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日前,广东人民出版社精心打造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正式出版。这是我国首部现代文学研究通史,填补了我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主编黄修己教授是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学人的代表之一,其以85岁高龄,率领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4名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姚玳玫、陈希、吴敏、刘卫国,攻克了这一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5名作者均为广东学者,这套通史是理论粤军对中国学术的重大贡献,堪称粤派理论的一座高峰。 作为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全书以学术发展进程为纲,采用史的编纂法,探源溯流,分别时期,记载和检视从1917年至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成果,勾勒现代文学研究的脉络和走向,描绘艰辛与坎坷,展示业绩与风采,总结成就与不足。全套共5卷,161.2万字。(潘玮倩) 【来源：新快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现当代文学史期末复习资料1.“诗界革命”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了“诗界革命”的问题。他提出了三条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诗界革命的特征是常用新词，口语入诗，向民歌学习，通俗易懂。它是现代汉语诗歌真正的起源，它的出现基本上宣告了格律诗的终结。2.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创刊，得名于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分裂于1919年7月“问题与主义”之争之后，终结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内容：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是“民主”与“科学”。3."文学革命"的四次论争 “覆王敬轩双簧戏”（钱玄同）；与林纾的论争；与《学衡》的论争（梅光迪、胡先啸、吴宓）；学衡派的主张：昌明国粹，融化与《甲寅周刊》的论争（章士钊）。4.中国现代汉语文学成形白话诗：《新青年》1917年2月开始发表胡适的白话诗， 1920年3月，胡适新诗集《尝试集》 出版，这是现代汉语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影响重大。戏剧：胡适对戏剧作了尝试，他创作了幼稚的独幕话剧《终身大事》，用西方话剧形式，用现代汉语入剧，为现代汉语话剧奠基；小说：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 ，第一篇具有严格现代性意义的白话小说才真正出现。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连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这些小说宣布了现代白话小说的成熟。郭沫若的《牧羊哀话》、《鼠灾》 ，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小说的创作开了先声 。冰心的《谁之罪》（即《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小说，拉开了问题小说的序幕。5.怎样理解《狂人日记》“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开创性） 所谓“格式的特别”，包括体式、线索、叙述、结构、创作方法以及诸如象征等具体的表现手法，但更主要的是语言。准确地说，《狂人日记》的“开篇性”首先是现代白话 意义上的开篇性。 所谓“表现的深切”，是是指小说在思想上具有的开创性，即《狂人日记》内容上的开创性体现为，在对中国封建礼教的批判和“人”的主题的发掘上表现出深刻性。它确定了现代“人”概念并对“人”进行了新的言说，从而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人的文学” 这一主题。6.文学研究会 成立的时间、地点：1921年1月4日正式成立于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发起人：周作人、郑振铎、王统照、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12人。刊物：改革后的《小说月报》，此外还有《文学旬刊》和《诗》月刊。193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小说月报》被迫停刊，文学研究会自行解散。文学主张：文学“为人生”。创作方法：理论上提倡现实主义。7.创造社成立的时间地点：1921年7月 日本东京。刊物：《创造》季刊 、 《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李初梨、冯乃超、周全平等。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由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掀起革命文学运动。 1929年，国民党查封创造社，创造社宣告解散。创造社成为中国现代汉语文学重要的浪漫主义流派，对浅草社、沉钟社等有所影响。8．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论争 论争开始的时间：1922年5月。 论争的主要焦点：文艺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此外还涉及如何评价外国文学、翻译等问题。9.新月社 时间、地点：1923年在北京成立，终于1933年6月《新月》的停刊。“新月诗派”闻一多： “三美”——“建筑美”、“音乐美”和“绘画美”。10.鲁迅鲁迅，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字豫才，学名树人。鲁迅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等 。鲁迅是中国现代汉语文学暨现实主义流派的奠基者。国民性批判赋予鲁迅小说以鲜明的启蒙色彩。 11.《呐喊》、《彷徨》的艺术成就 《呐喊》和《彷徨》实现了小说艺术的现代转型，是中国现代汉语小说成熟的标志。第一，题材的变革。在晚近白话小说由传统的追求情节、讲求传奇、极少凡人的写法转向描写普通平凡人的过程中，《呐喊》、《彷徨》把这一转向深刻化、经典化，深入展示现实社会的常事常人。题材平凡，但发掘很深，能让读者重新打量自己所熟悉的、甚至是因为司空见惯而已经有些麻木的生活，并感悟到人性、人生等带哲理性、超越性的命题。第二，注重写灵魂。《呐喊》和《彷徨》在对凡人凡事的再现中，深刻揭示了灵魂的深，创造了现代心理小说。第三，开放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鲁迅遵循生活的逻辑，直面人生，揭示病苦，刻画灵魂，无情地“透视”了中国现代社会现实的“病症”，是一种清醒的严酷的现实主义。 在表现手法上，则注重细节刻画、环境描写与典型形象的提炼。同时，鲁迅小说又容纳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表现手法。第四，叙事模式的创新。他的短篇在叙事上有顺叙、倒叙、预叙和插叙，省略、浓缩和延宕，叙事结构呈现出挣脱时间之链后的自由丰富。他还确立了“缺失—疗救”的基本结构模式。从叙事话语看，《呐喊》和《彷徨》采用了全套现代叙事话语。如叙述声音，传统小说多以全知叙述者展开故事叙述，通常刻意回避叙事主体的存在。而鲁迅小说则大量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在文本中直接出现“我”的形象和声音。 此外，《呐喊》和《彷徨》的语言也有创造性和实验性。鲁迅追求语言的节俭、含蓄、凝练、警拔，善于巧妙使用动词和副词。在表达情感的繁复与痛苦时，他也不吝啬使用语言的冗长与重复。 12.郭沫若《女神》的时代精神1.《女神》的反抗精神。首先表现为强烈地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彻底地破坏和扫荡旧世界的反抗精神。这种情绪是与“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大潮流相一致的。因此，诗中的“我”是时代精神的代表者。2．《女神》的爱国主义精神《炉中煤》《棠棣之花》、《凤凰涅盘》等作品都是以自我献身的形式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3．《女神》的进取精神。《女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对光明、对力量的歌颂，色彩明亮，声调高亢，气势磅礴。这是在感受了新的革命世纪到来的气息所产生的不可抑止的欢欣情绪，也是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表现。13.叶绍钧他的小说创作是从问题小说开始的《一生》《低能儿》《隔膜》，问题小说后他很快转入到人生写实派小说中来。主要写教育界和学校的生活。《校长》《潘先生在苦难中》14.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郁达夫的《沉沦》塑造了现代汉语文学史上典型的“零余者”形象。与俄国文学“多余人”不同的是，“零余者”是“五四”时代特有的形象，特点是“袋里无钱，心头多恨”、“于世无补”、“自卑颓唐”的社会的“多余人”。他们沾染了“五四”时期的“时代病”，穷愁、彷徨苦闷、愤世嫉俗、感伤忧郁、敏感内向、自卑孤傲。15.乡土文学乡土文学是人生写实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大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乡土文学题材与主题由鲁迅开创，并由鲁迅命名。代表作家有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许钦文、蹇先艾、许杰等16.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色 自然活泼，明快生动：推崇民众化的文学，采用口语入文，如实地使用口语，而且做到自然、熟练、准确；文字清秀隽永；善于使用比喻、通感、拟人等修辞手法，巧用叠字，加强了散文的节奏感和韵律美。人。17.吴荪甫人物形象和意义吴荪甫的现代品格 性格：他是"20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精明强悍，果断坚毅，有魄力、有胆识。理想：他游历过欧美，拥有现代科学管理才能，有独立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雄才大略。他的理想就是要推行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的资本主义意志，鲜活的现代性。他是中国现代民族资本家中摆脱农业文明落后性最彻底的代表，是从熟透了的封建农业文明中脱颖而出的新人，是西方先进文明的接受者和实践者，能代表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崭新面目。业绩：为了发展民族工业，他在家乡双桥镇农村开设了电厂、米厂、油坊、钱庄、当铺，还在上海开办裕华丝厂，成立益中信托公司。随着资本的增加，经营范围的扩大，除了丝织工业外，他还有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鞋等企业。意义吴荪甫发展本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有利于加速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的，也体现了1930年代中国业已进行的资本主义进程。 18.京派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时称“京派” ，文学史上的“京派”，特指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北平、天津等辈分城市的一部分作家群体，代表人物有周作人、杨振声、俞平伯、梁实秋、废名、沈从文、凌叔华、林徽因、朱光潜、李健吾、萧乾、芦焚、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等。他们与海派作家之间因文艺观念的差异，而引发论争，因而得名。19.《雷雨》的人物形象1.周朴园形象分析 周朴园的基本性格是专制。作为一家之长，他要求其他家庭成员绝对服从他的权威。早年他也是封建“家庭秩序”的牺牲品,有过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的理想。对侍萍他是有真情的，只是同许多封建家庭的子弟一样，性格中有懦弱的一面，迫于压力最终又回到封建阵营。一当回到封建阵营并强行把封建“家庭秩序”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的时候，他也就一步步地付出了泯灭个人情感的沉重代价，从一个有理想、有一定叛逆精神的青年堕落成一个封建伦理的执法者。周朴园的变化集中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封建性”。周朴园还是人性悲剧的象征。当侍萍又活着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不仅感到一种对自己名誉、地位和利益的现实威胁，还潜在地感到一种冥冥之中的命运打击。他苦苦挣扎要挣脱的就是三十年前薄情寡义留下的阴影和苦果，但最终未能逃脱惩罚的降临，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变成了悲剧的承担者和受害者--他同样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人“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运命，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但人们往往“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这就是人性的悲哀。 2.蘩漪形象分析她首先是个受害者。来到周家18年，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平等的爱，反而在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折磨。封闭而阴冷的家庭压抑了她的活力和个性，把她生命的热情扭曲成带破坏性的偏执。她变得阴鸷而果敢，哀静而乖戾。在她的思想深处，还有许多沉重的封建意识 。她虽然与周萍的相爱，但并没有打算像娜拉一样走出家庭，也不愿放弃养尊处优的太太生活。她很看重“名分”，对周冲与四凤的相爱，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自己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但仍然用封建婚姻的标准去要求下一代。具有最“雷雨”的性格，身上有“蛮性的遗留”。她敢于冲破一切桎梏，甚至不顾文明中的乱伦禁忌去争取爱情。对自己和周萍的乱伦关系，她充满奇异的道德自信，从没后悔过。当事情再无挽回余地，她索性豁出一切，如雷雨般爆发，对周萍的万般柔情瞬间转化为极度的憎恨，最终导致周家所有冲突的总爆发。她撼动人心的地方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她生命底层掩藏着的活力，在温良文弱背后时刻郁结着的"蛮性"。 20.双百方针（1）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2）5月26日中宣部长陆定一作了全面阐释，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21、第一次文代会基本情况及意义1949年7月2日到19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会议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体制，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轫。会议有正式代表和邀请代表824人，会议确立了文学所要遵循的路线以及性质——以解放区文艺为蓝本，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成立了全国性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组为 “作协”）。22、白洋淀诗群白洋淀诗群：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插队，形成了白洋淀诗派，主要诗人有：芒克、根子、多多等。他们的诗作有对现实社会秩序，对暴力的批判，生命中迷惑、孤独和痛苦的体验。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而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多的带有现代主义色彩。23、第四次文代会 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与会者表达了对“文艺民主”的想象和要求。文艺领导与控制等问题成为了本次会议的主题。邓小平在《祝词》中宣布不再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得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促使文学文艺健康发展。