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考研

第二届公园城市论坛现场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从2018年初成都首提建设公园城市，到今年被赋予“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任务，近年来，公园城市探索有了哪些进展？在昨日（10月24日）成都举办的第二届公园城市论坛上，业内专家均提及“融合”是公园城市建设的重要属性。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所指出，过去城市圈层式发展倾向于形成一个“硬”的结构，需要公园对其加以“软化”，将过去的工业区、居住区和绿色环境加以融合，实现城市与公园融为一体。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融合？王凯认为，关键是让公园里有“内容”，在公园中植入产业、注入以人为本的实施路径和设计细节，最终实现“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新经济”的局面。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背景下，王凯还提出了一个更大尺度的设想：通过“大生态、大景观、大格局”的“公园型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思路，以公园城市理念推动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都市圈，“过去我们做很多城市的规划，聚焦怎么把城市做大，而现在，城镇化已进入中后期，城市化水平不会再大幅提升，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要做内涵改造、做更新和做社区。公园城市现在只是开了个题，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让公园里有“内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作者简·雅各布斯曾指出，类似公园这样的城市开敞空间，绿化功能实际上远小于社会经济功能，脱离了人们对其的具体使用就不具有任何意义。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过去中国城市的功能分区下，居住区、工业区、商业区通常与公园隔离。在王凯看来，如今，需要打破既有概念，通过用地、功能等方面的混合，实现工作、生活空间与公园的“融合”。据他解释，融合的本质是要让公园里面有“内容”。“现在有个新的提法叫‘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新经济’。”王凯说，“这是什么意思？在山水环境较好的地方，植入一些产业。这不仅包括办公园区，还可以包括居住区，以及一些其他的内容，让公园里不仅是绿，还要有业态。而如果反过来讲，在一些业态的空间里面也有绿，就存在了一个相互交融的空间关系，并实现一体化。”换句话说，公园城市不是简单的实现城市与公园在空间布局上“放在一起”，而将涉及各个方面的转变。王凯从三个方面解释这种变化。“首先是认识上，我们过去过于明确的功能分区要打破，要实现‘城中有园，园中有城’；其次是实施路径上，要打通各个环节，比如用地上更强调混合性；并且，还要在细节上要关注一些问题。”以提高绿地可达性为例。“如果要吸引老人与儿童，就要引入适合其使用的设施，而且应该更加关注健康问题。”王凯分析，“过去城市关心绿量和公园大小，在疫情爆发后，研究显示，公园可以经过一些设计提高市民的抵抗力和身体健康程度。比如，里面要有一定的坡度，可以为市民提供有氧运动的场所。”他还指出，在眼下的公园城市建设当中，还可以更多注入绿色内涵，包括绿色建造方式、绿色交通、绿色基础设施，包括海绵城市等具体内容。而对于成都而言，这也将为示范区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首先要形成实践案例，而且案例一定要多样化。”王凯说，“比如说能否打造一个绿色社区，通过案例实践提炼出技术标准和技术法规，再进一步上升到行政法规，越来越多样化的功能区变成绿色以后，整个绿色体系的法规和制度建立起来，才能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公园城市的新探索而随着公园城市的边界不断延伸，新的探索也将进一步推进。据王凯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全国经济投入和收益最多的是在新区新城建设上。在原来非城市化地区造一个新城的见效很快，这不仅体现在高楼大厦上，绿化建设亦是如此。但回过头来，老城区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更需要城市更新的理念，向其内在结构、生活环境和品质注入新的内容。公园城市的理念恰能帮助老城区重获新生。“有历史文化的地方，也有新经济。”王凯说，“老城要有新的业态，特别是人类到了一种体验经济时代，吃穿住的基本问题解决了，更需要精神愉悦的体验。历史文化能带来新的动力，需要进一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优势。”而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挖掘老城的文化资源，并注入新的活力。“比如，通过宜居、绿色的建造方式和小空间、微空间的改造，实现微循环，不仅能够从空间结构上激活老城的活力，还可能进一步吸引年轻人。”王凯指出。若观察全球科技发展的趋势，过去，新的科技中心往往诞生在城市郊区和新城，最出名的例子是位于美国旧金山郊区的硅谷。但如今，位于纽约大城市的硅巷兴起，意味着创新经济再度回到老城区。其背后正是关注生活品质、需要精神消费的大量科技人才的出现，其为老城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成都而言，情况更是如此。王凯分析，如今，生态文明时代正在改变过去沿海地区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逻辑，其集中体现在“产、城、人”到“人、城、产”发展逻辑的转变。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和“双循环”格局的形成，让成都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其需要“探索不同与沿海地区的绿色发展路径，实现弯道超车，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城镇群”。在此背景下，王凯提出一种“大生态、大景观、大格局”的“公园型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思路。这首先意味着将格局进一步放大，以都市圈为导向，优化空间组织，提升重庆主城和成都的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同周边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都市圈。每日经济新闻

