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博士公司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博士点申报时间节点，很多高校厉兵秣马，组织全校、每个学院的学术骨干填写表格和整理资料，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精兵强将，就为了拿到一个博士点。尽管现在读博士整体都在逐年贬值，一张博士学历也越来越没有以前那么值钱，但是各大高校不仅没有减小博士招生数量，反而逐年扩大博士生录取人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随着每年博士毕业人数的不断增加，普通本科高校能够提供给硕士稳定就业编制的机会也在减少，硕士毕业条件也在逐步提高，高校对自身科研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进人门槛不断提高，硕士学历越来越成为一个过渡学历，而博士就越来越成为一个高校的科研主力大军。加上申请到一个博士点，省里面也会给这个高校更多的经费和拨款，对于提高一个大学的办学档次和吸引顶尖人才，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虽然中国博士招生已突破10万，博士点很多，但博士点申报竞争越来越激烈。例如去年，一个数学博士点，就有十几所高校同时申报，这样的竞争难度，堪比每年的大学毕业生考公务员的惨烈场面。俺所在的电子系，在前三年就参与过一次博士点申报，结果因为一票之差竟然落选了。三年后的今天，学院依然要求申报电子系博士点，要俺继续填写申报表格。但俺的热情已经没有三年前那么高了，原因不少。一个原因是，三年前，俺不吃不喝、通宵达旦、玩命地认真准备材料，甚至自我到酒店闭关写材料，结果就因为一票不同意，把我们整个组的心血都给否决了，很有挫败感。另外一个原因是，填写资料的过程很累，很繁琐，要去协调各个成员，要自己找最有力的支撑材料，有凝练特色等，都是非常耗时和耗脑的活，而且这样的活干得越多，会感到越烦，越没有意思。心里还总是吐槽，明明是电脑几秒钟就能搞定的活，非要到处找资料、找人来填写各种表格，这不是坑爹吗？其实，让一个专业的所有在职教师都来填写同一个表格完全没有必要，只要让这个专业最顶尖的10个牛逼教授认真填写就足够了。因为如果一个专业前10个最优秀的教授，都没有什么科研成果和高质量论文，可想而知，其他在职教授、副教授的科研水平和实力了，就算再加上其他人几个特别优秀的科研成果，最终博士点也是不可能给这个专业的。还有一些数据完全没有必要填写，例如研究生就业，会议，经费等，这些完全可以靠造假数据来完成，因为即使是教育部，也没办法查清楚每个研究生毕业都去了哪里，都发表了哪些论文，看这些资料完全就是在浪费填报人和评审专家的时间。最后就是为了避免有刷人的情况出现，一定要规定全职在这个系工作5年以上，避免有些高校临时挖人，申报过后，这个人又跳槽到其他高校，最后留下一堆烂摊子无人问津，这对高校自己培养的在职教师们也会造成很大伤害。

“来韩留学拿速成博士学位，韩国恐成中国的学历工厂”。据韩国媒体报道，近几年，来韩读博的中国人激增。其当日的社评也指出，“韩国大学为了争夺生源，确保财政收入，不惜沦为中国人的学历工厂”。韩国教育部19日公布的资料显示，去年，来韩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共计3636人，相比2013年的1906人几乎翻了一倍，而且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硕士文凭的中国大学教师。据中国教育部统计，中国大学教授共有163万人，其中只有40万人(24%)左右是博士学历，其余都是硕士及以下学历。韩国媒体分析称，中国政府目前正推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政策，在此背景下，中国很多大学都致力于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拿博士学位”自然成为这些大学教师的目标。而这种需求正好让一些苦于找不到生源、收入捉襟见肘的韩国大学看到希望，双方“一拍即合”，便出现了众多中国大学教师来韩留学攻读博士的现象。鉴于中国留学生在韩获取博士学位的需求日益增加，与韩国一些大学接洽商谈“中国博士课程”的中介(掮客)也随之出现。媒体援引韩国首都圈某大学研究生院负责招生的工作人员李某的话称，某一天一位自称负责中国大学留学业务的男性(中介)找到研究生院招生处表示，目前中国有许多想拿博士学位的教师，他一次可给该校输送数十名留学生生源，希望研究生院针对中国的“博士生”专门开设短期博士课程。此外，招生处的工作人员介绍称，“根据韩国教育部的规定，只要韩语水平考试达到3级，就可进入韩国大学学习，但现实情况是，即使达到3级水平也很难像韩国学生那样进行学业课程听讲，对此韩国教授授课时非常头疼，但由于各大学急需用钱，教授们也只能配合学校扩招更多海外留学生。”