大会的召开，是中国文学界的历史转折，文革期间被迫停止活动的中国文联及作协等全国性各专业文艺协会全面恢复活动。24、伤痕小说伤痕文学小说是文革之后出现的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山之作为刘心武的《班主任》，因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得名，主题主要在于展示"文革"给人民大众带来的精神与肉体创伤的小说作品及创作潮流。作品中充满了往昔的苦难岁月，其基调基本是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情感过于强烈，说教意味浓烈。代表作品有张贤亮《邢老汉与狗的故事》、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25、反思小说反思文学：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学现象，是伤痕文学的深入。以茹志娟1979年所作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为起步标志。这类作品从政治、社会的层面上还原“文革”的本质，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主题更深刻，带有更强的理论色彩。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它们共同具有的特色。代表作品有王蒙的《布礼》、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等。26、改革小说改革小说：改革小说把目光投入到现实生活领域，在伤痕和反思过后呼唤改革，旨在呼唤、表现城市和乡村的变革。蒋子龙是改革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是开风气之作。27、寻根文学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是迄今为止当代唯一有理论有实践的小说思潮。代表作家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等。28、两结合、三突出特点“两结合”：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1960年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的报告中将其确定为了“方向”。“三突出”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即江青提出的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三突出创作原则。29、“马原的叙述圈套”马原被批评家称为“形式主义”者。《冈底斯的诱惑》第一次把如何“叙述”提到了小说本体的高度，是“马原的叙述圈套” 的一个典范 ；开篇，“信不信由你们”成为了先锋小说的一个文本基调和“元叙事”策略的开端。元叙事的手法的使用打破小说“似真幻觉”后，进一步混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作者或朋友本名出现在小说中，多部小说互相指涉；设置许多有头无尾的故事，并对之进行切碎、拼贴，构成结构迷宫和意义迷宫。马原的这些叙事探索形成著名的“马原的叙述圈套”。30、巴金《随想录》的思想价值 ① 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② 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③“ 写真话，吐真情，求真理”的创作态度④文字朴实，记叙流畅。没有经营雕琢痕迹。31、新写实小说（特征）①更新传统“写实”观念对生活原生态的展示②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③写作主体消解激情与零度情感：代表作家如池莉、方方、刘震云等。32.莫言（平时作业）

史料学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主要是研究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学科。史料学与考古学、文字学、档案学等学科有着密切关系。21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献史料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史料学向现代文献学转变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学术规范的确立和学科发展本身的内在需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赵稀方认为，从学科的角度来看，一个学科的发展必须要有史料的基础，才能有效推动史料学学科的发展。目前史料学在向现代文献学转变，史料学的转向实际上是学科深入发展的一个标志。很多现当代的文章缺少史料的支撑，导致文章的学术性并不强，而现代文献学的提出扭转了这一现象。现代文献学同古代文献学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是因为报刊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料，而古代文献学里没有报刊的研究。另外，现代文献采用白话文，这也和古代文献不同。总体来说，史料学有了理论方面的提升。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吴俊认为，在学科竞争性发展、跨学科发展态势下，当代文学研究、批评研究乃至一般学科学术基础的奠定和夯实，必须首先重视或自觉回归到文献资料的基础建设上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即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21世纪以来，从以批评为主到史料偏重的这种当代文学研究生态的面貌变化，成为史料学转向的突出现象。史料学的转向使当代文学史的学术合法性有了最基本的保障，也有了立足当代、整合现当代文学史及其研究的理由。同时，当代文学史的成立标志着一种相对独立的学科专业最终形成，这就有了学科自觉和学科间影响互动的现象。通过史料学的转向，很多研究者开始注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刘福春表示，现当代文献，特别是当代文献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断延长的时间。与封闭的古代文学不同，当代文学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当代文学文献不仅有过去时，还有现在时和将来时。作为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并且继续发展下去的当代文学，其文献整理工作不仅是对渐渐远去的历史的发掘，还要保持同步并持续跟踪。二是区域分隔与不断扩大的空间。随着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当代文学的边界又不断向海外延伸，几乎扩大到了全世界。这些都给当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多维度探讨史料研究21世纪进入到互联网新媒体时代。吴俊表示，理解新媒体与史料研究的关系，不能仅仅局限在工具与研究对象（文学生产资料）的关系层面上。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作为文学生产资料的史料与新媒体的关系相对简单，随着文学生产力的提升，文学生产资料的有效利用及新的功能将会因新媒体而获得全面开发。事实上，史料研究因得益于工具便利及系统支持，已经促成了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生产效率的空前提升，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各种学术史料数据库、音视频等巨量内容储存系统。但史料与新媒体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史料研究并不是单向地受益于新媒体的恩惠。这是因为在文学生产力的解放意义上，史料研究与新媒体功能达到了精神性的契合。史料研究也是生产力解放的支持力量和保障机制，并以其内容服务赋予了新媒体在学术生产链中的保障地位。在史料学研究中，如何处理好史料和研究之间关系的问题？赵稀方认为，学术研究如果没有史料支撑，就不能称之为学术研究，但仅有史料也无法真正开展学术研究工作。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史料，应该把史料和学术研究、叙述结合起来；注重对史料的运用，在史料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历史观和学术观。报纸副刊在文学史料研究中体现了重要价值。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武军提出，学界对报纸副刊的研究应更多关注史料发掘的学术创新性，文学史观变革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政党报纸副刊，开展有关现代文学思潮和发展脉络的叙述，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历史叙述。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美娟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一座蕴含浓厚文学气息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中心，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于一身。该馆主要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及重要作家、文学流派的文学成就，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阵地。该馆拥有52个文库，藏有巴金、冰心、丁玲、周扬等众多现代作家的著作、信件和收藏书籍，有藏品30余万件，其中有书籍杂志、报纸、手稿、书信、照片、录音录像带和文物。此展览以丰富的图片与手稿、书信以及他收藏的古籍、文玩等展品，详实、生动地展示了辛笛先生的生平创作、文学成就及与作家们的交往情况。该展览汇集了110多幅精品之作，在这些来自作家们慷慨捐赠的作品中，有的是他们长期珍藏的心爱之物，有的是他们本人激情涌动的独特创作，时间跨度远至明清，近至当代。翟泰丰历经数月亲书《共产党宣言》，以此来表达一位文学老兵对党的最崇高的敬意，现场还展出了他的国画作品《沂蒙颂》。此展览按台湾地区、港澳地区、欧美地区、东南亚地区划分，展出了柏杨、林海音、朱秀娟、李辉英、金庸、梁羽生、梁凤仪、周颖南、李治华、周励等60多位台港澳及海外作家，还有部分海外华人文学社团及机构捐赠的手稿与实物200多件，图书版本1600多册。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围绕回顾历史、关注当下与展望未来的学术议题，学界组织了形式多样的专题研讨会，学术期刊也刊发了系列文章。学者们聚焦历史、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达成共识的同时也提出了新命题和新思考。考察70年研究成绩历史地看，新中国70年文学研究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并逐渐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话语体系。张福贵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分别从“国家集体话语”“社会个人话语”“民族人类话语”的体系建构来探究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演进过程，倡导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融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李永东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建构》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其核心观念可归结为“民族国家的发现”“人的发现”和“阶级的发现”。三者的协商互动，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模式，为解决现代文学学科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方向。在寻绎现当代文学研究轨迹和话语模式时，丁帆、赵普光的《历史的轨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的实证分析》另辟蹊径，引入经济学方法，以论题词的频率、分布、集中程度等数据分析，客观、立体地呈现出7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若干侧面。应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折射出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轨迹。谭桂林的《与时代对话中的知识谱系建构》提出“知识谱系生成与时代的对话”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实现了现代知识谱系的定型，形成了以“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为内核的理论话语模式。孟繁华的《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分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构造”“文学史观念的对话与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整合”三种历史形态，认为其集中表达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构建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努力。审思现代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已逾百年。回望五四文学，以整体的、辩证的、历史的眼光来审思现代文学传统是2019年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重点。温儒敏的《“五四”辩证》倡导在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格局中评价“五四”，认为“五四”既颠覆传统，同时又在赓续传统、再造传统。陈思和的《士的精神·先锋文化·百年“五四”》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涅槃的文化复兴，它与世界性先锋运动同期发生，又具有独立而鲜明的中国特征。郜元宝的《走出百年文学的两极摇摆》探析了“五四”作家处理“文章”和“实用”关系的不同方法，认为五四新文学的价值在于融通“文学”与“实用”，“艺术”与“人生”的复杂关联。文学传统是在文化更新过程中形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孙郁的《五四新文化人的话语方式》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自新运动，新文化人所表述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改良话语”“批判话语”和“自审话语”三种形态上。这些话语类型为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学树立了方向性的路标。刘勇的《五四新文学何以“现代”》认为，现代文学之“现代”恰恰在于它所开启的传统是“新”的，在于它所面临的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新形势，及在这种新形势下对新问题展开的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思想与语言的现代化，两者合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发展。王本朝的《白话如何成为新文学》认为，正是由于白话文在语言和思想上的双向发力，才使新文学获得了殷实的成果。高玉的《比较视角下的当前中国文学优势与困境》从语言本体论视角出发阐释当前中国文学发展前景。在他看来，语言既是工具也是思想本体，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语言的现代化变革密切相关。聚焦“茅奖”获奖作品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出5部获奖作品：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和李洱的《应物兄》。围绕获奖作品展开的研究是2019年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又一热点。现实主义小说离不开传统文化滋养，在传统与现实的联动中，现实主义小说“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艺术魅力得以彰显。刘大先的《返归本心——徐怀中〈牵风记〉的意象叙事与哲思境界》肯定“礼乐观念”对于《牵风记》中国气象生成的功能作用。