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2021年1月12日，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2020年终座谈会在京成功举办。会议由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小涓主持。中心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琪；中心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心主任江小涓主持会议江小涓指出，会议的目的主要是回顾中心过去一年的工作，并群策群力，为下一年度工作制定好规划，并借此机会，加强各课题组的配合与协调，力争明年出一套有深度高水平的年度报告系列，开几次有影响的学术会议。江小涓强调，中心研究人员应增强政策敏感性，密切跟踪政策及社会热点，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发挥科技发展与治理领域头部引领作用。薛澜讲话薛澜在讲话中强调，在当代中国，很多治理问题本来就是发展的问题，治理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探讨治理时，需要密切关注伦理问题。科技治理体系方面，应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的积极作用，探讨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法，尽快弥补我国在伦理审查程序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周琪指出，未来五年，我们遇到的科技治理问题会更多，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颠覆性难以想象，在这种背景下，中心的能力建设和前瞻性预判非常重要，应该把体系建设作为核心，从科学前瞻研判的角度提出问题，预见风险，提出未来五年的问题清单，并利用科协、中科院和清华的科学家力量，组织专题小组，善于借助外力。周琪院士讲话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副部长吴善超研究员在发言中表示，科技治理需要引起主流媒体重视，发出声音，提升学术影响力，科协作为科技共同体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致力于世界科技共同体价值观的提升，倡导科学求真，向善，透明，负责任的价值理念。科协也会不遗余力的支持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工作。吴善超讲话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朱旭峰教授代表管理团队，作了《中心2020年工作总结及2021年工作计划》汇报，回顾了中心过去一年在科研项目、学术活动、人才培养、政策支撑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对下一年度工作作出了规划与展望。接下来，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学位分委员会主席李正风；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朱旭峰；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梁正；中国科学院学部-清华大学科学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邱惠丽；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法务部主任彭耀进分别作了中心年度报告重大课题《当代科技伦理问题的前沿、争论与对策》以及《城市敏捷治理中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应用、伦理及对策研究》《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与实施路径研究》《地球工程引发的伦理问题及治理路径研究》《前沿生物技术伦理问题：科学、争论与治理》等4个重点课题进展情况汇报。李正风作《当代科技伦理问题的前沿、争论与对策》报告朱旭峰作《城市敏捷治理中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应用、伦理及对策研究》报告梁正作《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与实施路径研究》报告邱惠丽作《地球工程引发的伦理问题及治理路径研究》报告彭耀进作《前沿生物技术伦理问题：科学、争论与治理》报告中心主任助理，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调查研究处处长马晓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伟以及各课题组代表共计二十余人出席会议。大家在会上围绕中心2021年工作计划及课题研究思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内容提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政治学学者基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中国语境和实践对治理理论进行多样化阐述，逐步形成立足本土、借鉴国外的中国治理理论。中国治理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呈现出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方法日益多样、研究成果实践性强等特点。今后，治理理论研究应更加注重本土化，聚焦新时代特征、关注前沿热点问题，更好地为我国治理实践提供学理支撑。治理可以说是当代政治学最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在我国，治理理论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经历了学习推介、议题拓展、内容深化等不同阶段。随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治理研究中，对我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进行提炼，着力建构中国政治学自己的治理理论。治理理论研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为不同领域的治理实践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关注重点领域“治理”这一概念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晚期，但它真正进入现代学术研究视野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危机的现实情形，需要对传统的国家、政府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治理理论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这种现实需要，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那时的治理研究是围绕国家、社会、市场的关系展开的，以社会秩序可持续和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重点关注公共权力获得和运行以及相关主体的参与和互动过程。我国政治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治理理论。学者们基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中国语境和实践对治理理论进行多样化阐述，逐步形成立足本土、借鉴国外的中国治理理论。