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史研究

11月17日，《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新书发布会暨专家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今年10月，由上海韬奋纪念馆编著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份记录的时间跨度自1939年2月24日至1940年5月8日。在这段岁月里，生活书店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各项业务蒸蒸日上，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局之后的第六大书局，而且发展势头强劲，令同业瞩目。《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生活书店诞生于1930年代民族危难之时。《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完整呈现了生活书店在抗日战争中迁渝后的发展历程及管理细节，它以第五届渝地社员大会记录为起始，包括第五届理事会会议记录、第五届常务理事会记录、第五届人事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五届监察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五届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这一时期，生活书店一切工作的总原则为“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出版了大量适应抗战需要、服务大众文化的书刊，为宣传、动员、支持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一份《生活书店1939年度工作计划大纲草案》，生活书店计划在那一年出版新书739万字；定期刊物除已出的七大杂志外，视能力再陆续出版通俗刊物、抗战画报、儿童刊物和少年刊物若干种；审查已出版的全部书籍，分成畅销书、次销书、滞销书、绝版书四类，除绝版书暂停印行外，其他各类按一定数量予以重版发行……连营业额，都有具体目标：希望增加至100万元，内本版书占60万元，杂志占15万元，外版书刊占25万元。来自韬奋研究会、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专家学者肯定了《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的出版意义。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周武梳理道，“八一三”事变后，生活书店总店被迫西迁汉口，发展重心由上海转移到内地。1938年8月1日再迁重庆冉家巷16号。1939年5月3、4日侵华日军对重庆大肆轰炸，冉家巷遭严重破坏，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及分店大部分存书物资在同仁的努力下连夜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学田湾新址。此后，学田湾总管理处就成为生活书店全国网络的中枢，指挥全体同人在艰苦困难的战时状态下不懈奋斗。1939年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同人正在抢救财务，并转运至安全处。 本文历史图片来源：上海韬奋纪念馆从1939年2月24日至1940年5月8日，前后虽仅一年又两个半月，但在生活书店历史上却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段岁月。在这段岁月里，生活书店举行了社员大会，通过了新社章，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结束了由“临时委员会”主持社务的历史。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就曾对邹韬奋说：“全中国出版家有成绩者仅尔我两家。”并大赞，“我馆里干部老了，你店却全是青年干部，真是了不起。”但是，生活书店这种发展势头并没有维持多久，即接连遭受侵华日军轰炸和国民党当局的双重摧残，大批分支店或毁于兵燹，或被查封。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建立的56个分支店，除5处因战局关系而自动收歇外，其他45处都先后被封闭或勒令停业，仅剩下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曲江6个分店。国民党查封生活书店衡阳支店、新知书店衡阳分店，职工十余人被捕，43天后取保释放，在旅馆留影（1940年）。生活书店响应号召为前线战士撰写慰劳信并组织竞赛，黄宝珣一组以642封获首奖（1939年6月。前排左起：孙明心、黄宝珣、张知辛；后排左起：张志民、张锡荣）生活书店西安分店门市部内景，开架售书为生活书店特色。生活书店昆明分店门头广告周武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书店维持尚且困难重重，更遑论发展。但生活书店并没有倒下，依然在极其艰困的条件下进行顽强抗争和不屈“苦斗”，并竭尽所能“供应抗战需要”的精神食粮，以“生活精神”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出版传奇，“生活书店不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出版社，但它有自己的独特追求和情怀。”《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是“韬奋纪念馆馆藏文献”丛书第三种。上海韬奋纪念馆成立于1958年11月，在建馆六十周年之际启动馆藏资料影印计划，首先影印出版的是生活书店会议记录。这批档案信息量大、自成体系，且保存相对完整，颇具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此前已相继推出《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邹韬奋在重庆主编《全民抗战》期间为张维元题词（1940年）第一册《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的起止时间自生活书店在沪创立后第一次社员大会召开起，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汉口止。社员大会、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会议记录记载了生活书店初创时期民主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完善，社务情况及人事变动等事项；第二册《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的起止时间为1938年1月3日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汉口，到1939年4月临时委员会结束，记录了替代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三个机构职权的临时委员会，在战争动荡的特殊时期处理社务、业务和人事等情况。周武说：“出版社的会议记录鲜为外人所知。我个人认为，这套生活书店会议记录是近年整理出版的最好的出版史文献。它不仅可以用来研究出版文化，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上海韬奋纪念馆馆长赵书雷表示，期盼这批影印档案能让更多人了解韬奋及生活书店同仁独特的经营理念和民主的管理运营机制，能为近代文化史、社会史及新闻出版史研究提供更多第一手资料。(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出版肩负文明传承的使命，出版功能的发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发展历程奠定坚实基础。”4月10日，在京举办的“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史”高层研讨会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开题报告会上，专家学者对此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表示，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史以及当代中国出版图书出版史，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为新时代新闻出版实践提供有益指引。