文章认为，这种人生艺术化的诗性叙事超越了对人性的生理和心理认知，也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与意识形态，达到了关于人生感、历史感与宇宙感的抽象哲思境界。吴义勤的《作为民族精神与美学的现实主义——论陈彦长篇小说〈主角〉》强调“秦腔”之于陈彦重构现实主义美学的价值。文章认为，《主角》将传统戏曲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渗透于故事叙述中，实践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教谕功能，并将僵硬机械的教谕转换、再造为艺术和审美的化育。思想和艺术是文学创作不能析离的范畴，两者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思想价值借助艺术的形式来表达，而其深厚的思想内涵也促进了艺术形式的创新。王春林的《〈人世间〉：民间伦理立场与史诗性书写》将《人世间》视为一部多角度、多层面、立体性的历史画卷。王春林认为该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在于：一方面营造了以周秉昆、周秉义与周蓉三兄妹为中心的一种辐射性伞状艺术结构；另一方面在坚持民间伦理本位叙事立场的同时，形成了一种史诗性的思想艺术品格。李德南的《抒情的史诗——论徐则臣〈北上〉》认为，徐则臣通过破与立的辩证构建了个人的叙事美学，这主要体现在内在书写方式和外在结构形式上；通过抒情的史诗化与史诗的抒情化的辩证融合，徐则臣写就了《北上》这部抒情的史诗。阎晶明的《塔楼小说——关于李洱〈应物兄〉的读解》形象地将《应物兄》比作一栋容积率极高的“塔楼式”小说建筑。在此建筑内，人物是穿梭的，故事是推进的，悬念一环套一环，但整个场景又让人感觉是平面的，是动感的、嘈杂的平面图。纵观2019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除了上述学术热点外，学界还关注史料开掘与阐发、文学史的重构与阐释、学科本位意识与跨学科品格、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接受、文学传统的建构与延传、文学语言与话语模态、社会思潮与文学生态、作家作品的再解读等议题。此外，一些新的议题，如图画书的理论建构与批评标准、网络文学的生成机制与传播形态、媒介生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体性与民间文学资源开发等，也成为学界瞩目的新动向。伴随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话语的运用，这类研究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浓郁的时代气息及缜密严谨的学理分析，拓展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彰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特性，进而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翔宇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洪子诚（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洪子诚，1939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治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史。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当代文学的概念》《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1956：百花时代》《材料与注释》等。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洪子诚的新著《读作品记》。《读作品记》大体上，我们称1949年（或1942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学为“当代文学”。不过八十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虽然在直观的时间上距离我们很近，但从观念上、阅读感受上说，似乎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距离我们更近。您觉得是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离我们近呢？洪子诚：你说的远近，不是时间或空间上的“物理距离”，而是阅读上的心理距离。犹如顾城诗里说的，“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因为是心理距离，不同的人感受会很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当前读者的阅读选择和感受的取向，如果要有更令人信服的判断，需要做一些基本的调查、统计。不过，比起1949年到八十年代之前的当代文学，说大多数文学读者更亲近“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我想还是能够成立的。文学的历史不是进化的发展史。我在《读作品记》这本书里，提到苏联作家爱伦堡1956年写的《司汤达的教训》。爱伦堡说，当我们谈到《红与黑》的时候，“要比谈我们同代人的作品觉得更有信心”，“《红与黑》是一篇关于我们今天的故事，司汤达是古典作家，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还说，“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悲剧还能够使共青团员们深深感动，那么，今天没有极端保皇分子的密谋不轨，没有耶稣会神学校，没有驿车，于连·索黑尔的内心感受在1957年的人们看来仍然很好理解……”在爱伦堡看来，十九世纪的司汤达要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许多苏联作家距离那时的人们更近。六十年代的爱伦堡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许多“当代”作品，目前更多是在文学研究者的范围内谈论，也就是说，主要有研究上的意义，比较多地作为政治、社会状况的研究材料。这里的原因很复杂，拣主要的方面说，我想就是在探索现实遭到重重阻碍，在艺术上制定某种必须遵循的公式，以及将丰富的现实抽象为若干教条的创作环境下，不可能产生很多的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现代文学、五十到七十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这之间的“断裂”是您反复论述的主题。但也有时间感不分裂的创作，如汪曾祺。汪曾祺四十年代的小说（《复仇》）、六十年代的小说（《羊舍一夕》）和八十年代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在阅读感受上似乎没太大区别。很多人强调写作受时代影响，而您在八十年代曾研究过许多“跨时代”作家，汪曾祺是否体现了文学个人性的一面？洪子诚：“转折”“断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事实。但是，不应该简单地把断裂、转折理解为一刀两断，截然对立；它的性质应该主要被理解为结构、关系的重构。在这个新旧的“断裂”关系上，金克木先生说得很好：“日日新”的宣告之外，也要见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虽说“无新事”，可是“旧招牌下又出新货，老王麻子剪刀用的是不锈钢”。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也并不是全新的东西。盛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其实仍延续着当代文学的那种革命激情，不过它接续的是“十七年”中受到排斥，被看作异端的那种批判性传统。因此，五六十年代因为“暴露黑暗面”受到批判的作家，在“新时期”就带着荆棘桂冠、英雄般地“复出”，从“弃民”的位置转而成为文学的主力。至于说到汪曾祺，无疑他是当代最杰出作家之一；去掉“之一”大概也无不可。有很多的“跨时代”作家，后期却很少在创作上达到他那样的成就，丁玲、艾青都是这样。五十年代新起的作家，如王蒙、张贤亮他们，也比不上。这个问题，如果要评职称可以写很长、讲得很复杂的论文。按照套路简单说，那就是素养、艺术才能、语言能力有高低，还可以加上在纷繁喧嚣的潮流中，是否能努力保持独立的品格。说是“个人性”也不错。汪曾祺的启示是，写作自然要关注、介入“时代”，但是也要和“时代”保持距离，包括语言的距离，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汪曾祺记得1988年黄子平写过《汪曾祺的意义》的文章，很到位地指出他小说的艺术特色，也从文学史的角度讲述了他对现代文学中“现代抒情小说”的衔接和发展。我读汪曾祺，感动的地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对并不显赫的读书人和下层的平民百姓的理解和温情。他在地方民俗风情的背景上，细微且绝不勉强地发掘他们的人性，以及乐观的生活信心。另一个就是他对语言的敏感。他的语言风格：朴素，节制，但有丰富内涵和弹性。既有古典成分，也吸收了民间的和口语的因素。这和他在当代从事过与民间文学、戏曲相关的工作有关。六十年代初我在北大教写作课，教学小组的指导教师是现代汉语和古文字学家朱德熙，他和汪曾祺是西南联大同学。我们教学的范文选过汪曾祺的《羊舍一夕》，朱先生也在示范课上分析过这个短篇，推崇的就是它的语言（他也同时推崇赵树理）。像我这样一辈子操弄文字为生的人，常常苦恼于自己的语言乏味、媚俗，但又没有办法改变；无法拥有并有效吸取更多的资源，也经常抵御不住发出酸腐气味的政治、商业广告，以及网络与江湖骗子流行语的侵袭、劫持……我觉得艾兹拉·庞德说得很对，文化的健康来自语言的健康。您在《1956：百花时代》《当代文学的概念》《材料与注释》，包括《读作品记》中都专门分析过周扬（等人）。周扬从五十年代末的“执行”，到六十年代初的“后退”，再到八十年代的“重掌”，从三十年代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仪，到五六十年代对普列汉诺夫的重视，其间有一系列的摇摆。您如何整体地看待“周扬”在社会主义文艺里的位置？《材料与注释》洪子诚：因为出版了《材料与注释》这本书，对周扬的看法已经被问过许多次了。我研究当代文学，对他当然有一定了解，却谈不上深入研究。在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和八十年代他是重要人物。由于他也主管出版工作，负责全国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他的影响不限于文艺，而延伸到哲学社会科学各个方面。这些年对他的研究，有不少成果：许多回忆性文章，李辉先生对“知情人”的访谈，以及几部研究专著。但是还很不够。我也只是在“文学”的范围内有过一些零星的评述。他是个复杂的人。与他有过交集的人，对他的评价很分化，有讲了他很多好话的，也有至死不原谅他的，当然还有对他爱恨交加的。有国外学者将他比作日丹诺夫式的人，大概因为他作风霸道，但他也惜才，保护过有学问、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被看作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的捍卫者和执行者，真诚期望建设辉煌的“社会主义文艺”，但是他的文艺观与毛泽东，以及更激进的文艺派别显然存在不小的分歧。从五十年代初开始，他对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有一种开放的、注重精神丰富性的理解，可是在旁观者看来，他自己的性格、生活却很枯燥，似乎没有什么情趣，没留下什么“个人性”的文字和事迹。他喜欢做报告，往往长篇大论，有人就可惜他为什么不多翻译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就不错。但我猜测，以他的观点，那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不懂得有大视野、管控大局和“雕虫小技”之间的云泥区分。几十年中，他的主张确实不断发生变化，甚至翻转。按照九十年代比较温情的说法，他是“摇摆的秋千”。摇摆、前后矛盾等等，在当代其实不限于周扬，究其原因，还要更细致地分析。可能一方面是周扬的思想观念有复杂性，他在实践中做调整，另一方面是环境制约，有些事情不是他个人能够左右的。所以他肯定也有如何维护地位的考虑。周扬的确是“文化官僚”，但他是“真有”文化的官员，这不是那些“真没有”文化的文化官员所能比拟和企及的。鉴于周扬的地位和影响，研究他对深入了解当代文化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不过研究有一定难度，主要是某些重要材料获取不易（许多内部材料都没有公开），他的个人性的材料，如书信、日记，也很稀缺。我读过一些和他接近、与他共事，或者在他领导下的人的回忆，总的感觉是，他们对他的了解也都是影影绰绰的，如果模仿顾城的说法，就是“看云时很近，看他时很远”了。1954年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右起：周扬、丁玲、老舍。与周扬相关的，是“二十世纪”的“十九世纪”问题。有人认为，无产阶级文艺的遗憾之处是，没能像资产阶级收编贵族文化那样，收编资产阶级的文化。您在《读作品记》中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与这一思路类似。但就像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有克服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的雄心，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意图超越之前时代的文类，设想全新的形式。这里，在“继承”与“批判”之间，是否注定是一个悖论？洪子诚：我1999年在学校上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课（讲稿整理后以“问题与方法”为名出版），当时最后一堂课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十七八年过去了，对我来说仍是无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中国五十年代以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文学实践，是一个追求“纯粹”，剥离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开展接连不断的批判来实现；而批判、清理也在左翼文学内部展开。追求“绝对”“纯粹”，渴望的是创造一个理想、“完整”的世界，这激起了个人和集体不断从经验，从现实感性中抽离的冲动。这里的悖论是：当时的激进文学需要与“传统”的文学形态划清界限，剥离、抵制它们的影响，以证明它“新”的特质和存在的理由，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这一文学自身失去养分和活力，最后成为某种没有血肉的理念空壳，如“文革”期间的某些作品那样。问题的关键也许是，这种文学的提倡者，还没有能够具备转化“传统”，即既“不会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但不应忽略其中合理的、庄严的内核”的超越性能力；而稍具这一能力的，如胡风、冯雪峰他们，又先后在纯洁化运动中被逐出“伊甸园”。这里面确实有一点“宿命”的意味。拿对待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当代并非全部持否定态度，通常会肯定它们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对“批判”的肯定，也可能会转而危害新制度的建立自身。可以说是让人烦恼的“双刃剑”。《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增订版）》“纯洁”是个美丽的词，许多人都想获得这样的境界。但是，它也可能是自己为自己挖掘的“陷阱”。鲁迅讥讽过二十年代激进的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彻底”，毛泽东也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水至清则无鱼。可是这还是抵挡不住对“彻底”“纯洁”的追逐。有些混杂（但不那么混杂），结构内部存在矛盾的不同的成分，构成不稳定的平衡，其实有好处：能够在对比中做出选择性的超越。这是让文学探索葆有活力的条件，是俄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给我们的经验。去年有学者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在冷战的二元普遍主义中，东西两个世界都把自己理解成唯一的世界（the world），而在文学的流通和交流（中国在世界）、作品文本的相互影响（中国和世界）、文学的世界想象（中国的世界）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都具有世界性。《读作品记》重点涉及了俄苏文学、法国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您能否接着说说1958年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以及五六十年代日本文学的译介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洪子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口号是“走向世界”，言下之意是，当代文学在“世界”之外，自外于“世界”，或被“世界”排斥，没有被接纳。