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研

2020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一方面延续和发展已有研究范式，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丰富，现有研究格局不断拓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呈现守正创新、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开拓新的研究视野“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是近些年来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在2020年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方法论探讨及相关实践，产生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成果。在研究方法层面，《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推出一组笔谈文章，这是该刊继2015年第6期后关于这一主题的重续。如编者按所言，与第一组笔谈立足于提出问题、谨慎地探讨“社会史视野”的“适用性”及其包含的内容不同，这组笔谈的问题意识更加明确，主体、实践、总体性、情感（结构）、文学性、文本、语境等相关概念，在“社会史视野”的统摄下受到讨论者不同程度的强调。具体来看，倪伟重申并捍卫历史叙述背后作为“事实”存在的历史“真实”，他主张破除文学研究中纯粹审美的文学观，关注文学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接合方式。吴晓东有感于研究中存在的文学“日渐沦为史学的婢女的迹象”，强调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之维”和“形式之维”，认为“社会史视野”不是外在于文学的，而是要更好地释放“文学性”的活力。倪文尖认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研究路径，既体现出对“碎片化”的警惕与反省，也能追求“大历史”叙事，重构历史的整体感。此外，姜涛、铃木将久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对此议题作出了回应。这些方法论的讨论，无疑有益于将当代文学“历史化”的相关议题引向深入。在具体实践方面，2020年亦产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成果，程凯、李娜等人均有相关论文发表。例如，程凯的《“深入生活”的难题——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以对《徐光耀日记》的研究考察为中心，集中讨论了“深入生活”这个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核心原则。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朱羽、何浩、李海霞等人关于李凖的研究论文。与赵树理、柳青等经典作家相比，学界对李凖的关注相对较少。朱羽的《字里行间的“时势”》从“时势”与文学的关系角度切入李凖的小说创作。作者围绕李凖《没有拉满的弓》《李双双小传》《李双双》与《瓜棚风月》四篇作品，聚焦文学形象与经济、伦理等的关系，并将之放置在时势的变动之中予以分析，试图发现历史时间内在的多质性与差异性。何浩的《从赵树理看李凖创作的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论另一种当代文学》则从与赵树理小说比较的角度讨论李凖的作品，细致分析了两者的差异。李海霞的《转折与延续——论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借助《黄河东流去》这个具体文本，讨论诸如农民的情感认知、农民与国家的文化纽带等重要问题。这些论文显示出当代文学研究者积极开拓研究视野的努力。近年来，包括作家日记、书信等在内的当代文学原始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重视，作家日记是其中的热点。2020年，程光炜、商金林等人均有相关论文发表。例如，商金林的《〈宋云彬日记〉的心态辨析——兼论史料研究必须“顾及全篇”与“顾及全人”》试图借助个案研究在更大范围内讨论日记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者通过诸多具体案例，细致分析宋云彬在时代转折中的复杂心态，同时指出不可完全听信其日记中的自述，而须旁证以其他材料，顾及全篇及作者全人，方能对日记的价值有准确的认识。这表明，史料的发掘固然重要，史料的科学合理运用则更加重要。此外，吴俊从多维视野考察当代文学史料问题、付祥喜探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窄化”现象，均颇有启发性。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洪子诚、周瓒、陶庆梅等人的研究成果亦值得关注。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经典作家作品研究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点所在。2020年，这方面的成果依然不少。近年来，路遥之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性逐渐被重视，李建军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成果。例如，他的《文学是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性反应——论路遥与托尔斯泰的文学关系》认为，托尔斯泰是路遥崇敬和效法的作家，后者悉心阅读托尔斯泰所有重要作品，从中吸纳丰富的创作经验，并用来指导自己的小说创作。论文通过分析和梳理这种创作上的影响和相似性，提炼出基本的认知和判断，即文学是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性反应，进而反观托尔斯泰和路遥的文学经验对于当代文学的启示意义。关于路遥研究，其他研究者的相关成果也值得关注。程旸的《路遥在延安大学》详细梳理了路遥考取延安大学的过程，他在此地的生活、读书与写作，及为当作家所做的各种准备。文章认为，“《山花》时期”只是路遥创作的第一个原生态的起点，而他创作之路的真正起点是延安大学。这样的考察有助于深入认识和理解路遥的文学创作历程。关于汪曾祺的研究，近年来也广受关注。杨早的《四十年间 三写〈异秉〉——兼论汪曾祺前后期叙事风格的延续与变化》考察的是从1941年到1980年汪曾祺对《异秉》的三次写作，由此透视汪曾祺前后期叙事风格的延续与变化。杨早与凌云岚合著的《拾读汪曾祺：为什么汪曾祺无可替代》（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挑选并细致解读了汪曾祺具有代表性的10篇“高邮系列”小说，除了《异秉》，还包括《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名篇，从历史氛围、生活环境、创作理念、叙事风格等不同角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剖析，由此揭示出汪曾祺文学创作秉持的独树一帜的美学标准。此外，闫作雷、张高领等人也发表了颇有新见的成果。例如，张高领的《民间文学、方言体验与阅读史重构——张家口如何滋养汪曾祺》关注的是汪曾祺研究中并不被重视的“张家口经验”。文章重建张家口与汪曾祺及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历史联系，从民间文学、方言体验和阅读史三个角度剖析张家口如何滋养了汪曾祺，并将之视为他成长史的关键环节。其他值得关注的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包括李斌等的郭沫若研究、金理对《青春万岁》的重读、杨辉对《应物兄》的剖析、陈思对《冬泳》《人生海海》的阐释、田泥对《青春之歌》等的解读等，表现出当代文学研究稳步推进的态势。拓展现有研究格局2020年，关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的研究热度不减，散文、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等也受到较多关注，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得以拓展。学界关于当代散文的创作总结与理论探讨，产生了颇具灼见的成果。《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推出“当代文学观察·学者散文”栏目，刊载了吴周文、陈剑晖和王兆胜关于“学者散文”的文章。例如，吴周文的《学者散文的启蒙性与自我的精神启蒙》认为，学者散文的作者需要依循中西文化整合的理念，应具有历史主义和人类发展的全球视野，在对“人文传统”的传承中进行自我的精神启蒙。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东吴学术》的“散文研究专题”。此专题刊载的数篇论文及该刊推出的其他相关文章，也体现出当代散文研究的诸多新见。例如，陈剑晖的《中国散文的风骨与气度》借助风骨与气度这两个中国古代艺术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讨论散文的文体和美学问题，意欲对当下散文普遍缺失刚正劲健的风骨与气象万千的气度的状况形成反拨，对提振当前的散文创作具有重要意义。科幻小说、非虚构文学和网络文学是新世纪文艺中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文艺形式。