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表示，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出版工作，出版在党的各项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出版的本质是传播知识、传递文明，我们需要站在知识和文明的高度来看待出版，自觉发挥出版宣传真理、陈述事实的功能，将其作为一项严肃的文化事业推进。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从阅读角度强调了出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作用，列举了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民学会、觉悟社以及建党后各级组织成立的读书小组等生动实例。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国仓从“不忘红色历史、深刻认识出版工作，发掘红色出版史、更好地传承出版业，用好红色出版史、切实推动出版业务”三个方面，强调了红色出版史在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中的地位。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表示，出版与马克思中国化是“如影随形，水乳交融”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作为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研究的主线。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黄晓新表示，很多党的早期领导人都亲自参与编辑、发行、印刷等出版活动，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党的成立和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王关义将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相结合，阐述出版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未来发展方向。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研究项目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贺耀敏强调，图书出版史研究要不断挖掘历史史实和原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系统、创新的观点，出版历史阶段的划分也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此外，研究还应还原当代重要的出版人物，并展开广泛的国际比较，集成跨界的研究方法，确保一流研究质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认为，在研究中需要格外重视历史阶段的划分和代表性出版物及作者的选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周勇表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将在人才资源、技术基础、史料整理等方面予以课题组全力支持，预祝项目进展顺利，为出版学学科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 编辑：路滢月 审核：韩阳 ● ●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中新网北京4月13日电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活动，4月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史”高层研讨会暨国家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开题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场全景。来源：主办方供图。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表示，出版工作在百年党史中始终发挥着传播真理、坚定信仰、教化育人的功能，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史以及当代中国出版图书出版史，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为新时代新闻出版实践提供了有益指引。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新闻出版高等教育研究和大学出版事业的摇篮，在党的领导下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高等教育新闻教育研究机构——新闻系和新中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新闻出版研究方面始终发挥高校主力军的作用。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表示，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出版工作，出版也在党的各项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出版的本质是传播知识、传递文明，我们需要站在知识和文明的高度来看待出版，自觉发挥出版宣传真理、陈述事实的功能，将其作为一项严肃的文化事业推进。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聂震宁用“怎么高度评价也不为过”概括了出版工作在中华文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发展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从出版的延伸环节“阅读”的角度强调了出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重要作用，列举了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民学会、觉悟社以及建党后各级组织成立的读书小组等实例。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郝振省表示，出版与马克思中国化是“如影随形，水乳交融”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作为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研究的主线。出版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行为，从横向来看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从纵向来看肩负文明传承的使命，出版功能的发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发展历程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贺耀敏围绕“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重大项目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他强调，图书出版史研究要不断挖掘历史史实和原始资料，奠定学科基石，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系统、创新的观点，赋予研究持久的生命力，出版历史阶段的划分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此外，图书出版研究还应还原当代重要的出版人物，描绘丰富多彩的出版人生，并展开广泛的国际比较，集成跨界的研究方法，确保一流的研究质量。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国仓从不忘红色历史、深刻认识出版工作，发掘红色出版史、更好地传承出版业，用好红色出版史、切实推动出版业务三个方面，高度强调了红色出版史在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中的地位。