那时候的“世界”，指的主要是西方文学。正如你说的，冷战时期，东西方都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世界，所以在五十年代，当代文学以苏联为榜样的时候，“世界文学”指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现在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具有“世界性”，好像是八十年代的“走向世界”的回声（或“延长音”）。不过指向和目的却大不相同：八十年代是要以西方文学为榜样，来放逐“当代”文学，现在提出“世界性”，则是要让它“起死回生”，申明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价值。这个提法，还是带着自我辩护的性质。所谓的“世界性”问题，暗含了某种焦虑，它的提问和论述方式，大概是冷战之后的“第三世界文学”所特有的。在冷战时期，“第三世界文学”十分自信。1958年，在当时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召开亚非作家会议，以及在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成立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的时候，好像并没有讨论过亚非文学的“世界性”。当年发表的《告世界作家书》中说的是，“我们这些国家的作家继承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古代文学传统，继续对现代世界文化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当然，随着中苏交恶，世界政治局势发生变化，亚非作家会议后来也分裂、消亡了。W. E. B. 杜波依斯等人在亚非作家会议上手拉手如果暂且将“世界性”的问题放在一边，而就中外文学交流史——即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的关系的梳理——这一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来说，这位学者所作的三个层面的区分很有启发性，提供了我们探究这个问题的有效路径。中外文学交流的状况，在这几十年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是个薄弱环节，特别是当代“前三十年”部分，包括作品的译介、出版、影响，作家的往来，国际性文学组织的情况等等，都有待开展全面的研究。大家都知道，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既有正面的关系，也包括分裂和冲突），但是关于这一问题，仍没有出现具有学术深度的论著。我看到的研究当代中苏文学关系的专著，倒只有荷兰人福克马写于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而它涉及的只是一个阶段，且论述对象主要是理论方面。前些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当代部分，有周发祥等人撰写的“十七年及‘文革’卷”，以及赵稀方撰写的“新时期卷”。滕威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拉美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一项重要成果。申丹、王邦维任总主编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六卷七册，从诗歌、小说、戏剧、流派、文论、译介等角度，对当代六十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作了问题性的评述。但总的来说，包括你说到的那些国际文学组织，如世界和平理事会、亚非作家会议的研究，还做得很不够。我的一位韩国留学生做过“十七年”时期的《译文》（《世界文学》）杂志研究，整理过资料，但是没有成功。在五六十年代，除了苏联文学，当代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中国作家与日本左翼、进步作家往来频繁，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在日本也有较大影响。我问过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他说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可惜没有人花时间整理。当然研究有难度，主要是语言问题。如果真的要说明当代文学“在世界”，以及“在世界”的性质和程度，首先要在相关资料整理和研究上下工夫。《译文》创刊号您在《〈《娘子谷》及其它〉：政治诗的命运》里，讨论了政治诗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式微。在今天，“十七年”文学，如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是否只能作为文学史对象，而非文学对象？这样的作品是否还有可能被视为文学阅读？洪子诚：我在读大学的五十年代，确实喜欢过郭小川的诗，现在则大抵把它们当作文学史研究的文学事实对待。是否还会有普通读者阅读，我不知道，有的话也不会普遍吧？但是应该也有喜欢的。大概十多年前，我去韩国首尔开一个学术会议，在从延世大学的住处到圣公会大学会场的小巴上，同行的一位中国学者严厉批评了当前的诗歌写作，作为反例，他非常深情地背诵了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我虽然不同意他的看法，但也没有和他争论，觉得这属于个人的审美、爱好，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我说“政治诗式微”，并不是说诗歌不能处理政治议题，更不是说现在的诗与政治无关。相反，在个人性的情感、生活之外，与大多数人生活相关的政治问题，是诗歌需要积极涉及的。只不过，对于“政治”的理解和艺术表现方式，现在的写作同曾经的——包括创作于八十年代的那些政治诗（有一个时期称为“政治抒情诗”）有很大的不同。类似当年那种形态的、鼓动式的、宣言式的“政治诗”已经不再有生命力。如果集中地看《读作品记》涉猎的名字——叶夫图申科、爱伦堡、阿拉贡、维德马尔、胡风、冯雪峰、秦兆阳：您有意无意地勾勒了一条“异端的文艺路线”，一条区别于“外部质疑”的，“内部反思”的路线。同样在这个意义上，您多次提到朱寨八十年代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您对这条路线的看重，是否呼应了体现在您全部作品中的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和唯物主义文学观（指呈现文本的物质性）的对峙？叶夫图申科在朗诵自己的诗，1962年12月。法国诗人阿拉贡洪子诚：我的阅读虽然不被划分为不同阶级、政治派别的文学所限，但是研究好像比较侧重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文学”中的“内部”反思的派别。不过，“反思派别”“异端路线”等说法，都不能作为固化的概念来理解，也就是说不能把某些人不加分析地放在里面，更不能说在当代形成了两个固定的对立派别、两条持续的对立路线。在这里，“反思”或“异端”都要放到具体历史情境中才能说清楚。我关注内部反思问题，开始并没有要勾勒什么“异端”的想法。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涉足“当代文学”，就觉得需要对它作“反思”，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而且比较起来，觉得某些体现“正统”“纯洁”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主张和创作成果，过于简单乏味，倒是不同时期的“内部反思”派的论述和创作比较有意思，其中呈现的智力、情感比较丰富。这些作为“反思者”的个人，也展现了热切追求中的苦闷、矛盾——包括后期的周扬在内。姚文元1957年在批判“修正主义文学逆流”的时候说，社会主义时代，人民不会再有痛苦，痛苦的是将被消灭的阶级。这个说法，典型地透露了这种理论和秉持这种理论的人的“无趣”。文学研究和创作自然不同，但是也有情感因素，不是说哪个重要就研究哪个。那些绝对化的革命文学捍卫者的思想和文字过于僵硬、单调、苍白了。抛开个人的情感、兴趣不说，我觉得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内部反思”的状况，还是值得关注的。那些根本否定社会主义文学的人，觉得区分它内部思想观念的各个层面、清理其中的差异冲突没有意义，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正当性；而九十年代以来的、想“激活”社会主义文学能量的人，又往往无视它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无视那些试图为社会主义文学寻找出路的人们的艰苦——甚至搭上生命的探索，无视他们曾经所作的质疑和修正。如果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尚有遗产可以继承，值得激活，那么，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内部冲突，曾经出现的种种“修正”的状况，最好不要忽略。并不是反思者说的都对，而是借此可以深入了解这种文学主张和相应的制度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在当代文学的记忆，及先前的书写中，莫言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就某一线索看，他未必有残雪，甚至有刘索拉重要。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和您参与写作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2002）论及他的时候，也不尽是溢美之词。莫言得奖会改写当代文学史吗？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洪子诚：他们几位在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潮流中，都影响很大，从“先锋性”说，好像残雪和刘索拉在文学界引起的“风暴”更大。残雪后期作品我关注不够，可能对她的价值认识不足。但刘索拉后来的主要精力和影响是在音乐方面，蓝调、摇滚什么的。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也不能说她们就比莫言“重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批评界分歧很大。有说他“了不起”的，也有批评得很严厉的。莫言还是当代优秀的小说家吧，我也同意有的学者的看法，与他有相似水平的作家还有多位。诺贝尔文学奖是个重要的奖项，获奖肯定会提升他的地位，让他拥有更多的读者和研究者，但也可能会使人自我膨胀。“改写文学史”？很有可能。但是如果问我，因为年龄和精力关系，我不会再去修订我编写的文学史，所以也就不会改写。从个人阅读上说（这和文学史编写不能完全等同），我还是比较喜欢他八十年代中期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那些……当代文学史的上限很明确，它的下限在哪里？一方面，您曾说当代文学终结于八九十年代之交，但另一方面，当您引用张旭东的话，“当代文学本身要拒绝被历史化”，当您评价程光炜的研究时说，不确定性是当代文学存在的理由，您似乎有不一样的态度。《当代文学的概念》洪子诚：自我矛盾和混乱，原因大抵出在“当代文学”这个概念上。大概在1997年，我写过《当代文学的概念》的文章，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那篇文章描述了这个概念生成的背景、历史条件、内涵，以及后来的变迁和不同使用者对它的不同理解。我的文学史对“当代文学”的理解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左翼文学，经由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其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在五十到七十年代，成为了唯一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而到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文学形态逐渐解体。因此，我说八九十年代之交“当代文学”终结，指的就是“一体化”文学的解体和碎片化。但是采用什么概念来描述“终结”之后的文学，我还不知道，因为按照国家学科的划分，“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以来迄今没有终点的文学，这就是矛盾、混乱的根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期的划分与命名，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各种设计，如仿照古代以朝代命名，有“民国文学”的说法，因此也有将1949年以后称为“共和国文学”的。没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名分，是乱象。名不正，言不顺。我就经常被问到，“你们的当代文学要‘当代’到哪一年”？我的回答通常是，这个问题要由国家的学科规划部门来回答。不过，不同学者在分期和命名上的差异，能够有效地表明他们不同的文学史观，表明他们对“当代”不同的认识，这也不见得就是坏事。我最后想问：什么是文学史？许多著作以“文学史”命名，但文学史到底是文学作品史、文类史、文学思潮史，还是文学制度史？为什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鲜有讨论文学形式装置演进与时代关系的文类史研究，遑论亚文类史？《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洪子诚：二十一世纪以来，多位学者，如陈平原、黄子平等，不断质疑文学史的必要和可能，批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热。因为学科建制、课程设计、利益驱使等等原因，现在的中国不仅是经济大国，也是文学史大国，大到匪夷所思的地步。需要检讨的是，我也是推波助澜者之一。对于文学史热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相信，再过不久，作为一种观念和一种著述方式的“文学史”就会消亡，我们这些写文学史的将会没事可做。好在我已经退休，没有再就业的问题。不过在它没有死掉之前，总还要变换各种花样地延续一段时间。那么，它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这个问题，我想引用北方和南方的两位学者的意见在下面，让他们代我回答：“我们能否拥有一部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在我们这个社会分化加剧、知识立场的分化也趋于激进的时代，也许将更多地出现的，会是某一种文学史：左派的文学史，纯文学的文学，或新媒介的文学史……”（贺桂梅）；“在文学史叙事日益多元的时代，除了内生于大学教育体制的文学史著之外，还有大量的阶层文学史、类别文学史甚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文学史的写法上也千差万别，如王德威哈佛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星座图’形式的文学史”（陈培浩）。

