倾国倾城的绝世浪漫。我更愿意将张爱玲看成一个以文字为生的普通人——经受着一份与别人并无大舜的命运，却能以惊人心力将自己的阅读经验，将自己对世界的经验与感受，转化为一篇篇璀璨至美的文字。在一片热闹喧嚣之下，潜伏着人世深永的哀愁，这在张爱玲的文字中得到了精确呈现：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作为中国的虚无主义者，张爱玲写作时如同《红楼梦》《金瓶梅》一样，很讲求现世细节的铺叙……耽溺于物质的虚无，可能最接近张爱玲内在魂灵与伤痛。书友点评：更像是讲一个接一个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将爱玲当成一个“中国式虚无主义的物质主义”来解读。也是带有“张腔”的。3.《海上红楼》豆瓣评分：7.6作品简介：《海上红楼:张爱玲图传》的作者始终把张爱玲定位为一个“普通人”，她的特立独行、她作为作家道路的沉浮曲折、幽暗光明一一既来源于性格，又与社会的历史时期相关。作者寻求一种更为宽广的“理解”，认为“张爱玲度过的一生，较之以大众想象为旨归的‘传奇’，更为真实，亦更具精神价值。”正是有了这种对灵魂质量的虔敬与尊重，《海上红楼:张爱玲图传》具有了十分感人的力量。当我们熟知了张爱玲，再去读她那些洞悉人性幽微、充满天才机智的作品，相信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书友点评：原来张爱玲虽然那么毒舌那么麻辣，但她的私人生活那么不幸福。

上一年文研青年推出的“百年新诗”专题研习活动与同学们一起梳理了新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诗人及其作品，既为考研的复习点明了重点，也以专题研讨的形式更加深入了探讨了一系列问题，因此收到了一致好评。2020年新上线的“古代戏曲及小说”专题研习活动也在文研青年会员群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与此同时，文研青年将陆续在公众号上推出现当代文学中的小说专题研习，以供大家复习、参考。作为专题研习的一部分，本篇推文关注的是“人间送小温”的汪曾祺。汪曾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独具创作风格的作家。他的创作始于上世纪40年代，解放后主要从事戏曲工作，参与了现代京剧《沙家浜》的编剧，60年代曾出过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进入新时期后，年逾六旬的他重新提笔,主要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受戒》、《大淖记事》的发表使他受到批评界的普遍关注。虽然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数量不是很多，但是他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所呈现出的“异质性”以及其小说所蕴含的文化品格一直是文学界探讨的话题。汪曾棋的小说创作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时期，由于个人和历史的特殊原因，这几个创作时段之间几乎是断裂的。他于40年代开始写小说，以后是一段创作空白，60年代初发表过三篇小说，80年代重涉文坛后进入了其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最能体现个人审美风格的作品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他的小说取材广泛，不同题材的作品彼此层叠交叉，时间背景从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延续到80年代，而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按所展示的环境背景，汪曾祺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小说以昆明为故事场景，明显带有40年代他在昆明求学生活的影子。如《落魄》、《老鲁》、《钓人的孩子》、《求雨》、《职业》、《日规》、《鸡毛》等。第二类作品写张家口的坝上生活，既有60年代他下放张家口劳动时的经历，也有他在新时期对这段历史的重新回顾和认识。如《羊舍一夕》、《看水》、《王全》、《骑兵列传》、《七里茶坊》、《黄油烙饼》、《寂寞与温暖》等。第三类作品以他的故乡江苏高邮为背景的小说，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主要有《鸡鸭名家》、《受戒》、《大淖事》、《异秉》、《八千岁》、《岁寒三友》、《晚饭花》、《故里三陈》等。总体特点首先，汪曾棋喜欢刻画不同于一般常人而禀赋特异的形象，由此形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类型各异的“异秉”人物系列。这类形象大都带有某种传奇色彩，或秉性独特，富有奇趣；或具有特异的智性才情，或掌握有某种特殊技能，或精熟于某种手艺。借助于写人物身世和生存或是摹写环境，汪曾棋不时地插人对某种古老行当作坊和诸种工艺技能的精细描绘，或者说他写某些人物就起因于他对一些行当作坊及工艺的熟稔和偏爱，全部情节和人物叙事都建立在某一行当或某种技能上，或者就是为了展示某种行业知识，体现出一种富有雅趣的审美姿态和广博的杂学知识。《鉴赏家》中的贩果子叶三对艺术之美有着一种天生的敏锐，能精当地点出画家的得意之处和败笔所在，因而成为大画家大收藏家季匋民的知己。《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孵鸡鸭的才分如有神助，看似闭眼假寐，不动声色，却有无人能比的精细准确的感觉与判断，堪称孵鸡圣事。水乡农民陆长庚，对付鸭子有一套出神人化的奇技，赶鸭如施了魔法，人称陆鸭。《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长着双怪异神通的小手，有着高越的接生本领。陈泥鳅是个水性赛浪里白条的水手，瓦匠陈四踩高跷技艺精湛，有他人所求不来的神韵。《晚饭花.三姊妹出嫁》中的翁婿四人也都是各自所操持的行当中的高手。汪曾祺的这类人物尽管形貌各异，在写作风格上也虚实掺杂，有刻意为之的痕迹，但都具有贯通一致的审美特点，主要着眼于对“奇”与“趣”的挖掘，浓墨渲染人物身上的异秉，在创作追求上体现出中国文学固有的搜奇集异的传统，也创造出独具个性特点的审美艺术境界。