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士考试科目

清华大学：九月份招生网上报名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12：00～9月6日16：00。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报名时间：2019年10月14日中午12:00—11月30日下午16:00。北京大学：2019年10月14日12:00-12月6日12:00。南开大学：普通招考生网上报名时间：2019年12月5日9：00－12月25日12：00。初试时间为2020年3月21日—22日。申请考核网上报名时间：2019年10月25日9：00－11月5日15：00南京师范大学：（1）定向就业考生(不含专项和教育博士)：2019年10月14日-19日（2）直接攻博考生：2019年10月21日-23日（3）“学校发展计划”考生：2019年11月1日-6日（4）硕博连读考生：2019年11月8日-14日（5）普通招考考生：2020年1月5日-11日。上海财经大学：2019年10月10日至11月15日。上海交通大学：系统开放时间为2019年10月15日至12月15日或2020年3月15日至4月20日，具体报名截止时间请查阅学院的通知。“医工交叉平台”直博生为2019年9月28日至2019年10月11日8:00。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网上报名时间：2019年10月1日至11月15日。网上确认时间：2019年11月18日至11月30日。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报名时间为2019年9月20日至10月20日；考试时间为2019年10月底，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中国农业大学：直博生与硕博连读生填报时间为2019年10月23日上午9：00至2020年1月7日下午4：00。申请考核制博士生2019年10月23日上午9：00至2020年1月7日下午4:00。福建医科大学：2019年11月1日-2019年11月17日。陆军指挥学院：2019年12月1日至31日。军事科学院：网上报名时间截止9月30日24:00。上海财经大学：2019年10月10日至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2019年9月25日-2019年10月21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第一批为2019年8月7日-9月2日。中国科学院大学：春季入学博士生网报时间：2019年10月10日-10月25日；秋季入学博士生网报时间：2019年12月12日-2020年1月12日。江西财经大学：2019年11月至12月。厦门大学：2019年10月10日-2019年11月30日。江西农业大学：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海军工程大学：2019年8月30日-9月23日。广州中医药大学：2019年9月23日-10月15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10日。南京邮电大学：第一批报名时间：2019年10月5日-10月20日；第二批报名时间：2020年2月15日-2月29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春季网报时间：2019年11月4日-11月8日；秋季网报时间：2020年3月1日-2020年3月15日。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2019年9月25日-10月25日。国防科技大学：申请考核为2019年8月25日00:00时至2019年9月10日24:00时；统考为2020年2月1日8:00时至2020年2月20日24:00时。北京邮电大学：2019年10月10日～10月24日。

多年前，『没有毕不了业的硕士，没有考不上的博士』今非昔比，近年来就业市场愈发不景气，在一线城市遍地都是硕士学位的竞争者，外加落户难、孩子教育成问题等各种原因，考博人数也在逐年增加。考博，尤其是名校博士，难度不亚于考研，甚至个别大牛导师的报录比堪比国考，就比如北大PKU-GATE的考试人数就多达2000人，远超招生数量。目前，国内博士研究生的招收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直博、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和统考。前两种博士录取，一般来说在考研时或是研一研二期间就已经确定，这里主要介绍后面两种，也就是所谓的“考博”。1 申请-考核制目前，高水平院校已经逐步推行申请-考核制，比如北大、浙大、清华等，当然也有部分院校是申请-考核和统考并行，具体实行那种考察办法，可登录学校研究生院的招生简章进行查看。这里要注意的是，申请-考核制不代表不考试，更不代表考试不重要。申请-考核制是先向学院提交材料，主要包括：学历和学位证书、研究生期间的成绩单、硕士毕业论文（应届生提交开题报告）、外语成绩证明（四六级、托福、雅思等）、专家推荐信（两封，一般要求副教授以上的专家推荐，个别学校要求正教授推荐）、学术成果（论文、课题等）、读博期间的研究计划。在材料过审后，才能参加笔试和面试，最终根据笔试和面试的加权成绩确实录取名单。在这些材料里比较重要的有：硕士毕业论文，作为硕士期间最大的科研成果，必须保证论文质量，并且不存在学术不端的情况；外语成绩，大部分学校会对报考者的外语成绩提出要求，比如六级480以上或是雅思6.5分以上方可报考，倘若没有达到学校要求，需要另外参加报考学校组织的英语考试；学术成果，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参加导师课题的经历是极大的加分项，让博导知道你是一个靠谱的科研小助手。2 统考一般来说，博士研究生统考科目是三门，一门外语加两门专业课。一门专业课是专业基础题，一门专业课是针对特定方向的专业题。比如你报考产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那么一门专业课就是考宏微观经济学，另一门专业课就是考产业经济学。考博英语是公认的高难度，特别是中科院、社科院以及北大都是出了名的“英语过了就行“的学校。不过即使如此，翻看大部分院校往年的成绩来看，外语成绩能拉开的分数非常有限，而专业课才是决定你能否战胜其他竞争者的关键。同时，导师也更关心学生的专业水平，毕竟英语只是工具，只要求你能看懂外文文献即可，而专业能力决定了你能在科研的道路上走多远。3 最后申请-考核制和统考最大的区别在于：申请-考核制报了名，但不一定有考试机会；统考只要报了名，就有资格参加考试。由于考博不限定报考学校的数量，因此小伙伴们可以“多撒网”。对于自身履历过硬，比如名校出身、或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高水平文章、参加过高规格的课题，那么可以以申请-考核制为主；如果自身履历一般，本硕院校一般，没有突出的学术成果，那么还是拿出当初考研时的学习精神，以报名统考制院校为主。祝小伙伴们考博顺利~更多考研咨询，欢迎『关注』鼬老师~

