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研究的基本特点

原标题：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问题，并多次做出重要论述，强调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因此，有必要科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并据此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前瞻性思考和筹划。基本特征是事物本质的体现，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一种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对其研究对象（事物）特征的理论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承担着指导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光荣使命。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性的理论经济学，而是整个经济科学的指导思想，既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有很大不同，又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质的差异，综合起来，其基本特征集中体现为七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必然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和主张，是要保证中国经济的航船向着实现人民利益的正确方向前进。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辉煌业绩，都是人民群众历史主体精神和创造活力的体现；其关于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设计，都最大限度地兼顾和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其关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都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和智慧的集中和升华；其关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都是人民群众期盼的集中体现。实践表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着眼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此同时，要确保党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领导权，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一起来。二是始终坚持把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立足本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本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才能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要求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事实出发，深刻汲取苏联模式的历史教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富民富、经国济世等思想相结合，与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比如，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重新界定计划与市场的属性，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使中国经济告别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具创造性和世界意义的科学理论成果。可见，从实际出发，紧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聚焦解决国内经济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特征。三是始终坚持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为基础，这就要求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重要论断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导向，指明了通过共同富裕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路径，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本质取向贯彻于现实实践。以此为指引，我们党高度重视共同富裕问题，从改革初期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后来主张“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后来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表明我们党越来越注重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了共同富裕问题，既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又将“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纳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必须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却在使两极分化愈益严重。2018年4月发布的《201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显示，美国0.1%最富有家庭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0%家庭所拥有财富的总和；在过去40年，美国80%中低收入人口的收入仅增长了约25%，而20%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却几乎翻了一番。四是始终坚持以问题牵引理论发展。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通过研究分工问题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并通过这一“辩证法”阐明了社会结构的四个因素及其内在关系，即“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承了这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把研究对象聚焦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上来。这样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超越了纯粹的经济范畴，把政治、社会与经济统筹起来，涉及财产所有权、收入分配以及政治结构等，最终是要使经济发展为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铺路，而不是使经济发展本身成为最终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切经济社会问题，决不仅是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和增加物质财富的科学，而是要研究如何增加财富并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科学。五是始终坚持在改革创新中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比如，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后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要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这些重要理论观点，对于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实现市场和政府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引领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推动经济发展，包括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和区域发展战略等，既避免了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带来的严重弊端，又运用国家干预、宏观调控有效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反观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严重扭曲政府与市场关系，高度依赖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已经多次引爆地区性或国际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六是始终坚持从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协调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统筹政治、经济与社会，而且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统筹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不仅努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良性互动，而且从人类文明进步高度积极推动达成关于促进世界气候变化和环境改善方面的协议，为全球性的环境改善积极做出贡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发展道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近年来，中国陆续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颁布施行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围绕生态环保展开的执法督察越来越严格，正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2016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有益探索和具体实践。七是始终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中国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在这一思想引领下，中国倡议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定不移适应和引导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赵周贤 刘光明 徐志栋，分别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副教授、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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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人道、轻天道的思想传统同西方天与人、灵与肉相分离的思想理念不同，中国思想传统讲求天人合一，天人协调。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可以达到内在的统一由于强调天人的合一与相通，在神人关系土，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天然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倾向，以人为本，重人轻神，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所谓“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天道远，人道途”；“天听自我民听”。西方那种无条件地将“天”神圣化、绝对化，上升为主宰一切的“上帝”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非常薄弱的，这正是中国神学观念不发达、宗教思想相对淡漠的主因之一。从这一根本思想传统出发，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之强调入世和人伦，强调现世的建功立业，对神则抱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也由于强调天人的合一与相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也截然不同。中国文化向来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为人不能违背自然、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只能在顺应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强调通过战胜自然而求得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而发展出两条不同的知识路线：西方重对“天道”（自然之道）的探讨，发展出比较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中国重对“人道”（人事和人伦之道）的探讨，发展出比较成熟的古代政治和伦理思想体系。魔耳面刷突装面效屏代宏生宝夷分本鲜，连氨界失环两重人道、轻天道的传统固然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也给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这就是过分注重人际关系在社会中的作用，到处都横亘着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网，使人难越雷池半步。其次，正如著名文化史学者钱穆所批评的，儒家文化太看重人生，容易偏向于人类中心、人类本位而忽略了四围的物界与自然，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上逐步落后于西方。重礼治、轻法治的政治传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属于一种伦理型的文化，对人伦的追求贯彻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自然也支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中国古称“礼仪之邦”，以礼治国，以德安邦，历来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他们管理社会的理想模式。在儒家看来，一切以礼为中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在这里，礼是广义的，它既是社会等级制度，又是人们遵循的行为规范，可以说是调整社会关系最高的道德范畴和政治范畴。“礼义者，治之始也。”礼是政治的起点，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自然也是社会风尚的主流。礼与德是不可分割的，礼是外在的规定性德是内在的制约性，二者必须相辅相成，配合使用，方能达到最好的治理效果。因此“礼治主义”说到底就是“德治主义”。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道德的力量始终被看得比法律更为重要和有效。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济之以礼，有耻且格。”显然，这是要求统治者主要以伦理的信条加上礼仪的规定治理国事，而不是以法律治理国事。对每个个人而言，首先需要考虑的，也不是遵从国家的法律，而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履行伦理义务：臣对君忠，子对父孝，妇对夫从，从而构成宗法社会的“和谐”。在此意义上，礼治主义也好，德治主义也好，最终都归结为人治，以人治国，人治代替了法治。中国历史上虽有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一派，但始终古不了主流，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不及主张礼治和德治的儒家思想大。儒家这种以礼治国，讲求道德和人伦的主张，与中国人讲求“中庸之道”、“贵和尚中”的民族心理特质十分一致，正好既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又迎合了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的需要，故能成为中国政治传统的主导面，构成中国文化的突出特征之一。