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原名林阿书,又名林派光、林觉夫、林顽石,著名作家,1919年生于香港,广东澄海人,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秦牧一贯认为作家应当有使命感,作品应有思想性。秦牧于香港出生。3岁时随父母移居新加坡。1932年回到故乡樟林。青少年时期曾就读于新加坡端蒙学校、樟林萃英学校、汕头一中等学校。1938年春到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辗转于粤桂两省。1941年曾在桂林的中山中学教书,并从事写作,开始涉足文坛。历任《中华论坛》、《再生》、《中国工人》诸杂志编辑。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文教厅科长、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主编过《广东教育与文化》、《中华通俗文库》、《作品》诸杂志。曾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暨南大学中文糸主任。历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文联执行主席,并任《四海》杂志主编。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以作家身份访问过蒙古、古巴、新加坡和泰国。1992年10月14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杰出的散文家、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秦牧因心脏骤停抢救无效,不幸于11时在广州逝世,享年73岁。[1]半个世纪以来,秦牧孜孜不倦地在文学沃土上勤奋耕耘,他把个人的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发表和出版了大批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作品和文学论著。他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感人,充满了时代精神,深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他的散文作品风格独树一帜,被誉为“散文一绝”。小说、童话、戏剧、诗歌、文艺理论等都有著作,故又被喻为“一棵繁花树”。他主张独创一格,“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独特的创造”。他提倡扩大题材的范围到海阔天空和多方面发展文学的功能,包括教育、形象欣赏、审美、文娱方面,使作品高于幽默和情趣,“寓共产主义思想于闲情趣谈之中”。紫风与秦牧相识于1942年春天的桂林。因为几乎天天要为躲避空袭而跑进岩洞,秦牧所在的学校恰在逃难的中转站上,所以二人经常见面,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国家的忧虑使两颗心越走越近。结婚前有一次,桂林一家影院征集关于《浮生若梦》这部外国影片的影评作品,他俩双双投稿,经过几张报纸评选,结果紫风是第二名,秦牧倒是第三名。50年共同生活的岁月里,他们从来都是互敬互爱。紫风对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20个世纪40年代末他们在香港期间,秦牧靠稿费过日子,紫风则任教于一间中学。他每天早晨起来写作或阅读,紫风曾怨他起得太早妨碍了她的睡眠。他当时不答,但以后仍然早起。某天,紫风一看,发现他脚上竟穿上了下雨天的胶鞋,轻轻走动,以免打扰了自己。紫风说,“我感动极了,当时住在一间朝西的斗室,夏天炙人的阳光充满大半个房间,他常常是满头大汗工作,真让人心疼。”虽然没有儿孙绕膝,但他俩对此都不在意,秦牧曾说过:“有些年轻人听说我们无子女,千里之外写信来,提出愿做我们的儿女,我们都谢绝了。我没有世俗的子嗣观念,树上结的果子是这一类树的后代,而不只是这一棵树的后代。”紫风说:“爱情和岁月是正比例,日月愈长,爱情愈深。因为我们志同道合,情同手足,越是遭受挫折,就越是要恩爱相助。”而秦牧也曾经应答:“夫妻一道,既能走过芬芳的早晨,又能走过泥泞的黄昏。”1992年10月14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杰出的散文家、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秦牧因心脏骤停抢救无效,不幸于今天11时在广州逝世,享年73岁。半个世纪以来,秦牧孜孜不倦地在文学沃土上勤奋耕耘,他把个人的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发表和出版了大批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作品和文学论著。他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感人,充满了时代精神,深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秦牧主张“牛嚼”和“鲸吞”当代著名作家秦牧,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广搏地积累知识。结果,他写出的作品宛如由知识的珠宝串成,闪耀着独特的光彩。秦牧在谈到读书时,主张采取牛和鲸的吃法,即“牛嚼”与“鲸吞”什么叫“牛嚼”呢?他说:“老牛白日吃草之后,到深夜十一二点,还动着嘴巴,把白天吞咽下去的东西再次反刍,嚼烂嚼细。我们对需要精读的东西,也应该这样反复多次,嚼得极细再吞下。