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杂志社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3月27日讯(通讯员 唐剑君)近日，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公布了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名单。湘大出版社申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是怎样到来的》和《南方主要少数民族乡规民约与社会治理研究丛书》续编2个项目入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是怎样到来的》一书由《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湘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捷著。该书从三个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是怎样到来的。此著作可作为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相关学者专题研究参考书，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研究价值。《南方主要少数民族乡规民约与社会治理研究丛书》续编对南方分布广、人口较多、在社会治理中有显著成效且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进行了梳理、汇编、探讨和研究，以挖掘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潜能，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分为9大类，共633个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湖南省2020年度共有18个项目入选，湘大出版社是湖南省入选项目最多的出版社之一。[责编:胡孟婷][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龙虎网讯（通讯员 计璐 记者 朱成彦）1248个微信群，126个社区全覆盖，栖霞区24.8万人入群在线……在栖霞“掌上云社区”里，每天上万条聊天记录，居民们的“闲言碎语”构成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大数据民情依据。日前，栖霞区“掌上云社区”治理与服务标准化试点更是被确定为全省民政标准化建设试点类项目。随时在线“发声” 助推城乡融合发展栖霞区城乡二元结构突出，5种类型91个城市社区、29个村委会，加上栖霞行政区、仙林大学城、南京经开区“三区融合”的特殊版图，带来流动人口多，居民结构多样、需求复杂的基层治理特点。面对城乡融合发展等实际问题，栖霞区主动依托“掌上云社区”平台，探索建立起多元主体共在的扁平化运行结构和问题快速反应处理机制，构建了一个最广泛、最快捷、最有效、最全面的联系、服务、互动、响应群众需求的线上线下联动平台，居民打开微信即可参与社区事务，随时在线“发声”，开拓出现代社区治理新格局。云端服务联动 实现社区治理共享“掌上云社区”平台将政府的资源整合优势、企业的技术支撑优势、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优势有机结合，形成了“线上+线下”和“网格+网络”的“双网治理”综合联动格局。“掌上云社区”微信群中嵌入智能社工机器人“小栖”，以“小栖”为前台客服，承载了“党建云社区”、信息交流、协商议事等8大功能模块，前台优化为民服务，后台自动生成社情民意大数据报告，为提高治理能力和决策水平提供数据支撑。现已实现5400项智能回复，接入“不见面审批”事项590多条。近年来，“掌上云社区”还先后荣获江苏省现代民政建设优秀成果，首届“长三角城市治理最佳实践案例”，首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奖”优胜奖，入选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优秀教学案例，入选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出版的《中国改革年鉴：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典型经验在石家庄桥西区、内蒙古赤峰市成功复制推广。【来源：龙虎网】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邮箱地址：jpbl@wccm.sinanet.com

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一大批新型城市崛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城市群成为经济发展增长极。在新时代，城市的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发展将以城市治理为核心，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也为之服务，怎样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城市领域的专家们一直在思考和研究。今天，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主办，浙江省委党校《治理研究》杂志社、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协办的“2018（第五届）浙江城市治理论坛”暨浙江人文大讲堂·未来讲堂第3讲，在杭州城研中心举行。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俞可平，浙江省社科联党组成员、秘书长谢利根，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江山舞，衢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杨晓光，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马力宏，浙江省社科联原副主席、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蓝蔚青，浙江省委党校《治理研究》主编严国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国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发展管理系主任陈建军、山东大学政管学院、城市发展与公共政策中心教授王佃利等专家学者及城市学专业研究生杭州未来科技城周边社区居民100余人出席了本次活动。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要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离不开城市问题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本次会议聚焦城市治理40年的城市治理理论与实践经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论坛的第一部分，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俞可平，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马力宏、浙江省社科联原副主席、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蓝蔚青、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国权，山东大学政管学院、城市发展与公共政策中心教授王佃利，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发展管理系主任陈建军，衢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杨晓光等7位专家学者，从宏观趋势到微观治理，从治理理论到地方实践，分别阐释了世界城市治理发展的趋势，城市治理的“浙江经验”、“杭州手法”和“衢州实践”，并从管委会治理、公共服务、空间价值等不同视角探讨城市治理的方法路径。 