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研究是核心

01“力争5年内，培养100万高素质农民。优先招录具有培训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农民职称的农民和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学员在内的中职毕业生。”农业农村部与教育部联手发布相关通知。“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于近日被提上日程，职业教育扩招100万人的“豪言壮志”正在一步步实现。此外，另一份文件值得注意，《关于加快推进军事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由相关部门印发，大力发展军事职业教育已经被提上议程，培养新型军事人才也是振兴职业教育的目的。管中窥豹，相关政策出台多如牛毛。但此次两份文件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即不在从扩招数量、财政支援、总体方案上着手。而是关注与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基础性矛盾入手，寻找问题的痛点，来给出现实的解决方案。比如，在前文《本科“职业大学”首现》中提到：“本次职业院校升格为职业大学其后的寓意不言而喻。部分试点院校率先从专科职教跨越到本科职教，不仅拉开了职教升格的序幕，也开启了社会映象颠覆的时代。”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大幕拉起，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定位被拉到同一起跑线。当下的改革重点在于抓住职业教育症结的本质，从核心问题上着手，改革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目前所见的改革集中于：第一，改变职业教育的社会映象，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企业认可度，将教育层次由专科层次升格为本科层次；第二，实施扩招100万，针对农民、军人等拥有明显特征的群体；第三，引入一种外部力量——校企合作，推动技术、资本、市场对职业教育的渗入，详见前文《校企合作是一种发展模式》。以上三种职业教育的改革措施，从招生层面的各类人员扩招，增加职业教育在校生体量，在整体上拉平与普通高校招生的差距。定向针对性招收农民、军人等人员，提高职业教育的覆盖面和可操作性，促进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发展。而在社会映象层面，改革40多年未变的职业教育，升格部分试点学校，“职业大学”不再是奢想。不仅提高了职业教育的含金量，也丰富了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校企合作被视为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上重要的基石。如前文所言，校企合作以学生的发展为本质特征、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推进相关产业与学校实现深度融合。鉴于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此次职业教育改革的力度空前，能够精准的触及到当下职业教育累积多年的弊病和要害。职业教育发展多年来，与普通教育越办越相似，无论是学校教育体系、课程设置、专业设置、院校设置，都是在极力模仿普通高等教育，“从头到脚”创新之处、可取之处，泛善可陈。02教育的目的是驯化人、培养人，培养正真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专业技能人才。终究发展职业教育就是培养专业人才。也正因为如此，下面我们会涉及到职业教育的“核心问题”——人的培养问题——一切教育的问题。众所周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培养社会人才的两大体系，任正非说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新世纪以来，对人才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的局面。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能够针对社会需求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而且是适应市场、对接岗位，即插即用型的应用型人才。如今应用型的人才培养，多依赖于专业层次的中等职业教育培养或是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从市场、社会、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长远需求来看，专科层次远远不能满足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就职业教育的发展，本文以为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有大的提升。第一，提升职业教育的学历水平，提高应用型“职业本科”覆盖率，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参与试点，从专科到本科，远远不仅是名称的更换，更代表着内涵的飞跃，提升办学水平，招收优质生源，一举提高职业院校毕业生的质量，建立社会的口碑效应和社会认同度。第二，大举引进社会资本，利用校企合作的模式推进职业院校快速成长。采用PPP的托管模式，建设成天坤古蔺职高类似的学校，或者引入各种合作制度，如学院共建、专业共建、班级共建等等。以企业优势资源对接学校特色专业，结合个人兴趣爱好，职业课程与企业实习无缝对接，职业教育办学院校既是学生培养的学校又是企业人才锤炼的基地。第三，重新定义职业教育，效仿德国“双元制”的设置，从课程、专业、实习、学分、证书等方面，将职业教育办为独立的教育类型。首先是要区别于普通教育的界限，发挥职业教育的特色，紧密联系社会企业、用人单位，培养应用型人才。032011年以后我国出现刘易斯拐点，即说明我国劳动力过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前文《分流与回流，一种教育类型的转型》（点击阅读）中提到，我国社会教育结构分布十分不均衡，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总体上偏低，加上中国老年化人口持续增长，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殆尽。因此如何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为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就变得异常重要。从短时间来提升，大力挖掘农民群体、军人群体、初中毕业生的潜力，让他们走上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道路。从长远规划的目的看，职业教育是提升基层人员技术的有效方式，从根基入手，有利于形成职业教育与社会企业的良好互动。因此短期提升和长远规划来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现实所需、社会所需、企业所需。

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职教科研要准确把握职业教育当下的关键问题、难点问题并做出解答。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赋予了职业教育新的历史使命，职教科研要结合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现状，结合党和政府的决策需求，提高科研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重点问题研究。重点一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研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发表重要讲话，深刻论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职教科研要深入挖掘、梳理习近平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深刻理解其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以此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重点二职业教育发展轨迹与成就、理论与实践研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职教科研要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成就、理论与实践，考察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职业教育相关的方针、政策及其形成与发展过程，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核心领导人对职业教育的论述，剖析党的职业教育方针的实质，明确党的职业教育理论和主张，加深对职业教育使命的认识，从而提高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职业教育问题的能力。重点三职业教育适应新发展格局的研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加强国际合作和塑造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下，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模式新业态重构了人才生态链。职教科研要开展技能社会内涵、标准体系与技能强国建设研究，研究国家技能体制形成规律，研究职业教育在我国现代技能开发体系建设中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的路径，研究职业教育对重点人群技能提升的模式与路径等。重点四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与体制机制研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任务书和路线图。完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职教科研要关注评价改革如何导向“教好”，围绕“三教”改革，在素质教育上取得突破；如何导向“学好”，围绕德技并修、知行合一，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创造条件；如何导向“管好”，不断健全教育管理制度体系；如何导向“用好”，尊重和体现各类人才价值，激发和释放技术技能人才的潜力和活力。要研究如何协同推进、加强标准建设、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推动评价模式由参照普通教育向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重点五职业教育立德树人实现路径和机制研究职教科研要全面贯彻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要求，研究职业院校如何做好党建工作，一体化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研究如何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实施课程思政，研究如何完善三全育人机制，研究体育、美育、劳育的特点及实施路径，研究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与五育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点六探索和总结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中国方案我国职业教育要积极参与到全球教育治理，为国际社会贡献职业教育治理的中国方案。职教科研要深入开展比较研究，分析、提炼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理论；研究海南自由贸易港、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中职业教育的思路架构与特色；总结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经验模式，研究政策和标准；研究“鲁班工坊”的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共同体和金砖国家职业教育合作机制；研究来华留学职业教育的特色和质量提升。重点七开展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基本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搭建起了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四梁八柱”，顶层设计基本成形，进入了抓落实的攻坚阶段，还有一系列问题亟须深入研究。要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和规律研究；加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研究，绘制行业人才供需分析谱系图，研究行业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研究产教融合型企业、混合所有制、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体制机制；研究对接新技术、新职业的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研究1+X证书制度试点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接职业标准和教学标准的机制；研究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横向沟通和中高本科职业教育的纵向衔接；研究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配套政策和标准。重点八利用信息技术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研究“智能+”背景下，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总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开展大规模在线教育的经验，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研究未来职业教育在教育理念、教师能力、教学场景、学习方式、管理模式、教学评价等方面的变革趋势；研究职业教育新基建，构建国家职业教育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重点九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研究和教材建设研究研究职业院校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和教师思想政治建设模式；研究职业教育师范院校布局；研究“双师型”教师标准和“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企业实践基地建设；研究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研究职业教育教材工作机制的构建；研究如何扩大优质教材供给、优化教材选用服务；研究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研究体现职业教育特点的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建设。重点十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制度政策、运行模式和评价标准研究在加快建设终身学习体系这一目标下，研究推进终身学习的法律规章和制度政策建设；研究国家资历框架和学分银行建设，推进国家资历框架标准研究，国家资历框架与国际跨国资历框架的对接研究；研究国家层面的学习成果认证制度；研究社会教育、老年教育基础能力建设问题；研究相关院校面向重点人群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机制与路径。（作者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报》2021年03月09日第9版 作者：王扬南