重群体、轻个体的伦理传统同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个体，尊重个性发展相反，中国伦理传统却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层层统属，各有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而需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则是所谓“五常”：仁、义、礼、智、信，由此而达到“群体和谐”、“四海一家”的儒家理想社会状态。这里反复强调的是群体意识和稳定状态，至于个人的权利和意志则显得无足轻重。这种伦理道德标准的形成，同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不无关系。农业社会一般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社会成员在长期的共同地域生活中，彼此互相交往、互相帮助的机会较多，所以比较容易形成集体活动的群体或有某种血缘关系的较大的家族。比较浓厚的群体观念也正是在这种静态、稳定的社会中形成的。“群体和谐”的伦理追求，既有其优长，也有其不足。从优长的一面看，在这种伦理观念制约下，社会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国家、民族乃至家族，很容易形成“命运共同体”，在该共同体内所有成员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往往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能够比较团结、和谐一致。同时，在群体生活中，一般而言，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能同舟共济，比较具有人情味。但过分强调群体观念和一致性，像孔子所说的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必然会压抑个性的发展，限制个人的创造力，也会使集体缺乏必要的生机与活力，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钱穆批评儒家伦理道德的缺陷时，指出：“他们太看重现实政治，容易使他们偏向社会上层面忽略了社会下层；常偏向于大群体制而忽略了小我自由。”这是很有见地的见解。的确，如何维持在群体与个体之间，大我与小我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的适当平衡，不因强调集体意识而忽略个体自由，最终阻碍民族创造力的发展，是今天中国文化建设无法回避的大问题。重直觉感悟、轻理性思维的认知传统本来，中国古代的认知方式是显多元、多向发展的，既有直觉的辩证思维，又有理性的逻辑思维。先秦的儒家和道家都长于直觉的辩证思维，后期墨家与名家（惠施、公孙龙）则特别发展了理性的逻辑思维，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思辨精神的逻辑命题。但两汉魏晋以降，儒、道、释三家互补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的认知方法，面只能靠直觉、额悟加以把握。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化重直觉思维、轻逻辑思维的特点，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更欣赏和满足于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真理和领悟。如钱穆所说：“东方人好向内看，而西方人则好向外看……因此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与理论，在中国不甚发展，中国人常爱在活的直接的亲身经验中去领悟。”中国文化重直觉感悟、轻逻辑思维的传统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长处是对世界、对事物容易进行整体、系统的把握，具有较长远的历史眼光，不狂躁，不玄想，重经验，好历史，民族心态总的讲比较冷静、沉稳，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历史的大灾大变，使民族文化不断延续、发展其短处则在于由于轻逻辑思维，不善于作抽象的思辨，缺乏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一丝不荷的精确性，不容易形成科学的观念不容易建立起对世界、对事物的有理有据的科学认知，在一定程度主影响了民族创新精神的发展，造成中国近代科学不发达。显然，如何发挥我们文化传统的长处，而避免其短处，在多元文化的汇聚中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个根本问题。

离开传统文化来研究中国政治文化是不可想象的。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弭。事实上，君主政治时代的观念、意识、理念、心态仍然滞留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传承之内，仍然盘踞在当代中国人的灵魂之中，仍然左右着人们的认知、甄别和选择。因之，研究中国政治文化宜从多角度着眼，从细密处入手，通览古今中外。其中的关键是对于现代政治文化理论的方法论领悟，以及操作过程中念兹在兹的创新意识。这正是本书赖以立论的认识前提。如果说“道”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概念，那么“道”所涵盖的政治文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统摄与主宰作用恰恰体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的重要特点。准此，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进行政治文化研究，应当是深入分析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的一大捷径。换言之，或许只有当我们真的弄清了道的政治文化结构、分清了道与王的关系、理清了“道治”的文化内涵，我们才有足够的信心与资格去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来龙去脉，并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现象做出更为“近真”的解释。这一点正是本书据以成文的理论前提。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运用现代政治文化理论作用方法论，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专门之作。主要讲论和分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结构、政治观念与意识、政治人格、政治伦理、政治社会化、政治信仰与政治思维定式等。通过对传统中国的深入剖析，本书认为当代中国在思想文化的某些层面尚没有走出中世纪，在人们的意识和行为选择的某些方面依然羁绊于王权主义藩篱。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本书每个论题均有原创性学术判断，兹可以作为专业人士之研究佐助，同时也为有意愿深入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政治的读者提供了一条认知路径。作者简介葛荃教授，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南开大学、山东大学，逡巡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领域三十余年，迄今出版著述二十多种。在学术界有较高知名度，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第二、三版中国政治思想分支主编等。代表作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中国政治文化教程》《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史》。葛荃 著目录第一讲政治价值（一）：传统中国的君权至上政治价值结构第二讲 政治价值（二）：“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实现第三讲 政治角色：士人的政治存在与政治心态第四讲 政治人格：从小人到圣人第五讲政治观念与意识（一）：从臣民观到公民意识第六讲 政治观念与意识（二）：“公私观”三境界第七讲政治观念与意识（三）：中国传统制衡观念与政治运作第八讲政治伦理（一）：君臣之道与贤人政治第九讲政治伦理（二）：忠孝之道与传统义务观第十讲政治社会化：传统中国的“教化”之道第十一讲 政治哲学之政治信仰：政治合法性思维与中国化信仰理性第十二讲政治哲学之思维定式（一）：善恶两分与政治主体思维的缺失第十三讲政治哲学之思维定式（二）：托古改制与归返原典政治思维第十四讲政治哲学之思维定式（三）：比类逻辑与“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第十五讲传统中国的公共性探析第十六讲 走出王权主义藩篱（代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中华文明，已延续发展五千年，它对形成和维护国家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党内政治文化绝不是一座文化上的“飞来峰”，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逐步磨砺的过程中形成，它有着自身的历史脉络和渊源。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根。当前，要坚定“四个自信”，就应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挥其巨大作用，用它涵养和培育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优良传统，没有放弃自己的宝贵精神财富，没有割裂自己的宝贵精神命脉。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始终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这是我们党不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胜利的不二法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责任，注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有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追求，牢固积淀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力量支撑，成为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党和国家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1.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气、神。今天，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虽然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取得了西方国家数百年来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但我们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迫在眉睫。实践证明，破解发展困局也要依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一直是强大的精神动力，一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因此，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对个人而言，学习和掌握其中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必不可少。对社会治理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经典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化的教化作用，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有机结合，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与人为善、讲信修睦，对于塑造良好的社会关系，推动社会建设，一直起着不可替代的指引作用。我们必须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2.安邦济世的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着许多有助于治国理政、安邦济世的思想。例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的思想，等等，这些宝贵思想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修养水平提供历史经验。尤其是在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民生领域的短板问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的薄弱环节等突出难题要有效破解，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应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新的含义，使之造福人类。 愚公移山精神毛泽东同志最早在1938年就开始不断地讲愚公移山。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他很担心单凭一时热情加入抗战队伍的人，没有持久抗战的心理准备，经受不了长期艰苦和挫折的考验。召开党的七大时，他又强调愚公移山，显然是着眼于为党的历史任务永远奋斗的精神准备和作风建设。提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组愚公精神的核心内容，也为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注入了以坚持持久奋斗为主题词的精神新元素。毛泽东同志阐发愚公精神，不是抽象地讲要坚定信念和信心，而是揭示“愚公们”的信念和信心，来自充分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这则寓言的本意，是告诉人们，无论什么困难的事情，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地做下去，就有可能办到。它同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神话有着相似的悲壮和崇高，在目标与奋斗、现实与未来、愚昧与智慧、一人与众人等问题上，给后人留下不乏哲学意味的启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明确了“两个一百年”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其前景之光明，挑战之艰巨，均前所未有。为之奋斗，依然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依然要珍惜奋斗历史，咬定奋斗目标，正视奋斗困难，坚信奋斗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几次讲话中提倡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他在讲话中谈到的踏石留印、水滴石穿、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战略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善作善成，等等，实际上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吁发扬光大愚公移山精神。中国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和使命，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愚公移山精神是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涵养。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华传统文化以道德教化而闻名于世。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说：“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持续前进就必须拥有共同稳定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和民族一盘散沙。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必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可的 “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难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他列举了“民惟邦本”“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言必信，行必果”“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扶贫济困”等思想理念，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4.和平外交战略思想的文化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自信自觉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始终追求和平、和睦、和谐。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成为今天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将“亲、诚、惠、容”，作为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的“四字箴言”。他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实现各国各地区的互利共赢，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本文摘选自《党内政治文化怎么看怎么办》第二章）初稿作者：王芝华，男，汉族，1976年6月生，湖南邵东人。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社会学专业博士后。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执政党执政安全及政治社会学。湖南省党建学会常务理事、党建智库专家。先后在《求索》《社会科学家》《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岭南学刊》《湖湘论坛》等CSSCI及中文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各类学术论文50余篇。公开出版个人专著两部：《执政安全与宗教》，参编《大学生成人成才论纲》、“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农村基层党建历程》《资政镜鉴：<朱镕基讲话实录>研究》《廉洁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等十余部著作。主持完成国家级课题、省部级各类课题十余项；参与完成国家哲学社科规划课题、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省哲学社科规划课题及省教育厅课题多项。获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次。