其次，汪曾祺擅长描摹带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乡土民情、奇风异俗，以及由此构成的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化氛围。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因而他对乡土风俗有着特别的眷恋和偏爱，在对民风世情的抒写中，发现和张扬民族的心灵与性灵。汪曾祺尤其喜欢将自己的文化品性和审美意向寄寓于自己的故乡高邮，表达对故乡风土人情的美好情思，在一幅幅江南水乡的历史风俗画中，穿插丰富的轶闻掌故和民俗小考知识。他在小说中还很专业地再现了家乡各行各业的谋生特色和种种规矩，《茶干》写酱园，《八千岁》写米店，《异秉》中有药店、纸烟店、熟食店，写了各种熏烧炒货和刨烟、碾药的方法，以及有关烟茶的知识。而且能精细地写出各行当内部的区别，如如画画的，有画家、画匠、画师之分。他也喜欢写四季节令风物和古老民俗，如迎神赛会、年俗、顶香请愿等，所有这些都被汪曾祺“雅”化了，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审美意境。短篇小说《受戒》发表于1980年。就当时的文坛状况而言，“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伤痕文学”正处于上升势头，苦痛的创伤与控诉的疾呼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和讨论；而描述了一个温情浓郁的人性世界的《受戒》，显然从题材到风格都与当时的文学主流相异。它所表现的既非重大题材，故事情节亦缺少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冲突，相反，《受戒》是一篇充满诗意的散文化小说。小说营造的是一个宛若梦境的“桃花源”，写的是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女小英子之间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大淖记事》同样也表现出作者那种质朴而脱俗的性情，他所津津乐道的也正是俗世生活中、普通人身上那脱俗的、诗意的东西。大淖的姑娘不请媒人，自己找男人；那里的姑娘生私生子，媳妇“靠人”，都不是稀奇事。女人们泼辣刁蛮，对轻佻的老色鬼当众将他脱个精光……这些“不文明”的举动，在作者看来决不是人性的堕落，恰恰是人最自然的生活形态。社会将这些衣食不保的人群抛入“自生自灭”的苦难中，他们为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尊严，坚韧挣扎，不屈从命运。他们的行为方式不合道德，却超越了道德，是顽强进取、不甘堕落的精神，在作者看来，这就是人性的尊严。大淖人在生存的泥淖中不是相互争斗、暗算，而是相携相助，在作者眼中这是比子曰诗云更可贵的人类的同情与宽容。再次，汪曾祺作品在文体上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小说松散自由的结构上。他打破小说、散文、诗歌的界限，把小说当抒情诗、当散文来写，追求一种近似随笔的风格。在文体趣味上，汪曾祺深受宋人笔记小说的影响，他崇尚《世说新语》摹写人事的简洁隽永，不仅记人叙事笔墨精练，而且也深得笔记小说的神韵。他的小说没有重大的历史背景、完整的故事情节，往往采用淡化情节，重写气氛和情绪，由一种散文化的处理方法信马由缰，常由一人一景物牵引出 多人多景多物。《八千岁》中先写开米店的八千岁，由他买的碾米的骡子，牵出相马的宋子，再引出他包养的虞小兰，接着引出赵厨房、八舅太爷，其间顺势插入相关的风俗轶事，写得潇洒自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浑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最后，汪曾祺的语言有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淡泊悠闲，叙若家常，却功力深厚，体现出洁净、质朴、精练、典雅的特点。他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多采用白描和短句，以看似平常的语言，组合起美的意象，显示清逸冲淡的情致。代者还汲取文言和方言口语的长处，形成自成一体的语言特色，将种淡而有味的语言风格发挥到极致。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绿柳丛中，露出雪白的粉墙，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非常显眼。——《大淖记事》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是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裆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它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巳时将尽，它唱一会，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在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棵榆梅稍经一触，落下碎碎的瓣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花园》汪曾祺对于 80 年代文学的意义，在文学史家的眼中，恰恰在于他和被“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中断了的“30 年代文学”与“40年代文学”的紧密联系。“熟悉新文学史的人却注意到了一条中断己久的‘史的线索’的接续。这便是从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等等作品延续下来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现代抒情小说’以童年回忆为视角，着意挖掘乡土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却又将‘国民性批判’和‘重铸民族品德’一类大题目蕴藏在民风民俗的艺术表现之中，藉民生百态的精细刻画寄托深沉的人生况味。