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每经记者：张钟尹 每经编辑：陈旭 易启江5月21日，全国两会大幕正式开启。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手段之一，财政政策历来是两会上最受关注的焦点，市场也高度期待即将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举措。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为，将采取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多方面措施。积极财政政策有多大空间？今年赤字率能到什么水平？债务规模有多大？货币政策有多大空间？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进行了专访。刘尚希告诉记者，中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从整体上把握，就是要对冲风险，比如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冲企业经营困难、对冲疫情减收增支影响，以及对冲基层财政困难等。财政政策要针对“六保”精准发力NBD：受到疫情冲击，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随着当前复工复产达到正常水平，经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财政收支形势？刘尚希：从今年前4个月的数据来看，受疫情冲击，经济、财政指标同比基本是下降的，只有金融相关指标等少部分同比增长。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下降6.8%，对我们国家来说，近40年罕见。值得关注的是，疫情的冲击还不仅一次，而是有两次。第一次是疫情在国内暴发所带来的冲击，第二次是全球疫情蔓延带来的冲击。这两次冲击叠加，放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导致经济增速深度下滑。现在我国抗击疫情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而从经济指标来看，累计的数据仍然是同比下滑，只能说降幅收窄，还没到完全稳住的地步。中央对当前形势有非常科学精准的判断。4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两个“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4月17日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用两个“前所未有”来描述和判断当前的形势，我想这是经过周密研究得出的结论。近期我国财政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受疫情冲击，各地的税收大幅度下滑。半数以上省份的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超过10%，同时又有大量的刚性支出，如抗击疫情、救助企业和贫困家庭，部分地区为了恢复经济发放消费券等。这些都是必须要花的钱。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支出不断刚性化，收入却在急剧减少。当前，国内、国外不确定的形势叠加在一起，从经济社会的发展，到财政、金融运行，都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说长期来看中国发展面临着战略机遇期，那么短期这个较高风险的轨道也不能忽视，短期的判断恐怕也不能仅仅基于当前的数据，还要长远地看，将可能面临的高风险轨道综合衡量，来判断全年及以后的发展态势。NBD：中央提出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您认为财政政策方面将如何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刘尚希：我认为现在积极财政政策更富有前瞻性的考虑，不仅仅是考虑现在怎么办，更瞄准了未来的趋势，把现在怎么办和下一步怎么办整体考虑，以对未来风险情景的判断来指导当前的行动。站在明天看今天，从未来看现在。这就是风险思维，也是底线思维。财政政策应当成为风险管理的工具，对风险进行隔离、进行抑制，从而使得整个国家的公共风险最小化。只有转向这种风险管理，强化风险思维、风险意识，才有可能看到风险、知道风险在哪。中央提出的“六保”，我认为就是看到了六大风险点。就当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六个风险点像灭火一样，相互隔离开来，避免它们串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火势。所以，我觉得当前财政政策要针对中央提出的“六保”发力，最大限度拓展政策空间，精准施策，让资金直达“六保”，让居民就业、市场主体、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对冲，给经济社会注入更大确定性。中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从整体上把握，要旨就是要对冲风险。比如，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冲企业经营困难、对冲疫情减收增支影响，以及对冲基层财政困难。政府要过紧日子 重点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NBD：市场对“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高度关注，也非常期待一些新的刺激举措，您如何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刘尚希：为了应对两个“前所未有”，在财政政策上要表现出一定力度，通常的理解是要加大财政支出规模。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今年赤字率到底能到多高的水平，债务规模有多大，社会上也有很多具体的建议和讨论。更关键的问题，还是政府扩大赤字增加债务以后用来做什么，如何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财政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手段之一，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将公共风险转化为一定程度的财政风险，以此来对冲公共风险，这是其他政策手段所不能比拟的。应当说，财政赤字、抗疫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在拓展当前财政政策空间上是有积极作用的。具体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赤字率有多高，发债有多少；二是同时强调政府要过紧日子。需要解释的是，政府过紧日子，是要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而不是说单纯地压缩支出。换句话说，基本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一定要保障，而一般性支出要压减，财政资金大力提质增效，要精打细算，把钱花得有效果，把钱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政府过紧日子，也就是要严格执行预算，在预算执行上要“以收定支”。