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领导之友》编辑部获悉,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新广出审﹝2017﹞8238号),《领导之友》杂志将自2018年起更名为《治理现代化研究》,成为全面关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专业性学术期刊。上述《领导之友》编辑部透露,该刊主管、主办单位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出版单位为《治理现代化研究》编辑部,刊期为双月刊(单月15日出刊),刊号为CN13-1311/D,邮发代号为18-234。公开资料显示,该刊创刊于1985年,2001年正式更名为《领导之友》。从2002年至2010年,《领导之友》连续五次荣获“河北省优秀期刊”称号,2012年首次被评为河北省社科类“十佳刊物”,并蝉联“中国北方优秀期刊”,2015年《领导之友》荣晋“龙源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TOP100党政机构阅读第3名”。11月14日下午,《领导之友》编辑部主任孙英臣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将《领导之友》更名为《治理现代化研究》的起源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现代化联系起来,着眼于现代化,并以现代化为落脚点,揭示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国家治理离不开现代化,现代化构成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孙英臣表示,为了在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方面作出学术性贡献,《领导之友》向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提交了更名申请并最终获批。
近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游建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实践高端智库特聘研究员、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博士生导师张伟教授以及中国石油大学老师等合作在国际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20年第277卷发表论文1篇,题为《How doe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romote carbon pro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stries》。该期刊目前在JCR分区中处于环境科学领域一区(Q1),是环境管理学领域的国际权威期刊。文章认为,技术进步能够极大地促进碳生产率(CP)的提高,研究旨在确定一种合适的技术进步模式,以增加碳生产率(CP)。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文章研究了在减排过程中碳生产率(CP)两种分类下四种形式的技术进步影响:中性技术(NT)和资本嵌入技术(CET)、能源技术(ET)和碳技术(CT)。通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深入分析了1995-2015年四种形式的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CP)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1)能源技术(ET)的变化对碳生产率(CP)的促进作用大于碳技术(CT)的变化;(2)资本嵌入技术(CET)的变化对碳生产率(CP)的促进作用大于中性技术(NT)的变化;(3)资本嵌入技术(CET)的变化通过改变能源技术(ET)的变化间接影响碳生产率(CP),且中性技术(NT)的变化通过改变碳技术(CT)对碳生产率(CP)的间接影响是有利的。研究结果对促进技术进步,改进中国制造业的碳生产率(CP)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并在理论和实证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重要的政策措施。【来源:省社科院】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4月3日,2020年省政府残工委全体会议暨省残联主席团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在杭州召开。 资料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残疾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项建设事业都要把残疾人事业纳入其中。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后,根据省委关于“重要窗口”建设“各项工作都必须全面过硬、各个条线都必须统筹推进、各个地方都必须均衡发展”的要求,省残联认真对标对表“重要窗口”新目标新定位,坚持“一手抓学习贯彻,一手抓转化运用”,推动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努力打造“重要窗口”的特殊风景线。全面深入抓好学习,着力凝聚“重要窗口”建设强大合力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省政府残工委全体会议暨省残联主席团会议第一时间动员部署,省残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率先学习研讨、各党支部全面跟进学习、“知行讲坛”深入研讨交流,省“残疾人之家”政协委员会客厅面对面宣讲,统筹推进各地残联干部、各类残疾人组织和全省广大残疾人三个层面的学习贯彻工作。通过学习研讨,全省残联干部进一步认识到:残疾人作为特殊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残疾人工作作为民生保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省在“重要窗口”建设中必须牢牢守住的特殊底线;同时,残疾人事业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重要窗口”不可或缺的特殊风景线。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把全体残联干部与我省312万残疾人群众最广泛地凝聚到“重要窗口”建设的奋斗实践中,全面履行“代表、服务、管理”三大职能,守好残疾人工作这一特殊底线,打造残疾人事业特殊风景线,就是全省残联组织在“重要窗口”建设中的最大使命担当。精准查找短板弱项,着力夯实“重要窗口”特殊底线当前,我省残疾人事业的短板弱项仍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从残疾人基本状况看,由于多数人处于就业链底端,抗风险能力弱、自我发展水平低、收入不稳定,此次疫情不可避免地对残疾人造成较大冲击,许多残疾人种养户产品滞销,盲人按摩机构等经营困难;从残疾人事业发展情况看,城乡、区域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基本公共服务还不能充分满足残疾人需求,一些扶助政策落实不够到位;从残联组织履职情况看,现代化治理能力还不够强,遇到突发事件反应不够快速灵敏,应对办法举措不够多,上下沟通有时不够通畅,运用信息化手段不够,残联基层建设亟须加强。要按照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要求,坚持对症下药,加快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健全基本保障机制,为残疾人托好“底”。深入实施残疾人“两项补贴”,完善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深入参与“大救助”体系建设,落实好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实行单人户施保等政策;深入推进慈善助残危旧房改造项目,切实解决残疾人“两不愁三保障”中存在的特殊困难问题。结合“三服务”活动,建立以重度残疾人、生活困难残疾人等群体为重点的定期探访慰问制度。进一步健全素质提升机制,为残疾人赋好“能”。全面升级一批线上、线下助残惠残优惠政策,尤其是推进线上教育、康复、就业、心理疏导等“互联网+”残疾人素质能力提升服务。持续优化康复服务,用好“康养联合体”研究课题成果,建立健全精准识别、早期介入、动态管理、绩效评估等工作机制。提高听力残疾儿童装配人工耳蜗救助标准,完善残疾儿童学前和残疾青少年高中职业教育体系,研究加强康教结合幼儿园扶持措施。进一步健全就业增收机制,为残疾人固好“本”。贯彻国家残保金新政,完善按比例就业信息审核机制,加大就业公示和超比例奖励力度,努力实现既促进我省残疾人就业创业,又为企业减轻负担。主动参与实施我省“新时代工匠培育工程”和“金蓝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开展百名能工巧匠选树培育活动。深化与阿里巴巴电商助残合作,共建“云朵之家”云客服基地,帮助更多残疾人开设淘宝公益网店、“淘小铺”,助推残疾人成为“网红”“主播”。认真梳理特色亮点,着力打造“重要窗口”长板强项经过多年努力,目前我省残疾人教育、康复、就业、权益保障等残疾人事业发展主要指标居全国前列。广大残疾人自强不息,踊跃投身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在运动赛场摘金夺银、在文艺舞台展示才艺,成为充分展示我省改革发展稳定成就的一支重要力量。按照省委关于我省残疾人事业要与我省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要求,残疾人事业要深入开拓创新,着力突出特色亮点。全力打造三大助残服务品牌,即浙版“残疾人之家”品牌、“浙江特殊高等职业教育”品牌和“浙江残疾人文化体育”品牌。进一步强化品牌意识,在前期扎实工作的基础上再提升再完善,通过深化省部合作、完善扶持政策、升级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水平,真正把这些最具特色的亮点、最有效的做法制度化、长效化。用足用好十大“国字号”资源。全面推进全国残疾人职业教育师资继续教育基地、全国残疾人职业培训(工匠培育)基地、中国残疾人特殊艺术培训基地(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南方基地)、国家盲人门球训练基地、全国康复研究中心(华东中心)、中国手语浙江培训基地等基地(中心)建设,提升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水平,确保继续走在前列。加速推进亚残运会展示项目建设。特别是加快推进“浙江省残疾人之家”改造项目、“残疾儿童教育康复示范基地”改造项目、“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南方基地”建设、“浙江康复医疗中心”设施布局优化等省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项目建设,以更好地在杭州亚残运会期间展示浙江乃至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成就,展现残疾人自强风采。完善提升政策体系,着力形成“重要窗口”制度优势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省率先建立了“覆盖广泛、标准适度、动态调整、衔接有序”的残疾人补贴制度,率先形成了家庭照护、社会化服务、残联机构托养等多元化的残疾人托养庇护体系,率先建立了全覆盖、高标准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制度和广目录、双轨制的辅助器具补贴制度。要按照省委“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坚持拉高标杆,着力让先发优势转化为领跑优势。构建精准化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发挥数字化、信息化撬动引领作用,加快推进助残服务“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服务标准化建设,统筹建立残疾人全生命周期服务信息精准归集和分析应用制度;按照助残服务办理手续便捷、办事效率高、服务环境优的要求,全面推进残疾人公共服务数字化建设,促进城乡残疾人服务一体化发展,满足残疾人特殊性、多样性、多层次需求。构建高质量残疾人福利保障体系。在我省现有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康复补贴和残疾人社会保险补贴等福利补贴制度基础上,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探索研究更多切合残疾人需求的补贴项目,进一步构建适应残疾人事业现代化发展要求的高质量残疾人福利保障体系。构建现代化残疾人事业治理体系。以省域治理现代化理念优化残疾人工作体制机制,纵深推进残联改革,把“整体智治”的理念贯穿到残疾人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探索建设完善新时代残联基层治理体系、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社会力量的作用,孵化培育和引领助残社会组织,为我省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贡献残联力量。