有的书,刚开始先大体吞下去,然后分段细细研读体味。这样,再难消化的东西也容易消化了。”这就是“牛嚼”式的精读。那什么叫“鲸吞”呢?他说,鲸类中的庞然大物——须鲸,游动时俨然能一座漂浮的小岛。但它却是以海里的小鱼小虾为主食的。这些小玩艺儿怎么填满它的巨胃呢?原来,须鲸游起来一直张着大口,小鱼小虾随着海水流入它的口中,它把嘴巴一合,海水就从齿缝中哗哗漏掉,而大量的小鱼小虾被筛留下来。如此一大口一大口地吃,整吨整吨的小鱼小虾就进入鲸的胃袋了。人们泛读也应该学习鲸的吃法,一个想要学点知识的人,如果只有精读,没有泛读;如果每天不能吞食它几万字的话,知识是很难丰富起来的。单靠精致的点心和维生素丸来养生,是肯定健壮不起来的。牛嚼与鲸吞二者不可偏废。既鲸吞,要大量地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又要对其中少量经典著作反复钻研,细细品味。如此这般,精读和泛读就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品读名言:⊙、把阻力化成动力,使坏事尽可能变成好事,这些缺陷者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不正是些雄辩的例证吗?⊙、错误的知识比无知更可怕。⊙、海涛拍击岩石和沙滩的声音永无休止地喧响着。几乎像一条白线似的浪花从远处奔腾而来,猛碰到岸边,发出富有韵律的激溅的声音,然后迸着泡沫,消失在沙石之间。后面一排浪花又紧接着追逐上来……⊙、那些最好的散文,有的使人想起了银光闪闪的匕首,有的使人想起了余音袅袅的洞箫,有的象明净无尘的水晶,有的象色彩鲜明的玛瑙,一切的散文形式都应该提倡,各种形式都应该尽量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欧洲好些地方按照古老的民间传统习俗,最尊贵的礼物就是面包和盐。⊙、平凡的东西,在这些场合却体现着最崇高的价值。⊙、外表美的缺陷可以用内心美来弥补,而心灵的卑污却不是外表美可以抵消的。[2]
中国当代文化研究院校园文学委员会主任吴思敬芥末堆11月28日讯,11月26日,在GET2019教育科技大会上,中国当代文化研究院校园文学委员会主任、首都示范大学教授吴思敬分享了《大语文思维下的青少年文学创作》的主题演讲,谈了谈诗歌教育与青少年素质培养的关系。中国是一个有深厚诗教传统的国家,自先秦时代孔子就说过“不诗教无语言”。但在五四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诗歌教育受到非常大的损伤。吴思敬认为,今天应该张扬和恢复中国的诗教传统,因为诗歌教育有重要的力量。第一,诗歌教育能使人获得心灵的自由。五四时代出现了新诗,提倡的就是打破人的精神枷锁,呼吁人精神的自由发展。有了自由的心灵,才能让诗歌在广阔的时空自由飞翔,才能写出美好的诗篇。第二,诗歌教育有助于培养博爱。外国一个诗人写道,一个人如果在受苦难的兄弟面前不流眼泪,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一点同情,一个人如果为了黄金把自己出卖给别人,这样的人就不是诗人。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发表一首诗,这是次要的;关键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个人和诗人有相同的含义。第三,新诗教育能使孩子保有童心。好的诗歌不一定是去讲什么大道理,孩子从他们的生活入手,往往能写出很好的作品。有一个歇后语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成人很好理解,但孩子却可以写出:我家小妹妹提着竹篮打水,妈妈说竹篮怎么能打水,孩子说花儿要我喂,草儿要我喂。孩子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于成年人,诗在早期教育当中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对于保有孩子的童心有重大意义。第四,诗歌教育有助于培养独创性,因为诗歌最惧千人一面。写诗能开拓思维,比如去修理钟表,一个诗人会说修理分钟,修理小时,修理一周,修理一月,请修理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它已不能平静地度过。由钟表的修理联想到时代出了问题,有这样一种能够穿透表象的眼光,有一种独特的发现能力,就会写出好诗,创意写作能力都会与众不同。
“《扶贫志》既是在真实记录历史,也是对意愿和志向的表达,它用严谨质朴的文字,记录下了湖湘大地在脱贫攻坚事业里,涌现出的值得表彰的人和事;《立此存照》以档案的形式为新时代的伟业存史,它的档案价值、文献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彰显珍贵。”在近日召开的脱贫攻坚重大主题出版作品《立此存照》《扶贫志》的出版研讨会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高度肯定了这两部作品的出版发行,正当其时,意义重大。贺绍俊说,《立此存照》是一部具有时空穿透力的书,是一部时间越久越显示其价值的书,“它是有着为脱贫攻坚事业立传,为时代画像,为国家存史这样一个重要价值。”贺绍俊评价称,《扶贫志》写人、写事、写志,对精准扶贫做出了丰富的、形象化的阐释。“它在叙述上将客观叙述与口述实录两种方式交替使用,不仅增加了叙述的张力,而且也显得更加真实。”《扶贫志》也是从人物刻画入手,讲好了新时代故事,定格新时代场景,镌刻新时代形象,弘扬新时代精神。贺绍俊说,这两部书都是在写湖南,但又不仅限于湖南,“它们都真实记录了从首倡到决胜的万千细节,是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中精彩的篇章。”