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杂志

日前,广东人民出版社精心打造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正式出版。这是我国首部现代文学研究通史,填补了我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主编黄修己教授是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学人的代表之一,其以85岁高龄,率领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4名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姚玳玫、陈希、吴敏、刘卫国,攻克了这一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5名作者均为广东学者,这套通史是理论粤军对中国学术的重大贡献,堪称粤派理论的一座高峰。 作为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全书以学术发展进程为纲,采用史的编纂法,探源溯流,分别时期,记载和检视从1917年至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成果,勾勒现代文学研究的脉络和走向,描绘艰辛与坎坷,展示业绩与风采,总结成就与不足。全套共5卷,161.2万字。(潘玮倩) 【来源：新快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围绕回顾历史、关注当下与展望未来的学术议题，学界组织了形式多样的专题研讨会，学术期刊也刊发了系列文章。学者们聚焦历史、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达成共识的同时也提出了新命题和新思考。考察70年研究成绩历史地看，新中国70年文学研究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并逐渐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话语体系。张福贵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分别从“国家集体话语”“社会个人话语”“民族人类话语”的体系建构来探究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演进过程，倡导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融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李永东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建构》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其核心观念可归结为“民族国家的发现”“人的发现”和“阶级的发现”。三者的协商互动，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模式，为解决现代文学学科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方向。在寻绎现当代文学研究轨迹和话语模式时，丁帆、赵普光的《历史的轨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的实证分析》另辟蹊径，引入经济学方法，以论题词的频率、分布、集中程度等数据分析，客观、立体地呈现出7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若干侧面。应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折射出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轨迹。谭桂林的《与时代对话中的知识谱系建构》提出“知识谱系生成与时代的对话”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实现了现代知识谱系的定型，形成了以“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为内核的理论话语模式。孟繁华的《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分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构造”“文学史观念的对话与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整合”三种历史形态，认为其集中表达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构建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努力。审思现代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已逾百年。回望五四文学，以整体的、辩证的、历史的眼光来审思现代文学传统是2019年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重点。温儒敏的《“五四”辩证》倡导在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格局中评价“五四”，认为“五四”既颠覆传统，同时又在赓续传统、再造传统。陈思和的《士的精神·先锋文化·百年“五四”》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涅槃的文化复兴，它与世界性先锋运动同期发生，又具有独立而鲜明的中国特征。郜元宝的《走出百年文学的两极摇摆》探析了“五四”作家处理“文章”和“实用”关系的不同方法，认为五四新文学的价值在于融通“文学”与“实用”，“艺术”与“人生”的复杂关联。文学传统是在文化更新过程中形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孙郁的《五四新文化人的话语方式》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自新运动，新文化人所表述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改良话语”“批判话语”和“自审话语”三种形态上。这些话语类型为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学树立了方向性的路标。刘勇的《五四新文学何以“现代”》认为，现代文学之“现代”恰恰在于它所开启的传统是“新”的，在于它所面临的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新形势，及在这种新形势下对新问题展开的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思想与语言的现代化，两者合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发展。王本朝的《白话如何成为新文学》认为，正是由于白话文在语言和思想上的双向发力，才使新文学获得了殷实的成果。高玉的《比较视角下的当前中国文学优势与困境》从语言本体论视角出发阐释当前中国文学发展前景。在他看来，语言既是工具也是思想本体，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语言的现代化变革密切相关。聚焦“茅奖”获奖作品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出5部获奖作品：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和李洱的《应物兄》。围绕获奖作品展开的研究是2019年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又一热点。现实主义小说离不开传统文化滋养，在传统与现实的联动中，现实主义小说“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艺术魅力得以彰显。刘大先的《返归本心——徐怀中〈牵风记〉的意象叙事与哲思境界》肯定“礼乐观念”对于《牵风记》中国气象生成的功能作用。文章认为，这种人生艺术化的诗性叙事超越了对人性的生理和心理认知，也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与意识形态，达到了关于人生感、历史感与宇宙感的抽象哲思境界。吴义勤的《作为民族精神与美学的现实主义——论陈彦长篇小说〈主角〉》强调“秦腔”之于陈彦重构现实主义美学的价值。文章认为，《主角》将传统戏曲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渗透于故事叙述中，实践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教谕功能，并将僵硬机械的教谕转换、再造为艺术和审美的化育。思想和艺术是文学创作不能析离的范畴，两者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思想价值借助艺术的形式来表达，而其深厚的思想内涵也促进了艺术形式的创新。王春林的《〈人世间〉：民间伦理立场与史诗性书写》将《人世间》视为一部多角度、多层面、立体性的历史画卷。王春林认为该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在于：一方面营造了以周秉昆、周秉义与周蓉三兄妹为中心的一种辐射性伞状艺术结构；另一方面在坚持民间伦理本位叙事立场的同时，形成了一种史诗性的思想艺术品格。李德南的《抒情的史诗——论徐则臣〈北上〉》认为，徐则臣通过破与立的辩证构建了个人的叙事美学，这主要体现在内在书写方式和外在结构形式上；通过抒情的史诗化与史诗的抒情化的辩证融合，徐则臣写就了《北上》这部抒情的史诗。阎晶明的《塔楼小说——关于李洱〈应物兄〉的读解》形象地将《应物兄》比作一栋容积率极高的“塔楼式”小说建筑。在此建筑内，人物是穿梭的，故事是推进的，悬念一环套一环，但整个场景又让人感觉是平面的，是动感的、嘈杂的平面图。纵观2019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除了上述学术热点外，学界还关注史料开掘与阐发、文学史的重构与阐释、学科本位意识与跨学科品格、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接受、文学传统的建构与延传、文学语言与话语模态、社会思潮与文学生态、作家作品的再解读等议题。此外，一些新的议题，如图画书的理论建构与批评标准、网络文学的生成机制与传播形态、媒介生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体性与民间文学资源开发等，也成为学界瞩目的新动向。