教育作为有目的地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和人的体质的一切活动，需要通过对这些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以揭示教育的一般规律，以便更好地为培养人才服务。然而，传统的或经典的教育学理论，只是建立在未成年人的教育活动或者仅仅是基于学校教育活动的基础上的，而职业教育，是以职业为基础并为职业服务的一种教育活动。在这里，职业是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教育则是职业教育的逻辑归宿，因此，关于职业教育功能的定位，自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国家话语语境里，一直是“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服务发展为宗旨”，强调“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青岛某职教中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40年来职业教育的实践，呼唤并催生着职业教育对自身基本理论的探究。职业教育40年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国家的正确引导，而伴随着这一引导，职业教育对其自身基础理论探究的成果，也为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而大大丰富了教育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职业教育基础理论的探究，指的是在原创性层面，或者说是在职业教育基本原理层面的探究。目前已见端倪并孕育突破的，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跨界说——类型论职业教育的学习场所涉及职业与教育两个领域。因此，除了要研究在职业影响下的教育，还要研究在教育影响下的职业。强调职业对教育的影响，意味着职业教育必须以职业从业资格的需求为导向，这是从外显的功利性角度进行的诠释；而强调教育对职业的影响，则意味着职业教育还必须以个性能力发展的需求为引领，这是从内隐的人本性角度进行的诠释。显然，职业教育的学习场所，涵盖职业与教育这两大领域的主体机构，亦即涉及企业与学校这两个不可替代的学习地点，具有明确的“跨界”特性。职业教育的“跨界说”，凸显了职业教育基于共时性维度的教育观。这里的“跨界”要义有三：指其跨越了企业和学校的疆域，既要关注企业发展的需求，又要关注学校发展的需求，亦即要关注现代企业与现代学校两类需求理念的融合。由此，相对于学校教育学出现了企业教育学的概念。指其跨越了工作和学习的界限，既要把握工作的需要，又要把握学习的需要，亦即要实现“做中学”与“学中做”两类学习途径的融合。由此，相对于学习心理学出现了工作（劳动）心理学的概念。指其跨越了职业与教育的界限，既要遵循职业成长及技能形成的规律，又要遵循教育认知及知识学习的规律，亦即要遵循职业发展与教育发展两类发展规律的融合。这是一种视野更为广泛的社会学思考。“跨界说”开启了支撑职业教育的基础理论之一的类型论。这里的所谓“类型”，指的是职业教育是以跨界为基本特征的另一种类型的教育。跨界的教育必须有跨界的思考。由于普通教育往往只涉及一个学习地点——学校，因而其教育教学主要是在基于学校教育的认知规律这一单一层面展开的，是在“去情境化”的学校这一定界地点进行的；而职业教育则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习地点——学校和企业，或其他社会机构，因而其教育教学必须在基于职业成长规律与教育认知规律的结合层面展开，是在“具情境化”的校企跨界地域进行的。显然，普通教育涉及的只是“教育——学校——学习”这一领域，而职业教育涉及的领域，除了“教育——学校——学习”，还有“职业——企业——工作”这一领域。这表明，职业教育所涉及的教育领域是普通教育的一倍。因而，一方面，职业教育是一种与经济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要为经济发展服务，即必须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劳动就业为导向；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还是一种与个体职业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要为个性发展服务，即必须以人本个性发展的需求——生涯发展为导向。某职教中心电气班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进因此，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涵盖两个或两个以上学习地点的跨界教育，成为不同于普通教育的另外一种类型的教育。而支撑这一类型教育运作的教育理论，就不是只是传统的基于学校一个学习地点的教育学理论能够胜任的。职业教育的基础理论，不仅应包括传统的教育学——学校教育学的内容，而且还应包括企业教育学、劳动教育学的内容；不仅应包括普适性的通用教育学理论，而且还应包括与职业紧密相关的专业科学的教育理论，即特殊性的专业教育学理论，例如，技术教育学、经济教育学等等。为此，必须构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的教育学，一个凸显其自身跨界规律和特征的教育学，即寻求一个一体化的而非理论与实践，或者知识与技能二元对立的教育学——职业教育学。这是职业教育在教育主体上对教育学理论的拓展。基于此，职业教育不能只关注企业、经济的功利性目标，还必须关注教育、学校的人本性目标。只有学校一个学习地点的普通教育的参照系，是不适用于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学习地点的职业教育的。因此，职业教育的跨界性视角，为职业教育类型论奠定了社会学基础。职业说——进阶论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涉及知识与技能两个领域。因此，除了注重传统的不以就业为导向的知识——间接经验的传授，更要关注以就业为导向的技能——直接经验的习得。强调“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不是将劳动就业与个性发展对立起来，而是融合起来，两者融合的纽带就是职业。这意味着，职业的内涵既规范了职业劳动的维度，又规范了职业教育的标准。显然，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涵盖职业与教育这两大领域的发展诉求，涉及就业与个性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发展规律，具有明晰的“进阶”特点。职业教育的“职业说”，凸显了职业教育基于历时性维度的教育观。这里的“职业”，强调的是：第一，职业是个体融入社会的载体，正是职业这个载体使人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第二，职业是个体生涯发展的媒介，正是职业这个媒介使人从自然人成为职业人；第三，职业是个体张扬天赋的平台，正是职业这个平台使人从自然人成为自在人。这意味着，所有应用型的职业人才，其人生发展总是因应职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呈现为层级型的进阶过程，即一个职业人在伴随其一生的职业活动中，自身的发展总是与基于技术发展而同步提升的职业资格——技能的层次性进阶紧密相关。由此，相对于“教育科学”出现了“职业科学”的概念。就是说，职业教育基础理论的构建，还需寻求个人职业生涯进阶规律的科学——职业科学，与个人认知学习进阶规律科学——教育科学的集成。“职业说”开启了支撑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之二的进阶论。这里的所谓“进阶”，指的是职业教育是以职业为基本特征的另一种类型的教育。普通教育的进阶，一般体现为间接经验——知识的难度或深度的增加，是通过学历提高的升格来实现的。而职业教育的进阶，则更多体现为直接经验——技能的难度或精度的递增，是通过职业资格的升级来实现的。在职业教育的话语语境里，常将知识指称为技术。这就必然涉及关于技术与技能之间关系的解读问题。▲某实验学校 / 网易新闻长期以来，社会上甚至学术界总认为技术高于技能，致使技能成为低层次的代名词，进而使得培养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成为终结性教育。但实践与理论的研究都表明，技术与技能不是层次关系。技能始终伴随技术发展而发展，技术与技能的关系是随动、伴生、互动的。技能是一种不能离开人的身体而存在的技术，即所谓具身技术。一般谈及的技术，往往指基于理论、知识、原理的技术，是可以离开人的身体而存在的技术，即所谓离身技术。例如，技术设计的图纸或拟定的管理程序，都只是“符号性存在”的技术。要把它变为“实体性存在”或“规范性存在”的技术，即以技术人工物或技术文本等形式存在的技术，就须依靠技能人才的“生产、制造”或“试验、实验”所掌握的过程性技术，也就是技能才能得以实现；而这些“实体性存在”或“规范性存在”的技术中所蕴含的技术功能，要为人类创造价值，成为所谓“价值性存在”的技术，仍必须借助技能人才的“操作、维修、保养、监控”或“执行、实施、监控、管理”所表征的过程性技术，亦即技能来实现。技术哲学的研究指出，技能有七个层次，其最高层次为“实践智慧”。智能化机器人也只是这种具身技术的智慧性延长。由此，升级版的中国经济需要升级版的职业技能，而升级版的职业技能则需要升级版的职业教育，故应建立实现技能与学历等值而非同类的国家资质（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在教育层级上对教育学理论的拓展。基于此，科学技术更新换代的周期缩短，加速了经济的转型升级，对多层次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强，在确保以中级技能为主的科学合理的纺锤型人才结构的基础上，要适当增加高级技能人才的数量。因此，职业教育的职业性视角，为职业教育进阶论奠定了哲学基础。应用说——结构论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其核心依然是课程。近年来，在课程开发领域，职业教育在实践和理论层面已有突破性的创新。教育是应该强调知识的存储，即以知识的“量”去应对未来，还是应该强调知识的应用，即以知识的“质”去应对未来？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催生了以应用知识的结构——工作过程为基础的创新的课程范式，即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开发范式。显然，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涵盖职业与教育这两大领域的知识学习，涉及存储与应用这两个互为因果的课程范式，具有明显的“结构”特点。职业教育的“应用说”，凸显了职业教育基于兼时性维度的教育观。这里的“应用”，强调的是课程开发要以致力于知识应用的普适性结构——工作过程为基础来开发课程，其关注的重点为：第一，在教育学层面解决学科知识的解构与重构的问题，以实现技能与知识的整合；第二，在方法论层面解决职业工作的变与不变的问题，以实现行动与思维的跃迁；第三，在技术观层面解决技术类型的潜在与实在的问题，以实现技术与技能的互动。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对知识结构化的理解有其独特的维度。与基于主观认知层面的科学知识结构化的普通教育课程不同，这一基于客观事实层面的行动知识结构化的课程开发，遵循的是“事实逻辑结构”——工作过程，从而摒弃了教条的基于知识存储的结构主义说，凸显了职业教育基于知识应用的课程结构观。▲职教老师指导学生 / 青岛日报“应用说”开启了支撑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之三的结构论。这里的所谓“结构”，指的是职业教育是以应用为基本特征的另一种类型的教育。职业教育的课程不再只是以静态的学科体系的显性理论知识的复制与再现为主，不是以知识的“量”——知识存储的多少去应对未来，而更多地着眼于动态的行动体系的隐性知识的生成与构建，以知识的“质”——知识应用的能力去应对未来，从而把职业的功利性的需求与教育的人本性的需求有机地整合起来。关于工作过程，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指出，“工作过程是劳动者通过有目的的活动，使用工作资料改变工作对象、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我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在一百年前， 就将工作过程的概念引入课程开发。他指出：“职业学校之课程，应以一事之始终为一课。”德国职教界也强调，工作过程是“个体为完成一件工作任务并获得工作成果而进行的一个完整的工作程序”。强调以知识应用的结构——工作过程来开发课程，并非简单地复制实际的职业工作过程，而是对实际的工作过程进行基于教育学的系统化处理，即开发所谓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其基本的方法论思考是：以实际的工作过程为基准，在同一逻辑范畴的参照系下进行比较学习，通过比较、迁移和内化的学习过程，对突显各个职业特性的典型工作过程进行三次以上的比较学习，以获得普适性的思维的工作过程，完成由特殊获取一般、由个性攫取共性、由必然走向自由的养成过程，进而生成处理问题的方法能力，能从容面对新的特殊、新的个性或新的必然。如果说，学科知识系统化是以陈述性知识为主的普通教育课程内容序化的参照系的话，那么，工作过程系统化则是以过程性知识为主的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序化的参照系，以工作过程作为课程设计的基准结构更符合职业教育的特点。特别是，由于工作过程泛指从事一切职业或社会活动的行动过程，故无论何种类型的教育，只要强调知识的应用，均应以工作过程作为课程开发的结构。这是职业教育在教育课程上对教育学理论的拓展。基于此，职业教育学作为一种强调知识应用的教育学，使得工作过程作为一个应用知识结构的概念，逐渐进入了整个教育学和教育的领域，丰富了强调学科知识存储结构的普通教育学的课程论。因此，职业教育的应用性视角，为职业教育结构论奠定了教育学基础。职业教育在上述三个领域对基础教育理论的探究表明， 职业教育基本理论构建的核心，是要对完成以职业形式组织的工作过程有意义的专业资格的获取，以及涉及人格的和社会的观点与责任的养成等所需的必要的教育的前提、运行和结果展开研究。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研究通过何种教育途径来获取合适的职业从业资格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职业能力的科学。但是，一个普通教育学无法涵盖的职业教育学，却仍然只是教育学一级学科属下的二级学科。无疑，长期以来主要依据传统学科分类体系中知识层次确立学科地位的做法，迫切需要做出改变。一个可供考虑的视角是，学科分类还可以根据不同的知识类型来进行。这意味着，从知识类型的角度，对以跨界性、职业性和应用性的知识为特征的职业教育，就应赋予其与普通教育以同等的地位。而在学科建设领域，就应该赋予职业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以同等的一级学科地位。一个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呼唤着这一历史性的突破。（作者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家》2018年10月刊）

日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扶贫办等九个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明确通过加快体系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内涵建设，系统解决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质量不高的问题。通过构建“国家宏观管理、省级统筹保障、学校自主实施”管理机制，引导地方学校从“怎么看”转向“怎么干”，转职能、提效能，激发地方和学校改革活力。这次关乎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文件，究竟勾勒出怎样的蓝图？下一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重点是什么？对此，记者采访了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职业教育发展制度将更健全“《行动计划》提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此，我们重点开展三项工作：一是健全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分层分类、系统衔接地构建职业教育学校标准和专业标准，结合职业教育特点完善学位制度，完善各类标准的动态更新和执行情况检查机制。二是完善办学质量监管评价机制，制定职业学校办学质量考核办法，建立技能抽查、实习报告、毕业设计抽检等随机性检查制度。三是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管理队伍，健全完善职称评聘、分配制度等办法，加强职业学校校长和管理干部培训，造就一支政治过硬、品德高尚、业务精湛、治校有方的管理队伍。”这位负责人介绍。《行动计划》提出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作用，推进国家资历框架建设，建立各级各类教育培训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机制。“对此，我们将重点开展三项工作：一是健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职业教育制度，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二是落实职业学校并举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的法定职责，支持职业学校承担更多培训任务，推动更多职业学校参与1+X证书制度实施，引导职业学校和龙头企业联合建设一批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三是强化职业学校的继续教育功能，实施“职业教育服务终身学习质量提升行动”，遴选认定一批示范性继续教育基地、优质继续教育网络课程、社区教育示范基地和老年大学示范校。”这位负责人明确表示。《行动计划》提出系统推进职业教育“三教”改革。该负责人进一步解释道，“首先是提升教师“双师”素质，实施新一周期“全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落实5年一轮的教师全员培训制度；改革职业学校专业教师晋升和评价机制，完善职业学校自主聘任兼职教师的办法，改革完善职业学校绩效工资政策，允许专业教师按国家规定在校企合作企业兼职取酬。同时，加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实行教材分层规划制度，健全教材分类审核、抽查和退出制度，促进教材质量整体提升。”“此外，提升职业教育专业和课程教学质量，合理规划引导专业设置，建立退出机制；建立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公开制度，将课程教学改革推向纵深；完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专业和课程教学评价体系，强化实习实训考核评价，鼓励教师团队探索分工协作的模块化教学组织方式，有效提升职业教育课程教学质量。”这位负责人说。