论坛的第二部分，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国际化研究院院长张卫良、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数据资源处处长齐同军、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实验室特聘教授郑荣华、浙江财经大学城市发展与管理系主任杨雪峰、杭州师范大学政社（公管）学院教授龚上华及第五届城市治理论坛征稿优秀论文获得者代表，分别围绕“城市公共空间形象”、“大数据与城市治理”“城中村改造”“垃圾分类”“基层民主协商”“农民工隔离”“城市史迹保护”等城市治理具体问题作精彩发言。 “大数据的作用，是理解各种城市现象的本质，甚至预测城市的未来。”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数据资源处处长齐同军进一步阐述，“所谓的‘大数据+城市治理’，是一个通过不断获取、整合和分析城市中多种异构大数据来解决城市所面临的挑战的过程。如环境恶化、交通拥堵、能耗增加、规划落后等等。” “杭州城市国际化水平位列全国城市第五 ，领跑城市国际化。杭州应巩固G20杭州峰会城市治理成果，以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宜居、旅游休闲向度、市场开放品质、科技与创新、国际会议于会展、国际文化素养、政府公共服务等维度深化治理结构，着力打造国际名城，提升城市形象国际影响力。”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周明宝提出。本次论坛开始前，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浙江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俞可平主讲了浙江人文大讲堂·未来讲堂第3讲，主题是“身后荣辱谁管得——传统谥法的政治学意义”。 俞可平从传统谥法制度的角度，阐释了“劝善惩恶”传统荣誉体系的特点，分析了谥法所代表的的“忠”“孝”“文”“武”核心价值观，提出了建设现代荣誉体系的愿景。 他的讲座内容新颖、学术扎实、深入浅出，使枯燥艰涩的政治学理论变得生动有趣，并引发听众思考。 讲座结束后，俞可平还与在场专家互动问答，碰撞出精彩纷呈的思想火花。

中国小康网讯 记者 郭玲 8月22日，由《小康》杂志社主办，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的“2020中国社会治理与全面小康研讨会”在北京国谊宾馆召开。00:15《小康》杂志社社长舒富民，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严飞，广东省肇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哲，广东省肇庆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黎锦焕，广东省肇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黄鸿，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蒋任重，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秘书长罗培，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专项课题研究员庄宁，贵州省荔波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唐晓宇，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缪小斌，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裕琨，山东省博兴县委政法委员会四级调研员郑杨林，中国安全产业协会副会长曹国强，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党支部书记潘柱升，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镇贾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邢万里，天地出版社副社长张万文，央视农村农业频道《新农派》总导演周莉芬，国脉集团董事长杨冰之，《小康》杂志编委、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数据赋能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课题副组长张志等社会治理领域相关部门领导、研究机构的资深专家学者、行业协会和市场机构负责人对中国社会治理与全面小康进行了深入研讨。研讨会由《小康》杂志社副总编辑张凡主持。“2020中国社会治理与全面小康研讨会”现场。摄影/宁颖寻找社会治理创新榜样，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是由无数日常化的小事和具体化的需求构成的，它既有赖于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精准对接，也有赖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保障。目前，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相比还有距离，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全社会人民的共同期待。本次研讨会旨在挖掘各地创新社会治理先进典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邀请相关专家、地方政府代表分享案例，总结社会治理的典型创新做法和先进经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小康》杂志社社长舒富民在研讨会上致辞。摄影/宁颖《小康》杂志社社长舒富民在致辞中表示，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城乡二元结构也在逐步改变。超大城市、城市群、湾区的不断崛起，改变了传统城镇分布格局，也颠覆城镇的传统概念。在这种态势下，市、县区域视角具有更加丰富的意义。积极探讨市、县区域社会治理的新突破，着力打造市、县区域社会治理共同体，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落实到县域社会治理的每一个环节，既是此次研讨会“头脑风暴”的主题内容，也是未来《小康》杂志社持续关注的方向。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严飞在研讨会上致辞。摄影/宁颖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严飞在致辞中指出，在社会治理现代化时代，不同地区都在依托自身固有要素禀赋和资源优势，不断完善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落地。通过调研，他们发现，不同地区呈现出优治、善治、德治、美治等不同侧面，一些地区特别强调重视家风建设，一些地区强调全域经济打造，还有一些地区更加强调民族团结。在严飞看来，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和《小康》杂志社联手对全国不同的典型案例进行评选，向全国范围进行推荐，可以推进地区间互相学习和促进。“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治理体系，它们不断融合、不断交流、不断促进，可以把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断往前推进。”社会治理彰显基层智慧，典型案例引发关注讨论2019年至2020年上半年，《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成立的课题组，走访了全国多个县市区，总结出“荔波创新421社会治理，擦亮地球绿宝石”“顺德创建高质量社会治理的共生态”等多个基层社会治理典型案例，这些案例的总结，为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典型样本。作为典型样本之一，荔波的经验得到了广泛关注。研讨会上，贵州省荔波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唐晓宇以“荔波创新421社会治理，擦亮地球绿宝石”为题，分享了荔波全域旅游战略助力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唐晓宇分享荔波全域旅游战略助力社会治理创新经验。