政治伦理是对政治正当性问题和道德问题的阐释与理解，传统政治伦理对于今日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可谓一个丰富的思想资源宝库。内容简介：本书以古代和近现代思想家，如孔子、庄子、严复、孙中山等，以及诸种学派所涉及的伦理思想观念，如先秦儒家道义论、近代无政府主义政治伦理观等为基本线索，一方面把思想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放在普遍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分析其内在逻辑结构，对思想家的价值取向及其道德境界作出阐释，同时在准确理解和把握每一位思想家的思想内容及其特点的基础上，对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伦理政治学说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诸学派所涉及的政治伦理观念的内涵、根本特点加以总结和概括，从而加深对政治伦理的理解，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作者简介主编孙晓春，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课题《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首席专家。主要论著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史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及其当下意义》等。副主编刘学斌，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学术期刊《政治思想史》编辑。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研究。曾在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参加并完成教育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先后入选天津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天津市高校中青年骨干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等。主要论著有《北宋新旧党争与士人政治心态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公共观念研究》等。副主编徐忱，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现为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中国政治学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思想、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参与、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近年来，共出版专著八部，代表作有《袁世凯全传》《黎元洪全传》《张学良》、“中国民俗文化丛书”等。主要目录一、思想述评1.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史研究初论/孙晓春2.中国传统乌托邦的政治伦理意蕴及当下意义/穆军全3.基本社会政治问题的伦理争论——《盐铁论》的政治伦理思想/刘学斌4.好政治就是无政治：近代无政府主义政治伦理观的终极命题/徐忱5.无道德的政治：清末《天义衡报》无政府主义政治伦理观辨析/徐忱6.先秦儒家道义论的内涵及其逻辑进路/孙晓春7.在历史经验与价值尺度之间：比较视野下的先秦儒家道义思想/王磊宁8.西学东渐背景下传统“自由”思想的现代转换及其影响/张师伟9.逻辑推演与现实论证：中西人性观的比较研究/吕文增、季乃礼二、古代思想家述论10.孔子主导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郑济洲11.试论庄子的平等观/刘亚明12.秩序伦理与政治稳定——“秦后第一儒”的社会治理观析论/穆军全13.朱子国家治理思想及其现代政治价值研究/郭敬东14.王阳明论立命与知天/李洪卫三、近现代思想家述论15.严复“自由”话语建构的背景、主题及过渡性特征/张师伟 16.自由？富强？国治——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三个主题/卢兴 17.孙中山贤能政治观之反思/颜德如 18.过渡时代的政治选择梁启超贤能政治观述论/岳强 19.杜亚泉对国民性的省思及其价值/颜德如、李过 20.“直觉之路”与“觉解之路”——梁漱溟与冯友兰人生观比较论析/吴倩

【编者按】本文旁征博引传统典籍、近人和当代学者著述，综论中华文明的五大特质，即：世俗性；追求“天道”而不是宗教情怀或个人主义；具内部凝聚力、地区多样性和对外来文化的罕见包容度；跨文化交流时推崇“和而不同”和“有教无类”；群体认同的核心是“天道”而非西方的“民族主义”。本文认为，中华文明的上述五大特质与西方以一神论为主流的宗教特质以及僵化看待体质-语言差异的民族主义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区别，“是我们今天在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体系和政治格局时需要关注与继承的宝贵历史遗产”。本文作者马戎，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1987），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的族群关系、教育、人口迁移、边疆社会变迁。代表性著作包括：《西藏的人口与社会》（1996）、《民族与社会发展》（2001）；《民族社会学导论》（2005）、《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2012）、《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2015）、《人口迁移与社区变迁：内蒙古赤峰调查（续编）》（2015）、《社会转型中的族群关系》（2016）等。本文原刊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原题：“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经授权刊用。与世界上许多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体系相比，中华文明体系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就是其世俗性。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认为世人应“畏天命”，对天道、祖先要有诚敬之心。图为2017年2月21日，上午7时40分许，山东曲阜市，曲阜高铁东站孔子塑像。 东方IC 资料图我们讨论中国历史时，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性质与特征的思考，正是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体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进程中，演化出历史上和今天的“中国”。中华文明的核心部分发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这里的平原河流和充沛雨水为农业文明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孕育出早期的中原华夏文明，并逐步向周边区域扩展。无论从人口还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重心几个维度来看，中原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文明主脉，甚至一度成为东亚大陆文明中心。中华文明在结构上不仅包括作为其主脉的中原华夏文明，也包括中原地区周边曾被称为“夷狄”的各文化群体，换言之，即包括今天的“汉文化”和中国境内的蒙古、藏、维吾尔族、满、苗、瑶、彝等少数族群的文化，它们在几千年混杂共存和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最终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如果从有文字可考的商代算起，中华文明三千多年的演变虽然历经风云变幻和朝代更替，仍然为我们留下一部主脉贯通的中国二十五史，其展现的中华文化核心内涵、叙事结构和基本话语始终未变，这一现象在人类文明史和政治史上绝无仅有。与其他古文明体系相比，中华文明有其特殊文化内涵和内在生命力。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先生在其《龟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一书中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延续性大于断裂性（与欧洲相比）的古老文明笼罩下，中国的空间虽然边缘比较模糊和移动，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和稳定，中国的政治王朝虽然变更盛衰起伏，但历史始终有一个清晰延续的脉络，中国的文化虽然也经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是始终有一个相当稳定、层层积累的传统。”这里说的“中心”指的就是中原地区，“脉络”是中原文化，而传统则是作为中原文明主线的儒家思想。作为一个结构复杂而丰富的文明体系，中华文化强韧的生命力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作为共享这一文明的一个多元复合型人群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其特征在世界历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们讨论中国的历史，分析历史上和今天“中国”的“内”与“外”，就不能不关注中华文明特别是作为其主脉的中原文化的基本特质，甚至可以说，正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决定了历代的中国政体、中国人的“内”、“外”观和中国疆域的历史发展轨迹。即使在近代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中华文明体系及其特质仍持续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与社会演变，包括价值伦理的演化、话语体系的转变和国家体制的重新构建。一、中华文明体系的世俗性中华文明是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发展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思想体系，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以中原皇朝为主干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这一文化体系核心思想的主脉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和其他思想流派（诸子百家），是在各学派相互辩论与竞争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具有独特宇宙观和社会伦理规范的思想体系。与世界上许多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体系相比，中华文明体系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就是其世俗性。孔子不谈鬼神，主张“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认为世人应“畏天命”（《论语·季氏》），对天道、祖先要有诚敬之心。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学说都没有对人死后“天堂”、“地狱”及“最后审判日”的描述。但是，儒家学说坚持的世俗性并不是站在无神论立场上反对所有鬼神信仰，而是以一种宽容态度对其“敬而远之”，既不排斥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民间信仰，也不排斥源自其他文明体系的外来宗教流派。钱穆先生（1895—1990）认为：“孔子对于人世与天国，现实界与永生界，并已有一种开明近情而合理之解答也。”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牟钟鉴先生认为，“中华文化是人本主义，西方文化是神本主义”。中国人尊崇的是人世间的圣贤先哲，祖先崇拜的实质是先贤崇拜，流传于基层社会的各种民间信仰（城隍、龙王、土地、山神等各路神仙）则是这一主流文化的草根性补充。中国的民间信仰也是高度世俗化的，并且与民众日常生活生产、人生礼仪、节日庆典密切结合，强调行善戒恶和因果报应，警示世人遵守社会伦理行为规范，可以被视为人间秩序在鬼神世界的投影。这些民间信仰倡导的伦理必须符合“天道”，否则就会被视为“邪神”被主流社会禁止。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09－1997）认为：“中国除了有些政教合一的少数民族以外，从来没有高于王权的宗教，也就是没有国教。一些外国人不能理解，于是想出来一个中国人自己并不认可的宗教——‘儒教’，没有教主，没有教规，没有教仪，也没有宗教意义上的经典。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最高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天、地、君、师、亲’。”春秋时代的孔孟以及后世的二程、朱熹被后世视为尘世的先师先贤，而不是天上的神或教主，其性质与基督教的上帝与基督、伊斯兰教的真主与穆罕穆德、佛教的如来佛祖等全然不同。无神论和一神教宗教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尽管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把伊斯兰教“东方化”，但是从本源上看伊斯兰教继承了希伯来文明，是希伯来宗教的变体，从本质上依然可视为西方古代文明的一部分）。不是对超越凡世的“造物者”崇拜和对“末日审判”的恐惧，而是人间尘世中的社会秩序和人际伦理（三纲五常、忠孝仁义礼智信等）构成儒学和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和基本社会伦理结构。所以，中原皇朝大多数皇帝不把中华文明体系与任何具体宗教对立起来，也不把自身的宗教倾向强加给臣民。宋真宗和宋徽宗崇信道教，清雍正帝笃信藏传佛教，但没有在全国强力推广，明崇祯帝与大臣徐光启等信仰天主教，也没有利用权势加以推行。作为中华文明主脉的儒家学说，把鬼神宗教信仰看作是皇帝和臣民们的个人私事，只要信仰者的行为不违反“天道”，不触犯国家法律，不影响社会与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就不主张强制干预，体现出“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特质。