这三种文艺恰恰也是今天活跃度高、不断引起讨论的文艺形式。就科幻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研究来说，李静、项静、郑少雄等人在2020年均有值得关注的成果。就网络文学研究而言，欧阳友权、马季、单小曦、黎杨全、邵燕君等人的研究值得关注。邵燕君等在2020年推出《创始者说——网络文学网站创始人访谈录》一书。本书是对榕树下、龙的天空、幻剑书盟、起点中文网、盛大文学等网络文学网站20余位创始人和管理者的访谈整理稿，以深入对话的方式回顾、总结网站的创立和运行对网络文学的影响。在历时和共时的双重维度中，该书勾画出网络文学丰富立体的发展图景，也为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留下了一份独特的历史材料。（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徐刚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中国的汉字文化博大精深。大学里面开设了很多关于汉语言的课程。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主要学什么呢？第一，主要进行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通过系统教育丰富学生的文学阅历，着重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第二，着重进行现当代文学作品分析，学生需要大量读书写论文，很多书还很难在图书馆找到，而且由于人数众多，论文的查重就格外重要。第三，学习各种文学批评理论，鉴赏现当代文学作品，培养全面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人才。

面对文学在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现实处境，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开始成为主流文学，传统文学的完整性、趣味性，开始趋向平庸化、零散化，加之网络文学的出现及相关理论视阈和阐释方法的应用，也起到了一定消极作用，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近些年的研究中一直以来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空间理论融入文学研究中，这一研究思路打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僵局，进一步扩宽了研究范围，为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学术增长极。基于空间转向视域对中国现代当文学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揭示文学空间的主要途径。　　一、空间转向视域　　空间理论是近年后现代学术中的热点，提出于二十世纪中后期。空间是世界基本构成要素，空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以至于对其进行界定变得非常困难。人类很早就在考虑空间相关问题，但对于事物空间向度的研究却比较滞后，一直处于缺失状态。空间概念会因文化差异、科技发展的不同具有不同意义。古希腊学者柏拉图认为：“空间是一种永恒的、不容毁灭并为一些被创造的事物提供住所，可以被感知，却无法界定的理性存在”。空间转向主要研究的是物质性空间、再现空间、概念空间、表现空间等等。空间转向视阈下的研究不仅意味着研究对象的变化，同时更会改变研究方式、言说方式、思维方式、阐述方式[1]。空间转向视阈下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研究范式、内容，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格局，在中国现代当文学研究中应积极融入空间转向理论。　　二、中国现代当文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当文学是在社会内部发展历史性变化条件下，受外国文学影响后形成的新文学。中国现代当文学不仅受外国文学影响，还受社会文化影响和古代文学影响，表现着现代科学民主思想，不论表现手法，还是艺术形式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构建了新的文学体裁。中国现代当文学是指一九一七年至今的文学，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当代文学、现代文学[2]。中国现代文学，又称新文学，包括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年的文学，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有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等等；中国当代文学包括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文学，当代文学多以反映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现实生活为主要文学内容，这些作品具有一定政治色彩，追求文学史诗性效果，人物阶级属性鲜明，代表性人物有秦牧、刘白羽、刘心武、余秋雨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属于相对独立的学科。八十年代后期陈思提出新文学整体观思路，自此之后两个学科渐渐开始向融合趋势发展。　　三、空间转向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二十世纪末空间理论融入文学，文学空间理论诞生，在空间转向视阈下文学研究者开始走进文学空间。空间文学不仅指文学中的再现空间，也包括着文化空间、文学想象空间等。空间转向视阈下文学空间理论融入文学研究，突破了文学研究局限于时间向度研究的传统模式，将空间向度应用到了文学研究中，以现代空间理论为文学空间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及支点。空间在文学中的表现、特征与文学审美的内在相关联，影响着文学空间审美特性，所以在文学研究中研究文学空间十分有必要。空间转向视阈下的文学研究是对文学研究中心化、本体化的排斥，对文学空间向度进行了思考，更加关注了文学的社会性，空间性[3]。例如小说作品中都具有一定地理学属性，一个完整的小说世界由视野、地平线、边界、场所、背景、位置所组成。每一个角色都占据着不同地点和空间，这些表征空间和空间表征，就是文学空间的体现。这些文学空间的产生和构建受时代潮流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是作者主观意识的表现，表达着作者文化记忆、思想情绪、历史想象，具有一定意象性。作者笔下的城市空间、世界空间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空间，而是一种想象空间，具有文化意义，所以空间形象并不完整。传统文学研究的历史性范式忽视了文学空间表征功能和意象性，缺少对空间问题的思考，并不能很好的揭示文学空间的再现功能与构建及文学产生的内在机制。而基于空间转向视阈下的文学研究以空间向度范式为主，把空间构型作为文学产生内在机制，通过文学空间产生因素，分析文学形象及揭示心境，发散研究者的范式、思路。　　结束语：　　传统文学研究局限性较大，难以揭示文学内在机制，忽视了对文学空间的研究。基于空间转向视阈下的文学研究，融入了更多理论资源，拓展了研究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新范式，使中国现代当文学研究走向了新阶段。

作为一个曾经的985高校中文系学生，毕业之后，我还是保持每年读几本小说的习惯。但是说句实话，最近10年咱们的纯文学越来越落寞了，很难再出现一个著名作家了。这些年新出的小说，也是越来越糟糕。刚毕业那几年，我还保持着订阅《小说选刊》这些文学刊物的习惯。但是后来越来越觉得现在的小说真是没意思，读不下去了。这些年来，反倒是网络文学越来越繁荣，而且网络文学和影视化改编形成了链条，网络文学给影视化改编源源不断提供剧本故事，影视化改编反过来又进一步带动了网络文学的热度，同时也让这些网络作家赚到了大笔金钱。比如今年来说，最火的几个电视剧，像《长安十二时辰》啊，《陈情令》啊，还有最近热播的《庆余年》，都是网络文学，然后改编成电视剧。莫言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也不过700多万，看起来很高，其实比起现在最火的网络作家来说，根本不是一个档次。比如江南的《龙族》系列小说版权收益，还有《九州缥缈录》版权收入，让江南最近几年每年都登上作家富豪榜，年收入都是千万以上。至于写出了《长安十二时辰》的马伯庸，还有《庆余年》原著作者猫腻这些网络作家，收入都不是传统纯文学作家能够比得上。所以说，咱们的纯文学真的是越来越沉寂了啊。前些年我也是追着这些网络小说看，但是看多了以后吧，还真的有点审美疲劳了。因为网络文学说到底都是 爽文，就是当时看得爽，看完以后觉得怅然若失。更糟糕的是，很多网络文学为了让读者看得爽，很多情节都经不起推敲，细想起来，完全都是瞎扯。所以这两年我又不喜欢看网络文学了。2019年，用业余时间我又把以前的这些当代中国著名作家的小说都翻了一遍，尤其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又大体都重温了一遍。看完以后呢，总的感觉，同样是著名作家，有的小说真的好，有的小说和作者真的对不起他的名声。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有哪些算得上名副其实，有哪些其实被高估了呢？今天，咱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中国当代最好的文学作品，我看还得是《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毫无疑问是矛盾文学奖历史上最灿烂的明珠，也远远超越其它所有当代小说。