具体来说，治理研究主要涉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两对关系成为中国治理理论的重点研究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日渐高涨，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在此背景下，要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或政府的力量，还必须更多依靠人民群众，重视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在及时回应人民多样化需求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不同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政府需要改革机构设置和优化职能配置，重视运用新兴信息技术等手段，更多运用协商、合作等治理方式，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最初的辅助性作用到基础性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我们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对此，治理研究一方面强调不断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减少不必要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善于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另外一方面也强调在一些治理领域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扩大公共服务市场开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健全激励补偿机制等多种办法，提高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好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最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展现自身特色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治理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扎根成长提供了机遇。学者们逐渐摆脱简单学习推介的局限，结合中国治理实践对原有治理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和提炼。经过多年探索和发展，我国治理理论研究日渐成熟并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后，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与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结合在一起。随着国家、社会、市场的发展变革，人民依法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渠道更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样，治理理论研究涉及的行为主体更加多样，所依赖的约束性条件也发生着变化。于是，治理理论能够解释的范围不断扩展，并与不同行为主体和制度场景结合，形成了诸如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城市治理等研究领域。在这些研究领域，政治学界围绕治理问题，从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提炼出不少具有学理性的新观点、新理论，形成了一大批既有理论支撑又体现不同领域特点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在治理理论研究中，政治学界创新研究方法的自觉性不断提升，在重视规范研究的同时，也重视经验研究。对于规范研究而言，政治学界对治理的基础理论进行深入探讨，诸如继续深入探讨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关系、社会资本与治理的关系等，以便更有效地运用治理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实践。对于经验研究而言，案例研究、定量研究、实验研究、预测研究等现代方法得到广泛应用。最为典型的是在基层治理研究中，有的学者在占有、分析大量案例的基础上，采用大数据手段进行数据收集、分析与应用，实现研究方法的更新升级，提升了治理理论研究的整体性水平。研究成果扎根实践。无论是政府治理、社会治理，还是基层治理、城市治理，治理理论研究各个领域都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密切相关。治理理论研究的不少成果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国治理改革的实践进程，促进了与此相关的话语体系的变迁，推动着各个领域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例如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治理创新等具体实践，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治理理论研究成果的影响。同时，治理实践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经验、新做法，又为治理理论研究创新提供了增长点。扩展研究空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为进一步深化治理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加清晰的方向，扩展了研究空间。政治学学者应把握新时代的新趋势，推进治理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注重研究的本土化。治理理论要在构建中国政治学中扮演重要角色，就需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行整体性研究。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前提下进行的。治理理论研究需要重点分析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领域如何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各项公共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政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更好实现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现代国家。聚焦新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而这些都是治理理论研究需要关注并且能够深入挖掘的领域。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提出为治理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在治理实践中，我们正在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这些举措深入推进，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治理理论研究应聚焦新时代的特征，对这些治理实践给予理论回应，推动研究走深走实。关注前沿热点问题。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发展中的问题亟待解决。治理理论研究需要关注事关国家发展与社会转型的重大前沿热点问题。当前，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多种风险要素，政治学界应围绕如何防范化解重大治理风险展开研究。可以围绕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等方面，积极研究防范化解治理风险的路径。也可以从治理理论出发，重视提高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治理能力，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研究构建多层次多主体的复合风险治理机制，有效防范各类风险。中国治理理论研究是伴随我国治理实践而形成与拓展的，是对以往波澜壮阔的治理变革经验与规律的理论总结，必将在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继续创新发展。（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制图：张芳曼《 人民日报 》（ 2019年03月25日 10 版）