在‘阶级斗争为纲’愈演愈烈的年代里，这一路小说自然趋于式微，销声匿迹。《受戒》、《异秉》的发表，犹如地泉之涌出，使鲁迅开辟的现代小说的多种源流（写实、讽刺、抒情）之一脉，得以赓续”。相关真题链接1、 简析汪曾祺小说创作主要的艺术特色。（北京师范大学2001）2、 以鲁迅（《故乡》、《社戏》），郁达夫（《沉浮》、《迟桂花》），废名、沈从文、萧红（《呼兰河传》），孙犁，汪曾祺小说为线索，勾勒新文学史上一个别具特色的小说脉系，就其特有的结构形式和文化内涵作出梳理。（复旦大学1999）3、 分析老舍，赵树理，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特点比较他们的异同。（南京师范大学2011）4、 80时代初，汪曾祺发表《受戒》时曾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到了80年代中期，汪曾祺的朋友林斤澜说，汪曾祺的“行情见长”。请结合新时期文学潮流的背景及汪曾祺的创作，说明这一现象及其原因。（华中师范大学2003）5、 以许地山，施蛰存，汪曾祺作品为例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教的关系。（北京语言大学2005）6、 请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并以文中提到的四位作家（汪曾祺、韩少功、贾平凹、李杭育）其中一位为例，谈谈对这段文字有关观点的看法，并作评价。（浙江大学2010）文研青年及会员福利简介三、文研青年会员公开课文研青年每年将开设十次会员公开课，专门针对会员同学提供复习方法与专题知识的指导，所有考研会员均可免费获得听课资格。四、文研青年产品折扣文研青年根据考研复习全程规划与各阶段学习特点及要求，分科目、分阶段、分梯度研发了《真题解析》系列、《全真模拟题》系列资料，中文考研网络全程班（基础课+暑期课+冲刺课）课程，复试指导课程，更多产品正在研发当中。文研青年全线产品均针对会员同学提供优惠折扣。

2月9日，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公布202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评审结果，决定对405个项目予以资助。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当代文学经典研究丛书》入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始终坚持深耕学术出版领域，打造一流学术出版高地。2017年以来，我们确立了“传承中华文化，打造中国学派”的战略布局，先后策划出版多套精品力作。其中，《文化自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教育强国：中国教育发展战略选择》《国学经典真精神五经系列丛书》分别入选2018年、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当代文学经典研究丛书》是一套旨在命名、凝炼、确认、阐释当代文学经典的丛书。丛书立足于现实，用时代精神命名、凝练、确认、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以此推进“文化自信”这一重大命题的理论与实践。本丛书的出版，将填补当代文学经典研究方面的空白，具有开拓与创新之功，对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意义。丛书注重“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传承对接，从中提炼出“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建构”“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文学经典与文学的大众化”“历史深处的经典探寻”“当代中国爱情文学经典探析”“战争与和平的人类之梦”“改革开拓与文学理想”“女性写作中的文学想象”等主题。通过对文学经典的挖掘和再发现，将其有价值和有现实针对性的精神资源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让当代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丛书总主编简介蒋述卓文学博士，文艺评论家，暨南大学中文系二级教授，海外华文文学与汉语传媒研究中心主任，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顾问，《华文文学》主编，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获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国文联2014年文艺评论奖特等奖，广东省第8届鲁迅文艺奖。陈剑晖原为华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广州大学资深特聘教授，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终评评委、《中国文学研究》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散文研究会理事、广东省散文研究会会长、广东省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新时期文学思潮》《散文文体论》《诗性散文》《中国现代散文的诗学建构》《诗性想象》等15部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期刊发表文章300多篇。贺仲明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珠江学者。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协会员，曾担任第6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第10届茅盾文学奖评委。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独立出版著作6部，发表学术论文280余篇，获奖多项。著有《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理想与激情之梦：1979—1992》《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等专著。来源：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编辑：广东君【来源：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邮箱地址：jpbl@wccm.sinanet.com

