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现当代文学　思想情感　语言【论文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用现代的文学语言和形式表达现代中国思想情感的文学。本文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状， 并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展望。 　　中国现当代文学通过现代社会和人的意识情感的加入，来改变中国古典文学造成的封闭和隔绝， 使文学在内容和表达上与当代中国人的实际有更多的联系和契合。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 在一种无孔不入的话语的渗透之下， 一些像“全球化” 之类的词语， 成了神圣的词语， 只要说出来就具有天然合法性， 而不论其所指何物。与此同时， 一些诸如“革命”、“救亡” 之类的词语， 却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一说出来就成了天然的“非法”， 甚至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在当下的语境中， “纯文学”、“新时期文学”、“先锋文学” 等成了人见人爱的时髦话语， 而“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小说”、“底层写作” 等则成了人见人怕的危险思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现当代文学究竟如何发展变化， 又处在何种现状呢？　　　　一、 现当代文学研究目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在以和平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 文学队伍主要是由两代作家构成， 一代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 他们大部分是在1957 年的“反右” 运动中遭到不公的批判和打击， 并在社会底层度过了一段苦难日子， 他们的创作里充满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干预精神和对人性的赞美。另一代是在“文革” 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其中大多数人曾在“上山下乡” 中感受了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熏陶， 因此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从农村经验中汲取创作素材， 由最初的知青题材到稍后的寻根文学， 呈现出新的民间化创作趋向。两代作家们胸中涌动着知识分子新生的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与自信， 他们在揭露社会弊病的同时，把希望寄托于批判的社会效果， 在这种希望之中正滋生着已经消失了近三十年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这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　　而今天的当代中国作家， 一部分忙着追逐“诺贝尔”文学奖， 期望以此来奠定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另一部分则忙于追逐市场。由于读者的欣赏情趣和阅读趋向主导了市场， 市场又左右着作家的文学创作， 导致现在的文学市场化、快餐化、娱乐化、庸俗化、视觉化倾向。在现当代文学中， 以两种文学思想表现最为突出。　　（1） 精神溃败。在这种精神溃败之中， 有的作者干脆放弃信仰， 放弃寻找精神出路的企图。如余华就在《活者》中传达了“活着就是一切， 活着就是胜利” 这样一种人生哲学。正如余杰所说， 只有肉体的“活着” 而没有灵魂的求索。　　（2） 性文学进入文坛。90 年代末期， 性文学卷土重来进入了中国文坛， 在这些描写性的文学中声势最响的是贾平凹的《废都》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它们都描写了男人在生存困境中表现出的依赖性和脆弱性。　　二、 现当代文学存在“现状批评” 现象　　现状批评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具诱惑力的部分， 变化无穷的文学现象和不断推出的新人和作品， 既联系着社会生活、文化思潮的搏动， 又提供了不重复的新鲜刺激，批评的创造性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最为活跃。因此， 许多人把当代文学研究与“现状批评” 画上等号。这一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它可能迟滞了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 的研究， 以至于这三十年的文学已从一些人的研究视野中消失。这些部分文学研究， 往往构成现当代文学研究最脆弱的环节。很显然， 这三十年的文学创作总体水准的普遍性缺陷， 是难以吸引更多注意力的重要原因。但是，从另一角度看， 这一曲折的文学进程， 又蕴含着某些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问题和矛盾， 这涉及现代文学传统、作家精神结构、现代文学艺术形态等。　　　　三、 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开拓的现象　　中国现当代文学面临文学边界的扩大和文化研究的开拓， 文学本体认知有较大的深入和改变。学术空间的拥挤和学者的浮泛， 以及整体社会普遍的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内在系统呈现了一种“读图”、“复制” 和学术时尚、普及的异化现象。现当代文学呈现出标准化、规范化、模式化的套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方面是热闹非凡， 成果数量迅速攀升， 另一方面学术深度影响和实用价值范围甚小。张爱玲、徐志摩、沈从文， 以及现代女作家等， 一直成为出版社出书的热门和研究者首选的课题。但是， 对这些作家的研究真正有创新性和学术突破的并不多有。近年来一大批试图走学术和大众阅读相结合路子的“文化快餐”， 却在“高校” 被视为学术成果。还有文学的传播与期刊、翻译、出版、教育等较多的亚文学研究选题， 呈现出文学史研究新的转变。　　四、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展望　　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状， 笔者对其有以下几点期望。第一， 在中国文学的叙述话语中， 期望出现更多能够穿透生命、穿透心灵的语言。第二， 期望中国作家抛弃世俗功利意识、超越平庸， 树立探寻真理和生命真谛的心性和勇气， 并以自己的方式去挖掘人性的本质， 找到苦难的根源， 揭示燃烧在残酷无底深渊中的人间至爱。第三， 期望在中国文坛看到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给人们带来新奇的刺穿灵魂的力量的大作品， 期望中国文学真正走向我们渴盼已久的辉煌。