职业学校层次结构将更合理记者注意到，《行动计划》提出进一步明确各层次职业教育办学定位和发展重点，系统设计、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对此，要强化中职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优化中职学校布局，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巩固专科高职教育的主体地位，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输送区域发展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该负责人说，稳步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把发展本科职业教育作为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根据产业需要和行业特点，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适度扩大专业学位硕士、博士培养规模。《行动计划》提出巩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对此，该负责人介绍，建立产业人才数据平台，发布产业人才需求报告，研制职业教育产教对接谱系图，指导优化职业学校和专业布局，促进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建好用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建立覆盖主要专业领域的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实体化运行的示范性职教集团（联盟）和技工教育集团（联盟），建设一批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深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同时，我们还要支持行业组织积极参与产教融合建设试点项目，鼓励地方开展混合所有制、股份制办学改革试点，推动各地建立健全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健全以企业为重要主导、职业学校为重要支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中心任务的产教融合创新机制。”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改革将不断深化《行动计划》提出深化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改革，引导不同阶段教育协调发展、合理分流，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对此，要健全省级统筹的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制度，完善高职教育招生计划分配和考试招生办法，保留高职学校考试通过普通高考的渠道，保持分类考试招生为高职学校招生的主渠道。规范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形式，推动各地将技工学校纳入职业教育统一招生平台，逐步取消现行的注册入学招生和中职本科贯通，适度扩大中职专科贯通，严格执行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入学条件。”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外，还要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职业技能测试分值不低于总分值的50%，考试形式以操作考试为主，须充分体现岗位技能、通用技术等内容；支持有条件的省份建立中职学生学业水平测试制度，鼓励高职学校与产教融合型企业联合招生。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表示，《行动计划》提出进一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思想体系、话语体系、政策体系和实践体系。“同时，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增强爱党爱国意识，听党话、跟党走，在职业学校遴选认定一批“三全育人”典型学校、名班主任工作室和德育特色案例。”这位负责人表示，还要加强中职学校思想政治、语文、历史和高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开足开齐开好思政必修课程；加大专职思政课教师配备力度，建设一批思政课教师研修基地，开展德育骨干管理人员、思政课专任教师培训，通过遴选一批思政课教学创新团队、示范课堂和课程思政教育案例，推动职业学校思政教育模式创新。

“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 。职业教育=“差生教育”，这样的老派思想，你还没有改变么？上天入地，入海蛟龙的科学家固然重要，但是让网络通畅、让电商产品流通的互联网人才也同样重要。新时代下，职业教育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从国家战略、社会需求、学生差异等方面出发，从机制、专业、教师、培养模式、硬件、文化氛围、质量保证等方面确保了职业教育的学生符合现代企业的用人需求。教育多元化的时代，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致力于互联网技能教育30余年的新华互联网科技，始终贯彻落实国家政策，不断深化改革教育模式，为社会培养更多的技能复合型人才。新华互联网科技，多次上榜央视，众多媒体竞相报道，是什么，让新华互联网有这样的核心竞争力呢？1.看教学 教有所学、学有所长新华互联网科技的专业课教师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灵活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中学到专业技术。新兴的教学模式和先进的教学设备也是教学质量的保证，新华互联网科技的每个专业都建有相对应的实训中心，为学生的实践操作提供了优质的平台。2.看就业 职业教育=就业教育新华互联网科技拥有强大的全国就业网络体系，新华毕业生可以依托学校的就业体系，自由选择就业区域。新华互联网科技打造校企合作名企定向班、校园大型招聘会、企业进校园预订等推荐就业模式，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每年新华互联网科技的毕业生都供不应求，这也很好的反映了现代企业对于互联网专业人才的渴求。3.看管理 育人成仁，全方位培养新华互联网科技拥有独特的“三教三训”模式，包括专业教育、校纪校规教育、安全教育、军训、宿舍内务训练、晨训，这是培养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的根本，也是新华赢得很多学生家长赞誉的重要方面。深耕职业教育领域多年，新华深知教育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是技能、思想、能力、道德、三观等全方面的构建和培养，不忘初心，匠心育人，新华用暖心教育托起每个孩子的美好明天！4.看实战 校企合作，培养实战型人才全程实战是新华互联网科技的一大教学特色，课程紧跟市场亟需技术，紧贴社会需求，与国内外很多互联网企业共建实验室，培养实战型专业人才。针对互联网企业岗位，系统性定制课程及实训项目，学生在校即可参与企业项目，将学校所学专业知识运用到项目中，实现一边上学一边“挣钱”。毕业即拥有经验，更好地融入社会和工作。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的发动机，在“创新驱动”“人工智能”“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下，实现职业人才培养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同频共振。职业教育让“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展尽其才”。日新月异的新时代，职业教育将会展露风采，让社会越来越美好。新华互联网科技专注互联网职业教育30余年，如果你对互联网感兴趣，选择新华成为专业技能型人才，成就好未来！

摘要：连续4年全国高校高职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发现，公办本科院校与公办高职高专院校是高职教育科研的主力，公办本科院校的贡献度在持续上升，公办高职院校的贡献度有所下降。小规模研究团队是高职教育科研的主要方式，高级和中级职称作者是论文发表的主要群体，发文量占据绝对优势，来自公办本科院校的活跃作者数和贡献度更大。“双高计划”建设高职院校发文呈现明显的“阶梯型长尾现象”。从基金支持上看，高职教育科研的属地性较明显。高职教育研究关注议题呈现传统研究议题与政策热点、趋势关注并重的特征。关键词：高职院校;高职教育;统计分析《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20条》)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举措，将职业教育摆在了教育综合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重要的位置。职业教育肩负着传承技术技能、培养多样化人才的职能。职业教育科研是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撑。职业教育科研论文是研究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重要展现载体，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职业教育科研的水平与实力。课题组连续4年对高职教育科研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客观、持续记录高职教育科研现状，寻找高职教育科研的一般规律与发展脉络。本次统计范围为2018年20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的发文，包括《职教论坛》(南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北京)、《职业技术教育》(长春)、《教育与职业》(北京)4家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期刊(以下简称“4家职教核心期刊”)，以及16家高等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以下简称“16家高教核心期刊”)。2018年4家职教核心期刊共发文2148篇，较2017年2940篇和2016年3362篇下降明显，这也是连续第4年总发文量下降。剔除期刊中的卷首语、笔谈、资讯报告、报道、简讯、广告、简介、速读、投稿须知、要目检索等文献信息及撤稿文章和其他非学术文章共233篇，获得高职教育科研论文1915篇，16家高等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中有关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共136篇，故此次统计分析有效论文数为2051篇。一、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发文机构分布情况本次统计沿用2017年5月教育部公布的2914所全国高等学校名单(2018年未公布官方数据)。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631所(含独立学院265所)，成人高等学校283所。普通本科院校1243所，其中公办817所，民办417所，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2所，中外合作办学7所;高职高专院校1388所，其中公办1068所，民办318所，中外合作办学2所。2018年共有223所公办本科院校在上述20家期刊发表论文(比2017年减少23所)，占同类高校总数的27.29%;有307所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在上述20家期刊发表论文(相比2017年减少52所)，占同类院校总数的28.75%;有62所民办高校(含本科和高职高专，比2017年减少18所)在上述22家期刊发表论文，占同类院校总数的8.44%。从发文院校数量和占比看，公办普通高校与高职高专院校、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发文数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中公办高职高专院校的下降幅度最大。1.公办本科院校发文情况。2018年223所公办本科院校发表论文740篇，占有效统计论文总数的36.08%，校均发文3.32篇。其中，发文4篇(含)以上的高校45所(比2017年减少7所)，占同类发文院校总数的20.18%，共发文476篇(比2017年减少116篇)，占比64.32%，比2017年略有降低。这也是连续两年发文量和占比同时下降。发文5篇(含)以上的高校37所，占同类发文院校总数的16.59%;共发文444篇，占比60%，校均发文12篇。(见表1)2.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发文情况。2018年307所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发表论文890篇，占有效统计论文总量的43.39%，校均发文2.90篇。与2017年相比，发文院校、发文规模和平均发文量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发文3篇及以上的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共计112所，占同类发文院校总数的36.48%，发文642篇，占同类院校发文总量的72.13%，与2017年相比机构数、发文量以及占比都有所下降。共发文4篇及以上的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共计74所，占同类发文院校总数的24.10%，共发文528篇，占同类院校发文总量的59.33%。其中，发文5篇(含)以上的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共计54所，占同类院校总数的17.59%，共发文448篇，占同类院校发文总量的50.34%，校均发文8.30篇。(见表2)与公立本科院校相比，公办高职院校发文“头部聚集效应”稍弱，高发文量院校的发文量远低于公办本科院校。3.国家“双高计划”项目高校发文情况。2019年3月29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提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支柱产业，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2019年10月24日公布公示名单，共有197所高职院校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拟建单位公示名单》。这些高职学校将是未来高职院校阵营中的头部高校，发挥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2018年，共有120所“双高计划”项目建设院校发文481篇，校均发文4.01篇，明显高于同类院校校均发文量;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23.45%，占同类院校发文量的54.04%，发文的“头部效应”引领作用显著。其中，发文3篇及以上有66所，合计发文409篇，占比高达85.03%;发文4篇及以上的48所，共发文355篇，占比73.80%;发文5篇及以上的36所，共发文307篇，占比63.83%，在贡献率上头部发文活跃的高职院校更高，整体上呈现出阶梯状的“长尾现象”。(见图1)4.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发文情况。2018年全国民办普通高校与民办高职高专共计735所，其中63所在20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科研论文，占民办高校总数的8.57%;发文共计97篇，占统计论文总数4.73%，校均发文1.54篇，占比与校均发文量相比2017年略有提升，显示了民办高校的教育科研贡献度呈上升趋势。其中，发文2篇及以上的民办高校23所，共发文58篇，占比59.79%，发文量略有下降，但占比有所提升，显示头部示范作用在增强。(见表3)5.其他院校、机构发文情况。2018年我国成人高校中有12所在20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高职教育科研论文36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1.76%，与2017年相比，院校数有所下降，但发文量及占比都略有上涨。其他机构，包括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政府直属研究部门、社会团体、中职学校、技工学校(技师学院)等发表论文283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13.80%，与2017年基本持平;在总发文量下降的情形下，发文量、占比都保持基本稳定，显示出其他机构的教育科研贡献率在上升。其他机构中，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有23家，共发文131篇，与2017年持平。(见表4)其中，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出版社、空军航空维修技术学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发文量在5篇及以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及各级教育科学研究院共有11家机构发文，合计发文57篇，占比20.14%;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连续两年在除去高校的其他机构中发文最多，显示出国家教育科研机构在高职教育科研贡献版图中所占比重较大，这类机构依托国家行政资源参与到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究中，为职业教育科研学术生态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此外，2018年在20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发文的中西部地区高校有253所，发表论文556篇，校均发文2.20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27.11%，占比与2017年基本持平。