洪子诚（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洪子诚，1939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治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史。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当代文学的概念》《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1956：百花时代》《材料与注释》等。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洪子诚的新著《读作品记》。《读作品记》大体上，我们称1949年（或1942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学为“当代文学”。不过八十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虽然在直观的时间上距离我们很近，但从观念上、阅读感受上说，似乎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距离我们更近。您觉得是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离我们近呢？洪子诚：你说的远近，不是时间或空间上的“物理距离”，而是阅读上的心理距离。犹如顾城诗里说的，“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因为是心理距离，不同的人感受会很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当前读者的阅读选择和感受的取向，如果要有更令人信服的判断，需要做一些基本的调查、统计。不过，比起1949年到八十年代之前的当代文学，说大多数文学读者更亲近“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我想还是能够成立的。文学的历史不是进化的发展史。我在《读作品记》这本书里，提到苏联作家爱伦堡1956年写的《司汤达的教训》。爱伦堡说，当我们谈到《红与黑》的时候，“要比谈我们同代人的作品觉得更有信心”，“《红与黑》是一篇关于我们今天的故事，司汤达是古典作家，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还说，“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悲剧还能够使共青团员们深深感动，那么，今天没有极端保皇分子的密谋不轨，没有耶稣会神学校，没有驿车，于连·索黑尔的内心感受在1957年的人们看来仍然很好理解……”在爱伦堡看来，十九世纪的司汤达要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许多苏联作家距离那时的人们更近。六十年代的爱伦堡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许多“当代”作品，目前更多是在文学研究者的范围内谈论，也就是说，主要有研究上的意义，比较多地作为政治、社会状况的研究材料。这里的原因很复杂，拣主要的方面说，我想就是在探索现实遭到重重阻碍，在艺术上制定某种必须遵循的公式，以及将丰富的现实抽象为若干教条的创作环境下，不可能产生很多的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现代文学、五十到七十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这之间的“断裂”是您反复论述的主题。但也有时间感不分裂的创作，如汪曾祺。汪曾祺四十年代的小说（《复仇》）、六十年代的小说（《羊舍一夕》）和八十年代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在阅读感受上似乎没太大区别。很多人强调写作受时代影响，而您在八十年代曾研究过许多“跨时代”作家，汪曾祺是否体现了文学个人性的一面？洪子诚：“转折”“断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事实。但是，不应该简单地把断裂、转折理解为一刀两断，截然对立；它的性质应该主要被理解为结构、关系的重构。在这个新旧的“断裂”关系上，金克木先生说得很好：“日日新”的宣告之外，也要见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虽说“无新事”，可是“旧招牌下又出新货，老王麻子剪刀用的是不锈钢”。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也并不是全新的东西。盛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其实仍延续着当代文学的那种革命激情，不过它接续的是“十七年”中受到排斥，被看作异端的那种批判性传统。因此，五六十年代因为“暴露黑暗面”受到批判的作家，在“新时期”就带着荆棘桂冠、英雄般地“复出”，从“弃民”的位置转而成为文学的主力。至于说到汪曾祺，无疑他是当代最杰出作家之一；去掉“之一”大概也无不可。有很多的“跨时代”作家，后期却很少在创作上达到他那样的成就，丁玲、艾青都是这样。五十年代新起的作家，如王蒙、张贤亮他们，也比不上。这个问题，如果要评职称可以写很长、讲得很复杂的论文。按照套路简单说，那就是素养、艺术才能、语言能力有高低，还可以加上在纷繁喧嚣的潮流中，是否能努力保持独立的品格。说是“个人性”也不错。