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连续4年全国高校高职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发现,公办本科院校与公办高职高专院校是高职教育科研的主力,公办本科院校的贡献度在持续上升,公办高职院校的贡献度有所下降。小规模研究团队是高职教育科研的主要方式,高级和中级职称作者是论文发表的主要群体,发文量占据绝对优势,来自公办本科院校的活跃作者数和贡献度更大。“双高计划”建设高职院校发文呈现明显的“阶梯型长尾现象”。从基金支持上看,高职教育科研的属地性较明显。高职教育研究关注议题呈现传统研究议题与政策热点、趋势关注并重的特征。关键词:高职院校;高职教育;统计分析《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20条》)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举措,将职业教育摆在了教育综合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重要的位置。职业教育肩负着传承技术技能、培养多样化人才的职能。职业教育科研是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撑。职业教育科研论文是研究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重要展现载体,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职业教育科研的水平与实力。课题组连续4年对高职教育科研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客观、持续记录高职教育科研现状,寻找高职教育科研的一般规律与发展脉络。本次统计范围为2018年20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的发文,包括《职教论坛》(南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北京)、《职业技术教育》(长春)、《教育与职业》(北京)4家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期刊(以下简称“4家职教核心期刊”),以及16家高等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以下简称“16家高教核心期刊”)。2018年4家职教核心期刊共发文2148篇,较2017年2940篇和2016年3362篇下降明显,这也是连续第4年总发文量下降。剔除期刊中的卷首语、笔谈、资讯报告、报道、简讯、广告、简介、速读、投稿须知、要目检索等文献信息及撤稿文章和其他非学术文章共233篇,获得高职教育科研论文1915篇,16家高等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中有关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共136篇,故此次统计分析有效论文数为2051篇。一、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发文机构分布情况本次统计沿用2017年5月教育部公布的2914所全国高等学校名单(2018年未公布官方数据)。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631所(含独立学院265所),成人高等学校283所。普通本科院校1243所,其中公办817所,民办417所,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2所,中外合作办学7所;高职高专院校1388所,其中公办1068所,民办318所,中外合作办学2所。2018年共有223所公办本科院校在上述20家期刊发表论文(比2017年减少23所),占同类高校总数的27.29%;有307所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在上述20家期刊发表论文(相比2017年减少52所),占同类院校总数的28.75%;有62所民办高校(含本科和高职高专,比2017年减少18所)在上述22家期刊发表论文,占同类院校总数的8.44%。从发文院校数量和占比看,公办普通高校与高职高专院校、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发文数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中公办高职高专院校的下降幅度最大。1.公办本科院校发文情况。2018年223所公办本科院校发表论文740篇,占有效统计论文总数的36.08%,校均发文3.32篇。其中,发文4篇(含)以上的高校45所(比2017年减少7所),占同类发文院校总数的20.18%,共发文476篇(比2017年减少116篇),占比64.32%,比2017年略有降低。这也是连续两年发文量和占比同时下降。发文5篇(含)以上的高校37所,占同类发文院校总数的16.59%;共发文444篇,占比60%,校均发文12篇。(见表1)2.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发文情况。2018年307所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发表论文890篇,占有效统计论文总量的43.39%,校均发文2.90篇。与2017年相比,发文院校、发文规模和平均发文量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发文3篇及以上的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共计112所,占同类发文院校总数的36.48%,发文642篇,占同类院校发文总量的72.13%,与2017年相比机构数、发文量以及占比都有所下降。共发文4篇及以上的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共计74所,占同类发文院校总数的24.10%,共发文528篇,占同类院校发文总量的59.33%。其中,发文5篇(含)以上的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共计54所,占同类院校总数的17.59%,共发文448篇,占同类院校发文总量的50.34%,校均发文8.30篇。(见表2)与公立本科院校相比,公办高职院校发文“头部聚集效应”稍弱,高发文量院校的发文量远低于公办本科院校。3.国家“双高计划”项目高校发文情况。2019年3月29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提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支柱产业,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2019年10月24日公布公示名单,共有197所高职院校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拟建单位公示名单》。这些高职学校将是未来高职院校阵营中的头部高校,发挥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2018年,共有120所“双高计划”项目建设院校发文481篇,校均发文4.01篇,明显高于同类院校校均发文量;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23.45%,占同类院校发文量的54.04%,发文的“头部效应”引领作用显著。其中,发文3篇及以上有66所,合计发文409篇,占比高达85.03%;发文4篇及以上的48所,共发文355篇,占比73.80%;发文5篇及以上的36所,共发文307篇,占比63.83%,在贡献率上头部发文活跃的高职院校更高,整体上呈现出阶梯状的“长尾现象”。(见图1)4.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发文情况。2018年全国民办普通高校与民办高职高专共计735所,其中63所在20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科研论文,占民办高校总数的8.57%;发文共计97篇,占统计论文总数4.73%,校均发文1.54篇,占比与校均发文量相比2017年略有提升,显示了民办高校的教育科研贡献度呈上升趋势。其中,发文2篇及以上的民办高校23所,共发文58篇,占比59.79%,发文量略有下降,但占比有所提升,显示头部示范作用在增强。(见表3)5.其他院校、机构发文情况。2018年我国成人高校中有12所在20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高职教育科研论文36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1.76%,与2017年相比,院校数有所下降,但发文量及占比都略有上涨。其他机构,包括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政府直属研究部门、社会团体、中职学校、技工学校(技师学院)等发表论文283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13.80%,与2017年基本持平;在总发文量下降的情形下,发文量、占比都保持基本稳定,显示出其他机构的教育科研贡献率在上升。其他机构中,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有23家,共发文131篇,与2017年持平。(见表4)其中,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出版社、空军航空维修技术学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发文量在5篇及以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及各级教育科学研究院共有11家机构发文,合计发文57篇,占比20.14%;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连续两年在除去高校的其他机构中发文最多,显示出国家教育科研机构在高职教育科研贡献版图中所占比重较大,这类机构依托国家行政资源参与到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究中,为职业教育科研学术生态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此外,2018年在20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发文的中西部地区高校有253所,发表论文556篇,校均发文2.20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27.11%,占比与2017年基本持平。其中,有62所高校发表论文3篇以上。对比东部地区的294所高校发表论文1055篇,占比51.44%,校均发文3.59篇,无论是从总发文量,还是校均发文量来看,中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科研活跃度和产出率仍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差距。二、高职教育科研论文作者情况经数据统计与分析,2018年高职教育科研论文作者队伍情况具有如下3个主要特点。1.合作研究方面。单独署名和合作署名是科研论文发表的两种基本方式。本次统计的2051篇科研论文中,有972篇为单独署名,占论文总数的47.39%,737篇为2位作者合作发表,占比35.93%,269篇为3位作者合作发表,占比13.12%,三者合计占论文总数的96.44%,与2017年持平。(见表5)显然独立研究仍然是职业教育科研发表的重要形式,但与2017年对比分析可发现,单独署名比例下降了5.63个百分点,2位和3位作者合作发表的比例分别上升了2.47和2.62个百分点,小规模研究团队作为高职教育科研活动主要形式的地位在逐步提升。此外,4人合作发表45篇,占比 2.19%;5人及以上合作发表共计28篇,占被统计论文的1.37%,其中最多署名作者为7人。对比职教期刊和高教期刊科研论文的作者署名情况,可以发现高教期刊中合作署名的比例更高,单独署名的比例更低,且两人合作署名占比最高,显示了更高的合作研究普遍程度。(见图2)2.职称方面。职称是反映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工作能力的标志,因此,作者的职称信息是反映论文学术质量的一个指标。本次统计的2051篇论文中,有1967篇论文作者有职称说明。其中,第一作者具有正高级职称的论文有382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18.63%;第一作者副高级职称的论文819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39.93%,高级职称共发文1201篇,占比58.56%,占比与2017年持平。中级职称发文576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28.08%,两者合计占比86.64%。与 2017年持平,中级以上职称作者在作者队伍中所占比重保持稳定。(见表6)此外,在读学生发文的活跃度有所上升,其中博士研究生发文73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3.56%,比2017年增加8篇,占比提高1.01个百分点;硕士研究生发文98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4.78%,比2017年提高0.59个百分点。对比2018年高职研究的作者职称情况发现,正高、副高和中级职称作者是研究主力,发文量占据绝对优势。不同的是,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发表中, 正高职称作者发文比例高于其他职称类作者,且正高级职称作者发文比例高于高职教育研究中正高职称作者发文比例。在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发表中,副高级职称作者发文比例高于其他职称类作者。此外,博士研究生在高等教育科研领域表现得更为活跃,硕士研究生在高职教育科研领域更显活跃。(见图3)3.活跃作者方面。我们将2018年发文3篇及以上的作者定义为高职教育研究领域的活跃作者,共计58人。(见表7)通过整理分析发现,活跃作者人数占全部第一作者总量(1 703人)的3.41%;活跃作者共发文217篇,人均发文3.74篇,占被统计论文总量的10.58%。其中,来自公办本科高校的活跃作者有28人,占比48.28%;来自公办高职的活跃作者21人,占比36.21%。三、高职教育科研论文获基金资助情况在2051篇统计论文中,有1600篇论文为各项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占比78.01%,比2017年提高了7.37%。将论文基金以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校级和其他进行归类,受国家级基金资助项目论文共计145篇、省部级基金资助论文670篇、厅局级基金资助540篇、校级85篇、其他160篇。(见表8)与2017年相比,受国家级和省部级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占比分别提高了22.74%、28.07%。比较来看,高职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论文中,受到省部级基金资助的论文占比相差不大,高职教育研究领域受到厅局及其他基金资助的比例明显高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而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受到国家级基金赞助的比例稍高,这一方面显示高职教育科研活动受到区域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也从侧面印证了高职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的特点。(见图4)中西部地区高校有439篇论文受到各类基金、课题资助,占统计论文总数的21.40%,比2017年提高了114%,提升较为明显。其中,受国家级基金资助项目论文45篇、省部级基金资助论文163篇、厅局级基金资助176篇、校级21篇、其他34篇,与2017年相比,分别增加了31篇、76篇、67篇、4篇、18篇。