原标题：第四届国家治理研究智库高端论坛（2020年）在京举行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1月18日，第四届国家治理研究智库高端论坛（2020年）在京举行。论坛主题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出席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理事长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马援致辞并进行大会发言。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主持。高培勇指出，“十四五”时期仍处于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期，仍处于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期，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必将给哲学社会科学提出更高要求。社会政法学部各研究所、国家治理研究智库要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院党组有力指挥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挑重担、砥砺奋进，用学术创新和坚实成果回馈党和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征程中书写新的篇章。李培林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十四五”时期发展绘制了一张宏伟蓝图。在过去的20年中，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9倍，这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罕见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实现了民生福祉的快速提高，人均收入、人均寿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重要的社会经济指标大幅提升，已经建成了一个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为我们未来发展奠定了最为深厚的社会基础。马援在致辞中着重分析了大主题、小问题与学科协同问题。他认为，国家治理、“一带一路”建设、脱贫攻坚这些重大问题，不是一个具体的学科问题，而是一个大的研究主题，这类问题特别需要在大的主题下以学科研究为基础开展协同合作。深入分析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关键点、动力源、总开关，是系统把握中国发展经验这一长期议题的核心内容。在张树华看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制度表现出了强大领导力、动员力、组织力、执行力。这表明，中国之治取决于中国之制，然而各种制度相互配套才能带来整个体制的效率和效能。从武汉抗疫实践看，社区治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春光认为，社区治理离不开居民的积极参与，因此要在设置居民感兴趣的议题、激活居民的责任意识、提高民主协商能力和提供相关资源支撑等方面下功夫。通过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季为民概述了新冠肺炎疫情各阶段舆论的特征，总结了此次疫情新闻舆情工作的总体特点，并建议今后要从加强舆情监测和研究、处置重大突发事件舆情、舆情处置和舆论引导制度化三个层面上加以应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李洪雷表示，处理好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立法质量与严格执法、执法资源与严格执法、法律规范与法制保障、程序法治与实体法治、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法治理想与法治现实这七组关系，才能进一步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柳华文看来，进一步加强国际法研究，是完善中国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国际法为国家对外发展服务，对国内治理也有影响。针对“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建议，要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保转移接续，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双扶持”阶段。全国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绝对贫困线有了时代发展的相对性。因此，今后确定城乡扶贫对象时，可以提升绝对贫困线或者降低相对贫困线，二者在治理成本上差别不大，但话语体系建设出发点略有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郝时远、陈甦等对学者发言进行了点评。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国家治理研究智库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国家治理研究智库秘书处承办，国家治理研究智库政治发展研究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各职能局、社会政法学部各研究所及相关单位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春燕获取更多学术资讯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王绍光。资料图中国青年网北京4月25日电（记者　陈琛）4月22日，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王绍光主讲的“治理研究：正本清源”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层报告厅开讲。讲座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鞍钢主持。王绍光在讲座中表示，近年来，“治理”一词被广泛运用，大家把源自英文“governance”的“治理”看作全球学术界比较新潮的东西，觉得“治理”这个名词和与它相关的种种理论仿佛不无道理。但如果细究起来就会发现，“治理”一词随处可见，但往往不知所云。今天，“治理”这一概念不应被完全抛弃，但是，我们应当回归本源，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4月22日，王绍光在清华主讲“治理研究：正本清源”。中国青年网记者陈琛 摄讲座中，王绍光梳理了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回溯了“治理”的词源，对其进行了谱系分析，并公共管理领域到底是否出现了所谓范式转换。最终得出结论：过去二三十年主流“治理”研究基本上是宣扬一种规范性主张，即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没有什么扎实的实证性根基，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其大行其道的秘密恰恰是因为基本概念含糊不清。“治理”这一概念不应被完全抛弃，而是应当回归本源，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王绍光认为，我们可以回到英文“governance”与中文“治理”原本的含义，它指的是公共管理（包括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途径、能力，而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公共管理（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与途径，不是指市场化、私有化，不是指“无需政府的治理”，不是指“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王绍光说：“有些人有意或无意把党和国家所说的‘治理’拉入西方主流治理理论的话语体系，还说‘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实在是本末倒置。”王绍光在清华开讲“治理研究”。截至4月24日，讲座网上直播观看人次突破2万次。网页截图据了解，该场讲座还通过新媒体手段实时进行了现场直播，截至4月24日，网上直播观看人次已达2万次。