这并不意味着，在制定政策和编制预算时也是“以收定支”，而是相反，以积极有为的姿态来编制国家预算，也就是“以支定收”，即扩大赤字和债务，以此对冲风险。NBD：中央提出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财政、货币等政策要“打配合”，您如何看待未来货币政策的空间？刘尚希：2018年以来，央行的资产是在萎缩，今年4月份也比3月份减少，说明央行基础货币在被动收缩。这迫使央行降准来扩大货币乘数，增加广义货币M2，扩大商业银行可贷资金。但总的准备金率需要保持一定水平才能避免系统性风险，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13%。而我国的现实是法定和超额之和的准备金率大概是14%。即使是通过降准增加了货币供应，但能否注入实体经济仍有不确定性。按照常规，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业银行本性是要规避风险，而不是越有风险越向前。这可能导致增加的货币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这需要财政这只手拉着商业银行往前走，诸如提供贷款贴息等。基础货币被动收缩，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可能已经出现通缩，4月份的PPI部分反映了这一点。宏观环境越是不确定，经济越可能出现通缩，传统货币政策的空间就会越小。这也是国外货币政策为什么突破传统方式，另辟蹊径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原因。这时候，就越是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行新的组合，协同对冲风险，保持国家宏观政策的更大对冲力度。每日经济新闻

2021年3月30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在京举行签约仪式，财科院院长刘尚希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秦荣生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财科院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将在“智库建设、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建立长效、务实的合作机制，积极探讨财政、会计等领域的政策性和前瞻性问题，加强在研究生和博士后联合培养、会计学科建设、联合组织培训等领域的合作。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学硬件配置完善，培训和远程教育经验丰富，财科院师资雄厚，政策理论研究风格独特，并在高端智库建设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双方的紧密合作将整合共享各自优势资源，实现共赢发展。当日，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刘尚希院长应邀出席会议并当选为副主任委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财政部原党组成员、部长助理赵鸣骥出席会议。国家会计学院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李先忠首先宣读了财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会计学院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程丽华向大会发来的贺信，并代表国家会计学院董事会办公室，对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调研方彦科技公司10月21日下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治纲一行来湘西高新区调研地方优化营商环境的经验成效。州财政局总经济师汤双武参加调研。湘西高新区管委会总经济师张德胜以及财政局、科经局相关负责人陪同调研。调研丰达合金公司赵治纲一行先后走访了丰达合金、星际动力、方彦半导体、华润雪花啤酒等企业，实地了解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参观了企业研发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调研雪花啤酒湘西工厂赵治纲在调研过程中，与开发区领导和各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充分交流，分析了当前营商环境存在的关键堵点，厘清制约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和降低制度性成本的政策建议。【来源：区新闻中心】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大暴发，多国推出“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政策。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为中国宏观政策定调：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4月27日在一场会议上发言表示，可以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在理论层面，经济停滞的高杀伤力和捉襟见肘的政策空间迫使一些国家对“现代货币理论”(MMT)进行了大胆地尝试。与此同时，这场发端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引爆学界，由此引申出对于中国经济形势判断、央行独立性，乃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一系列攸关中国经济之大问题的热烈争论，而目前学界反对刘尚希的声音居多。为何在这个时机提出如此“极端”的想法?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出发点是什么?“赤字货币化”能够破解中国经济哪些痛点?如何看待各方对“赤字货币化”的批驳?对此，刘尚希院长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判断是关键澎湃新闻：你近日提出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在业内引发热议。部分学者认为，当前中国还并没走到这一步，并未出现一些欧美国家那样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经济深度衰退的情形，所以并不需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政策。刘尚希：还是要看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这既不是根据国外的理论，也不是照搬国外的做法。关键是看我们国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对当前的形势怎么判断。说我们现在没有到欧美那一步，这是如何判断的?是不是认为现在形势还不错?今年一季度全国GDP下降6.8%，二季度是否能马上反弹、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正增长?