《平凡的世界》在我看来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最高级别的存在。它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广阔社会的描绘，可以和杜甫诗史相媲美，很多细节直指人心。至今我还记得开对孙少平高中食堂里面那段吃饭细节的描写，尤其是用“欧洲”、“亚洲”和“非洲”来比喻白馒头、黄馒头、黑馒头的描述，时至今日依然印象深刻。这部小说真的是写出了上世纪中国7、80年代广大农村最现实的生活，描写到了骨子里的那种。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80后，一直到90年代我依然能够从《平凡的世界》中找到现实生活中的影子。读了这本小说，才能真切体会到中国21世纪漫长时期城乡的巨大差距，才能理解为何农村人要一心逃离乡土。这部小说有着直达人心的力量，读了这部小说，才能读懂曾经的中国社会。可以预见，在未来这部小说的地位会继续抬高。其它的小说都不足以和《平凡的世界》相提并论了。在所有茅奖获奖小说里，稍稍能够往上看看《平凡的世界》地位的，应该是《白鹿原》。这部小说对民国时代关中社会的描写，也很有历史沧桑。但说实话，这部小说太多关于性的描写，有损作品的声誉。当年我在初中毕业的年纪第一次看这个小说，实在是有点......关于《白鹿原》这一点，争议很大。虽然说文学名著不乏相关描写，但是搞成小黄书般的存在，有点过了。以至于后来所有版本的《白鹿原》影视剧，都拿这个作为卖点之一，比如最著名的王全安导演，段奕宏和张雨绮主演的电影版《白鹿原》，当年宣传海报都是这种画风。这绝非一个文学作品的幸事。另外《白鹿原》也可以明显看出，通篇有太多对《百年孤独》这种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模仿，书中种种怪力乱神的乡间传奇增添了作品的趣闻，但也有点消解了文学的严肃性。所以，在我看来《白鹿原》称得上是一部一流小说，但是距离伟大的小说还有很大的空间。当然还是值得一读的。既然提到了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其实80年代中国很多作家都在模仿这种写作风格，比如余华，但说到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借鉴和学习，恐怕莫言是最擅长的那一个。莫言在接受采访中也坦诚，马尔克斯对他的影响很深。中国文学研究中也有很多论文，谈及了莫言和南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大概是因为莫言的这种写作风格，最接近国际潮流，所以他后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吧。当然，我觉得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应该感谢张艺谋。当年《红高粱》的电影获得柏林电影节大奖，让莫言原著小说得以在90年代就被翻译到欧洲，尤其是得到了瑞典文学院院士，同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马悦然的推介，所以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西方最熟悉的中国作家就是莫言，这也为后来莫言获奖打下了很深的基础。总之，莫言的小说水平肯定非常高。但是呢，莫言的作品风格我却不是很喜欢，而且他的小说总体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相当糟糕。大家可以看看《红树林》，在看完莫言的《红高粱》之后，我第一次在图书馆翻到这本书，实在是大倒胃口。所以在我看来，莫言小说的上限我不敢说，但是下限实在是有点低啊。和陈忠实、莫言一起喜欢开车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还有一个是阿来的《尘埃落定》。当年因为是《科幻世界》的忠实读者，听说主编获得文学大奖，那还不赶紧拜读？结果，也是一言难尽啊。这部《尘埃落定》写的是西藏历史变迁，读完之后很多年我已经不觉得具体情节了，但是开篇就描写主人公和他的女奴之间的一段开车故事，我依然印象深刻。这次重新翻起来，说实话还是没有看完。对于阿来，可能有些读者不是太熟悉。今年国庆档的电影《攀登者》编剧就是阿来。总的来说，8、90年代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总是喜欢搞些开车的描写，我是实在想不通。就连金庸这样的通俗文学大家，在自己的作品里面也很少涉及这方面的描写啊。即使古龙稍微多一点，也是点到即止。然后黄易老喜欢写“虎躯一震”，但是总的来说也还是比较收敛的啊。怎么这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都是响当当的文学大家，老喜欢写这些内容呢？我是真的想不通。至于最喜欢搞这种描写的作家，我觉得贾平凹说第二，其他人都不敢说第一了。当年看他的《废都》，真的是比《尘埃落定》还无聊。我就不想多说了。所以我觉得，莫言、阿来和贾平凹这3个作家，真的是被高估了，我也不敢说他们的小说差劲，但是我觉得比起他们作品的质量，他们获得了更高的名声。他们的小说对不起他们收获的名气。当然任何奖项，总会有一些不配获奖的人。但总的来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还是有比较不错的小说。军旅作家徐贵祥所著《历史的天空》就是一部不错的作品。后来曾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同样是抗战小说改编成了现象级电视剧，《亮剑》多少有点争议，但是这部《历史的天空》在史实方面基本没有什么毛病。这次再读一遍，感觉比有些内容比电视剧还好玩。其它获奖作品，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也是一部展现历史长卷的文学作品。说起来，茅盾文学奖偏爱那些具有历史厚度的作品，前面咱们说的《平凡的世界》也好，《白鹿原》也好，都是如此，这种全景式描写民族史诗的小说，更容易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也是老生常谈了。所以茅奖历史上颇有几部长篇历史小说获得大奖。姚雪垠的《李自成》和熊召政的《张居正》就在此列。提到这些历史演义小说，就不能不说二月河和他的帝王系列小说了。虽然二月河并没有获得过茅盾文学奖，但是他的名气可不比上面很多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小。其实二月河能够有如今地位，我看多半要感谢央视。如果没有央视拍摄的《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2部电视剧，大概二月河的知名度会小很多。尤其是陈道明主演的《康熙王朝》，是中国长篇历史电视剧中的经典之作。陈道明的诸多经典台词，很多人都可以随口背诵。然而这主要是编剧朱苏进的功劳。二月河的小说中根本就没有这些金句。我是在看过电视剧之后看的小说，只能说原著小说不过是三流历史演义小说而已。尤其是可读性极差。其实影视剧改编一向有个规律：一流的小说不好改编，二流的小说反而最容易发挥。影视剧历史上也不乏因为电视剧火了而带动原著小说的例子。比如《乱世佳人》原著小说的地位就不如电影那么经典。咱们前面提到了这些网络文学，其实也符合这个特点。无论是《庆余年》，还是《长安十二时辰》，其实小说都不如电视剧那样精彩。至于前两年非常火的《琅琊榜》，《甄嬛传》这些现象级电视剧，原著小说都只能算是二三流作品。好了，还是回过头来继续说茅盾文学奖作品。茅奖获奖作品还有几个女性，我觉得都不是太让人满意。其中《穆斯林的葬礼》能够获奖，我个人也觉得有点不够格，这是一个矫情的三流爱情小说。王安忆的《长恨歌》我也觉得不过如此，模仿张爱玲的痕迹有点太重了。茅盾文学奖21世纪以后的获奖作品，一般认为不如之前。毕竟这是一个纯文学逐渐没落的时代了。茅奖之外，其实颇有一些好小说。毕竟这是长篇文学大奖，很多写中短篇小说的根本就没法入围。在茅奖之外，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作家是张贤亮。他写的一系列反映文革前后的小说《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描写的西北风情很有特点。谢晋导演1982年执导的电影《牧马人》，就是改编自张贤亮的《灵与肉》，后来获得了金鸡百花等多项大奖，是80年代初期影响力一代人的经典电影。今年我翻阅过的这些作家的小说里面，前面那些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基本上都是跳着看，包括《平凡的世界》也有一些章节，因为描写得太酸楚，勾起了很多小时候苦涩的回忆，所以也跳过了不少段落。不过张贤亮的这些小说，我基本上都津津有味看完了。除了写小说，张贤亮曾经一手发掘并推广了宁夏镇北堡影视城。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吧。但是你一定在很多电影中看到过这个“月亮门”。这是镇北堡影视城的标志性建筑。后来包括《红高粱》、《黄河绝恋》等经典电影都曾在这里拍摄。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就在这里取过景。熟悉这个电影的观众，如果去到镇北堡旅游的话，肯定会对很多场景印象深刻。比如片尾两个人对峙的那个城楼，就是在镇北堡。张贤亮真的是一代奇人啊，他的小说值得一读。其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家，还有2位来自武汉，毕竟当年在这里读了6年书。其中池莉很多读者应该听说过，她的小说《生活秀》曾在2002年被搬上大银幕，还获得了多个电影节大奖，是了解武汉市井生活必不可少的作品。池莉的其它小说写得都挺有特点，尤其是刻画的具有武汉特色火爆脾气的汉口女人，每一个在武汉生活过的人应该都深有体会。同为武汉作家的方方，小说也曾被改编为影视剧。前两年口碑出众的电影《万箭穿心》就是改编自其小说。