虽然进步较为明显,但相比东部地区(865篇论文受到资助),中西部地区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需要挖掘潜力、找准真问题,积极争取更多的基金、课题资助,以产出更多、更优秀,对职业教育发展有指导、有引领价值的科研成果。四、高职教育科研热点分析通过对2018年20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的2051篇高职教育科研论文的关键词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总共提取得到8101个关键词,平均每篇文章3.95个关键词。除去只重复一次的关键词2929个,同时,将内涵相同的关键词进行整合,如将“高职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合并为“高职教育”,将“高等职业院校”“高职院校”合并为“高职院校”,将“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合并为“创业教育”,将“中职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合并为“中职教育”等,最终得出重复20次(含)以上的关键词共计27个。(见表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18年高职教育研究的热点。根据经验法则及德尔菲法,为更好地描述高职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本研究选取20作为高频词的阀值对高职教育科研热点问题进行统计分析,生成164对共现词对。共现5次(含)以上的词对共38对。(见表10)将生成的关键词共现矩阵导入Ucinet 6.0进行网络关系分析,生成网络关系图。(见图5)结果发现,“高职教育”“高职院校”两大传统议题仍处于高职教育研究网络的中心位置;而“产教融合”成为2018年高职教育研究网络的又一大中心节点,这与2017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和2018年2月《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发布有着一定的关系。两个文件的发布使得“产教融合”成为本年度活跃研究议题。除此之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高职学生”等传统研究议题也是研究网络中的重点,而政策热点相对应的“一带一路”“创业教育”“精准扶贫”“新时代”“校企合作”等也进入到活跃议题之中。总体而言,本年度的研究议题既表现出对高职传统议题的持续关注,也表现出对新政策和发展趋势的紧密跟随。五、结论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中央提出了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目标、新论断、新要求,并最终形成了顶层设计和施工蓝图——《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文件指出,职业教育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并确立了发展模式的三大转变,即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进入到转型发展的探索期,且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不断上升。高职院校总结、提炼自身特色,融合区域、产业、科研等资源创新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20家教育类核心期刊是开展高职教育科研活动的重要交流场域,是反映高职教育学术生态的重要窗口,因此,提高办刊质量对于提升职业教育研究水平,凝聚研究队伍具有重要影响。统计发现,4家职教核心期刊年度发文数量的减少,以及陆续出现的9次撤稿行为(《教育与职业》5篇、《中国职业技术教育》3篇、《职业技术教育》1篇),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期刊在向着规范化、高质量方向发展的良性趋势。作者王小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编审,北京 100191周详,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刘植萌,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研究部副主任,北京 100872李璐,《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编辑,北京 100191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12期第91-98页
近年来,随着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技术培训制度的逐步完善,随着我国更加积极地参与世界技能大赛,中国技工正在以新的面貌走向世界。许多对技工操作有浓厚兴趣的学生纷纷选择投入技工学习中,技工院校培训更加注重校企结合。尽管如此,实际生产中,仍然面临高级技术人才稀缺等问题,急需完善技工评价体系,构建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新型技能人才发展环境。 人生有许多条路通向成功,不单单是考大学这一条路;选择一门技术,也能够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选择技能培训,也就意味着毕业即就业,“吃香”程度持续走高。甘肃东方航空高铁学校石老师表示,“专业设置必须对接产业发展,让学生出校门就能直接适应企业,缩短工学之间的磨合期”,院校牵手企业,招生如同招工。虽说我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技能人才招人难,尤其是高级技能人才缺乏的问题仍是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困扰。有专家表示,“一直有一种声音,说企业自动化生产程度不断提高,会挤占技工的生存空间。其实不然,这些自动化的设备,更加需要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来管理。”“在市场上,企业招人更看重人才直接参与生产的‘变现’能力,这部分高技能人才还比较紧缺。”有数据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20%,高技能人才数量还不足6%,总量严重不足。从市场供需来看,近年来,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的水平。技工紧缺现象逐步从东部沿海扩散至中西部地区,从季节性演变为经常性,供需矛盾突出。技能人才培训绝非一朝一夕,首先要积极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和社会地位,增强技能人才职业荣誉感和获得感。近年来,国家接连出台《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完善技术工人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保障措施,并着力将相关政策落实到位。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培养生产、服务一线技能人才,人社部也将继续贯彻落实《技工教育“十三五”规划》,大力发展技工教育,构筑技能人才培养主阵地。不断增强技工院校实力,制定并落实支持技师学院发展的政策措施。将校企合作作为技工院校基本办学制度,深入实施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培养符合企业要求的新型技术工人。具体而言,要深化职业资格评价改革,全面实施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加大企业技能人才职业资格自主评价改革的力度;实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推动企业职工自主评价、社会人员第三方评价、院校学生校企合作评价和竞赛选拔评价等多元评价改革。
伴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不断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已不再是孤芳自赏,逐渐展现茂盛的状态,尤其是伴随着普通高中录用缩紧新政策的干扰,中专生源问题已不再变为发展壮大的短板后,中等职业教育逐渐克服纯粹的数目发展壮大,朝着品质发展壮大奋进。在迅速发展壮大的阶段中,依据现阶段的新政策和现实发展壮大状况,我们可以大胆畅想,预测分析几个未来发展趋势,这跟学生们的未来发展趋势息息相关,父母必须事先详细了解,便于更佳的搞好观念和心理上的准备。趋势一:中等职业教育已不再是学生学习职业生涯的尾端,逐渐变为学生们职业教育的第一个阶段。将来中等职业学校的育人模式,育人总体目标都是会更改,仍然还会继续特别强调校企合作办学、工学结合,仍然还会继续特别强调综合实践课程的必要性,可是公共课的占比会增加,像如今明确提出的文化教育、德育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历史教育等,这些公共课都是会愈来愈获得重视,变为学生们教育评价的关键內容。趋势二: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模式逐渐向中招录用服务平台挨近,注册制变为非应届生的具体录取招生方式。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有两个关键大方向:第一,健全完善录取招生机制,创建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一致录取招生服务平台,精准服务区域发展要求。这一总体目标目标具体就是指应届初中毕业生。因而,将来应届初中毕业生参与中招考试,依据考试成绩报考中等职业学校会逐渐变为主流方式。第二,积极主动招录初高中毕业未升学学生们、退伍军人、退役选手、下岗工人、务工青年等接纳中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为众多乡村培育以新式职业农民为行为主体的乡村实用性强优秀人才。对于非应届生,采用注册制录取招生。这类学生们能够采用非日制或是学分的方式,建立相对性疏松的教学方式,该教育模式更明确的称谓应该是专项技能提升学习培训,目地是教授其就业专业技能,提高其专业技能。所以,未来的职业教育应该是更明确的“平行线”式发展,不仅是在校的全日制职业教育,以教书育人为本,重视大学生综合能力的培育,而求根据3年教育,培育大学生基础职业素养、文化素质,为后期发展打下基础;而另一方面是对于社会青年的技能提升培训,以服务业社会发展为主导,重视转为重点专业能力或水平培育,而求经过培训迅速熟练掌握一项专业能力,从业某种工作。趋势三:中职学校、大学、公司企业有关技术专业相互合作相互培育人才的教学方式变成实际。外在反映:未来的3+3、3+4方式,渐渐增加,更改现阶段3+2一家独大的方式。现阶段中职学校学制中的3+2方式,是更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许多父母上中职学校基本都是奔着3+2技术专业来的。趋势四:校企合作进到资产相互合作、权益共享环节,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相互培育人才。外在反映:如今的到公司企业实习基础便是打工的状况得到抵制,车间是教室、师傅是老师,实习是教学实训,真正意义上做到在校理论,校外实践,两者相互配合,课程内容配合,课程内容进度配合,校企变成利益共同体,真正意义上做到相互培育人才。趋势五:不断完善的国家学分银行,促使网络教学+学分制变成职业教育新趋势,中专不会再限制3年,培训基本功能得到大幅加强,更像社区化发展。外在反映:我能边工作边学习,学好相对应课程内容,考评根据,得到学分,达到学分数量规定,得到毕业证书;详细的职业教育应该是两条腿走路,即普通全日制和培训教育,这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完成职业教育的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目标。结束语:未来的职业教育有过多能够想象的空间,我国的职业教育才刚发展起步,要不断完善的问题过多,不断进步的空间也很大,我们确信未来中国的职业教育会变得越来越好,变得越来越具有特点,并变成国家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
摘要: 2018年,中国技能劳动者约1.7亿人,但其中高技能人才只有0.5亿人,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发展学历职业教育成解决矛盾关键。在非学历教育市场中,2018年总计投融资事件105起,同比增长91.0%,项目以早期为主。在其细分领域内,据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2018年,IT应用类市场规模最大,达256.7亿元,远多于财经类培训和语言类培训。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职院校要大规模扩招100.0万人,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2018年,中国技能劳动者约1.7亿人,但其中高技能人才只有0.5亿人。利好政策、“蓝领”供需矛盾突出,推动学历职业教育发展。而在非学历职业教育中,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职业技能教育市场规模达1103.0亿元,预计将会持续保持增长。到2021年,将增长至1919.0亿元。2018年,职业技能培训市场投融资事件共71起,其中IT类和金融财会类占比最多,均占比15.5%。2019年上半年,新东方在线与中国东方教育在港交所上市。在超千亿投融资市场中,各职业教育开始崛起,如成人教育、企业培训、考研等。核心观点以下为报告节选部分职业教育具有学历类型和非学历类型职业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实施可从事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必须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可分为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教育。学历职业教育分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非学历职业教育包括职业考试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企业管理培训。2018中职学校规模减少2018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共有学校1.0万所,比上年减少331所;招生559.4万人,比上年下降约4.0%;在校生1551.8万人,比上年下降2.6%。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比例为41.4%。2019高职院校将扩招100万人2015至2017年,中国职业高中毕业生人数逐年下降,影响了高职院校生源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出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9年高职院校要大规模扩招100.0万人,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2018民办高职升本数量升至19所,公办为02018年,民办高职专升本数量为19所,而公办高职专升本数为0。2020年以前,骨干高职院校不升格为本科以及设置本科申请不再受制于办学体制,公办高职院校升本途径可能受到阻碍;而民办高职院校升本却没有相应的限制,反而不受办学体制的制约,该政策的实施成为了民办高职升本数量猛增的因素。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新迈尔:引产入校,以产促教2019非学历职业教育行业竞争格局公考培训:中公教育2018中国职业技能教育市场规模达1103.0亿元职业技能教育按照国家规定的职业标准,通过政府授权的考核鉴定机构,对劳动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地评价与认证的活动。