如果你顺利地考上了博士研究生,那么,我要热烈地恭喜你,为你点赞!在为你欣喜之余,我想对你说:要做好迎接新的困难和挑战的准备,因为考博上岸成功只意味着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而已。在现行科研考核体系之下,每一位打算读博和正在读博的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避无可避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发表够毕业条件所要求的若干论文。用一句经典的话来表述,那就是“不发表,就出局”。例如,理科博士生通常会被要求在二区及以上级别的英文刊物上发表SCI论文若干篇;文科博士生会被要求发表北核或C刊若干篇。对于博士生来说,写论文这件事本身还不算太过痛苦,而最痛苦的也许就是投稿经历了。除去大牛博导带着博士生发文或者凭自身高端实力发文没有经历过退稿之外,几乎99%的博士生都或多或少有过退稿经历。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沉重的话题吧。这里仅以人文社科博士生发表论文中“退稿”的经历为例。01、写作“难”,投稿后内心更是“万马奔腾”博士生创作一篇论文通常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首先,我们需要在万千选题中找准一个好题目。寻找一个好题目这一关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很多博士生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好选题,但一查文献资料,可能会发现这个题不是做的人太多,就是题目过大难以深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的选题,又会发现相关文献资料几乎没有,无异于平地起高台,难度可想而知。这些还只是在找选题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中的“冰山一角”。如果前期没有一点学术训练,那么问题频出恐怕就难以避免了。俗话说:“题好文半”,也即选一个好题对论文创作的成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博士生在写作之前很有必要重视选题的规范性和创新性;其次,选出一个好题之后,博士生们就需要在各种文献资料中汲取养分开始自己的创作。在这个过程中,博士生们需要大量阅读文献,提炼现有观点,写好文献综述。许多刚入学的博士生对如何写文献综述尚不清晰,导致对文献资料的把握能力有限,这往往令最终写出的论文缺乏论证依据,论文质量由此受限;再次,在充分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博士生们需要努力构建出一个自认为足以令人惊艳的框架,然后加班加点地码字完成论文初稿。因为,即使他们选了一个好题,也要和别人拼手速才行。毕竟,如果一旦有学界大佬关注了与他们选题相近的话题,并且先他们一步写出了文章,那么,最终他们写出的论文很大可能会面临“退稿”的尴尬境地;最后,他们写完初稿之后,还需通读全文加以润色、理顺句子、调整观点、增添新论据以及修改格式。这每一步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甘坐冷板凳的决心和毅力是很难坚持到最后一步的。绝大多数博士生投稿后的内心往往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通常写完论文之后,博士生在确认没有其他明显问题存在的情况下就会立即选择刊物投稿了。国内人文社科博士生们通常在投稿问题上比较盲目,往往匆匆选定几个刊物就开始投稿,然后直接开始了漫长的投稿回复等待期。这时他们的心态就很值得玩味了,时而登录投稿系统查看审稿状态,时而查看自己的多个邮箱看是否有邮件回复。现实中很多时候,对于需要“退稿”的论文,有些耍大牌的期刊往往不及时回复通知,仅告知作者等待三个月若无消息即可自行处理稿件。一般经过30天以后,若没有收到期刊的任何相关回复,博士生们大概率是会倾向于再投一个期刊的。虽然“一稿多投”是期刊界认定的学术不端行为,但鉴于现实中投稿等待期过长,一般需要三个月才会有消息回复。如果期刊回复的是好的消息,那期刊方与博士生均皆大欢喜;如果期刊回复的是“退稿”的消息,那么这意味着博士生等待三个月毫无收获。在此种境地下,由于博士生发表论文存在毕业年限和参评奖学金的紧迫性要求,因此他们如果完全按照“一稿专投”所限定的时间来等待,大概率是会吃很大的亏的。于是博士生们在向一个期刊投稿后,除了及时查看期刊投稿信息之外,还会纠结要不要再投其他期刊,同时也怕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将影响自己今后投稿的可持续性。一句话,博士生写作“难”,投稿后“更难”。02、退稿潜在因素面面观,退稿理由千万条投稿成功发表并不意味着作者的文章质量足够好,投稿不成功发表也并不意味着作者的文章质量太差。也许你会说,投稿成功发表一定是人家的文章质量足够好,你不服不行。对此,我只想说你真是太过天真了。投稿成功发表与投稿最终不成功发表一样,通常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投稿成功发表至少受四个关键性因素的影响,占据其中之一便有绝大可能成功发表论文。这四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作者文笔质量、作者职称地位、作者课题级别及作者学术人脉资源。对博士生而言,作为学界新手,通常是一无大量的前期学术成果,二无老练文笔,三无即时的学术前沿动态,四无职称地位,五无相应级别课题,六无学术人脉资源。这意味着博士生独作投稿的论文已经符合绝大部分退稿的潜在原因了。一句话,核心期刊是需要考虑引用率的,博士生独作的论文引用率明显偏低于其他学术老兵、学界大佬。在此情况下,他们选择正确的刊物投稿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如果他们写的题目正好与某个刊物的特色栏目非常符合,那么,他们的中稿率将会有较大的提升。反之,他们的中稿率将变得极低。在大量查阅学院图书室的期刊、了解每个期刊的栏目和选稿风格后,博士生们通常会选定几个初步的投稿目标期刊,但投稿后的结果仍然难以预料。对于博士生独作的论文,期刊编辑们退稿理由中的措辞其实很有艺术性,这些措辞通常很“空”,但却常常很实用。也即既达到了退稿的目的,又不伤害博士生们投稿的积极性。现在,就让我来做个不完全的列举吧,以供大家鉴赏一二。退稿理由之一:XX作者,您好!非常感谢你对XXX刊物的支持与关注。然而十分抱歉,您于X年X日投给本刊的稿件XXX,经过审查,我们认为整体考量下来尚不适合本刊录用。为不耽搁您的时间(其实已经过了三个月了),建议您改投其他刊物,特此通知;退稿理由之二:尊敬的XXX作者,您好!您在本刊的投稿经编辑部内部审查,不适合在我刊发表,兹作退稿处理。感谢您对XXX刊物的支持!欢迎您以后继续投稿,谢谢;退稿理由之三:尊敬的XXX先生,您好!您的稿件XXX,经初审专家认为,您的文章的选题不符合我刊近期选稿要求,请改投其他相关刊物。退稿理由之四:尊敬的XXX作者,你好!你的来稿经有关专家审阅及编辑部研究,不适合刊用。退稿理由之五:尊敬的XXX作者,感谢您的投稿,经过初审,贵文不符合我们学报刊文的要求和文章风格(要求有较严整的研究逻辑、详实的研究基础、较深的理论挖掘和理论贡献、实体精细的内容、15000字以上的文章长度,公共治理研究领域),很抱歉,不能刊登贵作,格式化方式回复您,或方便您另投他刊。退稿理由之六:尊敬的XXX作者,抱歉,您的论文已审理完毕,因以下原因达不到录用要求,正刊不宜采用。退稿原因:选题与办刊方向有偏差。03、没有经历过学术期刊退稿式“吊打”的博士生是“伪博士”吗?没有论文“退稿”经历的博士生毕竟占少数,绝大多数博士生在发表论文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会有退稿的经历。那么,没有经历过学术期刊退稿式“吊打”的博士生是“伪博士”吗?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如“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此,笔者的看法是肯定的,也即没有经历过学术期刊退稿式“吊打”的博士生是“伪博士”。当然这里的“伪博士”需要做一番界定,这里主要是指那些“没有前期学术训练,不懂投稿明暗规则、文笔尚未老练、学术规范尚不十分达标”的博士生。要知道写作、投稿、发表是一项系统工程,每一篇论文都需要经历这三大流程。投稿发表失败固然对博士生来说是个坏事,但看待问题也不必过于简单和偏执。从正面来看,投稿发表失败意味着作为学术新兵的博士生尚不熟悉当前学术发表中各种隐性和显性的“游戏规则”。因而,暂时的投稿发表失败经历会让博士生们逐渐学习和了解当前的这套规则,从而逐步成长起来。此外,只有逐步经过期刊“退稿”式“吊打”的博士生,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才会谨慎、细致、逐步成熟起来。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这个意义上说,适当经历一些期刊退稿式“吊打”也许并非坏事。在这个过程中,“伪博士”将逐步蜕变为“真博士”。到那时,笔者将热烈恭喜这些博士生。