潇湘晨报记者周诗浩 摄影记者杨旭【来源:潇湘晨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形式多样、规模不定、等级有别的各种文学会议既是当代文学的鲜活内容,也是中国文坛的特有制度。它们包括举国模式的文代会与作代会、文学专题研讨会、文学评奖会、作品讨论会、内部学习等。这些会议各司其职,同时又互相补充,它们建构起来的会议体系,成为引导当代文学生成与嬗变的“隐形之手”。对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而言,这些会议对“优秀作品”的认定,以及赋予获奖作家丰厚的资本,虽说不能完全起到确立标杆或引领创作的效应,但或多或少会对作家的创作行为产生作用。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坛,文学会议的功能与影响不容小觑,甚至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也近乎于一部当代文学会议史。发掘历史影响 拓展研究空间学界对当代文学会议的论述,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个别文学史著述。如《中国当代文学》(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等,均设有专门章节谈及文学会议。他们的论述大多聚焦于会议过程和内容的梳理,及对其文学史价值作出评判。这些最初的研究文字虽不乏“笼统”之感,但对当代文学会议的学术史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开启意义。它使当代文学会议不再仅仅是“我国文艺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历史时期”“为繁荣新时期的文艺起了重大作用”等几句话可以概括的文学事件,而开始成为研究者可以进行具体解读的研究对象。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学术思维的拓展与文学“外部研究”的重启,当代文学会议受到学界更多关注。文学史家对文学会议重要性的认知进一步深化,文学史叙述中会议的篇幅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单独研究文学会议的成果开始陆续出现。这里面既包括一系列业已面世的理论性成果,也包括一些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慢慢地,学界开始出现了一支汇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文学会议研究队伍,主要人物有洪子诚、程光炜、李洁非、王本朝、黄发有、郑纳新、王秀涛、潘娜、张霖、邓小琴、吴自强、胡慧翼、王广锋、徐玉松、肖进等。近些年来,随着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的日渐浓厚,有关文学会议的各种史料被不断发掘与出版。这些史料有的出自当事人当时的亲笔记录,有的是他们事后对会议的回忆或追述,有的则是后来者整理出版的会议内部资料以及对资料的解读。而刘锡诚、徐庆全、陈徒手、陈为人、黎之、袁鹰、涂光群、束沛德等一批文艺工作者先后推出的部分纪实性文献,也为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鲜活的内容或史料线索。整体而言,目前有关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对文学会议报以文学史的眼光,注重发掘文学会议之于文学史分期、文学格局重组、文学创作转型等的复杂影响。这种成果体现着研究者对当代文学会议史学价值的深切认同,在对会议的背景、内容和形式等进行细致研究的过程中,揭示文学会议与文学流变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研究为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了文学会议的视角,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不同时期文坛的诸多现象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二是将某些文学会议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会议的某个具体问题作出专门考察。这种研究源于学者对该文学会议本身重要性的认知,以及对其学术价值与研究空间的发现。“知识考古”是该类文学会议研究的常见范式,鲜活的“现场呈现”是其亮点。研究者在对大量史料的搜集、甄别、勾连与分析之中,打破了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或知识,提醒我们关注会议本身的复杂性及重要性。然而,受资料的稀缺零散以及话语场的错综交织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学界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总体而言仍不够活跃和突出,不仅颇具规模的研究格局尚未形成,更重要的是富有学术史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具体来说,它大致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叙述”的成分远远大于“研究”的内涵。不少相关研究把文学会议作为一个有情节的事件加以叙述,而未把它切实当作一个有价值的对象加以研究。史料往往被作为单纯的故事链条纳入事件的叙述之中,而对之缺乏必要的意义甄别与学术开发。