从昨晚开始，传媒大学博士生招考改革的消息成为热点，考博到底如何开展？今天，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实施办法及初试科目考试大纲对外公布，初试科目包括《学术写作》《人文社科综合》《科技文献阅读与写作》，均为闭卷机考，满分各100分。从2021年招生年度开始，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将全面实施“申请-考核制”方式。报考中传博士研究生的所有考生（含直接攻博考生和硕博连读考生）均采用“申请-考核制”方式进行选拔，原有的普通招考方式将不再保留。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招生选拔流程包括材料评议、初试、复试三个环节，同时，设置优质生源直接进入复试绿色通道，不拘一格选拔优秀人才。材料评议主要根据考生提交的申请材料，对其学业水平、学术能力及综合素质等方面进行集体评议，并给出成绩。材料评议成绩合格的考生可进入初试环节。初试采用机考方式，重点考查攻读博士学位所需的学科基础、综合素养和学术潜质。文学门类和艺术学门类各专业初试科目为“学术写作”和“人文社科综合”，工学门类各专业初试科目为“科技文献阅读与写作”。各科目考试成绩均合格的考生可进入复试环节。复试以学术答辩及交流问答的形式，对考生的思想品德、学术能力、创新潜质、综合素质、外语应用能力等进行考查。学校同时设置绿色通道，对于材料评议阶段发现的优秀考生，或者以直接攻博或硕博连读方式报考的考生，可免去初试环节，直接进入复试。录取阶段，传媒大学将根据考生所报导师组，按复试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今天，传媒大学还在官微公布了考博初试科目考试大纲。《学术写作》要求根据给定材料，完成一篇学术论文；写作要件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正文不少于3000字，至少应设置到二级标题；为闭卷机考方式，满分为100分，考试时长为三个半小时。《人文社科综合》考试内容包括文明史、人文社科方法论和人文社科学术史；试题类型包括简答题、材料分析题、论述题等；形式为闭卷机考，满分为100分，考试时长为三个小时。《科技文献阅读与写作》主要考查考生的英文阅读、翻译及写作能力；考试内容包括三部分：英译汉、汉译英以及文献阅读；考试形式为闭卷机考，满分为100分，考试时长为三个小时。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简况姓名 学位授予单位 专业 工作单位白志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东北师范大学范洪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冯玉琳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计算机软件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洪家兴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黄朝商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院李尚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绍宽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东华大学马中骐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 中国科学院单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南京师范大学苏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童裕孙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王建磐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华东师范大学谢惠民 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 运筹学与控制论 苏州大学徐功巧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 分子生物学 多伦多大学徐文耀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磁与高空物理 中国科学院于秀源 山东大学 基础数学 杭州师范大学张荫南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赵林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 “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来源：北京日报）