所谓“副刊”是指除新闻、评论之外的报纸版面，一般都有固定名称，专门发表文艺作品或理论文章，随报纸定期出版。“副刊”最早被称为“附刊”、“副张”，有随报附送之意。而“副刊”之命名，则和《晨报》有关：一九二一年十月六日，《晨报》在第二版上发布出版《晨报附刊》启事，“本报的篇幅原是两大张，现在因为论说、新闻、海内外通信、各种调查、各种专件以及各种广告，很形拥挤，几于要全占两大张的篇幅；而七版关于学术文艺的译著，不但读者不许删节，而且常有要求增加的表示，所以现在决定于原有的两大张之外，每日加出半张，作为‘晨报附刊’，原来第七版底材料，都划归附刊另成篇幅。”另据副刊编者孙伏园回忆：“《晨报附刊》是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正式出版的，翻开报纸，很多人不免奇怪，为什么报头是《晨报副镌》，报眉又是《晨报附刊》几个字呢？原来《附刊》这名字是鲁迅先生取的。他认为《晨报》登载学术文艺的第七版，既然独立地另出一页四开小张，随同《晨报》附送，那末就叫《晨报附刊》吧！《附刊》也就是另外一张的意思。《晨报》总编辑蒲伯英的字写得不错，他亲自写了一个汉砖字体的版头，把‘附刊’写成了‘副镌’。为了尊重鲁迅先生的原意，所以报眉仍用‘晨报附刊’几个字。”[1]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考虑到“镌”字不够通俗，《晨报副镌》更名为“晨报副刊”。从此以后．“副刊”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报纸所接受，进而为全国所通用。从报纸副刊的种类来说，按性质划分，副刊可以分为专门性副刊、综合性副刊。如果再细致划分的话，专门性副刊又可分为文学副刊、艺术副刊、经济学副刊、哲学副刊、体育副刊等等；综合性副刊则往往是不针对某一学科的跨学科类别的副刊，《新华日报》的《团结》副刊，所登文字既有文学作品，又有时政性的文章，间或有歌曲、木刻等艺术作品，当属综合性副刊。报纸副刊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报纸的内涵，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阅读趣味，对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扩大报纸的影响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早出现的副刊当属《字林沪报》的《消闲报》，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字林沪报》为增加报纸的趣味性，吸引读者，提高报纸的竞争力，随报发行《消闲报》，这被认为是最早的报纸副刊，距今已经有一百二十余年了。而在所有类型的报纸副刊中，影响最大、读者面最广的当属文艺副刊。早期的报纸文艺副刊《字林沪报》的“消闲报”、《时报》的“余兴”、“小时报”、《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等，往往强调作品的趣味性、通俗性，刊载的多是迎合市民口味的消闲性文字和言情小说之类的作品。一九一七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报纸文艺副刊的文化传播、思想启蒙的功能才得到逐步强化，《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民国四大文学副刊应运而生，这些文学副刊对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京报副刊》编者在曾《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一文中，从三个方面描绘了自己理想中的报纸副刊的样子：第一，日报需要有讨论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学问的文章，以作读者生活的指导，但要“避去教科书或讲义式的艰深沉闷的弊病”；第二，“日报附张的正当作用就是供给人以娱乐，所以文学艺术这一类的作品，我以为是日报附张的主要部分，比学术思想的作品尤为重要”；第三，“也是日报附张的主要部分，就是短篇的批评。无论对于社会，对于学术，对于思想，对于文学艺术，对于出版书籍，日报附张本就负有批评的责任”；“除了批评以外，还有如不成形的小说，伸长了的短诗，不能演的短剧，描写风景人情的游记，和饶有文艺趣味的散文，这一类文字在作家或嫌其仅属断片而任其散失，而在日报则取其所含思想认为有登载的可能。”[2]从报纸文艺副刊后来的发展看，它确实成为了传播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新文艺的重要平台。《世界日报》副刊连载长篇小说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有五千余种，作者阵容强大，刊载的作品种类繁多、体量庞大，举凡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文艺评论……所有的文学作品类型都在文艺副刊上有所体现，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文艺副刊上发表过作品，文艺副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沈从文在《编者言》一文曾这样总结这一时期的文学副刊的作用：“在中国报业史上，副刊原有它的光荣时代，即从五四到北伐。北京的‘晨副’和‘京副’，上海的‘觉悟’和‘学灯’，当时用一个综合性方式和读者对面，实支配了全国知识分子兴味和信仰。国际第一流学者罗素、杜威、太戈儿、爱因斯坦的学术讲演或思想介绍，国内第一流学者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之、丁文江等等重要论著或争辩，是由副刊来刊载和读者对面的。南北知名作家如鲁迅、冰心、徐志摩、叶绍钧、沈雁冰、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玄庐、大白……等人的创作，因从副刊登载、转载，而引起读者普遍的注意，并刺激了后来者。新作家的抬头露面，自由竞争，更必需由副刊找机会。刊物既在国内作广泛分布，因之书呆子所表现的社会理想和文学观，虽似乎并不曾摇动过当时用武力与武器统制的军阀社会，却教育了一代年青人，相信社会重造是可能的，而武力与武器能统制这个国家，却也容易堕落腐烂这个国家民族向上向前的进取心!更显而易见的作用，也许还是将文学运动，建设在一个社会广大基础上，培育了许多优秀作家，有理想，能挣扎，不怕困难。副刊既能尽庄严的责任和义务，因之也就有它的社会地位。它直接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磐石永固，间接还助成了北伐成功。”[3]一般认为，图书出版、期刊杂志、文艺副刊是支撑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大平台，在某种意义上讲，不了解文艺副刊的发生、发展，很难说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了充分而又深入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文艺副刊的作用无可替代：首先，文艺副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出版平台。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轻视文艺副刊，潜意识中认为这上面的作品，都是一些小文章，不但难称经典，甚至连重要作品也谈不上。这是对文艺副刊的一个认识误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重要作品，都是借助副刊与读者第一次见面的，鲁迅的《阿Q正传》即是发表在《晨报副刊》，郭沫若的《女神》中的很多诗篇则都是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实际上，很多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经典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散文还是戏剧都是最早发表在文艺副刊上的，如巴金的《激流》（出版时更名为《家》）、老舍的《四世同堂·惶惑》、曹禺的《北京人》等经典作品都是首先在上海《时报》、重庆《扫荡报》、香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更为重要的是，以连载形式在文艺副刊上登载的这些作品，与作家出版单行本时的作品有着诸多的不同，因此，文艺副刊上的文本具有非常高的版本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很多作品短小精悍、报纸又保存不易，加之作家经常在动荡中迁徒，一些发表在报纸文艺副刊上的作品因没有留存剪报而导致了散佚，最终没有收入任何作品集，成为佚文。从这一角度说，文艺副刊应该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钩沉辑佚的重要渊薮。其次，文艺副刊不但是一些重要文学作品首刊之地，同时也是文艺社团、流派的催生之所，各种文艺思潮在这里交相辉映，相较期刊而言，由于报纸出版频率高，能够更及时地传达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的意见，历来为各派作家所看重。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京派”一定会黯然失色，而如果没有《晨报副刊》，“国剧运动”也很难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其三，报纸文艺副刊给杂文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发展平台，拓展了知识分子的言说空间，使杂文这一文体在民国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我们知道，《青年杂志》创刊以后，“随感录”专栏上的文章已经具备了现代杂文的刍形，随着报业的发达，各报为了争取读者，普遍重视发表与社会民生、时代政治密切相关的时论性文字，它以短小精悍、针砭时弊见长，文风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反映的问题也多为读者所关切，一时间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文体。作为副刊编者的孙伏园曾经这样总结杂文与文艺副刊的关系：“副刊上的文字，就其入人最深一点而论，宜莫过于杂感了。即再推广些说，近几年来中国青年思想界稍呈一点活动的现象，也无非是杂感式一类文字的功劳。杂感优于论文，因为他比论文更简洁，更明了；杂感优于文艺作品，因为文艺作品尚描写不尚批评，贵有结构面不务直捷，每不为普通人所了解；杂感不必像论文的条畅，一千字以上的杂感就似乎不足贵了；杂感虽没有像文艺作品的细腻描写与精严结构，但自有他的简洁明了和真切等的文艺价值——杂感也是一种的文艺。看了杂感的这种种特点，觉得几年来已经影响于青年思想界的，以及那些影响还未深切著明的一切作品， 都有永久保存的价值。”鲁迅的后期杂文，大多发表在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可以说，如果没有《申报·自由谈》等文艺副刊的存在，鲁迅杂文也很难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其四，报纸文艺副刊的存在，对现代文学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书籍、期刊的流通、发行的渠道有限，为了扩大发行量，书店、期刊编者都非常重视书刊的广告，他们往往利用报纸每日出刊、发行量大、读者面广的优势，在文艺副刊上刊登新书的出版信息和期刊要目，以引起读者的注意。现在看来，这些书刊广告在扩大新文学书籍的发行量和影响力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了解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从这一角度讲，报纸文艺副刊理应得到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非常遗憾的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出版社、期刊杂志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的研究讨论已经非常深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网络数据库的建设也渐入佳境，唯独文艺副刊的研究处于落寞的状态，这种研究状态与副刊对现代文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不相匹配的。恰如孙玉石先生所说的，“近年来，作现代文学研究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报纸文艺副刊资源的开发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突围以及学风改变之间的关系。现代报纸文艺副刊，蕴藏了相当丰富的文学文献资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得到全部、完整的开发，没有充分地进入现代文学史的记忆和写作。现代文学许多现象的发生，作家许多作品最初的发表，除了文学杂志以外，往往是以报纸文艺副刊为主要阵地的，报纸文艺副刊有它独特的空间和影响。”[4]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目前已经完成的所有工具书、文献丛书、数据库项目中，都是对期刊杂志、书籍出版物的整理与研究，相对而言，民国报纸文艺副刊文献的整理、索引编制、数据库建设方面依然非常薄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学术规范得以强化，研究者越来越重视第一手文献的使用。近三十年来，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在理论研究方面，《新文学资料引论》(朱金顺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谢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零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刘增杰著，中西书局二零一二年)等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著作先后出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文献整理方面，陆续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延安文艺丛书》等严格按原始文献编选的多卷本丛书。在工具书的编纂方面，先后整理出版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王大明等主编，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续一)》(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续编》(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唐沅等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吴俊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零年)等著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一批与现代文学史料紧密相关的数据库陆续建设完成，与现代文学密切相关的大型的数据库有：国家图书馆的民国期刊数据库、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发的“近代报刊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等。这些文献丛书、数据库在保存原始文献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已经完成的所有工具书、文献丛书、数据库项目中，绝大部分都是对期刊、书籍出版物的整理与保存，相对而言，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资料整理、索引编制、数据库建设可以说非常薄弱。事实上，报纸文艺副刊又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相关度非常高，对研究文学思潮、作家思想与作品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报纸本身出版年限长、体量大、存世量少以及作品短小、容易散失的特征，使文学副刊文献的查找、利用非常不易。从某种意义上讲，系统检索工具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文艺副刊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目前，可全文检索的民国时期出版的报纸仅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申报》、《大公报》、《晨报》、《京报》、《益世报》等有限的几种影响比较大的全国性报纸，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能够检索到的民国报纸也非常有限。而在现有的检索工具书中，除《申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华商报》编有完备的索引外，文艺副刊方面仅有《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续一）整理了《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中央日报》、《华商报》等十六种报纸的部分文艺副刊目录。除此之外，仅有个别的文艺副刊被研究者编制了目录，如《大连〈泰东日报〉一九二六至一九四一年文艺副刊主要作家作品目录索引》(张志勋辑，《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三辑)、《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东北报刊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部分目录索引》(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东北现代文学史研究小组辑，《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三辑)、《〈中南日报·副刊〉(一九四零年二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目录》(谢小健，《福建新文学史料辑刊》第一辑)、《〈东南日报·笔垒副刊〉目录(一九四五年一至三月)》(吴毓鸣辑，《福建新文学史料辑刊》第一辑) 、《〈前线日报·战地副刊〉(一九四二年七至十二月)目录》(张晓平辑，《福建新文学史料辑刊》第二辑) 、《〈华侨日报·鹭风〉(一九三七年五至八月)目录》(黄安榕辑，《福建新文学史料》第四辑)、《伪满州国主要汉语报纸文艺副刊目录》（大久保明男编著，北方文艺出版社二零一七年版）等。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些副刊目录较为零散，查找、检索非常不便，很难被研究者充分利用。而在文艺副刊研究领域，虽然出版了几部专门研究《晨报》、《时事新报》、《大公报》、《益世报》、《中央日报》、《解放日报》等文艺副刊的论著，但这些论著都是以一种报纸的文艺副刊为研究对象，尚没有全面、系统地研究民国时期文艺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生产的论著出现。一些专门研究文艺副刊史的论著如《中国文艺副刊史》（冯并）、《打开历史的尘封》（郭武群）、《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雷世文），也多以有限的主要报纸文艺副刊为研究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一些影响比较大、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特点的文献整理出版，以为文艺副刊研究提供助力，进而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我开始关注民国时期的报纸文艺副刊，我从事沈从文研究有关。