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刘秋凤 李媛莉 罗田怡 实习生 邹阿江“老城不是旧城，城市公园建设应该是把城市和公园一体化。”10月24日，第二届公园城市论坛在公园城市首提地成都天府新区举办，会议期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王凯接受了媒体采访。“其实公园城市就是把海绵城市、韧性城市，以及绿色发展理念结合一体的新概念。”王凯认为，建设公园城市更好的方式应该是城市和公园是融为一体的，居民出门就能够看到绿色的园区，居住的社区或者商业街区和绿色环境融合在一起，连工业园区也是绿色的。“以前，公园和生活空间是隔离的，所以居民要从一个生活空间或者工作空间走到公园里面去。但功能融合后，公园里面就有了内容。”王凯根据成都的地势特色分析，城市建设就是要让其成为一个都市大公园，城市空间就要见缝插“绿”，居住、产业、商业与绿地要无缝衔接。而现在的成都已经较多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在山水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植入了一些产业，包括办公园区，包括居住区，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容，也就是说，公园里面是有业态的，而不仅仅是只有“绿”。新区发展的同时，老城区也应该跟上发展的步伐，在提及老城区下一步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上，王凯认为一个老城要有新的业态，新的风景，新的经济。“现在大家都到了小康时代，吃穿住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愉悦的体验。而文化和历史文化应该给我们提供新的更大的动力，老城区孕育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个优势是得天独厚，也是新城区不可替代的，所以老有老的好，新有新的好。”王凯说。同时，王凯强调，老城不是旧城，老城有历史文化的积淀，成都的老城区应该有新的活力,更多的利用文化资源，同时也要注入公园城市建设的宜居的、绿色的建造方式；注重小空间微空间的改造，实现微循环，这样才能激活老城的活力。另一方面，老城的活力还需要靠年轻人，不能让老城变成一个老年人比例很高的地区。王凯提到，无论是老城区还是新城区的发展，在建设公园城市的观念上，应该要塑造相互交融的空间关系，让“有风景的地方有新经济”。

中国经济周刊官方网站：经济网 www.ceweekly.cn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记者 陈惟杉） 4月20日，首届“绿水青山论坛·从化大会”在广州市从化区举行，在“美丽家园的未来畅想”分论坛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园林和景观分院副院长韩炳越对于如何在城市中建设美丽家园提出了四方面的畅想：韩炳越（《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第一，城市中未来要有大尺度的规模性的绿色空间，让绿色成为城市的肌理。韩炳越认为，各个城市目前已经处在转型阶段，从原来的扩张式发展，转向高质量、高品质发展，城市绿色空间也是城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重要体现。他举例说，雄安新区是先种树后建城，雄安未来绿化覆盖率将达到40%~50%，未来美丽雄安300米见公园，1公里入林带，3公里进森林。第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绿色空间。韩炳越表示，以前的城市绿色空间单纯考虑人的需求，未来的城市不仅是人生存的空间，也是可爱的小动物们生存的空间，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空间。“欧美国家的城市处处可以看到鸟、松鼠，这就是生物多样性的概念。”韩炳越介绍，这几年北京在各个城区推广城市森林建设，这个城市森林和常见的城市绿地不一样，会把小动物吸引过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第三是发展公园城市，要推窗见绿、人在画中游、处处是风景。第四是诗意的人居环境，“我们要诗意的栖居，这也是文化自信的充分体现。”韩炳越说。韩炳越认为，城市的绿色建设同样给城市带来巨大的效应，除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还有巨大的生态效应、经济效应。“一个公园建成后，这对土地潜在价值、对投资吸引力的影响，相比公园投资是十倍、上百倍的增加，所以政府要有信心在绿色方面投入。”新媒体编辑：王新景

每经记者 江然 余蕊均 每经编辑 姚祥云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引领新一轮总体规划修编的四大城市，都提出了要建设世界城市或者全球城市的目标。其中，北京提出要建设成为“具有广泛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全球中心城市”；上海提出要“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而广州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型全球城市”；成都则提出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与此同时，四大城市的总体规划，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和使命。怎么理解和评价这四个城市总规的定位目标和各自特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北京落实国家战略，上海体现全球视野，广州是开放度，成都探索新型城镇化模式。”北京：落实国家战略王凯表示，北京总规的特点是城市战略下的城市功能优化。因为北京是首都，不同于一般城市。总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以及怎样建设一个首都。