好了，上面就是我2019年读过的当代著名小说了。总的来说，长篇小说里面我觉得《平凡的世界》，《历史的天空》等小说都是名副其实的优秀小说，中短篇小说里面张贤亮和池莉的作品也都非常值得一读。至于莫言、阿来、贾平凹这些名家，虽然名气很大，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被高估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洪子诚（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洪子诚，1939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治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史。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当代文学的概念》《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1956：百花时代》《材料与注释》等。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洪子诚的新著《读作品记》。《读作品记》大体上，我们称1949年（或1942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学为“当代文学”。不过八十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虽然在直观的时间上距离我们很近，但从观念上、阅读感受上说，似乎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距离我们更近。您觉得是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离我们近呢？洪子诚：你说的远近，不是时间或空间上的“物理距离”，而是阅读上的心理距离。犹如顾城诗里说的，“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因为是心理距离，不同的人感受会很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当前读者的阅读选择和感受的取向，如果要有更令人信服的判断，需要做一些基本的调查、统计。不过，比起1949年到八十年代之前的当代文学，说大多数文学读者更亲近“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我想还是能够成立的。文学的历史不是进化的发展史。我在《读作品记》这本书里，提到苏联作家爱伦堡1956年写的《司汤达的教训》。爱伦堡说，当我们谈到《红与黑》的时候，“要比谈我们同代人的作品觉得更有信心”，“《红与黑》是一篇关于我们今天的故事，司汤达是古典作家，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还说，“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悲剧还能够使共青团员们深深感动，那么，今天没有极端保皇分子的密谋不轨，没有耶稣会神学校，没有驿车，于连·索黑尔的内心感受在1957年的人们看来仍然很好理解……”在爱伦堡看来，十九世纪的司汤达要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许多苏联作家距离那时的人们更近。六十年代的爱伦堡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许多“当代”作品，目前更多是在文学研究者的范围内谈论，也就是说，主要有研究上的意义，比较多地作为政治、社会状况的研究材料。这里的原因很复杂，拣主要的方面说，我想就是在探索现实遭到重重阻碍，在艺术上制定某种必须遵循的公式，以及将丰富的现实抽象为若干教条的创作环境下，不可能产生很多的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现代文学、五十到七十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这之间的“断裂”是您反复论述的主题。但也有时间感不分裂的创作，如汪曾祺。汪曾祺四十年代的小说（《复仇》）、六十年代的小说（《羊舍一夕》）和八十年代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在阅读感受上似乎没太大区别。很多人强调写作受时代影响，而您在八十年代曾研究过许多“跨时代”作家，汪曾祺是否体现了文学个人性的一面？洪子诚：“转折”“断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事实。但是，不应该简单地把断裂、转折理解为一刀两断，截然对立；它的性质应该主要被理解为结构、关系的重构。在这个新旧的“断裂”关系上，金克木先生说得很好：“日日新”的宣告之外，也要见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虽说“无新事”，可是“旧招牌下又出新货，老王麻子剪刀用的是不锈钢”。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也并不是全新的东西。盛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其实仍延续着当代文学的那种革命激情，不过它接续的是“十七年”中受到排斥，被看作异端的那种批判性传统。因此，五六十年代因为“暴露黑暗面”受到批判的作家，在“新时期”就带着荆棘桂冠、英雄般地“复出”，从“弃民”的位置转而成为文学的主力。至于说到汪曾祺，无疑他是当代最杰出作家之一；去掉“之一”大概也无不可。有很多的“跨时代”作家，后期却很少在创作上达到他那样的成就，丁玲、艾青都是这样。五十年代新起的作家，如王蒙、张贤亮他们，也比不上。这个问题，如果要评职称可以写很长、讲得很复杂的论文。按照套路简单说，那就是素养、艺术才能、语言能力有高低，还可以加上在纷繁喧嚣的潮流中，是否能努力保持独立的品格。说是“个人性”也不错。汪曾祺的启示是，写作自然要关注、介入“时代”，但是也要和“时代”保持距离，包括语言的距离，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汪曾祺记得1988年黄子平写过《汪曾祺的意义》的文章，很到位地指出他小说的艺术特色，也从文学史的角度讲述了他对现代文学中“现代抒情小说”的衔接和发展。我读汪曾祺，感动的地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对并不显赫的读书人和下层的平民百姓的理解和温情。他在地方民俗风情的背景上，细微且绝不勉强地发掘他们的人性，以及乐观的生活信心。另一个就是他对语言的敏感。他的语言风格：朴素，节制，但有丰富内涵和弹性。既有古典成分，也吸收了民间的和口语的因素。这和他在当代从事过与民间文学、戏曲相关的工作有关。六十年代初我在北大教写作课，教学小组的指导教师是现代汉语和古文字学家朱德熙，他和汪曾祺是西南联大同学。我们教学的范文选过汪曾祺的《羊舍一夕》，朱先生也在示范课上分析过这个短篇，推崇的就是它的语言（他也同时推崇赵树理）。像我这样一辈子操弄文字为生的人，常常苦恼于自己的语言乏味、媚俗，但又没有办法改变；无法拥有并有效吸取更多的资源，也经常抵御不住发出酸腐气味的政治、商业广告，以及网络与江湖骗子流行语的侵袭、劫持……我觉得艾兹拉·庞德说得很对，文化的健康来自语言的健康。您在《1956：百花时代》《当代文学的概念》《材料与注释》，包括《读作品记》中都专门分析过周扬（等人）。周扬从五十年代末的“执行”，到六十年代初的“后退”，再到八十年代的“重掌”，从三十年代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仪，到五六十年代对普列汉诺夫的重视，其间有一系列的摇摆。您如何整体地看待“周扬”在社会主义文艺里的位置？《材料与注释》洪子诚：因为出版了《材料与注释》这本书，对周扬的看法已经被问过许多次了。我研究当代文学，对他当然有一定了解，却谈不上深入研究。在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和八十年代他是重要人物。由于他也主管出版工作，负责全国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他的影响不限于文艺，而延伸到哲学社会科学各个方面。这些年对他的研究，有不少成果：许多回忆性文章，李辉先生对“知情人”的访谈，以及几部研究专著。但是还很不够。我也只是在“文学”的范围内有过一些零星的评述。他是个复杂的人。与他有过交集的人，对他的评价很分化，有讲了他很多好话的，也有至死不原谅他的，当然还有对他爱恨交加的。有国外学者将他比作日丹诺夫式的人，大概因为他作风霸道，但他也惜才，保护过有学问、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被看作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的捍卫者和执行者，真诚期望建设辉煌的“社会主义文艺”，但是他的文艺观与毛泽东，以及更激进的文艺派别显然存在不小的分歧。从五十年代初开始，他对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有一种开放的、注重精神丰富性的理解，可是在旁观者看来，他自己的性格、生活却很枯燥，似乎没有什么情趣，没留下什么“个人性”的文字和事迹。他喜欢做报告，往往长篇大论，有人就可惜他为什么不多翻译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就不错。但我猜测，以他的观点，那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不懂得有大视野、管控大局和“雕虫小技”之间的云泥区分。几十年中，他的主张确实不断发生变化，甚至翻转。按照九十年代比较温情的说法，他是“摇摆的秋千”。摇摆、前后矛盾等等，在当代其实不限于周扬，究其原因，还要更细致地分析。可能一方面是周扬的思想观念有复杂性，他在实践中做调整，另一方面是环境制约，有些事情不是他个人能够左右的。所以他肯定也有如何维护地位的考虑。