其中，有62所高校发表论文3篇以上。对比东部地区的294所高校发表论文1055篇，占比51.44%，校均发文3.59篇，无论是从总发文量，还是校均发文量来看，中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科研活跃度和产出率仍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差距。二、高职教育科研论文作者情况经数据统计与分析，2018年高职教育科研论文作者队伍情况具有如下3个主要特点。1.合作研究方面。单独署名和合作署名是科研论文发表的两种基本方式。本次统计的2051篇科研论文中，有972篇为单独署名，占论文总数的47.39%，737篇为2位作者合作发表，占比35.93%，269篇为3位作者合作发表，占比13.12%，三者合计占论文总数的96.44%，与2017年持平。(见表5)显然独立研究仍然是职业教育科研发表的重要形式，但与2017年对比分析可发现，单独署名比例下降了5.63个百分点，2位和3位作者合作发表的比例分别上升了2.47和2.62个百分点，小规模研究团队作为高职教育科研活动主要形式的地位在逐步提升。此外，4人合作发表45篇，占比 2.19%;5人及以上合作发表共计28篇，占被统计论文的1.37%，其中最多署名作者为7人。对比职教期刊和高教期刊科研论文的作者署名情况，可以发现高教期刊中合作署名的比例更高，单独署名的比例更低，且两人合作署名占比最高，显示了更高的合作研究普遍程度。(见图2)2.职称方面。职称是反映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工作能力的标志，因此，作者的职称信息是反映论文学术质量的一个指标。本次统计的2051篇论文中，有1967篇论文作者有职称说明。其中，第一作者具有正高级职称的论文有382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18.63%;第一作者副高级职称的论文819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39.93%，高级职称共发文1201篇，占比58.56%，占比与2017年持平。中级职称发文576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28.08%，两者合计占比86.64%。与 2017年持平，中级以上职称作者在作者队伍中所占比重保持稳定。(见表6)此外，在读学生发文的活跃度有所上升，其中博士研究生发文73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3.56%，比2017年增加8篇，占比提高1.01个百分点;硕士研究生发文98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4.78%，比2017年提高0.59个百分点。对比2018年高职研究的作者职称情况发现，正高、副高和中级职称作者是研究主力，发文量占据绝对优势。不同的是，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发表中， 正高职称作者发文比例高于其他职称类作者，且正高级职称作者发文比例高于高职教育研究中正高职称作者发文比例。在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发表中，副高级职称作者发文比例高于其他职称类作者。此外，博士研究生在高等教育科研领域表现得更为活跃，硕士研究生在高职教育科研领域更显活跃。(见图3)3.活跃作者方面。我们将2018年发文3篇及以上的作者定义为高职教育研究领域的活跃作者，共计58人。(见表7)通过整理分析发现，活跃作者人数占全部第一作者总量(1 703人)的3.41%;活跃作者共发文217篇，人均发文3.74篇，占被统计论文总量的10.58%。其中，来自公办本科高校的活跃作者有28人，占比48.28%;来自公办高职的活跃作者21人，占比36.21%。三、高职教育科研论文获基金资助情况在2051篇统计论文中，有1600篇论文为各项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占比78.01%，比2017年提高了7.37%。将论文基金以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校级和其他进行归类，受国家级基金资助项目论文共计145篇、省部级基金资助论文670篇、厅局级基金资助540篇、校级85篇、其他160篇。(见表8)与2017年相比，受国家级和省部级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占比分别提高了22.74%、28.07%。比较来看，高职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论文中，受到省部级基金资助的论文占比相差不大，高职教育研究领域受到厅局及其他基金资助的比例明显高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而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受到国家级基金赞助的比例稍高，这一方面显示高职教育科研活动受到区域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也从侧面印证了高职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的特点。(见图4)中西部地区高校有439篇论文受到各类基金、课题资助，占统计论文总数的21.40%，比2017年提高了114%，提升较为明显。其中，受国家级基金资助项目论文45篇、省部级基金资助论文163篇、厅局级基金资助176篇、校级21篇、其他34篇，与2017年相比，分别增加了31篇、76篇、67篇、4篇、18篇。虽然进步较为明显，但相比东部地区(865篇论文受到资助)，中西部地区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需要挖掘潜力、找准真问题，积极争取更多的基金、课题资助，以产出更多、更优秀，对职业教育发展有指导、有引领价值的科研成果。四、高职教育科研热点分析通过对2018年20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的2051篇高职教育科研论文的关键词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总共提取得到8101个关键词，平均每篇文章3.95个关键词。除去只重复一次的关键词2929个，同时，将内涵相同的关键词进行整合，如将“高职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合并为“高职教育”，将“高等职业院校”“高职院校”合并为“高职院校”，将“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合并为“创业教育”，将“中职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合并为“中职教育”等，最终得出重复20次(含)以上的关键词共计27个。(见表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18年高职教育研究的热点。根据经验法则及德尔菲法，为更好地描述高职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本研究选取20作为高频词的阀值对高职教育科研热点问题进行统计分析，生成164对共现词对。共现5次(含)以上的词对共38对。(见表10)将生成的关键词共现矩阵导入Ucinet 6.0进行网络关系分析，生成网络关系图。(见图5)结果发现，“高职教育”“高职院校”两大传统议题仍处于高职教育研究网络的中心位置;而“产教融合”成为2018年高职教育研究网络的又一大中心节点，这与2017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和2018年2月《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发布有着一定的关系。两个文件的发布使得“产教融合”成为本年度活跃研究议题。除此之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高职学生”等传统研究议题也是研究网络中的重点，而政策热点相对应的“一带一路”“创业教育”“精准扶贫”“新时代”“校企合作”等也进入到活跃议题之中。总体而言，本年度的研究议题既表现出对高职传统议题的持续关注，也表现出对新政策和发展趋势的紧密跟随。五、结论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中央提出了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目标、新论断、新要求，并最终形成了顶层设计和施工蓝图——《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文件指出，职业教育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并确立了发展模式的三大转变，即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进入到转型发展的探索期，且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不断上升。高职院校总结、提炼自身特色，融合区域、产业、科研等资源创新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20家教育类核心期刊是开展高职教育科研活动的重要交流场域，是反映高职教育学术生态的重要窗口，因此，提高办刊质量对于提升职业教育研究水平，凝聚研究队伍具有重要影响。统计发现，4家职教核心期刊年度发文数量的减少，以及陆续出现的9次撤稿行为(《教育与职业》5篇、《中国职业技术教育》3篇、《职业技术教育》1篇)，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期刊在向着规范化、高质量方向发展的良性趋势。作者王小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编审，北京　100191周详，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刘植萌，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研究部副主任，北京　100872李璐，《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编辑，北京　100191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12期第91-98页

论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为国家战略，现代职业教育思想和体系加快形成，有效地助力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现代化之路。一、职业教育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到支撑中国梦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职业教育高度重视，始终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断确立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职业教育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支撑。（一）恢复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改革开放步伐启动之时职业教育得到了恢复发展，国家提出要推动构建与社会主义经济和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强调职业教育对于培育支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优质技术技能人力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期，国务院先后召开或批准召开6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分别于1991年、2002年和2005年3次以国务院的名义正式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历次会议和上述决定都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确立职业教育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工作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步探索并走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之路。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出发点持续“转话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台的政策，更多地强调职业教育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职业教育的重大政策越来越视职业教育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推进社会公平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得以肯定，不断承认其面向人人、事关民生的价值所在。通过发展公平、优质的职业教育来培养培训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夯实人力资源基础。（二）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党中央更加重视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和现实高度，多次就职业教育做出全面、系统的重要指示，就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将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速了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做出的重要指示，集中从四个方面指明了发展方向，阐明了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内涵、作用、职责和重大使命，首次揭示了职业教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指出职业教育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紧密融合、不可分割的本质规律，赋予了职业教育前所未有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价值。国务院于2014年6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是落实职业教育实现“中国梦”使命的里程碑，为我国新形势下推进现代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指明路径和提出了要求。此次会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推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路、工作方针、发展目标、办学方向、培养目标、发展方式、办学机制和保障措施。并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目标和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规划，由教育部等六部门共同编制发布了我国首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始终坚持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同部署、同推进，通过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国家技术技能人才培育能力，提升产业人力资源水平和质量，职业教育不断为“中国梦”地实现，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三）开启新时代职业教育支撑中国梦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职业教育是实现教育强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根基。至此，开启了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征程。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该方案于2019年1月4日由国务院正式印发，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发展的纲领和蓝图。新时代历史的起点上，面临新的矛盾和挑战，同时具备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基础与条件。通过全力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构建现代职业教育的类型体系，补足在职业教育本科层次、研究生层次的发展短板，培养和培育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持续筑牢职业教育质量根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断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为广大青年人提供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职业教育从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着力加快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形成职业教育内部相互衔接，并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融合沟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培育并举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夯实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20世纪80年代，我国以调整高中阶段教育结构，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奠定了职业教育体系基础。