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认为，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儒学是不是宗教，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钱穆先生认为：“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中重要一项目。中国文化中，则不自产宗教。凡属宗教，皆外来，并仅占次要地位。其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亦均各有不相融洽处。”似乎中国传统的儒学很难被纳入西方文明的“宗教”范畴。 但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信仰体系来保持自身凝聚力并得以持续发展，否则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华传统里似乎也应当有自己的“宗教”。所以钱穆先生说：“则果谓中国亦有宗教，宜称为孔教，亦无疑。”任继愈先生（1916—2009）认为：“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儒教虽然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钱穆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这样论及中国的“宗教”：“或疑中国民族乃一无宗教无信仰之民族，是殊不然。中国自有其宗教，自有其信仰，特其宗教信仰之发展，亦别自有其蹊径。……中国古代宗教，有两大特点：一则政治与宗教平行合流，宗教着眼于大群全体，而不落于小我私祈求、私吁请之范围，因此而遂得搏成大社会，建立大统一之国家。……中国宗教因早与政治合流，故其神与神之间，乃亦秩然有序，肃然有制。既不如耶教、回教之单一而具不容忍性，亦不如印度希腊神话之离奇而有散漫性。”这表明钱穆先生认为中华文化共同体还是有自己的信仰，但中华传统的信仰与其他宗教相比具有不同特点，因此他将之归为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另类“宗教”。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先生认为：“儒教具有准宗教的性质，……我认为在中国社会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儒学，而是儒教。”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小枫则指出：“儒家在品质上是政治哲学，儒家与儒教的关系如何，取决于儒生自己心里清楚自己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宗教与其他两种类型的灵魂的关系。”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宗教研究著作《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有一篇的英文译名为“Confucianism and Taoism”，该篇的中文篇名被译为《儒教与道教》。中文“儒教”这一概念的流行，可能与该文题目的译法有关。由于中文的“儒学”也被译为Confucianism，英文中的Confucianism似乎也可以译为“儒学”。在这篇文章中，韦伯认为“：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一种俗人道德。与佛教形式更加显明对比的是，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这段话里的“儒教”（Confucianism），完全可以换做“儒学”，而且韦伯指出的恰恰是儒学的世俗性。今天国内学者们使用的许多概念均是近代从西方社会传入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中国传统讲的“教”、“族”、“国”与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源自西方“普世概念”的“宗教”（religion）、“民族”（nation）、“国”（state）很不一样。作为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中国人当然有自己的思想信仰体系，但正如苏秉琦和钱穆两位先生所言，中国人的传统信仰自有其特质，就像中国的文字（这里指的是中原群体使用的方块字，不包括中国边疆地区其他族群的传统文字）不同于其他文明所创造的文字一样。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信仰种类很多，古代的自然崇拜，近代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神论、法西斯主义等等都可以视为信仰，但未必都可以被归类为“宗教”。中华文化体系里的儒学是不是一定要纳入西方文明中的“宗教”（religion）范畴？是否需要在儒学之外再析出一个“儒教”？学者们对于这些议题所表达的不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对“宗教”概念的认识与定义。由于对“宗教”的概念定义与评判标准不同，各自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中原皇朝历史上从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中原地区也从未出现“政教合一”政权。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先生认为，西汉之后中国成为“儒法国家”，创造出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这与欧洲历史形成强烈反差。相比之下，宗教战争几乎贯穿基督教诞生后两千多年的欧洲和中东历史。这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重大差别之一。虽然欧洲国家在宗教改革后推行“政教分离”，但是直至今日，西方国家的文化基调和道德基石仍是基督教。对于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没有宗教的道德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是世俗性，这一点恐难否认。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在《中国思想史十讲》中也指出：“大多数文明以宗教和法律作为政治及社会制度正当性根据，唯有中华文明历史上以道德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行动正当性的最终根据。可见中国文化历史有多么独特。这是中西方文化产生差异的源头。”二、中华文明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道”而不是宗教情怀或个人主义中华传统文化崇尚的是包括天下万物运行规则在内的“天道”，也被有些学者概括地表述为“天、地、君、亲、师”，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几千年来，历代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就是这样一幅尘世间人尽其才、遵守公德、各得其所、和谐有序的社会图景。中国人坚信“天下大同”的人类理想与“天道秩序”的终极力量，认为人应“畏天命”（《礼记·季氏》），而在“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宗旨指导下的“教化”过程则是“天下”人类各群体感悟并接受“天道”的过程，而且坚信所有的人群迟早都应能接受这一“天道”。“中国文化大统，乃常以教育第一，政治次之，宗教又次之，其事实大定于儒家之教义也”，这就是钱穆先生心目中“宗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也体现出中华文明对“宗教”的理解。中华文明可以包容外来的宗教，但其自身的土壤却无法产生西方一神教性质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先生在其《天下体系》一书中认为：“中国思想中不承认绝对在外的超越存在，也就是那种无论如何也‘化’不进来的存在。这样，中国就不可能有宗教，也不可能有绝对不可化解的敌人。……承认超越存在的理论后果就是宗教以及与人为敌的政治理论。这是西方思想的底牌。从个人主义、异教徒到丛林假定以及民族/国家的国际政治理论等等陷世界于冲突和混论的观念都与承认超越者概念有关。” 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华文明不提倡个人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公德和万物众生都应遵循的“天道”，这是另一种道德伦理体系。如赵汀阳先生在《天下体系》中所论：“对于制度的合法性的证明来说，‘民心’比‘民主’更为正确。……因为大众的选择缺乏稳定性，随着宣传、时尚和错误信息而变化无常，只是反映暂时偶然的心态，而不是由理性分析所控制的恒心，……因此，民心并不就是大众的欲望，而是出于公心而为公而思的思想。”中国人所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讲的决不是西方式“民主选举”中的多数，而是顺应天理、符合“为公而思”的公心，这种“公心”所考虑的是天下之人，不是某个宗教派别的信众，不是某个政权下辖的国民，也不是某个小群体或个人。中华传统文化虽然强调社会公德和集体伦理，不强调个人权利，但并非没有平等观念。中国人的“平等”观念，既体现在与异文化异群体的交流中，体现在尊重境内不同族群传统和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也体现在财产继承制度中。中原地区的财产继承是男性子嗣均分制，而不是欧洲或日本社会的长子继承制。中国人没有欧洲社会的家族“世袭”概念（中国各朝代有不同的爵位“世袭”制度，如清朝的“世袭罔替”可保持原爵位，“世袭”类则爵位品级递减。这与欧洲封建制度中的爵位、领地、特权世袭制度并不一样），不仅皇朝世系可以“改朝换代”，民众和士人可以接受那些尊崇并继承中华文化的异族统治者（亡国而不亡天下）；贵胄世家也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离娄章句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中原皇朝历代选拔贤能的主要渠道是面向全体臣民的科举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曾十分赞赏中国的科举制，认为比欧洲各国的爵位领地世袭制更加体现出平等精神。1721年，位于今天德国东部的哈雷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副校长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在一场演讲中宣称：“在中国的典籍里，没有提到上帝和对他的信仰，也没有提到对上帝的爱与恨，更谈不上对上帝的信心。”他告诉听众，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集理性、道德、传统、常识于一体，影响了中国上至皇帝下至百姓近两千年，这足以证明没有神权，人类依靠自己理性的力量也可以建立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世界上所有其他不相信上帝的民族都堕入偶像的崇拜，中国人惟一保持了自然所赋予人的力量。”不仅如此，古老的中华文明和伦理哲学比《圣经》和西方的基督教更古老，而且完全可以与之媲美，甚至更优越。在这种“天道”秩序中的中国皇帝，其角色与社会功能自然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帝王。在对英国法学家爱德华·甄克思（Edward Jenks, 1861—1939）所著《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初版于1900年）译本所做的评议中，19世纪70年代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先生（1854—1921）把中国帝王与欧洲帝王进行了比较：“读此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夫彼专为君，故所重在兵刑，而礼乐、宗教、营造、树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事，皆可放任其民，使自为之。中国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兵刑二者，不足以尽之也。”直至今日，国家官员们在中国社会仍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父母官”，在国内任何地区如果在经济财政、民生就业、物资供应、抢险救灾、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健、教育质量、宗教管理、社会保障、道德治安甚至环境生态等方面出现任何问题，中国国民都会指责政府部门的失职，而政府官员也会被问责，似乎官员们仍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西方国家的政府，主要责任限于国防（“兵”）和执法（“刑”）。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道”观和民众对执政者角色功能的期望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我们在理解古代甚至今天的中国社会时，要认识到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政府之间的本质性差别。三、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地区多样性和对外来文化的罕见包容度在与来自“中华文化圈”之外其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中华文明先后容纳了外部传入的多种宗教及教派。唐代，天主教即以“景教”之名传入中土。图为记述景教在唐代流传情况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正因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既没有一神教文明那种强烈的“零和结构”的排他性，没有严格无神论的反宗教性，也没有基于体质差异的西方种族主义观念，对人们在相貌、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也表现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宽容心态，甚至所谓的“华夷之辨”也仅仅是文化观念的差异，而不是本质性的区隔，所以，中华文明对内部文化多样性和各种外部文明都表现出罕见的包容态度。但也恰恰是这种宽松的包容态度，客观上降低了周边群体的心理距离感，增强了周边群体潜在的情感向心力和凝聚力。梁启超先生（1873—1929）在1897年发表的《春秋中国夷狄辨序》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中的“夷夏之辨”，完全不同于近代的“种族”（race）、“民族”（nation）或“族群”（ethnicity）概念：“春秋（指孔子的儒家经典——引按）之号夷狄也，与后世特异。后世之号夷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夷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春秋之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虽中国人，靦然而夷狄矣。其无夷狄之行者，虽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那么什么是“中国”？什么是“夷狄”？“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就社会内部而言，这种宽松的包容度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活跃和民间创造力的萌发提供了空间，使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哲学、史学、文学、医学、兵法、天文、科技、建筑、农耕、陶瓷、冶炼、丝绸纺织等领域出现了后世鲜见的“百花齐放”盛况。从中原各诸侯国“诸子百家”中衍生出儒学、老庄、法家、墨家等许多流派，许多学者跨流派互为师生，在交流与竞争中彼此借鉴、相互包容而不是强求同一，其结果反而促进了事实上的相互融合，这就是历史演进的辩证法。儒学通常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思想主脉，需要注意的是，儒学在其后续发展中不断吸收融汇其他学派的思想，始终处于演变过程之中。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涵盖辽阔地域的政治体系。为了推动管辖区域内的行政体制和文化体系的同质性，秦朝设立郡县，推行“书同文”，此举加快了中原各地域之间的文化融合，逐步形成以统一文字为工具载体的中华文明体系。如赵鼎新先生所论：“由于表意性的文字书写系统能够脱离语音而使用，这极大地便利了使用不同方言乃至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之后的中国历史表明，虽然是帝国儒教为精英文化的统一提供了基础，但为这种文化的传布和绵延提供物质基础条件的却是表意性的汉语文字。”苏秉琦先生指出，在秦代，“以形、意为主又适应各地方言的方块字被大家所接受，成为其后数千年间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产生了极强的凝聚力。”欧洲和世界一些地区发明了拼音字母，用以发展书写文字。由于各地区存在不同的语言发音，因此各地语音的差异在拼写中构成了今天许多不同文字的基础。虽然与拼音文字相比，中国的方块字较难记忆和书写，但是各地人群一旦学习使用方块字，便能够克服语音差异而相互交流，并很容易被吸收进中华文化体系和进入中国的经济贸易体系。