据南开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家鸣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3月24日在天津逝世，享年86岁。刘家鸣先生1935年9月生于福建长乐，1956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后师从李何林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58年留校任教。刘家鸣先生曾任南开大学鲁迅研究室主任、天津市鲁藜研究会副会长，1996年10月退休。据介绍，刘家鸣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诗歌均有深入研究，出版了《鲁迅小说的艺术》《中国现代文学先驱者论集》等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享有盛誉。先生正直勤勉，为人谦和，教书育人，呕心沥血，为南开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据据南开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家鸣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3月24日在天津逝世，享年86岁。刘家鸣先生1935年9月生于福建长乐，1956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后师从李何林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58年留校任教。刘先生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南开大学鲁迅研究室主任、天津市鲁藜研究会副会长，1996年10月退休。刘家鸣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诗歌均有深入研究，出版了《鲁迅小说的艺术》《中国现代文学先驱者论集》等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享有盛誉。先生正直勤勉，为人谦和，教书育人，呕心沥血，为南开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围绕回顾历史、关注当下与展望未来的学术议题，学界组织了形式多样的专题研讨会，学术期刊也刊发了系列文章。学者们聚焦历史、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达成共识的同时也提出了新命题和新思考。考察70年研究成绩历史地看，新中国70年文学研究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并逐渐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话语体系。张福贵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分别从“国家集体话语”“社会个人话语”“民族人类话语”的体系建构来探究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演进过程，倡导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融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李永东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建构》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其核心观念可归结为“民族国家的发现”“人的发现”和“阶级的发现”。三者的协商互动，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模式，为解决现代文学学科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方向。在寻绎现当代文学研究轨迹和话语模式时，丁帆、赵普光的《历史的轨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的实证分析》另辟蹊径，引入经济学方法，以论题词的频率、分布、集中程度等数据分析，客观、立体地呈现出7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若干侧面。应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折射出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轨迹。谭桂林的《与时代对话中的知识谱系建构》提出“知识谱系生成与时代的对话”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实现了现代知识谱系的定型，形成了以“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为内核的理论话语模式。孟繁华的《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分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构造”“文学史观念的对话与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整合”三种历史形态，认为其集中表达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构建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努力。审思现代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已逾百年。回望五四文学，以整体的、辩证的、历史的眼光来审思现代文学传统是2019年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重点。温儒敏的《“五四”辩证》倡导在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格局中评价“五四”，认为“五四”既颠覆传统，同时又在赓续传统、再造传统。陈思和的《士的精神·先锋文化·百年“五四”》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涅槃的文化复兴，它与世界性先锋运动同期发生，又具有独立而鲜明的中国特征。郜元宝的《走出百年文学的两极摇摆》探析了“五四”作家处理“文章”和“实用”关系的不同方法，认为五四新文学的价值在于融通“文学”与“实用”，“艺术”与“人生”的复杂关联。文学传统是在文化更新过程中形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孙郁的《五四新文化人的话语方式》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自新运动，新文化人所表述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改良话语”“批判话语”和“自审话语”三种形态上。这些话语类型为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学树立了方向性的路标。