二零零三年，在写作《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之初，即从编制一个简单的“沈从文年谱”入手，搜集沈从文的文献资料。因为沈从文文艺副刊编者的特殊身份，自然比较关注《中央日报》、《大公报》、《益世报》、《观察报》、《平明日报》、《经世日报》等与沈从文文艺副刊编辑生涯关联密切的几种报纸。在这一过程中，偶然发现沈从文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并没有收入《沈从文全集》，而《沈从文全集》中一些文章的编者说明、各种版本的沈从文年谱、年表的表述，也多有漏收发表这些文章的副刊信息或表述有误的情况，随查随记。当《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二零零六年第二版更名为《沈从文的后半生》）完成以后，这方面的文字已经积累到了三十余万字，为了把这项工作延续下来，遂于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先后以“沈从文年谱长编”、“民国时期文艺副刊检索系统”为题申请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项目，均于当年获准立项。这两项工作既相对独立，又有密切联系，可以说沈从文年谱的编纂，引发了我对副刊文献的关注，而检索数据库的建成，必将深化对沈从文编辑生涯的理解。原初设想，只要借用现成的文艺副刊索引，再把尚没有做索引的报纸文艺副刊的相关文献找到，将其录入已经初具规模的“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检索系统”数据库即可。但研究工作开始以后，才发现它的复杂程度难以想象：不但没有现成的系统文艺副刊索引可资借用，就是自己从报纸文献中提取数据也异常艰难！民国时期报纸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本来就少，加之各图书馆出于文献保护的目的，已经不再提供原始报纸的阅览，只好求之于缩微文献，而阅读缩微文献更是一项耗时、费力、伤视力的工作，如果想进行文献的数据还原的话，又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对于在高校工作的教师来说，时间、经费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但事情既已开始，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做下去，最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把这两项工作做扎实，在国家图书馆、南开大学文学院、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完成了一百余种报纸文艺副刊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共积累了各种文艺副刊的图像资料七十多万张，数据库也已经有了数十万条数据，初具规模，但这个数字尚不足民国时期存世报纸副刊文献的二十分之一！即便如此，这些文艺副刊上的资料对我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除发现了大量作家的佚文外，同时还校正了各种作家全集、年谱中的很多不太准确的表述。为了使这些文献资料给更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便利，我们先行整理了北京(北平)、南京、重庆地区的十五种报纸文艺副刊(含发表文艺作品的部分综合类副刊)版面，编为三卷八十册：北京卷：《世界日报》、《世界晚报》、《新晨报》；南京卷：《中央日报》、《京报》、《中国日报》、《和平日报》；重庆卷：《新蜀报》、《新民报》、《西南日报》、《扫荡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新民报晚刊》、《世界日报》、《和平日报》；上海、天津、桂林、昆明地区的报纸副刊数据也已经采集完毕，正在整理过程中，很快就会和读者见面。我们之所以优先选择这些报纸的文艺副刊影印出版，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一）重要性原则。所选报纸的所在城市在一段时间里是重要作家的集聚地，如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昆明、桂林等城市。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文化中心，大学林立，文化人集聚，《晨报》、《京报》、《世界日报》等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报纸都在这里出版。国民政府南迁之后，一大批文人又都集聚到上海、南京，成为左翼文学、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的重要根据地，成为各种文艺思潮的交汇的地方。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重要作家的聚集，不但有效地保证这些地区的文艺副刊的稿源，同时也确保了这一地区副刊的全国影响力。（二）稀缺性原则。在二千多种民国报纸中，我们选择了一九四九年后没有影印出版过、也尚未建成全文数据库、读者查找阅览十分不便的十五种报纸先行影印出版。尽管《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申报》、《大公报》、《晨报》、《京报》、《益世报》、《华商报》等报纸非常重要，其文艺副刊也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考虑到这些报纸一九四九年后都曾系统影印过，各大图书馆都有收藏，这其中的有些报纸已经建成了全文检索数据库，读者查找起来较为方便，本着节约资源，避免重复出版的原则，这些报纸的文艺副刊我们没有收录。（三）系统性原则。一九四九年前，我国出版有报纸数千种，但由于战乱频仍，加之和图书、期刊相比，报纸保存起来比较困难，导致现代报纸文献缺失较多，因此，想找齐一套完备的文艺副刊非常不易。本汇编选择的文艺副刊均是比较系统、缺失较少的报纸文艺副刊，一些非常重要，但缺失严重的报纸文艺副刊未纳入此次整理的范围。（四）在副刊的选择方面，除文学类副刊外，考虑到戏剧、电影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原因，本书也收入了戏剧、电影等艺术门类的副刊。需要说明的一些问题：由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动乱不已，报纸的损毁情况非常严重，要想找到一份完全的报纸不易。因此，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依然还有一些副刊有缺期的现象。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繁荣，往往会出现一种报纸出版数种文艺副刊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便于研究者利用，我们将分散于不同日期的同一副刊集中编排，不同的副刊之间以创刊时间排序。《中央日报》主报在办报过程中，由于政治和战争的影响，曾辗转上海、南京、重庆多地办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其办刊时间最长的南京作为其归属地。民国文艺副刊的整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工作，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但只要大家不断努力，集腋成裘，总有白马驮归的那一天。我们相信，本汇编的编辑出版，不但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现代文学史上的文艺副刊的整体风貌；同时，也为作家作品的钩沉辑佚、版本校勘提供便利条件，必将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产生一定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李 扬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南开大学范孙楼注释[1]孙伏园：《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鲁迅先生二三事》，第六十四页，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零年版。[2]记者：《杂感第一集》，《晨报副刊》一九二三年四月五日。[3]从文：《编者言》，《益世报·文学周刊》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日。[4]孙玉石：《报纸文艺副刊与现代文学研究关系之随想》，《河南大学学报》二零零五年第一期。总目录北京卷 01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02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一九二九年四月三十日）03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三十日）04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日—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一日）05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06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07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08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09世界日报明珠（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一九四九年二月九日）10世界日报文艺周刊（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十一日—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国学周刊（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日—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世界日报副刊（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1世界日报儿童（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一九二八年六月七日）戏剧周刊（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日—一九三○年十月三日）戏剧（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学园（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文学（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九日）蔷薇（蔷薇周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四日）12世界日报蔷薇（一九三〇年七月一日—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線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日—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前向（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四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文学周刊（一九二七三月二十五日）星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骆驼（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一九三〇年二月五日）苦果（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绿艾（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春蕾（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三日）挣扎（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电影周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一九二八年六月十日）少年周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小说周刊（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艺术（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四日）谷声（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四日）13世界日报艺术周刊（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落叶（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一九二九年三月八日）春明周刊（一九三〇年十月十八日—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日）国语周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文艺（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14世界日报世界语之光（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彗星（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图书馆周刊（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学文周刊（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现代儿童（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二日）世界副刊（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15世界晚报夜光（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世界晚报夜光（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一九二九年六月三十日）17世界晚报夜光（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世界晚报夜光（一九三一年一月六日—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19世界晚报夜光（一九三二年七月二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世界晚报夜光（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21世界晚报夜光（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世界晚报夜光（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23世界晚报夜光（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世界晚报夜光（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新晨报新北平（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25新晨报新晨报复刊（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三日）26新晨报晨光（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南京卷 