这就涉及到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每个人对形势判断不太一样。有的比较乐观，有的认为确实有风险，但还不是那么严重。这部分人可能认为，中国的疫情不像欧美那么严重，复工复产的指标看上去都挺好，4月份的M2增速还达到了11.1%，社会融资增长不错，流动性也很充裕，等等。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关键是要看到实质问题。其实，中央对形势有一个非常科学精准的判断。4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的两个“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4月17日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央政治局会议用两个“前所未有”来描述和判断当前的形势，我想这是经过周密研究得出的结论。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前所未有”。我们应深入理解其深刻含义。如果不在这个上面下功夫，仅凭表面现象或是过去的经验对当前形势作出判断，认为还没到那一步、问题还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就像不能等到人病危时才去抢救，而是要在病危之前就采取措施。我们现在受到疫情的冲击，这不是一场小病，不是一个小的冲击，输入性风险越来越大，这不只是疫情，而是经济、社会、政治等全方位的输入性风险。“前所未有的冲击”“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样的用词表明，这个形势是多么严峻。我想部分业内人士对中央判断的理解还不是很透彻。当然我们对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面要有信心，可有信心不等于不需要采取断然的措施，而是恰恰相反，需要采取与“大变局”“大冲击”相匹配的大规模的政策应对和全面的深化改革。只用通过不懈努力，才能构建国家发展的确定性。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回到中央对形势的判断上来。中央的分析判断毕竟是站在全局和整体的角度，比我们掌握的信息量要多得多。怎么把中央对形势的判断转化成政策方案和改革措施?当前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之中。但我想，不能按照老的政策框架，按原有的政策路径来思考，否则，与中央研究判断的形势不相匹配。地方债的问题是体制性的澎湃新闻：很多人担心，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道路开启，未来是否有可能被用来为地方债买单?刘尚希：这里我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当前的财政状况。财政实际上到了非常困难的地步，疫情冲击下，各地的税收大幅度下滑。半数以上省份的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超过10%，同时又有大量的刚性支出，如抗击疫情、救助企业和贫困家庭，部分地区为了恢复经济发放消费券等等。这些都是必须要花的钱。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支出在不断刚性化，收入却在急剧减少。另一方面，2020年不少地方遇到了偿债的高峰，不少地方的偿本付息规模今年达到了千亿级。钱从哪来?要么只能违约，这样可能会形成一连串的市场反应，这会对市场信心形成打击。显然地方政府也不想违约，地方国企和城投公司也不能违约，因为这会影响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怎么办?不能贷款，而专项债不能用于这些刚性支出，只能用于有一定现金流的项目，而这样的项目实际上越来越少。澎湃新闻：从发行规模来看，今年专项债的发行不断扩容，而且目标就是提效发力稳投资，这仍然不够吗?刘尚希：专项债并不计入财政赤字，而是对应政府性基金预算，很多地方的专项债规模已经超出基金预算规模了。有些地方变相地把它变成一般债，因为找不到有现金流的项目，就只能编。这不是个别现象。对地方来说也是无奈之举，甚至有的地方干脆拒绝越来越多的专项债指标。地方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程度，专项债不能用于抗疫的刚性支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有的地方政府就与银行、地方平台机构、地方国企玩起了新的游戏，联手解决融资问题，变成了盘活资产的非税收入。这些非税收入可以弥补一部分资金缺口，但杯水车薪。有些地方的非税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的30%-40%。在国企混改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盘活国有资产还是要借助银行贷款或影子银行通道，形成新的或有债务风险。扩大地方专项债，未必能解决当前中小微企业困难和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等“六保”的任务。澎湃新闻：大家比较关心地方债的问题，因为过去两年，中国最重要的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之一就来自地方政府债务。刘尚希：地方债的风险并没有真正化解，还是搁在那里，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本来寄希望于用时间来慢慢化解的，可疫情出其不意来袭，没给我们这个时间。现在地方政府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只能东挪西借、东拼西凑。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怎么按照中央要求应对疫情的冲击?有些地方政府确实有钱，那时是因为专项债的钱花不出去。有的没办法，只能跟企业合作去搞其他的市场投资。因为专项债对项目现金流有要求，现有项目满足不了，就只能去找市场主体合作，去市场上找项目。坚持市场化方向，本来应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民间资本有更多机会，有的却被政府挤了出去。加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可中央的钱从哪来?全国财政收入在急剧萎缩，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但让商业机构和老百姓去购买，若大规模发债，从总量上、利率上看，会对市场产生“挤出效应”，信贷资金减少，市场融资成本上升。当然，货币政策配合“放水”，市场流动性指标会上升，但无论怎样扩大货币供应，也很难到达实体企业，从而实现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的目标。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的救助，让商业银行去做这种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的事情，它们是不情愿的。即便下行政命令也可能仅停留在指标上。