刘勇的《五四新文学何以“现代”》认为，现代文学之“现代”恰恰在于它所开启的传统是“新”的，在于它所面临的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新形势，及在这种新形势下对新问题展开的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思想与语言的现代化，两者合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发展。王本朝的《白话如何成为新文学》认为，正是由于白话文在语言和思想上的双向发力，才使新文学获得了殷实的成果。高玉的《比较视角下的当前中国文学优势与困境》从语言本体论视角出发阐释当前中国文学发展前景。在他看来，语言既是工具也是思想本体，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语言的现代化变革密切相关。聚焦“茅奖”获奖作品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出5部获奖作品：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和李洱的《应物兄》。围绕获奖作品展开的研究是2019年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又一热点。现实主义小说离不开传统文化滋养，在传统与现实的联动中，现实主义小说“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艺术魅力得以彰显。刘大先的《返归本心——徐怀中〈牵风记〉的意象叙事与哲思境界》肯定“礼乐观念”对于《牵风记》中国气象生成的功能作用。文章认为，这种人生艺术化的诗性叙事超越了对人性的生理和心理认知，也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与意识形态，达到了关于人生感、历史感与宇宙感的抽象哲思境界。吴义勤的《作为民族精神与美学的现实主义——论陈彦长篇小说〈主角〉》强调“秦腔”之于陈彦重构现实主义美学的价值。文章认为，《主角》将传统戏曲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渗透于故事叙述中，实践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教谕功能，并将僵硬机械的教谕转换、再造为艺术和审美的化育。思想和艺术是文学创作不能析离的范畴，两者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思想价值借助艺术的形式来表达，而其深厚的思想内涵也促进了艺术形式的创新。王春林的《〈人世间〉：民间伦理立场与史诗性书写》将《人世间》视为一部多角度、多层面、立体性的历史画卷。王春林认为该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在于：一方面营造了以周秉昆、周秉义与周蓉三兄妹为中心的一种辐射性伞状艺术结构；另一方面在坚持民间伦理本位叙事立场的同时，形成了一种史诗性的思想艺术品格。李德南的《抒情的史诗——论徐则臣〈北上〉》认为，徐则臣通过破与立的辩证构建了个人的叙事美学，这主要体现在内在书写方式和外在结构形式上；通过抒情的史诗化与史诗的抒情化的辩证融合，徐则臣写就了《北上》这部抒情的史诗。阎晶明的《塔楼小说——关于李洱〈应物兄〉的读解》形象地将《应物兄》比作一栋容积率极高的“塔楼式”小说建筑。在此建筑内，人物是穿梭的，故事是推进的，悬念一环套一环，但整个场景又让人感觉是平面的，是动感的、嘈杂的平面图。纵观2019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除了上述学术热点外，学界还关注史料开掘与阐发、文学史的重构与阐释、学科本位意识与跨学科品格、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接受、文学传统的建构与延传、文学语言与话语模态、社会思潮与文学生态、作家作品的再解读等议题。此外，一些新的议题，如图画书的理论建构与批评标准、网络文学的生成机制与传播形态、媒介生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体性与民间文学资源开发等，也成为学界瞩目的新动向。伴随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话语的运用，这类研究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浓郁的时代气息及缜密严谨的学理分析，拓展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彰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特性，进而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翔宇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形式多样、规模不定、等级有别的各种文学会议既是当代文学的鲜活内容，也是中国文坛的特有制度。它们包括举国模式的文代会与作代会、文学专题研讨会、文学评奖会、作品讨论会、内部学习等。这些会议各司其职，同时又互相补充，它们建构起来的会议体系，成为引导当代文学生成与嬗变的“隐形之手”。对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而言，这些会议对“优秀作品”的认定，以及赋予获奖作家丰厚的资本，虽说不能完全起到确立标杆或引领创作的效应，但或多或少会对作家的创作行为产生作用。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坛，文学会议的功能与影响不容小觑，甚至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也近乎于一部当代文学会议史。发掘历史影响 拓展研究空间学界对当代文学会议的论述，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个别文学史著述。如《中国当代文学》（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等，均设有专门章节谈及文学会议。他们的论述大多聚焦于会议过程和内容的梳理，及对其文学史价值作出评判。这些最初的研究文字虽不乏“笼统”之感，但对当代文学会议的学术史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开启意义。它使当代文学会议不再仅仅是“我国文艺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历史时期”“为繁荣新时期的文艺起了重大作用”等几句话可以概括的文学事件，而开始成为研究者可以进行具体解读的研究对象。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学术思维的拓展与文学“外部研究”的重启，当代文学会议受到学界更多关注。文学史家对文学会议重要性的认知进一步深化，文学史叙述中会议的篇幅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单独研究文学会议的成果开始陆续出现。这里面既包括一系列业已面世的理论性成果，也包括一些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慢慢地，学界开始出现了一支汇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文学会议研究队伍，主要人物有洪子诚、程光炜、李洁非、王本朝、黄发有、郑纳新、王秀涛、潘娜、张霖、邓小琴、吴自强、胡慧翼、王广锋、徐玉松、肖进等。