伴随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话语的运用，这类研究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浓郁的时代气息及缜密严谨的学理分析，拓展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彰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特性，进而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翔宇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张均，男，1972年生，湖北随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2002年间先后就读于华中理工大学（现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2002年始供职于中山大学中文系。2004-2006年间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入选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喜爱张均的书友们，TA的这几本书你都看过吗？1.《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豆瓣评分：8.5作品简介：研究文学制度，或者说从制度的视角研究文学，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门课题，其理论根据，还是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从作家的视角研究文学偏重于“知人”，从制度的视角研究文学，则属“论世”。这种研究文学的方法，在西方属于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范畴，也是很传统的。当然，一些后起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涉及文学问题时，也会谈到一些与制度有关的问题，如福柯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等。“知人论世”或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即研究文学文本以外的一些环境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这种研究方法，以前习惯于谈论一些诸如自然条件、文化习俗、经济基础、社会变迁之类的问题，失之于泛，如今集中到具体的制度问题上，得之于专，所以近些年来，颇为一部分学者所喜好。书友点评：要是不先入为主的理解，大概也能有几分自己想法 。2.《张爱玲十五讲》豆瓣评分：7.7作品简介：一个女作家，未必就生得美，像所有遭受“始乱终弃”命运的女子一样，张爱玲也经受过内心的剧烈痛楚，但人们一定要想尽办法从那段沉痛旧事上创造出倾国倾城的绝世浪漫。我更愿意将张爱玲看成一个以文字为生的普通人——经受着一份与别人并无大舜的命运，却能以惊人心力将自己的阅读经验，将自己对世界的经验与感受，转化为一篇篇璀璨至美的文字。在一片热闹喧嚣之下，潜伏着人世深永的哀愁，这在张爱玲的文字中得到了精确呈现：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作为中国的虚无主义者，张爱玲写作时如同《红楼梦》《金瓶梅》一样，很讲求现世细节的铺叙……耽溺于物质的虚无，可能最接近张爱玲内在魂灵与伤痛。书友点评：更像是讲一个接一个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将爱玲当成一个“中国式虚无主义的物质主义”来解读。也是带有“张腔”的。3.《海上红楼》豆瓣评分：7.6作品简介：《海上红楼:张爱玲图传》的作者始终把张爱玲定位为一个“普通人”，她的特立独行、她作为作家道路的沉浮曲折、幽暗光明一一既来源于性格，又与社会的历史时期相关。作者寻求一种更为宽广的“理解”，认为“张爱玲度过的一生，较之以大众想象为旨归的‘传奇’，更为真实，亦更具精神价值。”正是有了这种对灵魂质量的虔敬与尊重，《海上红楼:张爱玲图传》具有了十分感人的力量。当我们熟知了张爱玲，再去读她那些洞悉人性幽微、充满天才机智的作品，相信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书友点评：原来张爱玲虽然那么毒舌那么麻辣，但她的私人生活那么不幸福。

洪子诚（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洪子诚，1939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治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史。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当代文学的概念》《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1956：百花时代》《材料与注释》等。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洪子诚的新著《读作品记》。《读作品记》大体上，我们称1949年（或1942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学为“当代文学”。不过八十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虽然在直观的时间上距离我们很近，但从观念上、阅读感受上说，似乎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距离我们更近。您觉得是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离我们近呢？洪子诚：你说的远近，不是时间或空间上的“物理距离”，而是阅读上的心理距离。犹如顾城诗里说的，“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因为是心理距离，不同的人感受会很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当前读者的阅读选择和感受的取向，如果要有更令人信服的判断，需要做一些基本的调查、统计。不过，比起1949年到八十年代之前的当代文学，说大多数文学读者更亲近“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我想还是能够成立的。文学的历史不是进化的发展史。我在《读作品记》这本书里，提到苏联作家爱伦堡1956年写的《司汤达的教训》。爱伦堡说，当我们谈到《红与黑》的时候，“要比谈我们同代人的作品觉得更有信心”，“《红与黑》是一篇关于我们今天的故事，司汤达是古典作家，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还说，“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悲剧还能够使共青团员们深深感动，那么，今天没有极端保皇分子的密谋不轨，没有耶稣会神学校，没有驿车，于连·索黑尔的内心感受在1957年的人们看来仍然很好理解……”在爱伦堡看来，十九世纪的司汤达要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许多苏联作家距离那时的人们更近。六十年代的爱伦堡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许多“当代”作品，目前更多是在文学研究者的范围内谈论，也就是说，主要有研究上的意义，比较多地作为政治、社会状况的研究材料。这里的原因很复杂，拣主要的方面说，我想就是在探索现实遭到重重阻碍，在艺术上制定某种必须遵循的公式，以及将丰富的现实抽象为若干教条的创作环境下，不可能产生很多的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现代文学、五十到七十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这之间的“断裂”是您反复论述的主题。但也有时间感不分裂的创作，如汪曾祺。汪曾祺四十年代的小说（《复仇》）、六十年代的小说（《羊舍一夕》）和八十年代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在阅读感受上似乎没太大区别。很多人强调写作受时代影响，而您在八十年代曾研究过许多“跨时代”作家，汪曾祺是否体现了文学个人性的一面？洪子诚：“转折”“断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事实。但是，不应该简单地把断裂、转折理解为一刀两断，截然对立；它的性质应该主要被理解为结构、关系的重构。在这个新旧的“断裂”关系上，金克木先生说得很好：“日日新”的宣告之外，也要见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虽说“无新事”，可是“旧招牌下又出新货，老王麻子剪刀用的是不锈钢”。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也并不是全新的东西。盛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其实仍延续着当代文学的那种革命激情，不过它接续的是“十七年”中受到排斥，被看作异端的那种批判性传统。因此，五六十年代因为“暴露黑暗面”受到批判的作家，在“新时期”就带着荆棘桂冠、英雄般地“复出”，从“弃民”的位置转而成为文学的主力。至于说到汪曾祺，无疑他是当代最杰出作家之一；去掉“之一”大概也无不可。有很多的“跨时代”作家，后期却很少在创作上达到他那样的成就，丁玲、艾青都是这样。五十年代新起的作家，如王蒙、张贤亮他们，也比不上。这个问题，如果要评职称可以写很长、讲得很复杂的论文。按照套路简单说，那就是素养、艺术才能、语言能力有高低，还可以加上在纷繁喧嚣的潮流中，是否能努力保持独立的品格。说是“个人性”也不错。汪曾祺的启示是，写作自然要关注、介入“时代”，但是也要和“时代”保持距离，包括语言的距离，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汪曾祺记得1988年黄子平写过《汪曾祺的意义》的文章，很到位地指出他小说的艺术特色，也从文学史的角度讲述了他对现代文学中“现代抒情小说”的衔接和发展。我读汪曾祺，感动的地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对并不显赫的读书人和下层的平民百姓的理解和温情。他在地方民俗风情的背景上，细微且绝不勉强地发掘他们的人性，以及乐观的生活信心。另一个就是他对语言的敏感。他的语言风格：朴素，节制，但有丰富内涵和弹性。既有古典成分，也吸收了民间的和口语的因素。这和他在当代从事过与民间文学、戏曲相关的工作有关。六十年代初我在北大教写作课，教学小组的指导教师是现代汉语和古文字学家朱德熙，他和汪曾祺是西南联大同学。我们教学的范文选过汪曾祺的《羊舍一夕》，朱先生也在示范课上分析过这个短篇，推崇的就是它的语言（他也同时推崇赵树理）。像我这样一辈子操弄文字为生的人，常常苦恼于自己的语言乏味、媚俗，但又没有办法改变；无法拥有并有效吸取更多的资源，也经常抵御不住发出酸腐气味的政治、商业广告，以及网络与江湖骗子流行语的侵袭、劫持……我觉得艾兹拉·庞德说得很对，文化的健康来自语言的健康。