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结合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历史回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并表示需要格外重视历史阶段的划分和代表性出版物及作者的选取，为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出版史”的研究提出了建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黄晓新表示，党的领导人始终重视出版工作，很多早期领导人都亲自参与编辑、发行、印刷等出版活动，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党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王关义将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相结合，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出版活动、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新时代的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等角度阐述了出版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未来发展方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勇表达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对此次研讨会和“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重大项目的重视，并表示将在人才资源、技术基础、史料整理等方面予以课题组全力支持。合影。来源：主办方供图。10日下午，国家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开题报告会召开。会议由项目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周蔚华教授主持，课题组成员《出版发行研究》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李建红编审，中国传媒大学李频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张廷凯编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编审，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办公室刘兰肖研究员，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主任张文红教授及课题组其他成员共同参加开题。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万安伦教授，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方卿教授，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强教授，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陈丹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范军教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院长韩建民等受邀担任课题评议专家。项目负责人周蔚华教授及各子课题组负责人介绍了项目进展情况，与会专家就该课题内容进行热烈讨论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周蔚华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和提供的建议表示感谢，并表示接下来会与各子课题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沟通，做好进一步的详细规划与任务安排，保证项目顺利完成。(完)

人民网北京4月12日电 （刘颖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史”高层研讨会暨国家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开题报告会4月1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场全景。主办方供图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聂震宁，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郝振省，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贺耀敏，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国仓，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黄晓新，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王关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勇，国家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周蔚华教授、课题组相关成员及部分专家学者受邀出席会议。靳诺表示，此次研讨会是新闻出版界贯彻落实中央部署，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的切实举措。出版工作在百年党史中始终发挥着传播真理、坚定信仰、教化育人的功能，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史以及当代中国出版图书出版史，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为新时代新闻出版实践提供了有益指引。此次会议的召开彰显了中国人民大学为党立言存史，用学术讲政治，用科研促教学的自觉担当。邬书林表示，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出版工作，出版也在党的各项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出版的本质是传播知识、传递文明，需要站在知识和文明的高度来看待出版，自觉发挥出版宣传真理、陈述事实的功能，将其作为一项严肃的文化事业推进。聂震宁认为，出版工作在中华文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发展建设中承担着重要意义，并从出版的延伸环节“阅读”的角度强调了出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重要作用，列举了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民学会、觉悟社以及建党后各级组织成立的读书小组等生动实例。郝振省表示，出版与马克思中国化是“如影随形，水乳交融”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作为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研究的主线。出版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行为，从横向来看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从纵向来看肩负文明传承的使命，出版功能的发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发展历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贺耀敏围绕“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重大项目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他强调，图书出版史研究要不断挖掘历史史实和原始资料，奠定学科基石，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系统、创新的观点，赋予研究持久的生命力，出版历史阶段的划分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此外，图书出版研究还应还原当代重要的出版人物，描绘丰富多彩的出版人生，并展开广泛的国际比较，集成跨界的研究方法，确保一流的研究质量。马国仓从不忘红色历史、深刻认识出版工作，发掘红色出版史、更好地传承出版业，用好红色出版史、切实推动出版业务三个方面，高度强调了红色出版史在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中的地位。