摄影/宁颖荔波县地处贵州省南部，人口主要以少数民族为主，一方面面临脱贫攻坚的艰巨挑战，另一方面生态环境良好，被誉为“地球绿宝石”和“全球最美喀斯特”。唐晓宇介绍，近年来，荔波推广实施“421”社会治理创新，即“四治理两平台一主线”，通过推进景区精治、社区共治、村组自治、社会辅治4项治理，解决“谁来治”的问题，通过创新搭建司法信访职能整合服务平台和政法综治大数据管理服务平台2个载体，解决“怎么治”的问题，通过明确全力服务于全域旅游这条核心主线，解决“为谁治”的问题。通过实施全域旅游战略，强化社会治理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荔波经济持续向好，人民安居乐业，旅游业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蒋任重从2016年开始已经连续4年去荔波调研，亲历了荔波的巨大变化。他认为，荔波的成功关键在两点，一是“抓主线”，以全域旅游为抓手，促进全域经济发展、全域社会发展、全域社会治理。二是“新人文”，比如在旅游警察大队下设女子中队，这种人文环境的打造对荔波的旅游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和整个社会和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走过了二三十个地方，为什么它能成为一个特色?”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专项课题研究员庄宁指出，荔波社会治理不是为了治理而治理，而是基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基础之上，以社会发展为主线的社会治理，这是它的一大特色。庄宁建议，荔波加强以旅游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发展进入快车道。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研讨会上，全面小康乡村治理示范代表——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党支部书记潘柱升、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镇贾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邢万里，也分享了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治理经验，探讨了乡村治理需要破解的难题。潘柱升介绍紫南村经验。摄影/宁颖邢万里介绍贾家庄村经验。摄影/宁颖面对这一主题，两位带头人都提到了乡村治理中“软实力”的作用。早在2016年，紫南村就提出“文化立村、文化兴村、文化强村”，打造“仁善紫南”品牌的发展思路。4年来，紫南村投入3000多万元，提升改造文化设施，打造了一系列文化品牌，不断弘扬好人文化，培育文明乡风。以“仁善文化”塑形铸魂，提升村民整体素质和思想境界。贾家庄村则坚持开展“家庭细胞工程”和“灵魂塑造工程”，从实际出发制定村规民约，让村民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改进，激活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同时用身边人、身边事教化全村人。研讨会点评嘉宾、央视农村农业频道《新农派》总导演周莉芬表示，作为电视人，他们将更多地把目光聚焦在美丽乡村，聚焦在真心实意为人民满意去做“共建共享共治”的乡村带头人以及他们的村庄故事。关注“最后一公里”，让社会治理真正发挥作用社会治理工作最坚实的力量和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研讨会就“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主题展开了圆桌讨论。圆桌讨论由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蒋任重主持。蒋任重主持“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桌讨论。摄影/宁颖蒋任重指出，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和农村信息化的“最后一公里”、电商的“最后一公里”一样重要。如果“最后一公里”没有做好，整个社会治理就是浮在沙滩上的架构，就不能真正发挥作用。针对这个话题，中共肇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哲，大厂回族自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缪小斌，遂昌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裕琨，山东省博兴县委政法委员会四级调研员郑杨林，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秘书长罗培，《小康》杂志编委、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数据赋能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课题组副组长张志先后进行了分享。王哲介绍，在推动社会治理过程中，肇庆探索的项目有十个，涉及范围覆盖街道、村、社区，有的涉及生态系统保护，还有的涉及产业、资源，同时，当地法院也在探索多元解纷的体系。缪小斌表示，大厂2019年提出了“五治”融合，同时结合廊坊实际推出了“百姓说事，干部解题”工作平台，“最后一公里就是老百姓有什么事都可以到乡镇工作站和村街说事室，解决烦心事、难心事、操心事。”《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明朝万历年间曾做过遂昌知县，在他治下有“众囚观灯”的大胆实验，形成了信用文化。陈裕琨介绍，目前，遂昌在着力打造“信用村”概念，将涵盖社会治理的6方面内容放到村规民约里面，并依此为村民打信用分，这一尝试也将在全县推广。郑杨林表示，博兴县依托全市大网格，在精细化、系统化、智能化、规范化上下工夫，构建网格员、专职人民调解员、法律顾问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全力打造一站式社会治理新模式。罗培则提出了社会治理五个“一公里”的概念，包括观念上的“最后一公里”、机制上的“最后一公里”、方式上的“最后一公里”、场域的“最后一公里”以及空域的“最后一公里”。张志认为，科技进步在催生发展，其中有两个因素是基础性的，一是大数据，一是网格化。县域大数据网格要用起来，数据要打通，才能真正做到“最多跑一次”。《小康中国》新书首发式。摄影/宁颖此外，研讨会上还举办了《小康中国》新书首发式。这本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小康》杂志社编写的新书，聚焦近70座具有代表性的县市，梳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动范例，总结了中国智慧的有效路径，讲述了人与祖国、人与城市的美好故事。“中国人追求小康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历尽艰辛。从小康社会到总体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的故事仍在继续，欢迎大家踊跃分享你们的小康故事。“研讨会最后，《小康》杂志社副总编辑张凡发出邀请，希望更多的县市参与小康的“百县工程”，推出更多具有示范意义的小康榜样。