2018年,职业技能教育市场规模达1103.0亿元,预计将会持续保持增长。IT类:达内教育多种职业技能教育:中国东方教育2019国家愈加重视职业教育发展“技术蓝领”短缺,供需矛盾突出目前,中国高技术人才存在结构问题突出、人才断档等现象。2018年,中国技能劳动者约1.7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1.3%,但其中高技能人才只有0.5亿人,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6.2%,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而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1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达到2:1以上,供需矛盾突出。2019在线职业教育服务模式按服务模式维度切分,中国的在线职业教育市场可划分为B2C、B2B2C和MOOC三种细分市场。其中,官方平台大多采用B2C模式进行在线职业教育,如传智播客、新东方在线等;而B2B2C是指机构或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为个人用户提供服务,在大数据分析、技术优化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MOOC是指教育机构通过第三方平台为个人提供服务。超亿元融资成为职业教育行业常态2018职业教育投融资以早期项目为主导2018年,非学历职业培训市场总计投融资事件105起,同比增长91.0%。而在其投融资轮次情况中,早期项目仍为主导,天使轮到A轮的投融资事件较多,共69起,占比65.7%。其中天使轮事件最多,为34起。2018德国正规职业教育新生达72.3万人2018年,德国正规职业教育达新生72.3万人,比上年多1.0万人,增加1.4%;普通高中教育新生48.4万,比上年增加1.6万(增加3.4%);过渡性体系新学习者约27.0万(其中36.3%为女性),比上年度减少1.31万(减少4.6%)。学历教育未来发展趋向高职将面临生源短缺情况虽然2018年高职专升本受限,但是并没有限制民办高职专升本的机会,本科院校数量依然会逐渐增加,普通本科录取率可能继续保持上升态势。但随着本科录取率的不断升高,高职或许会面临生源短缺的情况。中职教育积极性或受影响本省的中职的生源不能流动,只能服务于当地的高职教育。如果要通过和普通高中学生竞争普通高考的形式才能跨省进入大学,可能会影响中职教育学生的积极性。这样的升学机制,会导致职高报考生源素质差,不利于中职教育的管理和发展。技工教育学校发展更符合未来趋向2018年,乌鲁木齐高级工人人才缺口7.7万人、技师及高级技师人才目标缺口2.8万人,云南省高级工缺口达26.6万人,中级工缺口达48.6万人,分别占到了需求总数的44.2%和48.0%。中国大力鼓励打通中职、专科、应用技术本科和研究生职业教育的培养机制,湖南省甚至可以将符合条件的技师学院纳入高等学校序列。在中职教育受到资格清查和政府管控、职业高中数量逐年减少的情况下,中职教育可能更看好技工(技师)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技术变革动向创造真实性学习机会、教育技术和不断变化的教师角色、转变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可能会成为职业教育领域教育技术应用可应对的挑战。地区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差异导致职业院校的发展存在明显差异,信息化正助力职业教育理念的分享与更新,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和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职业教育过去“工学结合”理念的渗透和“校企合作”经验的积累推动了部分地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在信息技术及信息化的行业中,产教融合较为普遍,如电子与计算机、网络与通讯、智能制造等领域。区域经济与职业院校的发展相互支撑。随着“欧洲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与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发展将更为迅速,以应对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本文部分数据及图片内容节选自《艾媒报告 |2019中国职业发展教育现状与细分领域研究报告》,查看报告完整内容可戳底部“了解更多”)
职业教育走向在线化、终身化,规模向高等教育靠拢自2012年以来,国务院、教育部、人社部等相关部门已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利用校企合作、互联网+、终身教育等多理念多方式结合的方法,不断探索和推进职教体系的完备,应对国家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新要求,为国家战略落地提供人才支撑。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逐步走向线上化、终身化,职业教育体系逐渐完备。在线职业教育优势突出,市场规模逐渐扩大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2019中国在线职业教育市场发展报告》调研显示,时间可控、性价比高、课程多元实际是用户选择在线职业教育的核心驱动力。在线职业教育的优势体现为:1)能够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不受场景和场地的限制。2)在线职业教育的获得门槛低,经济因素不再成为负担。3)在线职业教育能够具有针对性地满足多元化的需求。2012-2019年,我国职业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增长迅速,从181.2亿元达到806.4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3.77%。人口红利消失,在线职业教育意义重大从人才的需求端看,随着中国人口红利优势的淡化,人才缺口逐渐显现,应用型与创研型人才尤其缺乏。中国是传统的制造业大国,如果以制造业为例,对标人才市场的供求关系:2020-2025年,中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力装备、新材料等领域人才缺口巨大,这意味着人才紧缺的现实将越来越严峻。根据教育部、人社部与工信部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2020-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持续扩大。因此,加快复合型、应用型和创研型人才的培养,提升现有劳动力的专业技能与智能化水平刻不容缓。而要达成这一目标,推动职业教育及在线职业教育的发展,使之与高等教育并重,相互促进互为发展基础至关重要。由此可见,推动在线职业教育发展意义重大。除此之外,我国在线职业教育潜在用户群体覆盖广泛且基数庞大,每年新增用户群体数十分稳健。未来,中国职业在线教育市场发展空间将继续上升,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697亿元左右。以上数据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同时前瞻产业研究院提供产业大数据、产业规划、产业申报、产业园区规划、产业招商引资等解决方案。
“把握人生出彩的机会,追寻自己的梦想。”教育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异乎寻常的重要。选择什么样的教育,即是选择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成才之路,今天,我们面临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两条道路,无论选择那条路,我们都有机会实现个人的成功。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形成了看低职业教育的局面,比如我们称职业教育为“二流教育”、“差生教育”、“次等教育”。自国家一剂“强心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颁布,职业教育开始变得完全不同,对职业院校来说,这无异于一场涅槃重生。人尽所知,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行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培养技能型人才、促进社会就业重要推动部分。在一系类指导性文件的规划下,如《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我国职业教育的新架构在不断的完善中。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有,“上升通道”、“社会认知”、“企业认可”、“培养质量”等问题。“上升通道”是职业教育发展以来留下的“疑难杂症”,解决职业教育“上升通道”的问题,需要建立“立交桥”式的培养体系。将职业教育对接普通高等教育,打通两种教育之间的壁垒,互通有无才能有教无类的培养教育的通才。“企业认可”与“社会认知”同病相怜,解决了“企业认可”也就将“社会认知”重新刷新。“企业认可”的问题,依赖于“校企合作”的推广,产教融合作为切实的举措,纳入整个职业教育之中。“校企合作”的发展,是将社会的资源、经验、技术、师资引进学校,同时学校也借助社会资本大力发展本校,提高教育的办学质量、教学水平、专业结构。当下的职业教育的学历社会认可度普遍不高,中专、大专的教育层次远远不能支撑职业教育向更高层次的教育发展。“社会认知”的颠覆,本年度中旬有15所职业院校升格成“职业大学”,将专科的办学层次提升到本科,这为职业教育学子们带来了信心。“培养质量”是关于职业教育持续发展的动力。想让职业教育持续发展,让学生成才,让学校培养可用之人,都需要注重人才培养的质量。纵览职业教育发展40多年,职业教育人才年度毕业生达百万计,但重量不重质,是困扰职业教育走向成熟发展的一大问题。因此,打造职业教育的“立交桥”模式,显得尤为迫切。加强对外合作,引进外国先进职教经验,发展本土特色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发展的道路中,更应该高瞻远瞩,拓宽发展的边界。大力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适当发展应用型硕士教育,大力发展非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培训。构建多元化、立体式的职业教育培养体系。整合中职、高职、本科等教育,开创出一条具有地方性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来源:中国职业教育 | 采编:中萃教育新媒体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职业教育扩大发展、转轨发展、前瞻发展的40年。在这40年里,职业教育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化,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由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且职业教育自身也实现了从规模式扩张到内涵式发展的突破,走向了新的质量发展道路。但是由于时空环境的变迁,我们对于职业教育发展质量的评判也处于动态调整的过程之中。旧有的质量观越发地与新市场经济制度、产业结构、育人思想、协同发展理念等不相适应。新时期区域乃至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急需质量发展观的更新。一、重新审视职业教育质量标准的背景质量标准是以“人”作为受益主体所订立的标准。人们评判一个事物质量的好坏取决于人作为主体与事物间互动的结果。而无论是人还是事物都是处于特定情境下的元素,那么对事物质量的评判必定会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包括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氛围等。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下,人们会基于彼时的需求重点去形塑事物的发展方向,而事物的发展也将反过来给予人们以正面或负面反馈,从而建立起“质量”的观念。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近20年来,人们对职业教育建立起的质量观也深深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一)发展动因:职业教育由就业教育走向生涯教育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担负着向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输送合格技术技能人才的基本职责。政治因素是其发展的原初动力,经济因素是根本动力。由于国家实行毕业生包分配的就业政策,彼时的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毕业生享有“毕业即就业”的基本保障,学校也与相关企业间建立人才培养与输送的紧密联系。从时代背景看,改革开放前的职业教育重在人才遴选、技能积累与技术传承。这种功能定位既取决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也取决于当时较为中低端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绝大部分学生从中专或技校毕业后就进入各地国营企业中,从学徒工、初级工开始,沿着特定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向上发展。改革开放后,职业教育原有的生存土壤不复存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毕业包分配制度”也在1996年正式走入历史。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以及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使得职业院校开始转变其培养目标定位,注重学生通用技能(generalskill)的训练。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高校数轮扩招,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而这一时期,我国中低端制造业规模发展迅速,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与珠三角三大经济发展圈与产业集聚区。大多数企业都以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电子产品制造、小商品制造为主,长三角与珠三角在本世纪前10年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发展格局。这些企业的出现也同样产生了大量的一线生产劳动力需求。受产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以及解决“就业问题”的社会责任与政治任务,“就业”成为职业院校发挥其社会价值的首要任务。早在2002年,《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就将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发展思路写入政府文件当中。这一文件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将职业教育的发展与促进就业相融合,从微观层面的课程教学改革到宏观层面的发展思路都要围绕就业进行改革。此时,职业教育的质量标准也都围绕“就业率”进行评价,甚至出现了“对口就业率”这一特殊时期的评价指标。