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研究员

来源：许戈说财经犹记得，同门师弟刚刚进入券商行业做行研实习生的时候，春风得意，立志要做出一番成绩。结果，前几天，他给我发信息：“师姐，救救孩子吧，行业研究报告快把我虐残了……”怎么回事？原来，自从进入券商行业，他就天天写点评，写报告。而且，二级市场时效性很强，需要对新发布的政策、公告、新闻做出快速反馈，一旦有什么重大消息，熬夜通宵写也是常有的事！他说：团队里大家都各忙各的，我要自己到处扒资料，结果到了团队写研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辛苦找的资料根本没价值……其实，不只师弟，还有很多像他一样刚刚进入金融行业的小伙伴，都会遇到种种问题：收集数据的渠道太少，无数据可收集好不容易找来了数据却不会分析不懂行业，如何开始行业研究……那么，真正的大神会如何做行业研究的呢？他会告诉你：与其天天扒别人的报告看得一头雾水，还不如试试这个“一劳永逸”的方法：一次性花时间学习一套专业的行业研究方法论，以后再遇到一个新行业时，就可以迅速抓到重点了。而行业研究的核心能力，其实是一套好的分析框架和判断标准，可以帮助你：洞察行业发展的空间和关键驱动力，能够预判行业未来的发展，真正做到前瞻性分析；掌握如何快速看懂一家公司的能力，分析公司未来发展前景，为投资决策打下基础。所以，不论你想从事券商或转向买方，还是去做投资经理，你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非常依赖你的行业研究能力。放大招为了帮助同学们能像高盛金融分析师一样做好「行业研究」，职问特开设“年末福利试听课”。↓▲扫码前小提示：已经购买过金融分析正课的同学，就不需要买这个课程啦！拿什么保证学习效果？大牛授课-职问请到曾任职于德意志银行投资部、中金投资银行部的Stephen老师，和大家分享如何做行业研究来帮助投资决策。学习激励-如果大家积极参加课程内容，完成学习任务，任性的班班还会广撒大额优惠券。学习收获-1、概括了解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市场投资的基本流程2、明确行业研究的5大主要任务3、典型行业研究步骤分为哪三步？4、如何判断一个行业是否具有投资吸引力？5、五大重要关注点，影响行业研究报告质量学员反馈>

最近，合肥中科院90多人集体离职事件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内容，中科院是国内非常好的事业单位，人人都渴望进去安稳一生，但是有记者采访了离职人士，中科院辞职者谈离职原因时提到了工资，年薪十万和百万你怎么选？这引人深思，一起来看看详细内容吧。其中一个离职职员接受采访时表示，论文就是工作成果，写不出论文就别想晋级，不能晋级成为副研究员、研究员，那工资就没法上涨，也无法享受额外的福利，而选择跳槽，却能够去知名外企，虽然工作节奏快，但是赚得是原来工资的几倍。还有一个男同事，虽然他已经晋级为副研究员了，但是当猎头给他百万年薪的时候，他果断离职了。年薪十万和百万你怎么选呢？尤其是要娶妻生子养家的男人，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中科院辞职者谈离职原因与个人擅长领域和工资有关，启示大家找工作的时候要找适合自己的。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提升产业发展质量要聚焦五个着力点姜长云“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做好2020年经济工作要抓好的六大重点之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受疫情冲击下外部需求发生逆转、内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要练好内功、固本培元，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释放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必须多管齐下，协同发力，坚持“五个注重”。注重坚持新发展理念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新理念引领新实践。顺应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先导。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整体，重视其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至关重要，要防止顾此失彼加剧产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如，在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与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有机结合、并重互动，推进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共生、协调联动，努力形成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大合唱”。要切实做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大文章，引导企业和产业着力提升质量、效益、竞争力。要坚持创新是引领产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注意增强产业创新的可持续性，做好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大文章，防止产业发展“成在创新、败在缺乏可持续创新”。要注意通过强化创新驱动，全面提高我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也要注意让利益相关者共享产业创新成果，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注重积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良好营商环境的支撑。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重要要求。企业家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推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开路先锋。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创造，离开了良好的营商环境都无从谈起。近年来我国结合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和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建设取得了良好进展。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总体排名第31位，比2018年上升15位，比2017年上升47位。但也要看到，我国营商环境与国际先进水平、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优化营商环境任重道远。优化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不是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件，而是看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能否做到安心、省心、舒心，能否对未来发展有信心。