所以新一轮北京总规提出了四个要求：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创新中心。其重中之重，是政治中心。他说，在这条主线逻辑推进下，衍生出“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一概念，以及北京副中心的建设。北京市属的行政办公、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等带头搬出主城区。此外，过于聚集人流的产业，批发市场、低端制造业等也都外迁。北京这一轮修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的发展和天津、河北要联动。“概括地说，北京总规就是要落实首都的要求，保障首都的功能。”王凯说，即在行动上，把疏解非首都功能作为牛鼻子。同时，王凯认为，北京的发展要有区域视野。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篇大文章，通过北京功能疏解带动天津河北发展，更长远的目标是建设世界级的城市群。上海：体现全球视野上海总规不太一样。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其所在的长江三角洲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在王凯看来，上海的总规，是一个全球视野下的城市发展战略调整，因此提出了“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并且在功能提升上更加注重经济管理，比如金融、贸易、创新、文化。直截了当地说，上海就是奔着伦敦、纽约、东京这样的世界城市去的。王凯评价称，上海总规的另一个特点是将“以人为本”体现得比较深比较细，把市民的幸福作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最高要求。最近很多城市在用“15分钟生活圈”概念，这是上海率先正式提出的。它把老百姓的生活满意度作为一个标准，在15分钟内能够解决购物、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公交服务等。广州：区域带动引领广州是世界级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直到现在也是中国经济最开放的城市。新一轮总规也提出了新的目标，就是怎么样发挥带动引领作用。另外，加上一个新概念：粤港澳大湾区。“这是我国新一轮发展的引擎，有一个城市分工的问题，广州的作用不可替代。”王凯表示。成都：探索就地城镇化对于成都的城市总规，王凯称“非常有意思”。因为成都在胡焕庸线边上，目前是整个西部地区最有活力的城市,也一直是西部地区经济基础最好，人文魅力最强的城市。另外，在探索城市与乡村共同发展的道路上，成都无论是制度，还是规划管理，都做了很重要的贡献。王凯说，这是有价值的。成都平原人口密度很高，过去四川农民工出川，是非常辛苦的第一代农民工，但西部地区几亿人口，不可能都迁移到浙江、广东。现在成都的东部南部逐步发展了很多创新企业园区，包括现在提出的东进，比较好地破解了西南地区人口高密度的难题——不是简单地人口东南飞、东南移，而是就地城镇化。“所以，成都城市发展的巨大贡献，是探索了中国人口密度较高地区就地城镇化方式，意义重大。”王凯表示，新一轮成都总体规划，也是胡焕庸线以西的城市如何创新模式、起到引领作用的探索。每日经济新闻原文链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的话说，过去城市不停扩张，做了40年“比较糙的事儿”，是时候做“精”了。今年6月，由中规院参与编制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从公示内容看，规划理念发生了明显变化，街区主要采用小街区、密路网设计，不再是过去常见的大广场、宽马路。王凯说，这是宜居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12月18日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受到表彰。作为弟子，王凯深有感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对老师40年锐意创新、改革规划理论的肯定。”他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表示，现阶段我们和欧洲城市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细节上，“吴老反复强调建筑、规划和风景园林要融合到一起，本质上就是要以人为本。”25日凌晨，王凯在朋友圈转发了一则新闻，内容是明年北京海淀区将在29个街镇配备责任规划师，“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真的到了精细化时代。”他感慨地说。人居环境发生根本性改变NBD：改革开放40年，我们经历了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在您看来，可以分为哪些阶段？有何特点？王凯：如果从时间的角度划分，中国城镇化一般来说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是1978年到1992年，这是一个起步期，城镇化率从不到20%发展到接近30%。第二阶段是1992年到2002年，城镇化快速发展。2002年以后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时期有很多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应用到城镇化进程中，包括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再细分的话，也可以把2010年以后作为一个阶段，这一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差不多达到50%，再之后就进入到一个相对不是那么快的、更加注重质量的发展阶段，而且2015年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说，应该有几个标志。首先是老百姓的居住水平有了根本性改善。1978年，中国的人居环境条件普遍比较差，一家三代挤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或者几代人同堂，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现在，不仅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要略高，而且商品房的拥有率也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个根本性变化。