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经济学研究

纵观2019年，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产生了诸多研究热点。其中，在经济学视角下，有以下三个热点值得关注：区块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为我国推进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我国，区块链技术应用最多、落地程度最深的领域当属金融。区块链技术解决了传统供应链金融中的问题，打破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藩篱，有效提升了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合作的空间，解决了传统工业制造所面临的资金融通问题。供应链金融通过多级供应商融资体系，依托核心企业及供应商企业的信用，降低供应链上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降低整体的生产成本，提高了资本流转的效率，有效地促进了二者融合共生发展。除了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区块链技术也延伸到物联网、智能制造、数字资产交易等领域，发挥着区块链在数据共享、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加快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结合我国发展实际推动区块链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民生领域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智能、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引导和规范，探索建立适应区块链技术机制的安全保障体系，为区块链信息服务的使用、管理等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过程观、系统观、共享观，是指经济发展过程、动力、方式、效果的全面提升。其中，要素投入将更多依靠科技、人力资本、信息和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依靠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来推动，涉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方式转变、动力切换、效率提升、成果共享，最终充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筑雄厚的经济基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高质量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把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手段加强新旧动能转换的能力，注重防范和化解可能发生的市场风险，提高防控能力和驾驭市场经济的水平。从民生角度来看，产品和服务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质量的高低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程度影响最为直接，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的供给质量，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质量优势能否形成，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因此，既要提升要素投入质量，又要强调发展过程的效益，注重将成果为全民共享的理念渗透至经济社会工作的各个方面，为人民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经济的稳步增长在于供需总量和供需结构保持均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速的主要举措，是实现低水平供需均衡向高水平供需均衡转化的必然选择。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我们都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紧紧围绕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抓落实。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多措并举破除无效供给，减少低端产能。紧紧围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抓落实。企业是主要的市场主体，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供稳定、公平、透明的政策环境，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发展更多的优质企业，激发市场活力。紧紧围绕提升产业链水平抓落实。强化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强对高新技术研究，提升国内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推动中国企业和外企交流合作，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提升产品竞争力。紧紧围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抓落实。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条件。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畅通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渠道，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来源: 社科院网站

来源：人大重阳在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也面临着新形势、新使命和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高质量发展在2020年也面临着很多新的形势。现在我们并不是刚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而是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高质量发展，并且针对疫情之下出现的很多新兴现象，我们要面对新的挑战。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网络上课、远程工作、在线购物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贾晋京今天我们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二是在新形势下，高质量发展要承担的新使命；三是高质量发展要实现的新要求。一、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形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到目前中国应对疫情已经有半年多时间，并且已经连续几个月比较有效地控制了疫情蔓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应对疫情的经验。但是从2020年6月、7月、8月的国际形势来看，疫情其实仍然在蔓延。应该说，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出现的一个新的长期性的挑战。（一）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实际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到新冠肺炎疫情前，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比如东西方出现了力量对比。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也使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些新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国际形势作出整体性的新的判断。因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首先要考虑国际经济这个层面所面临的新情况。（二）我国国内发展出现了新形势我国国内发展出现了新的形势，构成了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背景。经济发展空间更多地转移到了新的空间中，并且发展变化幅度非常大。中国经济在疫情之下看上去好像面临很多新的风险和挑战，有些风险和挑战让人不禁思考它们是不是给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从汽车销售数据来看，2018年、2019年中国的汽车销售数据都出现同比下降的趋势，2020年汽车销售数据同比下降趋势仍比较明显。