在进入21世纪的前5~8年,职业院校成为我国生产一线技能人才的主要来源,支撑着我国GDP年8%以上的增长率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资源积累。2008年的金融危机,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节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对一线从业人员新的从业能力的需求。由于生产组织方式、技术水平、消费结构的巨大变化,原先的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能训练模式开始逐渐脱离岗位对技能人才的现实需求。企业逐渐青睐那些能够适应复杂职业情境、具有关键能力(如团队合作、社会交往、信息技术等),且能够具有终身学习能力的员工。传统的对操作技能的需求也由机械式的动作技能转变为基于精密机械的精密操作、基于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个性操作以及基于艺术与技能传承的技艺操作,且这些操作深深地扎根于市场这一土壤之中,无时无刻不受到消费群体的影响。所以,职业环境的巨大变迁,使得社会评价职业教育质量的维度也发生变化。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开始转变为服务从业人员发展的“生涯教育”。生涯教育暗含着对职业能力培养的终身性,以及个体发展的主体性。企业一线从业人员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技能训练,而是主动地在产业发展的洪流中找到自己发展的位置,并基于兴趣与外在动力主动提升自我、学会学习。许多企业也不再把工人当成重复工作的“机器”,开始倾听员工自我实现和生涯发展的诉求,鼓励员工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以及短期的岗位培训。(二)发展环境:职业教育由政府驱动走向市场驱动我国对市场地位的认识不断深化,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的角色不断得到凸显。而对市场的认识也同样牵动着职业教育驱动力量的变迁。计划经济时期,职业学校的发展主要来自于行政力量的驱动,基于政治因素的“劳动育人观”与基于经济因素的“技能强国观”主导者职业教育的基本发展轨迹。政府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处于绝对主导的角色。中国并非国家介入职业教育发展的先例,德国“双元制”中政府强力介入学校、企业、行会间的合作可以被视为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参照。但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缘故,政府对职业教育的介入是以“指标”和“任务”为载体的,“政府驱动”在很多时候演变成“政府管制”,从而限制了职业教育培养技能人才的空间。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目标,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使得职业教育失去了行政力量的“庇护”,但也开始拥有了市场这一更有活力的驱动力。这主要体现在职业院校自主招生、自主开展校企合作、产学研融合等方面。从职业院校与学生的关系来看,由于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与高校扩招的缘故,学生更需要、也有条件通过职业院校提升学历、习得技能;而学校之间则为了获得稳定的生源与企业合作的青睐而不断提升教学质量、扩大办学规模与提升办学效益。从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关系来看,学校与企业之间形成了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两大主体,在行政不再“拉郎配”的情况下,两大主体势必要进行资源整合和需求沟通,实现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从职业院校与产业的关系来看,产业对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需求、对一线员工在岗培训的需求、对消费市场的积极关注,为职业院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职业院校与产业间形成了基于市场的产学研结合机制,开始构建起融教育、科研、生产于一体的新的经济发展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一些民间资本也开始涉猎技能教育领域,民营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企业自办大学、各类技能培训机构、私立职业技术院校等。这些机构开始成为公办学校职业教育体系之外的有益补充。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自主发展空间,在职业教育管理上,地方政府和职业学校获得了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相对于中央政府的附庸地位。总而言之,市场对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与发展取向的作用开始显现。但是由于对市场机制作用认识的不健全,以及在发挥市场机制初期行政管理与监督作用的不完善,市场机制自身存在的缺陷也会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部分反作用。例如劳动力自由流动所导致的职业学校实习生成为“廉价劳动力”、职业院校自主招生所导致的各院系间的“抢人大战”等。2013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正式明确了市场与政府在新时期的关系。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职业教育需要进一步深化原有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机制,探索人力资源形成、输出、发展于一体的新型职业学校办学策略,探索职业院校参与企业、产业技术提升、技能传承、员工提升、社会服务的市场化参与模式。此外,政府在发挥对教育事业的基本管理职能的基础上,应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建立质量动态监控体系,以实现对各级各类职业院校的动态考评,并基于此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三)发展方式:职业教育由单向发展走向系统建构除了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外,教育环境作为特殊的社会环境也显露出新的发展理念与变革行动。改革开放的前30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两大体系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转化渠道。职业教育沦为“断头教育”,在职业院校毕业后的大部分学生缺少进入更高层次学校学习与发展的机会。从技能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职业教育缺乏更高层次教育的衔接将不利于技能人才整体水平的提升,也不利于技术人才和工程人才的培养;从教育理念的角度来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存在的“鸿沟”不利于知识的生产、内化、迁移、验证与创新。杜威的“实用主义认识论”正是在批判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背景下提出,他强调通过实践学习,并注重学习主体经验的生成。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本不存在壁垒,实际上职业教育本身就应该成为学生学习与发展的重要媒介。社会阶层分化的背景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被人为设置的阻隔,将会阻碍学习活动的开展,影响人作为认知与操作统一体的成长。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从国家层面迈出了构建服务需求、开放融合、纵向流动、双向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第一步。该体系向外界传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职业教育告别过去“断头教育”“单向发展”的基本格局,迈向“系统发展”“互联共享”的新的图景。职业教育在保有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基本功能以外,还将担负或深化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全民终身教育、在岗人员生涯发展、社会公益服务等职能。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三维解读生涯教育、市场驱动、系统建构,构成了职业教育在新时期发展所处的环境特征。这些特征也将形塑外界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的认识。那么如何在新时期评价职业教育发展的质量呢?以体系建设、发展方式与评价标准构成的三维评价体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模型。(一)长度:职业教育的系统性与终身性发展“长度”体现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和终身性。教育体系客观上要求职业教育系统与普通教育系统、继续教育系统之间形成相互沟通、转换的发展机制。而社会对生涯教育的期待也将使得职业教育改变过去重在职前教育阶段的做法,将职业教育延伸至在岗教育、转岗教育等情境之中,并将这些情境相互联结形成一个终身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1.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外部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相互沟通,内部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乃至专业硕士相互衔接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学生可以经由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入口进入,并凭借学习成果认定机制实现在多个教育体系中的自由流动。评价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成效,应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指标。(1)教育转换通道的设计与实现路径。即是否有效整合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系统间的资源,并合理规划出符合实际需要和地方特色的教育转换通道,尤其是职业教育转向普通教育的通道设计应确保科学可行。(2)成果认定机制。即是否拥有一整套学习成果认定与转换的机制。这套机制将允许学习者在不同教育系统中的学习成果进行换算和储存,并被用作未来系统转换时的依据。这种成果认定机制在很多地区被称为“先前学习成果认定”。目前全球实施的成果认定机制可以被划分为7种模式:机构评审模式、证书认定模式、培训课程组认定模式、挑战性考试、任务式评价、个人简历评价、面试。各地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部分模式进行组合认定。 (3)职业教育内部衔接的多样性。即职业教育系统内部是否能够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职业教育内部的衔接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技能人才梯队建设的质量。初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之间应根据需要设计若干转换与衔接的机制,如中高职“3+3”衔接、中本“3+4”贯通、“3+2”专升本等。这种衔接应脱离过去机械对接、学制对接的简单方式,从课程整体设计入手,从要素级别实现对技能的长学制培养。2.以职业教育与培训为重要支撑的终身教育体系当下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更多地偏向于学校教育、岗前教育阶段。而对于人的生涯发展而言,职业教育应拓展其功能范围,延长其功能时限,那么终身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建设就成为体系建设的另一组成部分。如果从终身教育的角度去思考职业教育,那么职业教育将不仅仅是技能人才培养的载体,还应成为公民依托职业、技能去挖掘兴趣、发展自我的载体。评价一个终身教育与培训制度建设的质量应关注以下几个指标。(1)职业教育与培训市场的多样性。职业教育培训主体的多样性也就是终身职业教育路径的多样性。除了传统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以外,各类非学历培训机构、职业素养培养与职业体验机构、人力资源开发机构等都应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职业教育需求的主体。(2)学校与企业间围绕人才培养开展合作的连续性。以往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大多停留在学生接受学校教育时期,当学生进入企业后往往就脱离了正式教育的环境,后续的教育也往往以工作岗位学习为代表的非正式学习进行。但实际上,专家型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经历职业入门教育、关联性教育、功能性教育和知识系统化的关联教育4个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学校作为正式教育环境的参与。尽管部分有实力的企业成立了企业大学以满足员工在岗发展的需求,但更多的中小企业不具备自主举办正式教育的实力。所以将职业院校和企业间建立“职前—职后”教育的“统一体”,是终身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建设成果的重要指标。(3)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多元性。职业教育应拓展其技能人才的基本职能,向中小学生职业体验、退休人员继续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非就业类技能的职能发展。这种功能的拓展有利于职业教育强化与社区、各级各类学校、政府机构等的关系,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二)宽度:职业教育开放融合式发展方式“宽度”体现在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式之上。职业教育发展的可塑性、延展性需要借助融合式的发展方式。只有职业教育内部与外部其他主体、其他领域间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经验互通,才能形成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格局。1.资源共享职业教育系统内部应与其他群体、部门间实现资源共享。这种资源共享的好处在于围绕职业教育实现资源整合,发挥有限资源的更大社会效用,并扩大职业教育在社会的影响力。实现资源共享的方式或途径有很多,可列举以下几点。(1)公共技能服务,如为社会提供有效力的技能鉴定;为失业群体、退伍军人等群体提供再就业技能培训。(2)公共职业素养与意识提升,如上海市教委利用职业院校的实训资源和师资力量,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生举办“职业体验日”活动。(3)职业院校内部资源互通,如鼓励优秀高职院校、中职学校牵头开发网络在线课程、学习平台等,并将优质教育资源与其他学校共享。(4)基于职业生涯、学习生涯规划的衔接服务。