2018年12月15日，“中国公司治理二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商学院顺利召开。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与副主任、南开大学商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陈清泰教授做了“重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题演讲。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原天津财经大学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维安教授主持会议并做“中国公司治理发展与趋势”的主题报告。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全国第一个公司治理研究机构，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自1997年成立以来，始终引领我国公司治理研究前沿和改革实践。研究基地拥有全国第一个公司治理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发布第一个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CCGINK)，设立我国第一个公司治理专业学会即公司治理专业委员会，是全国公司治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育发源地，也是中国公司治理的政策智库和实践交流平台。第一部分：历史沿革，二十年光辉岁月一、应运而生，推动工商学科发展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成立于1997年，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公司治理研究机构，由南开大学与国家审计署共建，初创时称为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室，其后改称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中心于2004年被评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并于2012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成为中国公司治理研究最为权威、系统的研究机构。研究院下设公司治理理论、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治理评价、网络治理、跨国公司与集团治理、公司治理实验、绿色治理等专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室。研究院以公司治理为主线，开展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建立了多学科交叉的公司治理研究平台。研究院研究团队构筑起以治理边界、治理成本、治理风险、治理质量、治理溢价、治理绩效等为核心范畴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实现从公司治理结构到公司治理机制的深入，从单法人治理到集团治理、跨国治理、网络治理等层面的扩展，极大丰富了公司治理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进而，研究团队将从公司治理研究总结出的分析方法与核心概念，逐步拓展到大学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等，实现由营利组织治理到非营利组织治理的跨越，并提炼出“一般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思维；近来，经过对人类发展模式的思考，针对当前绿色发展缺少治理层面顶层设计的突出问题，又率先提出“绿色治理”理念，并开展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研究院在开展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并把公司治理建设成为新兴的学科专业。二、整合资源，构筑国际化学术网络研究院依托中国公司治理网、南开国际管理论坛、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全国公司治理青年论坛等交流平台，在与国内著名院校、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深化交流合作的同时，与美、日、加、香港等12个国家或地区的15所大学或研究机构也建立起长期、实质性的合作和交流关系。2001年至今，成功举办9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邀请到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泽尔腾和莫里斯在内百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并多次成功举办夏季学期名师论坛。2002年，成立泽尔腾实验室，吸引一流国际学者开展合作研究，为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实验平台。2009年，设立第一个公司治理专业学会，即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公司治理专业委员会(China Association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CACG)正式注册成立。2013年，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合作建设“中国公司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与央视合作成立“南开大学—央视指数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央视—南开大学公司治理协同创新研究基地”，通过以上协同创新平台，大大拓展了科研平台和理论视野。三、服务决策，促进产学研协同发展研究院始终注重将一流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实践，先后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等进行中央企业改制与整体上市、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企业家及国企领导班子成员评价指标等方案实施提供了重要研究决策，为原中国保监会设计了我国第一套保险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并为深圳市国资委直管企业进行了治理评价，研究成果均得到课题委托方的高度评价；为国家发改委、证监会、银保监会等多个部委，为中航工业、中航科技、中国核建、中国有色、中国交建、中国大唐、大唐电信、新兴际华等二十余家大型中央企业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等十余家重要金融机构，也为上海、广东、海南、湖北、江西、山东、辽宁、广西、云南等省市的国资委进行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与培训，不懈地传播着治理思维与治理理念。