27中央日报（上海）摩登（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三日）艺术运动（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文艺思想特刊（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二日）文艺战线（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海啸（一九二八年五月五日—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中央画报（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红与黑（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九日—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报（南京）青白（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一日）28中央日报（南京）青白（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南国特刊（一九二九）儿童周刊（一九三〇年五月三十一日—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文艺周刊（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甚么周刊（一九三〇十月三日）戏剧运动（一九三一年四月十日—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青年文艺（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橄榄周刊（一九三一年五月七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文艺社戏剧组第一次公演特刊（一九三一六月十一日—一九三一六月十五日）抗日救国（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青年周刊（一九三一十二月一日—一九三一十二月十五日）29中央日报（南京）中央公园（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30中央日报（南京）中央公园（一九三四年五月二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31中央日报（南京）中央公园（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学风（一九三二年七月四日—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文哲学报（一九三三六月二日—一九三三六月二十二日）32中央日报（南京）文学周刊（文学副刊）（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戏剧周刊（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每周电影（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艺术副刊（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戏剧副刊（戏剧周刊）（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史学（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贡献（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33中央日报（南京）戏剧（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民风周刊（民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文史（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民族文艺专页（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诗刊（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电影周刊（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图书评论周刊（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副刊（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一九三二年八月六日）中央日报副刊（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中央日报（南京）中央日报副刊（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副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央副刊（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一日）35中央日报（南京）中央副刊（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泱泱（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36中央日报（南京）泱泱（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文史周刊（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37中央日报（南京）中央副刊文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央副刊星期文艺版（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副刊每周文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剧蓻（一九四七二月八日—一九四七二月十二日）戏剧节专号（一九四七二月十五日）文艺（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中央日报（重庆）平明（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央副刊（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一九四一年四月三十日）38中央日报（重庆）中央副刊（一九四一年五月二日—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39中央日报（重庆）中央副刊（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中央日报星期增刊（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日—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蓻林（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学海（一九四二年六月九日—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书报春秋（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六日）40京报莫愁（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饮虹周刊（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一九二八年九月二日）41京报文艺思潮（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副刊（一九二八年九月六日—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42中国日报副刊（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43中国日报副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艺周刊（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电影与戏剧（一九三二年三月—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大观园（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报论衡周刊（一九三二年三月—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新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随园（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九三五年九月三十日）44中国日报随园（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随园诗页（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日）中天（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挺进（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雨花（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三日）雨花诗页（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艺术周刊（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今日文学（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戏剧周刊（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中国学生（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45和平日报宁语（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戏剧与电影（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女青年（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和平副刊（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46和平日报和平副刊（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47和平日报风云（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华儿童（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48和平日报人文（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舞台与银幕（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49和平日报舞台与银幕（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国学（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年会特刊（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日）剧场艺术（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诗星火（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一九四八年九月五日）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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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新蜀报新蜀锦（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新新花园（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劲风（一九三二年三月五日—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三日）喘声（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八日—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三日）新蜀报副刊（一九三二年五月四日—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51新蜀报新蜀报副刊（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52新蜀报新蜀报副刊（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53新蜀报新蜀报副刊（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九日）54新蜀报新蜀报副刊（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55新蜀报新蜀副刊（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新副（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56新蜀报学艺（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文化与生活（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新蜀儿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文种（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新光（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新光·戏剧周刊（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特刊（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文峰（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蜀道（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九日）57新蜀报蜀道（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八日）58新蜀报蜀道（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59新蜀报蜀道（一九四六年七月二日—一九四九年一月九日）蜀风（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六日—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七天文艺（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戏剧新闻（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影与剧（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木艺（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力行（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处女地（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一九四四年十月四日）蜀雅（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戏剧（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一九四五年八月四日）电影（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九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影剧春秋（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60新蜀报新语（一九四四年七月十日—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61新民报血潮（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最后关头（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2新民报最后关头（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一九四一年十月九日）大时代（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63新民报万方（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西方夜谈（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呼吸（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虹（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妇女与儿童（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五日—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学生周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六日—