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有效落地生根，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深刻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帮助企业切实化解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痛点、难点，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注重挖掘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令世界瞩目，有利于我国产业发展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增加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特别是面对疫情冲击，如果我们能用好多重有利因素，采取多种有效方式，从供给侧发力，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想方设法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激发出来，就能克服此次冲击，为我国经济发展拓展更大空间。具体来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在鼓励企业、产业创新发展的同时，有条件将细分市场、小众市场需求与企业规模化生产有效匹配，更有条件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跨越市场化产业化运行的盈亏平衡点，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进一步看，当前我国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总体较大，市场需求的层次、水平和类型差异仍较显著。在鼓励勤劳致富前提下，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有利于将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的市场需求差异，转化为层次鲜明、梯次跟进、波浪推进的市场空间，更好地增进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更好地延长产业生命周期、增强产业发展柔性和协同性，打造产业高质量发展雁阵。注重激发改革开放对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顺应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国内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要继续坚定推进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更好地带动我国产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成长，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培育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合作竞争新优势。要注意的是，眼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增加了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给开放合作带来更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也对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提出挑战。但是，疫情绝不会关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要坚定扩大对外开放，保障国际物流畅通，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我国产业对外对内开放提质增效升级。还要看到，开放也是改革，要注意激发高水平开放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带动效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眼下，无论是培育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诚信公正的创新生态，还是有效推进科技创新、理念创新、体制创新有效转化为产业创新，优化创新人才成长发育的环境，都需要持续深化改革，要以改革为重要动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重与改善民生、打好三大攻坚战有机结合。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和消费需求升级分化趋势，做好适应需求、创造需求、引导需求文章，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要围绕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激发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领域市场化改革对改善民生的促进作用，增强多层次多样化供给和民生保障能力。要把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引导产业体系更好地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结合起来，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另一方面，要把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结合起来。一是着力推进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高质量发展，有效防范扶贫产业发展风险，增强产业扶贫对建立扶贫长效机制的支撑能力。二是努力做好生态文章，引导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三是结合推进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着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加对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的中长期融资支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拓宽创新企业融资渠道，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写在前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质量问题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问题，更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重点问题。质量治理作为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措施，体现了我国质量理念的重大突破，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构建有效的质量治理体系，需要对相关影响因素和具体发展思路进行分析和梳理，需要以政府为核心，充分发挥社会各方的资源优势和积极性，确保质量治理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本文全面分析了质量治理的外部影响因素，以及质量治理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技术支撑提供有益的借鉴。