近些年来，随着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的日渐浓厚，有关文学会议的各种史料被不断发掘与出版。这些史料有的出自当事人当时的亲笔记录，有的是他们事后对会议的回忆或追述，有的则是后来者整理出版的会议内部资料以及对资料的解读。而刘锡诚、徐庆全、陈徒手、陈为人、黎之、袁鹰、涂光群、束沛德等一批文艺工作者先后推出的部分纪实性文献，也为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鲜活的内容或史料线索。整体而言，目前有关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对文学会议报以文学史的眼光，注重发掘文学会议之于文学史分期、文学格局重组、文学创作转型等的复杂影响。这种成果体现着研究者对当代文学会议史学价值的深切认同，在对会议的背景、内容和形式等进行细致研究的过程中，揭示文学会议与文学流变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研究为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了文学会议的视角，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不同时期文坛的诸多现象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二是将某些文学会议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会议的某个具体问题作出专门考察。这种研究源于学者对该文学会议本身重要性的认知，以及对其学术价值与研究空间的发现。“知识考古”是该类文学会议研究的常见范式，鲜活的“现场呈现”是其亮点。研究者在对大量史料的搜集、甄别、勾连与分析之中，打破了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或知识，提醒我们关注会议本身的复杂性及重要性。然而，受资料的稀缺零散以及话语场的错综交织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学界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总体而言仍不够活跃和突出，不仅颇具规模的研究格局尚未形成，更重要的是富有学术史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具体来说，它大致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叙述”的成分远远大于“研究”的内涵。不少相关研究把文学会议作为一个有情节的事件加以叙述，而未把它切实当作一个有价值的对象加以研究。史料往往被作为单纯的故事链条纳入事件的叙述之中，而对之缺乏必要的意义甄别与学术开发。故事元素多于理论探究、历史性概述大于现实性发现、现象化处理胜于问题发掘，这是文学会议研究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二是研究活动仍处于某种“零碎”状态。现有研究往往针对会议某一具体的组织环节或理论问题而发，大都属于会议的局部研究，且研究活动也多各自为政，彼此间缺乏对话与协作，它需要“换代升级”，以避免文学会议研究的雷同性与学术创新的踟蹰不前。三是研究的视野与层次尚欠丰富。现有的会议研究多囿于文学史视野，颇为单一的切入视角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会议本身所具有的其他信息，降低了其包孕的学术含量。与此同时，目前学界对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第四次作代会等大型文学会议多有用力，而对一些小型的但同样意义重大的文学会议，则缺乏应有的关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学会议研究的立体化与多元化。融合思想与史料贯穿历史与当下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未来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做一些尝试。一是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本体性理论阐述”，即正面回答中国当代文学会议“是什么”的问题。这种理论阐述的目标是努力搭建一个囊括身份、性质、功能、组件、历史等多个元素在内的文学会议知识体系，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会议制度性表述的理论话语。这方面的研究既要对当代文学会议作定格分析，将其沉潜下来的某些普遍化、本质性的东西加以提取与阐发，也要用一种发展的眼光，考察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领导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过程中组织召开的各类文学会议，对文学会议从现代到当代的制度化进程作出动态爬梳；既要深入会议内部，对其各种要素作微观的“切片观察”，发现其肌理构成与存在逻辑，也要将文学会议摆在国家发展的坐标体系之中，对其进行宏观的观照与分析，从而生成多维、系统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知识与理论图景。二是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文学生成论”，即考察文学会议“怎样具体影响了文学创作”的问题。这种研究侧重于实践分析，其关键点则在于对文学会议与文学创作之间互动机制的发掘及其重要关联点的捕捉。既探讨当代文学创作在观念与方法层面上的“会议因素”，也挖掘文学会议对当代文学的生存境遇及发展演进的深层次关系；既考察会议的某些环节是如何具体转化为创作实践的，也联系当代文学体制的特性对这种转化作出制度性阐释。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方向、形态等的生成，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秩序的建构，文学会议与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方式的确立，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生产力的释放等，是这部分研究可能的方面。这一研究联结表象与内里、历史与当下，通过对两者之间几组互动关系的动态阐发，厘清当代文学会议在“文学生成”方面的运作机制。三是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个案研究”，即深入发掘部分重要文学会议的特殊性及其学术内涵。这种研究可在两个方面尝试做些拓展：一方面，对屡被文学史提及的重大文学会议（如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等），可以规避当下零打细敲式的做法，通过全方位考察会议的酝酿发起、代表产生、基调确定、报告（《祝词》）起草、大会选举、宣传报道、精神落实以及文坛影响等各个环节，开展一种全景式和系统化的专门研究，以充分呈现这些会议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对某些散落在历史河床中的专题性文学会议，需要我们进行打捞与照亮。