第二，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有了根本性改变。无论是交通还是市政，一些过去我们不太注意的方面，也都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同时，公共服务水平有了质的改变。过去关于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方面的设施，无论是人均水平还是绝对建设数量，都严重不足，还有公园的建设水平、绿地的建设水平、公共空间的建设水平等。NBD：进入城镇化下半场，要实现“人的城镇化”，您认为有哪些地方需要努力和加强？王凯：其实从“土地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从人的需求出发，来确定城市的发展内容和主要目标。现在城镇化还有很多短板和不足，比如环境问题，大气的、水的，都是目前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当中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这不仅涉及到理念问题，还涉及到很多技术性的问题。还有社会服务，现在有了基本的公共服务，但距一个高水平的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方方面面的服务还有很大欠缺。比如在公共交通方面，可能每个大城市的地铁通车里程都有300公里、500公里，但它的线网密度够不够？就是你从家出来去地铁站要花多长时间，在“最后一公里”的建设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还有一些细节。比如便利店的数量够不够，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虽然能买东西，但要走很长时间。所以现在规划界也提出“1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就是出门走15分钟，买一些小的东西，或者孩子上幼儿园、老人看病，能不能在这个步行距离里面实现。还有绿地，这几年人均绿地指标也不低了，但是你出门走300米能不能看到绿地？这个要求可能很多还做不到。不是说要大绿地，而是要更多的小绿地，在你家的周边，这样便于老人和儿童的活动。这些都是我们的短板，一切还是要用小细节来服务人。包括刚刚讲的交通，现在我们的道路是不少，但到处都是大路，路一堵整个交通就瘫痪，需要更多的次干路和支路，如果微循环比较发达、比较丰富，交通就不至于这么拥堵。“大家有了规划意识”NBD：城市的变化可能是每个人都能感知的，对于城市规划本身来说，您认为这40年发生了哪些改变？王凯：最大的变化是规划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公众普遍高度认可的一件事情，这是很不一样的。1978年以前，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规划意识，现在老百姓已经有这方面意识了。第二个是规划的法治建设有了根本性改变。1978年以前规划是无法可依的，从1990年4月开始施行《城市规划法》到2008年1月实施《城乡规划法》，我们建立起了一套法治体系，现在所有的规划编制，都要依照《城乡规划法》的要求编制规划。从技术层面来说，过去规划上的“国家标准”几乎是空白的，现在我们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法规体系，比如人均住宅要多少平方米、人均绿地要多少等，这个也有很大不同。NBD：具体到规划理念上，变化也很明显。王凯：是的，从规划理念的角度来讲，变化也还是比较大。比如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规划理念主要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像开发区的理论就是以效率优先，这都是规划里面经常提的一些事情。最近10年或者15年，逐步把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规划的一个核心理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对生态文明越来越重视了。因为从文明的角度来讲，我们过去很多年都是以工业文明的思想在做经济建设和发展，就是效率第一、效益第一、标准化。但从生态文明这个角度，则更多地注重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特别是在人口规模的测算上，过去我们希望人越多越好、城市越大越好，现在就转变为以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来反推人口规模。所以宜居城市的建设，是我们近年来在观念上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绿色、创新、文化和宜居NBD：我们注意到，您曾在改革开放30年总结过规划思想变化的几个关键词（土地价值、城乡统筹等），现在十年过去，您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内容？王凯：有几个主题词可以补充，绿色、创新、文化，当然更重要的是宜居，就是宜居城市的建设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几个方面的主题词可能是最近十年变化比较大的方面。绿色是发展理念的重大转折。过去我们只要求GDP总量，现在更讲究GDP的质量，在总量提高的同时能耗要降低，排污要减少，排放量要减少，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也包括城市用地规模不要那么大，更加集约，这都是绿色发展方面。创新主要讲的是经济方面的动力。过去搞简单的粗加工，更多是初级工业产品的制造，虽然我们是世界第一大制造国，但是创新不够，现在更多的讲技术创新，要有一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型企业，这样才能占领世界经济的顶端。文化有两方面考虑。一个是说中国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靠文化的影响，单靠经济影响力是不够的。这个文化影响力不仅是说历史文化要得到充分彰显，同时文化产业要得到发展，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满足以后，未来会有大量的文化消费。