质量治理的内涵和特征质量治理内涵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governance)概念源自古拉丁文“引航”（steering）一词，包含控制、引导的含义，是指在一定范围内行使领导权和组织权。质量治理是以政府为主导，吸纳企业、团体、消费者等质量主体积极参与，以提高产业竞争力、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质量问题进行有效管理、控制和持续改进的过程。质量管理发展进入质量治理阶段，其实质是政府、企业协同社会各方共同开展产品质量提升与保证活动。质量治理和质量管理的区别实施的主体不同。质量治理以政府为核心，质量管理以企业为主体。质量治理（Quality Governance）中，通常用governance表达治理的意思，以区别于表达统治之意的government。但是二者具有相同的渊源，即都有“支配、控制、引导”之意。这充分说明，质量治理和政府有着密切的关联，需要政府发挥重要的作用。质量管理主要以企业为主体，根据ISO 9000:2015的定义，质量管理可包括制定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以及通过质量策划、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和质量改进实现这些质量目标的过程，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都是企业内部形成质量共识并积极落实的过程。通过质量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凸显企业竞争优势。设定的目标不同。质量治理以促进发展为目标，质量管理以满足顾客需求为焦点。质量治理不能简单地就治理谈治理，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发展。在推进质量治理中应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是质量治理如何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质量治理如何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质量管理以满足顾客需求为焦点，在ISO 9000:2015的7项原则中，第一项就是“以顾客为关注焦点”，指出“质量管理的首要关注点是满足顾客要求并且努力超越顾客期望”，让顾客满意的目的是更有效地获得竞争优势。实现的路径不同。质量治理依靠制度设计，质量管理依靠技术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质量治理是国家层面开展的行动，良好的制度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是质量治理得以有效落实的基本手段。质量管理依靠技术手段，在国外抓质量靠模式、工具，类似朱兰的PDCA、日本的“七种工具”、六西格码的统计技术、ISO9000等。这些质量模式、质量工具就如同中国的“十八般武艺”，对自己用得上的、合适的，在改造的基础上大力推广、大力运用，将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引入到质量管理中，通过改进技术达到把控质量和提升质量的目的。质量治理影响因素分析质量治理效应的充分发挥，除了受自身战略目标、战略路径影响外，还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对于质量治理的影响因素进行有效分析，是开展质量治理制度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的前提和保障。总体来说，质量治理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制度环境质量治理的制度环境，是指和质量相关的国家政治方向以及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总和。制度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政治要求和政策法令。政治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质量治理必须围绕党的政治要求展开。201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提出要加强党对质量工作的领导，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合、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质量工作格局。政策法规。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还需要配套的政策法规。市场经济不仅需要通过价格机制优化和调配资源，还需要政策法规的宏观管理，以确保市场交易的公平和效率。质量监督机制和体系（包括机构组成、立法、执法等）的不断完善，能够有效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尤其是供方的质量管理活动，并对交易过程中的质量争议进行评定、调解和处置。质量监督机制的有效运行，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质量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追究生产者因产品缺陷和质量不合格必须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市场环境考量质量治理的市场环境，应重点分析和研究生产者的价值取向和信用意识。从这两个角度分析，质量治理的市场环境主要包括社会责任和社会信用。社会责任。200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启动了ISO 26000《社会责任指南》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根据ISO 26000的定义，社会责任是组织通过透明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社会责任的七项原则包括组织管理、人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消费者权益、社区参与和发展等。社会责任更多体现了组织对于公众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我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在追求商业成功、创造财富的同时，还应通过履行和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地发挥引领和表率作用。社会信用。社会信用更多体现了组织对于消费者的诚信意识，体现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契约精神和诚实、守信、透明的质量责任意识。获得信任与合作，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社会信用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当产品的技术方法趋于成熟时，产品的差异性很低，消费者难以从技术标准的角度判断产品质量水平的高低，因此容易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使得信用在市场交易中的作用更加突出。社会信用主要体现在恪守信念和兑现承诺，不仅包括主体的履约意愿，还包括其自身的履约能力。