韩国媒体报道称，韩国所有大学的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由于留学生入学门槛较低，别说独立完成高质量的论文，就连正常的沟通或者听课都较困难，这些以短期研修形式来韩国攻读博士课程的“博士生”更难保证他们的学习质量。但由于目前韩国大学因财政问题被迫处于卖方市场，面对涌来的中国留学生们，他们只好开设用中文授课的课程，或者起用有中文沟通能力的教授。问题是，一些韩国大学开设的博士课程和论文审核环节被揭存在违规操作。去年，一所地方大学被查出招来中国留学生读博后，安排他们在12天内修完一个学期的课程(通常需要4个月)而引发热议。此举也招来中国驻韩大使馆的抗议，质问韩国教育部“韩国大学的文凭还能让人相信吗?”韩国舆论指出，扩招留学生，对提升韩国大学的知名度或者培养更多的知韩派海外人才具有一定好处，但是盲目扩招留学生，对留学生的教育管理缺失或者胡乱授予留学生学位，将给韩国大学在国际上的公信力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对于该问题，韩国政府必须予以重视。韩国大学数量多达190余所，而生源每年都在减少，加上学费涨幅空间也有限，这导致一些地方城市的大学、甚至是首都圈大学陷入招生难、财政状况捉襟见肘的困局。若不解决韩国大学政策中的结构性问题，“韩国大学沦为学历工厂”的现象将进一步加剧。记者向目前正在韩国延世大学攻读博士的留学生王某(注：该学生本科、硕士、博士均在韩国学习)询问“速成拿学位”的相关情况时，她表示，“速成拿博士这种情况，在韩国首都圈内的大学较少出现，如果有的话，估计是地方的某些大学跟国内的一些机构的速成项目之类，但即使这样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内办理博士认证也很难通过。”实际上，目前很多韩国大学都将“抢生源、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读博”作为一项工作任务大力推动。去年9月，韩国《国民日报》《文化日报》等多家韩媒相继报道称，以全州大学为代表的韩国地方城市大学正积极招收中国大学教师来韩攻读博士课程，既加强与中国大学的学术交流合作，还缓解因国内生源日渐减少带来的财政窘境。与全州大学同属全罗北道地区的圆光大学也是“中国博士留学生大户”。截至2018年10月，共有150多名中国大学教师在该校攻读博士课程。据悉，该校校长曾多次前往中国各高校做宣传，并成功拿到“大单”。(来源：环球时报)

金句不断的任正非做员工的时候，人们会吐槽企业的狼性文化，然而很多从华为出来的员工们自己创业的时候，纷纷歌颂华为群狼奋进的企业文化，有人现在会赞叹华为的战略布局很好，但实际情况是，华为在发展过程中其实遇到很多错误的发展方向，但是华为可以通过短时间内进行修正，用一位商业大佬对华为的评论来说，华为擅长打游击战，平行化的部门管理，每个小团队都有可能出现新的火花，当华为产品需要改进时，其实多种方案做备案，数量众多的产品中一定会出现一爆款产品。华为对员工进行股份激励，让华为员工的平均年薪高达110万元，而且还有很多的千万富翁，任正非在接受记者时有一金句：“当员工的妻子们可以大肆买包的时候，就是对华为员工们最大的称赞！”湖人队华人老板陈颂雄欧美科技富豪数量众多美国属于科技创业者的天堂，会有大量的风险投资来用于科技投资，因此各大企业每年用于科研和技术开发的资本非常多，例如湖人队华人老板陈颂雄靠着医药专利跻身世界富豪的行列，科研专利药带来的利润让他赚得盆满钵满。同样是医药企业，中国的企业更热衷于营销和价格垄断，利用常规药物的价格来牟利，因此这些企业很难给科研人员很高的利润，反而销售和市场公关人员的工资是最高的，常年对医药研发的不重视，造成目前中国仿制药领域甚至连印度都不如。一位医药科研人员说自己好不容易做出一套仿制药的生产工艺流程，结果才卖了20万元，一家企业学会了之后，全国整个医药行业技术马上就同质化，因此医药科研人员觉得得不偿失，因此医药博士生们更热衷于高校和科研所，毕竟待遇和工作都很稳定，医药行业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在海外高学历者都热衷进入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的企业，而中国很多高学历只是为了寻求铁饭碗，本应该做科研创新的博士们，毕业后纷纷转行做管理！多些华为，中国的博士就业会更广最近深圳针对紧缺高端人才开除减免30%个税的福利政策，也就是高端科研人才百万年薪，只需要交15万的税，30万的个税将有深圳市政府补缴。这是对高端科研创业者的一种激励，在华为每年不仅给自己的科研人员足额的奖励，而且每年无偿给全球各大高校和科技机构捐助经费，只希望获得这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的方向，毕竟名校的基础科研实力远比企业要强，通过高校基础科研的技术方向，华为为自己的应用技术进行革新！把科研人员当宝贝看，就是华为成功的源泉，用任正非的话来说，给员工100万的薪水，你的员工身价就值100万，如果中国多几家给科研人员百万年薪，舍得投入科研的企业，那么中国的博士毕业生就不会扎堆高校和科研院所！