同时，为了全面支持农业改革、服务农村经济发展、推进农村教育改革，国家明确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基本方案，强调要实行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将发展农业高中作为工作重点，要求普通中学设置职业技术教育课程，强化县级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和初级职业中学，全面加强了对农村发展急需和实用型的“短、平、快”致富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当时的“三教统筹”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有力支撑了我国农业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进一步调整职业教育结构，在全国推动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不断加强以农村为重点的基础性初等职业教育和以经济发达地区为重点的高中阶段职业教育。据统计，1997年的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为17 000余所，在校生超过了1 000万人，占高中阶段全体在校生数的60.4%[1]。（二）加快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应运而生的是以面向地方、服务经济、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职业大学。1980至1984年，全国共兴办了82所短期学制的职业大学。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发展目标，这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到1990年，全国短期职业大学的数量达到114所，以初中毕业为起点的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试点学校共有5所，在校生数量达到了8万人。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原国家教委1991年1月批准建立了邢台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标志着高中起点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正式创立。199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创造性地提出“三改一补”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针，使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政策发生重大转变。1998年，教育部提出“多渠道、多规格、多模式发展高职教育”，将举办权不断下放，高等职业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期。截至1998年，我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已达101所，招生6.28万人，在校生14.86万人，分别比1985年增长了52%和58%[2]。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通过大力发展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初步构建起职业教育体系，为全面推进和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三）建立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构建和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始终是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题。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建设“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目标。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务院于2002年首次提出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于2005年提出要自主发展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做出重要指示。国务院确立了分两步走，到2020年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该体系的核心体现为“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五大方面。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目标清晰明确，实践探索成果令人瞩目，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开发体系，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规模均占高中阶段、高等教育阶段的半壁江山，本科层次的应用技术大学得以建立并持续发展，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能力持续增强。二是以《职业教育法》为基础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和制度标准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依法治教、规范办学、灵活开放的体制机制和办学格局。三是产教深度融合体制机制持续加强，专业设置更加适应产业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一个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11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成立62个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连续举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12届；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建成1 300个职业教育集团；遴选并建设现代学徒试点单位300余家。按照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求，建立职业学校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更加适应产业发展需求。四是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日益完善，健全职业教育内外部质量评价体系，形成国家、省市和学校三级质量年度发布机制。教育部推动职业院校建立内部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强化职业院校质量主体责任和办学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出台中等、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能力评估暂行办法，委托第三方机构基于学校数据和省级评估报告进行办学质量评估。三、职业教育从计划培养到面向市场办学伴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业教育不断确立面向社会和面向人人的发展目标，其办学思想、办学方向、办学体制机制和办学模式都在发生着根本性转变。（一）突破计划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之初，随着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职业教育发展的办学指导思想不断由高度计划向适应市场化需求转变。办学理念也日益突破重知识传授、轻技能培养，模仿普通教育，忽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要求的局限，不断探索职业教育服务社会和服务受教育者双重发展的规律。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的确定，职业教育由所谓“关门办学”不断转变为面向经济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办学。1993年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职业学校要走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办学和社会各方面联合办学、产教结合的路子。199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更加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必须是“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教育体制”。至此，职业教育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办学的方针得以确立。（二）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之路进入21世纪，2002年至2012年，面对职业教育的重大转折与变革，职业教育确立了新的办学思想，即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并开展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提升职业教育质量。职业教育在办学方向上，确立了四个面向，即面向社会、面向市场、面向企业、面向农村，国家将推进职业教育发展与繁荣经济、促进就业、消除贫困、维护稳定与和谐的任务密切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并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使职业教育服务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和方向更加明确、全面和具体。各级政府将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之中。在管理层面，实行了“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采取“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在教学层面，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成为我国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根本性举措。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机制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日益从最初的办学主体单一、办学形式简单、办学经费来源狭窄、办学管理条块分割，持续向政府主导、行业主办、企业主体、教育主管的多元化管理体制机制转变。（三）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党的十八大明确要求着力提高教育质量，推动内涵式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办学方向提出“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3]的要求，将职业教育办学思想引领到历史新高度。职业教育办学方向实现重大转变，既强调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也强调面向受教育者的持续发展。党中央、国务院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强调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高国家技术技能人才培育能力，全面提升产业人力资源水平和质量。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确定职业教育办学方向的新内涵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在继续强调“服务”的同时，将“发展”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双重发展”，坚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人人；在继续强调“就业”的同时，科学定位了职业教育在“就业”中既要促进解决就业总量和结构性矛盾，还要促进受教育者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和职业生涯持续发展能力的“两个促进”[4]。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水平持续提升，经费投入逐年增长。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在2014年和2015年，先后就高职院校和中职学校生均经费拨款标准进一步做出明确规定，形成了职业院校经费稳定投入机制。在坚持依法落实政府财政投入，拓展职业教育经费来源的同时，加大对老少边穷岛地区的倾斜，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倾斜，对职业教育发展薄弱环节、关键领域的倾斜。中职学校免学费、助学金覆盖范围分别超过90%和40%的学生，高职奖学金、助学金覆盖范围分别接近30%和25%以上的学生[5]。职业教育持续落实《职业教育法》，夯实教育行政部门对职业教育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的职能，明确人社部门负责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实施与管理的要求。与此同时，充分发挥职业教育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打破职业教育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格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之后，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被高度凝练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无论从宏观到微观，还是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深化职教改革创新的逻辑主线越发清晰。鼓励行业企业及社会力量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校企合作办学、行业办学、个人资本办学、校企政合作办学、股份制办学等多元化办学机制逐渐形成；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订单培养和现代学徒制等人才培养模式得以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切实健全政府、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持续增强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职业教育在新时代实现办学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必须由追求量的发展向质的显著提升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向行业企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一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确保职业教育面向社会、面向人人的办学思想得以持续落实。四、职业教育从强调规模发展到规模质量并重发展我国在建成世界最大规模职业教育体系的同时，始终将职业教育的内涵提升与质量发展并重，走出了一条规模与质量同步发展、同步提升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一）奠定职业教育发展规模基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十分薄弱，难以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推动职业教育规模化发展并且保持稳定规模成为首要、长期的任务。