关于举办“城市治理现代化与城市文明研究”征文活动的通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创建国际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要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要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网络图片）城市的核心是人，市民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主体，市民文明素质决定着城市文明程度。现代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一切治理举措都要以市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为灵魂和核心，为市民创造美好生活、构建文明社会。2020年春节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城市突发公共事件，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检验，对我国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危机处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水平与市民素质、城市文明提出了严峻考验，呈现的碎片化、分散化、无序化等城市治理现象和问题值得学术界深入观察、思考和反思。为此，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广州市文明办联合开展主题征文，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聚焦城市现代化治理与城市文明开展跨学科、多角度、大视野的理论探索，面向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公共危机处理、市民素质培育、城市文明建设的战略需求，推出一批体现学术前沿和问题意识，展示学界理论素养、开阔视野和家国情怀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新时代中国城市治理走向“善治”贡献智慧力量。一、组织机构主办单位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广州市文明办承办单位《城市观察》杂志社、广州市公共服务评估学会二、征文选题1.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特大城市治理模式创新研究；2.特大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重构研究；3.特大城市功能格局和集聚扩散研究；4.特大城市人口集聚治理研究；5.中国城市化和特大城市治理转型与反思研究；6.特大城市可持续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研究；7.特大城市社区治理与市民素质培育与提升研究；8.新时代促进市民文明素质提升的典型选树研究；9.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研究；10.社会治理视野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11.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志愿服务实现路径研究；12.社会治理视野中运用法治思维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研究；13.善治视野下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研究；14.文明城市创建与政府职能优化研究；15.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涵养家庭文明新风尚研究；16.运用文明实践阵地针对性开展精神文明教育的对策研究；17.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18.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风险治理研究；19.城市公共危机应对与决策机制优化研究；20.新媒体时代城市危机管理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21.城市公共危机挑战下市民责任及其教育研究；22.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城市公共危机治理困境及实现路径研究；……以上选题仅供参考，征文并不局限于所列选题，鼓励广大作者探索创新。三、征文要求1.强烈的问题意识，观点明确、内容翔实、功底扎实、视野开阔，研究成果具有原创性和前瞻性，能够将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结合，为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和城市文明水平提供理论、方法、思路及对策等。2.遵守学术道德，符合学术规范。不得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不得一稿多投，应征论文应为未在其它学术会议、论文集和刊物上公开发表的原创论文或深度研究报告。3.论文以5000-10000字为宜；研究报告以10000-15000字为宜，主办方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择优在《城市观察》杂志刊登，稿酬从优，后续可结集编印。4.文章格式参照《城市观察》杂志投稿须知，或2019年杂志已刊登文章，并在文末注明作者的姓名、单位（院系）、学科专业、手机号码及电子邮箱地址，以便联系。四、评选办法1.所有来稿均组织专家评审，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和宁缺毋滥的原则，拟评选优秀论文10篇、入围论文20篇，其中优秀论文每篇支付稿费人民币5000元（含税），入围论文每篇支付稿费人民币2000元（含税）。2.主办方将于2020年下半年组织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邀请优秀征文作者参加，并向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和稿费。3.对于有重大理论创新的优秀征文作者，入选《城市观察》核心作者数据库，以《城市观察》专栏主持人身份，开辟研究专栏。五、截止日期2020年8月31日六、投稿方式作者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提交论文的 word 文档，邮件主题请以“单位 + 姓名 + 论文题目”形式命名，所有投稿统一发送至专用邮箱：csgcztzw@163.com。联系人：卢小文，020-87596553；李钧，020-87553780；谢笑涛，020-83105462。来源 | 广府新语

中国青年网北京12月9日电 (记者 张玘云 张瑞玲) 12月5日，中国政治学会2020年年会暨“中国之治与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由中国政治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承办，《政治学研究》协办。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樊建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林维分别致开幕辞。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黄建云主持。中国之治与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学术研讨会现场。张玘云 摄中国社科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房宁在会上表示，在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体现出了“利出一孔”的决策效率、上下同心的执行能力、统筹全局的协调组能力和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动员能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推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治理体系不断进步完善。中国的制度模式和治理体系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照。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开峰说，当前中国公共管理教育进入质量提升的阶段，而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胜利体现出中国政治制度优势，“五位一体”的治理体系的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李志军以《研究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为题表示，要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鲍静围绕“数字时代与公共管理学科建构”进行发言。