中新社珠海6月22日电 (记者 邓媛雯)“2020第三届海内外青年博士博士后珠海创新创业(云端)洽谈会”(以下简称“双博会”)22日在珠海拉开帷幕，52家珠海和澳门的知名企事业单位提供双博岗位近千个，吸引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以及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韩国首尔大学等74所中外知名高校的298名博士人才报名参加。本届双博会由珠海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以“双博人才聚珠海，智引湾区新未来”为主题，旨在搭建高端人才、项目合作平台，让更多海内外博士博士后人才关注珠海、了解珠海、扎根珠海。初步数据统计，参与此次双博洽谈的澳门、珠海两地知名企事业单位超过50家，其中不乏华发集团、格力电器等本地知名上市公司，还有珠海市人民医院等大型三甲医院，以及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有的岗位年薪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珠海是创业者的福地。”博士人才代表、优微(珠海)生物有限公司总经理冷钢表示，几年前其通过“百博行”活动到此创业发展，活动期间获得珠海市和区人才政策的大力扶持。目前，该企业发展大大超出他们的预期。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双博会吸取以往经验，力求对接精准，合作多样，使企业更容易、更便捷地招收引进科研所需的博士博士后人才，同时也让博士博士后获取更多求职资讯，帮助他们直达企业岗位，直通项目合作对象，促进多方共赢。据介绍，本次双博会还邀请了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及科研单位、企业参与，不仅促进了澳珠两地人才方面的交流沟通，更令澳门与珠海两地在高端产业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完)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简况姓名 学位授予单位 专业 工作单位白志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东北师范大学范洪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冯玉琳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计算机软件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洪家兴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黄朝商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院李尚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绍宽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东华大学马中骐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 中国科学院单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南京师范大学苏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童裕孙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王建磐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华东师范大学谢惠民 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 运筹学与控制论 苏州大学徐功巧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 分子生物学 多伦多大学徐文耀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磁与高空物理 中国科学院于秀源 山东大学 基础数学 杭州师范大学张荫南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赵林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 “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来源：北京日报）