根据统计数据，1978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仅有4 700多所，当年招生数为70.4万人，占高中阶段全部招生总数的6.1%，在校生只有130万人；2018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已经发展到1.02万所，招生规模为557.05万人，在校生数达到1 555.26万人，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41.27%[6]。高等职业教育从无到有，发展迅速，不仅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而且成为中国对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独特贡献。自1980年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13所职业大学起，到2018年，全国高等职业学校达到1 418所，当年招生数为368.83万人，在校生达到1 133.7万人，分别占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46.6%和40%[4]。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1.17万所，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数共达到928.24万人，在校生数接近2 685.54万。与此同时，各地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全国职业技术培训机构达到9万多所，每年开展各类培训超过1亿人次，有效地满足各类人群的学习和培训需求[7]。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建成世界上最大体量的职业教育体系，累计培养亿万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二）稳定规模的基础上发展更高质量职业教育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大规模扩张，加快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全面落实和确保职业教育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持续提升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2002年到2012年，职业教育落实以人为本理念，持续加强德育工作，创新培育技术技能人才模式，以示范校和实训基地建设为抓手，着力提升职业院校办学的基础能力，创造性地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积极推进师资队伍建设。2010年正式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目标是“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这是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形成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党的十八大之后，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出的根本要求同样是“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8]，全面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全力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省机械工业学校时，勉励同学们要立志追求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技高一筹的境界，这是对职业教育优质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期许和要求[9]。为此，培育工匠精神成为当前加快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培育大批“德技并修”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让工匠精神渗入每件产品的每道工序，使中国制造不仅物美价廉，而且品质卓越，已经成为职业教育的核心目标。当前，通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大力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推动职业教育实现由追求量的发展向质的显著提升转变，已经成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驰而不息的重要发展任务。五、职业教育从单一学历教育到面向人人的终身教育中国特色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建立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体系，实现技术技能人才的系统培养。同时，体现终身教育理念，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相互沟通，建立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一）职业学校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大力恢复、新建和发展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持续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在现代职业教育中的基础性作用和高等职业教育在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使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紧密衔接，我国构建起中职、高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招生和学历体系。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初高中毕业生提供了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目前，全国共有近1.2万所中职学校，1 300多所高职学校，年招生总规模1 000万人，在校生近3 000万人[7]，具备了满足广大青年接受良好教育需求的能力。与此同时，按照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要求，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构建技术技能人才积累体系，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型特别是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二）实行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并举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党中央、国务院破除职业教育封闭办学的局面，强调面向社会、面向人人办学，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全日制与部分时间制、职前与职后教育的相结合，职业教育日益成为真正的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其服务社会和受教育者发展的功能更加健全。近年来，职业教育不断深化招生制度改革、拓宽招生范围，持续扩大服务人群，不仅面向适龄学生，还把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农民、新生代农民工、退役军人、失业人员均纳入到职业教育的服务体系，扩大招生范围和规模；同时，重点关注弱势群体，如家庭经济困难人群、残障人士以及服刑期满释放人员等等。职业教育的服务区域覆盖了东中西部、城市农村。21世纪初开始，更是着重强调面向农村、面向西部的招生重点。据统计，全国职业院校广泛开展面向农民、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职职工、失业人员、残疾人、退役士兵等的各类培训，每年培训上亿人次。为了确保职业教育的公益普惠得以落实，国家全面推行贫困家庭学生助学金、奖学金、学费减免、助学贷款或延期支付学费等制度，不断扩大资助政策覆盖范围和提高资助标准。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同步推进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培训的发展，直接面向经济建设第一线，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多种需求，支撑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三）搭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长期以来，发展职业教育推进终身学习得到不断强化，打通“立交桥”，突破“断头路”，取消“天花板”始终是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201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以终身学习理念为指导，要求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通过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从纵向来说，持续推进两个方面即学历教育的纵向贯通和职业资格培训与鉴定体系的纵向贯通；从横向来说，持续实现基础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与鉴定体系的横向融通，以及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教育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的结合。逐步为受教育者打通从中职、高职、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人才成长通道；搭建起普教与职教间共联、互通的立交桥；拓宽劳动者接受继续教育、参与培训鉴定、持续实现终身学习的成长空间。六、职业教育从缺少专门法律到依法治教我国职业教育的法制建设经历较长的发展期，从长期欠缺专门法律到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落实了举办职业教育有法可依和依法治教，形成了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一）欠缺专门法律、依靠政策和行政力量推进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与全国教育总体发展形势基本相同，走过了一段欠缺专门法律依据，主要依靠政策和行政力量进行调控和管理的发展阶段。自1978年，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发布《关于全国技工学校综合管理工作由教育部划归国家劳动总局的通知》[（78）教计字096号（78）劳计字005号]起，直到1996年的18年间，中央层面相继印发涉及管理体制、中等教育结构调整、领导班子调整、学校基金、中专校从属关系变革、学校人员编制标准、经费问题、中职校设置办法、农村青年不包分配、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职业资格证书规定、试办五年高职班等众多涉及职业教育的政策文件，对全国职业教育进行政策调控和行政管理，但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作为依据，规范职业教育管理和办学。在没有专门法律条件下，出台政策成为我国调控和管理职业教育的最主要手段，也成为一段时间内的时代特征。然而，从长远发展来看，重政策轻法律，重管理轻治理，弊大于利，出台专门法律对职业教育发展保驾护航是现实所需和时代所趋。（二）职业教育全面实施依法治教1996年5月15日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正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同年9月1日开始实施。这部法律是我国职业教育进入法治化轨道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式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职业教育在我国现代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规定了职业教育的基本制度，确定了职业教育体系，明确了职业教育实施和保障条件，为推动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法治基础。《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国务院加强对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于2004年建立了教育部等六部门的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先后出台《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2014年）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8年）。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基本形成。包括2个目录，即《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及其设置管理办法和《高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及其设置管理办法；230个中职专业教学标准和410个高职专业教学标准；9门中职公共基础课教学大纲、9门中职大类专业基础课教学大纲；70个职业学校专业（类）顶岗实习标准以及9个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等。其中，高职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仪器设备装备规范从无到有，填补了我国职业教育史上的空白。全国各地持续加强地方职业教育的立法工作，纷纷出台职业教育方面的地方法规，21个省（区、市）制定了职业教育条例、实施办法，4个省制定了中等职业教育条例。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以《职业教育法》为引领，涵盖学校设置、专业教学、教师队伍、学生实习、经费投入、信息化建设等一系列制度和标准。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政策标准体系基本建立，从“参照普通教育做”走向“依据专门制度和标准办”，依法治教、规范办学的体制机制日益健全完善。七、职业教育从学习借鉴到贡献中国方案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通过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职业教育经验，持续缩小中国职业教育与国际职业教育之间的差距，不断提高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打造并输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一）引进世界先进经验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教育事业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在许多方面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拉大起来”，加强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任务。持续引进先进的职业教育办学及课程模式，推进职业教育改革。20世纪80年代引进德国双元制、国际劳工组织模块式技能培训（MES）,90年代引进加拿大能力本位教育（CBE）；21世纪初引进澳大利亚TAFE、英国BTEC和德国的行动导向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等。同时，在较大范围内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如先后进行的1988年东北和华东地区6城市德国“双元制”职教模式试点、1991年中加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CCCLP项目)、2002年中澳(重庆)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等等。与此同时，积极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政府间项目，资助设立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和研究项目，开展职教师资培训，合作开发人才培养培训标准及相关认证体系等等。进入21世纪后，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中国教育对外交流合作成果丰富的领域。一是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承办世界性职业教育会议，为交流合作搭建平台，比如，第三届国际职业教育大会、世界职业教育院校联盟会议等；二是积极推动区域职业教育共建共享，比如，在贵州定期举办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在广西定期举办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峰论坛，服务东盟职业教育发展；三是积极推动职业院校协同中国企业到国（境）外办学。