例如新一轮的美国社区学院“指导路径”项目改革要求社区学院应与所在学区的高中开展合作,在高中阶段与社区学院分享课程,并为高中毕业生提供咨询服务。高中与社区学院之间的信息也可适度共享。2.优势互补职业教育系统应凭借自身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方面的优势与行业、企业建立广泛合作关系,围绕技能人才对口供给、生产技术水平提升、在岗员工职业技能水平提升、消费市场调研与反馈等议题建立利益共同体,使学生、教师、企业师傅、实训和生产设备、资金等能够实现高效利用与合理流动。优势互补的前提是互利互惠,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的大背景下,职业院校应被赋予“准市场主体”的角色,并参与市场竞争,真正实现优势向经济利益、人才利益、社会利益的转化。 3.经验互通我国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大致走出了一条“从试点到推广”的渐进式变革之路。各地区、各学校都基于自身特点探索出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职业院校应建立起与域内和域外相关机构的经验分享机制。这一机制的价值在于节省职业教育改革的成本,充实职业教育从业人员的工作思路,并一定程度上提升职业教育的发展格局。例如鼓励职业院校总结人才培养、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社会服务的优秀经验和经典案例,鼓励域外学校、企业参观、合作,甚至是与国外相关机构建立起人才培养的合作机制。(三)深度:基于事业特质的职业教育发展与评价“深度”指的是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坚持围绕工作特性,深刻把握职业要义,坚持从工作过程入手,以职业素养培养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探索出一套突出职业教育特征的发展之路。由于职业教育重在技能培养和传承,以区域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变革为宗旨,故其与普通教育在育人模式、目标、路径、方法、评价等维度上存在诸多差异,职业教育要想发展的“深”,就必须要坚持职业教育的自身特点,找准发展的比较优势,走出职业教育特色发展之路。职业教育的深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落实:1.坚持以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为主线职业教育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来源于生源结构内部的差异性。总体而言,职业学校学生比普通学校学生的个性差异更大。以中考分数(满分750分)为例,在普通高中就读的学生其分差不超过200分,但是在中职就读的学生就可能存在500分的差距。而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外在的家庭因素,也包括内在的个性因素等。那么对于异质性如此高的学生群体,职业教育只有坚持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才能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得到“适合的教育”。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职业院校要打破过去传统的评价模式,探索终结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阶段评价与终极评价、教师评价与三方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2)注重职业生涯规划和生涯教育。通过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创设生涯发展咨询中心、举办各类生涯指导类活动等帮助学生规划个性化的职业与学业发展路径。(3)将学生家长纳入学校日常的学生管理咨询队伍中,通过家校合作的形式,实现学生管理信息即时互通、管理行为即时配合、管理成果即时共享的效果。2.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抓手职业教育首先是养成性教育。职业学校的生源质量相较于普通高中而言处于弱势(相当大的比例来自“问题家庭”)。所以,职业院校要在学生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职业素养等基本问题上发力,实现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立德树人”。(1)生活习惯。进入中职校读书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是第一次独立生活。当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同伴学生处于同一屋檐下时,可能会遇到很多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以及人际交往上的困扰。学校要通过寝室评比、监督、团建活动等方式,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与人际交往能力。(2)学习习惯。职业学校应注重从学习兴趣培养、学习信心提升入手,以日常的学习指导和监督为手段,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目前一些学校采取的班级内部学习竞赛、班级间的比优争先等都是很好的实践案例。(3)职业素养。职业素养是职业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的核心模块。职业素养体现了个体在职业环境中的品质特征与心理倾向,是个体道德水平在职业领域的体现。职业学校的立德树人工作应该以“职业素养”为抓手,利用真实工作情境的熏陶、优秀一线员工的榜样、复杂工作任务的挑战等作为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介质。同时要注重将职业素养的培养成果拔高到更高层次,实现职业素养反哺立德树人的双向互动效果。3.坚持以服务区域发展为目标就业半径小、服务对象区域化、就业目标聚焦某一行业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显著特征,也是职业教育相较于普通教育而言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职业学校应立足于这三大特征,坚持以服务区域发展为目标,实现职业教育的差异化发展。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应坚持把培养区域产业发展紧缺人才与系统建构区域技术技能人才体系统一起来。如建立专业发展与招生就业信息预报机制,根据需求适当扩展和减小部分专业的规模,并关注区域内各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数量变化,建立系统建设预警机制。微观层面,应基于本地区相关行业的人才供给情况,“引企入校”“联企办教”,充分利用本地企业的实训资源优势,并将自身所具有的教育优势和科研优势转化为服务当地企业的生产优势,在课程设计、课堂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深层次的产教融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三维观”为我们评价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质量提供了新的参考维度。实际上,“三维观”要求各地区在发展职业教育时,应跳脱出过去对职业教育静态、封闭、单一的决策思路,走向动态、融合与多元的决策路径。职业教育应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元素,被视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END—
导语随着年初“职教 20 条”政策的发布,职业教育从长期以来的“层次”教育提升到了与国家层面的普通教育同等地位。职业教育开始承担起解决社会问题,支撑产业发展的重要责任。职业教育的红利期或许已经到来。本文从职业教育行业背景、学历职业教育、非学历职业教育、市场及投资机会等四个板块全面解读职教行业现状及预测。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58 产业基金”( ID:amazing58vc ),作者 58 产业基金投资总监张腾,邮箱 zhangteng05@58.com,经授权发布。怎么看待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分为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教育两种。学历职业教育主要指以国家统一颁发文凭为主要评价标准的初、中、高等职业教育,包括中专、技校、职高、以及高等职业学校等;非学历职业教育则是以获取某种职业从业知识、专业技能为目的的培训和学习过程,包括招录考试、技能培训和资格认证考试培训等,形式则是市场上的各种培训机构。无论哪一种教育形式,都不应该是简单的以机构为基础的课程、教研、教学,也不应该局限于某一具体的目标群体,而应该是以技能训练为主、以就业和职业发展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帮助个体在单一技能方面实现不断突破和提升,在不同类型的技能方面不断延伸的过程。理清职业教育市场的变化原因和趋势,还需要从劳动力的需求方——产业,去寻找线索。产业的调整和变化,直接导致了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和职业的演化,但市场对产业变化的反馈只能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形势缓慢地进行,职业教育作为我国劳动力的重要供给主体,将始终在慢拍的节奏中调整和变化。产业与劳动力从 2002 年开始,中国产业与经济结构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换挡、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简单劳动力需求大幅减少,技能型劳动力需求直线上升,劳动力供求总量上和结构上都已失衡,大批劳动力失业风险正在酝酿。这些是推动政府大力支持和职教市场红利期到来的最根本原因。劳动力总量上的失衡与我国人口变化有直接关系。往年国家人口政策的实施,大幅度降低了新生儿出生率,对国家劳动人口体量的影响则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开始显现,老龄化也在劳动力市场也愈发明显。加之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提升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受教育水平,劳动参与率也在不断下降。人口总量减少叠加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劳动力供给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供需出现失衡的最重要表现。但在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的同时,同时又有大量的劳动力面临失业风险,预计到 2030 年将出现 5000 万人口的低技能劳动力盈余。相比于总量失衡的“系统风险”,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失衡,此时职教可以发挥作用进行“非系统风险”调节。过去 30 年,批发和零售、制造业和建筑业三大行业创造了最多的低端就业岗位,占据整个就业市场的 58% 以上,以简单劳动为主的岗位门槛低,吸收了最多的低水平从业者。这三大行业是我国人口红利释放的三大主要行业,同时在经济换挡期也是调整的最前沿阵地。第三产业的发展,低端制造业、建筑业向高端制造业、建筑业的升级,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要求必然会提升一个档次。观察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包括辍学流入市场的劳动力(约 490 万)在内,低技能劳动力年供给仍超过 30%,中职劳动力供给仅占 28%,中、高技能人才的年供给占比虽然接近 70%,但绝对量相比于 10 亿规模的劳动力存量在产业调整和劳动力淘汰下所出现的人才缺口而言仍显不足。从产业变化看职业教育,安置好产业所淘汰或即将淘汰的人群是解决“非系统风险”的关键,我认为他们的回归路径应该是将经过职业教育重新流回到劳动力市场,只不过不是直接流向高端人才市场,而是通过职业教育打造“升级”为中端人才,进而挤压中端人才到高端人才市场中去。这个趋势将很快逐步释放红利到低技能人群、中技能人群的中端、高端职业教育中去,当前的中、高端职业教育发展还只是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引起,未来还将面临新一轮的发展。职业的演化趋势职业的演化是一个受产业和从业人群影响的过程,产业变化催生了新的职业,形成了新的职业习惯,而从业人群的思维和观念的变化,则影响了职业的选择和发展路径。职业教育市场,从培养方向和目标人群上,都很难跳出职业的演化趋势。新的人群正在朝着职业转换更加频繁、职业回归现象更多和多元职业人群更多的趋势发展。从而也催生了职业教育在职业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国内市场上很少有企业愿意投入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有足够多的耐心建立起自己的内部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外聘成为最简单易行且高效的方法,这种模式也在不断引发人才跳槽潮。从个体劳动者角度看,就业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用实践来接近内心追求的过程。职业转换变得更加频繁。独生子女同时肩负着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责任。当面临人生重要选择节点的时候(例如生育、疾病等等),两者往往难以兼顾,职场中断的现象日趋普遍,对女性劳动者的冲击尤为明显。由于劳动者的知识储备与技能在中断期内停滞不前,导致其难以达成职场回归的目标,特别是难以达到中断前所处的职场位置。而对于劳动者而言,这种现实与预期的不匹配可能造成经济与心理上的双重打击。劳动者需要职业教育,可以在职场中断期间的不同的场景下学习,让职场中断期不再等同于知识与技能发展的真空期。越来越常见的拥有多元职业的斜杠青年,拥有多份需要不同技能的工作。该部分人群的普遍特点是强执行力和保持终身学习的状态,他们根据自身的兴趣进行再学习,将爱好转化成可以提供服务的技能;或者根据就业市场的需求,提升最紧缺的技能。职业教育对于这部分人群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市场规模学历教育:按照在校生规模测算学历职教市场的潜在规模约为 3500 亿元,以公办教育为主,民办职业教育的渗透率不到 20%,约 700 亿元,且仍以较高速度进行增长。从民办职教龙头中国东方教育的业务发展可以看出,学历教育无论从学费水平还是规模上,都在逼近职业技能培训。目前,我们观察到的趋势是国家对社会办学监管放宽、对教学和实践体系逐步丰富和完善、加大对职业技能师资的补贴,这个外部趋势很大程度上促进学历教育成为增量劳动力市场的主要输出力量。非学历教育:非学历职业培训市场的潜在人群除了学龄阶段流入劳动力市场的 1000 万外,更多的职业培训需求来自于已就业人群。如果按照平均 20%的参培率计算,培训的潜在人群规模约为 1.6 亿人,理论总体的市场规模约达 5300 亿元,且职业培训市场规模在 2015-2017 年间拥有高达 19% 的增长。但职业教育品类众多,垂直细分品类的市场空间并不大,因此市场上大部分玩家以“流量-销”作为底层逻辑,再横向扩科进行延展以弥补单一学科天花板不足的短板。然而,职教市场的潜力一则在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参与者,仍然多从职前和职中出发,对从业者职后更长生命周期的继续教育参与度低,如何提升学生的LTV是未来可探讨的重点方向;二则在于职教市场分布极其分散,行业集中度低,整个市场的教育和培训效率和效果有很大提升空间。