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人间乐园（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新民副页（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64新民报新民副页（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好望角（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八日）新文艺（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新影剧（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65西南日报西南副刊（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文史地周刊（一九三八年七月三日—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榴火（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高原（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二日—一九四七年六月九日）每周文艺（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七日—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山歌（一九四六年五月二日—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新艺术（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二日—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人与地（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一周间青年活动（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青年之家（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三日—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一日）银丝（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一九四七年六月十日）新西南（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66扫荡报瞭望哨（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野营（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文史（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电影战线（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战时文学（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神枪手（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九日）电影与戏剧（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六日）风谷（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战地（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重庆青年（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扫荡副刊（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67扫荡报扫荡副刊（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妇女新运（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国文史（一九四三年一月二日—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书报春秋（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孔学（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青年之友（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乐园（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特刊（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特刊（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68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艺林（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妇女新运（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学海（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文史（一九四三年一月二日—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69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一日）70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谈（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71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谈（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一日）72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谈（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73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谈（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4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谈（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75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谈（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76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谈（一九四七年九月二日—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一日）77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戏剧与电影（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西方夜谈星期画刊（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休息日（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新影剧（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新音乐（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78世界日报明珠（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一日）79世界日报明珠（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饮河（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和平日报和平副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日）80和平日报和平副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新文艺（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青年文艺（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图书评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八日）世象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末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2019年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考研解析/初复试分数线/参考书1、学院概括2、研究方向3、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合格分数线4、专业总汇5、考研专业课参考书6、专业考研资料一本通（目录）1、专业考研出题规律深度解析 ① 报录比及相关数据统计② 参考书及章节重点解析③ 出题趋势及命题规律④ 就业情况简介⑤历年理想途成功学员及辅导简介2、专业考研真题汇总、专业考研真题解析、专业考研复试问题汇总3、复试经验及指导4、2018 年专业考研背诵版笔记5、出题人题源论文精编与课件6、常考热点专题汇总（共30 专题）7、模拟押题试卷

秦牧，原名林阿书，又名林派光、林觉夫、林顽石，著名作家，1919年生于香港，广东澄海人，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秦牧一贯认为作家应当有使命感，作品应有思想性。秦牧于香港出生。3岁时随父母移居新加坡。1932年回到故乡樟林。青少年时期曾就读于新加坡端蒙学校、樟林萃英学校、汕头一中等学校。1938年春到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辗转于粤桂两省。1941年曾在桂林的中山中学教书，并从事写作，开始涉足文坛。历任《中华论坛》、《再生》、《中国工人》诸杂志编辑。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文教厅科长、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主编过《广东教育与文化》、《中华通俗文库》、《作品》诸杂志。曾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暨南大学中文糸主任。历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文联执行主席，并任《四海》杂志主编。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以作家身份访问过蒙古、古巴、新加坡和泰国。1992年10月14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杰出的散文家、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秦牧因心脏骤停抢救无效，不幸于11时在广州逝世，享年73岁。[1]半个世纪以来，秦牧孜孜不倦地在文学沃土上勤奋耕耘，他把个人的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发表和出版了大批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作品和文学论著。他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感人，充满了时代精神，深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他的散文作品风格独树一帜，被誉为“散文一绝”。小说、童话、戏剧、诗歌、文艺理论等都有著作，故又被喻为“一棵繁花树”。他主张独创一格，“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独特的创造”。他提倡扩大题材的范围到海阔天空和多方面发展文学的功能，包括教育、形象欣赏、审美、文娱方面，使作品高于幽默和情趣，“寓共产主义思想于闲情趣谈之中”。紫风与秦牧相识于1942年春天的桂林。因为几乎天天要为躲避空袭而跑进岩洞，秦牧所在的学校恰在逃难的中转站上，所以二人经常见面，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国家的忧虑使两颗心越走越近。结婚前有一次，桂林一家影院征集关于《浮生若梦》这部外国影片的影评作品，他俩双双投稿，经过几张报纸评选，结果紫风是第二名，秦牧倒是第三名。50年共同生活的岁月里，他们从来都是互敬互爱。紫风对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20个世纪40年代末他们在香港期间，秦牧靠稿费过日子，紫风则任教于一间中学。他每天早晨起来写作或阅读，紫风曾怨他起得太早妨碍了她的睡眠。他当时不答，但以后仍然早起。某天，紫风一看，发现他脚上竟穿上了下雨天的胶鞋，轻轻走动，以免打扰了自己。紫风说，“我感动极了，当时住在一间朝西的斗室，夏天炙人的阳光充满大半个房间，他常常是满头大汗工作，真让人心疼。”虽然没有儿孙绕膝，但他俩对此都不在意，秦牧曾说过：“有些年轻人听说我们无子女，千里之外写信来，提出愿做我们的儿女，我们都谢绝了。我没有世俗的子嗣观念，树上结的果子是这一类树的后代，而不只是这一棵树的后代。”紫风说：“爱情和岁月是正比例，日月愈长，爱情愈深。因为我们志同道合，情同手足，越是遭受挫折，就越是要恩爱相助。”而秦牧也曾经应答：“夫妻一道，既能走过芬芳的早晨，又能走过泥泞的黄昏。”1992年10月14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杰出的散文家、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秦牧因心脏骤停抢救无效，不幸于今天11时在广州逝世，享年73岁。半个世纪以来，秦牧孜孜不倦地在文学沃土上勤奋耕耘，他把个人的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发表和出版了大批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作品和文学论著。他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感人，充满了时代精神，深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秦牧主张“牛嚼”和“鲸吞”当代著名作家秦牧，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广搏地积累知识。结果，他写出的作品宛如由知识的珠宝串成，闪耀着独特的光彩。秦牧在谈到读书时，主张采取牛和鲸的吃法，即“牛嚼”与“鲸吞”什么叫“牛嚼”呢？他说：“老牛白日吃草之后，到深夜十一二点，还动着嘴巴，把白天吞咽下去的东西再次反刍，嚼烂嚼细。我们对需要精读的东西，也应该这样反复多次，嚼得极细再吞下。有的书，刚开始先大体吞下去，然后分段细细研读体味。这样，再难消化的东西也容易消化了。”这就是“牛嚼”式的精读。那什么叫“鲸吞”呢？他说，鲸类中的庞然大物——须鲸，游动时俨然能一座漂浮的小岛。但它却是以海里的小鱼小虾为主食的。这些小玩艺儿怎么填满它的巨胃呢？原来，须鲸游起来一直张着大口，小鱼小虾随着海水流入它的口中，它把嘴巴一合，海水就从齿缝中哗哗漏掉，而大量的小鱼小虾被筛留下来。如此一大口一大口地吃，整吨整吨的小鱼小虾就进入鲸的胃袋了。人们泛读也应该学习鲸的吃法，一个想要学点知识的人，如果只有精读，没有泛读；如果每天不能吞食它几万字的话，知识是很难丰富起来的。单靠精致的点心和维生素丸来养生，是肯定健壮不起来的。牛嚼与鲸吞二者不可偏废。既鲸吞，要大量地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又要对其中少量经典著作反复钻研，细细品味。如此这般，精读和泛读就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品读名言：⊙、把阻力化成动力，使坏事尽可能变成好事，这些缺陷者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不正是些雄辩的例证吗？⊙、错误的知识比无知更可怕。⊙、海涛拍击岩石和沙滩的声音永无休止地喧响着。几乎像一条白线似的浪花从远处奔腾而来，猛碰到岸边，发出富有韵律的激溅的声音，然后迸着泡沫，消失在沙石之间。后面一排浪花又紧接着追逐上来……⊙、那些最好的散文，有的使人想起了银光闪闪的匕首，有的使人想起了余音袅袅的洞箫，有的象明净无尘的水晶，有的象色彩鲜明的玛瑙，一切的散文形式都应该提倡，各种形式都应该尽量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欧洲好些地方按照古老的民间传统习俗，最尊贵的礼物就是面包和盐。⊙、平凡的东西，在这些场合却体现着最崇高的价值。⊙、外表美的缺陷可以用内心美来弥补，而心灵的卑污却不是外表美可以抵消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