目前，中国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已经与30多个国家、10余个国际组织建立了比较密切的交流合作关系，在政策对话、人员互访、校际交流、人员培训、技术培训、课程开发、学校建设、科学研究等众多领域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机制。（二）积极开展本土化实践在吸收引进职业教育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持续推进和加强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实践。吸收国外职业教育先进理念，开发体现国际水平的专业教学标准。2012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开展职业教育部分专业教学标准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由上海市和天津市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开发部分专业教学标准。“十二五”期间，上海开发了52个国际水平专业教学标准，天津完成了50个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的开发。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的开发，以职业能力标准的国际对接为基础，以国际水平跨国企业人才要求为目标,以体现国际发展趋势的专业课程开发为核心，以教学条件的国际化水平建设为保障,以国际权威职业资格证书为引领。引进借鉴国际职业教育模式，形成卓有成效的本土化成果。在向世界学习职业教育先进经验的过程中，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本土化尤为显著。从1983年，教育部与德汉斯·赛德尔基金会正式签署合作协议以来，中德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涉及到科研、师资培训、院校合作等多个领域。（三）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我国职业教育的对外“走出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以输往亚非国家为主，主要涉及课程、师资培训和留学生培养。1994年9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建立了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举办亚非国家地区间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班。进入21世纪，在坚持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相继在对外技术援助、招收留学生、境外办学、服务境外企业等方面取得进展，开启了职业教育国际化新征程。2001年，我国与埃塞俄比亚政府教育部签署《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教育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的协议》，先后派出专家50多人次，对当地职业教育提供长期支持和帮助。2003年，教育部在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挂牌成立“教育部教育援外基地”，对非洲、西亚、东欧职业教育管理官员、师资、学生等开展培训。2008年，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与德国经合部启动职教与培训亚洲区域合作平台项目，对泰国、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职教教师进行培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加积极地实施“双向互动”的国际化战略，支撑“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探索职业教育“走出去”发展新模式。2015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同意在有色金属行业开展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的函》（教职成厅函[2015]55号），同意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依托全国有色金属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将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作为试点企业，在有色金属行业开展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试点工作，次年10月，确定8所职业学校作为首批试点项目学校，共同开展试点工作。“鲁班工坊”是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品牌项目。2016年3月，由天津首创并在海外设立首个“鲁班工坊”正式揭牌，在发展中形成了从中等职业学校到高等职业院校再到本科院校，从技术技能培训到学历教育全覆盖的职业教育输出体系。2018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明确提出未来要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坊，向非洲青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10]。到目前为止，天津已经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建立了10余个鲁班工坊，为当地职业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发展动力。近年来，职业教育在与国际广泛交流的同时，不断向世界发出中国职业教育的声音，中国职业教育正以开放和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的发展跌宕起伏，支撑着国家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之路，积累的发展经验弥足珍贵。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应当以前所未有的历史自信、全球视野和国际胸怀，坚实地扎根中国大地，服务新时代、履行新使命、开启新征程。转自：悉尼协议研究院

江西打造职业教育核心发展区引导职业教育资源向产业和人口集聚区集中本报讯（记者徐光明）日前，江西省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和优势特色专业培训交流会在南昌举办。记者了解到，江西遴选的10所立项建设院校，办学基础好、行业优势明显、发展势头强劲、与地方发展需要契合度高；50个立项建设专业基本覆盖了江西省各类重点产业和新型产业。据悉，江西省将引导职业教育资源逐步向产业和人口集聚区集中，重点打造赣北、赣中南、赣西等职业教育核心发展区，支持共青城进一步完善科教城功能，鼓励新增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资源向赣江新区延伸。推动学科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大力发展航空、电子信息、中医药等十大产业体系学科专业，牵引产业转型升级。此外，江西从体制机制创新入手，健全高等学校与行业骨干企业、中小微创业型企业紧密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活力。完善收益分配机制，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获得的净收入、股份或出资比例可提取60%—95%奖励给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团队。《中国教育报》2019年05月04日第1版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这一年，一系列与教育有关的重要会议召开，一系列教育文件出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加完善。教育理论工作者围绕教育前沿、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科学研究，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开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文撰稿作者为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李剑萍，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肖庆顺，教育法治与评估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方芳，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马开剑，课程中心副主任赵诗辉，德育与教育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武秀霞，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张妍，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米靖，教师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彩华。1深入学习习近平教育重要论述新闻事件《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以下简称《讲义》）出版发行。教育部对使用《讲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作出全面部署。学者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展开了深入学习与阐释。研究视界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从根本上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方向、道路、方针、原则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教育发展规律、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新境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发展达到了新高度，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从“政治性、人民性、方向性、系统性、实践性、科学性”等6个方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理解做好教育工作最大的政治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明确我国教育最鲜亮的底色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翻译出版，为世界贡献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学者建议今后，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核心课程，纳入教育系统各级各类干部教师培训，让广大干部师生听得懂、能落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作为高校教书育人的重要内容，覆盖大学生全体。高校要面向教育学学科本科生、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和全体师范生，开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必修课；面向全体大学生，开好“形势与政策”课，进行深入讲解，让学生系统掌握。2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新闻事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成为学者的研究课题。研究视界学者撰文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面貌发生格局性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人力资源基础愈加牢固，三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治理现代化迈开新步。关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和特征，学者认为，建成教育强国是2035年教育发展远景目标，服务新发展格局是教育改革与发展新使命，深化综合改革是当前教育领域关键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最新要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环节和实现2035年目标的关键举措。学者认为，从“十四五”开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教育事业也将进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新阶段。新阶段要更加重视高技能人才培养，更加重视东中西部教育协调发展，更加重视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高质量教育体系指向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能满足多样需求、更可持续发展、更为安全可靠的教育体系，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优先发展教育是总的指导思想，加快教育现代化是主要目标，深化教育改革是核心动力，建设教育强国是重要历史使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在深化改革促进公平上迈开新步，对标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学者建议关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具体落实，学者认为，对基础教育来说，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鼓励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环节，新发展阶段的质量标准正在趋于多样化；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需要运用不同推进路径，促进所有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增强适应性等。3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新闻事件2020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10月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随后，教育部相继印发《关于正确认识和规范使用高校人才称号的若干意见》《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督导与评价，是专家学者的研究“热词”。研究视界学者认为，必须充分发挥教育督导制度的“利器”作用，以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和教育评价改革为切入点，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尽快建成全面覆盖、运转高效、结果权威、问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督导体系和教育评价体系。教育评价要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知行合一，着眼引导学生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教育评价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教育评价的功能是多元的，但主要功能应该是诊断性的，长善救失，促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要重视外部评价、社会评价与学生评价，加强受教育者在教育评价中的地位；要特别突出人才培养评价的重要性，切实建立健全落实立德树人体制机制；要系统研究与建立软性指标的评价机制，补足在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评价方面的短板；要注重发展性评价和诊断性评价，把评价作为促进学生、教师和学校发展的重要手段。学者建议教育督导应紧紧抓住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这两个重点，深入推进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完善教育决策—执行—监督体系，形成“评价—公示—整改—问责”机制。教育评价改革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党和国家一系列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作为新标准。回归教育本体，完善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从评价对象的本质特性出发来制定评价标准、选择评价工具和手段。进一步完善教育评价治理体系，加强教育评价学科建设，重视社会用人改革、舆论治理，发挥学术共同体作用，为建立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支持体系。