基于这些治理实践和治理评价的反馈，丰富了对策研究的针对性，如该团队2017年系统提出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修订案报告》，被其后证监会颁布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借鉴或采纳的达70条。2015年李维安教授受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工商管理卷》主编，公司治理成为工商管理卷的主要分支，从而进一步在社会上推广和科普公司治理理念。四、开展前瞻性、基础性创新研究，引领实践发展2000年，李维安教授发表《改革实践的呼唤：中国公司治理原则》一文(该文获得教育部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呼吁有关方面制定中国的公司治理原则；2001年研究院研究团队率先制定国内首份《中国公司治理原则》，后即被中国证监会《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PECC组织《东亚地区治理原则》所吸收借鉴；2003年开始发布的公司治理指数(CCGINK)及评价报告，成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的“晴雨表”，依托该指数构建生成的央视治理领先指数于2013年6月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代码：399554)，并进而被应用于央视财经50指数等的开发与运行，为中国投资者进行价值投资提供依据；2017年7月，李维安教授又带领团队发布全球首份《绿色治理准则》，2018年9月发布首份《中国上市公司绿色治理评价报告》与首个中国上市公司绿色治理指数(缩写为CGGI)，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进而指引绿色发展实践。第二部分：学术研讨，助力中治院再出发围绕中国公司治理的发展，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中国公司治理的现状和问题，就如何推动中国公司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与观点。与会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经过充分研讨，认为应积极发挥公司治理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促进公司治理与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发展。一、中国公司治理转型历程：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着由计划经济向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不断前进，也正是在这一方向指引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微观层面，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其核心在于实现由行政型治理模式向经济型治理模式的转型。所谓行政型治理就是按照行政化的方式决定企业的资源配置、高管任免和经营目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国有企业只是政府的延伸，限于“生产车间”的职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营利性的企业组织。在该模式下，资源配置由政府统一调配而无自主权、企业经营目标是贯彻政府行政指令、高管任免考核按照行政或政治晋升要求而定，产权不清、政企不分使得国企治理很难做到权责明确和管理科学。而与之对应的则是“经济型治理”模式，即以市场化方式配置资源、以市场化的方式决定高管任免和实施经济化的经营目标。现代公司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两权分离的营利性组织，其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不再只有政府与职工，还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客户、社区等。公司治理的目标在于实现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制衡、并保障公司重大战略决策的科学性，以此实现公司价值即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由此，公司只能按照市场化价格机制来获取经营发展所需资源，以经济化的营利性指标为主来确定经营目标，进而决定公司高管的任免考核。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司，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经济组织，与之分别匹配的行政型治理与经济型治理也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治理模式。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公司治理问题表现出鲜明的“由行政型治理逐渐向经济型治理转型”特点。始于1978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在经过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到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围绕着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等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化，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两个焦点问题上：一是国有企业公司化后，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权力如何分配与制衡；二是国有企业公司化后如何处理新老“三会”的关系。1994年以来，一些学者把与上述研究内容相一致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概念从国外引入国内，并为国内学者所接受，由此掀起了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治理研究高潮。2002年1月7日，为推动上市公司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成为规范上市公司治理行为的基本纲领。这标志着我国公司治理从理论研究进入实践应用。16年来，作为国际公司治理主要规则的《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于1999年颁布后进行了几次大的修订，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法律的修订较之超前，这使得治理规则体系出现脱节，已不能适应中国公司治理实践快速发展的要求。2017年，《关于2017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将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的一项任务。2018年8月11日，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研究团队正式发布《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修订案报告》。该报告是研究院继18年前推出《中国公司治理原则》，并依据积累近20年的理论研究与经验提出的公司治理准则升级版。2018年9月30日，证监会正式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系统提升，有利于缓解治理规则建设的严重滞后产生的种种公司治理乱象，从事件推动转向规则引领，提升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的水平。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治理改革历经结构建立、机制完善、有效性提升等阶段，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已经渗透到管理的各个职能环节，如营销治理、供应链治理、财务治理等等。