2015年以来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是下降的，这也就证明了没有财政政策的协同，单靠货币政策无法真正帮助几千万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对大企业是畅通的，对国企是畅通的，但对几千万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来说是不畅通的，这是个事实。在国家利益面前，没有部门利益澎湃新闻：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尽管在信贷的公平性上存在问题，但传导机制是正常的。刘尚希：过去大家都在讨论“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主要是针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及对几千万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贵来说的，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好，金融供给侧改革仍要加大力度。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若财政政策在赤字、债务方面仍按照常规做法来严格约束，那就只能靠独立的货币政策来独立抗。大规模地通过市场发行国债，会产生挤出效应，市场资金会因此减少，利率也会隐性提高。国债能否发出去，关键看利率。老百姓愿意买国债是因为国债收益率较高。理财收益率下来了，存款利率又很低，国债利率高的话，大家当然愿意买。但是如果国债利率高，财政的成本也高了，而且通过国债收益率曲线会影响基准利率，从而抬高市场融资成本，也加重纳税人未来的负担，对纳税人预期形成负面影响。按照理性预期理论，行为主体取向改变，这会使财政减税降费、提高赤字率等措施大打折扣，甚至失效。自2018年以来，央行的资产是在萎缩的，即使在今年4月份也比3月份减少，说明央行基础货币在被动收缩，这如何解释?这迫使央行降准来扩大货币乘数，扩大商业银行可贷资金。但降准的空间还有多大?准备金率需要保持一定水平才能避免系统性风险，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13%。而我国的现实是法定和超额之和的准备金率大概是14%。基础货币被动收缩，只能说明我国的通缩已经开始了，4月份的PPI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宏观环境越是高度不确定，经济越是通缩，传统货币政策的空间就越小。这也是国外货币政策为什么突破传统另辟蹊径的原因。一季度全国GDP是负增长，各行业也是下降的，唯独金融业却同比增长6%。怎么解释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融资成本降低还是提高了?金融业一枝独秀，只能说明金融交易在增长，而实体交易在萎缩。这意味着货币供应增加，扩大的是金融交易。所以当前的问题并不是说基于什么理论，而是要从现实出发。当前的现实情况是，风险已经非常大了，从全球来看已经是在一场危机之中。在这个非常严峻的形势下，再按照过去的套路，就无法以应有的政策规模去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冲击，无法去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形成共识。首先，不要从学科、部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站在国家整体安全角度来思考，如何做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我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时强调了这是特殊时期的应对，也强调了是“适度”。但有些人把“适度”去掉了，或是把“特殊情况下应对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个前提去掉了，最后变成我们要无限量的货币供应，我们要步西方国家的后尘，描绘出一个“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遭殃”的恐怖情景。很显然，这不是在分析研究问题。澎湃新闻：也有人认为此次的争论是部门利益之争。刘尚希：在国家利益面前，没有部门利益。如果在国家利益面前还讲部门利益，就是没有大局观，这与中央反复讲“大局意识”是相违背的。提出适度的赤字货币化建议，绝不代表什么部门利益，只是一个学者就财政货币政策新组合的一个建议而已。关于财政赤字适度货币化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问题，这可以想办法，任何法律都要与时俱进。若以是否违法来判断学术命题和对策建议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那许多改革也就不要讨论了。还有部分人担心央行独立性的问题。央行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都是相对的，央行的独立性还是要看国家的整体需要，央行并非“国中之国”。我国的央行表面上看是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机构，实际是在国家预算体系之外，自己赚钱自己花，更像是一个央企。在这一点上，倒是有点像国外央行，作为一个公共公司来运作。就此而言，我国央行的独立性其实是很强的。有人说银行信用跟国家信用(政府)不是一回事，细分确实有别。但没有国家信用，哪来的中央银行信用?央行的印钞权难道与国家信用无关?法定货币的流通是需要国家权力来背书的。至于作为商业机构的银行信用则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财政和金融都离不开国家信用。国债发行依靠的是国家信用，央行发行的信用货币也是基于国家信用。这次的争论让我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财政赤字是否有害的争论。“赤字有害论”是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财政必须平衡，不能搞财政赤字，赤字是有害的。现在来看，赤字有害还是无害?赤字并不意味着无度，凡事都是有度的。中国人讲究凡事有度，物极必反。赤字货币化必然会是无度的操作吗?那只是一种想象而已。当前正面临两个“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需要有与“前所未有”相匹配的大政策。我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新组合的。澎湃新闻：如果赤字货币化道路开启，是否也可能意味着，最终要央行印钞为地方债务兜底?刘尚希：这不是为谁兜底的问题，而是先要解决问题。退一步说，即便央行兜底又如何?如果有助于经济社会的恢复，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对冲当前的巨大风险和潜在危机，又有何不可呢?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是在不同风险之中来进行权衡。适度的赤字货币化，财政可以更好地与银行协同来保市场主体、保供应链产业链和保就业等“六保”任务，避免中小微企业大量退出市场、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另外，财政不仅仅要讲经济效率，还要促进社会公平。尤其在疫情冲击下，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中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和低收入阶层。在这样的巨大冲击下，需要向社会公平倾斜。