4“体美劳”助建全面培养教育体系新闻事件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0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学者对劳动教育、体育、美育的研究，为学界增添了新话语。研究视界劳动教育、体育、美育这些长期以来的教育短板受到空前重视，有利于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学者认为，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根本立场与价值追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基本原则。劳动教育是为人的存在与发展建构社会机制，其意义在于确立了理解教育的新思路，统一了人的发展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破解学校育人难题的有效路径。《意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时代价值，体现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综合育人理念，有利于培养时代新人。学者认为，新时代学校体育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等具有独特功能。学校美育事关国家发展战略和人民幸福生活，应促成构建新时代充满活力、多方协作、开放高效的学校美育新格局。学者建议劳动教育不能泛化，必须组织学生参加实实在在的劳动，不能在课上“听”劳动，在课外“看”劳动，在网上“玩”劳动。其他课程、其他活动也要结合学科特点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要把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要强化家庭、学校、社会综合实施劳动教育。要让体育更好地融入生活，学校体育要在提升学生体质的基础上，走专项教学之路，让学生能融入和带动群众性体育活动。美育不是负担，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有助于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无论实施劳动教育还是体育、美育，都应将其与其他“四育”结合起来。5新时代教材建设再上新台阶新闻事件2020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首届全国教材工作会议；11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教材建设是学者的关切之一。研究视界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学者指出，教材建设是教育发展的核心议题，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依托，体现了国家意志及权力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先后经历了“统—分—统分结合”的发展历程，逐步形成了国家主导下教材建设合理分工的权力结构。新时代需要充分把握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权力特征、权力结构以及权力范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晰教材建设的权力特征，优化教材建设的权力结构，创新教材建设的权力行使机制，保证国家事权在教材建设中有效行使，并通过积累本土经验，构建中国特色教材体系。当前，我国教材建设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基本形成统筹为主、统分结合的管理体系，课程教材改革深入推进，政治立场坚定、专业水平高、熟悉教材工作的专家学者队伍不断壮大，我国的教材建设已进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学者建议教材建设是一项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铸魂工程。有学者提出，新时代教材建设应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结合大中小学各学段、各学科的特点，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的内容要求、途径方式、学习程度等进行深入研究与统筹把握，实现各学段教材的有机衔接与上下贯通。二是强化大中小学德育与思政课程教材的建设，重点是加强中小学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教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一体化建设。三是进一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课程教材的建设。要以弘扬爱国主义、增强“四个自信”为核心，整体规划、分层设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系统融入大中小学课程教材。6办好新时代学校思政课新闻事件2020年，教育部等部门先后出台《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组织召开“全面推进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视频会议”和“2020年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现场推进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研究视界德育一体化建设是落实国家教育战略、推进立德树人的基础性工程，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则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学者提出，构建“大思政”格局需着力破解思政课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思政课与专业课的脱节，避免各学段思政课内容简单重复。有学者提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建立能够进行统筹协调、顶层设计的工作机制，通盘考虑大中小学德育课程和教材的内容及其呈现方式、思政课与其他专业课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建立健全大中小学不同学段思政课教师一体化备课和相互交流研修机制。在标准研制方面，应实现教材编写、审核与编辑人员之间的有机配合。课程育人是一项系统工程，学者提出，高校要在保留思政课主阵地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掘、整合、利用其他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构建“思政课程”与“非思政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同向同行、协同融合的功能机制。还有学者认为，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必须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强化高校思政课的属性和使命，积极运用先进的教学技术，改善教学方式，打牢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根基。学者建议学者提出，课程思政建设必须强化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包括强化教师的思想政治意识，加强师资培训，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深化教师对课程思政理念的认知与理解；强化教师合作，为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形成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享共用的交流机制。7基础教育聚焦公平与质量新闻事件2020年1月，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和《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6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9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义务教育有保障”目标基本实现；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暨教学工作会议。基础教育研究的热点话题，也随之展开。研究视界学者认为，“义务教育有保障”在精准扶贫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控辍保学和乡村教师质量提升得到政策有力保障，贫困学生资助体系逐渐完善，建立健全了留守儿童关爱体系，调动社会力量开展教育对口支援，促进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教育信息化促进了优质教育共享。全面提高育人质量，需要把牢方向，部门联动，内外协同。需要优化课堂教学方式，要精准分析学情，重视差异化教学和对学生的个别化指导。要落实学校办学主体地位，激发学校发展内生动力，加强对学校办学的支撑保障能力，不断健全中小学办学管理机制。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的构建，对推动高考内容改革的科学发展，对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性推进随班就读工作，标志着特殊教育从完成普及向完善体制机制、内涵发展的转型升级。学者建议“十四五”时期要更加强调“能力扶贫”，巩固教育脱贫成果。教师要积极行动，改进课堂教学、促进深度学习、培养创新思维、激励延伸学习等。要解决学校办学干扰太多问题，积极推进学校民主管理。高考命题应突出“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随班就读工作应“一县一案”精准施策，因材施教，提升教育质量。8高等教育进入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新阶段新闻事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2020年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7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在此推动下，研究生教育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视界2020年，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一步深化。加快研究生教育改革，以成效评价促进“双一流”建设，内涵式发展道路向纵深推进。学者认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遵循，要在理想信念上增强当代研究生的情怀担当，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让研究生教育真正成为创新的源泉和经济的引擎。“双一流”建设的评价重点是落实高校主体责任，聚焦大学服务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度，要更加关注大学是否为国家尖端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否为创造知识和产生新思想的主要源泉。学者建议内涵式发展道路是高等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学者指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必须以科教融合为基本途径,深化校内评价体制机制改革,正确处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高质量发展与特色发展的关系。按照内涵式发展对质量和效益的诉求,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应优化治理结构,厘清治理责任；加强学科建设,建构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框架；优创教学机制,注重合作共进；优育本科人才,明晰人才培养核心要素。9构建类型属性突出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闻事件教育部与山东、甘肃、江西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2020年6月，教育部印发《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9月，教育部联合多个部门出台《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12月，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举行，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学者们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视界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构建必须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有学者认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转化和应用对劳动力知识结构提出跨界融合的复合型要求。职业教育须利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教育模式智能化、人才培养复合化、学习终身化、产教一体化、治理法治化和发展国际化。还有学者指出，工业4.0背景下，职业教育必须实现产教深度融合，提高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夯实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有学者认为，中等职业教育既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基础，也是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职业教育要在保持自己类型特点基础上，不断强化中职基础地位，进一步拓宽中职学生升入高职学校的通道。还有学者指出，“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制度，能够促进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形成，形成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通。学者建议“十四五”期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要以提质培优作为根本目标，从战略层面深入思考和确定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加速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为经济转型升级赋能增效。10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新闻事件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广大教师积极探索线上教学。2020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9月，全国教师发展大会召开。全面提高教师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研究视界为有效应对疫情开展的“停课不停学不停教”，广大教师积极探索高质量线上教学，掀起了一场教育领域在线学习的“学习革命”。学者认为，在线教学作为新型的教育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巨大挑战，需要教师提高信息技术水平和应变能力。双师型教师的素质和水平决定着职业院校和应用型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化。有学者提出，双师型教师队伍最关键的是需要制度化、法律化顶层设计，出台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相应办法，形成高质量的“工匠型”双师教师队伍。乡村教师是办好乡村教育的基础支撑和关键。有学者认为，在精准扶贫背景下,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关键在于精准实行乡村教师培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以教育公平为价值引领，稳定教师资源；从跨区域联动管理入手，健全乡村教师编制结构；根据不同情况，创建乡村教师补充机制。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是多元且复杂的，重视政策“最后一公里”的执行很关键。通过多方位、多层次的共同努力，才能建设好乡村教师队伍。学者建议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对教师提高教书育人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教师要转变育人理念，创新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要教书育人、潜心育人，坚持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中国教育报》2021年01月07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