故事元素多于理论探究、历史性概述大于现实性发现、现象化处理胜于问题发掘,这是文学会议研究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二是研究活动仍处于某种“零碎”状态。现有研究往往针对会议某一具体的组织环节或理论问题而发,大都属于会议的局部研究,且研究活动也多各自为政,彼此间缺乏对话与协作,它需要“换代升级”,以避免文学会议研究的雷同性与学术创新的踟蹰不前。三是研究的视野与层次尚欠丰富。现有的会议研究多囿于文学史视野,颇为单一的切入视角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会议本身所具有的其他信息,降低了其包孕的学术含量。与此同时,目前学界对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第四次作代会等大型文学会议多有用力,而对一些小型的但同样意义重大的文学会议,则缺乏应有的关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学会议研究的立体化与多元化。融合思想与史料贯穿历史与当下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未来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做一些尝试。一是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本体性理论阐述”,即正面回答中国当代文学会议“是什么”的问题。这种理论阐述的目标是努力搭建一个囊括身份、性质、功能、组件、历史等多个元素在内的文学会议知识体系,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会议制度性表述的理论话语。这方面的研究既要对当代文学会议作定格分析,将其沉潜下来的某些普遍化、本质性的东西加以提取与阐发,也要用一种发展的眼光,考察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领导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过程中组织召开的各类文学会议,对文学会议从现代到当代的制度化进程作出动态爬梳;既要深入会议内部,对其各种要素作微观的“切片观察”,发现其肌理构成与存在逻辑,也要将文学会议摆在国家发展的坐标体系之中,对其进行宏观的观照与分析,从而生成多维、系统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知识与理论图景。二是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文学生成论”,即考察文学会议“怎样具体影响了文学创作”的问题。这种研究侧重于实践分析,其关键点则在于对文学会议与文学创作之间互动机制的发掘及其重要关联点的捕捉。既探讨当代文学创作在观念与方法层面上的“会议因素”,也挖掘文学会议对当代文学的生存境遇及发展演进的深层次关系;既考察会议的某些环节是如何具体转化为创作实践的,也联系当代文学体制的特性对这种转化作出制度性阐释。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方向、形态等的生成,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秩序的建构,文学会议与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方式的确立,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生产力的释放等,是这部分研究可能的方面。这一研究联结表象与内里、历史与当下,通过对两者之间几组互动关系的动态阐发,厘清当代文学会议在“文学生成”方面的运作机制。三是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个案研究”,即深入发掘部分重要文学会议的特殊性及其学术内涵。这种研究可在两个方面尝试做些拓展:一方面,对屡被文学史提及的重大文学会议(如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等),可以规避当下零打细敲式的做法,通过全方位考察会议的酝酿发起、代表产生、基调确定、报告(《祝词》)起草、大会选举、宣传报道、精神落实以及文坛影响等各个环节,开展一种全景式和系统化的专门研究,以充分呈现这些会议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对某些散落在历史河床中的专题性文学会议,需要我们进行打捞与照亮。这些会议在当时或引发了文坛的某种观念、现象与运动,或左右着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值得细细解读。这种研究兼及史料钩沉与理论阐析,既需要我们经由材料回溯、充实这些会议现场,也需要我们运用“联系”的眼光,揭示其被世人通常忽略的文坛效应乃至社会影响。个案研究的日渐丰富,也能让我们在比照中进一步看清当代文学会议的历史承袭与发展变革。总之,作为当代文坛的重要元素,文学会议的研究需要学界更多的投入,也亟待形成敦厚而富有个性的学术品格。这种品格应包括思想与史料的融合、理论与实证的统一、整体与细部的并进、历史与当下的贯穿等元素。