社会治理研究院主办国际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入选SSCI近日,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治理研究院主办的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被国际知名文献检索系统Clarivate’s Web of Science旗下的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Social Sciences,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Current Contents/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等多个引文检索系统收录。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成功入选SSCI, JCR, Social Sciences,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Current Contents/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等是本刊创刊近五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这意味着国内外读者从此可以通过国际索引数据库或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所征订的索引数据库对在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查阅、下载、引用,从而大大增强了本期刊在国际学术界的流通量,扩大了本期刊文章在国际学术界的读者群,也有利于吸引优秀国内外学者向本期刊投稿。简介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Routledge出版社出版发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治理研究院主办ISSN: 2381-2346 (Print), 2381-2354 (Online)主编:郁建兴,浙江大学;郭苏建,旧金山州立大学副主编:Anna Lisa Ahlers,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编辑部主任:沈永东,浙江大学编辑部副主任:高翔,浙江大学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是著名国际出版社Routledge旗下的全英文国际期刊,于2016年创刊,2017年入选ESCI期刊。本刊每年4期,按照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期刊的国际通行办刊模式,其所发表的全部研究论文均经过严格的匿名评审。除了发表原创性学术研究论文,本刊还发表论文专辑、专题和评议治理各领域新兴研究成果的书评,是我国“中国治理”研究领域内唯一的英文期刊,其编委会汇聚了国内外最著名的政治学家、公共管理学家与治理理论研究专家。本刊旨在发表探讨当代中国治理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原创性前沿研究成果,所涉及的研究主题涵盖国家治理能力与现代化、地方治理、公司治理、非营利组织治理、社会治理、政策治理、环境治理、能源治理、气候治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公共服务、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同时,本刊还致力于为该研究领域中外学者的学术对话提供具有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台, 传播引领中国治理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激发更多国际学者从政治学、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社会学、经济学等各类学科领域研究中国治理。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特别欢迎各类投稿及基于各类学术会议或学术工作坊而编辑的专题论文专辑。如有相关专题或专辑组稿问题或提议(proposal),可发邮件联系:yujianxing@zju.e.cn;sguo@sfsu.e。欢迎访问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主页或进行网上投稿:【来源:浙大学术期刊】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 科技日报记者 张晔“从这三项严格的RCT(随机对照试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医中药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是可以拿出临床数据的,那大家肯定还接着会问为什么没有高水平的文章发表呢?”说到这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顿了顿,面对台下2000多位听众,他面带苦笑无奈地说道:“3月20号我们投稿被拒了。”11月3日在苏州举行的2020中国生物技术创新大会上,黄璐琦是第一个做主论坛报告的嘉宾,他在《中医药抗击新冠疫情的优势和作用——对“十四五”中医药发展的思考》的报告中透露,中医药全方位、深度参与新冠肺炎救治工作并开展大量临床试验,不仅取得积极的疗效,还获得了许多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但是由于国外学术期刊的歧视,相关论文被无理拒绝。黄璐琦院士。图片由大会组委会提供●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效果显著●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在3月23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有7万余例确诊病例使用了中医药,使用率达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例使用中医药,使用率达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90%以上。黄璐琦说,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南一区以中医治疗方案为主,人均激素使用量为19.5毫克,该院其他7个病区以抗病毒药联合抗生素的方案为主,人均激素使用量为86.82毫克;南一区的恶化率(转重或死亡率)为8.05%,是该院所有病区最低的,其他7个病区的平均恶化率为11.98%。截至3月30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医疗队在金银潭医院累计收治患者158例,累计出院140例,其中,中医辨证中药治疗出院88例,中西医结合治疗出院42例,(危)重型患者治愈出院率88%。●临床对照试验数据科学可信●“中医主要特点是辨证论治,一人一策、一人一方,但面对疫情,为了能够得到科学的数据,在2月1日取得初步成果的同时,就拿出一个核心的药方‘化湿败毒方’,在质量稳定可控的情况下进行化湿败毒颗粒的RCT研究。”黄璐琦说。为了保证临床对照试验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课题组首先进行了动物实验,实验动物模型即ACE2转基因小鼠。试验结果表明,小鼠肺部的病毒载量下降30%,肺部的炎症病理切片有改善。此外,无论是小鼠的急毒还是大鼠的长毒试验,都体现它的安全性良好。在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课题组对轻型、普通型患者进行临床试验,主要观察转重率,采用的是随机平行对照开放性试验。在864例随机患者中,实验组434例,对照组430例,实验结果吃中药的转重率是3%,不吃中药转重率是7%。在金银潭医院,课题组对重型、危重型患者开展临床试验,采用的是严格筛选、随机入组方式,两组各102人。结果显示,试验组中位治愈时间与对照组相比显著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体温下降、肌酸激酶同工酶下降等指标上,较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对于住院时间小于14天的患者,试验组核酸转阴平均时间较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且试验组药物安全性好。●论文投稿无理被拒●课题组取得这些翔实的临床试验数据后,立即撰写了论文向境外一家著名学术期刊投稿。令黄璐琦惊讶的是,稿件竟然直接被拒了。“被拒以后我很生气,我专门给主编写了一封信”,黄璐琦说,“克力滋临床试验只有一例阴性你报道,瑞德西韦当时只有一例阴性你也报道,中医中药基于这样一个有效性,你可以从技术上给我提问题,但是你为什么不发表?”“最后他给我回话了,他说‘我不感兴趣’。”黄璐琦特地把“我不感兴趣”重复了两遍,台下顿时一片哗然。黄璐琦认为,“中医中药走不出去不是我们不行,实际上这里有个过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化湿败毒颗粒近日赢得阿联酋卫生主管部门认可,9月1日被列为紧急注册用药。“他们的专家顾问专门跟我对话,这里面包括美国专家、包括欧盟的专家,问我临床实验是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我们怎么做的,最后他们做了评估,9月1日紧急注册上市,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真正的好东西,是真正有用的,我有这样的自信,这个自信来自中医药的临床实践。”黄璐琦说道。来源:科技日报编辑:宋慈(实习)审核:王小龙终审:冷文生
8月21日,在上海举办的2020北京健康大会医生云论坛大会期间,钟南山院士接受了上观新闻专访。钟南山院士:关于连花清瘟胶囊,我们做了284例的患者研究,在全国23家定点医院展开。这284位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单独的常规治疗或常规治疗与连花清瘟胶囊的组合。结果显示,连花清瘟对于发热、乏力、咳嗽等症状的治疗作用明显。在降低重症病例转化率和提升病毒检测转阴率方面没有明显差异。我们向《植物医学》(Phytomedicine)投稿,这个杂志在这个领域影响因子是比较高的。当时编辑部找了三位审稿人评审。评审回来以后,我看有两个比较正面,有一位提出些问题。杂志主编不太放心,叫我们再介绍一位审稿人进行评审)。我们介绍了一位德国的学者,结果评议回来是比较正面。我们想这两轮的评审应该可以了,结果对方编辑部还是不放心,他自己又找了一位审稿人,看完后还要我们寄一些原始资料过去。我心里就想,为什么他这么怀疑?研究从各方面确实都是严格按照循证医学方法来进行的,但对方似乎始终不满意,所以拖了相当长的时间,前前后后大概有三四周,最后这篇论文还是登了。这实际上是第一次按国际上权威的法则去发表中医药的效果,后来看研究论文发布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现在有10多个国家在对连花清瘟进行安全实验。在前几天,我看到美国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个分支机构发了文章,认为经过分析中医药是有一定的效果。钟南山在大会的院士论坛环节发言。这个论文发表的整个过程让我觉得,哪怕是有怀疑的西医,只要认真地进行研究,结果还是会被认可的。当然,编辑也提到,唯一的缺点是研究没有双盲方案设计。但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抢救病人,如果还进行双盲实验是存在伦理问题的,他们也表示理解。总之,中医药在防治新冠上是有效用的。我们中医既要让国内的广大西医服气,也要让国际上主流的医学界认可,就必须先要用他们认可的语言方法以及理解的方式来解决。