您在《1956：百花时代》《当代文学的概念》《材料与注释》，包括《读作品记》中都专门分析过周扬（等人）。周扬从五十年代末的“执行”，到六十年代初的“后退”，再到八十年代的“重掌”，从三十年代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仪，到五六十年代对普列汉诺夫的重视，其间有一系列的摇摆。您如何整体地看待“周扬”在社会主义文艺里的位置？《材料与注释》洪子诚：因为出版了《材料与注释》这本书，对周扬的看法已经被问过许多次了。我研究当代文学，对他当然有一定了解，却谈不上深入研究。在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和八十年代他是重要人物。由于他也主管出版工作，负责全国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他的影响不限于文艺，而延伸到哲学社会科学各个方面。这些年对他的研究，有不少成果：许多回忆性文章，李辉先生对“知情人”的访谈，以及几部研究专著。但是还很不够。我也只是在“文学”的范围内有过一些零星的评述。他是个复杂的人。与他有过交集的人，对他的评价很分化，有讲了他很多好话的，也有至死不原谅他的，当然还有对他爱恨交加的。有国外学者将他比作日丹诺夫式的人，大概因为他作风霸道，但他也惜才，保护过有学问、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被看作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的捍卫者和执行者，真诚期望建设辉煌的“社会主义文艺”，但是他的文艺观与毛泽东，以及更激进的文艺派别显然存在不小的分歧。从五十年代初开始，他对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有一种开放的、注重精神丰富性的理解，可是在旁观者看来，他自己的性格、生活却很枯燥，似乎没有什么情趣，没留下什么“个人性”的文字和事迹。他喜欢做报告，往往长篇大论，有人就可惜他为什么不多翻译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就不错。但我猜测，以他的观点，那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不懂得有大视野、管控大局和“雕虫小技”之间的云泥区分。几十年中，他的主张确实不断发生变化，甚至翻转。按照九十年代比较温情的说法，他是“摇摆的秋千”。摇摆、前后矛盾等等，在当代其实不限于周扬，究其原因，还要更细致地分析。可能一方面是周扬的思想观念有复杂性，他在实践中做调整，另一方面是环境制约，有些事情不是他个人能够左右的。所以他肯定也有如何维护地位的考虑。周扬的确是“文化官僚”，但他是“真有”文化的官员，这不是那些“真没有”文化的文化官员所能比拟和企及的。鉴于周扬的地位和影响，研究他对深入了解当代文化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不过研究有一定难度，主要是某些重要材料获取不易（许多内部材料都没有公开），他的个人性的材料，如书信、日记，也很稀缺。我读过一些和他接近、与他共事，或者在他领导下的人的回忆，总的感觉是，他们对他的了解也都是影影绰绰的，如果模仿顾城的说法，就是“看云时很近，看他时很远”了。1954年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右起：周扬、丁玲、老舍。与周扬相关的，是“二十世纪”的“十九世纪”问题。有人认为，无产阶级文艺的遗憾之处是，没能像资产阶级收编贵族文化那样，收编资产阶级的文化。您在《读作品记》中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与这一思路类似。但就像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有克服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的雄心，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意图超越之前时代的文类，设想全新的形式。这里，在“继承”与“批判”之间，是否注定是一个悖论？洪子诚：我1999年在学校上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课（讲稿整理后以“问题与方法”为名出版），当时最后一堂课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十七八年过去了，对我来说仍是无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中国五十年代以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文学实践，是一个追求“纯粹”，剥离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开展接连不断的批判来实现；而批判、清理也在左翼文学内部展开。追求“绝对”“纯粹”，渴望的是创造一个理想、“完整”的世界，这激起了个人和集体不断从经验，从现实感性中抽离的冲动。这里的悖论是：当时的激进文学需要与“传统”的文学形态划清界限，剥离、抵制它们的影响，以证明它“新”的特质和存在的理由，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这一文学自身失去养分和活力，最后成为某种没有血肉的理念空壳，如“文革”期间的某些作品那样。问题的关键也许是，这种文学的提倡者，还没有能够具备转化“传统”，即既“不会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但不应忽略其中合理的、庄严的内核”的超越性能力；而稍具这一能力的，如胡风、冯雪峰他们，又先后在纯洁化运动中被逐出“伊甸园”。这里面确实有一点“宿命”的意味。拿对待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当代并非全部持否定态度，通常会肯定它们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对“批判”的肯定，也可能会转而危害新制度的建立自身。可以说是让人烦恼的“双刃剑”。《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增订版）》“纯洁”是个美丽的词，许多人都想获得这样的境界。但是，它也可能是自己为自己挖掘的“陷阱”。鲁迅讥讽过二十年代激进的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彻底”，毛泽东也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水至清则无鱼。可是这还是抵挡不住对“彻底”“纯洁”的追逐。有些混杂（但不那么混杂），结构内部存在矛盾的不同的成分，构成不稳定的平衡，其实有好处：能够在对比中做出选择性的超越。这是让文学探索葆有活力的条件，是俄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给我们的经验。去年有学者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在冷战的二元普遍主义中，东西两个世界都把自己理解成唯一的世界（the world），而在文学的流通和交流（中国在世界）、作品文本的相互影响（中国和世界）、文学的世界想象（中国的世界）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都具有世界性。《读作品记》重点涉及了俄苏文学、法国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您能否接着说说1958年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以及五六十年代日本文学的译介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洪子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口号是“走向世界”，言下之意是，当代文学在“世界”之外，自外于“世界”，或被“世界”排斥，没有被接纳。那时候的“世界”，指的主要是西方文学。正如你说的，冷战时期，东西方都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世界，所以在五十年代，当代文学以苏联为榜样的时候，“世界文学”指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现在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具有“世界性”，好像是八十年代的“走向世界”的回声（或“延长音”）。不过指向和目的却大不相同：八十年代是要以西方文学为榜样，来放逐“当代”文学，现在提出“世界性”，则是要让它“起死回生”，申明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价值。这个提法，还是带着自我辩护的性质。所谓的“世界性”问题，暗含了某种焦虑，它的提问和论述方式，大概是冷战之后的“第三世界文学”所特有的。在冷战时期，“第三世界文学”十分自信。1958年，在当时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召开亚非作家会议，以及在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成立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的时候，好像并没有讨论过亚非文学的“世界性”。当年发表的《告世界作家书》中说的是，“我们这些国家的作家继承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古代文学传统，继续对现代世界文化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当然，随着中苏交恶，世界政治局势发生变化，亚非作家会议后来也分裂、消亡了。W. E. B. 杜波依斯等人在亚非作家会议上手拉手如果暂且将“世界性”的问题放在一边，而就中外文学交流史——即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的关系的梳理——这一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来说，这位学者所作的三个层面的区分很有启发性，提供了我们探究这个问题的有效路径。中外文学交流的状况，在这几十年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是个薄弱环节，特别是当代“前三十年”部分，包括作品的译介、出版、影响，作家的往来，国际性文学组织的情况等等，都有待开展全面的研究。大家都知道，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既有正面的关系，也包括分裂和冲突），但是关于这一问题，仍没有出现具有学术深度的论著。