这些会议在当时或引发了文坛的某种观念、现象与运动，或左右着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值得细细解读。这种研究兼及史料钩沉与理论阐析，既需要我们经由材料回溯、充实这些会议现场，也需要我们运用“联系”的眼光，揭示其被世人通常忽略的文坛效应乃至社会影响。个案研究的日渐丰富，也能让我们在比照中进一步看清当代文学会议的历史承袭与发展变革。总之，作为当代文坛的重要元素，文学会议的研究需要学界更多的投入，也亟待形成敦厚而富有个性的学术品格。这种品格应包括思想与史料的融合、理论与实证的统一、整体与细部的并进、历史与当下的贯穿等元素。惟其如此，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才可能兼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12BZW116）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斯炎伟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与前景的宏观扫描，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深度思考I S B N：978-7-5212-0331-8作 者：石一宁2021年1月作家出版社《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集，收入了作者近几年发表的数十篇相关文章。作者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评论，同时是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办刊人。《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展现了作者对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熟悉了解和深度思考。书中既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与前景的宏观扫描，也有对具体作品的微观解析；既有对名家大家的论评，也有对文坛新人的关注。在学术上追求新路向、新话语和新增长点。作者面对少数民族文学现场展开的关于中国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文学与文化多样性以及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优势与亟待提高的方面等等诸多思考，给读者有益的参考和启迪。作者简介石一宁，1964年生，壮族。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民族文学》主编、编审，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著有文学研究专著《吴浊流：面对新语境》（繁体字版《真实的》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文学评论集《走向文学新天地》，散文集《薄暮时分》《湖神回来了》《履痕心绪》，传记文学《丰子恺与读书》。发表文艺评论和各类体裁文学作品多篇。传记文学《丰子恺与读书》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既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与前景的宏观扫描，也有对具体作品的微观解析；既有对名家大家的论评，也有对文坛新人的关注。作者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评论，同时是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办刊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诸多思考具有参考和启迪价值。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意涵十分丰富的时代命题。当下中国，正行走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而民族文化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根基。近代中国面对裹挟着船坚炮利侵门踏户而来的西方现代性，由排拒而接纳，百年间饱尝主权沦丧、文化失语的痛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七十年甘苦备尝忧喜交加的社会主义实践，使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洗雪了百年屈辱，昂首挺立于今日的世界。然而，文化失语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面对依然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尚待恢复和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仍然十分模糊。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为了汲取历史的思想和智慧，重拾中国文化的自信，使文化在民族复兴的途程中发挥关键效用。因此，对传统文化的重估和扬弃，既有历史性，更有现实性；同时，它又是指向未来的。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文化是多民族的文化。同样毫无疑义地，中华美学是多民族的美学。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认识中华美学的多民族性质，发掘中华美学的多民族内涵，实现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使中华美学的丰富性、多样性最大程度地得到呈现，成为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宝贵的审美智慧和思想文化资源，是我们讨论这一时代命题的重要意义所在。美学精神来自对美学事象的审视、研究和提炼，是美学事象的抽象结晶。从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美学事象即自古迄今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来考察，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绝不是中华美学的点缀和附庸，而是中华美学的有机和重要的构成。仅就文学而论，中国的三大史诗均为少数民族诗歌，即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格萨尔》长达两百万行，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和《玛纳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格尔》的申遗也已启动。少数民族民歌和民间长诗，极大地补充了汉族民间诗歌和长诗偏少的不足，使中华文学的结构显得更为完整。在小说方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曹雪芹的《红楼梦》，创造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儒释道美学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包容等等观念，被视为中华美学精神的精义。