周扬的确是“文化官僚”，但他是“真有”文化的官员，这不是那些“真没有”文化的文化官员所能比拟和企及的。鉴于周扬的地位和影响，研究他对深入了解当代文化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不过研究有一定难度，主要是某些重要材料获取不易（许多内部材料都没有公开），他的个人性的材料，如书信、日记，也很稀缺。我读过一些和他接近、与他共事，或者在他领导下的人的回忆，总的感觉是，他们对他的了解也都是影影绰绰的，如果模仿顾城的说法，就是“看云时很近，看他时很远”了。1954年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右起：周扬、丁玲、老舍。与周扬相关的，是“二十世纪”的“十九世纪”问题。有人认为，无产阶级文艺的遗憾之处是，没能像资产阶级收编贵族文化那样，收编资产阶级的文化。您在《读作品记》中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与这一思路类似。但就像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有克服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的雄心，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意图超越之前时代的文类，设想全新的形式。这里，在“继承”与“批判”之间，是否注定是一个悖论？洪子诚：我1999年在学校上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课（讲稿整理后以“问题与方法”为名出版），当时最后一堂课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十七八年过去了，对我来说仍是无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中国五十年代以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文学实践，是一个追求“纯粹”，剥离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开展接连不断的批判来实现；而批判、清理也在左翼文学内部展开。追求“绝对”“纯粹”，渴望的是创造一个理想、“完整”的世界，这激起了个人和集体不断从经验，从现实感性中抽离的冲动。这里的悖论是：当时的激进文学需要与“传统”的文学形态划清界限，剥离、抵制它们的影响，以证明它“新”的特质和存在的理由，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这一文学自身失去养分和活力，最后成为某种没有血肉的理念空壳，如“文革”期间的某些作品那样。问题的关键也许是，这种文学的提倡者，还没有能够具备转化“传统”，即既“不会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但不应忽略其中合理的、庄严的内核”的超越性能力；而稍具这一能力的，如胡风、冯雪峰他们，又先后在纯洁化运动中被逐出“伊甸园”。这里面确实有一点“宿命”的意味。拿对待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当代并非全部持否定态度，通常会肯定它们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对“批判”的肯定，也可能会转而危害新制度的建立自身。可以说是让人烦恼的“双刃剑”。《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增订版）》“纯洁”是个美丽的词，许多人都想获得这样的境界。但是，它也可能是自己为自己挖掘的“陷阱”。鲁迅讥讽过二十年代激进的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彻底”，毛泽东也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水至清则无鱼。可是这还是抵挡不住对“彻底”“纯洁”的追逐。有些混杂（但不那么混杂），结构内部存在矛盾的不同的成分，构成不稳定的平衡，其实有好处：能够在对比中做出选择性的超越。这是让文学探索葆有活力的条件，是俄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给我们的经验。去年有学者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在冷战的二元普遍主义中，东西两个世界都把自己理解成唯一的世界（the world），而在文学的流通和交流（中国在世界）、作品文本的相互影响（中国和世界）、文学的世界想象（中国的世界）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都具有世界性。《读作品记》重点涉及了俄苏文学、法国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您能否接着说说1958年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以及五六十年代日本文学的译介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洪子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口号是“走向世界”，言下之意是，当代文学在“世界”之外，自外于“世界”，或被“世界”排斥，没有被接纳。那时候的“世界”，指的主要是西方文学。正如你说的，冷战时期，东西方都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世界，所以在五十年代，当代文学以苏联为榜样的时候，“世界文学”指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现在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具有“世界性”，好像是八十年代的“走向世界”的回声（或“延长音”）。不过指向和目的却大不相同：八十年代是要以西方文学为榜样，来放逐“当代”文学，现在提出“世界性”，则是要让它“起死回生”，申明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价值。这个提法，还是带着自我辩护的性质。所谓的“世界性”问题，暗含了某种焦虑，它的提问和论述方式，大概是冷战之后的“第三世界文学”所特有的。在冷战时期，“第三世界文学”十分自信。1958年，在当时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召开亚非作家会议，以及在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成立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的时候，好像并没有讨论过亚非文学的“世界性”。当年发表的《告世界作家书》中说的是，“我们这些国家的作家继承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古代文学传统，继续对现代世界文化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当然，随着中苏交恶，世界政治局势发生变化，亚非作家会议后来也分裂、消亡了。W. E. B. 杜波依斯等人在亚非作家会议上手拉手如果暂且将“世界性”的问题放在一边，而就中外文学交流史——即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的关系的梳理——这一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来说，这位学者所作的三个层面的区分很有启发性，提供了我们探究这个问题的有效路径。中外文学交流的状况，在这几十年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是个薄弱环节，特别是当代“前三十年”部分，包括作品的译介、出版、影响，作家的往来，国际性文学组织的情况等等，都有待开展全面的研究。大家都知道，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既有正面的关系，也包括分裂和冲突），但是关于这一问题，仍没有出现具有学术深度的论著。我看到的研究当代中苏文学关系的专著，倒只有荷兰人福克马写于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而它涉及的只是一个阶段，且论述对象主要是理论方面。前些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当代部分，有周发祥等人撰写的“十七年及‘文革’卷”，以及赵稀方撰写的“新时期卷”。滕威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拉美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一项重要成果。申丹、王邦维任总主编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六卷七册，从诗歌、小说、戏剧、流派、文论、译介等角度，对当代六十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作了问题性的评述。但总的来说，包括你说到的那些国际文学组织，如世界和平理事会、亚非作家会议的研究，还做得很不够。我的一位韩国留学生做过“十七年”时期的《译文》（《世界文学》）杂志研究，整理过资料，但是没有成功。在五六十年代，除了苏联文学，当代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中国作家与日本左翼、进步作家往来频繁，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在日本也有较大影响。