我看到的研究当代中苏文学关系的专著，倒只有荷兰人福克马写于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而它涉及的只是一个阶段，且论述对象主要是理论方面。前些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当代部分，有周发祥等人撰写的“十七年及‘文革’卷”，以及赵稀方撰写的“新时期卷”。滕威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拉美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一项重要成果。申丹、王邦维任总主编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六卷七册，从诗歌、小说、戏剧、流派、文论、译介等角度，对当代六十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作了问题性的评述。但总的来说，包括你说到的那些国际文学组织，如世界和平理事会、亚非作家会议的研究，还做得很不够。我的一位韩国留学生做过“十七年”时期的《译文》（《世界文学》）杂志研究，整理过资料，但是没有成功。在五六十年代，除了苏联文学，当代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中国作家与日本左翼、进步作家往来频繁，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在日本也有较大影响。我问过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他说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可惜没有人花时间整理。当然研究有难度，主要是语言问题。如果真的要说明当代文学“在世界”，以及“在世界”的性质和程度，首先要在相关资料整理和研究上下工夫。《译文》创刊号您在《〈《娘子谷》及其它〉：政治诗的命运》里，讨论了政治诗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式微。在今天，“十七年”文学，如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是否只能作为文学史对象，而非文学对象？这样的作品是否还有可能被视为文学阅读？洪子诚：我在读大学的五十年代，确实喜欢过郭小川的诗，现在则大抵把它们当作文学史研究的文学事实对待。是否还会有普通读者阅读，我不知道，有的话也不会普遍吧？但是应该也有喜欢的。大概十多年前，我去韩国首尔开一个学术会议，在从延世大学的住处到圣公会大学会场的小巴上，同行的一位中国学者严厉批评了当前的诗歌写作，作为反例，他非常深情地背诵了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我虽然不同意他的看法，但也没有和他争论，觉得这属于个人的审美、爱好，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我说“政治诗式微”，并不是说诗歌不能处理政治议题，更不是说现在的诗与政治无关。相反，在个人性的情感、生活之外，与大多数人生活相关的政治问题，是诗歌需要积极涉及的。只不过，对于“政治”的理解和艺术表现方式，现在的写作同曾经的——包括创作于八十年代的那些政治诗（有一个时期称为“政治抒情诗”）有很大的不同。类似当年那种形态的、鼓动式的、宣言式的“政治诗”已经不再有生命力。如果集中地看《读作品记》涉猎的名字——叶夫图申科、爱伦堡、阿拉贡、维德马尔、胡风、冯雪峰、秦兆阳：您有意无意地勾勒了一条“异端的文艺路线”，一条区别于“外部质疑”的，“内部反思”的路线。同样在这个意义上，您多次提到朱寨八十年代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您对这条路线的看重，是否呼应了体现在您全部作品中的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和唯物主义文学观（指呈现文本的物质性）的对峙？叶夫图申科在朗诵自己的诗，1962年12月。法国诗人阿拉贡洪子诚：我的阅读虽然不被划分为不同阶级、政治派别的文学所限，但是研究好像比较侧重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文学”中的“内部”反思的派别。不过，“反思派别”“异端路线”等说法，都不能作为固化的概念来理解，也就是说不能把某些人不加分析地放在里面，更不能说在当代形成了两个固定的对立派别、两条持续的对立路线。在这里，“反思”或“异端”都要放到具体历史情境中才能说清楚。我关注内部反思问题，开始并没有要勾勒什么“异端”的想法。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涉足“当代文学”，就觉得需要对它作“反思”，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而且比较起来，觉得某些体现“正统”“纯洁”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主张和创作成果，过于简单乏味，倒是不同时期的“内部反思”派的论述和创作比较有意思，其中呈现的智力、情感比较丰富。这些作为“反思者”的个人，也展现了热切追求中的苦闷、矛盾——包括后期的周扬在内。姚文元1957年在批判“修正主义文学逆流”的时候说，社会主义时代，人民不会再有痛苦，痛苦的是将被消灭的阶级。这个说法，典型地透露了这种理论和秉持这种理论的人的“无趣”。文学研究和创作自然不同，但是也有情感因素，不是说哪个重要就研究哪个。那些绝对化的革命文学捍卫者的思想和文字过于僵硬、单调、苍白了。抛开个人的情感、兴趣不说，我觉得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内部反思”的状况，还是值得关注的。那些根本否定社会主义文学的人，觉得区分它内部思想观念的各个层面、清理其中的差异冲突没有意义，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正当性；而九十年代以来的、想“激活”社会主义文学能量的人，又往往无视它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无视那些试图为社会主义文学寻找出路的人们的艰苦——甚至搭上生命的探索，无视他们曾经所作的质疑和修正。如果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尚有遗产可以继承，值得激活，那么，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内部冲突，曾经出现的种种“修正”的状况，最好不要忽略。并不是反思者说的都对，而是借此可以深入了解这种文学主张和相应的制度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在当代文学的记忆，及先前的书写中，莫言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就某一线索看，他未必有残雪，甚至有刘索拉重要。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和您参与写作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2002）论及他的时候，也不尽是溢美之词。莫言得奖会改写当代文学史吗？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洪子诚：他们几位在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潮流中，都影响很大，从“先锋性”说，好像残雪和刘索拉在文学界引起的“风暴”更大。残雪后期作品我关注不够，可能对她的价值认识不足。但刘索拉后来的主要精力和影响是在音乐方面，蓝调、摇滚什么的。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也不能说她们就比莫言“重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批评界分歧很大。有说他“了不起”的，也有批评得很严厉的。莫言还是当代优秀的小说家吧，我也同意有的学者的看法，与他有相似水平的作家还有多位。诺贝尔文学奖是个重要的奖项，获奖肯定会提升他的地位，让他拥有更多的读者和研究者，但也可能会使人自我膨胀。“改写文学史”？很有可能。但是如果问我，因为年龄和精力关系，我不会再去修订我编写的文学史，所以也就不会改写。从个人阅读上说（这和文学史编写不能完全等同），我还是比较喜欢他八十年代中期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那些……当代文学史的上限很明确，它的下限在哪里？一方面，您曾说当代文学终结于八九十年代之交，但另一方面，当您引用张旭东的话，“当代文学本身要拒绝被历史化”，当您评价程光炜的研究时说，不确定性是当代文学存在的理由，您似乎有不一样的态度。《当代文学的概念》洪子诚：自我矛盾和混乱，原因大抵出在“当代文学”这个概念上。大概在1997年，我写过《当代文学的概念》的文章，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那篇文章描述了这个概念生成的背景、历史条件、内涵，以及后来的变迁和不同使用者对它的不同理解。我的文学史对“当代文学”的理解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左翼文学，经由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其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在五十到七十年代，成为了唯一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而到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文学形态逐渐解体。因此，我说八九十年代之交“当代文学”终结，指的就是“一体化”文学的解体和碎片化。但是采用什么概念来描述“终结”之后的文学，我还不知道，因为按照国家学科的划分，“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以来迄今没有终点的文学，这就是矛盾、混乱的根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期的划分与命名，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各种设计，如仿照古代以朝代命名，有“民国文学”的说法，因此也有将1949年以后称为“共和国文学”的。没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名分，是乱象。名不正，言不顺。我就经常被问到，“你们的当代文学要‘当代’到哪一年”？我的回答通常是，这个问题要由国家的学科规划部门来回答。不过，不同学者在分期和命名上的差异，能够有效地表明他们不同的文学史观，表明他们对“当代”不同的认识，这也不见得就是坏事。我最后想问：什么是文学史？许多著作以“文学史”命名，但文学史到底是文学作品史、文类史、文学思潮史，还是文学制度史？为什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鲜有讨论文学形式装置演进与时代关系的文类史研究，遑论亚文类史？