然而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内涵，还应纳入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特质。少数民族的美学与汉族美学有其共性，都体现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但也有差异性和异质性，非儒释道美学所能涵盖。以同为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民间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为例。前者是南朝汉族诗歌，后者是北朝少数民族诗歌，两部作品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乐府双璧”。而这两篇作品所蕴含的审美意趣和呈现的美学特征却是大相径庭。《孔雀东南飞》叙述的是焦仲卿和刘兰芝两位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诗中所呈现的家庭关系是严酷的，长幼尊卑秩序不容冒犯，父母、兄长可以随意干涉子女和弟妹的生活和精神自由。在家长专制的煎逼之下，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悲愤自尽。而焦仲卿即使身为官府的吏员，在森严的宗法秩序之下也是无力挣扎，最终“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追随刘兰芝的幽魂而去。两位主人公的自杀，不能说与儒家道统没有关系。即使解释为一种对封建宗法秩序的反抗，这种反抗也未免过于孱弱。《孔雀东南飞》通篇弥漫着阴郁、哀伤的气息和氛围。而《木兰诗》所展现的家庭关系，却要自由得多。花木兰从军和解甲归田，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意志。她代父从军，是出于对父亲和家人的爱。“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种对父母和家人的热爱与思念，始终伴随着她的戎马行军。十年征战，立下赫赫军功，但她婉拒朝廷的利禄封赏，自愿解甲还乡，回到父母和家人的身边，享受“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的普通人生活的快乐。《木兰诗》所表现的自由、阳刚和健朗的审美精神，富于浪漫主义的理想光辉，更易于唤起人性的共鸣，因此它走向世界，被改编为好莱坞电影，绝不是偶然的。《木兰诗》的美学特质，如果用儒释道美学加以阐释，将会显得十分牵强。《木兰诗》的阐释，期待一种有别于儒释道美学的少数民族美学。美学的生命力在于实践。美学是文艺实践的提炼和升华，而美学也应对多姿多彩、具体生动的文艺实践进行阐释并起指导作用。美学的自觉，是时代对我国多民族文艺创作和文化创造实践提出的要求。但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目前基本上还是处于失语状态，尚未有显著和可观的成果，少数民族美学的学科建设，仍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多元化已成为现代审美意识的重要法则。而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不仅关涉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更关涉美学本体论，关涉美学意识形态问题。如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美学是作为有关身体的话语而诞生的，美学首先是指与更加崇高的概念思想领域相比照的人类的全部知觉和感觉领域。然而如果政治秩序不致力于“活生生的”最易触知的层面，不致力于属于一个社会的身体的感性生活所有一切中的最有形的领域，它怎么可能繁荣呢？西方传统美学也极为重视审美与社会和谐的联结。在卢梭、夏夫兹博里、大卫·休谟等人看来，审美奠定了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人类团结的源泉。进行审美判断就意味着以全人类的共同名义尽可能地排除个人狭隘偏见。审美的非功利性包含着主体的极端的非中心化，使自我关注让位于感性的交流。康德认为，审美的主体间性预示着统一于主体的存在的深层结构的、乌托邦式的主体共同体。席勒说，只有审美的趣味才能给社会带来和谐，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培育发展和谐。只有审美的交流模式才能统一社会，因为它与大家共同的东西相联系。而黑格尔则认识到，社会统一既不可能建立在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普遍化的审美真谛中，也不可能只建立在政治国家的水平上，它必须存在于文化实践中，存在于社会生活结构中。（见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因此，正视中华美学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在此基础上更加开阔视野，寻求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其意义重大而深刻。不妨认为，认识和发掘包括少数民族美学在内的中华美学的宏富内涵，深化中华美学多元一体融合包容的格局，这是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理所必然、事所必至，也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判断。（选自《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2021年1月作家出版社）

“《扶贫志》既是在真实记录历史，也是对意愿和志向的表达，它用严谨质朴的文字，记录下了湖湘大地在脱贫攻坚事业里，涌现出的值得表彰的人和事；《立此存照》以档案的形式为新时代的伟业存史，它的档案价值、文献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彰显珍贵。”在近日召开的脱贫攻坚重大主题出版作品《立此存照》《扶贫志》的出版研讨会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高度肯定了这两部作品的出版发行，正当其时，意义重大。贺绍俊说，《立此存照》是一部具有时空穿透力的书，是一部时间越久越显示其价值的书，“它是有着为脱贫攻坚事业立传，为时代画像，为国家存史这样一个重要价值。”贺绍俊评价称，《扶贫志》写人、写事、写志，对精准扶贫做出了丰富的、形象化的阐释。“它在叙述上将客观叙述与口述实录两种方式交替使用，不仅增加了叙述的张力，而且也显得更加真实。”《扶贫志》也是从人物刻画入手，讲好了新时代故事，定格新时代场景，镌刻新时代形象，弘扬新时代精神。贺绍俊说，这两部书都是在写湖南，但又不仅限于湖南，“它们都真实记录了从首倡到决胜的万千细节，是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中精彩的篇章。”潇湘晨报记者周诗浩 摄影记者杨旭【来源：潇湘晨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近几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逐渐增多，类型也更多样化。