政策现状历来政府都是推动国家职教体系发展的 rule maker,因此各个细分赛道的玩家要遵从政府的政策来进行布局。自 2012 年以来,国务院、教育部、人社部等相关部门已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利用校企合作、互联网+、终身教育等多理念多方式结合的方法,不断探索和推进职教体系的完备,应对国家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新要求,为国家战略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能型人才的职业培训仍是国内人才培养体系的薄弱期,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对人才需求速度不断加快,同时低端制造业人口红利的结束,中国人才供给侧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压力和矛盾日益显著,尤其是技能型人才,这个矛盾也正是职业教育地位薄弱延伸至社会领域的具体体现。很明显,职业教育体系仍需要进一步改革和演化。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力度空前,从政策和经费两个角度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推动和刺激。高等教育学校 80% 以上的开支来源为教育经费的拨付,直接决定了学校优秀师资的聘用和教学设施的投资建设。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在职教领域的投入处于支出结构的末位,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相比,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均存巨大差距,特别是高职教育的教育经费支出,不及普通本科教育的四分之一。目前,政府采取的策略是从其他口的资金投入以及调动社会支付能力,比如失业保险基金释放 1000 亿用于支付 1500 万人次的技能提升和转岗培训,以及财政部拟安排就业补助资金 539 亿和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专项资金 237 亿等。通过职业教育解决就业已经成为政府工作排序靠前的民生问题。【总结】产业的发展和变化,指出了职业教育市场将面对的目标人群变化和培训方向的变化,大规模劳动力“向上游”的趋势已然清晰,但行动尚未开始,2019 年职教政策的密集出台将会成为引爆潮流的关键节点。职业教育市场也远非现在白领群体支撑起来的 6000 亿规模,职业教育的需求基础将伴随潮流不断扩大,除了最高层次的劳动力之外每一个人,都将面临就业问题,并需要一次或者多次职业教育来提升自己,现在的职教市场,还处于快速发展的早期阶段。学历职业教育我国的学历职业教育在教育系统里的定位始终在层次教育和类型教育上摇摆,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到底是另一种类型的教育,还是第一层次的教育,并没有界定清楚,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次后于普通教育的统招招生、局限的深造(上升)通道已经深深为职业教育打下了低层次教育的烙印,多方面落后于普通教育也造成了社会大众的片面认知,形成了重学历、轻技能的教育氛围,造成了职业教育在社会认知中处在“备胎”的位置。解决职业教育的社会认知问题,应从职校、政府和产业企业三方共同努力来解决。职业学校、政府、产业的三元角色德国的双元制是全世界最成功的职业教育的典范,健全的学历教育系统有助于更好地引导和调整人才的培养结构,最大程度保证劳动力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我们整体理解德国双元制主要在两方面做的更加优秀:第一,政府立法,各行业协会制定相关标准;第二,企业参与度高,学生认同感强。德国教育对不同能力的学生进行了多种类、多层级的标准划分,并对应到不同的学校因材施教,绝大部分学生均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进入到不同的学校学习,并最终完成高等水平教育;而我国职业教育作为普通教育的替代选择,毕业后绝大部分流向劳动力市场,上升通道局限,导致了我国劳动力高等教育普及率低,劳动力基础能力和学习能力整体偏差;政府作为职教市场的三个参与者之一,拥有充分的主导权,既影响着产业的发展,又是教育运行规则的制定者。要说对产业、人口、教育的理解,政府有着绝对的认知优势,结合产业发展、劳动力供给现状而不断推进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更是其自上而下的对人才培养体系和方向的宏观把控。据我们了解,政府正在考虑通过财政激励(比如:税收补贴、学费补贴、师资培训补贴)及行政手段(比如:强制要求大型央企、国企承担起职业教育专业共建任务)等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具体的操作细则应该会视不同区域的政策条件制定。社会力量对职教发展的贡献,表现为三点:1)通过释放职业红利的方式,刺激市场主动调整对高端人才的供给;2)为降低培养成本和招聘高质量人才,通过校企合作或产教融合深入到教育供给端,建立紧密的人才培养和输送机制;3)以多种形式开展员工继续教育,参与到教育付费环节,主动提升员工技能水平。然而,目前国内企业在参与职教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其投入产出比,因此之前的产教融合端(尤其是蓝领层面)仍以“劳务外包”为手段,大部分企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节约用工成本以及规避风险,并没有专业共建的动力。竞争格局学历职业教育的 Keyplayer 为院校,需要前期投入较大的软硬件成本,因此学校是典型的重资产运营模式。在后期运营上,院校招生还需要接受教育部门或人社部的指标安排,不得随意扩招,比如教育部管辖下的高等院校,学校自主招生能力弱,且财政的补贴力度小,收费也受到监管。“招生靠分配,提价受监管”等现状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民办职业学校的运营难度。在国内大力普及高等教育的政策推动下,招生无虞、学费较高、国家补贴力度大的高等教育仍然吸引了很多社会资本的参与。学历职教市场的龙头企业,多以兴办高等院校为主,且民办学校更加注重与产业、市场的需求结合。其实与主流认知相差很多,排除 250 多所民办独立高校外,民办普通高校的渗透率已经高达 30%,稳定的招生能力、创收能力和极高的利润率。从二级市场的表现上看,资本对民办高校的认可度非常高。平均每所高等院校的学生容量在 1.4 万左右,收入水平视专业设置和收费水平不同在 1-2 亿之间,平均为 1.3 亿收入,平均净利率高达 44%,运营较好的一二所学校,便可支撑起一个上市公司。如中国新华教育和中国科培旗下的两所学校的净利率水平分别达到了 67% 和 59%,收入规模在 3.8 亿和 5.7 亿之多。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 48%,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毛入学率相比,仍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然而国内中职院校发展缓慢,国家支持力度低,政策监管严,市场接受程度低,导致中职学校规模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但作为我国蓝领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力量,庞大的学生基础支撑起了巨大的中职教育市场,加上相比于高等院校更小的办学规模,中职学校的建设在地域上更加分散。中职仍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市场集中度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比如中国东方教育的市占率仅为 1.7%,但其烹饪学校的市场占有率的 20%。发展方向开设高等院校显然是个“好生意”,但投入门槛和办学资质也把大多数的社会办学力量和很多优秀的互联网创业者拒之门外;另外中职院校受高职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影响,也很难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来。不过中职和高职院校通过扩招的方式接纳更多的已就业劳动力“返学”,是政府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一道“王牌”,目前政府的做法也是期待职业教育能起到此作用。产教融合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推动意义在于:1)通过企业投入,缓解了公立职教体系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极度依赖;2)通过多种灵活的合作方式,补足学历职业教育的教育机制和受众群体的局限,来自不同产业或企业的培养体系和机制设计,提供了更加丰富、灵活的教育选择;3)在职业学校和产业企业之间,留给了第三方机构参与的空间,解决企业端和学校端关注点不同,精力有限的问题。无论从是从政府推动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本身的效益出发,产业企业与学校合作的意愿和范围在不断地扩大。比如,在新工科和商业人才培养领域,常见的方式就是以独立学院/产业学院等形式打造校企利益共同体,充分融合学校与产业企业的优势,以学生为中心建设新的专业人才培养和供应关系,学校和企业的参与都是深度的。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延伸出其他多种更轻的合作形式,为不同条件和需求的用户,提供灵活多样的学习选择。如IT职教领域的产教融合则多以流量招生和专业共建的形式存在,蓝领职教领域则多以订单班模式存在,也有三级学院的建设。目前典型的校企合作方式大概有三种;第一,流量招生,是指第三方机构(如达内科技)以合作学校作为自己的招生渠道,对学生提供职业教育课程,是最为简单、最容易切入但壁垒最低的方式;第二类,比较常见的是订单班方式。订单班通常是企业提前到学校选拔学生组成“订单班”,按照企业的人才标准来培养学生,毕业后则直接进入到企业工作,订单班通常是帮助企业解决低成本、临时用工的问题,一般企业会与人力派遣机构合作;专业共建的模式是学校与企业合作共建学科专业,企业作为连接器联通企业和学校的学科共建需求;第三类,三级学院则是与学校合作建设更加深度、全面的综合学院。四种合作形式对学生的培养深度、粘性依次增长,建设困难和投入也逐类增大。当前产教融合的参与者当中,团队通常比较传统,且多以项目形式切入,属于关系导向,重视销售和服务能力,不具备规模化的能力,项目实施和公司规模发展都较慢。产融的创业仍是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周期,深入了解企业、学校的个性化需求,并把连接器的服务作为一项企业输出的核心能力来打造。我们也一直在寻找拥有强大的“中台能力”的服务型教育公司,可以进行对前台个性化服务的批量化实现,并迅速延伸到不同的产品/服务品类,满足不同合作需求,从而更快、更具效益的规模化发展。非学历职业培训市场格局我们大致对赛道中 2460 家培训企业进行了扫描,发现 top5 的培训赛道聚集了 70% 以上的培训企业,尤其是以技能提升为主的IT培训、财会培训赛道的竞争为激烈;从地域上看,北上广等三个城市吸引了超过 1400 家培训企业的落地,其他的企业也多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省份和城市。无论是线下机构还是线上机构,都会将公司的落脚点选在目标群体聚集的地区。东部南部沿海城市聚集了全国最多的就业人群,职业培训的用户基础大,加上这些城市的发展进程往往更快,基础设施和政策也会更好,所以也就吸引了各类的机构。赛道分布也是一样,用户基础大,学习主动性强的人群和赛道,自然也会得到最多的关注,如驾考培训。从市场上的参与者来看,个体财富与学习能力并存的白领群体最受市场所关注,主要关注阶段为职前阶段。其选择源自于两个底层逻辑:第一,职业教育非刚需,付费意愿低,白领群体具备较强的提升自我意愿;第二,流量。非学历教育在续费难、复购低是公认的难题,所以切入刚需的职前领域尤为重要。然而,白领的人群规模,比起蓝领群体便相形见绌了。我国满足白领及以上工作要求的本科毕业生,近 30 年的总数仅占我国 9 亿劳动力的 5%,而普遍流动于蓝领工人阶层的中职、高职及以下学历的人群,构成了我国劳动力的绝对体量。但是职教市场对蓝领群体的关注,还停留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进程中。职业教育从另一个维度上看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职业教育的两次大发展都有赖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一次是农民工进城务工,另一次则是农村学生考入大学,前者带动了上世纪 90 年代以蓝翔、新东方厨师培训等为代表的培养蓝领工人的技校大发展,后者则催生了 2000 年后以中公教育、达内、尚德等为代表的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的培训机构。而随着经济调整产业变化而出现的“城市新蓝领”以及“工厂现代蓝领”,符合长期在工厂、生产线作业的重复简单劳动积压下的职业诉求,70% 以上的蓝领群体极其渴望高尚、体面、有钱的工作,这将刺激蓝领群体“向上”的学习需求,为成为新时代的新蓝领甚至白领,而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市场上针对这部分群体的“升级”需求提供培训的机构却不多。一方面是因为该群体的付费能力还没有达到要求,更重要的原因是,适合他们学习的培训体系和教学方式还没有出现。对于很多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行业没有完整的人才培养标准和体系,企业也缺乏成熟的培训体系,对这些行业劳动力的培训和升级,需要创业企业从头开始梳理。另外,由于蓝领工作的特殊性,大部分蓝领所需的为技能型培训,需要线下实际操作方能掌握。虽然实现难度大,显然这是一个无比大的目标市场,且参与企业一旦切入就有很深入的参与壁垒。行业特征行业极度分散和天花板较低是这个行业主要特点。对学生而言,除了要系统性的学习外,更需要职教机构的“督学、培学”服务体系。另外,由于资格证类考试属于评价体系相对标准的考试,各个机构的内容壁垒并不深因此诸多小的培训机构在各区域仍有自己的成长空间,也就形成了细分赛道众多,行业极其分散的现状。除了行业分散,赛道天花板低之外,不同的赛道根据培训需求强弱的不同,对运营模式的选择也往往各不相同,培训机构需要采取差异化的手段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考试通过难度大、就业和升学距离近的赛道,意味着培训解决的是用户最直接的痛点,需求会更加的迫切,参培率和付费意愿更强,市场对机构的评价直接从通过率/培训结果出发。该赛道里的机构,一方面需要加强教研投入,提升服务品质,另一方面则需要牢固树立品牌和口碑,线下的运营模式特别对在校大学生的主要客群,拥有天然的信任基础,且线下的网点也更加有助于招生。相反,考试难度小、与就业/升学距离远的赛道,由于行业门槛低,市场参与者更多,用户的选择会更多,对服务的要求也更低。该赛道里的培训机构,在区域内面临获客的多方激烈竞争,全国性的销售策略和培训服务,是其提高收入水平的唯一手段,因此也更加倾向于线上的运营模式。模式演变近些年,职业教育的模式也在不断演变和进化,以满足新时代人群、新职业群体的需求。从传统的重资产、重运营的线下模式,到轻资产、重运营、线上下结合的双师模式,再到完全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的线上学习平台模式,职业教育在试探和突破传统教育的边界,提供给用户更加方便、更具性价比的学习体验。新理念、新技术的出现创造了新的用户需求,或者给老的用户带来了新的学习体验。不同赛道囿于其用户群体的学习习惯和对新模式的接受程度,适合且一贯采用的教育模式也不尽相同,如招录考试赛道、蓝领职教赛道还是以传统的线下模式为主,而IT技能培训和资格认证考试赛道则以线上模式为主。我们大致将职业教育的不同模式总结为四个阶段,不同阶段下的教育模式对培训的侧重点不一样,支撑企业发展的核心也在不断地变化。1)职教 1.0职教 1.0 阶段,传统的线下教育模式,起于城市化进程中两次职业教育的大发展,通常通过大规模的广告获客,注重教学体验和学生就业出口,以线下教学方式为主,因此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客单价,该阶段的公司出现了如东方教育、中公教育等职业教育绝对龙头的企业。