惟其如此,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才可能兼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12BZW116)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斯炎伟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2020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一方面延续和发展已有研究范式,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丰富,现有研究格局不断拓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呈现守正创新、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开拓新的研究视野“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是近些年来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在2020年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方法论探讨及相关实践,产生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成果。在研究方法层面,《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推出一组笔谈文章,这是该刊继2015年第6期后关于这一主题的重续。如编者按所言,与第一组笔谈立足于提出问题、谨慎地探讨“社会史视野”的“适用性”及其包含的内容不同,这组笔谈的问题意识更加明确,主体、实践、总体性、情感(结构)、文学性、文本、语境等相关概念,在“社会史视野”的统摄下受到讨论者不同程度的强调。具体来看,倪伟重申并捍卫历史叙述背后作为“事实”存在的历史“真实”,他主张破除文学研究中纯粹审美的文学观,关注文学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接合方式。吴晓东有感于研究中存在的文学“日渐沦为史学的婢女的迹象”,强调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之维”和“形式之维”,认为“社会史视野”不是外在于文学的,而是要更好地释放“文学性”的活力。倪文尖认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研究路径,既体现出对“碎片化”的警惕与反省,也能追求“大历史”叙事,重构历史的整体感。此外,姜涛、铃木将久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对此议题作出了回应。这些方法论的讨论,无疑有益于将当代文学“历史化”的相关议题引向深入。在具体实践方面,2020年亦产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成果,程凯、李娜等人均有相关论文发表。例如,程凯的《“深入生活”的难题——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以对《徐光耀日记》的研究考察为中心,集中讨论了“深入生活”这个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核心原则。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朱羽、何浩、李海霞等人关于李凖的研究论文。与赵树理、柳青等经典作家相比,学界对李凖的关注相对较少。朱羽的《字里行间的“时势”》从“时势”与文学的关系角度切入李凖的小说创作。作者围绕李凖《没有拉满的弓》《李双双小传》《李双双》与《瓜棚风月》四篇作品,聚焦文学形象与经济、伦理等的关系,并将之放置在时势的变动之中予以分析,试图发现历史时间内在的多质性与差异性。何浩的《从赵树理看李凖创作的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论另一种当代文学》则从与赵树理小说比较的角度讨论李凖的作品,细致分析了两者的差异。李海霞的《转折与延续——论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借助《黄河东流去》这个具体文本,讨论诸如农民的情感认知、农民与国家的文化纽带等重要问题。这些论文显示出当代文学研究者积极开拓研究视野的努力。近年来,包括作家日记、书信等在内的当代文学原始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重视,作家日记是其中的热点。2020年,程光炜、商金林等人均有相关论文发表。例如,商金林的《〈宋云彬日记〉的心态辨析——兼论史料研究必须“顾及全篇”与“顾及全人”》试图借助个案研究在更大范围内讨论日记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者通过诸多具体案例,细致分析宋云彬在时代转折中的复杂心态,同时指出不可完全听信其日记中的自述,而须旁证以其他材料,顾及全篇及作者全人,方能对日记的价值有准确的认识。这表明,史料的发掘固然重要,史料的科学合理运用则更加重要。此外,吴俊从多维视野考察当代文学史料问题、付祥喜探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窄化”现象,均颇有启发性。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洪子诚、周瓒、陶庆梅等人的研究成果亦值得关注。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经典作家作品研究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点所在。2020年,这方面的成果依然不少。近年来,路遥之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性逐渐被重视,李建军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成果。