辛广伟结合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历史回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并表示需要格外重视历史阶段的划分和代表性出版物及作者的选取，为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出版史”的研究提出了建议。黄晓新表示，党的领导人始终重视出版工作，很多早期领导人都亲自参与编辑、发行、印刷等出版活动，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党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王关义将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相结合，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出版活动、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新时代的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等角度阐述了出版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未来发展方向。周勇表达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对此次研讨会和“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重大项目的重视，并表示将在人才资源、技术基础、史料整理等方面予以课题组全力支持，在周蔚华教授的带领下，推进项目顺利实施，为出版学学科建设做出重大贡献。本文来源：人民网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活动，4月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史”高层研讨会暨国家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开题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聂震宁，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郝振省，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贺耀敏，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国仓，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辛广伟，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黄晓新，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王关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勇，国家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周蔚华教授、课题组相关成员及部分专家学者受邀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主持。靳诺书记表示，此次研讨会是新闻出版界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党的百年华诞项目献礼的一个切实举措。出版工作在百年党史中始终发挥着传播真理、坚定信仰、教化育人的功能，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史以及当代中国出版图书出版史，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为新时代新闻出版实践提供了有益指引。靳诺书记表示，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新闻出版高等教育研究和大学出版事业的摇篮，在党的领导下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高等教育新闻教育研究机构——新闻系和新中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新闻出版研究方面始终发挥高校主力军的作用。此次会议的召开彰显了中国人民大学为党立言存史，用学术讲政治，用科研促教学的自觉担当。邬书林高度肯定了本次研讨会和开题项目的重大意义。他表示，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出版工作，出版也在党的各项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出版的本质是传播知识、传递文明，我们需要站在知识和文明的高度来看待出版，自觉发挥出版宣传真理、陈述事实的功能，将其作为一项严肃的文化事业推进。聂震宁用“怎么高度评价也不为过”概括了出版工作在中华文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发展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从出版的延伸环节“阅读”的角度强调了出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重要作用，列举了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民学会、觉悟社以及建党后各级组织成立的读书小组等生动实例。郝振省表示，出版与马克思中国化是“如影随形，水乳交融”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作为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研究的主线。出版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行为，从横向来看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从纵向来看肩负文明传承的使命，出版功能的发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发展历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贺耀敏围绕“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重大项目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他强调，图书出版史研究要不断挖掘历史史实和原始资料，奠定学科基石，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系统、创新的观点，赋予研究持久的生命力，出版历史阶段的划分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此外，图书出版研究还应还原当代重要的出版人物，描绘丰富多彩的出版人生，并展开广泛的国际比较，集成跨界的研究方法，确保一流的研究质量。马国仓从不忘红色历史、深刻认识出版工作，发掘红色出版史、更好地传承出版业，用好红色出版史、切实推动出版业务三个方面，高度强调了红色出版史在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中的地位。辛广伟结合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历史回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并表示需要格外重视历史阶段的划分和代表性出版物及作者的选取，为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出版史”的研究提出了建议。黄晓新表示，党的领导人始终重视出版工作，很多早期领导人都亲自参与编辑、发行、印刷等出版活动，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党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王关义将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相结合，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出版活动、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新时代的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等角度阐述了出版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未来发展方向。