她提出，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了信息革命的时代，除“自然世界”“文明世界”外还有“数字世界”，在新的数字社会形态下，要聚焦“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智慧政府”这些概念，对于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提出本学科应对之策。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书记黄新华认为，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拓宽了治理边界，重塑了治理流程，优化了治理工具，但是作为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工程，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进程，数字赋能对基层治理变革的影响尚需更全面的观察和更深入的研究。为确保基层数字治理在法治轨道中展开，有效的制度供给是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应有之义。中国社科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蔡礼强作大会总结时表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国家治理领域不断出现新问题、新任务、新课题，这必然给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来源：中国青年网）

【编者按】《南京大学学报》原执行主编朱剑先生，自从1982年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南大学报工作。三十余年学报编辑的从业经验，使他得以“零距离”观察中国的学术期刊，找出问题、指出症结并开出“药方”。近日，他的反思成果结集成册，名为《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在书中，朱剑先生对学术研究的评价体系、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澎湃新闻择取部分问题向朱剑先生请教一二。访谈文字较长，分上下两篇发布，本文为下篇。朱剑著《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高校学报“专业化”的努力澎湃新闻：高校学报在声誉几乎降到谷底的上世纪末，却迎来了行业的空前大扩容。这是为何？朱剑：这件事的发生颇具戏剧性。这事始于1998年，这一年，新闻出版署开展了以压缩期刊总数为指标治理整顿，高校学报由于声誉不断下降而首当其冲，成为此次整顿的重点对象，整顿的措施不可谓不严厉：“全国现有内部期刊将转化为内部资料，高校内部学报也必须按这一规定转化为内部资料……决定建立普通高等学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也就是说，要把高校学报踢出公开发行的正式期刊行列，从此高校学报正式告别公共平台定位，成为“内部资料”。既然是内部资料，数量也就不再限制，每个学校都可以办，“列入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高校学报，不计入期刊治理的压缩指标及新办期刊指标。”（新闻出版署：《关于建立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通知》）但内容和名称必须有所限定：“学报刊登的稿件，2/3以上是本校学术、科研论文或信息”，“学报名称必须冠以学校全称”。试想，如果这个设想当时贯彻到底，那么，学术期刊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格局了。然而，百密一疏，版署忽略了刊号的一个特定意义，即期刊一经登记注册，其刊号将伴随终身而不得更改，如予更改，则视同新刊。当时部分学报是有正式刊号的，版署的做法是废弃现有刊号，将其重新归类后编定新号，这就等于宣布原刊终刊了。如果这样做仅及于学报，那倒也无妨，本来就是要让学报退出，但重新归类并不仅限于学报，也涉及了其他类别的期刊，这就有问题了。当新号颁发给期刊并使用后，经文献情报学专家提醒，版署才发现自己闹了乌龙。于是匆忙下文，凡过去已有正式刊号的期刊（包括过去已获刊号的学报）恢复原刊号。这样一来，将学报单列内部刊号的做法就行不通了，而大量的新办学报已获得了刊号，无法收回，只好将错就错，将这些新批学报全部算作正式刊物，这才有了学报在上世纪末的大扩容。正是这个偶然，才有了刊号供给严重短缺、一号难求，学报却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样的怪异结果。由此可见，作为行政主管部门的版署最迟在1990年代中后期就已意识到高校学报既不符合期刊规律，也不符合国际潮流，并痛下决心改变这一局面，让学报退出。但是，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导致了治理整顿的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以致形成了如今一校一刊、一盘散沙般的学报尾大不掉的尴尬局面。大扩容后，学报在数量上占据了学术期刊的半壁江山，其仅有的学术资源不免过度稀释，其固有的弊端也被成倍放大，在学界的声誉进一步下降，来自各界的诟病之声不绝于耳。至此，从管理部门到学界都已意识到必须改变学报的现状，唯有学报人总体上还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澎湃新闻：您一直倡导高校学报应该走“专业化”的道路。那么，高校学报“专业化”做了哪些努力？朱剑：2002年，教育部提出“名刊工程”的设想。在正式推出前的数次专家讨论会上，除了来自学报的主编以外，其他专家均一致提出应丢开现有学报，将另建专业期刊作为名刊建设的主要方向，唯此才能实现“专、特、大、强”的目标。这就需要一批新的刊号，在刊号控制十分严格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结果，在“专、特、大、强”的目标下，首批入选“名刊工程”的11家期刊无一例外，均为综合性学报。这也在一开始就预示着“名刊工程”以“专”为首的目标注定是难以实现的，“名刊工程”也就平添了几分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悲壮与无奈。作为一个学报人，我对学报的心态是复杂而矛盾的。从理智上，我能清楚地看到综合性、内向性和无法体系化的高校学报早已背离了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但要丢弃学报去办专业期刊，却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所以，我一直试图找到以现有的综合性学报为基础，实现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体系化发展的路径。在“名刊工程”的建设中，多数参与者都是这样的心态，也就容易形成共识，所以，除了几乎穷尽了综合性期刊能够实行的办刊方法以外，我们更希望能另辟蹊径，而数字传播时代的到来和国家层面报刊体制改革的启动，恰好为我们实现综合性学报的专业转型和数字化、集约化、体系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10年，我提出了高校学报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数字化发展的建设性方案，主要内容是：（1）利用现有的“名刊工程”平台协同创新。（2）通过合理的组合，对各刊纸本发表的文章进行同步数字化编辑整合，打破校域界限，成立以各名刊编辑人员组成的联合编辑部，创立《哲学学报》、《文学学报》、《历史学报》、《经济学报》等若干个以一级学科分类的数字化专业期刊，组成“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新型期刊群。（3）通过与期刊数据库的谈判与合作，改变其建库和传播模式，新创立的数字化专业期刊在期刊网上整体呈现，既可检索，更可全本阅读，从而加深读者对期刊的印象和归属感。显然，如何实现专业化、数字化和集约化以及建构高校学术期刊体系是这一方案设计的重点。这一方案得到了入选“名刊工程”多家学报的认可，2011年3月，由其中的17家学报联合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共10种在中国知网以开放获取方式正式上线。“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上线后曾引起学术期刊界和学界的关注，但后续进展并不顺利，许多设想都没能付诸实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体制的羁绊，“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无法获得独立身份，“妾身未明”，既无法获得经费，又不能接受投资，当然更缺乏必要的制度空间。