同时，中原社会的繁荣发展也对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指出：“象形表意的中国方块字，有利于克服由于地域辽阔所带来的方言繁杂的障碍，成为几千年来始终畅通的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只有具备这种重要的通讯工具，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跨地域的文化联系。”与此同时，秦朝推行“车同轨”，统一货币与度量衡，有效地促进了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和统一经济体系的形成，秦朝的这些规范化的措施符合当时东亚大陆的社会发展趋势，推广传播了中原地区的思想体系、工艺技术、社会组织形式与文化艺术活动。汉代印刷术的出现和隋朝创立的科举制进一步推进中原皇朝管辖地域内各地区之间的文化统合。凡是实行了科举制的地区，不论其存在哪些族属语言差异，当地的精英人士都逐步融入中华文化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认为：“科举制更使‘书同文’制度化为一种统一的全国性思想意识市场，恰起着类似近代西方全国性经济市场所起的维系作用。”同时，“科举制的社会功能并不止教育”，“在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中原文明的传播地域逐步从黄河和长江流域扩展到珠江流域和周边其他地区。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各地区地理自然风貌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齐鲁、燕赵、吴越、秦、楚等不同区域的地方性传统文化长期以来依然得以保留特色。共性与特性并存，一体与多元并存，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另一个特质。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作为东亚大陆人口与经济核心区的中原地区始终与周边地区保持密切与深入的文化互动，不仅中原地区的文化与科学技术被传播到周边地区，同时中原人群也积极学习和吸收周边地区的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地区之间的贸易、迁移与通婚（和亲）成为传统交流方式，从而逐步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区，以漠北草原、西域戈壁、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等周边地区为区域性文化中心的“大中华文化圈”。顾颉刚先生（1893—1980）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三大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文化集团”和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文化集团”。这几个“文化集团”在长期互相交往中彼此影响、相互交融，既有共性又保留特性，许多文化元素以共生的方式渗透到各地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中。费孝通先生（1910—2005）认为，在战国和秦代，在中原地区和北方草原形成了农牧两大统一体，也就是“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两大统一体对峙拉锯了上千年，长城便是这两大统一体相互征战的结果。最后清朝才真正把南农、北牧两大统一体聚合在一起，完成了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无论是三大文化集团，还是南北两大统一体，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都属于“四海之内”的“天下”，也都在这个“东亚大陆生态区”和中华文化圈的涵盖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在与来自“中华文化圈”之外其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中华文明先后容纳了外部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基督教等宗教及教派，吸收了外来宗教的许多文化元素，包括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制度形式和文学艺术。在文化和思想交流中，孔子主张“中庸之道”，不偏狭不极端。中华文明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老子则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道德经》）正是这种主张“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思想，使中华文化对内部多样化和外来异文化具有举世罕见的文化包容度和融合力。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中，我们可以看到外来宗教进入中原地区后出现不同程度的“中国化”现象。例如元代的回回穆斯林已在一些礼俗上接受汉人影响，如（1）取表字、采汉姓；（2）冠居名、堂号；（3）遵丁忧、汉丧之制；（4）行节义之礼。元代的“三掌教制”和伊玛目制“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种创制，在一般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尚属少见”。中原地区清真寺在建筑风格上普遍采用了汉地的砖混结构、四合院形制和殿堂式建筑。明朝颁布法令推动穆斯林与本地人通婚，促进族群交融，中原地区的汉语（其实“汉语”一词也是近代出现的，清末才确立“汉语”作为超越单一族群、地区的帝国语言的法定地位）成为回回的通用语言。明代穆斯林学者胡登洲精通儒学、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认为“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明清之际穆斯林学者王岱舆（1580—1658）运用儒学思想诠释《古兰经》，提出：“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清代穆斯林学者刘智（1669—1764）认为，“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广大中国穆斯林不仅在政治上认同中国，在伊斯兰教与中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中也出现文化上的“二元认同”现象（既认同伊斯兰教，也认同中华文化）。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东汉时期自印度传入中土，中原学者高僧用《老子》《庄子》及《论语》语义来解读印度佛学义理，出现“格义佛学”。葛兆光先生认为，“人们借助老庄对佛教进行解释，佛教也是在不断翻译和解释之中，加入了（老庄——引按）这一思想系统，并使之开始彰显它的系统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也征服了佛教”。范文澜先生指出：“唐朝佛教中国化，即佛教玄学化，这是化的第一步。……佛教儒学化，是化的第二步。” 佛教到了中国之后，“出家众的生活来源发生了变化，由托钵化缘式改变为坐拥土地及寺产的安居受供式”。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势必需要相应的制度来规范，即此，中国式的祖师清规就出现了。“《百丈清规》是祖师清规的先行者，其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训，即要求出家众要进行寺务劳作乃至下地耕稼，这在印度佛陀时代是未曾有的事。”这就是佛教教仪和教制的中国化。同时，佛教传入西藏后，在与当地苯教交融中形成今天的藏传佛教。源自印度的佛教由此转化成为本土化的中华宗教，包括流传于中原地区的禅宗等流派和流传于蒙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各流派，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天主教即以“景教”之名传入中土，元代方济各会修士曾来中国传教，明、清时期利玛窦、汤若望等先后来华传教，“努力将天主教教义解释成与儒家义理完全相合的价值系统”，1700年清朝的天主教徒达到30万人。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原地区。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基督教新思潮运动”推动中国基督教学者“将基督教伦理化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接”，“主张基督教徒和教会要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建设”，积极投身于当时的平民教育与抗日救亡运动。这些活动不仅推动几百万中国基督教众融入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大潮，也使基督教文化成为今天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以上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对外来宗教与文化的强大包容力，感受到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积极吸收和容纳外来文明的文化心态。四、中华文明开展跨文化交流的核心理念是“和而不同”和“有教无类”在与其他群体交流过程中，中华文明不是简单地排斥其他信仰与学说，所以中国人从来没有“异教徒”的概念。图为明代时到中国传教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神父利玛窦（左）与中国科学家徐光启。人民日报 资料图中华文明之所以对外来文明与宗教表现出十分罕见的包容度，这与其世俗性的本质和文化自信密切相关。中华文明自认是各方面比较发达、在“天下”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对周边群体负有“教化”的责任与功能。在汉代成为中华文明主脉的儒学是一套有关世俗社会伦理秩序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接受这套文明规范的群体被视为“华夏”，尚未接受的群体被视为“蛮夷”，二者之间仅为“文明程度”的差异。在与其他群体交流过程中，中华文明所持的是“有教无类”的立场，采用“教化”的方法来“化夷为夏”，而不是简单地排斥其他信仰与学说，因此中国人从来没有“异教徒”的概念。苏秉琦先生指出，由于在孔子的年代，中原地区居民的人种成分十分复杂，“所以，‘有教无类’主要不是指社会贫富等级差别，而是种族特征差别”，表示对不同祖先血缘及语言文化群体施以教化时应一视同仁。在对人类群体进行划分时，中华文明注重的是可涵盖“天下”所有人群、具有“普世性”的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而不是其他文明所强调的体质、语言、宗教信仰差异等族群特征。在与异族交往中推行“教化”的方法是“施仁政”，“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主张以自身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德行来对蛮夷进行感召，而不是使用武力手段强迫其他群体接受自己的文化。这种政策的前提是对中华文明优越性的高度自信。“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孟子·公孙丑上》）。甚至连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也强调“天子”的军队应为“仁义之师”，“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篇第三）。因为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和传播，所以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夷夏之辨”中的“化内”和“化外”可以相互转化。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所论：“‘天下’是绝对的，夷夏却是相对的，所需要辨认的，只是中原文明而已。血缘和种族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但文明却可以学习和模仿。因此，以华变夷，化狄为夏，不仅在中国历史中为常态，也是中华帝国文明扩张的使命所在。”钱穆先生指出：“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夷夏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动态与辩证的关系，如清末民初学者苏舆（1874－1914）所论：“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之道，即夷之，…… 以此见中国夷狄之判，圣人以其行，不限以地明矣。”因为中华传统的基本观念认为四周“蛮夷”与中原群体（“华夏”）同属一个“天下”且具有可被“教化”的前提，所以儒家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观念，明确淡化“天下”各群体之间在体质、族源、语言、宗教、习俗等文化领域差异的意义，强调不同人类群体在基本伦理和互动规则方面存在重要共性并完全能够做到“和而不同”与和睦共处。儒学发源于中原地区并在后世以汉人为人口主体的中原皇朝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观点得到普遍接受。但是在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几千年持续的文化与政治互动中，儒学就完全没有吸收周边群体的文化元素而有所变化吗？孔子的思想本身就是在春秋时期“华夏”与“蛮夷”的文化与政治互动中产生的，这种文化互动自孔孟之后应当仍在延续，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就明显受到外来佛教的影响。换言之，后世的儒学已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汉人之学”，而应当看作以中原地区文化传统为核心并吸收周边其他文化因素的“中华之学”。所以，如果把边疆政权在“入主中原”后对儒学思想的吸收和尊崇（“儒家化”）等同于“汉化”，这样的观点就把中国历史上复杂的文化互动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了。首先，我们不能把“儒学”简单地等同于“汉人文化”。其次，周边政权（包括“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吸收以儒学为主脉的中华文化传统的过程也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个动态的吸收过程，周边政权在不同时期对中原文化有着不同的接纳态度和不同的吸收程度；另一方面周边政权必然努力保持自身原有文化传统和群体认同意识。这是两种努力同时并行并相互影响的文化互动策略和文化交融模式。五、中华文明的群体认同核心是“天道”而不是西方文明的“民族主义”与欧洲的文化传统全然不同，中华文明强调的是“天道”中的社会伦理与政治秩序，主张“和而不同”，领悟并遵从“天道”的群体即是享有文化素质的人，其他人群尚有待“教化”。孔子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范文澜先生指出：“中国、夏、华三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是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 晚晴思想家王韬（1828—1897）在《华夷辨》一文中指出：“……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因此，在中华文明的这种具有高度包容性、动态化和辩证思维的认同体系中，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僵化“民族”（nation）概念。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先生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中国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1921—2008）则径直把中国称为“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系”。即使晚清政府在某些形式上、特别是在与西方列强交往中表现得像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与各国互派公使并建使馆，设定国旗国歌，翻译《万国公法》，签订国际条约、设立海关等，但是在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中始终是一套传统的中华文明体系在发挥作用。民国时期学者在讨论“民族主义”概念时，曾努力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加以发掘，如熊十力先生（1885—1968）认为：“民族思想之启发，自孔子作春秋，倡言民族主义，即内诸夏而外夷狄。但其诸夏夷狄之分，确非种界之狭陋观念，而实以文野与礼义之有无为判断标准。”刘小枫进而认为“儒教不是种族区分的民族主义，而是文化区分的民族主义”。孔子的群体分野确实没有西方文明中的种族主义观念，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夷夏之辨”与源自西方现代观念中的“民族主义”应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很难进行这样的概念比较。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族群观念中的实质是“中国文化主义”。