周勇表达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对此次研讨会和“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重大项目的重视，并表示将在人才资源、技术基础、史料整理等方面予以课题组全力支持，预祝在周蔚华教授的带领下，项目能够进展顺利，为出版学学科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当日下午，国家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开题报告会正式召开。会议由项目负责人周蔚华教授主持，课题组成员《出版发行研究》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李建红编审，中国传媒大学李频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张廷凯编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编审，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办公室刘兰肖研究员，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主任张文红教授及课题组其他成员共同参加开题。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万安伦教授，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方卿教授，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强教授，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陈丹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范军教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院长韩建民等受邀担任课题评议专家。（合影）周蔚华教授及各子课题组负责人介绍了项目进展情况，与会专家就该课题内容进行热烈讨论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周蔚华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和提供的建议表示感谢，并表示接下来会与各子课题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沟通，做好进一步的详细规划与任务安排，保证项目的顺利完成。（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彬）

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有大量事件会涉及古代民族，如禹伐三苗、武丁伐鬼方、文王事混夷、宣王伐玁狁、犬戎杀幽王等。古代民族概念是先秦史研究中极难处理的对象，这是由于民族概念涉及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对于历史研究者知识储备量的要求极高。如何避免在研究中落入“概念陷阱”，对于每个研究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一、语言学概念第一个问题：印欧人种就是白色人种吗？按照大多数人的习惯性思维，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是的”。没错，您中招了！中招的不仅是您，还有很多专业学者同样落入了这个圈套。比如，我们登陆知网，可以看到《蒙古人种与印欧人种——夷夏先后之体质人类学论证》、《试论塔里木盆地的印欧化》、《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胡人壁画雕像考释——兼论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问题》等这么几篇文章，这些学者无一例外地把印欧人种与白色人种视为等同概念在进行使用。然而事实上，印欧人种和白色人种两个概念有显著区别。新疆小河遗址出土干尸（新疆博物馆藏）简单说，印欧人种这个词属于历史语言学概念，而白色人种属于体质人类学概念，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比如中东、北非的居民，从体质学来说属于白色人种，但语言却属于阿拉伯语。韩康信教授指出：有些学者用遗存的文字和语言推论种族，把语族和人种联系起来，似乎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它们各自的分类依据毕竟不同。谁都容易理解，操同一语系的可能是单一人种，也可能不是，反之亦然。两者虽不无关系，但不能混同。[1]第二个问题：同一语系内的一系列语言具有共同来源吗？这一个看起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其实在语言学界内部有不同的见解。比如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说：若干语言给分类成语系，是假定它们在历史上有渊源关系。[2]注意，这是假说，不是已经确定的事实。俄国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就指出，“语系”的概念，完全不要求语系内部的各种语言具有共同的原始语，并以印欧人种举例说：印欧人是其本族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人。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从这个唯一可能成立的定义可以得出：印欧人这个概念是纯语言学的，就象‘句法’、‘生格’或‘重音’句格等是纯语言学的概念一样。[3]毫无疑问，运用历史语言对于观察两个族群的历史联系是很有帮助的，但在使用这些知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族群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二、体质学陷阱中国人是黄色人种（或称蒙古人种）吗？这同样是一个包含逻辑陷阱的问题。简单说，中国人是建立在政治地理学基础上的概念，与作为体质人学的黄色人种（或蒙古人种）概念自然不能置换。正确答案是，中国人有黄色人种民族，也有属于白色人种的民族，如塔吉克。塔吉克族基于体质特征的差别，体质人类学界的主流意见是把现代人类划分为三个或四个人种。三大人种是指蒙古利亚种族（黄色人种或亚美人种）、澳大利亚和尼格罗种族（黑棕人种或赤道人种）、欧罗巴种族（白色人种或欧亚人种），而今天我们熟悉的四大人种划分法则是从黑棕人种中另外划分出了一个棕色人种。此外，我们还需要知道的是，人们体质形态的形成，受环境适应、通婚交流等诸方面的影响，不能认为人类的体质特征是亘古不变的。三、考古学陷阱武汉盘龙城遗址是商文化吗？这个问题预设了以殷墟商文化为中心的逻辑陷阱。盘龙城遗址这是一个考古学概念，商文化这是一个历史学概念。两个概念是否能对应，首先取决于二者是否具有共时性，其次是否具有文化的关联性，再次是二者的从属关系是否确定。对江汉地区古代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郭静云教授指出：“盘龙城只能代表殷商之前的古国，与殷商统治无关。”[4] 她还进一步指出，盘龙城的源头与石家河文化有关，并且曾向黄河南岸扩张，这些看法都是可信的。研究先秦时期的江汉古族，如果预先落入中原中心观念的陷阱，要寻求历史真相就会变得更加困难。盘龙城面具（杨家湾采集）这里我们说的考古学陷阱，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为非考古学界人员对考古学材料的不当利用，一为部分考古学者因为研究方法落后而对相关学科研究容易形成的错误引导。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在一些研究者在对古代文献辨析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地将某些考古文化与传说时代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比附。有的学者则在对考古文化进行命名时，直接运用传世文献中的名称来命名，由此造成了考古学概念和历史学概念的混淆。就后者而言，则主要表现在过于倚重于类型学分析，往往把类型相同或相近的器物就视为同类人群的文化（事实上并不尽然）。对于类似的情况，复旦大学的陈淳教授曾批评道，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滞后，信息提炼能力欠缺，与国际考古学界相比，中国的考古研究大体相当于欧美世界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5]目前，在中国学术界，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仍存在着剧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考古学的地位问题。