2019年科幻小说《三体》进入日本市场，就掀起了不小的热潮，创下了日本海外翻译作品的销售记录。莫言、残雪、史铁生……日本读者最爱哪位中国作家？当他们的作品传入日本，如何被翻译和重新述说？除了名家名作，中国网络文学是否也受到喜爱？东华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孙若圣做客问吧，一起谈谈日本读者心目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日本读者都看哪些书@nshshui：中国作家在日本最热的是哪位？孙若圣：莫言无疑是在日本最著名的中国作家，但是从译者数量、译作数量、受专业学者评价度高低来看，我认为在日本最被认可的中国作家是史铁生。史铁生有关生命、死亡、残缺之类的思考，和日本文化中的物哀美学有一定的相似性。通过精读日本学者的史铁生批评，可以发现很多别的东西。当然，除了作品，作家本人的人格魅力，也是吸引日本学者的极重要原因。@炀睿：残雪的作品在日本的学术界接受度如何？孙若圣：残雪因其独特的文风，抽象的叙事及冲突性的意象使用，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是非常特殊的存在。在日本有一位专门关注残雪作品的学者——原日本大学（这是个专有名词，这个学校叫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近藤直子。近藤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和东京都立大学，师从松井博光，自1987年开始以《季刊中国现代小说》这本杂志为阵地，译介了几乎所有的残雪作品，此外还出版了残雪长篇译著约3册。由于已经构成了译者和作者的对应关系，因此别的日本学者不太会再进行残雪作品的翻译了。日本中国文学界对残雪的评价很高，特别看重其文本中的不条理性对现实世界的映射。近藤教授于2013年道山，翻译工作也中断了。如果残雪之后还有力作的话，想必会有别的学者会接过残雪译介的重担。@starry night：莫言的作品一直有很强的乡土色彩，日本读者怎么能明白这种根植在中国土地上的情结呢？孙若圣：在日本约有6位学者翻译过莫言的作品，其中较出名的是井口晃、藤井省三和吉田富夫三人。而莫言最喜欢的译者是吉田，吉田几乎翻译了莫言除《红高粱家族》和《酒国》外所有的长篇小说。事实上，莫言作品中的乡土色彩，莫说是日本读者了，就算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也未必可以掌握。吉田的出生成长经历与莫言类似，亦会用老家的方言切口来译介莫言小说中的土语，因此获得了较大的成功。莫言获得诺奖参加颁奖典礼时邀请了吉田富夫一起去，可谓惺惺相惜。吉田富夫和莫言在日本@神的鱼儿：请问网络文学会被翻译传播到日本吗？还是当地人更倾向文学名著？孙若圣：当然会，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分成两部分来看，就是纯文学的传播和类型化文学的传播。纯文学指的是莫言、史铁生等人的作品，在日本的读者比较有限。类型化文学的话，之前的郭敬明、韩寒的作品曾被译介至日本，但也未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目前各种网络文学及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在日本拥有较大的读者群，其中大刘的作品走的是正规的版权引进，出版伊始在日本的一些书店甚至出现了断货的情况，至于各种神怪或宫斗的网络小说更多的是由网上的亚文化群体自主翻译传播，就类似于“字幕组”的感觉。@小兔兔：《雍正王朝》这种历史类作品日本人习惯读吗？能理解吗？孙若圣：日本人对于中国历史的素养，应该仅次于中国人了。清王朝的统治架构及皇帝名讳，主要事迹几乎可以算是通史。但是历史小说最大的问题是太长了，日本译介过一些，但是效果不佳。《雍正王朝》连续剧有日语字幕版。事实上日本作家的中国题材作品可能更趋近于日本读者的审美，比如井上靖的《敦煌》、北方谦三的《水浒传》等等。译作能否体现地道中国味@西瓜可乐味：中国当代文学中必然有很多诗句和说法，怎样在翻译中也表现出应有的味道？孙若圣：这样的表现方式其实很多，比如说作品中乡土情结较为浓厚的作家（洪峰，贾平凹，莫言），或者使用方言进行写作，或作品中有大量文言或方言因素的作家（阿来，韩少功，金宇澄等）等，各种译者选择的方式不一样（目前金宇澄作品还未日译）。据我的观察，多数译者倾向于使用标准日语来进行译介，因为首先日本译者能理解中国文言或方言以实为不易，更多的是考虑翻译的阐释学功能，而不是再现原文的审美形式。其次，一个作家愿意为作品花费多少心思，其实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原语文化在目标语社会中的被重视程度。目前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或者当代文化在日本还并未达到非常被认可的程度，这也导致了日本译者在翻译中国作品时不会太纠结于如何传达中文中潜藏的韵味与美感。@小兔兔：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传播对象是学者？还是普通人？孙若圣：我们先从译者说起，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日本尚未形成完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群体，因此译者都是会中文的普通人（中国文学爱好者），读者也基本是这群人，可以说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圈子，这种现象持续到1985年左右，之后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学者培养逐渐完备，译者也逐渐转向了学院派，而传播的对象一开始有一部分普通民众。随着时局因素及世界范围内文学市场的低迷等种种影响，当代文学传播的对象逐渐限定在了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或日本的中文系学生等。最近各种网络文学向日本的传播及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类型化文学传播逐渐兴盛，这类作品的读者群扩大到了日本的普通民众群体。日本读者在书店翻看《三体》@小兔兔：与欧美、韩国作品相比，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处于怎样的地位？孙若圣：几乎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名作都有日译本，但始终无法产生影响。莫言的《红高粱》的影响力是最强的，主要因为80年代末有电影。此外，莫言自身也比较重视日本这一块，也有一些旅日知识分子及日本学者在日本热心推荐他，当然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也是一个助推剂。如果与韩国的本土文学相比，那中国文学的传播可能更好一些。韩国的文化输出一般不靠文学实现，一家一首《冬季恋歌》就能引爆日本……美国文学或者英国文学的话，如果我们把《达·芬奇密码》和《哈利·波特》也算在英美文学里面，那么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目前为止与之具有相当大的差距。(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秦牧，原名林阿书，又名林派光、林觉夫、林顽石，著名作家，1919年生于香港，广东澄海人，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秦牧一贯认为作家应当有使命感，作品应有思想性。