汪曾祺的启示是，写作自然要关注、介入“时代”，但是也要和“时代”保持距离，包括语言的距离，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汪曾祺记得1988年黄子平写过《汪曾祺的意义》的文章，很到位地指出他小说的艺术特色，也从文学史的角度讲述了他对现代文学中“现代抒情小说”的衔接和发展。我读汪曾祺，感动的地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对并不显赫的读书人和下层的平民百姓的理解和温情。他在地方民俗风情的背景上，细微且绝不勉强地发掘他们的人性，以及乐观的生活信心。另一个就是他对语言的敏感。他的语言风格：朴素，节制，但有丰富内涵和弹性。既有古典成分，也吸收了民间的和口语的因素。这和他在当代从事过与民间文学、戏曲相关的工作有关。六十年代初我在北大教写作课，教学小组的指导教师是现代汉语和古文字学家朱德熙，他和汪曾祺是西南联大同学。我们教学的范文选过汪曾祺的《羊舍一夕》，朱先生也在示范课上分析过这个短篇，推崇的就是它的语言（他也同时推崇赵树理）。像我这样一辈子操弄文字为生的人，常常苦恼于自己的语言乏味、媚俗，但又没有办法改变；无法拥有并有效吸取更多的资源，也经常抵御不住发出酸腐气味的政治、商业广告，以及网络与江湖骗子流行语的侵袭、劫持……我觉得艾兹拉·庞德说得很对，文化的健康来自语言的健康。您在《1956：百花时代》《当代文学的概念》《材料与注释》，包括《读作品记》中都专门分析过周扬（等人）。周扬从五十年代末的“执行”，到六十年代初的“后退”，再到八十年代的“重掌”，从三十年代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仪，到五六十年代对普列汉诺夫的重视，其间有一系列的摇摆。您如何整体地看待“周扬”在社会主义文艺里的位置？《材料与注释》洪子诚：因为出版了《材料与注释》这本书，对周扬的看法已经被问过许多次了。我研究当代文学，对他当然有一定了解，却谈不上深入研究。在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和八十年代他是重要人物。由于他也主管出版工作，负责全国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他的影响不限于文艺，而延伸到哲学社会科学各个方面。这些年对他的研究，有不少成果：许多回忆性文章，李辉先生对“知情人”的访谈，以及几部研究专著。但是还很不够。我也只是在“文学”的范围内有过一些零星的评述。他是个复杂的人。与他有过交集的人，对他的评价很分化，有讲了他很多好话的，也有至死不原谅他的，当然还有对他爱恨交加的。有国外学者将他比作日丹诺夫式的人，大概因为他作风霸道，但他也惜才，保护过有学问、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被看作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的捍卫者和执行者，真诚期望建设辉煌的“社会主义文艺”，但是他的文艺观与毛泽东，以及更激进的文艺派别显然存在不小的分歧。从五十年代初开始，他对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有一种开放的、注重精神丰富性的理解，可是在旁观者看来，他自己的性格、生活却很枯燥，似乎没有什么情趣，没留下什么“个人性”的文字和事迹。他喜欢做报告，往往长篇大论，有人就可惜他为什么不多翻译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就不错。但我猜测，以他的观点，那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不懂得有大视野、管控大局和“雕虫小技”之间的云泥区分。几十年中，他的主张确实不断发生变化，甚至翻转。按照九十年代比较温情的说法，他是“摇摆的秋千”。摇摆、前后矛盾等等，在当代其实不限于周扬，究其原因，还要更细致地分析。可能一方面是周扬的思想观念有复杂性，他在实践中做调整，另一方面是环境制约，有些事情不是他个人能够左右的。所以他肯定也有如何维护地位的考虑。周扬的确是“文化官僚”，但他是“真有”文化的官员，这不是那些“真没有”文化的文化官员所能比拟和企及的。鉴于周扬的地位和影响，研究他对深入了解当代文化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不过研究有一定难度，主要是某些重要材料获取不易（许多内部材料都没有公开），他的个人性的材料，如书信、日记，也很稀缺。我读过一些和他接近、与他共事，或者在他领导下的人的回忆，总的感觉是，他们对他的了解也都是影影绰绰的，如果模仿顾城的说法，就是“看云时很近，看他时很远”了。1954年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右起：周扬、丁玲、老舍。与周扬相关的，是“二十世纪”的“十九世纪”问题。有人认为，无产阶级文艺的遗憾之处是，没能像资产阶级收编贵族文化那样，收编资产阶级的文化。您在《读作品记》中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与这一思路类似。但就像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有克服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的雄心，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意图超越之前时代的文类，设想全新的形式。这里，在“继承”与“批判”之间，是否注定是一个悖论？洪子诚：我1999年在学校上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课（讲稿整理后以“问题与方法”为名出版），当时最后一堂课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十七八年过去了，对我来说仍是无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中国五十年代以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文学实践，是一个追求“纯粹”，剥离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开展接连不断的批判来实现；而批判、清理也在左翼文学内部展开。追求“绝对”“纯粹”，渴望的是创造一个理想、“完整”的世界，这激起了个人和集体不断从经验，从现实感性中抽离的冲动。