如果考古学和历史学这两门关系本应相当密切的学科又形成新的壁垒，对于中国的文明起源研究工作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四、民族学陷阱《史记》说句践先祖为少康庶子，又称匈奴先祖为夏后氏苗裔，那么问题来了，二者哪一个是真的？这同样是一个存在逻辑陷阱的问题，其预设条件是《史记》的两条记载不能兼容，只能一真，其潜在的观念基础是夏人对应着特定的种族，而匈奴族与越族不同。在研究三星堆的过程中，笔者曾提出“夏分三段”的观点。其实这个观点就隐含着一个历史背景：夏并不对应特定种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会留到处理夏这个概念的时候来交代。三星堆博物馆外景民族的形成是极其复杂的过程。人类学家指出，“一个种族可包含一个或几个民族，一个民族也可包含一个或几个种族。”从古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同一古族（特别是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种族成分往往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因此观察一个族群的构成应有历史的眼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到西域出土的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的骨骸，就先入为主地判断他们与历史上的华夏族无关，这无论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看，还是从历史学角度看，都是讲不通的。这是因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属于与政治建构相联系的一个文化概念，因而不能单纯地以人种（或称“种族”）、语言为民族的认定标准。有了这种意识，西域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就有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比如“大夏”、“月氏”二族，在西迁前后族群结构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动，但该二名的使用时间都持续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辨析地把一个概念直接跨越巨大的时空来使用是极具风险的。五、文字学陷阱在传世文献中，经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根源自同一个族群集团的族群支系，由于其与原集团具有发生学关系，文献记录者往往会用同一音源而不同字形的字来表示这些不同支系，并将华夏观念附于其中，比如夷之于人、胡之于夏、吴之于虞、蛮之于民、玁狁之于昆吾，皆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洞悉族群的古今之变而拘泥于文字，则欲明通古史亦几无可能！六、遗传学陷阱分子人类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的核心工具是遗传学，研究的基本材料是人类基因组。人类基因组由细胞核中的染色体和细胞质中的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mtDNA）组成。Y染色体是纯父系遗传的单倍物质，可用于追溯人群父系的来源；人类mtDNA具有母系遗传、缺乏重组、进化速率高、群体内变异大等遗传特性，对研究现代人类起源、演化和亲缘关系极具价值。DNA双螺旋结构模型提出者之一克里克由于遗传学有较好的示踪作用，并且其提供的材料是非常客观的，因此，这些年来，遗传学在考古学界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应该看到，虽然遗传学材料可以指示人类基因组的流动方向，但这并不等于分子人类学者所构拟出来的古代人群的迁徙历史就是十分可靠的。这是因为，书面材料的人类历史主要呈现的是具有特定文化身份的人群的活动，而人类的文化身份是可能因为族际交流而发生改变的。相对来说，用遗传学材料构拟史前人类活动的历史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而随着人类族群跨际交流活动的增加，遗传学用于勾勒人类具体族群演化细节的作用也必然随之减弱。所以，李辉在研究百越民族的遗传结构时，就正确地指出：“遗传学上界定的百越范围与语言学和民族学不一定完全相同。”[6]【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维权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及维权骑士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参考文献：[1] 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 李方桂编：《汉藏语论文集》，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3] 特鲁别茨科伊：《有关印欧语问题的一些看法》，《当代语言学》1982年第4期。[4]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5] 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6] 李辉：《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横空出世每月新书榜来了！时常有朋友问我们，最近有什么历史类的新书推荐？作为带大家一起研习历史、解毒世界的伙伴，我社社员发挥自嗨潜能，义不容辞想向大家介绍最新出版的优秀历史书籍。几经波折，我们联合了国内多家知名出版社，一起为大家每月奉献一期历史新书榜。欢迎大家向我们荐书（文末邮箱），一起为我们的历史知识社群做一点微薄的贡献。1书名：宗子维城副标题：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作者：[美]罗泰/著 吴长青/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作者简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扣岑考古研究所及艺术史系教授。作品简介以历史分析的方法看待中国青铜时代的考古材料，观点新颖，视角独特，论证有力。该书集中体现了如何以日新月异的考古资料为证据，从社会人类学的观点来阐述中国青铜时代晚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过程这一重要的历史命题。本书英文版，获得2009年度美国考古学会颁发的最佳图书奖。这是有关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著作首次获此殊荣，标志着海外考古学界对中国考古学日益增长的浓厚兴趣及对相关学术研究的高度认可与关注。推荐理由近年来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典范之作。2书名：秦谜副标题：重新发现秦始皇作 者：李开元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李开元，著名历史文化学者，在秦汉史研究领域极负盛名。北大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后留学日本，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受侦探小说启发，将刑侦推理引入历史写作，被誉为史学界福尔摩斯。秦始皇短短49年人生却迷雾重重。秦始皇的爸爸是吕不韦？昌平君有着怎样的双重身份?秦始皇的表叔怎么成了末代楚王？秦始皇的后宫为何集体失载？作者基于田野调查、文物出土和墓葬挖掘，重返秦国历史现场，打捞历史碎片，糅合史学、考古学、医学以及法学等多元学科视角，运用吊线跟踪、混合洗牌等刑侦手法，大胆推测、小心求证，复活被严重误读的秦国历史，还原被历史妖魔化的秦始皇，深度解密秦史失落的真相。比小说还好看的历史推理开山之作。3丛书：“晚清三部曲”作者：唐浩明出版社：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唐浩明，文学硕士、编审，长期致力于近代文献的整理出版与历史小说创作，作品荣获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之一，受白岩松、柳传志、宗庆后等鼎力推荐。《张之洞》介绍其作为晚清重臣稳健改革的政治智慧与人生哲学。《杨度》以主人公生平和复杂的思想脉络为引线，再现整个波澜起伏的20世纪初救国之路，谱写一曲近代知识分子阶层的悲歌。