《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洪子诚：二十一世纪以来，多位学者，如陈平原、黄子平等，不断质疑文学史的必要和可能，批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热。因为学科建制、课程设计、利益驱使等等原因，现在的中国不仅是经济大国，也是文学史大国，大到匪夷所思的地步。需要检讨的是，我也是推波助澜者之一。对于文学史热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相信，再过不久，作为一种观念和一种著述方式的“文学史”就会消亡，我们这些写文学史的将会没事可做。好在我已经退休，没有再就业的问题。不过在它没有死掉之前，总还要变换各种花样地延续一段时间。那么，它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这个问题，我想引用北方和南方的两位学者的意见在下面，让他们代我回答：“我们能否拥有一部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在我们这个社会分化加剧、知识立场的分化也趋于激进的时代，也许将更多地出现的，会是某一种文学史：左派的文学史，纯文学的文学，或新媒介的文学史……”（贺桂梅）；“在文学史叙事日益多元的时代，除了内生于大学教育体制的文学史著之外，还有大量的阶层文学史、类别文学史甚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文学史的写法上也千差万别，如王德威哈佛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星座图’形式的文学史”（陈培浩）。

【论文关键词】现当代文学　思想情感　语言【论文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用现代的文学语言和形式表达现代中国思想情感的文学。本文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状， 并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展望。 　　中国现当代文学通过现代社会和人的意识情感的加入，来改变中国古典文学造成的封闭和隔绝， 使文学在内容和表达上与当代中国人的实际有更多的联系和契合。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 在一种无孔不入的话语的渗透之下， 一些像“全球化” 之类的词语， 成了神圣的词语， 只要说出来就具有天然合法性， 而不论其所指何物。与此同时， 一些诸如“革命”、“救亡” 之类的词语， 却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一说出来就成了天然的“非法”， 甚至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在当下的语境中， “纯文学”、“新时期文学”、“先锋文学” 等成了人见人爱的时髦话语， 而“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小说”、“底层写作” 等则成了人见人怕的危险思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现当代文学究竟如何发展变化， 又处在何种现状呢？　　　　一、 现当代文学研究目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在以和平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 文学队伍主要是由两代作家构成， 一代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 他们大部分是在1957 年的“反右” 运动中遭到不公的批判和打击， 并在社会底层度过了一段苦难日子， 他们的创作里充满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干预精神和对人性的赞美。另一代是在“文革” 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其中大多数人曾在“上山下乡” 中感受了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熏陶， 因此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从农村经验中汲取创作素材， 由最初的知青题材到稍后的寻根文学， 呈现出新的民间化创作趋向。两代作家们胸中涌动着知识分子新生的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与自信， 他们在揭露社会弊病的同时，把希望寄托于批判的社会效果， 在这种希望之中正滋生着已经消失了近三十年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这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　　而今天的当代中国作家， 一部分忙着追逐“诺贝尔”文学奖， 期望以此来奠定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另一部分则忙于追逐市场。由于读者的欣赏情趣和阅读趋向主导了市场， 市场又左右着作家的文学创作， 导致现在的文学市场化、快餐化、娱乐化、庸俗化、视觉化倾向。在现当代文学中， 以两种文学思想表现最为突出。　　（1） 精神溃败。在这种精神溃败之中， 有的作者干脆放弃信仰， 放弃寻找精神出路的企图。如余华就在《活者》中传达了“活着就是一切， 活着就是胜利” 这样一种人生哲学。正如余杰所说， 只有肉体的“活着” 而没有灵魂的求索。　　（2） 性文学进入文坛。90 年代末期， 性文学卷土重来进入了中国文坛， 在这些描写性的文学中声势最响的是贾平凹的《废都》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它们都描写了男人在生存困境中表现出的依赖性和脆弱性。　　二、 现当代文学存在“现状批评” 现象　　现状批评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具诱惑力的部分， 变化无穷的文学现象和不断推出的新人和作品， 既联系着社会生活、文化思潮的搏动， 又提供了不重复的新鲜刺激，批评的创造性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最为活跃。因此， 许多人把当代文学研究与“现状批评” 画上等号。这一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它可能迟滞了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 的研究， 以至于这三十年的文学已从一些人的研究视野中消失。这些部分文学研究， 往往构成现当代文学研究最脆弱的环节。很显然， 这三十年的文学创作总体水准的普遍性缺陷， 是难以吸引更多注意力的重要原因。但是，从另一角度看， 这一曲折的文学进程， 又蕴含着某些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问题和矛盾， 这涉及现代文学传统、作家精神结构、现代文学艺术形态等。　　　　三、 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开拓的现象　　中国现当代文学面临文学边界的扩大和文化研究的开拓， 文学本体认知有较大的深入和改变。学术空间的拥挤和学者的浮泛， 以及整体社会普遍的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内在系统呈现了一种“读图”、“复制” 和学术时尚、普及的异化现象。现当代文学呈现出标准化、规范化、模式化的套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方面是热闹非凡， 成果数量迅速攀升， 另一方面学术深度影响和实用价值范围甚小。张爱玲、徐志摩、沈从文， 以及现代女作家等， 一直成为出版社出书的热门和研究者首选的课题。但是， 对这些作家的研究真正有创新性和学术突破的并不多有。近年来一大批试图走学术和大众阅读相结合路子的“文化快餐”， 却在“高校” 被视为学术成果。还有文学的传播与期刊、翻译、出版、教育等较多的亚文学研究选题， 呈现出文学史研究新的转变。　　四、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展望　　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状， 笔者对其有以下几点期望。第一， 在中国文学的叙述话语中， 期望出现更多能够穿透生命、穿透心灵的语言。第二， 期望中国作家抛弃世俗功利意识、超越平庸， 树立探寻真理和生命真谛的心性和勇气， 并以自己的方式去挖掘人性的本质， 找到苦难的根源， 揭示燃烧在残酷无底深渊中的人间至爱。第三， 期望在中国文坛看到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给人们带来新奇的刺穿灵魂的力量的大作品， 期望中国文学真正走向我们渴盼已久的辉煌。

形式多样、规模不定、等级有别的各种文学会议既是当代文学的鲜活内容，也是中国文坛的特有制度。它们包括举国模式的文代会与作代会、文学专题研讨会、文学评奖会、作品讨论会、内部学习等。这些会议各司其职，同时又互相补充，它们建构起来的会议体系，成为引导当代文学生成与嬗变的“隐形之手”。对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而言，这些会议对“优秀作品”的认定，以及赋予获奖作家丰厚的资本，虽说不能完全起到确立标杆或引领创作的效应，但或多或少会对作家的创作行为产生作用。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坛，文学会议的功能与影响不容小觑，甚至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也近乎于一部当代文学会议史。发掘历史影响 拓展研究空间学界对当代文学会议的论述，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个别文学史著述。如《中国当代文学》（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等，均设有专门章节谈及文学会议。他们的论述大多聚焦于会议过程和内容的梳理，及对其文学史价值作出评判。这些最初的研究文字虽不乏“笼统”之感，但对当代文学会议的学术史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开启意义。它使当代文学会议不再仅仅是“我国文艺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历史时期”“为繁荣新时期的文艺起了重大作用”等几句话可以概括的文学事件，而开始成为研究者可以进行具体解读的研究对象。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学术思维的拓展与文学“外部研究”的重启，当代文学会议受到学界更多关注。