例如,他的《文学是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性反应——论路遥与托尔斯泰的文学关系》认为,托尔斯泰是路遥崇敬和效法的作家,后者悉心阅读托尔斯泰所有重要作品,从中吸纳丰富的创作经验,并用来指导自己的小说创作。论文通过分析和梳理这种创作上的影响和相似性,提炼出基本的认知和判断,即文学是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性反应,进而反观托尔斯泰和路遥的文学经验对于当代文学的启示意义。关于路遥研究,其他研究者的相关成果也值得关注。程旸的《路遥在延安大学》详细梳理了路遥考取延安大学的过程,他在此地的生活、读书与写作,及为当作家所做的各种准备。文章认为,“《山花》时期”只是路遥创作的第一个原生态的起点,而他创作之路的真正起点是延安大学。这样的考察有助于深入认识和理解路遥的文学创作历程。关于汪曾祺的研究,近年来也广受关注。杨早的《四十年间 三写〈异秉〉——兼论汪曾祺前后期叙事风格的延续与变化》考察的是从1941年到1980年汪曾祺对《异秉》的三次写作,由此透视汪曾祺前后期叙事风格的延续与变化。杨早与凌云岚合著的《拾读汪曾祺:为什么汪曾祺无可替代》(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挑选并细致解读了汪曾祺具有代表性的10篇“高邮系列”小说,除了《异秉》,还包括《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名篇,从历史氛围、生活环境、创作理念、叙事风格等不同角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剖析,由此揭示出汪曾祺文学创作秉持的独树一帜的美学标准。此外,闫作雷、张高领等人也发表了颇有新见的成果。例如,张高领的《民间文学、方言体验与阅读史重构——张家口如何滋养汪曾祺》关注的是汪曾祺研究中并不被重视的“张家口经验”。文章重建张家口与汪曾祺及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历史联系,从民间文学、方言体验和阅读史三个角度剖析张家口如何滋养了汪曾祺,并将之视为他成长史的关键环节。其他值得关注的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包括李斌等的郭沫若研究、金理对《青春万岁》的重读、杨辉对《应物兄》的剖析、陈思对《冬泳》《人生海海》的阐释、田泥对《青春之歌》等的解读等,表现出当代文学研究稳步推进的态势。拓展现有研究格局2020年,关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的研究热度不减,散文、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等也受到较多关注,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得以拓展。学界关于当代散文的创作总结与理论探讨,产生了颇具灼见的成果。《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推出“当代文学观察·学者散文”栏目,刊载了吴周文、陈剑晖和王兆胜关于“学者散文”的文章。例如,吴周文的《学者散文的启蒙性与自我的精神启蒙》认为,学者散文的作者需要依循中西文化整合的理念,应具有历史主义和人类发展的全球视野,在对“人文传统”的传承中进行自我的精神启蒙。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东吴学术》的“散文研究专题”。此专题刊载的数篇论文及该刊推出的其他相关文章,也体现出当代散文研究的诸多新见。例如,陈剑晖的《中国散文的风骨与气度》借助风骨与气度这两个中国古代艺术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讨论散文的文体和美学问题,意欲对当下散文普遍缺失刚正劲健的风骨与气象万千的气度的状况形成反拨,对提振当前的散文创作具有重要意义。科幻小说、非虚构文学和网络文学是新世纪文艺中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文艺形式。这三种文艺恰恰也是今天活跃度高、不断引起讨论的文艺形式。就科幻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研究来说,李静、项静、郑少雄等人在2020年均有值得关注的成果。就网络文学研究而言,欧阳友权、马季、单小曦、黎杨全、邵燕君等人的研究值得关注。邵燕君等在2020年推出《创始者说——网络文学网站创始人访谈录》一书。本书是对榕树下、龙的天空、幻剑书盟、起点中文网、盛大文学等网络文学网站20余位创始人和管理者的访谈整理稿,以深入对话的方式回顾、总结网站的创立和运行对网络文学的影响。在历时和共时的双重维度中,该书勾画出网络文学丰富立体的发展图景,也为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留下了一份独特的历史材料。(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徐刚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据南开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家鸣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3月24日在天津逝世,享年86岁。刘家鸣先生1935年9月生于福建长乐,1956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后师从李何林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58年留校任教。刘家鸣先生曾任南开大学鲁迅研究室主任、天津市鲁藜研究会副会长,1996年10月退休。