“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包括了公平正义。在疫情的冲击下，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如果商业银行、央行都能去履行这样的职能，那也就不需要财政了。财政就像一根扁担，必须挑两头：一头是经济效率，另一头是社会公平。在当前的条件下怎么做到底线公平，也就是生存的问题，这是需要财政来支撑的。中国有2000多万的贫困人口通过外出打工实现脱贫。因为疫情的冲击，相当一部分人群无法再外出打工，这就意味着他们将面临返贫的风险。脱贫攻坚的目标今年必须完成，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要解决这些问题，钱从哪来?若无法增加财政收入，就只能减少支出。如果收缩财政支出，在眼下出现通缩信号的情况下，会让当前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其次是向市场发债，但这对市场会有挤出效应;再次就是通过央行，适当的货币化。央行可以提供5万亿元规模的铸币税澎湃新闻：你认为赤字货币化的规模要达到多少比较合适?刘尚希：我没有足够的数据作精确的计算。我的估算是，央行可以提供5万亿元规模的铸币税，以购买国债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可以分次实施，不必一次到位。这比向市场发行5万亿元的债券、或未来征收5万亿元的税收更有利。这个办法更有利于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和经济启动难的问题，有利于实现中央确定的任务和目标。这也更有利于通过财政手段去配合金融手段，金融手段毕竟不能违反市场规则。财政分担一部分风险，鼓励商业银行去支持市场主体，调整信贷投向。“六保”离不开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但更需要财政发挥作用，而财政手里又没有钱。如果货币政策唱独角戏，是难以完成六保任务的。必须采取财政金融紧密结合的办法，形成新形势下的新的组合，即适度的赤字货币化。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不限量。因为这还需要通过全国人大审查批准才能实施，不能想搞就搞。澎湃新闻：你认为为了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可以修订的?刘尚希：当然。法律也需要与时俱进。任何规则、法律都应当适合新时代的要求，过去经验教训得来的法律成果不一定适用现在和未来，不能刻舟求剑。不能总是幻想，未来是在历史和现在的延长线上。法律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存在的，尤其是在这样的重大危机面前，法律不能教条化。（来源：澎湃新闻）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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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网原标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珠心算研究院揭牌中新网北京8月12日电 （记者 赵建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珠心算研究院12日在北京揭牌。出席揭牌仪式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2013年12月中国珠算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其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是“适应当代需求的范例”。珠算的算盘结构、算法程序和操作实践等，蕴含丰富的科学内涵。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珠算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珠心算”悄然兴起，直至今天全世界有超百个国家和地区在开展珠心算教育。刘尚希表示，熟练掌握珠心算的人，其计算速度和计算效率惊人。大量研究还表明，珠心算教育具有开发儿童智力潜能的显著作用，能有效促进儿童注意力、记忆力、观察和思维能力等的提高。我们要重新审视珠心算，尽快纳入国民基础教育课程之中。这不仅可以提升文化自信，还可以大大提升国民素质和计算能力。刘尚希介绍，在财科院设立珠心算创新平台——珠心算研究院，体现了我们对珠算传承与珠心算发展规律及方向路径的认识水平和把握能力在逐步提升、不断深化，有利于推动和形成中国珠算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新格局、新态势。珠心算研究院是集理论研究、决策支持、人才培养和市场转化为一体的科研平台，以公益化为导向、坚持市场化方向。主要职能包括，整合国内外珠算、数学、教育、文化等方面专家资源，形成跨学科交叉研究力量，充分运用国内外先进理论和实践成果，针对中国珠算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提供战略咨询与政策建议；承担珠算（珠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训培养任务，以及珠算珠心算师资人才培训工作等。（完）

2021年2月1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召开“企业成本”调研总结座谈会。刘尚希院长在全面总结财科院连续五年开展“企业成本”大型调研工作的基础上，围绕全院科研工作转型和高质量推进智库建设等问题做了总结讲话。会议由傅志华副院长主持，邢丽副院长、徐玉德副院长出席会议。财科院党委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和财政部中心工作安排，2016年初提出开展“降成本”大型调研活动。此后，连续五年开展“降成本”全国大型深度调研（2020年更名为“企业成本”调研）。调研不仅从面上了解“降成本”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近几年全国企业成本的变化趋势，还针对深层次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理论分析和政策探讨。调研成果发布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多次得到相关决策部门的肯定，已成为我院品牌调研活动。此次“企业成本”调研总结座谈会既是对过去五年的总结回顾，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共同探讨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开展我院品牌调研活动。刘尚希院长总结指出，围绕我院“五·四”（五大建设、四大影响力）发展方略，财科院以“企业成本”调研为抓手，推动“五大建设”，即思想建设、品牌建设、人才建设、能力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财科院智库团队建设更加有力。财科院的调研，首先要更好地服务决策咨询、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自2016年中央全面部署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财科院及时选取与宏观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直接相关的降成本问题作为研究重点，连续五年举全院之力精心策划组织面向全国实体经济企业的“降成本”大型调研，取得了丰硕的调研成果。