高校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已发布。考生要注意，在报考方式和报考时间上，各校各学院略有不同。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六所高校的招生信息。考生要关注目标学校的《招生简章》和各学院的《招生细则》，按时按规定完成报名。北京大学(校本部)：有三种招生方式北京大学2020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采用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硕博连读和“申请—考核”制三种招生方式。其中“申请—考核制”考生要在院系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录北大研招网报名并上传相关材料。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要按相关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向报考院系提交材料。材料包括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考登记表、身份证复印件、最高学历和学位证书复印件、毕业院校的正式成绩单原件、硕士学位论文、个人陈述、两封专家推荐信、5年内取得且至入学时仍在有效期内的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和报考院系要求的其他材料。清华大学：四院系申请11月30日结束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工程物理系、金融学院、网络研究院公开招考博士生。申请人要在11月30日前完成报名申请。综合考核时间为2020年3月。申请的基本流程是登录学校研究生招生网，进入网上报名系统，按要求填写本人各项真实信息；下载博士生报名登记表，在相应栏目内签字；下载空白专家推荐书，由两位与申请学科相关的副教授以上职称专家填写推荐信；按各院系招生简章规定的时间将填写好的报名登记表、本科和硕士阶段成绩单、学士和硕士学位证书复印件、推荐信及所需附件、院系招生简章所需材料交至所申请院系研究生办公室。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学校将考核及综合考察其平时学习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在招生计划内择优录取。定向就业博士生要在录取前签订定向就业协议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招生专业共131个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博士生招生专业共131个，拟招收博士研究生约1000人。2020年人大博士生报名在学信网全国博士生统一网报系统进行。原则上学校每名博士生导师每年招收1名博士生，已招收本科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的博士生导师一般不再招收其他类别的博士生。2020年，除经国家下达和学校设立的个别专项计划外，各专业原则上不招收以不脱产方式攻读博士学位人员，即要求学生在基本学习年限内全日制在校学习。报考哲学院、劳动人事学院、新闻学院、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考生网上报名时间为11月1日10时至12月10日17时。人大研招办有关负责人提醒，报考上述学院的考生逾期无法补报名。这5个学院的复试录取时间均比其他学院提前。考生要仔细查看简章和报考学院“申请—考核”制博士生招生工作方案(或办法)中的要求。报考其他学院的考生网上报名时间为2019年12月20日10时至2020年2月15日17时。北京师范大学：网上报名后要邮寄书面材料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学位博士生选拔方式包括公开招考、“申请—考核”制、硕博连读和本科直博四种方式。硕博连读仅限本校在读的二年级学术学位硕士生申请，一般在每年12月进行。本科直博生主要接收全国重点大学理工科类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一般在每年9月至10月进行。北师大2020年在哲学学院、教育学部、法学院、文学院、外文学院、数学科学学院、物理学系、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学学院、天文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系统科学学院、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新闻传播学院、心理学部、地理学部针对招收普通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开展“申请—考核”制改革工作。公开招考考生网上报名12月12日截止。报名者还需在12月26日前按要求向报考学部(院系)研究生教务办公室提交相关书面材料(以寄出日期为准)。选拔包括初试和复试。初试科目为外国语(不含听力)及两门业务课，初试时间是2020年3月21日、22日。北京交通大学：同等学力考生注意招生专业北京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式有四种：直接攻博、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和公开招考。各学院2020年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式略有不同。公开招考、“申请—考核”制和硕博连读考生登录学校研究生院招生专题网页中的博士招生系统报名及缴费，时间为11月14日至12月12日，报名考试费200元，缴费方式为网上支付。学校招办有关负责人提醒，博士研究生报考类别分为非定向就业、定向就业两种。报名结束后，考生报考类别不能更改。学校统筹定向就业考生录取工作，拟招收人数为学校录取规模的10%左右。在读的“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如尚未获得硕士学位证书，按同等学力人员对待，不得以应届生身份报名。考生要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学位网)、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或相关权威认证机构对相应的学位、学历、学籍信息进行认证，并获取认证报告。