尽管困难重重，但学报人并没有放弃，至今该系列期刊仍在顽强地生存着。这一尝试虽然说不上有多成功，但我们亦有很多收获，其中最重要的收获就在于坚定了我们对高校学报必须走专业化、集约化和数字化发展路径的共识和信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高校学报人的命运共同体。网络学术平台的构想澎湃新闻：您提出的“超云”网上平台是基于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学术平台的构想，能否详细介绍下“超云”如何运作？朱剑：“超云”网上平台到目前为止都仍然只是一种构想，尚未有产品上线。“超云”是基于“域出版”理念而设计的，所谓“域出版”，是我在几年前总结了“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创办经验而提出一个新的出版理念。这一理念的初衷，就在于通过确立“专域”这一互联网时代传播的基本单元，实现学术传播秩序的重构。“域出版”理念的要义是将“域”的概念引入互联网出版领域，在信息聚合型编辑、出版、传播平台上，实现以“专域”为基本单元的多元、有序、高效的出版和传播。在这里，“专域”将取代传统秩序中的基本单元书、报、刊，成为新的传播基本单元和构建新秩序的基础，而“域出版”平台将为“专域”的编辑、制作和传播提供强大的信息资源和技术支撑，以实现内容、形式、渠道的完美统一。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构想了一个联结作者、编者与读者的聚合型平台，暂定名为“超云”。首先，从阅读界面来看，构成“超云”的基本单元是专域，专域本身就是一个个学科或问题边界清晰的小平台，在理论上，有多少个可以划分的学科和问题域，大平台上就可以有多少个专域，供读者任意选择订阅。其次，从工作界面来看，它又由投稿组稿、专家审稿、编辑运营、在线出版、传播互动、学术评价这六个子平台所组成。再次，根据功能的不同，各子平台与专域有不同的连接方式。每个专域和子平台均根据需要分别开设有作者、编辑、审稿人和读者的专门入口，实现阅读与工作（如投稿、审稿、评论等）以及作者、编辑、审稿人、读者的互动。最后，实现“超云”的各种功能，其实也就意味着对传统传播秩序的突破和对无序状态的终结，亦即意味着对新的传播秩序的构建。“超云”平台将实现对“刊”的突破。如前所述，“刊”是纸本时代学术传播不可拆解的基本单元，但“单位制”的多学科综合性期刊，由于内容和结构的庞杂导致的学科和问题边界的模糊以及本身逻辑性的缺乏，已被期刊数据库轻易地解构了。但是，期刊数据库中那些来自被拆解期刊的单篇论文，也不可能成为学术传播的基本单元，而“专域”则在“刊”与“文”之间建立起了适合互联网传播的最佳单元。“超云”平台还将实现对“期”的突破。周期性出版是纸本时代期刊的基本特征，它的存在主要是受制于印刷出版和传播技术，出版周期的不断缩短正是对周期性出版局限的补救。这种补救做到极致，就是随时可以刷新，而“超云”凭借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恰恰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当然，“超云”只是为了设计的方便的临时命名，最终如能上线，将会有正式的名字。但仅依靠学报本身的力量是远不足以支持这样的产品上线的，所以，“超云”仍然只是一个设想。尽管如此，这一设计理念已引起了多家期刊数据库平台的兴趣，正在被借鉴到他们的平台设计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基于域出版和“超云”理念的学术传播平台将会问世。“超云”示意图学报编辑的身份焦虑澎湃新闻：您做了近四十年《南京大学学报》的编辑，在工作中，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并引起您的反思？朱剑：我1982年初自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就留校在学报编辑部担任编辑了，离40年还差几年，今年已年届六十，正式退休了。我的工作经历十分简单，除了读大学前当过几年工人，就只干过学报编辑这一件工作。要说对学报工作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是三十多年来学报的影响一直在下降。我初到学报时，《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的发行量是每期三万多册，这还是在纸张紧缺，每年只批到有限用纸的情况下，如果有更多的用纸计划，发得还会更多些。可见，学报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学术期刊种类很有限，专业期刊更是缺乏，对于像南京大学这样还有点名气的大学办的学报，几乎所有高校甚至院系的阅览室都会有陈列，一般学者也还关注得过来。但是随着复刊和新创办的学报和专业期刊越来越多，首先是图书馆有限的经费已不可能再全部订阅，其次是学者也不可能对全部期刊都予关注了。于是，选择性的订阅就出现了。1992年问世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就是为了指导图书馆有选择地订阅学术期刊而编制的。只要看一下这个《总览》就会发现，入选的高校学报比例较专业期刊要低很多。学报这种既没有学科边界，又没有问题边界，而且还主要是内稿的学术期刊显然已与学术研究越来越不合拍，彻底落伍了。我是眼看着我参与编辑的学报由期发行三万多册降到了现在的不足三千，这还是学报中最好的几家之一，一般学报的发行量（指被订阅）已经基本归零，全部免费赠阅。第二是新技术革命对学术传播的影响。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预感到数字传播将会对学术期刊，特别是像高校综合性学报这样本来就没有相对固定作者和读者群的期刊构成重大影响。1999年，为了参加一个期刊研讨会，我撰写了《计算机的介入与社科期刊的发展》（发表于2000年）一文，该文的摘要是这样写的：“计算机的全面介入已经带来了出版界的一次革命。对于社科期刊而言，计算机给作者以新的研究技巧，给编者以新的编辑模式，给出版者以新的发行渠道，给读者以新的阅读媒体，这一切都正在赋予期刊一个全新的面貌。这些革新虽然大多表现在方法和形式的层面上，但它们必将带来期刊编辑、出版观念的变革。”当时还只有光盘版期刊，而没有中国知网这样的期刊数据库上线。几年后，知网问世，我又写下了《网络环境下社会科学期刊的迷失》（发表于2005年）一文，继续阐述这一问题：“对社会科学期刊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期刊传播方式的变化，这也许是最富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纸本……终将让位于在互联网上传播的电子期刊，电子期刊将成为社会科学期刊传播的主要形式已是可以预见的结果……编辑，尤其是我国的社会科学期刊的编辑在这一革新过程中，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地位……这种局面对于社会科学期刊前景的影响是令人堪忧的，互联网对社会科学期刊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予的同时，也潜伏下了隐患，最大的隐患就是网络环境下社会科学期刊的迷失，而社会科学期刊界至今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三是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评价问题。随着所谓“三大核心”在1990年代相继问世，期刊人都会真切地感受到来自评价机构期刊排行榜的压力，但作为《南京大学学报》的编辑，我起初并没把“三大核心”当回事，因为随便哪家哪版的排行榜也不会少了我们这样的刊，无非是排名前后稍有些变化而已。让我真正反思学术评价问题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将其制订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当作学术期刊的编排规范强加于各期刊社，这件明显违反学术规律的事在高校学报界竟然顺风顺水地做成了，真的令人匪夷所思！这与“三大核心”不同，直接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特别是与作者的关系。有作者声明，若再用这个“规范”，将不会再向本刊投稿；有些作者则委婉地指出，经我们编辑后，看不懂自己的文章了；而一些海外学者对本刊采用这样的“规范”感到根本无法理解。