夏天的风,吹过少年的衣角。下笔有神,预示着金榜题名。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也是圆梦的终南捷径。今天就随着小招一起走进——华中大人文学院愿你所“院”,终有风景点说院系师资雄厚,为学生成才保驾护航:学院现有教师77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大部分教师具备海外交流、学习经历,师资雄厚;其中,邓晓芒、欧阳康两位教授领衔哲学学科。专业为纲,培养综合文科人才:学院按中国语言文学类和哲学专业招生。以专业为纲,采取“一生一导师”的培养模式;以多维课程为基础,打造通识课、核心课、应用课相结合的三位一体课程体系,培养新时代综合型文科人才。资源丰富,助力学生全方位发展:中文系汉语言文学(古文字)专业和哲学系哲学专业均入选教育部“强基计划”,专业资源丰富。积极推动“大师进课堂”,包括韩少功、格非、王安忆等大师。学院与国外多所高校建立稳定系际交流与合作关系,鼓励、资助学生对外交流。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人 欧阳康教授2019年雷瑞鹏教授《Reboot ethics governance in China》在《Nature》主刊发表 荣获“华中科技大学重大学术进展奖”韩少功、格非的“春秋讲学”王安忆的“大师写作课”第二届华中大“语言论坛”院系简介人文学院创建于1977年,开全国重点理工科大学开办文科之先河。人文学院由中国语言文学系、哲学系、历史研究所组成,同时还建有国学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学和哲学是省级重点学科,现有中国语言文学和哲学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另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博、硕士授权点,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目录外自主增设国学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本科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哲学3个专业。学院下设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国家级跨学科交叉研究平台“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法国文化研究中心”等多个学术机构和科研平台。中文系举办的“华中大语言论坛”、主办的《语言研究》杂志有着良好的国际学术影响。哲学学科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位列B+方阵、科研成果全国前五,达到较高水平。学院与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波兰卢布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在美国、新西兰、巴西3地建有孔子学院。牛津大学暑假研学交流团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寒假研学交流团专业导读汉语言文学专业:专业实力:汉语言文学专业近两轮学科评估排名前30-40%,位列国内同类高校前列。本专业注重传统语言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传统文史哲交叉;创办的《语言研究》杂志、举办的华中大“春秋讲学”、“华中大语言论坛”等均具有较大影响力。学科前景:学科未来的发展主要有基于传统语言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语言学研究”;基于近现代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语境的“中外文学批评研究”;基于传统文史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史会通研究”三大学科方向,以此为基础,依托大学整体氛围,注重医工文理学科交叉。培养目标:旨在培养能够系统掌握汉语言文学专业基本知识和理论的高层次人才,具备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文化视野,做中国精神与中国智慧的实践先行者、学贯中西与立德笃行的学术探索者。课程设置:强化古今中外学术经典的当代传承与跨学科交叉融合,具体包括: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论等课程。《语言研究》杂志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科前景:随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趋势和“一带一路”的带动,未来学科建设既需要培养更多适应国际交流的高级汉语人才,也需要从事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学术人才。培养目标:旨在培养能够系统掌握汉语国际教育基础理论的高层次人才。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跨文化交际和对外汉语教学的能力,成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交流推动者。课程设置:注重中外文化会通基础之上的文化学习与语言能力提升,具体包括:现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英语口语、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法、中外文化通论等。近年部分发表成果哲学:专业实力:教育部学科排名位列B+(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同段);科研成果获国家领导人或省部级领导批示或采纳9次;哲学专业为教育部首批一流本科建设专业、首批“强基计划”试点专业;拥有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1名;教学成果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学科前景:哲学系设有“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省级协同创新中心、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并组建了“科技前沿的哲学与伦理问题研究”文科前沿团队。目前在研国家社科重大项目3项,科技部重点专项1项。培养目标:培养契合国家高等教育战略需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型哲学人才以及服务社会其他行业的通识型哲学人才。课程设置:《古希腊哲学》《近代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心灵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应用伦理学》《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批判性思维》《专业英语》等。邓晓芒教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荣获“华中科技大学重大学术进展奖”2019年 哲学大戏 《浮士德的美杜莎之筏》毕业生情况毕业去向2019届人文学院的本科毕业生中,3人选择自由职业,34人选择协议就业,43人选择升学,2人选择灵活就业,13人选择出国、出境。 国内深造2019届人文学院本科毕业生中,共有43人选择在国内深造,其中,有20人选择留在华中科技大学,占总人数的46.51%。 典型国内升学院校出国境留学2019届本科毕业生中,共有13人选择出国(境)留学。其中,8人选择去往英国,占总人数的61.54%;1人选择去澳大利亚,占总人数的7.69%。其余的则去往中国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典型留学院校协议就业协议就业行业分布协议就业单位性质协议就业地区分布典型协议就业单位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希望同学们保持良好的心态在高考中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九月,小招在华中科技大学期待与你相“喻”!编辑 / 蔡明芮、李小可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2018年3月17日,见证过无数次历史性时刻的人民大会堂,迎来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国家领导人宪法宣誓。75字的铮铮誓言,凝聚了习近平总书记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庄严承诺,彰显大国领袖许党许国、爱民为民的殷殷深情,引领全面依法治国铿锵前行。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法治建设经受住了大考,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疫情防控的新实践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2020年2月5日,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对依法推进疫情防控、提高依法治理能力作出战略部署。《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一文,是总书记这次重要讲话的一部分,主要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从两个方面作出部署:一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夯实中国之治的制度根基;二是坚持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相结合,提升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这篇重要文章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鲜明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深刻论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对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明确目标任务,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科学遵循和强大动力。开启法治建设新时代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民法典高票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正式生效……在党的领导下,一批重要领域法律法规制定出台,一批法治建设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举措取得重大进展,一批事关全面依法治国全局的制度设计、实践创新成果逐渐形成,不断开拓全面依法治国新境界。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长治久安的战略全局高度谋划法治,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践行法治,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法治建设宏伟蓝图徐徐展开。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加强,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备,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迈入新阶段,法治服务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地位作用有力彰显,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法治引领,筑牢了坚强法治保障。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在根本上靠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掌握大势,亲自担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多次主持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作出重大部署,定方向、定规划、定举措、抓落实,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谋篇布局、擘画蓝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推动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作出专门部署,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更加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顶层设计,对治国理政的驾驭更加成熟稳健,确保法治中国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依法治国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指示批示,全面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什么是全面依法治国、怎样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内涵要求、方向道路、工作布局、基本任务和原则要求等。