国(境)外所获得学位证书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并获得认证报告。认证报告复印件按照要求进行寄送。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要仔细阅读《2020年北京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选择招收同等学力考生的专业。不按要求选择报考专业导致不能参加考核的，由本人承担相应责任。同等学力考生还要在考核阶段加试自然辩证法及两门报考专业的硕士学位主干课程，加试方式为笔试。报名结束后，考生的招生方式、报考学院、专业、研究方向、导师、报考类别等报考信息不能任意调整与修改。考生在报名阶段要慎重填写。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报名12月2日开始首都师范大学2020年普通招考、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将于12月2日9时至12月16日16时30分进行，物理系“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将于12月2日9时至12月27日16时30分进行，均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所有参加学校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包括硕博连读生)均要网上报名。报名时，考生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注册账号，登录报名系统，按要求及提示上传电子照片、填写报名信息，进行网上报名缴费。考生成功支付报名费，方为网上报名成功。考生网上报名成功后要及时下载专家推荐书和报名信息表。申请物理系“申请—考核”制考试方式的考生还要下载《2020年物理学学科“申请—考核”科学研究计划书》。学校研究生院有关负责人提醒，网上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息。考生不能兼报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和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考生逾期不能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报考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学生发展与教育、教育领导与管理领域)的考生，报考类别要选择定向就业。来源：北京考试报

一、中央党校思想政治教育考博招生导师、人数、考试科目【报考条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2.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1）已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员；（2）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入学前获得硕士学位）；3.非学历教育（单证，只有学位证书而无毕业证书）的专业学位考生或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报考我校博士生必须在报名前已获硕士学位。4.在境外获得的学位证书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5.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6.报考非定向培养博士生的考生至入学时未满35周岁；报考定向培养博士生的考生至入学时未满45周岁。【报名程序】（1）考生登录报名网站，注册用户。（2）在网上填报报考信息、上传本人近期正面免冠的电子证件照。（3）我校在“统一考试”的初试阶段不确定报考博士生导师，复试、录取时由各学科复试小组确定拟录取学生的导师。特别说明：如果导师已录取“申请-考核”制学生，在“统一考试”中原则上不再招录学生。【报考类别说明】（1）非定向：基本学习年限内全日制在校学习，必须将人事档案、党组织关系转入我校，毕业后自主就业。（2）定向：须保证基本学习年限内至少第一学年全日制在校学习，不转户口、人事档案、党组织关系，毕业后回原单位（或定向地区）工作。复试时，考生须提供由定向单位人事部门开具的同意考生在我校基本学习年限（四年）内至少第一学年脱产学习的证明。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提供准确、真实的个人信息、个人照片及相关材料。考生必须严格按照报名系统规定的格式和像素上传本人照片。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并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和在网上公布。【考生资格网络审核】2019年博士招生考试网络审核时间为：1月17日-1月18日，考生自行登录报名网站查询网络审核是否通过。照片审核不通过或其他信息填写不合格的，需在1月20日前重新上传照片或填报信息，否则不允许参加现场确认。二、中央党校思想政治教育考博历年复试分数线1.中央党校思想政治教育考博2016年进入复试2人，最高分208分，最低分195分。2017年进入复试4人，最高分202分，最低分186分。2018年进入复试5人，最高分218分，最低分189分。2019年进入复试4人，最高分225分，最低分197分。2.中央党校思想政治教育考博往年平均报录比约在15:1左右，竞争非常激烈，准备报考的考生一定早作准备，科学备考。3.从往年数据来看，初试当中，外语难度较大，拉开的分差较小，录取考生的外语成绩基本在50到60之间徘徊，两门专业课拉开的分差较大。想要进入复试就必须在两门专业课考试中取得较高的分数，而导师更看重的，也是你的专业能力。而在专业课的复习备考当中，了解招生院校的考博“信息”和“方向”要远比单纯的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更重要。