于是，在《清华大学学报》仲伟民教授发起的关于编排规范的讨论中，我以《颠倒关系的再颠倒——学术期刊编排规范与“评价权力”关系辨析》（发表于2007年）为题写了篇短文予以评析，文中指出：“这个规范的制定者并不是一家纯学术评价机构，但学术评价是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该机构能够把这样一个评价规范当作编排规范强加给高校学报，而高校学报又能迫使它的作者采行这一与各专业规范均不接轨的规范，这个事实揭示了评价机构可以指挥和调动期刊，而期刊可以指挥和调动学者。这是对学者本位的颠覆，在学者、期刊与评价机构三者的关系中，原来的服务者成了发号施令的指挥者，一种颠倒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澎湃新闻：作为学报编辑，您个人如何定义这个身份？编辑应该是“杂家”还是专业学者？朱剑：我给自己的退休纪念是撰写了《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这篇约六万字的长文。除了对上述三个问题有深刻印象外，学术期刊特别是学报编辑的身份定位之困难，是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其实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四十年来，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一直是学术期刊编辑特别是高校学报编辑反复论说的问题，折射出的正是两者关系的“非常态”和编辑的身份焦虑，而这样的焦虑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在我看来，正是“非常态”之因结出了身份焦虑之果。身份焦虑实始于1970年代末开始渐趋刚性的编辑职业化的推行，打破了学术期刊一以贯之的传统。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告别“编研一体”而与学术共同体分离，作为职业编辑人就不得不通过重建与学者的关系来确立自己新的身份。构建这样的关系可谓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在于，学术期刊本应是由学者创设并经营的、内嵌于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平台，学术编辑的身份首先是学术共同体的成员，而且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次才是掌握了一定传播技术的编辑，唯有如此，编辑才能担当起平台的守护者的角色。而编辑一旦与学术共同体相分离，专业性便不复存在，即使还有残存，也不足以对学术前沿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和预测。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当然要与学者（作者和读者）维系着一定的关系。在职业化之下，体制对编辑身份的设定仍然是学术作品质量的最初评判者和把关人；而在学者看来，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编辑已不可能再具备学者那样的学识和眼光。如此，在体制赋予的职责与学者眼中编辑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在这样的张力之下，编辑又如何能够与学者建立起一种正常的关系来？而这种关系建立不起来，编辑的身份就无从定位，这就是编辑身份焦虑的由来和持续四十年的原因。不过，焦虑在每个编辑身上的体现并不一样，但如何建立编辑与学者的关系却是每位学术期刊编辑都无可回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焦虑的形式和内涵也就不同，甚至迥然相异。在各类学术编辑中，学报编辑的身份焦虑又有其特殊性。因为学报大多是多学科综合性的，一名编辑要负责至少一个一级学科，人手少的编辑部负责多个一级学科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历史学科的编辑，要负责的一般是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在内的三个一级学科，这个角色如何担当？而学报的主编就更困难了，他要对所有的学科都负起责任来，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天才？于是才有了“专家”与“杂家”之争，似乎知识面广一些就能胜任学报编辑。这个争论又与“编辑学者化”联结在一起。其实，在学术研究领域，不能在自己的专业学科中成为专家，也就没有可能成为所谓杂家。“专家”与“杂家”并不是可以两者任选其一的。学术期刊编辑同样如此。对于学术期刊编辑来说，他的身份只能是专业学者，而不可能是其他，其中的绝大多数编辑最多也只有从事专业期刊的编辑工作的能力。这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所决定的。所谓“编辑学者化”，是在职业化之后才掀起的大讨论，其预设就是编辑非学者，所以才要“学者化”，要解决的实际上是在编辑职业化这一不能变的前提下，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定位问题。我在《如影随形》一文中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我所要质疑的并不是编辑要不要学者化，而是这一讨论的前提能否成立。唯有这个前提能够成立，讨论才有意义。然而，该文发表后还是不断有人问我，你到底支持还是反对编辑学者化，这让我无言以对。我作为学报编辑的一员，在身份问题上的焦虑当然不会例外。我当了三十多年学报的职业编辑，但今天的学报，学科拼盘式的结构让其没有任何边界可言，主编根本不可能看懂他所签发的所有论文，而内向性所导致的开放度缺乏，让其很难具有真正的公共平台属性，我甚至怀疑，在学术国际化已难以逆转的当下，它还能算作学术期刊之一种吗？身处这样的刊物，在与学者（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中，我真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定位。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三十多年。但有一点，我算是明白了，那就是，要摆脱焦虑，唯有回归学术共同体，这不仅是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的根本途径，也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必由之路。

12月4日，“2019年首届全国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论坛暨社区发展治理创新案例颁奖仪式”在昆明顺利落下帷幕。论坛以“新时代、新治理、新社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探索”为主题，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区（市）县领导、行业专家及创新案例入选单位代表，共计200余人共同探讨、分享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成功经验，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国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论坛”由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杂志社和封面新闻联合主办、封面新闻中国社区频道承办，同时得到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区工作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此次论坛由封面新闻《中国社区》频道总监刘莹主持。