最后讲宜居，品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跟欧洲城市的差距，其实已经不差在我们有几条主要道路、有多少地铁数量等大方面，而是差在一些细节上，这些细节反映在宜居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这个其实也是吴良镛先生反复强调的建筑学、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三位一体，本质上就是要以人文本。NBD：所以这次吴良镛先生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获得“改革先锋”称号，意义重大。王凯：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对吴老改革开放40年锐意创新、改革规划理论的肯定，特别是吴老创造性地提出人居环境科学这个理论，有很重要的价值，对整个学界、整个国家人居环境的发展都具有开创性贡献。因为早期，我们很多规划建设用的都是前苏联的规划理论，40年来，中国规划界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渐进过程，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吴老的人居环境科学是其中一个重要代表。特别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把建筑学、规划学、风景园林学融合在一起，因为过去这三个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现在统一到人居环境科学领域里面，是很有创新性的。靠“专业化职能”提高竞争力NBD：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城市开始参与全球分工合作，不少城市都提出了迈向“全球城市”的发展目标并写入城市总体规划。在您看来，规划如何为城市赋能？王凯：这个目标其实是比较高的，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真正能够称得上“全球城市”的没有几个，比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全球城市就意味着在全球的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例如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有多少，全球性的文化机构有多少，服务水平怎么样，反映出对全球经济的掌控能力，所以真正的“全球城市”是有限的。中国城市要实现一个高水平的现代化发展，现在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朝着世界城市的方向去努力。这里有几个要求：首先是经济竞争力，那就是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比如上海北京就更有这方面的条件，因为他们具备面向全球的经济体系。但这并不是说二三线城市没有这方面的潜力，像杭州、成都、武汉这样的城市，可以通过突出专业化来实现。从全球来看，洛杉矶、墨尔本、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城市都有一些单向性的国际职能，都很强，比如洛杉矶的电影，法兰克福的航空枢纽。所以，很多城市通过发展自己的特色功能和独具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也可以跻身国际，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NBD：对于更多的内陆城市来说，未来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提高城市竞争力？王凯：进入后工业社会，新经济发展起来了，航空运输、信息化发展起来了，不完全通过海运来传递信息和货物，更多的要通过网络的方式，所以，内地和沿海城市差不多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所以内陆地区的发展，在新经济的背景下有了一些新的机会，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向西开放，中西部地区有了更多的机会，这是新的变化。内地和沿海的差距，特别是内地中心城市，这种差距在缩小，是一个好的趋势。规划上，国家层面也在提一些区域发展战略，对于中西部城市的规划来讲，就是不要简单重复东部过去走过的老路，要差异化发展，凸显自己的特色优势。比如贵州、云南，搞大工业没有条件，资本不够，土地资源也比较紧缺，在工业化后期发展旅游、文化、健康产业，这个恰恰是东部地区不具备的，那就很可能后队变前队，又有新的发展机会。

每经记者 陈星3月10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为“独角兽岛”专程来到天府新区。在谈到“独角兽岛”的设计规划应该以何为重时，李晓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独角兽岛”在规划设计中一定要合理地、有克制地、有限制地去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资源。作为此次“独角兽岛”设计方案国际评审会的评委之一，李晓江表示，谁将这两者关系处理得更为恰当，就是其更青睐的人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 每经记者 张建摄“最好的规划，就是要让他富有弹性”。这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在谈及雄安新区时说的一番话。中规院是雄安新区总体规划编制的主体单位。作为中规院原院长，李晓江教授同时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对整个规划把关。他在谈到“独角兽岛”的规划设计时，最常提到的词还是“绿色”与“生态”。李晓江说，绿色生态本身就是成都平原具备的特质。成都有着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在新一轮的发展进程中，成都如何进一步保护自身生态水平，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李晓江用雄安新区的经验为天府新区打造“公园城市”指路。