我问过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他说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可惜没有人花时间整理。当然研究有难度，主要是语言问题。如果真的要说明当代文学“在世界”，以及“在世界”的性质和程度，首先要在相关资料整理和研究上下工夫。《译文》创刊号您在《〈《娘子谷》及其它〉：政治诗的命运》里，讨论了政治诗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式微。在今天，“十七年”文学，如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是否只能作为文学史对象，而非文学对象？这样的作品是否还有可能被视为文学阅读？洪子诚：我在读大学的五十年代，确实喜欢过郭小川的诗，现在则大抵把它们当作文学史研究的文学事实对待。是否还会有普通读者阅读，我不知道，有的话也不会普遍吧？但是应该也有喜欢的。大概十多年前，我去韩国首尔开一个学术会议，在从延世大学的住处到圣公会大学会场的小巴上，同行的一位中国学者严厉批评了当前的诗歌写作，作为反例，他非常深情地背诵了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我虽然不同意他的看法，但也没有和他争论，觉得这属于个人的审美、爱好，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我说“政治诗式微”，并不是说诗歌不能处理政治议题，更不是说现在的诗与政治无关。相反，在个人性的情感、生活之外，与大多数人生活相关的政治问题，是诗歌需要积极涉及的。只不过，对于“政治”的理解和艺术表现方式，现在的写作同曾经的——包括创作于八十年代的那些政治诗（有一个时期称为“政治抒情诗”）有很大的不同。类似当年那种形态的、鼓动式的、宣言式的“政治诗”已经不再有生命力。如果集中地看《读作品记》涉猎的名字——叶夫图申科、爱伦堡、阿拉贡、维德马尔、胡风、冯雪峰、秦兆阳：您有意无意地勾勒了一条“异端的文艺路线”，一条区别于“外部质疑”的，“内部反思”的路线。同样在这个意义上，您多次提到朱寨八十年代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您对这条路线的看重，是否呼应了体现在您全部作品中的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和唯物主义文学观（指呈现文本的物质性）的对峙？叶夫图申科在朗诵自己的诗，1962年12月。法国诗人阿拉贡洪子诚：我的阅读虽然不被划分为不同阶级、政治派别的文学所限，但是研究好像比较侧重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文学”中的“内部”反思的派别。不过，“反思派别”“异端路线”等说法，都不能作为固化的概念来理解，也就是说不能把某些人不加分析地放在里面，更不能说在当代形成了两个固定的对立派别、两条持续的对立路线。在这里，“反思”或“异端”都要放到具体历史情境中才能说清楚。我关注内部反思问题，开始并没有要勾勒什么“异端”的想法。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涉足“当代文学”，就觉得需要对它作“反思”，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而且比较起来，觉得某些体现“正统”“纯洁”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主张和创作成果，过于简单乏味，倒是不同时期的“内部反思”派的论述和创作比较有意思，其中呈现的智力、情感比较丰富。这些作为“反思者”的个人，也展现了热切追求中的苦闷、矛盾——包括后期的周扬在内。姚文元1957年在批判“修正主义文学逆流”的时候说，社会主义时代，人民不会再有痛苦，痛苦的是将被消灭的阶级。这个说法，典型地透露了这种理论和秉持这种理论的人的“无趣”。文学研究和创作自然不同，但是也有情感因素，不是说哪个重要就研究哪个。那些绝对化的革命文学捍卫者的思想和文字过于僵硬、单调、苍白了。抛开个人的情感、兴趣不说，我觉得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内部反思”的状况，还是值得关注的。那些根本否定社会主义文学的人，觉得区分它内部思想观念的各个层面、清理其中的差异冲突没有意义，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正当性；而九十年代以来的、想“激活”社会主义文学能量的人，又往往无视它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无视那些试图为社会主义文学寻找出路的人们的艰苦——甚至搭上生命的探索，无视他们曾经所作的质疑和修正。如果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尚有遗产可以继承，值得激活，那么，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内部冲突，曾经出现的种种“修正”的状况，最好不要忽略。并不是反思者说的都对，而是借此可以深入了解这种文学主张和相应的制度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在当代文学的记忆，及先前的书写中，莫言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就某一线索看，他未必有残雪，甚至有刘索拉重要。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和您参与写作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2002）论及他的时候，也不尽是溢美之词。莫言得奖会改写当代文学史吗？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洪子诚：他们几位在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潮流中，都影响很大，从“先锋性”说，好像残雪和刘索拉在文学界引起的“风暴”更大。残雪后期作品我关注不够，可能对她的价值认识不足。但刘索拉后来的主要精力和影响是在音乐方面，蓝调、摇滚什么的。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也不能说她们就比莫言“重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批评界分歧很大。有说他“了不起”的，也有批评得很严厉的。莫言还是当代优秀的小说家吧，我也同意有的学者的看法，与他有相似水平的作家还有多位。诺贝尔文学奖是个重要的奖项，获奖肯定会提升他的地位，让他拥有更多的读者和研究者，但也可能会使人自我膨胀。“改写文学史”？很有可能。但是如果问我，因为年龄和精力关系，我不会再去修订我编写的文学史，所以也就不会改写。从个人阅读上说（这和文学史编写不能完全等同），我还是比较喜欢他八十年代中期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那些……当代文学史的上限很明确，它的下限在哪里？一方面，您曾说当代文学终结于八九十年代之交，但另一方面，当您引用张旭东的话，“当代文学本身要拒绝被历史化”，当您评价程光炜的研究时说，不确定性是当代文学存在的理由，您似乎有不一样的态度。《当代文学的概念》洪子诚：自我矛盾和混乱，原因大抵出在“当代文学”这个概念上。大概在1997年，我写过《当代文学的概念》的文章，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那篇文章描述了这个概念生成的背景、历史条件、内涵，以及后来的变迁和不同使用者对它的不同理解。我的文学史对“当代文学”的理解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左翼文学，经由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其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在五十到七十年代，成为了唯一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而到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文学形态逐渐解体。因此，我说八九十年代之交“当代文学”终结，指的就是“一体化”文学的解体和碎片化。但是采用什么概念来描述“终结”之后的文学，我还不知道，因为按照国家学科的划分，“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以来迄今没有终点的文学，这就是矛盾、混乱的根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期的划分与命名，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各种设计，如仿照古代以朝代命名，有“民国文学”的说法，因此也有将1949年以后称为“共和国文学”的。没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名分，是乱象。名不正，言不顺。我就经常被问到，“你们的当代文学要‘当代’到哪一年”？我的回答通常是，这个问题要由国家的学科规划部门来回答。不过，不同学者在分期和命名上的差异，能够有效地表明他们不同的文学史观，表明他们对“当代”不同的认识，这也不见得就是坏事。我最后想问：什么是文学史？许多著作以“文学史”命名，但文学史到底是文学作品史、文类史、文学思潮史，还是文学制度史？为什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鲜有讨论文学形式装置演进与时代关系的文类史研究，遑论亚文类史？《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洪子诚：二十一世纪以来，多位学者，如陈平原、黄子平等，不断质疑文学史的必要和可能，批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热。因为学科建制、课程设计、利益驱使等等原因，现在的中国不仅是经济大国，也是文学史大国，大到匪夷所思的地步。需要检讨的是，我也是推波助澜者之一。对于文学史热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相信，再过不久，作为一种观念和一种著述方式的“文学史”就会消亡，我们这些写文学史的将会没事可做。好在我已经退休，没有再就业的问题。不过在它没有死掉之前，总还要变换各种花样地延续一段时间。那么，它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这个问题，我想引用北方和南方的两位学者的意见在下面，让他们代我回答：“我们能否拥有一部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在我们这个社会分化加剧、知识立场的分化也趋于激进的时代，也许将更多地出现的，会是某一种文学史：左派的文学史，纯文学的文学，或新媒介的文学史……”（贺桂梅）；“在文学史叙事日益多元的时代，除了内生于大学教育体制的文学史著之外，还有大量的阶层文学史、类别文学史甚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文学史的写法上也千差万别，如王德威哈佛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星座图’形式的文学史”（陈培浩）。