文学史家对文学会议重要性的认知进一步深化，文学史叙述中会议的篇幅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单独研究文学会议的成果开始陆续出现。这里面既包括一系列业已面世的理论性成果，也包括一些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慢慢地，学界开始出现了一支汇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文学会议研究队伍，主要人物有洪子诚、程光炜、李洁非、王本朝、黄发有、郑纳新、王秀涛、潘娜、张霖、邓小琴、吴自强、胡慧翼、王广锋、徐玉松、肖进等。近些年来，随着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的日渐浓厚，有关文学会议的各种史料被不断发掘与出版。这些史料有的出自当事人当时的亲笔记录，有的是他们事后对会议的回忆或追述，有的则是后来者整理出版的会议内部资料以及对资料的解读。而刘锡诚、徐庆全、陈徒手、陈为人、黎之、袁鹰、涂光群、束沛德等一批文艺工作者先后推出的部分纪实性文献，也为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鲜活的内容或史料线索。整体而言，目前有关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对文学会议报以文学史的眼光，注重发掘文学会议之于文学史分期、文学格局重组、文学创作转型等的复杂影响。这种成果体现着研究者对当代文学会议史学价值的深切认同，在对会议的背景、内容和形式等进行细致研究的过程中，揭示文学会议与文学流变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研究为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了文学会议的视角，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不同时期文坛的诸多现象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二是将某些文学会议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会议的某个具体问题作出专门考察。这种研究源于学者对该文学会议本身重要性的认知，以及对其学术价值与研究空间的发现。“知识考古”是该类文学会议研究的常见范式，鲜活的“现场呈现”是其亮点。研究者在对大量史料的搜集、甄别、勾连与分析之中，打破了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或知识，提醒我们关注会议本身的复杂性及重要性。然而，受资料的稀缺零散以及话语场的错综交织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学界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总体而言仍不够活跃和突出，不仅颇具规模的研究格局尚未形成，更重要的是富有学术史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具体来说，它大致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叙述”的成分远远大于“研究”的内涵。不少相关研究把文学会议作为一个有情节的事件加以叙述，而未把它切实当作一个有价值的对象加以研究。史料往往被作为单纯的故事链条纳入事件的叙述之中，而对之缺乏必要的意义甄别与学术开发。故事元素多于理论探究、历史性概述大于现实性发现、现象化处理胜于问题发掘，这是文学会议研究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二是研究活动仍处于某种“零碎”状态。现有研究往往针对会议某一具体的组织环节或理论问题而发，大都属于会议的局部研究，且研究活动也多各自为政，彼此间缺乏对话与协作，它需要“换代升级”，以避免文学会议研究的雷同性与学术创新的踟蹰不前。三是研究的视野与层次尚欠丰富。现有的会议研究多囿于文学史视野，颇为单一的切入视角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会议本身所具有的其他信息，降低了其包孕的学术含量。与此同时，目前学界对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第四次作代会等大型文学会议多有用力，而对一些小型的但同样意义重大的文学会议，则缺乏应有的关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学会议研究的立体化与多元化。融合思想与史料贯穿历史与当下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未来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做一些尝试。一是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本体性理论阐述”，即正面回答中国当代文学会议“是什么”的问题。这种理论阐述的目标是努力搭建一个囊括身份、性质、功能、组件、历史等多个元素在内的文学会议知识体系，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会议制度性表述的理论话语。这方面的研究既要对当代文学会议作定格分析，将其沉潜下来的某些普遍化、本质性的东西加以提取与阐发，也要用一种发展的眼光，考察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领导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过程中组织召开的各类文学会议，对文学会议从现代到当代的制度化进程作出动态爬梳；既要深入会议内部，对其各种要素作微观的“切片观察”，发现其肌理构成与存在逻辑，也要将文学会议摆在国家发展的坐标体系之中，对其进行宏观的观照与分析，从而生成多维、系统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知识与理论图景。二是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文学生成论”，即考察文学会议“怎样具体影响了文学创作”的问题。这种研究侧重于实践分析，其关键点则在于对文学会议与文学创作之间互动机制的发掘及其重要关联点的捕捉。既探讨当代文学创作在观念与方法层面上的“会议因素”，也挖掘文学会议对当代文学的生存境遇及发展演进的深层次关系；既考察会议的某些环节是如何具体转化为创作实践的，也联系当代文学体制的特性对这种转化作出制度性阐释。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方向、形态等的生成，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秩序的建构，文学会议与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方式的确立，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生产力的释放等，是这部分研究可能的方面。这一研究联结表象与内里、历史与当下，通过对两者之间几组互动关系的动态阐发，厘清当代文学会议在“文学生成”方面的运作机制。三是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个案研究”，即深入发掘部分重要文学会议的特殊性及其学术内涵。这种研究可在两个方面尝试做些拓展：一方面，对屡被文学史提及的重大文学会议（如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等），可以规避当下零打细敲式的做法，通过全方位考察会议的酝酿发起、代表产生、基调确定、报告（《祝词》）起草、大会选举、宣传报道、精神落实以及文坛影响等各个环节，开展一种全景式和系统化的专门研究，以充分呈现这些会议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对某些散落在历史河床中的专题性文学会议，需要我们进行打捞与照亮。这些会议在当时或引发了文坛的某种观念、现象与运动，或左右着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值得细细解读。这种研究兼及史料钩沉与理论阐析，既需要我们经由材料回溯、充实这些会议现场，也需要我们运用“联系”的眼光，揭示其被世人通常忽略的文坛效应乃至社会影响。个案研究的日渐丰富，也能让我们在比照中进一步看清当代文学会议的历史承袭与发展变革。总之，作为当代文坛的重要元素，文学会议的研究需要学界更多的投入，也亟待形成敦厚而富有个性的学术品格。这种品格应包括思想与史料的融合、理论与实证的统一、整体与细部的并进、历史与当下的贯穿等元素。惟其如此，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才可能兼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12BZW116）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斯炎伟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zheng征gao稿文学记录中国，是《当代》的现实主义坚守。创刊以来的中国，背负着过去中国的屈辱和苦难及其蒙昧，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启蒙和无比艰辛的探索，开始了举世瞩目的历史变革和民族振兴。《当代》以作品说话，切身感受中国的迷惘和疼痛，能够亲身见证中国的努力和坚持，能够忠实记录中国的挫折和进步。《当代》（双月刊）创刊于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是第二届国家期刊奖获奖刊物，奉行文学克隆真实的宗旨，坚持以文学关注现实关注百姓人生的立场，被公认为现实感最强的中国大陆文学刊物。长期关注读者趣味，尊重读者权利，相信读者格调，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文学原创期刊之一和最受欢迎提文学品牌之一。杂志的办刊方针是：注重作品的当代性、社会性、文学性；兼容百家，尤重现实主义。而于题材、风格和表现手法等诸方面，则更为注重对多样化的追求。20多年来，《当代》杂志刊发一大批对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其中著名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有近三分之一出自《当代》。《当代》接受自然来稿，发表新人作品。《当代》具体投稿事项如下： 投稿方式1.将打印或手写的稿件寄至：北京朝内大街166号《当代》杂志社邮编1007052.电子稿件请发到邮箱：611965537@qq.com纸质投稿和电子投稿任选其一即可。由于电子邮箱单位时间内接收到的稿件数量比较大，因此，建议电子邮箱投稿可以多投几次，若收到投稿邮箱的自动回复，则证明您投稿成功。微信搜索tougao6666，关注后每周末刊登用稿信息，还有福利相送，发送“投稿资源”送全国投稿邮箱（非网摘）每一个邮箱都可在量贩君号内搜索投稿要求（持续更新）。稿件如果采用，编辑会在三个月内与您联系，若超出三个月您未收到任何采用稿件的通知，您可以转投其他刊物；纸质稿不会退回，请您自留底稿；《当代》只接收原创类作品，不接收已经出版的作品；不接收诗歌、散文投稿；免责声明：本文转载自网络，文友交流公益发布。如果有侵权或存在错误，请及时联系或在本条推文留言,将及时处理或按要求删除。听说转发文章会给你带来好运