这里的悖论是：当时的激进文学需要与“传统”的文学形态划清界限，剥离、抵制它们的影响，以证明它“新”的特质和存在的理由，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这一文学自身失去养分和活力，最后成为某种没有血肉的理念空壳，如“文革”期间的某些作品那样。问题的关键也许是，这种文学的提倡者，还没有能够具备转化“传统”，即既“不会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但不应忽略其中合理的、庄严的内核”的超越性能力；而稍具这一能力的，如胡风、冯雪峰他们，又先后在纯洁化运动中被逐出“伊甸园”。这里面确实有一点“宿命”的意味。拿对待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当代并非全部持否定态度，通常会肯定它们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对“批判”的肯定，也可能会转而危害新制度的建立自身。可以说是让人烦恼的“双刃剑”。《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增订版）》“纯洁”是个美丽的词，许多人都想获得这样的境界。但是，它也可能是自己为自己挖掘的“陷阱”。鲁迅讥讽过二十年代激进的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彻底”，毛泽东也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水至清则无鱼。可是这还是抵挡不住对“彻底”“纯洁”的追逐。有些混杂（但不那么混杂），结构内部存在矛盾的不同的成分，构成不稳定的平衡，其实有好处：能够在对比中做出选择性的超越。这是让文学探索葆有活力的条件，是俄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给我们的经验。去年有学者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在冷战的二元普遍主义中，东西两个世界都把自己理解成唯一的世界（the world），而在文学的流通和交流（中国在世界）、作品文本的相互影响（中国和世界）、文学的世界想象（中国的世界）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都具有世界性。《读作品记》重点涉及了俄苏文学、法国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您能否接着说说1958年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以及五六十年代日本文学的译介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洪子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口号是“走向世界”，言下之意是，当代文学在“世界”之外，自外于“世界”，或被“世界”排斥，没有被接纳。那时候的“世界”，指的主要是西方文学。正如你说的，冷战时期，东西方都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世界，所以在五十年代，当代文学以苏联为榜样的时候，“世界文学”指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现在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具有“世界性”，好像是八十年代的“走向世界”的回声（或“延长音”）。不过指向和目的却大不相同：八十年代是要以西方文学为榜样，来放逐“当代”文学，现在提出“世界性”，则是要让它“起死回生”，申明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价值。这个提法，还是带着自我辩护的性质。所谓的“世界性”问题，暗含了某种焦虑，它的提问和论述方式，大概是冷战之后的“第三世界文学”所特有的。在冷战时期，“第三世界文学”十分自信。1958年，在当时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召开亚非作家会议，以及在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成立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的时候，好像并没有讨论过亚非文学的“世界性”。当年发表的《告世界作家书》中说的是，“我们这些国家的作家继承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古代文学传统，继续对现代世界文化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当然，随着中苏交恶，世界政治局势发生变化，亚非作家会议后来也分裂、消亡了。W. E. B. 杜波依斯等人在亚非作家会议上手拉手如果暂且将“世界性”的问题放在一边，而就中外文学交流史——即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的关系的梳理——这一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来说，这位学者所作的三个层面的区分很有启发性，提供了我们探究这个问题的有效路径。中外文学交流的状况，在这几十年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是个薄弱环节，特别是当代“前三十年”部分，包括作品的译介、出版、影响，作家的往来，国际性文学组织的情况等等，都有待开展全面的研究。大家都知道，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既有正面的关系，也包括分裂和冲突），但是关于这一问题，仍没有出现具有学术深度的论著。我看到的研究当代中苏文学关系的专著，倒只有荷兰人福克马写于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而它涉及的只是一个阶段，且论述对象主要是理论方面。前些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当代部分，有周发祥等人撰写的“十七年及‘文革’卷”，以及赵稀方撰写的“新时期卷”。