据南开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家鸣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3月24日在天津逝世，享年86岁。刘家鸣先生1935年9月生于福建长乐，1956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后师从李何林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58年留校任教。刘家鸣先生曾任南开大学鲁迅研究室主任、天津市鲁藜研究会副会长，1996年10月退休。据介绍，刘家鸣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诗歌均有深入研究，出版了《鲁迅小说的艺术》《中国现代文学先驱者论集》等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享有盛誉。先生正直勤勉，为人谦和，教书育人，呕心沥血，为南开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中，1949 年至 1978 年的 30 年文学阶段，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学时期。其中大体可以分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时期的两个阶段。其中对于“十七年文学”，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评价是：第一，十七年文学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这个时期出版的文学作品，集中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所洋溢的革命历史主义理想。这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族热情和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使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浓郁的理想主义氛围中。革命理想主义作为一种具有鼓舞作用的价值观念成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十七年文学”独特的精神面貌。在作家笔下无论是对战争岁月的回顾，还是对建设时代的憧憬，都洋溢着理想主义的热情和信心。一些长篇革命史诗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一些革命传奇表现了艰苦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民间智慧和乐观天性，一些革命成长小说记录了年轻一代革命者，实践着革命理想不断迈向精神成熟的历程，十七年文学展现了新中国伊始全体民众的理想观和价值观，刻画了一大批朴厚、博大、真诚和正直的普通民众形象，一大批不畏艰险、勇于奋争、舍生取义和无私奉献的革命者形象。从革命理想主义这个视角，十七年文学展现了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一代人：他们看上去拥有的是纯然单调的人生观，但他们更是内心丰富、精神富有的一代人。第二，与这一特点紧密相关，十七年文学也被批评存在着严重的革命意识形态化和乌托邦色彩，其作品缺乏生动、细腻的思想感情描写，人物形象流于概念化、脸谱化和“高、大、全”式的标签化。这一点正是被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重新解释的“十七年”文学史、被“再解读”思潮处理的“十七年”文学史观批评得最多地方 [1]。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后 80 年代文学批评的主要成就，主要是建立在对于十七年文学的反思与观察基础上的。第三，尽管有各种不足，但十七年文学中的绝大部分作家作品，都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其中作品所洋溢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在中国人民经历了战火硝烟的洗礼终于迎来了国家独立的那个特定时代，革命理想主义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信仰和行动指南绝非偶然，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确实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提供了精神动力。几亿中国人和无数可敬可爱的中华英雄历经几十年艰苦的革命实践，这种纯洁高尚、可歌可泣的理想主义精神，即使在当今年代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整个社会的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浪潮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人们行为的重要依据，人生幸福成为个体追求的终极目标。尽管这些观念使个体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但被还原为“小我”的同时人们也逐渐陷入精神失重、信仰缺失的尴尬境地，对理想的召唤和重塑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任务之一。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十七年文学作品不断被翻拍成为新世纪的影像作品，其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再次通过影像媒体扩大传播范围，并再度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十七年文学经典经过新世纪的再创作，弥补了十七年时期的概念化、脸谱化的缺陷，英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社会时代因素就是这些作品对精神信仰的倡导和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切合了构建新时代精神的迫切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理想主义是构建新时代理想精神的主要思想源头之一。《白毛女》就是这样一部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自 1945 年诞生以来至 21世纪的今天，在 70 多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获得世界影响最大的一部艺术作品之一。按照一部文学作品所获得世界影响的三个标准，《白毛女》都完全符合，在时代因素方面既反映了中国 20 世纪新旧社会巨大变迁的时代精神，即广为人知的“旧社会将人逼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同时《白毛女》所获得的海内外社会反响最大、获得评价最多，而通过歌剧、芭蕾舞、电影等不同艺术形式的传播，其传播范围也是最为广泛的一部艺术作品。推荐图书：《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效果评估研究》何明星 著ISBN:978-7-5166-1828-8新华出版社 2018年12月当代文学·文学研究内容简介：本书聚焦中国当代文学10部最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按照语种译本、传播范围（馆藏数据）、主流读者评价（研究者数据）三个层面，梳理了10部作品的世界影响力数据，勾画出了这10部作品的世界文化地理分布。本书试图通过定量分析与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借助传播效果评估研究方法，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世界影响的基本概况。