4月15日，央视报道的山寨版“叶圣陶杯”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相关内容引发舆论关注。报道称，只要家长向教育培训机构缴纳1.2万至1.5万元，即可保证拿到市级比赛一等奖，且该奖项对学生小升初简历有帮助。△央视相关报道而在教育部发布的《2020-2021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中，该赛事却并未在其中。红星新闻查询发现，举办该比赛背后的“操盘手”实际是一家私营公司，而此前该公司已因违规举办作文大赛被告上法庭。但对于“山寨”的说法，该比赛主办方一名工作人员则辩称：“未进入教育部名单，不意味着就是山寨比赛。”另外，这家私营公司曾因作文比赛侵权被告上法庭，法院认定赛事名称构成侵权。因未履行法定义务，2020年，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将该公司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公司法定代表人也被限定高消费。真假作文大赛之争主办方人员竟称：未进入教育部名单，不意味着就是山寨从2016年至今，短短4年内，“叶圣陶杯”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这项所谓的全国性赛事，已举办了31届。红星新闻了解到，该比赛系一家名为“北京圣陶文润教育文化有限公司”（下称“圣陶文润”）的私营企业举办。而该企业的官网（www.yeshengtaobei.com)与权威“叶圣陶杯”作文大赛的网站(www.ystbds.com)实际并非同一个。 △正规比赛官网与圣陶文润比赛官网对比从两大网站的比赛公告来看，也同样大相径庭。红星新闻查阅圣陶文润企业网站发现，该司在“叶圣陶杯”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征稿启事中写明： 6—18岁的小、初、高（含中专、技校）学生均可参赛。同时，征稿说明中提到：初赛不收取任何报名费和评审费。如发现有冒用大赛名义收取初报名费，直接或变相销售参赛用品，请向组委会举报！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征稿启事中并未说明比赛的主办方或承办方是谁。而对比权威的“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其在比赛公告中写明：本大赛是教育部批准举办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全称为“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学生》杂志社承办。同时，该比赛公告中强调，本大赛参赛对象为高中生（包括职高、中专等），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生、初中生。且说明大赛为公益性活动，全程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组委会也不组织相关的收费培训及夏令营活动。公告中还专门提醒，家长、老师及学生认准名称，勿与其他名称类似的大赛混淆。大赛不设分赛区或地方组委会，也不授权任何培训机构代理组织。圣陶文润举办的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是否具有权威性？就此，红星新闻查询教育部公布的《2020-2021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发现，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即在名单内，而“叶圣陶杯”青少年作文大赛则并未出现。“不能认为没有进入教育部名单，就是山寨比赛。”该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组委会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红星新闻表示，比赛未进入教育部的公开名单，是因为不希望比赛举办受到太多限制和管理。同时，该工作人员提出，一方面圣陶文润公司有备案，另一方面作文大赛背后的组委会成员，均由来自各个学校的语文老师和作家构成，因此他认为，无论是公司的资质还是比赛，不能认定为山寨。参赛者称交作文就获奖，质疑证书含金量过低主办方：参赛对升学无直接帮助，获奖多是为鼓励写作根据央视报道，曾有教育机构老师表示，该作文大赛系北京市小学阶段语文类唯一权威赛事，是小升初的重要参考。就此，红星新闻致电学大教育朝阳路校区，对方则表示，机构并未举办过“叶圣陶杯”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同时，红星新闻对话多名此前的参赛者也了解到，获奖有助升学的说法也并不真实。“我中学时参加过这项比赛，也获奖了，但是对升学其实没什么用。”一名曾参加过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受访者，现在已经进入大学学习。而他告诉红星新闻，几年前在班主任的要求下，全班都参加了这一作文大赛，最终全班每个人都拿到了获奖证书。据该同学介绍，参加这项赛事学校曾代收了10元的报名费，且只需要提交一篇作文即可。而自己之所以会参加，是因为学校表示获奖就可以参加学校层面的评奖评优。可原本以为是个含金量不错的比赛，没想到最终班上每个人都拿了奖状。△央视新闻截图“除了会在学校评奖评优有加分，其实没什么用。”该同学表示，这张获奖证书并没有为他的入学加分增色，而原本可以进入复试的他，也因太多人获奖而放弃了继续参赛。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陕西林女士孩子的身上。林女士告诉红星新闻，她的孩子今年小学三年级，在去年5月和10月，班主任都在家长群分享了该赛事的比赛通知，并要求全班参赛。但同样由于全班都能通过初赛，因此林女士也未让孩子继续参加复赛。“大家都能获奖的比赛，还有什么含金量呢？”林女士说。△林女士孩子获奖截图 受访者供图对于学生和家长的疑问，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的上述工作人员表示，赛事面向全国10余省市进行，且不收取报名费。同时，在入围方面门槛设置较低，基本作文能写完，能把事情讲清楚就能获得证书，而这一做法是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写作。另据该工作人员介绍，比赛入围后，学生可继续参加复赛、决赛和国赛。而后续参赛报名费则在280元左右，且后续还有辅导作文的夏令营，报名价格在3000元上下。“后续比赛和夏令营，均不是强制要求参加。”该工作人员说。至于报道中称教育培训机构承诺家长缴纳1.2至1.5万，即可保证获奖的说法，该工作人员表示，这只是教育机构单方面行为，企业方面并未与任何教育机构形成合作，因此不存在“内定”的说法。至于奖项的含金量，上述工作人员也指出，奖项的确不会在孩子小升初或未来阶段实现加分，对升学的直接帮助并不大。而举办该赛事也并非为孩子加分设定，只是鼓励学生多写作。起底山寨比赛背后“操盘手”曾因作文比赛侵权被告上法庭，法院认定赛事名称构成侵权事实上，上述被媒体曝光的山寨作文比赛并非是圣陶文润举办的唯一一项大赛。企业网站显示，该司还同时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英语大赛、“语文综合素养大赛”“趣味数理科普知识大赛”等。上述工作人员回应称，作文比赛是公司主要的项目，而其他比赛则是连带举办，同时也为相应的比赛开设了兴趣培训班。红星新闻记者查阅发现，“北京圣陶文润教育文化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经营范围包括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教育咨询等。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康桂芝，下属还拥有其余3家公司，分别为北京圣陶国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圣陶德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圣陶德润旅行社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圣陶文润在2018年因不正当竞争纠纷，被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告上法庭，并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而此次案件也同样与举办中小学新作文大赛有关。该案裁判文书显示，原告少儿出版总社提出，自2003年7月起，该社经叶圣陶儿子叶至善先生授权同意，开始主办“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而圣陶文润则自2016年8月开始举办“叶圣陶杯”全国中小学新作文大赛，由于两者名字相似度太高，使公众误以为后者系少儿出版总社主办的正规作文比赛。此举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而圣陶文润则辩称，公司从未发布过任何相关征稿启事，而“叶圣陶杯”全国中小学新作文大赛“组委会”也与公司没有任何联系。圣陶文润表示，自己没有侵权行为，且没有从中获利。同时，针对办赛选用“叶圣陶”作为名称的做法，该工作人员则表示，该赛事的举办获得了叶圣陶家族成员的许可，组委会中也有叶圣陶老人的后辈。但根据法院给出的判决结果认定，少儿出版总社所使用的“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名称属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知名服务的特有名称，因此认定圣陶文润存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事实，致使相关公众对其提供的服务来源和原告提供的服务来源发生混淆，并要求圣陶文润立即停止使用“叶圣陶杯”全国中小学新作文大赛的名称进行赛事活动。同时，法院要求圣陶文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2982元。但是，圣陶文润并未履行法定义务。2020年，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将该公司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公司法定代表人康桂芝也被限定高消费。山寨版竞赛乱象如何治理？专家：尽可能取消义务教育阶段选拔性考试这并非是第一个出现在市场上的不正规比赛。