滕威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拉美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一项重要成果。申丹、王邦维任总主编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六卷七册，从诗歌、小说、戏剧、流派、文论、译介等角度，对当代六十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作了问题性的评述。但总的来说，包括你说到的那些国际文学组织，如世界和平理事会、亚非作家会议的研究，还做得很不够。我的一位韩国留学生做过“十七年”时期的《译文》（《世界文学》）杂志研究，整理过资料，但是没有成功。在五六十年代，除了苏联文学，当代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中国作家与日本左翼、进步作家往来频繁，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在日本也有较大影响。我问过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他说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可惜没有人花时间整理。当然研究有难度，主要是语言问题。如果真的要说明当代文学“在世界”，以及“在世界”的性质和程度，首先要在相关资料整理和研究上下工夫。《译文》创刊号您在《〈《娘子谷》及其它〉：政治诗的命运》里，讨论了政治诗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式微。在今天，“十七年”文学，如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是否只能作为文学史对象，而非文学对象？这样的作品是否还有可能被视为文学阅读？洪子诚：我在读大学的五十年代，确实喜欢过郭小川的诗，现在则大抵把它们当作文学史研究的文学事实对待。是否还会有普通读者阅读，我不知道，有的话也不会普遍吧？但是应该也有喜欢的。大概十多年前，我去韩国首尔开一个学术会议，在从延世大学的住处到圣公会大学会场的小巴上，同行的一位中国学者严厉批评了当前的诗歌写作，作为反例，他非常深情地背诵了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我虽然不同意他的看法，但也没有和他争论，觉得这属于个人的审美、爱好，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我说“政治诗式微”，并不是说诗歌不能处理政治议题，更不是说现在的诗与政治无关。相反，在个人性的情感、生活之外，与大多数人生活相关的政治问题，是诗歌需要积极涉及的。只不过，对于“政治”的理解和艺术表现方式，现在的写作同曾经的——包括创作于八十年代的那些政治诗（有一个时期称为“政治抒情诗”）有很大的不同。类似当年那种形态的、鼓动式的、宣言式的“政治诗”已经不再有生命力。如果集中地看《读作品记》涉猎的名字——叶夫图申科、爱伦堡、阿拉贡、维德马尔、胡风、冯雪峰、秦兆阳：您有意无意地勾勒了一条“异端的文艺路线”，一条区别于“外部质疑”的，“内部反思”的路线。同样在这个意义上，您多次提到朱寨八十年代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您对这条路线的看重，是否呼应了体现在您全部作品中的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和唯物主义文学观（指呈现文本的物质性）的对峙？叶夫图申科在朗诵自己的诗，1962年12月。法国诗人阿拉贡洪子诚：我的阅读虽然不被划分为不同阶级、政治派别的文学所限，但是研究好像比较侧重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文学”中的“内部”反思的派别。不过，“反思派别”“异端路线”等说法，都不能作为固化的概念来理解，也就是说不能把某些人不加分析地放在里面，更不能说在当代形成了两个固定的对立派别、两条持续的对立路线。在这里，“反思”或“异端”都要放到具体历史情境中才能说清楚。我关注内部反思问题，开始并没有要勾勒什么“异端”的想法。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涉足“当代文学”，就觉得需要对它作“反思”，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而且比较起来，觉得某些体现“正统”“纯洁”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主张和创作成果，过于简单乏味，倒是不同时期的“内部反思”派的论述和创作比较有意思，其中呈现的智力、情感比较丰富。这些作为“反思者”的个人，也展现了热切追求中的苦闷、矛盾——包括后期的周扬在内。姚文元1957年在批判“修正主义文学逆流”的时候说，社会主义时代，人民不会再有痛苦，痛苦的是将被消灭的阶级。这个说法，典型地透露了这种理论和秉持这种理论的人的“无趣”。文学研究和创作自然不同，但是也有情感因素，不是说哪个重要就研究哪个。那些绝对化的革命文学捍卫者的思想和文字过于僵硬、单调、苍白了。抛开个人的情感、兴趣不说，我觉得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内部反思”的状况，还是值得关注的。那些根本否定社会主义文学的人，觉得区分它内部思想观念的各个层面、清理其中的差异冲突没有意义，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正当性；而九十年代以来的、想“激活”社会主义文学能量的人，又往往无视它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无视那些试图为社会主义文学寻找出路的人们的艰苦——甚至搭上生命的探索，无视他们曾经所作的质疑和修正。如果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尚有遗产可以继承，值得激活，那么，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内部冲突，曾经出现的种种“修正”的状况，最好不要忽略。