2018年8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处理好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这“十个坚持”,高度概括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要义,蕴含着对依法治国的深邃洞察和深入思考,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伟大的事业离不开坚强的领导核心。实践证明,正是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领航定向,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法治中国建设才能锚定航向、把握主动,铸就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鲜明航标,引领全面依法治国航船劈波斩浪、扬帆前行。筑牢法治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凝聚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在法治轨道上坚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建设格局清晰成型、效力日显,始终是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坚强引领、可靠保障。实践证明,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每向前推进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围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从五个方面提出要求。一是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党的领导是我们的最大制度优势,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宪法总纲,进一步明确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如何在法治实践中落实好党的领导?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进一步推进党的领导入法入规,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法规,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二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强化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观念,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二是用法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属性,必须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使法律及其实施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三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完善法律规范、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和党内法规体系,汲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潮错误观点影响,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四是更好发挥法治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改革发展稳定,离不开法治护航;经济社会建设,需要法治保护;百姓平安福祉,靠的是法治守卫。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以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检验法治建设成效,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逐步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2020年8月26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司法局组织律师走进社区、工地,为群众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人民图片 朱大勇/摄五是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研究谋划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和法治队伍建设长远规划,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推动东中西部法治工作队伍均衡布局,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立良法,更要谋善治。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还就落实好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几份文件,提出明确要求。对《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总书记强调,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地见效,真正“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对《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积极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对《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总书记提出,要落实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优化行政复议资源配置,推进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提升治理效能提升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抓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总抓手,紧紧扭住提升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坚持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相结合,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政府权责边界,推动“放管服”改革落地见效;加强产权司法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法治中国建设释放出日益强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夯实根基,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得到极大提升。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法治建设也面临着新的目标任务。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建设的中长期目标提出明确要求和重要原则,“要统筹考虑国际国内形势、法治建设进程和人民群众法治需求,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协同”,并就“不断完善顶层设计,不断创新和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提出四项重点任务。一是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随着时代发展和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科学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在坚持好、完善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有效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聚焦法律制度的空白点和冲突点,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立改废释各项工作,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二是努力提升执法司法的质量、效率、公信力。“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执法司法公正高效权威才能真正发挥好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效能。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推进,把公平正义作为执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提升执法司法的质量、效率、公信力,更好把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2020年10月30日,安徽省合肥市滨湖世纪社区在合肥师范附小三小开展“模拟法庭进校园”活动。图为当日拍摄的模拟法庭“庭审”现场。 新华社记者 曹力/摄三是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卢梭的这句话深刻阐明: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法治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厉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针对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总书记极具针对性地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强化法治意识,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做制度执行的表率。二是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三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加大对公德失范、诚信缺失等行为惩处力度,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四是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历史和现实,阐明了中国力量、中国担当。看历史,总书记指出,“60多年前,我们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看现实,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受到各方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被载入联合国一系列决议”。基于此,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的法治蓝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更是一场深刻而重大的社会变革。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必将护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起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来源:《求是》2020/22)