原住建部副部长、现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区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谭庆琏聚焦社区治理路径探索 搭建交流学习新平台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杂志社总编辑全世杰在谈到为什么要举办“全国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论坛”时，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杂志社总编辑全世杰表示，此次论坛的开展主要是为了给全国社区发展治理工作搭建一个理论研讨和交流学习的平台，让全国社区治理工作者能够相互学习、相互促进，进一步推进全国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民生周刊》在今后也将通过实地调研、探索研究、宣传推广、智库建设等途径，更好地参与和服务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助推社区发展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原民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局长、现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党委委员、副会长王国英原民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局长、现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党委委员、副会长王国英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各级党委和政府为加快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全国各地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效果良好、做法先进、作用明显、居民满意的社区治理案例。本次论坛的发布既是对他们辛勤努力的肯定和褒奖，也是对社区治理成果的高度总结和推广。原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现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会长蒋昆生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民政部社区建设专家组成员、南开大学中国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唐忠新多维度主题演讲，探寻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方向原上海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现上海市街镇工作协会会长潘烈青原上海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现上海市街镇工作协会会长潘烈青在主题分享中指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有非常重要的三点：党建引领是核心、法治保障是关键、以人为本是根本。在党建如何引领方面，潘烈青认为党建引领不等于包办代理，引领的关键是党组织要切实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在创新基层治理和基层自治工作中把握好方向。除此之外，党组织还要发挥好总揽全局、动员和协调各方的作用。在法治保障方面，潘烈青认为要从制度保障上明确社区治理的工作和任务，并以2016年上海出台的《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为例向大家介绍了法治保障的重要性。在以人为本方面，他表示，基层组织的工作要围绕百姓而做，工作创新也要从老百姓的需求出发，只有这样，老百姓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才能提升。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处处长肖刚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处处长肖刚指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是成都市创新城市治理的破题之举，成都市主要从社区治理、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党组织、社区平台等五方面进行了探索，并创新成立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发布了全国首个市级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深入落实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和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发展战略。圆桌讨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社区治理新格局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杂志社主编严碧华与此同时，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环节，来自上海市、成都市、西安市、南京市、焦作市的领导及专家围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社区治理新格局，就如何有效破解社区工作人手不够、居民参与不足、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难题展开了高端对话。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杂志社主编严碧华主持了此次高端对话。各位领导及专家分别从“党建如何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如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社区治理新格局”、“社区如何实现自我造血、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如何探索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等四个维度进行深度探讨，通过案例分享、主题发言等形式，探讨多元主体如何参与、创新城市社区治理实践新路径，共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外，论坛同期还颁发了十大创新案例、最佳案列、优秀案例及入围案例等系列奖项。此次奖项是组委会在一年时间里，通过实地调研和公开征集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了近千项优秀案例，并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案例进行审核、评选，最终评选出十大案例、最佳案例、优秀案例和入围案例。得奖城市涉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成都、南京、宁波、济南、兰州等20余个城市。原民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副局长、现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秘书长兼社区工作委员会总干事戴爱姣原民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副局长、现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秘书长兼社区工作委员会总干事戴爱姣在作总结发言时，以代表性强、时代性强、实效性强评价此次论坛，认为论坛紧扣时代脉搏，很好地体现了社会治理发展新要求，为探索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提供了具体实践和学习榜样。

刊载于2019年12月9日《湖南日报》09版湖南日报12月8日讯(通讯员 丁德凤 记者 肖畅)6日，新时代调解高峰论坛在湘潭举办，来自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以及司法行政实务专家、调解工作者，围绕“中国调解与社会治理新理念”主题进行探讨，为健全中国特色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建言献策。此次论坛由司法部调解理论研究与人才培训基地、人民调解杂志社主办，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ADR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与湘潭大学法学院承办。当天，由湘潭大学教授廖永安主编的《中国调解研究文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