2013年，教育部就曾揭露过“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山寨比赛，此外，还有此前被曝光的“中国青少年艺术节大赛”，其主办方为“中国艺术家协会”和“中国教育事业促进会”也都是山寨协会。山寨比赛为何屡禁不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回应红星新闻表示，一方面由于家长缺乏对专业竞赛的辨别能力，另一方面目前仍有学校将孩子的获奖证书、比赛作为招生的参考指标。那么，如何才能让山寨比赛退出市场？就此，储朝晖分析认为：“其根本在于建立新的针对学生的评价体系，专业评价体系形成，那么非专业的评价就难以立足。”储朝晖指出，目前相关部门对竞赛的管理，大多采用白名单的方式，但却仍有不正规竞赛出现，这说明仅靠行政部门规范还不够，更需要建立起权威的专业评价体系。针对打击假冒竞赛的具体做法，储朝晖提出，首先要尽可能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选拔性考试，代之以合格性考核；另一方面是建立真正的专业评价体系，同时提高家长的辨别能力。事实上，为治理山寨比赛乱象，教育部曾多次出手。如此前发布的《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学科衔接的指导意见》中强调，小学严格执行免试就近入学，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等作为招生依据。在教育部今年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也同样明确，将深入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规定和“公民同招”政策，严禁中小学招生入学与任何形式的社会竞赛挂钩。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吴阳 北京报道编辑 刘宇鹏（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中，1949 年至 1978 年的 30 年文学阶段，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学时期。其中大体可以分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时期的两个阶段。其中对于“十七年文学”，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评价是：第一，十七年文学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这个时期出版的文学作品，集中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所洋溢的革命历史主义理想。这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族热情和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使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浓郁的理想主义氛围中。革命理想主义作为一种具有鼓舞作用的价值观念成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十七年文学”独特的精神面貌。在作家笔下无论是对战争岁月的回顾，还是对建设时代的憧憬，都洋溢着理想主义的热情和信心。一些长篇革命史诗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一些革命传奇表现了艰苦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民间智慧和乐观天性，一些革命成长小说记录了年轻一代革命者，实践着革命理想不断迈向精神成熟的历程，十七年文学展现了新中国伊始全体民众的理想观和价值观，刻画了一大批朴厚、博大、真诚和正直的普通民众形象，一大批不畏艰险、勇于奋争、舍生取义和无私奉献的革命者形象。从革命理想主义这个视角，十七年文学展现了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一代人：他们看上去拥有的是纯然单调的人生观，但他们更是内心丰富、精神富有的一代人。第二，与这一特点紧密相关，十七年文学也被批评存在着严重的革命意识形态化和乌托邦色彩，其作品缺乏生动、细腻的思想感情描写，人物形象流于概念化、脸谱化和“高、大、全”式的标签化。这一点正是被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重新解释的“十七年”文学史、被“再解读”思潮处理的“十七年”文学史观批评得最多地方 [1]。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后 80 年代文学批评的主要成就，主要是建立在对于十七年文学的反思与观察基础上的。第三，尽管有各种不足，但十七年文学中的绝大部分作家作品，都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其中作品所洋溢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在中国人民经历了战火硝烟的洗礼终于迎来了国家独立的那个特定时代，革命理想主义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信仰和行动指南绝非偶然，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确实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提供了精神动力。几亿中国人和无数可敬可爱的中华英雄历经几十年艰苦的革命实践，这种纯洁高尚、可歌可泣的理想主义精神，即使在当今年代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整个社会的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浪潮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人们行为的重要依据，人生幸福成为个体追求的终极目标。尽管这些观念使个体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但被还原为“小我”的同时人们也逐渐陷入精神失重、信仰缺失的尴尬境地，对理想的召唤和重塑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任务之一。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十七年文学作品不断被翻拍成为新世纪的影像作品，其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再次通过影像媒体扩大传播范围，并再度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十七年文学经典经过新世纪的再创作，弥补了十七年时期的概念化、脸谱化的缺陷，英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社会时代因素就是这些作品对精神信仰的倡导和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切合了构建新时代精神的迫切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理想主义是构建新时代理想精神的主要思想源头之一。《白毛女》就是这样一部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自 1945 年诞生以来至 21世纪的今天，在 70 多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获得世界影响最大的一部艺术作品之一。按照一部文学作品所获得世界影响的三个标准，《白毛女》都完全符合，在时代因素方面既反映了中国 20 世纪新旧社会巨大变迁的时代精神，即广为人知的“旧社会将人逼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同时《白毛女》所获得的海内外社会反响最大、获得评价最多，而通过歌剧、芭蕾舞、电影等不同艺术形式的传播，其传播范围也是最为广泛的一部艺术作品。推荐图书：《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效果评估研究》何明星 著ISBN:978-7-5166-1828-8新华出版社 2018年12月当代文学·文学研究内容简介：本书聚焦中国当代文学10部最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按照语种译本、传播范围（馆藏数据）、主流读者评价（研究者数据）三个层面，梳理了10部作品的世界影响力数据，勾画出了这10部作品的世界文化地理分布。本书试图通过定量分析与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借助传播效果评估研究方法，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世界影响的基本概况。此类探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相关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作者简介：何明星，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曾在新闻出版系统工作20多年，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是中宣部中国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与推广工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多个工程、项目评审专家。长年致力于中国书刊史、对外出版传播史研究，发表论文10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并有《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1949—2009）》（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中国出版的“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图书与期刊的世界影响力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上下，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与传播研究报告（1949——2014）》（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等多部专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