这16种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发表的知识产权论文基本反映了知识产权研究在法学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以及实践中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原标题:2018-2019年知识产权法研究综述文 | 姜丹明 史少华 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深入推进,2018年-2019年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在立法方面,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了修订,专利法修正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日臻完善。2018年国家知识产局重组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打击非正常申请、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等净化知识产权服务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统一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标准,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知识产权学者们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知识产权理论研究结出累累硕果。本文对2018-2019年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与评述,供学界业界参考。本文以中国法学会界定的16种法学类核心期刊(CLSCI)[1]中发表的知识产权论文为样本[2]。这16种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发表的知识产权论文基本反映了知识产权研究在法学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以及实践中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一、总体情况2018年-2019年度CLSCI知识产权法论文共有128篇,占全部CLSCI论文的3.7%。其中25篇涉及知识产权基础理论,36篇涉及著作权领域,24篇涉及专利领域,16篇涉及商标领域,反不正当竞争及其他领域27篇。两年来,相较于专利法研究、商标法研究而言,著作权法研究在法学研究中的显示度更高,一方面反映了著作权领域遇到的问题比较多,另一方面也说明著作权法修订工作需要加快进程以解决新技术带来的法律难题。2018年度CLSCI知识产权法论文共有57篇,2019年增至71篇,主要因为基础理论、著作权、专利方面的研究数量增加。图1:2018-2019年CLSCI知识产权论文研究分布图表1:CLSCI知识产权论文数量统计表(单位:篇)对于法学研究者来说,能在CL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即是对自己研究能力和文章质量的一种肯定。而这两年来在这16类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过知识产权论文的所有作者里,王迁与蒋舸是最多产的学者,各自发表了5篇论文。紧随其后的是孔祥俊和马一德,各自有4篇文章。吴汉东、罗莉和谢晴川各贡献了3篇论文。这些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这几位学者们不俗的研究实力。二、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基础理论是整个知识产权法研究大厦的基石,支撑着整个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为专利、商标、版权等具体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指导着知识产权立法及司法实践,帮助知识产权工作者从容应对实践中的新问题、新挑战。(一)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数据分析两年来,学者们从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实践出发,深耕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为知识产权制度完善和事业发展建言献策。2018-2019年度 CLSCI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知识产权基础理论方面的核心论文共有25篇,其中2018年10篇,2019年15篇。自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我国开展301调查开始,中美贸易战边打边谈,知识产权作为导火索和谈判焦点之一,引发广泛关注。除了应对美方谈判压力,数据时代技术发展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冲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我国企业对知识产权服务的迫切需求,都给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2018-2019年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针对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历程、制度正当性、侵权损害赔偿、停止侵权救济、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人工智能(AI)与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新挑战等主题展开。(二)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热点述评01 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四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知识产权治理体系进入了新时代。2018年我国完成了对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重组,重组后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专利、商标、原产地地理标志的集中管理,并将商标、专利执法职责交由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承担,集中、统一、高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正式形成。随着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成立,我国形成一个“知识产权上诉法庭+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法庭)”的跨区域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体系,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改革在这两年内取得了卓越进步。这两年关于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方面的研究,侧重于经验总结与展望。知识产权事业蒸蒸日上,离不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深刻认识。吴汉东[3]试从思想基础、基本内容、实践意义三个方面研究分析习近平关于知识产权的重要论述,探索其知识产权法治观与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指出习近平站在创新驱动发展和建构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高度,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加强知识产权法治、发展知识产权事业等重大问题作出的分析和深刻说明,是指导当下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马一德4撰文回顾了四十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治理从私权自觉到创新自信,从接轨国际到全球治理,从分散扩展到集约改革,整个治理体系的构建和运作实际是知识产权法治逐渐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释放的发展过程。对于未来中国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将何去何从,吴汉东5提出,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应在吸收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注重本土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逐步从移植、引进走向自立、创新,展现本土化、现代化、一体化的发展基本面向。曹文泽与王迁6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发展对内要坚持创新发展,完善立法执法,适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依法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科学引导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对外则要关注国际形势,在WTO和WIPO框架下解决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利用“一带一路”的政策优势,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等手段打造以我国为核心的多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02 知识产权制度正当性研究通说认为,知识产权是人类为了促进知识扩散传播、激励创新、保障知识产权创造者的投资与收益,而赋予创新者的一种法定权利。自产生以来,知识产权制度切实促进科技创新发展,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充分向世人展现着该制度产生的生命力。