此类探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相关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作者简介：何明星，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曾在新闻出版系统工作20多年，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是中宣部中国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与推广工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多个工程、项目评审专家。长年致力于中国书刊史、对外出版传播史研究，发表论文10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并有《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1949—2009）》（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中国出版的“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图书与期刊的世界影响力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上下，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与传播研究报告（1949——2014）》（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等多部专著出版。

近几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逐渐增多，类型也更多样化。2019年科幻小说《三体》进入日本市场，就掀起了不小的热潮，创下了日本海外翻译作品的销售记录。莫言、残雪、史铁生……日本读者最爱哪位中国作家？当他们的作品传入日本，如何被翻译和重新述说？除了名家名作，中国网络文学是否也受到喜爱？东华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孙若圣做客问吧，一起谈谈日本读者心目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日本读者都看哪些书@nshshui：中国作家在日本最热的是哪位？孙若圣：莫言无疑是在日本最著名的中国作家，但是从译者数量、译作数量、受专业学者评价度高低来看，我认为在日本最被认可的中国作家是史铁生。史铁生有关生命、死亡、残缺之类的思考，和日本文化中的物哀美学有一定的相似性。通过精读日本学者的史铁生批评，可以发现很多别的东西。当然，除了作品，作家本人的人格魅力，也是吸引日本学者的极重要原因。@炀睿：残雪的作品在日本的学术界接受度如何？孙若圣：残雪因其独特的文风，抽象的叙事及冲突性的意象使用，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是非常特殊的存在。在日本有一位专门关注残雪作品的学者——原日本大学（这是个专有名词，这个学校叫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近藤直子。近藤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和东京都立大学，师从松井博光，自1987年开始以《季刊中国现代小说》这本杂志为阵地，译介了几乎所有的残雪作品，此外还出版了残雪长篇译著约3册。由于已经构成了译者和作者的对应关系，因此别的日本学者不太会再进行残雪作品的翻译了。日本中国文学界对残雪的评价很高，特别看重其文本中的不条理性对现实世界的映射。近藤教授于2013年道山，翻译工作也中断了。如果残雪之后还有力作的话，想必会有别的学者会接过残雪译介的重担。@starry night：莫言的作品一直有很强的乡土色彩，日本读者怎么能明白这种根植在中国土地上的情结呢？孙若圣：在日本约有6位学者翻译过莫言的作品，其中较出名的是井口晃、藤井省三和吉田富夫三人。而莫言最喜欢的译者是吉田，吉田几乎翻译了莫言除《红高粱家族》和《酒国》外所有的长篇小说。事实上，莫言作品中的乡土色彩，莫说是日本读者了，就算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也未必可以掌握。吉田的出生成长经历与莫言类似，亦会用老家的方言切口来译介莫言小说中的土语，因此获得了较大的成功。莫言获得诺奖参加颁奖典礼时邀请了吉田富夫一起去，可谓惺惺相惜。吉田富夫和莫言在日本@神的鱼儿：请问网络文学会被翻译传播到日本吗？还是当地人更倾向文学名著？孙若圣：当然会，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分成两部分来看，就是纯文学的传播和类型化文学的传播。纯文学指的是莫言、史铁生等人的作品，在日本的读者比较有限。类型化文学的话，之前的郭敬明、韩寒的作品曾被译介至日本，但也未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目前各种网络文学及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在日本拥有较大的读者群，其中大刘的作品走的是正规的版权引进，出版伊始在日本的一些书店甚至出现了断货的情况，至于各种神怪或宫斗的网络小说更多的是由网上的亚文化群体自主翻译传播，就类似于“字幕组”的感觉。@小兔兔：《雍正王朝》这种历史类作品日本人习惯读吗？能理解吗？孙若圣：日本人对于中国历史的素养，应该仅次于中国人了。清王朝的统治架构及皇帝名讳，主要事迹几乎可以算是通史。但是历史小说最大的问题是太长了，日本译介过一些，但是效果不佳。《雍正王朝》连续剧有日语字幕版。事实上日本作家的中国题材作品可能更趋近于日本读者的审美，比如井上靖的《敦煌》、北方谦三的《水浒传》等等。译作能否体现地道中国味@西瓜可乐味：中国当代文学中必然有很多诗句和说法，怎样在翻译中也表现出应有的味道？孙若圣：这样的表现方式其实很多，比如说作品中乡土情结较为浓厚的作家（洪峰，贾平凹，莫言），或者使用方言进行写作，或作品中有大量文言或方言因素的作家（阿来，韩少功，金宇澄等）等，各种译者选择的方式不一样（目前金宇澄作品还未日译）。据我的观察，多数译者倾向于使用标准日语来进行译介，因为首先日本译者能理解中国文言或方言以实为不易，更多的是考虑翻译的阐释学功能，而不是再现原文的审美形式。其次，一个作家愿意为作品花费多少心思，其实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原语文化在目标语社会中的被重视程度。目前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或者当代文化在日本还并未达到非常被认可的程度，这也导致了日本译者在翻译中国作品时不会太纠结于如何传达中文中潜藏的韵味与美感。@小兔兔：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传播对象是学者？还是普通人？孙若圣：我们先从译者说起，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日本尚未形成完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群体，因此译者都是会中文的普通人（中国文学爱好者），读者也基本是这群人，可以说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圈子，这种现象持续到1985年左右，之后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学者培养逐渐完备，译者也逐渐转向了学院派，而传播的对象一开始有一部分普通民众。随着时局因素及世界范围内文学市场的低迷等种种影响，当代文学传播的对象逐渐限定在了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或日本的中文系学生等。最近各种网络文学向日本的传播及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类型化文学传播逐渐兴盛，这类作品的读者群扩大到了日本的普通民众群体。日本读者在书店翻看《三体》@小兔兔：与欧美、韩国作品相比，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处于怎样的地位？孙若圣：几乎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名作都有日译本，但始终无法产生影响。莫言的《红高粱》的影响力是最强的，主要因为80年代末有电影。此外，莫言自身也比较重视日本这一块，也有一些旅日知识分子及日本学者在日本热心推荐他，当然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也是一个助推剂。如果与韩国的本土文学相比，那中国文学的传播可能更好一些。韩国的文化输出一般不靠文学实现，一家一首《冬季恋歌》就能引爆日本……美国文学或者英国文学的话，如果我们把《达·芬奇密码》和《哈利·波特》也算在英美文学里面，那么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目前为止与之具有相当大的差距。(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2019年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考研解析/初复试分数线/参考书1、学院概括2、研究方向3、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合格分数线4、专业总汇5、考研专业课参考书6、专业考研资料一本通（目录）1、专业考研出题规律深度解析 ① 报录比及相关数据统计② 参考书及章节重点解析③ 出题趋势及命题规律④ 就业情况简介⑤历年理想途成功学员及辅导简介2、专业考研真题汇总、专业考研真题解析、专业考研复试问题汇总3、复试经验及指导4、2018 年专业考研背诵版笔记5、出题人题源论文精编与课件6、常考热点专题汇总（共30 专题）7、模拟押题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