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制度约束、市场选择和信息传导从不同方面对企业的产品质量信用形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技术环境质量治理的技术环境，是指在企业的外部环境中，影响质量系统功能有效发挥的技术要素的总和。从内容上看，技术环境包括科技水平和劳动力水平两个方面。科技水平。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材料、新技术被应用于生产过程中，在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丰富产品功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新材料的应用不仅对质量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对与新材料应用相关联的检测技术提出了新要求。新技术从提高效率和促进产业升级两个维度发挥作用，对企业的质量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应对质量管理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挑战。劳动力水平。劳动力的整体水平，从两个方面影响着产品和服务质量。一是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即完成工作的技术能力；二是劳动者的质量意识，即对质量的整体认识。从劳动者技能水平看，截至2017年底，我国技能劳动者达1.65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4791万人，职业技能培训已经成为我国促进劳动力技能提升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我国职业技能培训还存在覆盖面不够的问题，职业技能培训服务能力、培训课程设置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从质量意识看，劳动者的质量意识是影响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要将质量意识和质量理念融入其行动和“血液”中，使坚持质量为先成为其工作的本能和根本，就需要在企业内部通过制度设计和引导，形成优秀的质量文化氛围，使得员工在这一氛围中自觉增强质量意识。质量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断测评其成效并持续改进，是保证质量文化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关键所在。质量治理的战略定位与发展目标战略定位的考虑因素质量治理应服务和支撑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不高的直接根源，也是制约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主要因素。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要求，质量治理的有效开展，需要围绕这一特征和要求展开。质量治理应促进质量强国建设。《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四次提到“质量强国”。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时，提出“建设质量强国”。在建设质量强国的背景下，传统的质量观正在发展演变成新的质量观，更注重追求质量的社会公共价值。质量治理作为优化质量环境、提升质量水平的重要方式，要进一步发挥在促进质量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质量治理应与市场监管紧密结合。市场监管突出大市场、大监管、大质量，以全链条闭环思维实施监管，目标在于管出公平、管出效率、管出活力。质量治理应与市场监管紧密结合，通过有效开展质量治理，提高市场监管效率、降低市场监管成本；通过全面落实市场监管，促进质量治理成效达到最优。综上所述，质量治理的定位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描述：在国家层面，质量治理要服务和支撑高质量发展；在发展层面，质量治理要促进质量强国建设；从监管层面，质量治理要和市场监管紧密结合。发展目标的确定质量治理发展目标的确定，需要紧密围绕质量治理的定位。质量治理的三个定位，决定着质量治理的发展目标。发展目标的确定，应围绕依法治国展开。从国家层面看，质量治理要服务和支撑高质量发展，必须在法治框架下展开。以法治规范提高质量治理的成效，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手段。发展目标的确定，应围绕组织体系建设展开。从发展层面看，质量治理促进质量强国建设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在组织体系的保障下有序开展，充分发挥社会和第三方机构的专业优势和能力，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组织架构。良好的组织体系保障，是开展质量治理的基础保证，政策法规的具体要求，应以组织体系为载体进行有效的贯彻和落实。发展目标的确定，应围绕标准体系建设展开。从监管层面看，质量治理和市场监管紧密结合，不仅要依靠市场监管法律规章的支撑，还要依靠严谨的标准体系，对于产品和服务应达到的质量水平进行明确界定，以标准体系作为法律法规的有力支持。在标准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标准体系的完整性，覆盖产品的关键特征和要素。同时，标准的制定、修订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情况，充分考虑国际标准的发展趋势，体现标准的适用性、国际性。综上所述，质量治理的目标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描述，即建立完善的法治体系、完整的组织体系、严谨的标准体系。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建设，在健全法律体系、完善规章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信用体系、优化标准体系、加强消费教育六个方面取得成效。质量治理发展对策建议完善质量治理的法治体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要完善法治建设规划，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对于质量治理而言，就是要围绕质量本身的特点和要求，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法治体系的顶层设计，在做好质量监管的基础上，将质量促进和质量提升作为完善质量治理法治体系的根本目标。其中，质量监管侧重于过程管理，质量促进侧重于目标激励，质量提升侧重于整体质量水平的提高。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各类企业都要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对于诚信缺失问题，既要加快建立全社会征信系统，提高信用信息共享、公开程度，又要完善诚信奖励机制和失信惩罚机制，使守信者得到激励、失信者处处受限。同时，要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守信重诺的氛围，让诚信成为每个组织、每个公民自觉自愿的行为准则。