《曾国藩》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全面地刻画其文韬武略、进退宠辱、人生态度、人格学养、处世哲学、治军威权、行政手腕，把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和文学形象，重现在读者面前。唐浩明历史小说封笔之作。4书名：老谋子司马懿（最新修订版）作者：秦涛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北京华章同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博士，央视《法律讲堂》（文史版）主讲专家。作者从人性角度切入，以三国真实的诡谲政局为背景，梳理了以司马懿为代表的三国权臣谋士在不见硝烟却攻城略地的时局政变中，如何混迹朝堂、如何谋身立世、如何攻心角逐……透过司马懿，读者可窥见中国传统官场的独特生存哲学，透视我们个人的生活状态，感悟圆融通脱的人生智慧。混得了官场，忍得了小人，使得了计谋，骗过曹操，耗死诸葛亮，这样的司马懿，你不想看？5书名：吐蕃丝绸之路作者：张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文库张云，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民族问题规划评审组专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多项，出版《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唐代吐蕃史研究》等学术专著10部。担任国家重大科研课题8卷本《西藏通史》执行总主编，《西藏通史》“早期卷”、“吐蕃卷”、“元代卷”、“当代卷”4分卷合作主编。本书以植根于青藏高原沃土的中国地域与民族文化——吐蕃文化为主要对象，以沟通古代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吐蕃丝绸之路为基本线索，考察青藏高原古代文明发生、发展和走向繁荣的历史轨迹，探索其神奇而多姿多彩的内在秘密，熔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于一炉，希望读者能从中获得知识、智慧与启迪。谈到古代丝绸之路，有一个民族不应当被忽视，这就是古代藏族。6书名：中国殡葬史（全8卷）作者：李伯森 主编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主编李伯森，现任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殡葬科学研究。各卷编著者既有陈高华、史金波、宋德金等老一辈权威学者，也有余新忠、徐吉军等中坚力量，更有马金生、冯志阳等年轻新锐，刘庆柱先生为全书做了总导论。整套丛书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涵盖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辽夏金元、明清、民国八个重要历史时期，每卷紧密围绕该时期的丧葬观念、丧葬制度、丧葬习俗、丧葬设施、丧葬用品等中心议题，对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殡葬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而客观的研究和阐释，重点探讨了殡葬史的相关层面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的“变”与“不变”。填补我国殡葬历史断代研究空白。7书名：《史学史研究》文选副标题：中国近现代史学作者：杨共乐（总主编）出版社：华夏出版社总主编杨共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世界上古史、古代罗马史、中外古代交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本书汇集历年来《史学史研究》刊发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论文，展示55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及理论探索历程。汇集白寿彝、杨向奎、翦伯赞、史念海、侯外庐、任继愈、李学勤等史学大家的名篇，他们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对如今的历史研究工作仍然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成果，史学研究入门必读。8书名：在中国发现历史副标题：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作者：[美]柯文/著 林同奇/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甲骨文柯文 (Paul A. Cohen) ，受业于费正清和史华兹等名家，为美国第二代汉学家的代表性人物。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1963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74年）、《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柯文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避免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倡导以中国本身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柯文此书是对几十年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对“中国中心观”做出明确详细的阐述。9书名：黎明破晓的世界副标题: 中世纪思潮与文艺复兴作者: [美]威廉曼彻斯特/著 张晓璐、罗志强/译出版社: 悦读名品 | 化学工业出版社美国著名通俗历史作家、记者。二战中负伤，与同为军官的约翰肯尼迪在疗伤时结下深厚的友谊，肯尼迪当选总统后，曼彻斯特多次为其撰写讲稿。2001年被时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授予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其作品在全世界被翻译成20种文字出版。威廉·曼彻斯特以其优美的散文风格、叙述历史故事的优雅和严谨，带我们领略中世纪如何从摇摇欲坠到涅槃重生——书中展现了那个时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改革家、探险家、艺术家、诗人，以及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大航海时代。这不仅是一本书，这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10书名：战争中的平民作者：[美]亚历山大·B. 唐斯/著 李明杰/译亚历山大·B. 唐斯，华盛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杜克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曾获海伦德怀特·里德奖。在战争状态下，民主和自由的理念依然能够发挥作用吗？在战争的胜败面前，民主和自由又将如何看待平民？是选择保护平民？还是为战争的胜利而迫害平民？作者通过对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国家间战争和殖民战争进行调查，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如果民主国家发动战争，他们根本不会讲什么仁义道德，非战斗人员豁免原则将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研究民主阴暗面的上乘之作，完全颠覆“民主和平论”。历史研习社致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九色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江苏人民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华夏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北京华章同人、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磨铁图书、长春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友情支持。若有遗漏更多新书资讯欢迎发到本社邮箱 mingqinghistory@qq.com--征文&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