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指出：“文化主义是一种明显不同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文化主义指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感的信仰，而无需在文化之外寻求合法性或辩护词。”“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式，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杜赞奇认为，这种文化主义“把文化——帝国独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统——看作一种界定群体的标准。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取决于是否接受象征着效忠于中国观念和价值的礼制”。中国传统认同体系的核心是文化认同，对“天道”和儒家道德伦理的崇敬就是中国人的信仰体系。所以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1991）特别指出：“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 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以“文化”确定群体认同和“有教无类”的主导思想。赵汀阳先生认为，在面对内部多样性和与外部文明相接触时，“‘不拒他者’是中国的传统精神，而民族主义之类才是西方的思维”。民族主义是具有某种具有“零和结构”和强烈排他性的群体认同意识形态，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话语中“nation”的“民族”概念，也不可能滋生出西方式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体系。结束语中华文化延续了三千多年，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十分罕见，这与作为中华文化主脉的中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密切相关。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传统，在发展中演化出独特的语言文字体系，孕育出有特色的农耕文明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组织，发展出非无神论的世俗性文明和与之相关的非体质血缘的群体认同体系。这一特质使得中华文明体系既可包容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在对外交流中也以“和而不同”和“有教无类”的精神呈现出对外部文化的罕见包容性。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群体认同体系逐渐发展出一种动态与辩证的立场与视角。概而言之，中华文明的这些特质与西方以一神论为主流的宗教特质以及僵化地看待体质-语言差异的民族主义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区别。这是我们今天在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体系和政治格局时需要关注与继承的宝贵历史遗产。近代以来，欧美帝国主义在对外关系中践行的是“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地缘政治中的“霸权”理念和“修昔底德法则”至今仍然主导着某些国家的外交思路。在今天的国际交往中，中华文明与外部文明-政体交往中遵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求同存异”的基本思路构成了中国外交活动的文化底色，使其具有不同于欧美国家外交的文化风格，赢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真诚友谊，也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大格局注入了新的元素。（本文原刊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原题：“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略去注释和参考文献，正文略加简化和重新编辑，并经作者审阅。经授权刊用。）

圈子本是个数学代名词，标准的定义是：圆而空的平行空间；环形；环形的东西。引申到社会生活中，意指集体的范围或者活动范围。这个定义是简洁而准确的，是普通老百姓所理解的圈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自己为圆心，以不同的纽带为半径，就可以画出不同的圈子：以血缘而定的亲人亲戚圈，以交际而定的朋友圈，一起工作的同事圈，此外还有可以有同学圈、老乡圈、娱乐圈等等，不一而足。在社会职业框架上，我们也经常说各种圈子：演艺圈，体育圈，学术圈，政治圈……圈子无处不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圈子交织而在，各色人等也就生活在各种各样对圈子中。有的人圈子多，有的人圈子少；有的人是圈子中的重要人物，有的人就是跟着人家混；有的圈子慢慢变小甚至不存在了，有的圈子却逐渐变大了；有的圈子很封闭，人难以进入，充满了神秘色彩，也有的圈子松散无序，散漫自由。圈子给人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这是每个人生存的心里需要。

2021年六安市省示范高中高三教学质量检测高三文科综合试卷考生注意:1.本试卷分第I卷(选择题)和第I卷(非选择题)两部分,共30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2.请将各题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3.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高考全部内容。第I卷(选择题共140分)本卷共35小题,每小题4分,共140分。在每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川派盆景又称剑兰盆景,发源于成都市寿安镇,是园林艺术中的珍品。川派盆景制作包括选种、选盆、用土、栽种蟠扎等工序。山水盆景以气势雄伟取胜,突出高、悬、陡、深的特点,文化底蕴深厚,制作技艺精湛,具有浓郁的四川地方特色。盆景的养护管理要求极其严格,需要定期的浇水、施肥、翻盆换土。据此完成1~3题。1.成都市发展川派盆景的有利自然条件有①昼夜温差大②热量充足③土壤肥沃④病虫害少A.①④B.②③C.①③D.②④2.川派山水盆景高、悬、陡、深的造型创作源泉主要来自当地A.园林风格B.原料构成C.市场需求D.山水地貌3.盆景养护管理要求极其严格,主要受制于A.气候条件B.园艺技术C.养分补给D.植物品种下图示意2018年某城市旧城工业片区改造规划方案。据此完成4~6题。4.依据图示规划，该片区的主导功能由工业用地转变为A.行政用地B.商业用地C.住宅用地D.文化用地5.图示甲、乙、丙、丁四个位置中，距离该旧城改造后的核心区域最近的是A.甲B.乙C.丙D.丁6.该城市后续规划将不再继续利用原铁路干线的主要原因可能是A避免铁路运输扰民B.该线路的客货流减少C.防止城市向西北扩展D.此路段安全事故多发横沙通道全长8km左右,位于长江口长兴岛与横沙岛之间,是长江口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水道,两岸港口、码头众多,岸线资源利用程度高。下图为2001~2017年横沙通道某水下地貌的一20 m等深线位置变化示意图。据此完成7~8题。7.该水下地貌最可能是A.冲积扇B.河漫滩C.三角洲D.冲蚀坑8.今后,该水下地貌.A.深度不断变浅B.南北坡度变大C.逐渐靠近长兴岛D.不断向南北延伸林线是指在高纬度地区或高山地区,由于低温(月平均气温最高在7 °C以下)、风及土壤等条件而不能形成森林的界线。在亚热带部分山区,森林分布低于气候林线下方,被称为“假林线”。广东石门台(最高峰海拔为1586.8 m)位于珠江三角洲平原向粤北山区的过渡区域。下图示意2011年和2015年石门台“假林线”在不同坡向上的高程分布特征。据此完成9~11题。9.石门台“假林线”附近地区森林A.树干高大粗壮B.树形多分枝和弯曲C.垂直分异明显D.叶面宽阔且有蜡质10. 2011年和2015年北坡“假林线”海拔均高于南坡,其主要是因为北坡A.土壤水分蒸发慢B.气温变化大C.山间云雾天气多D.太阳辐射强11.石门台山顶形成“假林线”景观,最可能是由于A土壤肥沃B.受人类活动干扰C.气候寒冷干燥D.坡度较缓12.汽车库存预警指数以50%为荣枯线, 50%以上意味着终端市场压力明显增大。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11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0.5%,较10月上升6.4个百分点。由上述数据可推断①我国汽车行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②汽车消费作为新的消费热点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③我国汽车行业供过于求的局面没有得到缓解④汽车经销商可能会推出多项优惠促销活动A.①②B.①③C.②④D.③④13.中国民航局会同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民航国内航线运输价格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自2020年12月1日起,放开3家以上(含3家)航空运输企业参与经营的国内航线的旅客运输价格。改革后,由市场调节运输价格的国内航线大幅增加。这一改革①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②有利于发挥价格作用,改善民航企业服务质量③使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得到进一步强化④优化了营商环境,降低了民航企业的经营风险A.①②B.①④C.②③D.③④14.“快闪存储器”是一种移动存储产品，可用于存储任何格式数据文件,便于随身携带。长期以来,这一产品被国外垄断。2020年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长江存储)自主研发的64层3D NAND成功打入华为Mate40供应链,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可见,这一技术成果①有利于长江存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②是国内集成电路市场充分竞争的必然结果③表明科技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④有助于完善国内产业链,保障供应链安全A.①③B.①④C.②③D.②④15.2020年我国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下列传导路径能达成“六保”任务的有①保居民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职业技能→把握更多就业机会②保能源安全:加快自贸区建设→减少贸易顺差→降低能源进口成本③保市场主体: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改善营商环境→确保企业盈利④保基本民生: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保持物价稳定→稳定市场预期A.①②B.①④C.②③D.③④16. 2020年11月,某市“网民有话说”网络问政平台正式运行。依据相关规定,对于网民通过平台发表的留言,具体的承办单位根据内容和程度须在3至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无法按期办结的,必须书面说明情况。此举有利于①察民情、听民声,使政府决策反映公民意愿②聚民心、集民力,发挥民主监督的优势③护民权、惠民生,彰显人民民主的真实性④知民意、解民忧,履职尽责,强化自我监督A.①②B.①④C.②③D.③④17.某车主收到交警发的提醒短信:您的机动车适用公安部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12项措施中“优化机动车检验制度”的改革措施,机动车检验有效期延至2021年12月。材料中交警部门的做法①坚持求真务实,努力为人民服务②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水平③自觉接受监督,打造阳光政府④规范政府行为,提高办事效率A.①②B.①④C.②③D.③④19.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是与双民族同生共长的民族,在历史上都曾创制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并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华艺术种类繁多,仅演唱艺术就有蒙古族的长调、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侗族的大歌、回族的花儿、壮族的山歌等几十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①我国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②我国各民族文化深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③各民族共同熔铸了灿烂的中华文化④中华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A.①③B.①④C.②③D.②④20.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为了表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国家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国家授予杰出个人国家荣誉称号①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范式的独特创新②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③意在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④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树立了榜样A.①②B.①③C.②④D.③④21.有文艺评论家认为:“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艺术开始的地方。新闻展示的是‘怎么样’,而艺术要挖掘的是‘为什么’,也就是表达清楚人物的行为动机和逻辑关系。”从中可以看出①人们可以在实践基础上建立新的联系②艺术必须如实再现已发生的新闻③艺术必须立足人的需要反映新闻事件④艺术是对新闻事件的能动的反映A.①②B.①④C.②③D.③④22.嫦娥五号返回器在进入大气层时,会通过“打水漂”的方式进行减速,以降低大气摩擦造成的超高温度和超高过载。科研团队经过精准的计算,定制了一条完美的“弹跳轨迹”,使嫦娥五号返回器在预定着陆点安全着陆。材料体现的哲学道理有①意识活动具有自觉选择性和直接现实性②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标准③实践是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④人们的认识受主客观因索的制约A.①②B.①④C.②③D.③④24.战国前期,“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各学派争论如同“水火”。战国后期,荀子提出“治国以礼为主,礼法并施”的主张,韩非子的学说兼采道家之长。由此可见，战国后期诸子学说A.相互争鸣论战的特点B.随着社会转型走向没落C.呈现出融合的趋势D.原本存在着内在的联系25.汉文帝时期,贾谊提出“吏为民之师帅”的观点,要求选用德教之官而不可独任执法之吏,认为应重视社会教化,而官吏就是推行教化的关键。这一主张A.深受董仲舒思想的影响B.改变了汉代传统的治国思想C.主导了地方教育的发展D.有助于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26.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奴婢可与良人(自由农民)同等受田;隋代的均田制则取消了奴婢受田的规定。这一调整旨在A.打击士族阶层的势力B.改革赋税征收的制度C.推动农业经济的恢复D.强化对奴婢人身控制27.明初，废除行中书省制,在地方设立布政使,负责行政;提刑按察使,负责监察;都指挥使,负责军政。明初这一措施A.是地方行政区划的大变革B.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管控C.仿照了宋代地方管理制度D.易于造成地方官更不作为28.吕思勉对近代中国某-运动评价道 :“(中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据此判断，吕思勉评价的是A.维新变法运动B.义和团运动C.太平天国运动D.洋务运动29.下表所示为1920 年《新青年》刊发的关于各地工人状况的部分调查报告。这说明当时A.知识分子注重社会实践B.中国共产党重视工农联合C.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D.国民的参政意识日益增强30.1937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抗日军人优待条例》,明确指出军人在服役期间应享受的各种待遇以及阵亡、病亡军人家属的各项抚恤办法;1938年2月,国民政府也发出优待军人家属的训令,明确优待工作的重要性。这一现象的 出现A.推动中国抗战进人相持阶段B.反映了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C.表明国共两党需求趋于一致D.适应了政治环境变化的需要31.