韩媒：韩国大学为了争夺生源，确保财政收入，不惜沦为中国人的学历工厂。“来韩留学拿速成博士学位，韩国恐成中国的学历工厂”。据韩国《东亚日报》20日报道，近几年，来韩读博的中国人激增。其当日的社评也指出，“韩国大学为了争夺生源，确保财政收入，不惜沦为中国人的学历工厂”。韩国《东亚日报》:来韩留学拿速成博士学位，韩国恐成中国的学历工厂韩国教育部19日公布的资料显示，去年，来韩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共计3636人，相比2013年的1906人几乎翻了一倍，而且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硕士文凭的中国大学教师。据中国教育部统计，中国大学教授共有163万人，其中只有40万人（24%）左右是博士学历，其余都是硕士及以下学历。《东亚日报》分析称，中国政府目前正推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政策，在此背景下，中国很多大学都致力于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拿博士学位”自然成为这些大学教师的目标。而这种需求正好让一些苦于找不到生源、收入捉襟见肘的韩国大学看到希望，双方“一拍即合”，便出现了众多中国大学教师来韩留学攻读博士的现象。《东亚日报》报道称，鉴于中国留学生在韩获取博士学位的需求日益增加，与韩国一些大学接洽商谈“中国博士课程”的中介（掮客）也随之出现。媒体援引韩国首都圈某大学研究生院负责招生的工作人员李某的话称，某一天一位自称负责中国大学留学业务的男性（中介）找到研究生院招生处表示，目前中国有许多想拿博士学位的教师，他一次可给该校输送数十名留学生生源，希望研究生院针对中国的“博士生”专门开设短期博士课程。此外，招生处的工作人员介绍称，“根据韩国教育部的规定，只要韩语水平考试达到3级，就可进入韩国大学学习，但现实情况是，即使达到3级水平也很难像韩国学生那样进行学业课程听讲，对此韩国教授授课时非常头疼，但由于各大学急需用钱，教授们也只能配合学校扩招更多海外留学生。”韩国媒体报道称，韩国所有大学的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由于留学生入学门槛较低，别说独立完成高质量的论文，就连正常的沟通或者听课都较困难，这些以短期研修形式来韩国攻读博士课程的“博士生”更难保证他们的学习质量。但由于目前韩国大学因财政问题被迫处于卖方市场，面对涌来的中国留学生们，他们只好开设用中文授课的课程，或者起用有中文沟通能力的教授。问题是，一些韩国大学开设的博士课程和论文审核环节被揭存在违规操作。去年，一所地方大学被查出招来中国留学生读博后，安排他们在12天内修完一个学期的课程（通常需要4个月）而引发热议。此举也招来中国驻韩大使馆的抗议，质问韩国教育部“韩国大学的文凭还能让人相信吗？”韩国舆论指出，扩招留学生，对提升韩国大学的知名度或者培养更多的知韩派海外人才具有一定好处，但是盲目扩招留学生，对留学生的教育管理缺失或者胡乱授予留学生学位，将给韩国大学在国际上的公信力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对于该问题，韩国政府必须予以重视。韩国大学数量多达190余所，而生源每年都在减少，加上学费涨幅空间也有限，这导致一些地方城市的大学、甚至是首都圈大学陷入招生难、财政状况捉襟见肘的困局。若不解决韩国大学政策中的结构性问题，“韩国大学沦为学历工厂”的现象将进一步加剧。《环球时报》记者向目前正在韩国延世大学攻读博士的留学生王某（注：该学生本科、硕士、博士均在韩国学习）询问“速成拿学位”的相关情况时，她表示，“速成拿博士这种情况，在韩国首都圈内的大学较少出现，如果有的话，估计是地方的某些大学跟国内的一些机构的速成项目之类，但即使这样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内办理博士认证也很难通过。”实际上，目前很多韩国大学都将“抢生源、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读博”作为一项工作任务大力推动。去年9月，韩国《国民日报》《文化日报》等多家韩媒相继报道称，以全州大学为代表的韩国地方城市大学正积极招收中国大学教师来韩攻读博士课程，既加强与中国大学的学术交流合作，还缓解因国内生源日渐减少带来的财政窘境。与全州大学同属全罗北道地区的圆光大学也是“中国博士留学生大户”。截至2018年10月，共有150多名中国大学教师在该校攻读博士课程。据悉，该校校长曾多次前往中国各高校做宣传，并成功拿到“大单”。去年9月，赴韩国某地方大学攻读博士课程的中国大学教师在欢迎仪式上听校长讲话（图源：韩国《国民日报》）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李军 金惠真