然而到了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在网络效应的加持下,知识产品的复制传播成本低到趋近于零,这对于现行强调通过保护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新挑战。知识传播与权利保护在促进创新方面孰重孰轻,让学者们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从法理层面进行反思。在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解释中,何鹏7认为从功利主义法学、目的法学和利益法学三种理论解释知识产权立法目的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是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真实生活时难免沦为教义论。而从实用主义的视角研究知识产权立法目的,更注重分析知识产权法所反应的真实需求,强调的是规则的社会属性和规则的可操作性,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原则。当未来知识产权立法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的时候,特别是数字化时代知识产权立法可能会体现出一种多元主体互动的开放式立法结构,同时体现出更专业化、技术化、精英化的特征,那么采用实用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态度则更为有利。采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知识产权法似乎更具有解释力,在对行动主体的“理性”给予重视的同时,将“效率”作为衡量行动、规则的标准,通过比较各种方案的“成本——收益”作出取舍。周泽夏8认为这种方法背后的法哲学基础是在作法律选择时,需要用科学的方法与实用主义来修正道德论证的不确定性,但是用经济分析法存在着对知识产权其他价值的忽视与量化的局限,其结论应当作为知识产权法律选择时一个重要参考因素,不应无限扩大。冯晓青和周贺微9认为整个知识产权制度要发挥激励创新的功能,不能仅限于对知识产权这一独占权的保护,还需通过充分保障公共领域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创新这一价值目标。公共领域保留能够促进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学习,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有益循环,而现实中知识产权过度保护正逐渐压缩公共领域的范围,同时信息数字化与数字网络给公共领域范围扩大提供了工具,降低了知识传播成本,影响到知识产权保护。因此,在当今日益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发展中,尤其要注重公共领域的足够保留,理性处理和对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领域的平衡,以促进创新。知识产权司法判决是知识产权法律完善的重要来源。安雪梅10通过对我国的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创设知识产权司法规则的案例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审级更高的法院法官成为实施上的法律续造主体。既然如此,其建议通过不断完善法官在知识产权案件中运用法律续造进行审判的技巧,同时辅之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规则和指引,统一法律评价,以弥补知识产权制定法的不足。新兴技术对现有的知识产权和相关权利的设置提出了新要求,例如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问题。虽然,曹博11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在现阶段只是数据算法,其本质是计算与模仿而非智力劳动,不具有智力财产属性无法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应当属于公有领域,冒名发表人工智能“作品”等问题可通过法律解释中现有规范体系内加以解决。但是未来呢?有感于此,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学者在“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学术研讨会12,针对数字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意涵展开了讨论,在新技术背景下知识产权的理论价值、阐发创新战略的历史逻辑、发掘新兴权利的话语体系。03 知识产权保护这两年来,知识产权强保护是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强调指出“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震慑违法侵权行为”。落到实践中,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是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之一,学者们在侵权赔偿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富,也切实推动了我国侵权赔偿制度的改进。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各单行法关于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标准,主要按实际损失、侵权获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和法定赔偿四种。曹新明13通过对2011-2016年知识产权判例样本采集与统计分析指出,在知识产权纠纷审判实践中,我国人民法院适用法定赔偿标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比率非常高,超过了判例样本总数的90%,判例统计结果证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低与法定赔偿计算标准正相关。这些判例样本同时证明了“举证难”是导致人民法院过多适用“法定赔偿”标准确定赔偿额的关键原因。为此,他建议我国法律对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标准的适用顺序进行调整,法院应当采取更加有利于原告方的证据制度,提高法定赔偿上限,以方便权利人更有效地采集证据支持其索赔诉求。吴汉东14根据市场价值说,认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认定应以知识产权的“合理价值”为基础,计算其收益能力(市场价值)在特定时间的市场条件下的货币表现(市场交易价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损害赔偿计算的“三步观察法”,即:市场类型分析法、市场占有份额分析法及市场交易机会分析法。在计算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时,应基于权利种类差异,就其不同的损害构成因素进行市场类型分析,在此基础上,采取市场占有份额分析法和市场交易机会分析法计算出非法所得、实际损失或合理使用费的赔偿数额。蒋舸15则指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高度不确定性其实具有全局性,因此不应将解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难以精确计算”的重担全部压在法定赔偿之上,而应当将法定赔偿的相关功能疏导至传统的实际损失、违法所得与许可费倍数这三种损害赔偿方法中,只有在传统赔偿方式中给予法院足够的自由裁量权,才不至于使法官被迫在法定赔偿的框架下寻求裁量空间。如果适用侵权获利的方法计算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那么当有证据证明侵权人的利润时,确定侵权获利的最大困难在于确定侵权行为对侵权人利润的贡献比例或分摊比例。刘晓16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将中国和美国所采用的各种分摊方法从优到劣进行了排序,依次为:替代品比较法、消费者调查法、量化比例法和定性分析法。他建议我国法院在综合采用这四种方法时须满足一定条件,即:是否存在替代品、替代品利润证据是否可以获得、侵权人获得的利润大小是否超过消费者调查成本、是否存在量化比例、侵权内容与其他非侵权要素对产品整体利润的贡献度证据是否可以获得等,同时法院应对分摊方法与适用条件进行解释,由当事人自行选择。为加大惩罚侵权力度,提高法律威慑力,王利民17建议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规定侵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一般规则,为相关知识产权特别法提供上位法依据,在特别法没有惩罚性赔偿规定时,应适用民法典的一般规则,但要通过明确行为人必须具有主观故意,且客观上构成情节严重,并规定赔偿数额限制,来保障该规则的准确适用。事实上,这两年来我国正在构建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从商标法推广到专利法修正草案,法定赔偿额上限也显著提高。2019年1月公布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确定1倍以上5倍以下的赔偿数额,并将法定赔偿额从1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提高到1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201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商标法》,加大对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额由1倍以上3倍以下提高到1倍以上5倍以下,并将法定赔偿额上限从3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201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杨涛18认为,停止侵害救济方式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属于财产规则范畴,基于权利界定难度、谈判成本、交易障碍、要挟策略引发的讹诈风险以及社会公共福利减损等诸多因素的考量,若绝对化适用易引发“市场失灵”。因此,他建议当权利人的损害可通过金钱救济予以弥补,或者停止侵害的适用会导致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或会影响社会公共利益时,法院可以判令侵权方不停止侵害,而以损害赔偿或补偿责任替代之。在侵权责任方面,杨立新19认为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网络侵权责任规则,应该进一步扩大反通知权的范围,不仅平台内经营者享有,还应包含采取必要措施而受到损害的他人,以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司晓20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注意义务的设定抽象为一个完整公式:“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服务类型*行为类型*权利客体”,综合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注意义务高低,进而决定其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此外,杨鸿21建议通过修订《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增加相关措施,将过境、临时仓储、加工出口等不进入境内市场的特殊货物,纳入到海关执法的监管范围,并将其与一般进出口货物区分开,采取原则上不扣留的特殊知识产权海关措施,以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与自贸区扩大开放两种价值间的平衡。