4.时间线：报名：12月底至1月中旬（2019年博士招考报名时间为：2018年12月24日9:00－2019年1月15日17:00。）报名流程：考生登录我校报名网址：http://115.28.5.72:9002/dr/Login.aspx，浏览报名须知，在网上填报本人真实信息和上传照片。规定时间内，考生登录报名网站查询网络审核是否通过，照片审核不通过或其他信息填写不合格的，需在规定时间前重新上传照片或填报信息，否则不允许参加现场确认。考生身份证、户口本、档案、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上的姓名、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必须一致。如不一致，请在报名前到相关部门更正，否则不能通过现场审核确认。三、中央党校思想政治教育考博参考书目1、《思想政治工作学教程》张蔚萍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版3、1994年以来党中央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献。4、《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史》张蔚萍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5、《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许启贤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6、《中国共产党的历程》郭德宏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7、《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金春明等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8、《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郑必坚等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9、《“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2年版。10、《执政党建设若干问题研究》，中央党校编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推荐阅读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社科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宣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编译局1.参考书是理论知识建立所需的载体，如何从参考书抓取核心书目，从核心书目中遴选出重点章节常考的考点；如何高效地研读参考书、建立参考书框架；如何初步将参考书中的知识内容对应到答题中，是考生复习的第一阶段最需完成的任务。建议大家可以在专业课老师的指导下来高效率、高质量完成这项工作，为整个备考的成功构建基础；2.温馨提示：参考书该怎么读才能更有效果？（1）通读教材；（2）研究真题，把握出题方向；（3）结合教材细读，分析复习重点，琢磨该往哪个方向做笔记和思考；（4）不断融会贯通，该记的一定要记牢，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该理解的要理解，最好不要死记硬背，对于教材所讲观点能有自己的想法非常重要；（5）除了看专业指定书目，还可以多看看所考学校老师的专著、论文；（6）根据真题、复试题目等出题方向，找一些相关论文和好文章，记好笔记，多积累，多思考。四、中央党校思想政治教育考博复试·复试内容及形式1．外语复试听力测试30分钟，分值20分；口语测试，每位考生5分钟，分值10分。听力、口语测试总成绩为30分，折合成20分后，计入复试总成绩。没有参加外语听力或口语复试的，不予录取。2．专业复试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一般在30分钟左右，分值80分；专业复试成绩低于48分不予录取。复试时综合考虑身心健康状况、思想政治状况、培养潜质、就业因素等，全面、慎重地权衡考生面试成绩。3.复试总成绩的构成外语考试占20分，专业复试占80分，合计100分，低于60分不予录取。总成绩计算方式：初试成绩（折合为百分制）60%，复试总成绩40%的权重进行最终成绩的排名统计。录取成绩的计算：录取成绩=初试总成绩÷3×60% +复试总成绩×40%。五、授课体系第一阶段：框架的构建和重点的掌握核心参考书的框架体系建立和考点整合，理清楚学科发展史，特别是每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著作，主张，提出的背景和评价。第二阶段：专题讲解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给学员总结常考的专题，进行深化和凝练，以专题为突破口夯实并灵活运用理论知识。第三阶段：热点和出题人的论文对出题老师的研究重点，最新论文成果和上课的笔记课件进行讲解。对本专业时政热点话题进行分析。第四阶段：历年真题讲解对历年真题进行最深入的剖析，分析真题来源、真题难度，总结各题型的解题思路、答题方法和技巧。全面提升学员的答题能力，把前面几个阶段掌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分数。第五阶段：模拟练习及押题就最新的理论前沿和学科热点结合现实的热点进行拔高应用性讲解。教会考生怎么破题，怎么安排结构，怎么突出创新点等答题技巧。