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公司治理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公司治理实践探索推动了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截至2017年年底，随着国有企业公司转制的完成，标志着我国从企业治理进入了公司治理的新阶段。二、中国公司治理现状：行政经济型治理公司治理改革总的逻辑是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但这种渐进式改革带来的现实是，现阶段中国公司治理同时存在着行政型治理和经济型治理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称之为“行政经济型治理”模式。上述行政型治理和经济型治理并存于一个企业组织中，使得“内部治理外部化、外部治理内部化”的问题较为突出。即本来应该由内部治理的决策职能，比如高管任免、薪酬、股权激励等，现在仍由外部治理主体决定；而外部治理的很多职能，比如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却由内部治理承担。因为在行政经济型治理模式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人”，同时也是“行政人”。一方面，作为经济型组织的国有企业，有寻求利润最大化的一面，为此需要公司经营者创新经营，获取经济收益的提升；另一方面，作为行政型组织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往往来自政府、国资委等机构的行政委派，国企经营者同时兼有“行政身份”。而行政型治理与经济型治理间关系的错配，易导致公司潜在的治理风险。两种治理模式并存扭曲了职业经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滋生其利用两者冲突出现的“吃两头”行为，表现为一方面追求官员身份、行政级别带来的政治好处，另一方面又想拿市场化薪酬，出现经营者“好处捞两份、空子钻两个”等问题。三、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建议：治理规制引领，经济型治理主导针对上述治理状况，李维安教授提出，中国公司治理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是尽快突破 “胶着期”，实现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型，加快我国公司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为此提出如下具体对策建议：第一，用经济型治理的逻辑实现中国公司治理改革转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中国公司正在沿着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的路径转型和发展。为突破目前治理的“胶着期”，推进混合所有制等公司治理改革要坚持经济型治理的大方向。第二，探索开展区域性公司治理评价，以评价带动公司治理质量提升。建议各地区监管部门引入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以评价推动地区公司治理建设。形成“质量引领”的区域公司治理文化，不断提升本区域公司治理水平和能力，打造包括公司治理在内的“中国质量”。第三，推进政府治理、社会治理配套公司治理改革的进程。当前，需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公司治理改革轻装前行；并将公司治理改革的经验和思维，运用到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中，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第四，推动绿色治理落地，尽快出台《上市公司绿色治理准则》等规范性文件。协调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的行为，实施政府绿色行政，加快企业绿色转型，完善公众绿色监督，最终带动社会绿色发展。第五，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强化中国公司经济型治理的合规意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由制度落差带来的治理风险，是跨国公司治理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跨国公司治理情境下，东道国或海外上市监管机构的制度性规定增加了跨国协调成本，由此引发的治理环境风险、信息披露风险等公司治理风险也会相应提高。（文章来源：中国发展网）

沈逸，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师，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1976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1995年-2005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2005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至今。主要研究方向：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网络外交、网络舆情等。主要著作：《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专著)，2013年12月出版。其论文《来自霸权国家的网络安全威胁》、《中国的新网络时代：不求霸权，不止安全》、《克服被阴谋论放大的网络安全焦虑》、《开放环境下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构建》、《非国家行为体制造了哪些威胁》、《网络安全离不开市场和需求》等获高度关注。2008年8月-2009年9月，以复旦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公派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科学技术与国际关系项目进行博士后访学。

第三届国家治理研究智库高端论坛(2019年)现场。人民网 赵光霞摄人民网北京9月26日电(记者 赵光霞)今日，第三届国家治理研究智库高端论坛(2019年)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研究：指标构建与数据获取”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意义和价值：国家治理研究指标构建的必要性”“国家治理研究的指标体系构建：基于社科院的经验”“负责任和创新：指标体系建立的准则”“数据获取：指标体系建设所需要的数据支持”等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大数据研究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此次论坛“对推动我院相关学科深入开展大数据研究、彰显我院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定位，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理事长李培林称，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不但改变了社会生活方式与信息生产方式，而且必将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带来思维方式与研究范式的转变。各个学科现在都重视大数据的挖掘与应用，但怎样获取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大家都处在探索的过程中，因此很有必要一起交流、讨论，以期形成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以“网络社会与不同阶层的网络行为”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他认为，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其内部结构是不同阶层组成的亚网络。