以新东方烹饪、蓝翔技校、北方汽修等为代表的蓝领工人培训学校,偏重于实践操作学习,对硬件教学设施和场地的要求高,培训学校的经营模式稳定,机构的重心也一直在教学与管理上。虽然 AR/VR 的技术在理论上具备应用前景,但在实操上短时间内很难进行线上替代。不同于蓝领工人培训学校,以招录考试培训为主的中公教育、华图教育等,完全具备线上学习的基础,但由于用户群体具备很强的参培意愿和付费能力,且对于主要的学生群体而言,线下授课是他们长期以来习惯的学习方式,线上学习的效率和效果不理想。另外对于企业而言,客群不变的情况下,线下授课的运营难度较低,产品利润可观。该赛道内模式的线上化,还需要等待更多的线上教育平台杀入市场,改变用户群体的学习习惯。中公教育为教育上市公司中的第三大教育公司,之所以能够撑起 800 多亿的市值,完全依赖于其强大的垂直一体化运营体系,包括教研能力、师资能力和渠道能力。教研与师资保证了其在教学内容上的专业性和高品质,在招考领域的长期积累构筑了中公教育的内容壁垒;同时,遍布全国 31 个省市的 700 多个网点,则构成了中公教育的硬件壁垒。700 多个网点组成的渠道体系,覆盖全国 100% 的地市,配合自主研发的中台管理系统,形成了中公教育全国最大且高响应的渠道能力,既有利于实现招生和对学生的信息收集,又能迅速响应考试政策变化,分发最新的培训课程。最快 5-7 天的课程更新和分发周期,保证其能更快地招收和服务更多的学生。在教研上,中公的组织架构由行测、面试、申论等 11 个专业研究院,1 个信息技术中心,以及地方总院下辖的 31 个地方研究院组成,教研团队多达 1350 人。这些人带给了中公高效的课程开发实力,同时自主研发的一整套针对性强的提升方法和授课技巧,可以极大地降低其对教师的依赖,控制成本。中公教育多达 9000 人的教师队伍中,以中级教师为中流砥柱,形成了中级教师承担主要教学任务,高级教师作功能性支撑,初级教师作为储备力量的教师体系。2)职教 2.0职教 2.0,起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产生了新的技术和教学工具,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营销渠道。职教 2.0 阶段发展起来的企业,则是依托互联网强大的销售体系支撑下的双师模式,如达内教育和正保远程教育。2.0 时期的教育企业更加注重销转漏斗模型。此类模式下的企业 core competency 是销售转化效率,通过对流量良好的运营,公司搭建起强大的销售团队,对意向客户进行电话销售转化。此类模式受益于互联网的崛起,低成本流量获客,再将“ leads ”转化为付费用户。当公司建立起完善的销转模型后,会将销售体系作为支撑未来横向拓科的底层能力。职教 2.0 在财务模型上明显优于线下机构,“大班+直播”的模式大大节省了教师成本,使得原本扩张较慢的职教机构,有了快速规模化的能力。双师模式的好处很明显,即可以有效解决师资力量对公司发展的限制,有利于课程的标准化和保证课程的高品质。达内也借此实现了数百位讲师覆盖全国 70 多座城市 330 家校区,为每年 5 万名学员提供高质量教学的成绩。但早期技术的不成熟,老师和学生的互动不足,降低用户的学习体验,而助教所能起到的辅助作用有限。对达内来说,双师模式或许是其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互联网高速发展下的IT产业劳动力需求旺盛,同时依托互联网作为流量入口的强大销售体系和销转逻辑,效果甚佳,学员的增长速度远超师资的建设速度,按照传统的线下授课方式,优秀师资的匮乏严重拖累公司的发展。在核心资源的供给能力难以满足业务的快速增长需要时,新的模式就必须引入。而促进市场高速发展的原因,莫过于风靡一时的销转体系。达内作为代表,其一直以“百度投放——网络咨询——顾问跟进——视听体验——报名缴费”五步法为主要的获客及转化方法,配合高度标准化的销售培训体系,使其一直成为达内除扩科外推动业务增长的最主要助推器。达内的销售团队,有狼性、注重策略、熟悉业务、营销流程标准化,分布在全国范围内的不同销售团队,能够做到在“着装、话术、销售策略、宣传品、就业承诺以及企业品牌诠释等”方面的高度统一。宣讲师同样善用差异化,且极具感染力和传播性的话术来进行招生宣传,如“地狱训练”、“第二次高考”、“不成功便成仁”等词。但线上流量越来越贵,用户已厌倦了到处投放的广告和洗脑式的强营销,而以用户体验为主、新媒体和矩阵式营销为辅的口碑营销,因为更加重视与用户/潜在用户的交互与服务,更加的人性化,进而可以获得远胜于广告投放模式下的成本效益,也越来越为更多互联网公司青睐。2.0 模式下的达内,已经开始受累于其庞大的销售体系,此类模式受流量成本快速上升的压力,在二级市场的表现欠佳。2018 年,达内的营销费用与收入占比已超过 49%,而同切入 IT 培训市场的传智播客营销费用与收入占比仅为 9.4%。3)职教 3.0职教 3.0 是完全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的单款爆品和极致性价比的价格相结合的模式。职教 3.0 摒弃了 2.0 时期完全依靠销售转化漏斗的逻辑,更强调打造爆品通吃天下,在快速抢占线下市场的同时进行极具性价比的高客单产品转化,通常比线下同款产品的价格低至少 1/3。职教 3.0 相比 2.0 时代更加重视用户体验,前端的流量获取通常是通过社群做自然转化而非强电销模式进行强硬转化。粉笔网是很好的一个代表。职业教育培训的内容壁垒并不高,传播、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在流量聚集的地方,无论什么内容,都可以卖到一些钱,但流量有成本,单纯靠卖内容并不可持续,产品的关键,不仅仅在内容,更在于服务。而没有实体的互联网产品,本质上卖的就是服务。因此,粉笔网在建立的初期,有主打着极致服务的高性价比爆品并尝试提供保姆式的教学体验。极致的产品主义并不只代表极致的产品服务,还有丰富多样的产品玩法。粉笔网通过高质量的免费课程/爆品课程(传播性),辅之以专业、智能的在线题库(刚性需求),广泛触及招录、考研、考证等学生群体,吸引其上线,并通过高性价比的高质量课程及服务,让用户喜欢并认可粉笔网,从而主动进行口碑传播,最终通过相比于线下仍具性价比的高客单价课程收获更多利润。比如:粉笔网的《突破 70 分新手特训营》课程,用户在训练营结营预测分达到 70 分以上可享受全额退款,达到 60 分则奖励 150 元,60 分以下完成全部练习则奖励 100 元。相比于 0 元课程,有条件的免费更容易刺激学生的学习欲望,且有学习成绩的“免费”比简单直接的课程“免费”,更易增加学生对产品的好感,培养忠实用户。相比于职教 2.0,3.0 阶段下的教育模式,虽轻了营销导流的费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运营的难度,需要更多的“服务人员”来不断地交互和帮助,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去引导用户的好感和推动口碑的传播。然而,“直播+大班”的模式仅能满足通用型考试的培训需求,但由于职业教育各区域具备个性化特点,粉笔采取的策略是通过线上流量获取“大部分公考人”的通用需求后,也开始快速建立线下校区。4)职教 4.0职教 4.0 阶段的教育模式,便是在垂直领域探索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职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笔者认为真正能够传递用户价值的 4.0 时代已经来临,职教公司会更注重 LTV,会更加注重向垂直品类提供职前、中、后的持续性服务,基于此种假设,公司在产品和服务体验上会回归教育的本质,更加注重“体验和结果”。另外,4.0 在获客方面已不仅局限线上或者线下等单一获客方式,而是利用一整套获客组合拳及销转模式相配合的方法获客。采取的授课方式也不仅限于线上或者线下,而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更好地服务用户,从而传递品牌的价值,拉长用户的 LTV,为单个垂类的人群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培训服务。以教师职业为例,教师资格考试是教师从业必经的考试,考证之后还需要参加难度很大的招录考试,入职成为新手教师后,又会面临备课、教研,以及处理学生、家长关系等各种问题,且并不总有好师傅言传身教。若没有通过招教考试,就需要重新备考或者寻找进入私立学校、培训机构就业的机会,更进一步还会产生职前培训的需求。而以上种种,是市场本就存在的需求,特别是就业和职后的各种需求,但并无很好的教育供给。职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之于教师的意义在于,作为一个教师可能产生的一些培训需求,都可以在平台上找到,而且越往职后阶段发展,产生付费的潜在周期会越长。当老师作为聚焦在教师人群的职业全生命周期服务者,其教师资格证考试、教师招聘考试、教师就业及之前培训、教师职后发展等四大板块业务贯穿了教师从业者职前 2-3 年,到职后 3-5 年的职业生涯,对不同阶段的老师已经存在的或潜在的需求提供职业教育服务。在当老师的业务逻辑中,教师资格证是其整体业务的流量入口,通过“低价+爆品”获取全国教师流量。教师招聘考试因通过难度大,且各地区考试标准不统一,当老师通过观察资格证流量的特点,进入并深耕流量优势较大的省份,布局线上、线下,提供高性价比的培训服务。而一旦用户在平台之上完成了资格证考试和教师招聘考试,则很容易继续关注和选择平台后续的产品,对落榜生的职前培训和解决就业,对入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则成为当老师进一步挖掘用户价值、提升平台粘性和口碑的重要手段。职教 4.0 的优势在于,垂直领域的教育品类具有连续性,不同品类间传递的是同一批用户,随服务周期的延长,服务更加深度,对用户的影响力更大,粘性更大,进而用户的平均 LTV 也会更高。从 IT 职教的市场规模远大于公考法考等招录考试以及资格考试培训也可以看出,具备连续付费能力的赛道,才是最好的市场。而教师作为一个具备较强学习意愿的群体,终身学习对其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总结】职业培训一直是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最前沿,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以不同的模式进行着劳动人才的培养,提供最佳的教育产品和高质量的服务。行业分散、集中度低也意味着市场仍在快速的发展,市场需求基础在迅速地提升,还远未到市场整合的阶段。职业培训最有机会的赛道,一个是白领群体的职后继续教育赛道,市场潜力大,职业全生命周期的教育服务模式也将在此赛道内酝酿新的机会;另一个则是蓝领人群的职业培训,人群基础大,市场需求大。市场及投资机会我们基于行业的分析和扫描,大致总结了以下几个看好的方向:1 面向低、中技能人群提供中、高级技能培训按照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高低,可将三大产业大致分为第一产业、低端二产、低端三产、高端二产、高端三产等五个层级。在不同层级的产业中,从业的劳动力规模越来越小,但人群的技能水平越来越高。高技能人才主要集中在高端二产和高端三产中的相关行业,未来行业对人才的虹吸效应将更加明显,产业中高端人才规模会进一步扩大。曾经制造业带来的人口红利吸引了大量的工厂工人,与留守在农林牧渔业的农民工一同组成了最大规模的低技能劳动群体,未来第一产业、低端二产、低端三产对低技能人才的挤出,将导致该劳动群体向中等技能群体的转移和升级。中等技能人才拥有着最全面的产业适应基础,未来,中等技能人才将成为我们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主要构成,替代低技能人群成为规模最大的劳动群体,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因为教育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劳动力结构面对产业变化而呈现的重新调整,一定是逐级进行的。而劳动力技能从低级到中级的变化,伴随着颠覆性的劳动力迁徙规模,也创造了最具价值的市场机会。职业教育的市场需求基础是普遍的,且是长周期的。受限于对中、低技能群体没有成熟的课程体系以及合适的教学方式,当前的职业教育市场,还主要集中在了高技能人才的内部升级,并未真正开始推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规模流动。2 更轻更灵活的学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在产教融合的两个合作方中,学校不懂企业和行业,企业不懂学校和学生,二者的直接合作面临诸多的问题,需要经历长周期的论证和教研过程。第三方机构的参与,可以专注于解决合作双方的问题,形成标准化的办学和运营方案,这无疑可以加速企业与学校的合作步伐。在促成合作的基础之上,第三方机构还可以为合作办学提供教师培训、课程内容及教学体系的搭建,甚至承担长期的运营工作。办学方式因企业、学校、学生等的不同需求可以灵活选择,具备轻资产化的基础和迅速复制拓展的能力,是学历职教向市场迅速提升教育供给的重要手段。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对创业者,该赛道都是一个相对稳定、风险较低且长期增长的选择。产教融合的两种模式中,慧科模式更适合与高等教育学校结合,联合新兴行业及高端装备行业企业,提供面向对高端人才的新工科、新商业人才的培训,劳动人才的供需背景是人才选择企业;采贝模式则倾向于较低端产业企业的合作,联合职业学校,提供面向蓝领工人的技能培训,促进更好就业,劳动人才的供需背景是企业选择人才。采贝模式与产业企业走的更近,具备更好的条件探索适合低技能人群的教学体系和课程内容,弥补该群体职业教育供给的缺失,推动更多存量劳动力“返校”或者自主学习提升劳动技能,加速产业间流动。与阿里、华为等高科技企业相比,蓝领职教产融结合存在一定痛点,主要在于企业端内部的人才培训体系不全面、行业标准未建立等,因此需要类似采贝一类的机构协助企业进行人才培训体系梳理,并与各行业协会合作搭建完善的行业标准,并与学校合作开发课程,输出到各个职业院校。3 非学历职业培训中传统线下教育的线上化1)最优区的赛道拥有着内容壁垒和硬件壁垒双重的优势,多为长期发展起来的传统线下公司,新的市场参与者很难进入。如(1)厨师培训赛道里的新东方烹饪,汽修培训赛道里的万通汽修,驾驶培训赛道里的东方时尚等等,教学对线下硬件设施,对操作实践的要求极高,长期发展也形成了完善的课程内容和教学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办学和教学经验,新进者很难从内容或者硬件壁垒上完成超越;(2)公职类考试培训虽然没有较高的线下设施要求,但由于受众人群多为大学生,线下上课的模式更容易接受且客单价可以更高,所以目前仍以线下校区讲课为主。2)潜力区赛道因对硬件设施要求低,对互联网性更友好,更容易实现弯道超车:潜力区的赛道多是通过难度较低,或者与就业/升学距离稍远,用户对学习的紧迫性不高,更追求学习时间的灵活可控、内容获取门槛的高性价比、以及学习过程的便捷性和个性化等,与互联网的结合衍生出了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和玩法,与用户的交互周期更长(从获客到结课,服务环节更多但是更方便,并最终在平台沉淀完整的信息)使得产品完善和延伸更加有据可依,对用户的营销也更加的多样化和系统化(矩阵式营销、新媒体营销)。在此区域内,看好传统线下教育的线上化,特别是对实操要求不高的公职类及其他招录类考试培训,对汽修、厨师等传统赛道则看好远期借助AR/VR技术手段摆脱硬件壁垒完成互联网化的新参与者。3)IT职业教育赛道竞争最为激烈,行业门槛低,但职业门槛高,塑造品牌/标准的价值大:由于 IT 技术本身迭代速度快,各家参与者所提供的教育内容相差不多,通过服务和就业出口建立品牌壁垒(影响力),或是通过校企合作建立硬件壁垒,是企业保持领先的必由之路。4 专注提供职教 4.0 模式的垂直人群的职教,关注 LTV 延伸相对于职前 1-2 年的职教周期,职后的服务周期很有可能长达数十年,且多数人在刚入职的 5 年内处于工作强度最大、节奏最快的阶段,容易产生职业技能提升、职业重新规划和选择的需求。延伸对同一群体的职后教育服务,可以有效提升用户 LTV 价值,形成高效、粘性的职业全生命周期教育服务品牌。职前 1-2 年,到职后 3-5 年内的职业成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职业人生的成功与否。以产品经理为例,毕业前 1-2 年内的职业成长主要来自于校内外学习实践、职业选择与规划等,潜在的职教需求包括求职培训指导、职业认知教育、职前技能培训、考试培训等等;职后 1-2 年属于个人职业发展的踌躇期,个人能力迅速成长的同时,也可能面临对职业的重新选择,期间潜在的职教需求为匹配不同职级的工作技能培训,如果出现转行,则面临潜在的不同行业求职和职业技能培训;职后 3-5 年为职业发展的提升期,个人综合能力高速稳定提升,具备重新选择公司或者创业的条件,期间潜在的职教需求为更高层次的工作技能培训,如果出现创业,则会面临创业培训、管理培训等需求。粗略计算,延伸职业生命周期到职后 5 年的职教 LTV 价值为近 20000 元,加上围绕职业服务提供的其他如社交、电商、人力资源等等服务,产品经理岗位的职教 LTV 最高可提升到约 25000 元。相比原先“收割”人头,再无续费的模式,显然 LTV 的拉长有助于职教机构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认可。