并不是反思者说的都对，而是借此可以深入了解这种文学主张和相应的制度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在当代文学的记忆，及先前的书写中，莫言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就某一线索看，他未必有残雪，甚至有刘索拉重要。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和您参与写作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2002）论及他的时候，也不尽是溢美之词。莫言得奖会改写当代文学史吗？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洪子诚：他们几位在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潮流中，都影响很大，从“先锋性”说，好像残雪和刘索拉在文学界引起的“风暴”更大。残雪后期作品我关注不够，可能对她的价值认识不足。但刘索拉后来的主要精力和影响是在音乐方面，蓝调、摇滚什么的。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也不能说她们就比莫言“重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批评界分歧很大。有说他“了不起”的，也有批评得很严厉的。莫言还是当代优秀的小说家吧，我也同意有的学者的看法，与他有相似水平的作家还有多位。诺贝尔文学奖是个重要的奖项，获奖肯定会提升他的地位，让他拥有更多的读者和研究者，但也可能会使人自我膨胀。“改写文学史”？很有可能。但是如果问我，因为年龄和精力关系，我不会再去修订我编写的文学史，所以也就不会改写。从个人阅读上说（这和文学史编写不能完全等同），我还是比较喜欢他八十年代中期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那些……当代文学史的上限很明确，它的下限在哪里？一方面，您曾说当代文学终结于八九十年代之交，但另一方面，当您引用张旭东的话，“当代文学本身要拒绝被历史化”，当您评价程光炜的研究时说，不确定性是当代文学存在的理由，您似乎有不一样的态度。《当代文学的概念》洪子诚：自我矛盾和混乱，原因大抵出在“当代文学”这个概念上。大概在1997年，我写过《当代文学的概念》的文章，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那篇文章描述了这个概念生成的背景、历史条件、内涵，以及后来的变迁和不同使用者对它的不同理解。我的文学史对“当代文学”的理解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左翼文学，经由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其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在五十到七十年代，成为了唯一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而到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文学形态逐渐解体。因此，我说八九十年代之交“当代文学”终结，指的就是“一体化”文学的解体和碎片化。但是采用什么概念来描述“终结”之后的文学，我还不知道，因为按照国家学科的划分，“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以来迄今没有终点的文学，这就是矛盾、混乱的根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期的划分与命名，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各种设计，如仿照古代以朝代命名，有“民国文学”的说法，因此也有将1949年以后称为“共和国文学”的。没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名分，是乱象。名不正，言不顺。我就经常被问到，“你们的当代文学要‘当代’到哪一年”？我的回答通常是，这个问题要由国家的学科规划部门来回答。不过，不同学者在分期和命名上的差异，能够有效地表明他们不同的文学史观，表明他们对“当代”不同的认识，这也不见得就是坏事。我最后想问：什么是文学史？许多著作以“文学史”命名，但文学史到底是文学作品史、文类史、文学思潮史，还是文学制度史？为什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鲜有讨论文学形式装置演进与时代关系的文类史研究，遑论亚文类史？《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洪子诚：二十一世纪以来，多位学者，如陈平原、黄子平等，不断质疑文学史的必要和可能，批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热。因为学科建制、课程设计、利益驱使等等原因，现在的中国不仅是经济大国，也是文学史大国，大到匪夷所思的地步。需要检讨的是，我也是推波助澜者之一。对于文学史热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相信，再过不久，作为一种观念和一种著述方式的“文学史”就会消亡，我们这些写文学史的将会没事可做。好在我已经退休，没有再就业的问题。不过在它没有死掉之前，总还要变换各种花样地延续一段时间。那么，它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这个问题，我想引用北方和南方的两位学者的意见在下面，让他们代我回答：“我们能否拥有一部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在我们这个社会分化加剧、知识立场的分化也趋于激进的时代，也许将更多地出现的，会是某一种文学史：左派的文学史，纯文学的文学，或新媒介的文学史……”（贺桂梅）；“在文学史叙事日益多元的时代，除了内生于大学教育体制的文学史著之外，还有大量的阶层文学史、类别文学史甚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文学史的写法上也千差万别，如王德威哈佛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星座图’形式的文学史”（陈培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