在网络社会中，不同阶层的网络行为具有不同的特征，也体现了不同的道德行为准则和价值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在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的发言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倡导民族团结一家亲、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整体性尤其是“国家民族”的属性更加鲜明。在这种情况下，自觉提出“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属性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贠杰的报告题目是“政府综合绩效评估的指标构建与数据获取”，他认为，政府绩效评估是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基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逐步丰富和深化，指标体系建设也在不断推进，但存在的突出问题依然表现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相脱节，缺乏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估技术基础。200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团中央有关部门启动“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截至2018年，完成了九次全国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季为民以“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十年调查与探索”为题作了报告，他分析了十年来“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的改进和数据变化，总结了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变化趋势和研究结论。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承办，共60余人参会。论坛期间，还召开了国家治理研究智库理事会会议。

基层治理研究之一：属地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碧翰烽/文属地管理基层是个很容易被忽视的所在。虽然说有，但是有的地方往往是口号喊得多、真正关心的实际工作做得少。这一次疫情防控，基层发挥了巨大作用，还将继续发挥巨大作用，构成一道道联防联控的战线。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基层干部，志愿者，公安民警，格外辛苦，格外不易，格外耀眼。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是为了更好的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是为了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宁，更是为了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加幸福。属地管理，这是基层的使命，也是基层的尴尬。1什么是属地管理？从治理体系来理解，“属地管理”是相对于“谁主管谁负责”的。也就是说，“属地管理”是以“块”为主，按照区域或地域来确定，比如省、市、县、乡、村等区域。“谁主管谁负责”应是以“条”为主，按照行业或系统来确定，比较常见的垂直管理部分，属于此种管理模式之充分体现。比如税务、生态环境等部门，还有一些央企，垂直管理功能就比较强。属地管理，本是一个正常的管理逻辑和治理格局，只是因为加入了“谁主管谁负责”的垂直管理体系，使得有些问题多少变得复杂了些。2综治工作的属地管理：不只有责，更是有权！专门针对一项工作，中央早就作出过属地管理的相关规定。1992年，专门出台规定，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属地管理原则。关于这份属地管理的规定，体现了“责权利”相结合的鲜明特点：一是强调了部门单位的“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二是部门单位要服从所在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所在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的组织、指导、协调、督促和检查；三是强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具体措施由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负责组织落实，比如在城市原则上由街道负责，在农村原则上由乡镇负责；四是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对辖区内所有部门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协调指导权、监督检查权、表彰批评权和对主要领导、主管领导以及治安责任人的党纪、政纪处分建议权。2016年，《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又明确提出，“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格局。”所以，这个属地管理，不只是给属地以工作责任，更是给了属地一定的权力，可以保障工作责任的落实。近年来，一些地方创新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其实就是一种真正意义属地管理的探索。3当下属地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属地管理之所以出现问题，主要是延伸到乡村之后暴露出来的，反映到基层治理的一些困惑。一是有的地方上下之间不信任不认可。一方面基层认为自己干了太多的事，而且还认为有些工作应该是上级有关部门要干的，觉得自己费力不讨好；另一方面，有的上级部门又认为基层工作抓得不落实，执行力方面总是存在打折现象。二是有的地方随意性比较强，缺乏法定支撑，人为因素增加。在一些地方，对于某项工作实行属地管理，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与评估，往往是随意性比较强，仅凭一个讲话、一个会议、一份简单的文件，就将责任明确到了属地，缺乏严肃的法定支撑。有一名村支部书记说：只要是在你辖区范围，所有事情都要你牵头，都要你负责。以拆违为例，就要村干部冲在最前面，城管等部门反而成了配合方。还有诸如黄标车的管理，也是让村干部冲在前面，交警等部门还成了考核方。如此之结果，就可能导致属地管理项目太过泛滥，使得属地管理庸俗化。一个小小的村委会、居委会，变成了大而全的“小政府”，自治功能受到弱化。三是有的地方只给责任，不给权力，使得问题麻烦归于属地。任何一项工作要想真正落实到位，必须做到“责权利”相结合，否则就可能陷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在的问题是，有的职能部门本就是责任主体，现在却成了督查主体。不仅不给基层权力，反而是在扩张自己的权力。而实际上乡镇街道既无权力又无能力承担，导致基层治理出现不少薄弱环节。一旦出了问题，基层还得“背锅”。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现在基层属地管理变成责任属地，但权力并不属地，权力和责任不对等，很多基层干部感觉责任非常重，但是没有权力来完成上级所下达的任务。四是有的地方只给工作，没有赋能，导致问题难以根治。做任何工作，都要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才能确保工作落到实处。拿安全生产、环保等方面的问题来说，乡镇街道没有执法权，也没有专业的执法人员，很多执法工作只能靠劝说、宣传等方式，如果非要用强制手段，就可能涉嫌违法。而一旦波及到多家部门推诿扯皮的难题，最终往往就会甩给基层属地去负责。这个时候，有的部门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办好，可是基层就有这个能力吗？