完善质量治理标准体系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代进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标准化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科技进步、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从质量治理的内涵看，应围绕质量管理、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品牌建设、社会责任、社会信用等，加强标准体系的整体设计，确定标准研究的关键和重点，明确主攻方向，为提高质量治理的效率提供标准依据。引导企业持续改进质量管理质量治理离不开质量管理，质量管理是完善质量治理的基础条件和要求。质量管理作为保障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既有普遍的规律可循，又有其自身的特性和特质。企业应结合自身产品的特点，结合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趋势，在吸收各类质量工具精髓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创新本企业的质量管理方法和手段，倡导建立各具特色的质量文化，保证其与技术发展和时代进步相适应。（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ISO/TC176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副主席 王立志）

近期，江苏省教育部门关于“一流本科教育的实施意见”，发布了一篇征求意见稿，引起了各界的广泛热议。该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一条具体措施：如果高校的教授连续两年不给本科学生上课，那么教授的职称将变成研究员。当然，这一条高等教育实施意见，依然停留在征求意见阶段。对此，不少人问道：“为本科学生上课，是教授的考核指标吗？”其实，为了加强本科生的教育，不同地区的教育管理部门都在采取措施。多年以来，教育部门为了管理教授的选择性上课行为，采取过各种各样的措施。例如，教育管理部门要求高校人才培养单位把“为本科学生上课”作为招聘研究生导师的必要条件，在大学教授的考核指标中，将“教授走上本科课堂的讲台，为本科学生讲课”作为教学业绩的重要考核指标。即使在种种压力之下，有些大学的教授，依然不能准时走进大学本科生的课堂。为什么有些大学教授不能为大学的大多数学生上课呢？原因之一，有的大学教授真的很忙。放眼世界范围内的高校，越是知名的高校教授，忙碌的程度越高。比如国内大学的某学科带头人，往往是高校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兼任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机构的管理者，学院的负责人等等职务，经常去外地讲学，还需要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原因之二，有的大学教授学术造诣高深，不适合给本科生讲课。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大学教授，都应当给本科生讲课。有一些教授的研究高度，比较适合给研究生讲课，如果给本科生讲课，可能导致学生听不懂，不仅浪费了教育资源，还耽误其他教育群体的学业进程。原因之三，在现有的教育评价体系当中，教授级别的晋升和业绩的评价，主要体现在科研成果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举例来讲，一个科研成绩突出的大学老师，可能给本科学生讲课的水平不突出，但是科研实力出众，那么晋升的机会更多，获得的奖项可能也比较多。因此，当为本科学生授课的数量和质量，在高等教育师资水平的评价体系中，所占比重比较低的时候，大学的教授可能也会随之降低为学生讲课的热情，转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科研成果的提升上面，因为这些对自身的晋升更重要。但是，一流的高校离不开一流的本科教育，而一流的本科教育需要一流的老师来教学。如果大学的教授不能够自觉认识到“教书育人的天职”，反而把讲台上的授课行为作为一项应付行为，那么教育部管理机制无论怎样逼迫，其实际的收效成果都难以达到预期。

来源：人民日报原标题：“五力”并举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有的放矢）赖德胜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23日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稳就业，需要“五力”并举。增强企业创造和稳定就业岗位能力。稳就业的关键是稳企业，企业稳则就业稳。由于中小微企业贡献了全部企业就业岗位的80%以上，因此，稳企业的关键是稳中小微企业。现在，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复工复产，但给中小微企业一个缓冲期，仍是稳就业的重要前提。对此，国家已经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关键是把这些政策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不能发生“梗阻”。大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强，在稳就业方面应该发挥带头作用和特殊作用。一方面，充分释放“外溢效应”，带动中小微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多吸纳劳动力，特别是增加应届高校毕业生招聘指标。对大企业来说，这既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也是储备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契机。提升创业带动就业能力。创业具有倍增的就业效应，越是发生疫情，越要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双创”激励，我国已经成为创业的沃土。今年新设市场主体增长情况，直接关系到就业目标的实现。为此，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切实降低创业的门槛和成本，降低中小微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强创业企业的活跃度，提高创业的回报率。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帮助个体工商户尽快恢复营业。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农民工在乡或返乡创业就业。提高劳动力市场供求匹配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就业规模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断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和体制性分割，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为更好地促进社会流动，去年年底，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当前，除疫情严重和扩散风险高的地区外，要尽快取消对劳动者外出和流入返岗的不合理规定，通过跨区域点对点劳务协作等方式有序组织农民工返岗，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当然，无论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个人，都要做好卫生防疫、体温检测等安全保障工作。同时，充分发挥网络在招聘信息发布、简历投递、面试、手续办理等方面的作用。强化劳动者素质提升能力。