04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规则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而这几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对原有的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形成猛烈冲击。中国作为国际贸易体系深度参与者和受益者,如何去推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这两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之一。WTO多边贸易谈判停滞,催生出大量的区域贸易协定,其中欧美所形成的自贸协定显著超出WTO水平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规则。如果我国要构建中国自贸协定知识产权规则范式,王衡和肖震宇22建议应以《TRIPS协定》为基础,推进相关规则在优先领域的形成与完善,对于一些超TRIPS规则,则需要考虑其是否会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同时要注意处理好法律移植与自主规则创新的关系。余成峰23通过分析印度知识产权自相矛盾的法律系统被“全球社会”接受的经验,指出法律全球化不是被动法律移植,而是一个商谈性的政治过程和法律过程,应该让不同的利益群体深度参与到国家法律设定和全球规则解释的博弈。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已从贸易领域延伸到投资领域。徐树24指出投资者将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通过投资待遇条款和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挑战东道国的知识产权政策(措施)。虽然目前这类案件不多,但需要未雨绸缪,调整国际投资条约及改革其仲裁机制,明确投资条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边界,维护东道国法律制度自主空间。何艳25则认为对涉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投资争端而言,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和WTO争端机制都不是投资者寻求救济的最佳路径。为了保证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利益,建议结合目前ISDS机制所面临的问题,可以尝试建立专门的“一带一路”涉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投资争端解决机构和机制。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导致各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联结日益密切,知识产权与国际私法这一交叉领域也愈加受到重视。阮开欣26指出全球化背景下,在知识产权的初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过程中,基于在先关系的知识产权归属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权属普遍制的适用空间。而要解决权属普遍制和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共存所导致的法律冲突,法院应当遵循被请求保护国对于本国知识产权归属规则享有最终决定权的准则,且反致规则的适用内含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概念本身。除了涉外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判决项目”也一度是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中的重要议题。海牙国际司法会议特别委员会在2017年11月形成了《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草案)(简称为“草案”),其中有关知识产权的侵权和有效性等问题的外国法院判决纳入了承认与执行的可能范围,作为备选方案供各国进一步讨论。王迁27认为我国在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客体数量、保护水平以及国民的知识产权意识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承认和执行外国的知识产权侵权判决可能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利益失衡,我国应力争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公约》(草案)中允许各国对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声明保留。参考文献1据统计范围为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创新网”上的16种法学类期刊分别为:《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政法论坛》《清华法学》《环球法律评论》《法学》《法学家》《现代法学》《法律科学》《法学评论》《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商研究》《比较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政治与法律》。2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及各刊物官方网站,统计时间范围为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3吴汉东:《新时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思想纲领与行动指南》,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4马一德:《中国知识产权治理四十年》,载《法学评论》,2019年底6期(总第218期)。5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变迁的基本面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6曹文泽 王迁:《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四十年:历程、特征与展望》,载《法学》,2018年第11期。7何鹏:《知识产权立法的法理解释——从功利主义到实用主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4期。9周泽夏:《知识产权法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基于<知识产权的经济结构>的讨论》,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4期。9冯晓青 周贺微:《公共领域视野下知识产权制度之正当性》,载《现代法学》,2019年5月第41卷第3期。10安雪梅:《指导性案例的法律续造及其限制——以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11曹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智力财产属性辨析》,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4期。12资琳:《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与新兴权利的法理论证——“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学术研讨会暨“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第八次例会述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5期(总第149期)13曹新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新设计》,载《现代法学》,2019年1月第41卷第1期。14吴汉东:《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分析:理论、规则与方法》,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总第207期)。15蒋舸:《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向传统损害赔偿方式的回归》,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总第190期)。16刘晓:《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中侵权获利的分摊方法》,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17王利民:《论我国民法典中侵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规则》,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8期。18杨涛:《论知识产权法中停止侵害救济方式的适用——以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为分析视角》,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总第183期)。19杨立新:《电子商务交易领域的知识产权侵权责任规则》,载《现代法学》,2019年3月第41卷第2期。20司晓:《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注意义务的设定》,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21杨鸿:《自贸试验区知识产权海关执法的特殊问题与制度完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22 王衡 肖震宇:《比较视域下的中美欧自贸协定知识产权规则——兼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规则的发展》,载《法学》,2019年第2期。23余成峰:《全球化的笼中之鸟:解析印度知识产权悖论》,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1期。24 徐树:《国际投资条约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及其应对》,载《法学》,2019年第5期。25何艳:《涉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反思与重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26 阮开欣:《涉外知识产权归属的法律适用》,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27王迁:《<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公约>(草案)中知识产权条款研究》,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1期。(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