随着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博士研究生的数量逐年增长。人们赋予博士更多的科研和学术光环。在我们的认知里博士研究生在经过了系统的训练和学习后，具备更专业的知识，更加系统的科研逻辑思维，因而更有可能在科研的道路上发挥其用武之地。但现实却告诉我们，"逃离科研"大有人在。代表性高校2014届博士研究生就业去向分布情况根据可以看出，继续上升从事科研的博士生研究生比例较低，绝大部分的博士研究生选择了进入企业，签约就业。现实情况就是很多博士研究生在毕业之后选择"逃离科研"。就像一场大型运动会，每个项目都有几十个运动员参加，最后只有3个人/团队拿到金银铜牌。请问其余的运动员为什么"逃离"奖牌？其实很多人不是逃离科研，是被科研淘汰，主动和被动要搞清楚。需要阐明的是，博士生培养的目标是培养专业人才，而不是培养科研人才，毕业后继续留在科研单位的本来就只是一部分人的选择。博士研究生为什么会选择"逃离科研单位"最直接的原因，钱。很多实验室所在的研究所，算国家事业单位，整体一年的收入比进入企业要低很多，加上所在城市的房价，根本就没什么竞争力。按照2018年的就业薪资来看，基本上企业研发岗位给的是18万左右，而基本的科研院所的薪资差不多是10万左右，对比之下，很多人会选择进入企业，而不是选择在研究院搞科研。然而钱并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当前科研制度对科研活动的掣肘。在中国大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主要研究经费是来自国家或者省级等。但是项目经费的申请难度越来越大，需要你写出所有的项目规划和项目预算，大到会议场所，小到纸张打印等，滴水不漏的做好财务计划。还要附上完善的科研项目申请内容以及意义。有的项目需要资金垫资，项目完成后，才会发放相应的项目资金。最后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科研允许失败，但是科研项目却不允许失败，科研项目的失败，意味着你所有的付出都是零，对实验室以后申请项目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衍生出很多的科研项目套路，其中之一就是用已经获得的成果或者预计即将产出的成果拿去写申请书，然后拿获得的经费支持下一步研究，如此鸡生蛋蛋生鸡。但如此的话，第一只鸡从哪里来，空手套白鸡么？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对整体的科研学术不够重视，才会出现很多高校的中的博士毕业生选择进入企业，而放弃科研。不是博士研究生放弃了科研选择企业，而是很多博士研究生被科研抛弃，进入了企业领域，对国家来说，重金培养出的博士，应该有大多数的人选择科研单位，才是最正常的现象，而目前中国的博士研究生科研的比例严重不足。文字|天阑 编辑|尹嚞 图片|网络

2020年是极其特殊甚至荒诞的一年。近日，由于特朗普匪夷所思的签证政策，两位博士后被美国赶出了实验室，甚至没收了实验室中的手机和计算机，只因他们来自中国。纽约大学尼尔实验室负责人、医学家本杰明·尼尔日前在Twitter上爆料：在他创立的实验室中，两名来自中国的博士后，因签证政策被迫离开。甚至，被没收的电脑上还有正在研究的数据，这让其余同事无法继续接下来的工作。该实验室一直在进行卵巢癌、乳腺癌相关的研究。两位被驱逐的中国博士后也在做相关方向的工作。其中一位中国科学家名叫张爽，曾在中科院拿到了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分子生物学以及动物学；2015年起，张爽来到纽约大学研究卵巢癌和细胞相关内容。另一位中国博士后冉昊，于2015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是朗格健康的高级博士后研究员，并且一直在从事“和蛋白酪氨酸磷酸酶Shp2”相关的研究。有美国网友表示，让优秀的科研人员被迫离开实验室，简直是一种耻辱。实际上，不仅研究人员会被驱逐。新入学的学生，也面临无法入境的困境。7月24日，ICE发布新规：计划于今年秋季学期入学的国际学生，只要有一门“线下”课程即可获得学生签证进入美国；如果全部课程均为网课，则不会获得签证，不得入境。目前，哈佛、南加大等学校已通知境外的新生不能入境美国。如此看来“科学无国界”，也不过是一句谎话罢了。