疫情过后，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用工需求等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如城市治理、公共卫生、医疗健康等将得到更多重视，线上场景将加速对线下场景的替代，非接触型经济将快速发展等。面对这些变化，劳动者必须不断调整和提升技能。要深化教育体制和教育体系改革，更好体现就业优先战略和就业优先政策，使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在数量、结构和质量上更好匹配。同时，加大在职培训和技能培训力度，特别是对受这次疫情影响而下岗的人员或需要转换工作岗位的人员，提供专门的培训和更便捷的学习机会。加强重点群体就业保障能力。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人。国务院已决定今年适当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和专升本规模。人社部、教育部等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通过信息网络来推进招聘和办理相关手续。尽管如此，高校毕业生就业仍面临较大压力。各高校要更加积极有为，努力为毕业生就业创造条件，同时多吸纳毕业生作为科研助理和教学助理。对于农民工，除了加快有条件的企业复工复产，还可以充分发挥城市和农村两个劳动力市场的作用，鼓励并支持农民工留在家乡就业创业，参与乡村振兴。此外，对受疫情影响的就业困难人员应加强就业援助，为他们创造更多公益岗位。（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某省教育厅出台了一个意见，其中有一条，连续两年不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副教授，无特殊理由的，其职称应转聘为研究员或副研究员。对于这项新的规定，很多人觉得合理，理所应该；学生更是大为叫好，早该如此！但是，也有内行人看了这条规定忍俊不禁，更在某个人郡中炸了锅。为何是这样？待本编慢慢道来。高校就是培养人才，教授更是为培养人才而设置，教书育人是天职。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高校里的一些教授却不给本科生上课，而且往往还是名气相对大一些的教授，其影响是很大的。既然教授可以不给本科生上课，那么副教授也有种种理由这么做。久而久之，在一些高校，给本科生讲课的要么是年轻讲师，要么是教授的研究生，都是拿本科生练手。他们自己对教材内容都把握不准，又如何给学生传业解惑，更不用说传授前沿知识。于是，本科教学质量直线下滑，引起社会广泛诟病。这几年，主管部门要求高校注重内涵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一些教授还是不给本科生上课，于是才有了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规定。即使这样，仍然有一些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台一些硬性规定很有必要。对于那些就是不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理应进行清理，不能容忍有的人在其位而不尽其职，规定“教授不上课改为研究员”就是措施之一。如果此项规定一旦落地，对一些未承担本科生授课任务的教授而言，刺激作用是很大的。毕竟谁也不愿意改为研究员，这与收入、待遇、称呼都没有关系，关键是面子上过不去。“教授不上课改为研究员”，对于学生来讲，绝对是一件大好事，所以大受学生欢迎，并表示早该如此。对于社会来讲，同样是好事，因为可以提高授课质量，使学生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有利于改变各类人才学历高、能力低的问题，从而促进社会发展。对教师队伍来讲，也是好事，因为不上课教授的存在，实际上极不公平。有的教授上课，有的教授不上课，上课的教授就相对吃亏了，公平吗？再说，教师是按照一定比例配备的，有的人不上课，有的人就得多上课，这更加不公平。动机确实良好，考虑也是很有道理，但如果真的将“教授不上课改为研究员”作为一项政策，则有太多需要研究斟酌的方面。这种规定本身未必说得过去，操作性值得研究，其效果也需要斟酌，更是不能伤及无辜。此话怎讲？教授不上课，理应下课。教授教授，理应教书、授业。不上课的人，同样不可能授业，这等于说该干的活没有活，该履的职没有履，这样的人不下课就没有道理了，也不合逻辑，何来转岗一说？授课是教师的天职，也是教授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所有高校关于教授岗位职责和考核标准，都是把上课放在第一位的，而且在业绩考评中所占比重至少超过50%。教授的首要任务是给学生上课，其次才是科研，如果主要任务或是主要职责没有履行，自然不合格，不合格就得下岗。作为教授，如果连课都不上，有何资格顶着教授的头衔、又有何资格呆在教师岗位上？这样的人应该解聘，而不是转聘。高校早就是聘用制，而不是任命制。不能当教授，就直接让他当研究员，与当前高校用人机制不相符，更与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目标相悖。教授不合格被解聘之后，至于他干什么去，单位可以给他提供机会，由本人进行选择，重新进行聘岗。哪里有岗聘哪里，聘到什么岗就是什么岗，本单位聘不到岗位，那就另谋出路，这是聘用制的核心规矩，岂能由单位直接安排岗位？如果研究员岗位没有编制了呢，也要聘他为研究员吗？这些都与现行管理制度不一致。教授不上课情况复杂，应该区别对待。有的教授确实是醉心于科研，课题比较多，时间上分配不过来。对于这种类型，如果他有上课能力，应该扩大他的研究团队，让他腾出一些精力用于教学，做到教学科研两不误，这也是尊重人才。有的教授表面上数十年间在搞科研，实际上是打着名牌高校和科研的旗号，干着自己的私活，根本不去上课。对于这种类型，虽然不能否认其对社会的贡献，但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应该责令其改正，如果能够全面履行教授职能，也可以继续当他的教授。有的教授本来就不会上课，或是从来没有上过课，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呆在教授队伍里面。对于这种类型，应该让他另谋出路，而不是高校直接安排他的出路。有的教授既不会上课，也不想上课，还无课可上，应该请出教师队伍。对于这种人，高校如果还要保他，给他安排出路，让人难以理解。“教授不上课改为研究员”存在有意做事、无意伤人的问题。应该知道，研究员可是与教授一样的高级技术职务，在科研院所要评上研究员那是很不容易的，评上的一般都是十分了得的科学家或是水平极高的专门家。教授到了这些院所，有的肯定评不上研究员。可是“教授不上课改为研究员”这么一说，却科研院所的研究员躺着中枪——似乎是研究员低教授一等，为此有的愤愤不平。有的说，这不是故意糟践人吗？不合格的教授都可以研究员，把我们研究员当成什么了？由此看来，这项政策在无意之间贬低了研究员的声誉，对科研院所的研究员造成了负面影响。处理不合格的教授理所当然，动机良好，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却是十分的不妥。教授能不能改为研究员，即使在高校内部也得依章办事。“教授不上课改为研究员”的正确表述是，由教师系列转为研究系列，简称转系列。但是，这是有规矩的，不能说转就转，那就是在研究岗位上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按照研究员条件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可以转，不符合条件的不能转。“教授不上课改为研究员”容易引起误解，让人们以为学校直接给他转岗呢。教授不合格，直接转聘研究员，于章不符。“教授不上课改为研究员”使得高校一些尴尬的人更加尴尬。这个规定动机良好，但暗含处理、处分、贬低的意思。长期以来，公众以为高校的研究员与科研院所的研究员是一样的，其实高校内部人员都知道，两者的差别不是一星半点，而是有着天壤之别。