如此下去的结果，就可能导致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大家只能通过材料、报表、挂牌、上墙等方式来应付检查和考核，最终沦为形式主义。上访的依然上访，纠纷的依然纠纷。五是有的地方只问结果，不问源头。拿一些物业纠纷来说，许多问题本就是开发商的一些不规范或违法行为所导致，这里面也可能波及到一些部门不作为或乱作为，可是最终矛盾纠纷来了，有关问题的制造者，反而站到了一边置之不理，将问题直接抛给了属地。有属地的基层干部就叫苦，证不是我办的，维修基金我也管不着，物业公司也管不了，怎么办？只能靠一张嘴，说来说去，有人会听，有人就不会听。所以，如果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最终又如何破解问题。而这个源头，就是谁制造的问题，应该是谁的主要责任，而不是简单地甩给属地。4属地管理问题的原因分析一是机构多，管得多。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相比于上级部门单位的数量，基层无论是机构设置，还是人员数量，都是极不相称的。比如一个区县市的部门单位，几乎都是在上百个数量，而乡镇街道的工作人员都很难达到上百人，所以1人对付1个部门都做不到。此前不久，湖北还专门强化街道力量，提出要确保各街道行政编制不少于15名、事业编制不少于30名。更大的问题在于，一些部门单位的存在，必然掌握一定的资源，必然要增加“管”的意识与事情，必然就会要刷存在感，以显示自己的权威与政绩。这样的刷存在感多了，势必最终干扰到基层。如果一个机关单位内设机构再比较多的话，基层真的难以应付。二是部门权力大，责任不对等。一些部门单位掌握了太多的人权、财权、考核检查权、资源配置权。这就使得基层缺乏平等话语权，导致权力往上收，责任包袱往下甩，使得权责明显失衡。尽管有的地方试点基层对于上级部门的考核权，但也效果不会十分显著，毕竟相对于部门单位的权力来说，存在着很大的不对称性，尤其是一些比较强势的部门。有个街道的负责同志曾说，当年就是因为一项工作而扣了某职能部门的分值，结果该职能部门就记着这个街道，许多事情处处卡壳，弄得街道十分被动。三是部门管理存在短板，无法延伸到基层触角，不得不依赖基层。这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有些部门单位的工作任务一直延伸到了基层，但苦于人力、物力、财力的不足，没有能力或机制来完成这些任务，于是只好借用上级权力将任务分解到基层。5对策与建议如何破解属地管理的尴尬？我以为，目标还在于建立完善条块协同机制，也就是“属地管理”与“谁主管谁负责”紧密协同，真正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来协同。一是深化机构改革，规范部门利益。还得要继续推行大部制，不仅要减少机构单位，还要注重减少内设机构，减少人员，减少职能。二是尊重基层、相信基层，给基层最大限度放权，做到权责对等。要让基层有自主权，不能什么事情都替基层作主。首先要下决心理顺县区与乡镇街道的职责关系，二者之间的权责应分明，事权和支出责任也应统一。不能把一些乡镇街道管不好、不该管的职责任务推卸给基层，应该根据职责相符的原则来规范属地管理体制。关于这个问题，不少地方都在探索。我以为，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乡镇街道的财权问题，不能让乡镇街道只是一个报帐的单位。还有执法权，应该尽快在乡镇街道组建综合执法机构。在这个层面来思考，就是要给基层放权。有位乡党委书记告诉我，现在上面把基层管得太死了，每一项工作也规定得太死了，看似是为了精细化管理，实际上基层情况千差万别，根本不是上面各种精细可以管得了的。其实，上面更多的是把方向、求结果，至于具体的操作，只要不违法不违纪，应该是交给基层根据实际情况来执行。三是推进属地管理法治化建设。此前，山东省出台《关于明晰县乡职责规范“属地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明确51项县乡责任规范“属地管理”，共分8个部分，5个方面的重点措施，包括建立“乡呼县应、上下联动”工作机制、赋予乡镇街道更多评价权、管理权，都直指“属地管理”式加重基层负担现象的要害。属地管理要进一步规范化，就要走法治化路子，真正做到依法属地管理，属地管理依法，至少让基层充分明晰，哪些属于其管理的法定职责任务，而不是临时性、随意性的。四是强化社会舆论监督，充分听取基层意见建议。畅通各种监督渠道，确保基层、社会的各种意见建议充分上达，保证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和问题能够得到真实反映。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9月26日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梅潇予）9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承办的第三届国家治理研究智库高端论坛（2019）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理事长李培林出席会议并致辞。高培勇指出，当前，大数据研究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届论坛以“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研究：指标构建与数据获取”为主题，正逢其时，对推动我院相关学科深入开展大数据研究、彰显我院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定位，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李培林指出，大数据社会的来临，不但改变了社会生活方式与信息生产方式，而且必将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带来思维方式与研究范式的转变。各个学科现在都重视大数据的挖掘与应用，但怎样获取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大家都处在探索的过程中，因此很有必要一起交流、讨论，以期形成共识。他提出，网络时代的智库研究要强化问题意识、数据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本次论坛分为4个单元：“意义和价值：国家治理研究指标构建的必要性”“国家治理研究的指标体系构建：基于社科院的经验”“负责任和创新：指标体系建立的准则”“数据获取：指标体系建设所需要的数据支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国际法所、政治学所、社会学所、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12位专家学者在各单元作了主题发言。本次论坛持续一天，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作总结时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研究智库的专家学者，我们一定要学会掌握大数据、运用大数据，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我们的智慧。本次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集社会政法学部7个研究（院）所的跨学科优势，共同探索大数据运用于国家治理研究一次有益尝试，各位专家学者集思广益，为国家治理研究的方向、方法和实际推动献计献策，使本次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马援，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王灵桂，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社会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穆林霞、所长陈光金，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房宁、所长张树华，法学研究所所长陈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莫纪宏，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党委书记赵天晓、副所长季为民以及各研究所代表和媒体记者6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