秦牧于香港出生。3岁时随父母移居新加坡。1932年回到故乡樟林。青少年时期曾就读于新加坡端蒙学校、樟林萃英学校、汕头一中等学校。1938年春到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辗转于粤桂两省。1941年曾在桂林的中山中学教书，并从事写作，开始涉足文坛。历任《中华论坛》、《再生》、《中国工人》诸杂志编辑。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文教厅科长、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主编过《广东教育与文化》、《中华通俗文库》、《作品》诸杂志。曾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暨南大学中文糸主任。历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文联执行主席，并任《四海》杂志主编。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以作家身份访问过蒙古、古巴、新加坡和泰国。1992年10月14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杰出的散文家、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秦牧因心脏骤停抢救无效，不幸于11时在广州逝世，享年73岁。[1]半个世纪以来，秦牧孜孜不倦地在文学沃土上勤奋耕耘，他把个人的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发表和出版了大批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作品和文学论著。他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感人，充满了时代精神，深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他的散文作品风格独树一帜，被誉为“散文一绝”。小说、童话、戏剧、诗歌、文艺理论等都有著作，故又被喻为“一棵繁花树”。他主张独创一格，“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独特的创造”。他提倡扩大题材的范围到海阔天空和多方面发展文学的功能，包括教育、形象欣赏、审美、文娱方面，使作品高于幽默和情趣，“寓共产主义思想于闲情趣谈之中”。紫风与秦牧相识于1942年春天的桂林。因为几乎天天要为躲避空袭而跑进岩洞，秦牧所在的学校恰在逃难的中转站上，所以二人经常见面，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国家的忧虑使两颗心越走越近。结婚前有一次，桂林一家影院征集关于《浮生若梦》这部外国影片的影评作品，他俩双双投稿，经过几张报纸评选，结果紫风是第二名，秦牧倒是第三名。50年共同生活的岁月里，他们从来都是互敬互爱。紫风对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20个世纪40年代末他们在香港期间，秦牧靠稿费过日子，紫风则任教于一间中学。他每天早晨起来写作或阅读，紫风曾怨他起得太早妨碍了她的睡眠。他当时不答，但以后仍然早起。某天，紫风一看，发现他脚上竟穿上了下雨天的胶鞋，轻轻走动，以免打扰了自己。紫风说，“我感动极了，当时住在一间朝西的斗室，夏天炙人的阳光充满大半个房间，他常常是满头大汗工作，真让人心疼。”虽然没有儿孙绕膝，但他俩对此都不在意，秦牧曾说过：“有些年轻人听说我们无子女，千里之外写信来，提出愿做我们的儿女，我们都谢绝了。我没有世俗的子嗣观念，树上结的果子是这一类树的后代，而不只是这一棵树的后代。”紫风说：“爱情和岁月是正比例，日月愈长，爱情愈深。因为我们志同道合，情同手足，越是遭受挫折，就越是要恩爱相助。”而秦牧也曾经应答：“夫妻一道，既能走过芬芳的早晨，又能走过泥泞的黄昏。”1992年10月14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杰出的散文家、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秦牧因心脏骤停抢救无效，不幸于今天11时在广州逝世，享年73岁。半个世纪以来，秦牧孜孜不倦地在文学沃土上勤奋耕耘，他把个人的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发表和出版了大批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作品和文学论著。他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感人，充满了时代精神，深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秦牧主张“牛嚼”和“鲸吞”当代著名作家秦牧，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广搏地积累知识。结果，他写出的作品宛如由知识的珠宝串成，闪耀着独特的光彩。秦牧在谈到读书时，主张采取牛和鲸的吃法，即“牛嚼”与“鲸吞”什么叫“牛嚼”呢？他说：“老牛白日吃草之后，到深夜十一二点，还动着嘴巴，把白天吞咽下去的东西再次反刍，嚼烂嚼细。我们对需要精读的东西，也应该这样反复多次，嚼得极细再吞下。有的书，刚开始先大体吞下去，然后分段细细研读体味。这样，再难消化的东西也容易消化了。”这就是“牛嚼”式的精读。那什么叫“鲸吞”呢？他说，鲸类中的庞然大物——须鲸，游动时俨然能一座漂浮的小岛。但它却是以海里的小鱼小虾为主食的。这些小玩艺儿怎么填满它的巨胃呢？原来，须鲸游起来一直张着大口，小鱼小虾随着海水流入它的口中，它把嘴巴一合，海水就从齿缝中哗哗漏掉，而大量的小鱼小虾被筛留下来。如此一大口一大口地吃，整吨整吨的小鱼小虾就进入鲸的胃袋了。人们泛读也应该学习鲸的吃法，一个想要学点知识的人，如果只有精读，没有泛读；如果每天不能吞食它几万字的话，知识是很难丰富起来的。单靠精致的点心和维生素丸来养生，是肯定健壮不起来的。牛嚼与鲸吞二者不可偏废。既鲸吞，要大量地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又要对其中少量经典著作反复钻研，细细品味。如此这般，精读和泛读就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品读名言：⊙、把阻力化成动力，使坏事尽可能变成好事，这些缺陷者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不正是些雄辩的例证吗？⊙、错误的知识比无知更可怕。⊙、海涛拍击岩石和沙滩的声音永无休止地喧响着。几乎像一条白线似的浪花从远处奔腾而来，猛碰到岸边，发出富有韵律的激溅的声音，然后迸着泡沫，消失在沙石之间。后面一排浪花又紧接着追逐上来……⊙、那些最好的散文，有的使人想起了银光闪闪的匕首，有的使人想起了余音袅袅的洞箫，有的象明净无尘的水晶，有的象色彩鲜明的玛瑙，一切的散文形式都应该提倡，各种形式都应该尽量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欧洲好些地方按照古老的民间传统习俗，最尊贵的礼物就是面包和盐。⊙、平凡的东西，在这些场合却体现着最崇高的价值。⊙、外表美的缺陷可以用内心美来弥补，而心灵的卑污却不是外表美可以抵消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