“在雄安新区的规划编制和前期研究阶段，生态环境都被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譬如新区拒绝任何一家污染排放企业入驻，严格控制传统能源的使用等，以求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与能源消耗的降低与环境保护”，李晓江认为，“任何关于绿色生态的理念必须在前期规划中就提到高位”。独角兽岛设计方案国际评审会现场 每经记者 张建摄作为此次“独角兽岛”设计方案国际评审会的评委之一，李晓江将自己对绿色生态的看重融入到了对方案的评选之中。他表示，“独角兽岛”所在的兴隆湖片区是成都城区以南生态环境最好的区域之一，更是整个天府新区的绿心。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新经济，后者可以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实现发展。反过来，只有将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好了，新经济才能发展好。“因此，‘独角兽岛’在规划设计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合理地、有克制地、有限制地去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资源。”李晓江补充到。每日经济新闻原文链接

旧城改造、棚户区改造、城市功能的转变升级……对于已发展的老旧城区，是不是推倒重建就可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呢？8月1日，第二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在蓉举办，在媒体人沙龙活动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以“城市更新”为主题，从规划设计的角度，提出了他对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思考和建议。▲成都（资料图）城市更新是一种常态为什么要进行“城市更新”？杨保军表示，当城市出现了功能衰败、活力丧失、不适应新时代等问题时，就需要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更新和功能调整，“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城市的不断更新，其实是一种常态。”对不同城市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城市问题，杨保军提出要明确阶段，对症下药。他表示，对于还处在成长、扩张阶段的城市，应该给予支持，实现精明扩张；对于经济、产业、空间等仍在优化的城市，应该采取改革措施，促进空间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精明调整。而在我国城市经历过高速的扩张和经济增长后，部分城市出现城市收缩、功能衰退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顺应发展规律，通过精明的收缩手段，对其产业结构、城市功能进行调整，促使新产业、新功能、新社会形态的出现，实现“涅槃重生”。留住城市的“记忆”让未来的城市“活”起来“城市作为经济、文化、社会的载体，它是有记忆的，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杨保军表示，城市更新不应该像过去的旧城改造一样，忽略城市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全部一扫而空。借鉴国内外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杨保军提出了城市更新要“留住记忆”，要有精神文明的建设，要在原有文化价值和历史记忆的基础上，注入新功能，整合出新的城市空间，把城市资产进行价值升级，从而提升城市更新后的综合价值，让未来的城市“活”起来。此外，杨保军还建议，我们的城市更新应该避免与新区建设相同，从政策、规划和建设上都要区分开来，要在梳理清楚原有城市格局的基础上，找出最大约束力，然后采用小规模、渐进的方式进行更新改造，才能发挥好城市更新最根本的实效。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郑鑫 编辑 唐欢

通过对【建筑学、工程(不含工程照顾领域)、城市规划】专业学位硕士2012-2019年国家控制线及其走势的分析，给出了预测的2020年国家控制分析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建筑学、工程、城市规划】专硕国家线2012年-2019年趋势分析【建筑学、工程、城市规划】专硕国家线2016年-2019年趋势分析以上四图给出了明显的几个信息：第一：考研总分自2013年来到2018年【建筑学、工程、城市规划】的国家线一直走低，去年出现增加趋势。.第二：A类单科34-40,51-60分第三：B类单科32-37,47-56分【建筑学、工程、城市规划】2020年专业复试线（专硕）预测在2020年扩招的影响下，国家线不会增加，综述可以得出2020年考研复试分数线:A类地区 总分270，单科(满分100分)37分,单科(满分大于100分)57分.B类地区 总分260，单科(满分100分)35分,单科(满分大于100分)53分.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赵博宇）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文旅业提速步入恢复期，在这一过程中，能够串联起多个业态的主题公园成为撬动文旅新消费的一个重要支点。12月3日，作为文旅行业一年一度的盛会，2020（第七届）中国主题公园和度假区峰会（以下简称“峰会”）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文化与旅游规划研究所所长周建明表示，在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上，文化给旅游增加了效益，通过文化本身资源的转化，文化和旅游各种要素的融入让旅游能产生更好的效果。同时，通过旅游的方式把文化传播出去，能产生更好的效果。“所以文化和旅游之间的关系，我们说文化是为旅游增效，旅游为文化赋能。” 周建明指出，北京这样的城市，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人们对文化旅游的需求也越来越突出。他表示：“各种类型文化旅游的需求在这几年的增长都非常快，北京是一个旅游城市、一线城市，所以产生文旅融合的文化旅游区是形势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