青海师范大学当前，为切实保障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及我校实际情况，确定了青海师范大学博士生招生考试的规则。考试时间5月9日——10日：笔试考试5月11日：成绩复核及复试分数线公布5月12日：复试（面试）准考证请于5月1日——8日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系统进行下载并打印。鉴于疫情防控形势，我校不再进行统一体检。请各位考生在居住地二甲以上医院进行体检，体检报告待拟录取名单发布前提交所在招生学院进行审核。如在居住地无法体检，可以在我校指定定点体检医院（西宁市康复体检医院）自行体检，我校不再统一组织。五、鉴于疫情防控形势，为方便各位考生入校参加考试，我校建议考生选择距离考试地点青海师范大学城西校区（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38号）较近的宾馆，如锦江之星、假日王朝等。六、关于考生入校考试的相关要求（一）省内考生1.省内考生可登录“信用青海”，点击“信康码”注册，如实填写自己的信息，取得健康绿码。取得健康黄码或者红码，需进一步了解原因、说明情况，截图发给报考学院研究生教务秘书。2．提供考生本人近十四天的行程轨迹具体流程：移动手机用户查询方法：先编辑短信“CXMYD”至10086，再根据提示输入“身份证号后四位”，可查询过去一个月内去过的省和直辖市（无地市）。考生在查询到自己近十四天的行程轨迹后截图并签名，一对一发给研究生教务秘书，研究生教务秘书汇总打印备查。（二）省外考生根据青海省教育厅新冠疫情防控相关文件，考生需到当地具备资质的机构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或血清特异性IgG抗体检测。报到时未能提供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血清特异性IgG抗体阳性证明或包含以上检测结果信息之一的，将无法入校进行考试。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取消英语笔试学校层面不再进行外国语水平测试，由各个招生单位自行决定，直接进行材料审核或者以其他方式对外国语水平进行考核，复试环节在线面试平台，加强外国语水平考察，考核工作5月底左右结束。据笔者查看相关资料，众多学校发布招生简章，预计五月中下旬会是各个学校招考的关键时间，报考的同学，要注意各个学校的时间节点，以免导致报考学校时间冲突，错过参加考试的机会！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名校发布了2021年博士招生简章。清华大学，还有厦门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等高校也会陆续启动2021年的博士招生工作。其中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博士招生工作已经正式启动，疫情期间，一定要多关注招考信息，看清楚各个学校考试时间节点，准确好相关审核材料、注意考试的模式，祝各位深造的研究生同学马到成功。

考博公众号/学之恒考博天地各位博士研究生考生：好！我校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的“综合考核”采用“网络远程视频”方式，主平台为Zoom会议系统，相关事项详见已发布在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的“华东师范大学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综合考核考生须知”为使考生尽快熟悉zoom系统的使用、网络远程视频设备的调试，我校邀请zoom平台提供方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提供技术服务与指导：1、 zoom视频测试与答疑（zoom会议号：421 234 7641; 密码：123456）测试、答疑日期与时间：2020年5月25日-5月29日，每天的9：00-12：00，13:00-17:00；2、考生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相关技术问题。电子邮件咨询的截止日期为2020年6月15日。祝各位考生顺利！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2020年5月22日今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招生考试里，英语100分的题，有个考生只考了20多分，却被录取了！！分数线要50分，差20多分也能上博士！所有人都去考博士吧，100分的题，蒙也能蒙到25分呀！据说这人是考音乐的，都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唉！真是黑暗呢！不管什么专业，博士总归要有个博士的标准吧？不能说学音乐的答不出英语来就拿钱堆吧？到底是看分数还是看钱数？没天理！多少人拚死拚活，下了那么大功夫，考出来成绩差一分都要被淘汰，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差20多分的反而会被录取？黑暗至极！不知这又是哪个官二代，富二代！有钱有权真的什么都可以搞定，连考博士都不例外。以前一直觉得上海那地方比较公平，上海的大学比较公正，看来天下乌鸦一般黑。考博士没考上的，这回知道为什么没考上了吧？？——没钱没权，就没有通知书，就别想拿博士学位！博士这东西听起来还真吓唬人，不过想想，现在的博士真是没啥稀罕的了！英语20分就可以上名牌大学的博士，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华师大的博士这样考法，估计其他大学的也好不到哪里去。童鞋们，博士都这么黑暗了，硕士也好不到哪里去，是咱们师大特别黑，还是天下乌鸦一样黑呢？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 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0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马中骐在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首批博士中唯一的女博士徐功巧和导师邹承鲁院士。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 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本文原载于2013.10.22 《北京日报》17、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