近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国传播，多国主流媒体或政府卫生部门在进行疫情更新发布时，都在引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疫情数据更新图。而这份目前受关注度最高的疫情图，由两名中国留美博士创作和维护。一张黑底、红点，左右两侧列着各国确诊、死亡和恢复病例的地图，成为近来全球主流媒体在报道新冠疫情时普遍采用的背景图片。就连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卫生部视察时，美国卫生部就用这张地图监测全国病例，意大利总理、德国内阁开会时，身后电子屏幕也正在依靠这张地图展示疫情实时情况。这是来自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实施检测的统计图表。而图表的创作者是这所大学两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董恩盛和杜鸿儒，他们都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土木与系统工程系博士一年级学生。△董恩盛（左）和杜鸿儒董恩盛的研究方向是疾病模型，也就是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代码来解释一些流行病学、公共健康方面的问题，对全球流行病的发展趋势做基本的判断和推测。在今年1月份，新冠肺炎疫情还尚未在全世界范围流行起来时，他就和导师达成一致意见，想要做这样的一份数据地图。早在去年5、6月份的时候，董恩盛与导师劳伦·加德纳便在一个针对美国麻疹病毒风险性分析项目中做了一个类似的数据可视化地图，当时引来一些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所以，在技术思路上是比较成熟的，这份新冠肺炎疫情图表也很快就能调试上线。董恩盛说：“1月21日，我们（董恩盛和导师）大概商定了要做这样一个数据图表，当天晚上我大概花了7到8个小时时间，就做好了第一版。然后1月22日早上11点左右我的导师通过推特把这个图表发布到了全世界的平台上。”董恩盛说，他和导师做这个图表最开始的初衷只是为下一步的学术研究做数据收集和准备工作，没想到随着疫情发展，会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统计参考，这也让他和团队感到责任更重了，更需要夜以继日地保持数据严谨和准确。如今，这个网站已经成为多国政府高层、公共卫生学者和主流媒体引用最多的疫情数据来源，更新和运营这个网站成了董恩盛的“主业”。董恩盛说：“这个是我们（疫情图）大概的使用量，这个只是我们一个图层的使用量。截止到3月31日，我们在全球大概已经有155亿次的使用量了。”目前，随着这份疫情地图更新数据的持续增加，董恩盛他们的团队也从最开始的两三个人，发展到现在包括本系其他博士研究生以及其他学院志愿者，再加上合作提供技术支持的公司，一共有近50人的团队在对这样一个每天点击量超过10亿次的疫情地图进行维护。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的一所研究性大学，也是全美最近连续33年来科研经费开支最高的大学，其公共卫生学院多年来排名全美第一。董恩盛、杜鸿儒及团队较高质量的数据成为诸多研究团队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是科学界了解新冠疫情的重要信息来源。同样为博士研究生一年级的杜鸿儒从2月1日加入这个团队以来，一开始负责数据收集整理并与世卫组织数据比对；在系统可以自动更新数据后，他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做自动更新代码的编写，这些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确保数据统一性和准确性。杜鸿儒说：“相当于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这些数据源都是不同的格式，也可能都是不同的语言，我们需要把各个数据源汇总了，再整理、再清洗成我们需要的格式，然后再上传到这个数据图表中。”除了能亲身参与这样一项引起全球关注的项目给自身带来的荣誉感，以及在短时间内掌握多领域的专业知识，对董恩盛和杜鸿儒来说，维护这一网站对两人的责任感和学术严谨性都是一种锻炼和提升；另外，当疫情在全世界持续影响下，两人也都认为世界各国要加强合作，学习中国成功的防控经验，早日控制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杜鸿儒说：“从数据上来看，美国目前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中国疫情防控对其他国家都是很好的榜样，我希望世界上各个国家可以参考中国的防控手段，希望能早日控制全球的疫情。”（央视记者 刘旭 刘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