下图所示为1954年由上海画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幅画报，主题是“练好身体加紧生产”，画报描绘了工人们在空地上一起进行身体锻炼的场景。该画报意在表达A.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B.人民热情投入工业化建设C.“一五”计划取得辉煌成就D.全民健身成为社会新风尚32.最初罗马法学家的法律解答,仅供当事人及司法机关参考,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到哈德良等帝王统治时期，均专门指定一些法学家，授以公开解答法律的特权,明令各级司法官吏的审判活动必须受这些法学家司法解释的约束。罗马皇帝这一做法A.凸显古罗马立法的随意性B.破坏了司法权的独立C.诠释了罗马法的阶级属性D.丰富了罗马法的来源33. 1875年年底,法国在选举75名参议院终身议员时，当选者中有60名共和派;1876年,选举其余参议院议员时,又有92名共和派当选;同年举行的众议院选举,共和派也取得了胜利并得到360个席位,而王政派只有155席。这表明,当时法国A.政治保守势力已荡然无存B,民主自由之路异常艰难C.实行共和体制是大势所趋D.总统共和制度真正确立34.19世纪以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风光被充斥着钢筋水泥的巨型城市所取代，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宗教信仰等受到强烈的冲击和挑战。欧美社会普遍出现了疏离感、陌生感和孤独感。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艺术流派是A.古典主义B.现代主义C.现实主义D.浪漫主义35.1973年9月26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强调:“缓和不是暂时现象而是国际关系根本变化的开始...缓和意味着克服矛盾和来自反对和平共处的阻力。”葛罗米柯这一发言反映出当时苏联的主要意图是A.拉拢广大的发展中国家B.应对中美联合的挑战C.集中力量发展国内经济D.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第I卷(非选择题共 160分)本卷包括必考题和选考题两部分。第36题~第42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须作答。第43题~第47题为选考题,考生根据要求作答。36.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2分)我国广阔的近海大陆架上,常发育有由潮流作用形成的脊、槽相间分布的潮流沙洲群。海岸带的水体通常含有高浓度的悬浮体,这些悬浮体与潮流沙洲的形成密切相关。南黄海辐射沙洲(又称南黄海潮流沙脊)位于老黄河口至长江口北侧的江苏近岸地区,大部分沙洲在海平面以下,水下地形复杂且变化迅速。各沙脊的长度多在10~100 km,宽度在10~15 km,沙脊之间发育的潮沟水深在10~30 m之间。南黄海辐射沙洲附近海域悬浮体浓度很高,物源丰富多样,季节性变化明显(夏季悬沙浓度值最低,冬季表层悬沙浓度值最高,平面扩散范围也最大),影响范围广,是世界上悬浮体含量最高的海域之一。下图示意南黄海辐射沙洲位置。(1)从形态、地理位置的角度,描述南黄海辐射沙洲的特征。(4分)(2)指出形成南黄海辐射沙洲的主要动力。(6 分)(3)现阶段南黄海辐射沙洲南部地区的沉积物主要来源于长江，试说明原因。(6分).(4)从大气环流的角度,分析南黄海辐射沙洲附近海域夏季悬沙浓度值低，冬季表层悬沙浓度值高的原因。(6 分)37.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4 分)河南三秋伏陈醋厂位于驻马店市水屯镇三秋工业园区,三秋伏陈醋秉承千年传统酿醋工艺,每年初伏(约7月中旬),精选优质小麦高温蒸煮入池发酵,暴晒三伏,夜露百日有余，淋于霜降,醪熟得醋,因历经三秋三伏方得佳品,故名三秋伏陈醋。2015 年该厂着手打造以醋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园区一三秋醋博园,园区集陈醋生产 、醋文化工艺、食醋历史沿革等为一体,结合驻马店人文历史营造了一个综合性旅游休闲度假区,填补了河南省文化旅游的一项空白。下图示意驻马店陈醋厂及醋博园地理位置。(1)说明三秋伏陈醋品质优良的原因。(6 分)(2)从成本角度分析该市醋加工业市场竞争力强的原因。(8分)(3)简述建设三秋醋博园对三秋伏陈醋厂的积极意义。(6分)(4)为促进三秋伏陈醋企业进一步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4 分)3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分)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连续5年每年新增安排200亿元,2020年达到1 461亿元。2020 年又一次性安排综合性财力补助资金300亿元，支持补齐挂牌督战地区脱贫攻坚短板弱项。在分配农业、水利、生态、交通、教育等行业转移支付时,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倾斜,重点支持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支持义务教育控辍保学,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基本实现“应返尽返”;加大健康扶贫投入，支持贫困人口参保,提高报销待遇，实现医疗保障托底;加大对重点对象的倾斜支持力度,提高危房改造补助标准;支持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等。2020年12月,财政部表示,将按照大扶贫格局要求,把脱贫攻坚摆在财政支出优先保障地位,确保投入力度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生活知识,说明把脱贫攻坚摆在财政支出优先保障地位的合理性。40.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6 分)景德镇是我国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在传承优秀陶瓷文化中担负重大历史使命。景德镇的陶瓷工艺历经千年洗礼,但窑火始终不断,技艺始终得以保留传承。景德镇对陶瓷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古法工艺的传承,还包括历史记忆的保留。在景德镇,既有大批瓷窑遗址的挖掘保护,又有陶瓷文化场馆的建设,还有诸如陶溪川等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在产品领域，景德镇陶瓷既传承优质白瓷,也制造具有现代工艺的釉瓷;在工艺领域,景德镇陶瓷在结构陶瓷、生物陶瓷等诸多领域取得创新与突破;在人才领域，景德镇锻造和吸纳了一批国家级优秀人才和优秀从业人员;在创新理念方面,景德镇始终致力于以创新驱动战略来创造全球最好的陶瓷产品，吸纳全世界名瓷产区经验,以全球发展眼光为千年瓷都谋篇布局。时至今日,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感知中国发展的时代脉搏。如何在新时代传承陶瓷文化、延续工匠精神依然是我们需要担负的历史重任。(1)结合材料,运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知识,说明景德镇为什么能够窑火不断、越烧越旺。(10分)(2)结合材料,运用矛盾基本属性的知识,对新时代陶瓷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加以说明。(12分)(3)陶瓷文化是景德镇的重要名片,请你为景德镇推广陶瓷文化撰写两条宣传标语。(4 分)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材料一唐朝后期,战争不断,经济政治衰退,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爆发民变,经济重地的江南地区经过黄巢之乱的打击,唐朝统治已名存实亡。宰相与宦官争权不断,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不休,907年,节度使朱温废掉唐朝皇帝建立后梁。——摘编自吴文良《泽潞刘氏的兴亡与唐代中后期的政治》材料二法国大革命前,法国曾在路易十四时期经历了称霸欧陆的辉煌,对内发展工商业,对外开疆扩土,波旁王朝的势力遍及整个欧洲,法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国内财富迅速增加。然而,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政治体制的腐朽、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分配的不公,法国的社会状况日益恶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再加上路易十五对外作战不利,欧洲诸国均敌视法国,在内外矛盾交加之下,启蒙运动又为法国人民指明了革命的方向,所以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波旁王朝迅速由鼎盛走向崩溃。——摘编自冯德昕《大革命前(1661-1789)法国社会状况的特点及启示》(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代后期的统治危机。(9 分)(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世纪末法国波旁王朝衰亡与唐代衰亡的本质不同,并分析不同的原因。(12 分)(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法封建王朝兴亡的历史启示。(4 分)4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1867~1870年，游历英国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主张以商为“国本”。他说:“迁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盖富强即治之本也。”“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担任过洋行买办、长期从事洋务企业经营管理的郑观应指出:“中国以农立国,西洋以商立国。....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利已,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状元实业家”张謇认为:“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事所固然。”——摘编自张霞《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晚清社会经济思想的理解。(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请考生从2道地理选考题、3道历史选考题中每科任选一题作答。如果多做,则每科按所做的第一题计分。43. [地理一选修 3:旅游地理](10分)浙江省建德市大慈岩镇上吴方村有着640余年的历史,至今还保存着完整的明清建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距离国家级大慈岩风景区6 km,乡村旅游业十分发达。近年来,该村注重对古建筑群的保护与开发,一幢幢统一规划、设计与布局的杭派民居格外引人注目,处处彰显着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古村面貌焕然一新。说明上吴方村统--规划建设民居对 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有利影响。44. [地理----选修6:环境保护](10分)近年来,细颗粒物已经成为影响京津冀地区大气的主要污染物,其中,气溶胶污染严重。湿清除作为大气中气溶胶粒子的主要清除机制,是大气自净的重要过程之一,降水是湿沉降的主要过程,对PM2. 5的清除有重要影响。下表为京津冀地区不同等级PM2. 5质量浓度在有降水与无降水时的出现频率[空气质量根据PM2. 5浓度分为优、良、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严重污染(大于250 ug. m~“及以上)]。(1)概括在不同PM2. 5质量浓度的情况下,有降水对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作用强度的区别。(4分)(2)简述导致京津冀地区PM2.5质量浓度上升的气象条件。(6 分)45. [历史一-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5分)材料近代中国货币制度长期落后,到了20世纪20年代更是陷入混乱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统一币制成为巩固政权的急切要务之一,而要统一币制,必先实行“废两改元”。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被迫谋求通过币制改革来摆脱经济危机。20 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侵华愈演愈烈,妄图把整个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同时,红军长征取得胜利,其日益发展壮大使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了严重威胁。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根据英国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爵士提出的方案,实行法币政策(法币,意即此币具有无限法偿资格,为收付一切公私款项、-切债权债务的合法手段,任何人不得拒绝接受)。这两次币制改革基本上实现了中国币制的近代化,顺应了国际潮流。统一的货币流通市场的形成,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在币制改革后的头几个月内,出现了几十年内未曾有过的贸易顺差。但是,法币政策在本质上是一种殖民地货币制度,这决定了币制改革最终的失败。——摘编自陈春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币制改革》(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的背景。(6 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9 分)46. [历史-选修3: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15分)材料自1913年威尔逊担任总统以来,他率先承认中华民国。一战爆发后,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为代表的美国在华侨民竭力与中国亲善,许多美国侨民,包括商人、军官.外交官均给予中国的反日行动极大的支持。1917 年,商务印书馆率先编辑出版《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在1918年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派驻中国之前,中国媒体界已经自发地宣传威尔逊的主张了。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界对民主共和抱有乐观的希望，“美国每届新总统莅位,其仪式之庄严,恒有非世界其他共和国所能及”,《东方杂志》就经常刊登有关威尔逊的主张。1919年,克劳领导的东方通讯社正式更名为“中美通讯社”,宣传威尔逊总统的战争演说、外交政策,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摘编自马建标《塑造救世主:“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根据材料,指出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8 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7分)47.[历史- -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15分)材料.朱德润(1294- 1365),平江(江苏苏州)人。工书法,师法赵孟频、王羲之,格调道丽,笔致遒健。擅山水画,师承许道宁、郭熙,所画多作溪山清远、峰岳耸秀、林木挺健,山石用卷云皴,树作蟹爪枝,颇具真实感。他儒学底蕴深厚,善诗,多写景状物，亦有触及时弊之作,如 “人生盗贼岂愿为,天生衣食官迫之”等。元延祐六年(1319年)冬季,他在赵孟類的引荐下入京,其才华受到元代统治者赏识并得到重用,声名鹊起、红极一时。他曾赴高丽为官,与高丽国国王王璋、高丽国年轻大儒李齐贤的交往密切。晚年的朱德润长期归隐山林,一直为当时的士人所推崇。——摘编自李天垠《元代宫廷之旅一-沿着画家朱德润的足迹》(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德润受到士人推崇的原因。(6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朱德润。(9 分)高三文科综合试卷参考答案地理1.B 2.D 3.C 4.C 5.B 6.A 7.D 8.D 9.B 10.A 11,B12.D 【解析】本题考查供求关系的知识，考查考生解读信息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材料反映了我国汽车行业的库存预警指数上升。根据材料对该指数的分析可知，我国汽车库存增加，行业供过于求的局面呈现加剧趋势，而经销商为了降低库存可能会采取优惠促销等手段来推动汽车销售，③④是对材料的正确解读和推导，行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观点宋符合实际，①不选。汽车消费并不是新消费热点，②不选。13.C【解析】本题考查市场作用的知识，考查考生获取信息、运用所学知识分析材料的能力。我国早已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⑦观点错误。