文章对在线职业教育市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希望通过此文能够加深你对在线职业教育的认识。一、文档目的分析在线职业教育相关市场环境和市场机会,收集、分析和定义目标用户及其特征,了解目前行业现状,摸清用户痛点。二、在线职业教育市场及行业分析2.1 背景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多管齐下地稳定和扩大就业的策略,可见职业教育已经成为国家的重点工作之一。以往,受客观条件限制,实体职业教育的发展遇到了诸多瓶颈。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在线职业教育激发了职业教育新的生命力。在线教育分为职业教育、K12教育、学前教育、高等教育、语言学习、素质教育,而在线职业教育又可分为学历类和非学历类。本报告主要分析非学历类在线职业教育市场。在经济“智能化”发展的背景下,知识与技能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劳动者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主动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对企业而言,经济的发展对于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变大,而职业教育是以技能训练为主,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企业用户也意识到在线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便利性、与实用性。这也增加了对在线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2.2 宏观分析2.2.1 政策2018年2月6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2018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明确指出发展“互联网+教育”,实现教育信息化的转型升级。2018年10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意见》发布,明确到2020年底努力形成政府激励推动、企业加大投入、培训机构积极参与、劳动者踊跃参加的职业技能培训新格局,加强基于互联网+体系的职业培训建设与应用。2019年1月,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发布,开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征程,明确于2019年起启动1+X证书制度等试点工作,到2022年实现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大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虽然在线教育是“互联网+” 和教育信息化的一部分,受到政策鼓励,但这不意味可以肆意发展。2018年11月《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 提出要“按照线下培训机构管理政策, 同步规范线上教育培训机构” 。在线教育行业野蛮生长、无人管理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会有更多细致和深入的法律法规、 国家政策、行政命令出台, 在线教育公司应重新审视自己的主营业务是否存在合规风险, 避免悲剧的上演。2.2.2 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不断提高,教育消费占比不断提升。同时,国内线下教育市场已经十分成熟,但是存在资源分布不均,成本高昂等问题,线上教育的发展将有利于教育资源的普及。2.2.3 社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对于教育的投入不遗余力,个人竞争力的提升意识深入人心,知识付费的意识接受度提高。诸多因素使用户对在线职业教育的需求变得强烈。2.2.4 技术智能设备的普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直播的兴起,以及运营商网络服务的提升,丰富了在线学习的场景和方式。使得这些技术能够成功嫁接入教育领域。2.3 市场规模艾瑞咨询数据显示, 2018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2517.6亿元,同比增长25.7%,预计未来3-5年市场规模增速保持在16-24%之间,增速持续降低但增长势头保持稳健。用户对在线教育的接受度不断提升、 在线付费意识逐渐养成以及线上学习体验和效果的提升是在线教育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4 市场特征2.4.1 成人市场占主体艾瑞咨询数据显示,高等学历教育及职业培训一直是中国在线教育的市场主体,占整个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的80%左右。由于成人自控力强、学习目标明确、空闲时间有限、视力已成型,因此成人是在线教育的主要用户群体,尤其在提升学历、求职、考证等场景中,教育培训需求更强烈。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4.2 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在线教育不再强调对传统线下教育的“颠覆” ,而是强调线上线下的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无论是在教学模式方面,还是在教学方法上,线上线下教育既在趋同,也在走向深度融合;互联网+教育的浪潮下, 各类新兴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 教育+新兴技术将带来无限可能。2.4.3 不同背景的参与者纷纷进入市场,竞争激烈新东方、好未来、精锐教育等线下教育机构为布局产品矩阵、投入互联网浪潮,通过投资、自研等方式打通产业链条;纯在线教育创业企业不断涌现,在各个细分领域全面开花;腾讯、阿里、百度、美团点评、今日头条等互联网公司为覆盖全用户场景,利用流量优势进入市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华为等通信公司为拓展业务线而进入巨大的教育信息化市场。2.5 发展趋势师资和教学质量是用户最关心的因素,培训机构的竞争者数量增加,因此行业已经从销量为导向,转为追求内容和服务高质量。利用人工智能,对学习行为进行分析,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重视课后的社交服务,为用户提供交流的平台,形成优质内容的沉淀。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完善服务体系,弥补各自短板。提供考试通过后的其他服务,扩大业务范围。2.6 市场存在的问题社会氛围仍然追求学历教育,对包括在线职业教育在内的职业教育的认知认可度普遍不足;在线职业教育仍然属于教育的范畴,目前的商业模式相对固化,导致其社会价值不能充分被释放;行业所处的生态圈没有被充分激活, 在创新与应用等核心领域的发展不能与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同步;对高质量内容及原创平台的保护不足。机构众多,用户难以辨别优劣,学员对售后服务不满意;获客成本逐渐走高,获客方式单一,学习方依靠自主,与老师交流沟通少。2.7 结论在线职业教育市场规模和用户规模增长的潜力巨大,高校毕业生的持续输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用户基础,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空间为这个行业提供了宽广的成长空间;互联网在线职业教育被政策支持,即使国家对资格认证的政策会有调整,但大方向不会变,行业依然存在,只是企业要做好拥抱变化的准备;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和在线教育的普及,选择在线学习的方式的人群会越来越多;市场分散不集中,用户难以分辨好坏,因此主动口碑传播效果更佳,品牌影响力较为重要;众多机构有涉足招聘就业相关业务的想法;用户在学习后的反馈问题依然存在,拥有线下渠道的机构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纯线上的机构只能在产品设计、业务模式上尽可能的增加学员与老师的沟通通道。三、用户分析3.1 年龄数据来源:中国在线职业教育市场发展报告综上数据显示在线职业教育的用户根据年龄段进行细分,其中,23-29岁之间的用户占比最大,达36%;其次为年龄段在18-22岁之间的学生一族, 占比为29%。这两部分用户的显著特征为学生、或尚未脱离学生属性, 需要借助在线职业教育, 实现从学校到职场的转化,提升自身的职场适应力与胜任力。接下来分别为年龄段在30-39岁之间的职场骨干与年龄段在40岁及以上的职场人士,其占比分别为24%与11%。随着劳动者职业发展阶段的变迁,他们对职业培训的需求也相对”由刚转柔”。3.2 职业IT互联网从业者,产品、程序员、设计等;建筑工程师;医药行业从业者;金融从业者、企业财务人员,法务、律师、公检法系统公务员。数据来源:艾瑞咨询3.3 共同主要特征对事业有抱负,想通过专业职业教育来提高收入和获取心仪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学历及工作经验,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较强;面对繁杂的知识点,不知道如何系统的复习;有碎片化的时间,需要便捷的学习方式;愿意通过花钱购买服务提升学习效率。数据来源:艾瑞咨询3.4 心理预期数据来源:中国在线职业教育市场发展报告用户对在线职业教育的预期集中在课程多元、体验提升、互动性加强、线上线下相结合等领域, 需求比较均衡。在线教育提供的服务是虚拟服务,无法像线下那样有真实的触碰体验,用户对于此类产品的信任度并不高,为了建立安全感,用户会关注品牌、口碑较好的机构。此外,试听课的质量高低、和师资力量的强弱也会决定用户是否愿意选择的因素之一,因为这一部分是决定学习效果好坏的关键因素。数据来源:中国在线职业教育市场发展报告整体上看,在学习过程中缺少互动;缺乏完善的课程质量评估体系以帮助用户更好的选择课程;及在线职业学习的成果缺乏足够的认知认可度,是个人用户眼中,在线职业教育的三大主要短板,亟待改善。3.5 总结以结果为导向,目标明确,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较强,同时用户最关心的是学习效果,那么品牌大小、师资强弱、服务口碑的好坏会成为用户是否选择培训机构的前提条件。此外,多年实体课堂养成的学习习惯依然没有改变,培训机构提供的产品功能也应该尽可能满足用户的这种习惯,可以从课程设置、教务管理等方面入手,为用户营造他们习惯的场景。结论:影响用户使用的因素:培训机构品牌知名度;教学团队的师资力量,有无知名老师、学者、资深的行业领袖;品牌口碑好坏;教学内容是否优质,视频课内容充实易懂,题库的全面与否;课程的价格;web端和移动端的产品体验好不好,使用起来方便与否;售后服务是否完善,存不存在购买后无人管的情况。四、文档总结4.1 市场潜力巨大,在线教育市场未来发展趋势明确,国家政策扶持,市场需求为刚性需求,资本对此行业关注度较高。行业分散且不存在垄断性巨头,但竞争激烈,用户对企业品牌较为敏感。4.3 用户需求偏向高质量的课程内容,知识点覆盖全面, 师讲课内容深入浅出,易懂、教辅教材内容优质,;录播课,随时随地可以学习、做题与做题记录、课后反馈和用户相互沟通;线上答疑,重点解析,考前考点强调,直播课,一对一、一对多答疑;用户相互交流,教务管理服务,良好的售后服务。4.3 用户特征主动且目标明确、有抱负理想、付费意识和能力较强、普遍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4.4 方向与价值走线上线下的结合道路,在传递知识的同时,也同时能够满足学员的社交与情感需求,给学员一种完整、充实的教育生活。售卖课程,带来经济价值;可以获取用户的学习数据。4.4 机遇与挑战前期技术、教研投入大,并且营销成本高等,让在线教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盈利。但数据显示,在线教育行业亏损趋势开始,并且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并且在线教育用户占网民的比重(在线教育使用率)也不断提升。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同比增长25.7%, 预计未来3-5年市场规模增速保持在16-24%之间,增长势头保持稳健。用户对在线教育的接受度不断提升、在线付费意识逐渐养成以及线上学习体验和效果的提升是在线教育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2017年在线教育行业并购与高额融资频发,此外,A股教育公司IPO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教育企业宣布独立IPO。无论是投资并购的越发成熟,还是越来越多地出现C、D轮次的融资,都在表明在线教育行业整体的产业化能力逐步增强,在细分领域朝专业化、精细化方向迈进,避开头部市场依旧大有可为。本文由@believe 原创发布于人人都是产品经理,未经许可,禁止转载。题图来自Unsplash, 基于CC0协议。
推荐|韩锡斌:防疫期间职校在线教育实施情况及调研分析近日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韩锡斌、程建钢团队牵头负责的教育部科技司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委托课题“职业教育领域在线教育应用专题研究”系列报告正式发布。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迫使全国1400多所高等职业院校和约一万所中职学校相继开展在线教育,在短时间内几乎整体上从面授教学转向了在线教学,这在中国乃至世界职业教育史上可谓开了历史先河,相应在实践在也必然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如果借机对此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与总结,促进信息技术在职业教育现代化中的创新应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教育部科学技术司为此及时设立专项研究课题,委托清华大学韩锡斌老师主持,联合多个相关专家团队,大规模调研职业院校在线教育的实施过程,评估其效果,总结其经验和典型做法,揭示职业院校在线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明晰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政策建议与改进措施。面对时间紧任务重,项目组由全国13个教育技术团队和8个职业院校协同开展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案例分析、文本分析、院校访谈等方法,调研了全国767所职业院校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育教学的应对政策与实践,调查约1.7万名教师和约28万名学生的教育教学行为和体验,完成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职业教育领域在线教育应用专题研究》系列报告,包括总报告、8份专题报告、7份区域研究报告,以及学校及课程2份案例集。并获得科技司和职成司的肯定以及研究过程中参与职业院校的欢迎。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