他表示，成本问题涉及到微观主体的发展，也牵涉国家的发展。从经济学角度看，成本是一个永恒的研究课题。从微观看，企业的成本决定了企业盈利水平，因而也制约企业发展。国家出台的诸多政策也会影响企业的成本。同时，成本也涉及复杂的经济关系，如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人工成本于企业是成本，于个人是收入；税收于国家是收入，于企业则是负担。此外，金融、能源、物流成本与降低实体企业的成本息息相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本问题仍是关键，还要持续不断地研究。“企业成本”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密切关联，离开成本讨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空谈。成本问题事关微观主体企业利润，离开企业的利润就谈不上投资的问题，投资与预期利润相关，从这点来看成本的问题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降成本”政策是阶段性的，但是通过改革创新，完善制度环境，降低企业不合理的制度性成本，可避免公共风险转化为企业的成本，为畅通经济循环注入“确定性”。刘尚希院长提到，调研活动取得显著成效还有三点宝贵经验。第一，五年来财科院“企业成本”调研一直采取线上问卷调查与线下实地调研相结合的形式。2020年，自主研发了 “财科院综合调研系统”在线采集数据，在此基础上形成调研数据库，进而形成财政数据库，范围广且效率高。第二，财科院和地方财政科研部门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了全国财政智库联盟的作用。第三，调研成果一方面上报决策部门，另一方面向社会发布。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刘尚希院长强调，在总结经验的同时还要发现不足，要通过改革创新去逐步解决。财科院作为高端智库，一方面要“接天线”，另一方面要“接地气”，要向数据驱动型的研究转型，即进一步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推动数据库形成数据自我生产、自我扩张的良性循环机制，提高综合调研系统智能化水平。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国家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起步之年。对财科院来说，2021年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财科院的发展也需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上考虑，迎接新的挑战。傅志华副院长指出，2016年是财科院智库建设元年，自2016年我院开展“降成本”调研以来，有力地推动了智库建设及科研转型，通过5年的积淀，财科院向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他强调，新时期，科研人员要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除参与“企业成本”调研，在其他研究领域也要注重调研，不断创新调研的形式，通过扎实的调研推动科研高质量发展。邢丽副院长表示，财科院企业成本调研已经成为我院一张亮丽的学术名片，彰显了三重效应，即品牌效应、队伍建设效应以及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效应。下一步，要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开展调研，既要保证连续性，同时有所创新性。第一，以调研为载体助力科研和教学的统筹发展；第二，建立协同工作机制，以“我”为主，吸纳地方、企业、媒体、学生等参与，推动智库联盟有效运行；第三，调研成果精耕细作，再挖掘再生产，提升智库成果的产出效能。徐玉德副院长提出，连续五年参与“企业成本”调研，有三点调研体会。一是调研事前、事中、事后必须有机结合；二是座谈交流和企业交流相结合，且必须是一线调研为主；三是宏观和微观必须有效的结合。三点建议：调研选题的设置要结合中央精神和最新出台的政策，要更细化，更有针对性；第二，与地方财政科研部门建立更有效的协同机制，充分调动积极性；第三，调研时间安排和形式再进一步优化，避免“走马观花”式的调研。科研组织处处长程瑜研究员谈了5年来调研的策划、组织、实施的经验和体会，以及对下一步更好地开展调研的建议。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志刚研究员、公共收入研究中心负责人梁季研究员、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负责人赵治纲研究员、中国财政学会秘书处副处长张鹏研究员，作为2020年各调研组代表发言，他们分享了在线问卷调查分析和实地调研的感悟与经验总结，以及仍存在的不足和改进的建议。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研究员、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赵福昌研究员、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研究员、全球风险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威研究员，作为2016-2019年参与调研的代表发言，对于如何改进调研效果、提升调研成果的质量和成果的转化能力等问题谈了各自的认识并提出建议。财科院全体科研人员参加座谈会。

3月2日，全国政协第十三届二次会议开幕在即，全国政协委员刘尚希在经济界别驻地早早办理好了报到手续。作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委员刘尚希其实在每一年全国“两会”期间，都是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他所关注的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也一直是社会焦点。2日下午，在政协经济界别驻地，刘尚希接受了红星新闻记者的采访，就民营小微企业的发展、地方隐性债务的风险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破解难题的建议。政策扶持不意味着要让每个企业都过得好不能抵消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包括“减税降费”，也包括许多地方政府设立地方政府基金等。“什么样的政策最为核心？”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刘尚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他看来，民营企业，尤其小微企业，本就具有脆弱性。在当前企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小微企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这本就对他们意味着考验。过程中，市场机制会发挥作用，会优胜劣汰，这也是正常现象。