材料中的改革并不能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④不选。②③从改革带来的积极效果角度分析，符合题意。14.B 【解析】本题考查科技创新、国家经济安全等知识，考查考生获取信息、理解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长江存储的热术突酸，一方面能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能打破国外垄断，有助于完善我国国内产业链，保障我国相关行业的供应链安全，①@符合题意。材料没有涉及国内集成电路市场竞争问题，②不选，材料不涉及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③与题意无关。15.B 【解析】本题考查供求与价格、就业的相关知识，考查考生调动和运用知识进行合理推导的能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可以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从而使其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居民就业具有重要意义，①符合题意。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可以保持供求基本稳定，对保持物价稳定、保基本民生具有重要意义，④符合题意，减少贸易顺差并不一定会降低能源进口成本，②不选，③中"确保企业盈利"的说法绝对化，应排除。16.C 【解析】本题考查民主监督、人民民主的真实性等知识，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政府决策应该反映人民意志和意愿，而非公民意愿，①表述错误，排除。网络问政平台涉及的是群众监督，这属于外部监督，而非自我监督（内部监督），④不选。该市运行网络问政平台，拓宽了居民行使监督权的渠道，有助于发挥民主监督的优势，彰显人民民主的真实性，汇聚民情、凝聚民心，保护人民权益，改善民生，②③正确。17.A【解析】本题考查政府转变职能、维护人民利益的相关知识，考查考生获取信息、理解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材料中交警部门的做法是坚持求真务实，努力为人民服务的表现，也是主动转变职能，提高服务水平的体现，①②符合题意，材料不涉及监督及办事效率的问题③④鸟题意无关。18.D 【解析】本题考查当代国际社会等知识，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在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中，大国应该主动承担责任，履景主极国家的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③④正确。大国外效依然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①表述错误，排除。大国要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而非主导性作用，②不选。19.A 【解析】本题考查中华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的相关知识，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运用知识分析文化现象的能力。由材料可以着出，中华艺术种类繁多，各民族的演唱艺术各有特点，说明我国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也说明客民族共向融铸了灿烂的中华文化，①③符合题意。材料没有涉及自然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出没有体现中华文化的兼收并蓄，排除②④。20.D 【解析本题考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知识，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对他们进行表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意在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同时也为培育时代新人树立了榜样，③④符合题意。材料没有涉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范式的创新，排除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②说法错误。21.B 【解析】本题考查意识及联系的相关知识，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运用哲学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艺术要挖掘的是"为什么"，也就是表达清楚人物的行为动机和逻辑务系体现了艺术是对新闻事件的能动的反映，也说明人们可以在实践基础上建立新的联系，①④符会题篆。艺术是对新闻的能动的反映，而不是如实再现已发生的新闻，②不选。艺术必须立足客观制实反映新闻事件，③说法错误。22.C【解析】本题考查实践的相关知识，考查考生解读信息、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嫦娥五号按预定着陆点安全者陆，表明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科研团队经过精准的计算，定制了嫦娥五号返回器返回的"弹跳轨迹"，说明实践是人有目例有意识的活动②③符合题意，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意识活动没有直接现实性，①不选。材料也没有体现主客观因素对认识的制约，④不选。23.A 【解析体本题考查入生价值和价值的实现的知识，考查考生解读信息、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张豪造福乡梓，帮助群众《海示我们实现个人价值需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①符合题意。张銮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说明个人的社会价值只有在为社会作贡献中才能实现，②符合题意③观点错误。④观点绝对化。24.C 25.D 26.A 27.B 28.C 29.A 30.D 31.B 32.D 33.C 34.B 35.C36.（1）呈放射状分布，形态独特（或规模大，沙脊和潮沟交错分布）;北邻老黄河口，南靠长江口，地理位置特殊。（4分）（2）潮汐（潮流）、洋流、波浪、人海径流，（答出三点，6 分）（3）距离长江人海口较近;长江径流量大，人海泥沙量大;夏半年，受夏季风的影响，南黄海存在一支自南向北流的沿岸流，将长江人海口处的泥沙挟带到此处沉积。（6分）（4）夏季该海域盛行东南风，除受台风影响外，大部分时间风速较小，风浪较小;秋冬季多偏北风，风力强，风浪大;冬季强烈的风暴潮使得海底沉积物上泛，导致沙洲附近海域海水中泥沙含量远大于夏季。（6分）37.（1）地处优质小麦主产区，原料品质高;酿醋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气候条件有利于酿酯胚料暴晒和夜露。（6分）（2）地处小麦主产区，原料丰富、价格低;劳动力充足而廉价，劳动力成本低∶公路、铁路经过，交通便利，运输成本低;地处地级市，地价便宜。（8 分）（3）提升知名度，扩大市场影响力;增加经济效益;与旅游等服务酰行业相结合，促进企业多元化发展，形成互补效应，（6分）（4）引进技术人才，加大科技投人，提升产品质量∶在保延质量的同时，缩短陈醋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加大市场宣传，提升知名度，形成自主品牌效应。（任意答出两点，4 分）38.（1）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Y2分）把脱贫攻坚摆在财政支出优先保障地位是逐步消灭贫穷（或"缩小收人分配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客观需要。（3分）（2）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3分）把脱贫攻坚摆在财政支出优先保障地位，有助于通过国民收人的再分配促进教育公平，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3分）引导社会资源向贫困地区合理配置，缩小贫困地区与转通地区的发展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3分）（考生如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宏观调控"等角度分析，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39.（1）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2分）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作为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2分）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和追求，维护人民健康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体现，是保障人民享有幸福安康生活（或"增加人民健康福社"）的内在要求;（2 分）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健康生活的需要，创造历史伟业。（2分）（2）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健在党（或"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2分）光的干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党领导健康中国建设的体现，能够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根本保证。（2分）（考生如从"我国的国家性质和本质""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执政，使党的生张上升为国家意志"角度作答，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总分不超过 12 分）40.（1）①创新是文化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证》该地文化创新意识强烈，重视吸纳陶瓷专业从业人员和创新型人才，为陶瓷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2分）⑦继承传统，推陈出新。该地在继承陶瓷文化优秀基因的基础上，突破阿瓷文化传统的保护方式和实践，推动了传统陶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3分）③面向世界，博采众长，该地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了景德镇陶瓷走向世界。（2分）④科学技术是影响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该地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陶瓷产品、生产工艺等创新，推动了景德镇陶瓷文化发展。（3分）（考生如从"文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的角度分析，亦可给分）（2）①斗争性和同一性是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2分）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2分）②矛盾双方具有斗争性，陶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存在对立的一面，继承和发展各有侧重，（2分）③矛盾双方具有同一性，陶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能够相互促进。继承是发展的必要前提，发展是继承的必然结果。（3分）④新时代陶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要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或"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结合，使陶瓷文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3分）（3）答案示例∶千年景德镇，一品陶瓷情;世界瓷都，天下景德;瓷韵景德，名镇天下;千年古镇，五彩瓷都。（每条宣传标语2分，任意回答2条宣传标语给4分，本问为开放性设问，宣传标语符合主题、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即可）41.（1）危机∶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经济衰退;农民起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9分，答出四点给8分，答出五点给9分）（2）本质不同∶法国波旁王朝衰亡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社会制度的变革;唐代是被节度使朱温建立的后梁取代，是封建王朝的更替。（4 分）原因∶法国封建制度腐朽，唐代封建制度发展成熟;法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唐代小农经济占主导;法国启蒙运动描绘了资产阶级政治蓝图，唐代儒学占据封建正统地位;做洲谐国敌视法国，内外矛盾交织，唐代则外患较轻。（8 分，法国和唐朝分开作答亦可）（3）历史启示∶统治者要关爱百姓和关注民生;政局稳囊有利于社会发展;封建王朝的发展、强盛、衰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4 分，答出两点即可，其他置之有理即可酌情赋分）42.示例∶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传统自然经济遭受冲击，逐步瓦解。洋务派创办了我国第一批近代民族企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随之兴起。作为对政治，经济领域巨变的反映，有识之土试图冲破传统经济观念的束缚，探寻以经济变革实现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5分）王韬总料中国传统重义轻利和重农抑商的观念，主张学习西方，以商为本，追求富强。郑观应与王韬在反对传统、以商立国方面主张一致，除此之外，他还强调抵制列强经济侵略和维护民族权利。张零虽主张"农为尤要"，但他旨在为近代工商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与传统重农思想有本质区别。（5分）晚清有识之士应时局变迁，主张向西方学习，试图对传统社会经济政策进行变革，以达到"立国"富强"的目标，具有鲜明的爱国性、进步性。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立国""富强"的目标终难实现。（2分）（"示例"仅供参考，不作为评卷唯一标准）43.减少因无序开发带来的旅游资源（景观）破坏等问题∶民居与自黏缘观融为一体，保护并提高旅游资源的品质;增强当地居民的文化保护和传承意识，有助于彰显当地民俗父化，丰富旅游资源;改善民宿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和接待能力∶便于规范后续的旅游规划管理拟民宿建设。（10 分）44.（1）PM2.5质量浓度小于75 u·m"（空气质量优良）时，降水改善空气质量的作用较弱;PM2.5质量浓度大于 75 ug·m~（空气污染）时，降水改善安气质量的作用明显。（4 分）（2）无风或风力较小;大气出现逆温屏;长时间少雨或无雨等。（6 分）45.（1）背景∶近代中国货币制肆簧后与混乱;受西方经济危机的冲击，国内经济出现困境;日本侵华不断加剧；红军的壮大威胁国民党的统器。（6 分，答出三点即可）（2）评价∶基本业实现了中国币制的近代化，顺应了国际潮流;推动了战时国民政府的经济调整，为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推动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短期内改善了对外贸易;（6分，答出三点即可）但其本质上属于殖民地讲币制度，维护的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来造成通货膨胀，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3分，答出一点即可）46.（1）原因∶美国外交人员和美国侨民在中国的良好形象;社会力量的宣传与推动;"威尔逊主义"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愿望∶美国媒体的努力。（8 分）（2）评价∶"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迎合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造成了一定影响;客观上扩大了美国政治价值观在中国的影响;其本质是美国对外扩张的工具。（7分，答出三点给 6分，四点给 7分）47.（1）原因∶才华出众;儒学底蕴深厚;敢于抨击时弊;德才兼备;深受朝廷赏识重用。（6分，答出三点即可）（2）评价∶为古代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关心国家命运，具有体恤黎民百姓的民生情怀，对后世的土人产生 了深刻影响。（9 分）你若喜欢，点亮“在”，让我知道你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