用一句白话来说，科研院所的研究员是货真价实的研究员，水平不仅不比教授低，有的可能还高出一截。而高校的研究员不过“给个待遇”的代名词，名不副实。高校一些拥有研究员职务的人，多是行政管理人员，在对外交往中，往往自称教授，而不是实打实自称研究员，这很是说明问题。教育部早就明文规定，高校行政人员不评职称，可是又开了一个教育管理系列的口子。尽管这个口子开得并不大，只限于教学管理和师资管理人员。这些人员，要与教授比水平，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尤其是，这项政策到了高校特别是部属高校往往泛化了，沦为给待遇、送福利的代名词，任何人都可以申报，即使后勤人员也不例外。是否评得上，不是水平问题，而是“平衡问题”。这就导致教师对研究员是有些看不起眼的。“教授不上课改为研究员”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具有贬低、低聘等意思，尽管没有明说，但也不能明说。而这恰恰将不为世人所知的高校内部这个极为尴尬的一面或是高校研究员的秘密广而告之。教授不愿改为研究员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不是收入多少的问题，而是掉不起这个价的面子问题。如果真的实行“教授不上课改为研究员”，对教授是有很大刺激作用，对于不上课教授的警示作用也将非常明显，但是无形当中却贬低了科研院所那些货真价实的研究员的声誉，而且在合乎情理、合乎规章等方面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对于不上课的教授，最合情最合理最合规的处理办法应该是，不上课即下课，不合格即辞聘，至于本人出路，可以给机会，但不能直接给岗位。对此，你有何看法？

【财联社】（记者 黄一灵 李博雅）走过风雨15年的新财富分析师评选，或即将退出历史舞台。9月21日晚间，新财富杂志表示，鉴于突发原因，新财富决定暂停2018年度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投票。因“方正证券饭局视频门”的发酵，安信证券等30家券商于今日宣布退出新财富分析师评选，一些证券公司中以个人名义参评的人员也相继表示将退出个人奖项评选。随后，中国证券业协会对此行为表示支持并予以点赞。中证协在发布声明中同时称，目前新财富分析师评选活动中出现的负面舆情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已严重影响评选活动的严肃性、公平性和专业性。新财富的前世今生：从合作共赢到乱象丛生被誉为投研界奥斯卡的“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诞生于2003年，由《新财富》杂志主办，评选结果则由公募、保险、私募等机构投资者投票决定。至今，新财富分析师评选已经成功举办十五届。公开资料显示，《新财富》杂志创刊于2001年，由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政务服务中心和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主管主办，而全景网络是由深交所旗下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与《证券时报》联合投资的财经资讯网站。凭借新财富评选活动，《新财富》杂志迅速打响知名度，被资本市场熟知。同时，上榜新财富的券商分析师们，也纷纷名利双收，身价飞涨。据悉，新财富第一名的基本薪资是每年500万元，第二名300万-400万元，第三名100万-200万元，前五在100万元左右。在这样的双赢局面下，新财富分析师评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卖方研究员的绩效考核标准中，新财富排名也赫然在列。业内甚至还称中国证券市场只存在三种分析师，分别是新财富第一、新财富上榜和新财富未上榜。不过，有人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当新财富排名与分析师收入紧密结合后，反噬的作用也开始逐渐展现，各种乱象层出不穷。一方面，研报质量大幅下降。早在2011年，就有业内人士表示市场上80%研报是注水的，“分析师就像是娱乐行业，注水则是行业潜规则”。这一点从深度研报数量也可以看出，据财联社不完全统计，2017年全年篇幅超过20页的深度报告有1.70万篇，仅占总体研报量12.53%；2018年至今，深度研报占比为13.88%。与此同时，标题党、夸大事实、娱乐化的用来吸引眼球的奇葩研报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例如，民生证券分析师郑平在“保千里”被立案调查之后，还接连发布11篇评级为强烈推荐的研报，未对立案情况进行风险提示；在保千里收到证监会下达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之后，依然发布了题为《立案调查出结果，不确定因素消除》的强烈推荐简评。另一方面，拉票现象屡禁不止。提起新财富拉票，便不禁会想到请吃饭、送储值卡、微电影、写诗、模特走秀，甚至各种造谣、腹黑的段子等等，以及不管怎样都要在结尾的时候加上一句“请投××团队新财富第一！”本月初，中国证券业协会曾向众券商下发《关于加强对证券分析师参加有关评选活动管理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就分析师参加评选提出了八项要求，其中包括不得进行利益输送、不得拉票、不得“晒牛股”等，但今年的评选进程仍波折屡起。其实在2017年的新财富评选规则中，就明确规定严禁不恰当拉票或投票行为。评选规则要求参评各方签订并共同遵守“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公约” ：参评证券研究所/分析师、机构销售部/销售服务经理不得进行与证券研究工作无关的拜票、催票等行为；投票方不得要求参评的证券研究所/分析师、机构销售部/销售服务经理，进行与证券研究工作无关的拜票等行为。评选规则同时规定，如有影响“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不恰当行为发生，可向新财富举报。调查结果和相关资料将及时报送当地证监局和中国证券业协会。举报经查属实，新财富将一次性奖励举报者人民币五万元。被举报的分析师/销售服务经理将永久不得参与评选，同时取消所在机构当年团队奖项成绩；被举报的投票人/机构将永久不得参与投票。不过，拉票行为并未完全杜绝。某卖方研究员告诉财联社记者，他周围的团队在新财富评选前会集中“刷票”，所谓的“刷票”就是到各买方机构路演。首席、首席第一助理“刷”大机构，普通研究员“刷”私募小保险，一天一般能“刷”7-8家。财联社记者也从数位买方研究员处了解到，新财富评选前，上门路演的机构络绎不绝。虽然不让送大礼，但是各种小礼品、小红包还是很多。比如送网红蛋糕、电影票、微信群红包等。业界呼唤研究员多维度评价体系照目前情况来看，新财富评选极有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那么以后中国卖方研究员的排名又将由谁来接棒？其实，市场上还有大中华、水晶球、金牛、第一财经最佳分析师评选活动，但其市场认可度均低于新财富。其中，像大中华、水晶球、金牛等均是采用买方投票的评选方式，“第一财经最佳分析师评选”则是采取主客观结合（买方投票+数学模型跟踪考察研报准确度）的评选方式，权重各占50%。值得注意的是，新财富评选备受争议的根源在于评选制度，因为投票评选的操作性太强，寻租空间大，投票结果易被私人关系以及利益关系左右，进而导致拜票催票等现象层出不穷，以至于卖方研究走向一个死胡同，分析师也纷纷叫苦不迭。天风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彪曾发表专栏文章形容“卖方研究员的生活就是一把辛酸泪”。 他称，卖方研究员的第一道坎，不是有多正确，而是有多少人知道你的观点。像新财富评选一共32个方向，多的如策略，每年都是三四十家参评，少的也有十几二十家竞争。如果把每个参评团队拆开，需要记住的人名一下子变成一两千个，绝对是个令人崩溃的数字。无一两个独门秘籍傍身的年轻人，满怀希望入行，都会很快泯灭于众人之中。