“所以，政策对企业要从整体上来扶持，而不是要做到让每一个企业都活得好，那样就不利于这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他称，所以在政策的扶持方面，对政府政策力度的把握，就是不能妨碍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问题贷不贷、贷多少 零人工干预 交给金融科技民营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事实上已不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更是世界性难题。对于融资贵，刘尚希给出的破解建议，是依靠金融科技。“融资贵的问题，与风险定价有关，与信息不对称有关”，他认为，发展金融科技，是解决信息不对称，让风险可控的很好途径。在他看来，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许多规模并不大，有些甚至仅数万元。但按以往传统的方式，金融机构要对企业的资信状况进行审查，审查成本又很高，又耗费时间。但发展金融科技，就可以对这类贷款做到零人工干预。“你可以掌握贷款企业的资信、支付情况、周转情况、生产经营等等信息，通过智能风控这种模型，动态去了解贷款企业的经营情况”，也就是说，应该贷还是不贷、贷多少、贷多久，这些过去靠人工去判断的问题，都来依靠人工智能模型来分析。“用智能风控，其实风险可以做到完全可控”，他称，而且成本低、效率高，其对金融机构来说也有盈利。刘尚希认为，金融科技是一种综合性的创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技术等，依托互联网，解决原有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依照当前金融科技的发展，实际上问题已经可以解决了，“只是要看怎样进一步去推广”。隐性债务不能等同于政府债务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也是此次全国“两会”受关注的话题。对此，刘尚希认为，地方隐性债务实际上只是“或有债务”。也就是说，其可能是政府债务，也可能不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把隐性债务视同政府债务”，因为隐性债务很多时候是国有企业融资平台的债务，这些平台的很多业务与公共基础设施等政府的政策目标有关，但毕竟不是政府直接举债。他称，这从法律角度来讲，只是政府的可能性债务。“地方隐性债务只是和政府有关联的债务”，也就是说，一旦出现重大风险的时候，政府可能负一些连带责任。但政府的责任有多大，取决于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分析是什么风险和危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因此，在他看来，要通过提高管理水平、预测水平，对隐性债务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进行全方位的监测，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把风险真正做到可控。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摄影报道编辑 刘宇鹏

央广网北京6月12日消息（记者丁飞）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近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是美国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全球化走到今天，要完全退回去是不可能的。刘尚希认为，中美经贸摩擦一年多来，已经超出了贸易不平衡的范畴，正在从贸易战转向科技战。要看清当前形势，首先要抓住这场博弈背后的实质。刘尚希表示：“中美贸易战背后的实质不是一个贸易不平衡问题，这是一个借口。它真正的目的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认为可能成为其战略对手。它想方设法要遏制中国的发展，这是它的目的。如果我们看清了这个目的，其他都是手段。”刘尚希说，当看清这一本质时就会发现，所谓的贸易不平衡、强制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等谴责，以及不断加征关税、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行为，都是手段、形式、借口，都是以国家目的为前提的。而面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经贸摩擦不断升级，中国最新出炉的两项数据则给出了亮眼的回答。海关总署发布的5月外贸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4.1%，其中5月份出口超预期同比增长7.7%；而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为31010亿美元，较4月增加61亿美元，创下了去年9月以来的新高。“时间将站在中国这一边”，刘尚希说。刘尚希表示：“所谓‘时间在我们这一边’，意思是在很多问题上我们拖得起。我们经济社会有韧性，市场潜力巨大。只要把这个市场做大了，做好了，不愁其他国家不来和我们做生意。全球化走到今天，要完全退回去是不可能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已经形成了，现在切断，世界各国、全球经济都会遭受重大损失，各国都会权衡的。”是盲目跟风，还是审慎权衡，各国政府、企业都将做出自己的判断。记者注意到，截至6月6日，华为已在全球30个国家获得了46份5G商用合同，其中就包括一段时间以来美方“苦口婆心”劝说的一些盟友和一些欧洲国家。韩国媒体报道称，在美国要求盟国禁用华为的背景下，韩国企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韩国政府则表示“这是企业自行判断的问题”；美国白宫官员近日写信给国会，呼吁推迟执行限制政府机关及其承包商向华为等中国公司购买设备的禁令，理由是美国企业吃不消了，禁令会让使用华为技术的美国公司负担过重，也会影响到美国政府采购；美国科技巨头谷歌也在积极游说，寻求美国政府豁免其针对华为的安卓操作系统禁令，让谷歌能继续与华为进行业务往来。刘尚希认为，“市场在我们这，主动权就在我们这里。”刘尚希表示：“打压华为对它自身来说也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它以后的高科技产品卖给谁？巨大的华为对它来说就是巨大的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买主，所以短期内它可以切断不供货。不供货意味着它的库存越来越大，那将来它的企业怎么办，能挺下去么？美国政府能一直给它补贴维持么？所以时间上它拖不起。当那些企业和华为切割的时候，美国的高科技股票就往下走。所以，市场在我们这，主动权就在我们这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朗近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上发表文章称，美国试图对中国强硬，可能加快自身相对的衰落速度。理由是，短期美国或许可以给中国造成一定损失，但中期来看，美国将面临更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开始用欧洲和日本取代美国的顾客和供应商，美国则很难说服其他国家填补中国作为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的空白。