据介绍,刘家鸣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诗歌均有深入研究,出版了《鲁迅小说的艺术》《中国现代文学先驱者论集》等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享有盛誉。先生正直勤勉,为人谦和,教书育人,呕心沥血,为南开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据据南开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家鸣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3月24日在天津逝世,享年86岁。刘家鸣先生1935年9月生于福建长乐,1956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后师从李何林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58年留校任教。刘先生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南开大学鲁迅研究室主任、天津市鲁藜研究会副会长,1996年10月退休。刘家鸣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诗歌均有深入研究,出版了《鲁迅小说的艺术》《中国现代文学先驱者论集》等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享有盛誉。先生正直勤勉,为人谦和,教书育人,呕心沥血,为南开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黄海丽中国传统情人节“七夕”将至,为助力大家为爱发声,勇敢表白,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蓬莱阁景区管理中心推出“海誓山盟·遇见蓬莱阁”七夕情话大赛。目前收到全国各地网友读者作品近千篇,纸短情长,他们通过文字抒发人间真情,每一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段温暖的故事。“海誓山盟·遇见蓬莱阁”七夕情话大赛启动后,受到山东、辽宁、湖南、四川、北京、山西、河北、黑龙江、重庆、天津等全国各省市众多网友读者关注,纷纷报名参与。从目前的参赛作品来看,文体非常丰富,情感真挚,有简约幽默的土味情话,有温婉含约的古典诗词,有奔放活泼的现代诗歌,有娓娓道来的散文,也有讲究文采韵律的赋。他们有的是在校大学生,有的是刚参加工作的文艺青年,有为家庭努力打拼的中年人,有缅怀深情、追忆生活的老人,也有充满热情、酷爱文学的写作者……“七夕是中国的传统情人节,拥有美好寓意,包含着人们内心最美最真的那份情感。”作为本次大赛的评委之一,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丛新强教授称,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并且有意思,雅俗共赏,歌咏世间美好真情,让人产生共鸣。丛新强认为,从宏观层面讲,目前都在倡导文化自信,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个活动可以将传统文化与人们的现代观念相结合,将审美与情感和生活相结合,不是高高在上的凭空创作,而是饱含情感的雅俗共赏,“这里的俗,不是庸俗低俗,而是指更生活化、日常化,是一种接地气的人间烟火,让人从中发现美,内心更有触动。”“海誓山盟·遇见蓬莱阁”!本次七夕情话大赛征集时间截止到8月15日,报名咨询电话18660568036(微信同号)。对于征集到的作品,主办方将进行层层筛选,优中选优,为了保证大赛的公平和权威性,我们也将邀请文联、作协、诗词学会、高校教授等专业人士组成评审委员会,对每一个参赛作品进行专业评审。蓬莱阁景区是国家首批5A级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素以“人间仙境”著称于世,其“八仙过海”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享誉海内外。历经风雨沧桑,蓬莱阁如今发展成为以蓬莱阁古建筑群为中轴,蓬莱水城和田横山为两翼,以神仙文化、精武文化、港口文化、海洋民俗文化为底蕴,以山、海、城、阁为格局,登州博物馆、蓬莱古船博物馆、田横山、三官庙等景点为点缀的综合风景名胜区、休闲度假胜地。其中,田横山更是成为婚恋打卡点,吸引众多恋人游览。
云南网讯(通讯员 谭中贵 记者 李悦春)1月10日,由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云南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研究会年会暨新春联谊会在云南省政协大楼一楼会议厅举行。新春联谊会现场 李俊波 摄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2019年以来,对外学术交流取得重要成果,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发现的甘桑石刻文积极进行研究,促成了全国性的甘桑石刻文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协助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艺理论学会、文山学院《老山诗研究》课题组,在昆明主办老山诗研讨会。