为了迈过第一道坎，研究员们在写好报告做好分析的基础上，还不得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新财富评选活动中上榜。“还是希望能有一套更加量化的评价体系。”某卖方研究员向财联社记者坦言。据财联社记者了解，目前汤森路透所采用的就是“定量跟踪，客观评估”的方式，对全球卖方分析师进行评选。该评选始于1998年，基于汤森路透 I/B/E/S预测数据库，从160多万份报告提取真实盈利预测和评级数据，跟踪分析师上一年度推荐买入或卖出股票的回报率及其盈利预测的准确度，对参选分析师进行客观的排名。是全球机构投资者广为认可的对全球股票分析师进行专业评选的方式。“但是具体细节还要继续讨论”，某买方研究员告诉财联社记者，比如“荐股的理由和逻辑是什么，量化评价能不能覆盖所有行业的研究员。”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卖方研究员的本职工作是为买方机构提供服务，需要根植于基本面的分析，以提升研究水平为己任。股价的涨跌主要代表市场上资金对股票的认可程度，并不能完全反映研究员的研究实力。华宝基金副总经理、申万宏源证券前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认为，衡量新时代研究员的价值，无论卖方还是买方，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也是评价一个研究员是否合格的基准。一是研究（研究是基础，是使用价值）；二是沟通（价值实现的渠道，除非研究员兼基金经理，这一环节对于价值实现至关重要）；三是交易（这是价值，是落脚点，只有转化为交易，研究才有价值）。研究员的贡献就是投资转化率，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都要致力于做好的研究好的沟通提升价值转化率，这样才能提升自己的价值。（ 黄一灵 李博雅|财联社）

“核所最高峰的时候有500人，这几年人才快速流失，去年开始只有200个人了。这下90多个人辞职，现在就剩100人左右。”这是一位中科院合肥研究所的中层干部所透漏的信息，小郭不知道大家在看了这些信息之后是什么感觉，小郭觉得很心酸，替所里的科研人员感到心酸。研究所由500人减少到现在的100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人才流失，这些流失的人才大部分都是博士以及以上的高端人才，这些人才正是科研攻坚的关键力量。只剩下100人的研究所和以往500人的研究所相比，它的科研能力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小郭所带的班级成绩很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们班以前有77个人，后来陆陆续续走了23个人，而这23个人基本上全部都是“班级第一名”，也就是走的都是班级中最拔尖喝点学生，结果就是现在班里没有几个特别优秀的学生了。试想一下，农村小学的生源本来就不好，结果又走了那么多好学生，这个班的学习成绩可想而知，老师付出再多的努力换来的却一直都是倒数的成绩。同样的道理，流失的科研人员虽然不都是最好的，但是肯定没有很差的。合肥研究所90多名研究人员的集体辞职反映了科研界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就是科研人员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和只有微薄的收入。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推动科技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这些高端人才。流失的科研人才都去哪了？流失的科研人才大部分都去了这两个地方，第一是企业的研究机构，第二是海外的科研机构。我们都知道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盈利，所以也格外重视人才的招募，尤其是在待遇方面更是比国家科研机构要好很多。海外的研究机构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为了吸引中国的研究人才，往往都会推出很高的福利待遇，百万年薪就是其中最普通的一项福利，而这百万年薪却让很多的科研人才选择“出逃海外”。中科院博士，工作11年，月薪只有9000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是一名“出逃”海外的博士讲述了自己的“出逃”历程。通过他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想移居海外，不过也是生活所迫下的无奈之举。范某，中科院的博士毕业生。今天小郭讲述的这位主人公是中科院的硕博连读的一名高材生，今年还不到40岁，已经在中科院工作11年了。我们都知道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一般都是依据职称提升待遇的，刚进去的时候是一名助理研究员，顾名思义就是当研究员的助理，工资待遇是比较低的，但是学历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毕竟是有编制的岗位。助理研究员之后是副研究员，这个时候的待遇还算可以了，其实也不算很高，只能算一个白领吧，但是由助理研究员晋升到副研究员需要大量的科研论文和数据，而仅仅科研论文就让断了无数科研人员的路，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擅长写论文。至于研究员的职称，更是需要一定含金量的高质量论文做支撑。范某在研究所工作了11年，他的待遇却只有9000远一个月，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收入，但是别忘了这里是北京，是高收入高消费的地方。中科院博士毕业在北京只拿到9000元一个月，说实话是非常可怜的，抛去租房的钱，在抛去日常生活，根本就不可能存钱，至于买车买房对范某而言，那更是奢望，想都不敢想。感到晋升无望的范某通过申请来到国外做“海外调研”，因为这样收入会高一些。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海外的研究机构，而这家研究机构给他开出的待遇是年薪百万，一直为生活所迫的范某没想那么多就答应了，因为他的待遇直接翻了十倍之多，这是他在中科院一辈子也达不到的收入。范某的“出逃”行为让很多人感到气愤，纷纷表示这样的行为与“叛国”无异，更有很多人说他忘恩负义、对不起国家。但是也有很多人表示理解他的选择，毕竟他也是为生活所迫，并不是他的本心。小郭觉得范某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没有经历过生活困苦的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不仅仅需要为他自己考虑，他更需要为老婆孩子考虑。据他所说，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收入，他还在海外买了豪宅，生活过得很滋润。这是范某的选择，但是也可以说是被“逼”有的人才，而像这样流失的人才每年不在少数，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我们很多人都在感叹为什么每年会流失那么多人才，为什么那么多人才选择不回国？也并不是不回国的人才都不爱国，只是他们感觉在国内待不住或者说“过不好”。小郭认为留住人才最起码的两当方面要做到，第一是给予足够的尊重，第二是给予足够好的待遇。明星一场出场费就高达几十万，而科研人员的一年的收入也才不到10万，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悬殊，也难怪李兰娟院士曾呼吁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留住人才的不应该只是情怀，更多的是待遇和地位，只有足够的尊重和足够的待遇才能把人才的心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