这一趋势或许从海关数据中可以得到证实：前5个月，中欧贸易额同比增长11.7%，中国与东盟贸易同比增长9.4%，中日贸易实现小幅增长，前四大贸易伙伴中，唯有中美贸易同比下降9.6%，其中自美进口大幅下降25.7%。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企业该如何应对、如何破局呢？刘尚希说，当前形势“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忧”主要表现在我国微观主体活力不足。唯有抛弃幻想，注入确定性，才能化解这种不确定性，激发企业活力。刘尚希表示：“放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看，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不可小看。因为大家看不清楚，所以这也是一种心理战。恐惧来自于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要化解和应对不确定性，注入确定性。每个企业当知道这种大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不要有幻想，要调整自身战略。现在中央的政策已经非常明确了，战略是进一步扩大开放，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反推国内的改革，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营商环境的优化使企业有更好的环境，企业就可以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的活力。”

来源：中国证券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的重要一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3月3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就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作出详细解答。他认为，要用市场化途径防范化解风险，厘清主体责任。对于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贷款可能存在的疑虑，他也给予了金融科技的解决方案。 微观金融风险应交给市场 “金融风险分为两个层次，泛泛地讲金融风险很容易模糊，这是两个层次、不同性质的风险，一类是微观的风险，一类是宏观的风险。”刘尚希表示，政府的责任是防范化解宏观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微观金融风险是市场主体、金融机构自身的责任。 “对防控金融风险不能过度微观干预，应从宏观方面考虑。”刘尚希认为，宏观金融风险具有公共性，是政府的职责所在。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分析监测的能力，在厘清属于宏观风险的情况下再出手，在分辨不清的情况下频繁出手可能反而会带来负面作用。 另外，监管部门对影子银行、非标、表外等业务理论需要深化研究，不能简单地把表外、非标、影子银行通通视为风险本身，当作“坏孩子”。 刘尚希强调，对影子银行应当正确评价，而不是简单地“一棍子打死”后进行取缔。尽管影子银行在夹缝中生存、不大规范，甚至此前监管也不到位，但它毕竟是一种市场的方式，为很多企业的融资提供了一种途径。在严厉整顿影子银行时，社会融资规模急剧下降，可见这实际上是一个融资通道，不能轻易斩断，否则会对整个经济尤其是对依赖影子银行的企业造成较大影响，甚至可能会对宏观经济带来风险。 刘尚希表示，严监管不能简单在“严”字上做文章，而是要科学有效。 将隐性债务纳入监管视野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也关系到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刘尚希表示，要防控隐性债务风险，首先要明确，隐性债务大都是政府的或有债务，不能完全等同于政府债务。虽然国有企业、融资平台做的很多事与公共服务有关，但毕竟不属于政府直接举债。隐性债务一旦出现重大风险或危机，政府可能负起责任，但是政府责任有多大，则取决于发生了什么样的风险和危机、产生多大影响。 他认为，隐性债务风险的防控要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地方政府要认真对待和研究隐性债务，在管理方式上要创新，将隐性债务纳入监管视野。同时，需要创新方式，不能老让政府“兜底”。对隐性债务主要是要分析代偿率，通过提高管理水平、预测水平，对隐性债务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进行全方位监测，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把风险真正做到可控。不能等到隐性债务已经出了问题，政府再去“兜底”。 在刘尚希看来，债务本身并不代表风险，关键在于把钱用好。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隐性债务情况不一，偿还能力也有所差别，要关注现金流的情况，有的项目现金流少，有的项目现金流比较充分；有的现金流少可能是由于项目本身性质的原因，有的现金流少则可能涉及企业经营管理问题。防控风险也要“对症下药”，如果是经营管理造成了偿债困难，就改善经营管理。如果项目本身就存在现金流较少的情况，可以通过项目组合来增大现金流，甚至实现现金流从无到有。 金融科技助力防风险 刘尚希坦言，对金融机构来讲，给小微企业贷款确实可能存在成本高、效率低和收益低等问题。当前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解决融资难依赖于当前金融改革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融资贵的问题与风险定价有关，主要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可以靠金融科技的发展去解决。”在刘尚希看来，现在已有通过金融科技成功为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的案例，其实并不像传统观念所认识的风险大、成本高和收益低。在掌握中小微企业的资信、支付情况和周转情况等生产经营信息的情况下，再通过金融科技、智能风控模型动态了解其经营情况，就可以给出是否贷款、贷款多少、贷款多长时间等判断。 刘尚希指出，也可以通过智能风控的方式去控制风险。过去对这种风险的控制主要是基于尽职调查人工分析判断，难免会出现失误，而且数据信息掌握有限，可能是碎片化的。现在通过新技术，运用大数据的新算法和新模型，可以把大量数据整合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比传统分析方法强。总体而言，金融业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大大提升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不过，刘尚希也表示，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本身就具有脆弱性，在当前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也要经受市场机制的“考验”，优胜劣汰是正常现象。政府的政策力度要控制在不能妨碍市场发挥优胜劣汰作用的程度内，对企业的支持应从整体上看，不是要让每一个企业都“活”得好，否则就抵消了市场的力量，反而不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