开展文明起源学术探索活动,召开了抚仙湖与世界文明学术研讨会,继续深入探索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版学术著作,研究会专家学者出版了《骆越史》《云南考古学通论》《誓言铸灵魂》《红旗引路》《青春忆旧》《滇学》《甘桑石刻文新资料汇编》等,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新春联谊会现场 李俊波 摄云南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办好办精《云南当代文学》,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先后刊登了《厕所变迁记》《祖国,壮丽的70年》《夜游江上桥》等文章,歌颂祖国、歌颂党。同时,还刊登了《我认识的白桦》《一朵绚丽的民族团结之花》等文章,从不同的侧面评论了当下文学作品的特点,分析了文学现状。文学创作取得丰收,李国庆的散文《缅桂仙子》、诗歌《泼水节之恋》,分别获得由国际诗词协会、国际诗歌网、中国最美游记评审委员会组织专家学者评选的散文、诗歌三等奖,并入选《2019中国当代散文精选3000篇》《2019中国当代汉诗精选1000首》。会员施立新的诗歌《多情的土地》,荣获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比赛二等奖。会员艾自由论文荣获昭通市第五届社科学术年会征文一等奖。黄懿陆、李开义、张运贵等也推出了散文集、纪实作品、评论文章等。陆家华等人的微电影《最后一次演讲》荣获亚洲微电影节“金海棠奖”。新春联谊会现场 李俊波 摄新春联谊会现场 李俊波 摄联谊会上,来自各专业团体的演员献上了精彩的节目,云南著名诗人晓雪、军旅作家吴传玖将军等朗诵了诗歌作品。两个研究会近150人参加年会,在欢歌中迎接即将来临的鼠年。
9月18日,由《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云南大学中国当代文艺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转折的文学:新人·新主题·新历史”《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优秀论文奖颁奖活动暨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在辽宁文学院举行。沈阳主会场参会人员合影受疫情因素影响,本次会议采取线上方式进行,设立沈阳为主会场,北京、杭州、南京、苏州、重庆、海口、青岛7地为分会场,同时直播会议。辽宁文学院院长、《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首先介绍参会嘉宾及2019年优秀论文奖评奖情况。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韩伟,党委常委、副主任王筱雯等同志出席会议。韩伟在致开幕辞时指出,省文化演艺集团作为辽宁文学院的主管单位,自改革组建以来,一直紧紧围绕振兴发展大局,积极开展文学创作的普及、研究、交流等公共服务工作,推出了诸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省文化演艺集团将以主办此次盛会为契机,充分借鉴、吸收各位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加强团结协作,切实肩负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重要职责,为繁荣辽宁文艺事业,为辽宁文学由“高原”向“高峰”迈进做出更大贡献。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韩伟致开幕辞辽宁文学院院长、《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主持会议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宣读《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优秀论文奖获奖者名单,他们分别是:徐兆寿、王兆胜、张国龙、芦苇岸、叶炜、韩模永、王德威、杨姿、毕光明、赵坤。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宣读颁奖辞,获奖作者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国龙致受奖辞,各分会场嘉宾为获奖作者颁奖。全国各地参会嘉宾视频会议截图本次高峰论坛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文学期刊的70余名一线资深专家、学者、编辑。专家学者们以网络为媒介,共聚一堂,讨论热烈,就论坛主题“转折的文学:新人·新主题·新历史”从不同角度畅所欲言,阐述真知灼见。此次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立足于一个“新”字,是在新时代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的一次成功梳理和总结,同时又是一次对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的有效探讨和指引。《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从1984年创刊至今,时刻不忘虔诚的文学初心,牢记与中国当代文学同行的神圣使命,行走在当代文学发展的最前沿,全方位深度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建设,积极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与中国当代文学一同走向繁荣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