那么，这些情况是否说明中国国内发展形势面临很多新的压力？实际上，经济活动有一个处在什么样的空间当中的问题。如果经济活动发生的空间本身出现了转移，这其实是一种结构性变化。从2020年我国二季度经济统计数据能够看到，有些领域增速非常快，有些领域是低增长或负增长，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其中，高增长领域包括实物商品的网上销售、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电子信息消费、新基建和现代服务业等；低增长领域包括纺织业、商业地产等。那么，高增长和低增长并存说明什么问题？这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单一方面看到的非常好或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而是经济活动空间发生了转移。从果农直播卖水果的案例看，一方面，果农的收入相比以前是增加的；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享受到了实惠。当然，这其中超市渠道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失。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实际上体现出来的是经济活动空间发生了转移：水果仍然是从果农那里到了消费者手里，只是没有经过超市这一销售渠道。再比如，现在看报纸的人比较少了，大家都从手机上获取信息。那么从手机上获取的信息比看报纸的时候少了吗？并没有。从花费来看，从手机上获取信息的花销可能要比订阅一年报纸的少。因此，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消费者只是从看报纸改成了看手机；而对媒体来说，纸媒需要转换成适合手机呈现的形式。实际上，供给者和需求者都获得了新的体验，甚至获得了新的增长，经济学上叫福利的增长。比如，我们现在不仅可以挑选很多网课，还可以挑选名师的课，而且花的钱还少，这就是福利的增长。经济活动的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原来发生在线下空间的都转移到了网上的新空间，这是国内经济发生变化的一个明显趋势。2020年上半年的一个关键词“直播带货”，其背后发生的就是广泛的新的经济活动的转移。可以看到，仅仅是直播带货，就需要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撑，比如遍布中国各地的高密度通讯网络，以及铁路、公路等作为保障。当然，网上进行商品买卖销售，还需要相应的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比如金融科技的发展、强大的数据库等。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仅仅是“直播带货”，就能反映出我国全方面的发展变化。（三）科技条件的变化也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背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和科技，是我们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背景。那么，创新现在有哪些新的重大的发展变化？全世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国都在竞争创新制高点。我们要更加细化地理解这个判断。虽然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基本上只有在中国得到了全面性质的开展。什么叫“全面性质的开展”？5G就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有了5G，很多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成果才有用武之地。人工智能就是通过大数据让计算机实现我们所需要的更加智能的功能输出。实际上，没有5G，很多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成果是没有用武之地的，而目前只有中国才有能力全面、商业化、快速地开展5G，当然5G只是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其他很多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的成果，要想得到广泛应用，都只有在中国才能真正铺展开。这是中国当前在科技方面的一个新形势。概括来看，由于高质量发展面临了很多国际国内创新的新形势，我们就需要在这种新的背景下考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这是关于高质量发展新形势的讨论。二、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使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进行三方面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一）质量变革质量是相对于数量而言的。过去，中国经济很长一段时间的增长特征是数量扩张，现在是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质量优化。在数量扩张时期，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关于获得用于改善生活更多数量的产品和物质服务等方面的要求，我们要追求更多的产品数量。但是现在基本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要求的是质量。“质量”中的“质”，表示的含义就是内在属性，我们对产品和服务有内在属性、内在品质提升的要求，这是质量变革的一个内在要求。什么叫“内在品质的提升”？对此，我们要从什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个角度来理解。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因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我们要解决这一矛盾。过去，我国在经济上长期处于“赶超”位置。在“赶超”的过程中，质量标准由领先者设定。领先者的质量标准是怎么设定的？是根据其依托的本土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对于质量的要求而设定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设计上已经不是“跟跑”，而是“并跑”或“领跑”，那么在“并跑”或“领跑”阶段，就必须重新考虑质量问题。因此，这时必须要从内在品质角度来考虑产品。以汽车为例，现在汽车销售数量已经不是最关键的指标了，而是要看汽车的质量。甚至我们也不需要考虑别人的质量标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处在“并跑”或“领跑”的地位，要考虑自身到底需要设定什么样的标准。举个例子，我国有一家比较大的汽车企业，内部主要分为技术、制造、销售三个板块，近几年在经历变革后推出了很多广受欢迎的汽车产品。下面我介绍一下这家企业的变革情况。首先，他们聘请了一位德国著名的汽车工程专家担任总工程师，这个汽车工程专家提出了一个要求，对技术、制造、销售三个板块的人员进行相互调动。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原来三个板块的人员只了解自己的工作内容，对其他工作完全不了解，调动后，原来做研发工作的要去做销售工作，销售岗位的人员要去做制造甚至是做研发。其次，改变原有的流程。先由销售部门获取数据，提出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尤其是到中国汽车消费的前沿市场，调研地方路况，并将获取的数据传达给设计部门，再由设计部门和制造部门沟通，最终制造出更好地满足用户要求、甚至是超乎用户想象的产品。实际上，西方的一些领先产品的质量标准也是基于其本地市场的需求形成的。中国现在有最大的市场，就要根据自己的市场形成自己的质量标准。质量变革就是把我们自己市场上能够本地化的东西变成发展的质量要求。（二）效率变革在数量扩张阶段，我们理解的效率就是更多、更快，当然现在并不是不要求更多、更快了，而是还要实现更高的质量。现在，实现目标的方式和手段跟过去有了很大变化，效率就需要有评价标准的变化，要通过质量标准，而不是数量标准来定义效率。比如，不能单纯地通过解决多少就业岗位来定义就业效率，而是要提高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包括是不是新型工作岗位以及工作环境和收入水平如何。这是效率的考评指标。除此之外，还有发展效率的革命。从电动汽车与传统汽车的案例来看发展效率方面的变革。如果单纯从汽车的销售量上看，我国汽车销售数量基本上每个季度都存在比上一年同期销售量减少的现象，这是不是表明这个行业的萎缩？不见得。因为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是正增长的。那么，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只有汽车实现了电动化，很多功能才有可能实现，比如更强的自动驾驶能力。这一案例在效率上有什么启示？为什么电动汽车引人注目的品牌与传统汽车引人注目的品牌有很大区别？传统汽车的品牌可能存在了很多年，但却很少有传统汽车领域的著名品牌在电动汽车领域中有突出表现，为什么？这是因为电动汽车与传统汽车不是“亲戚”，电动汽车的核心环节是电机，而电机不是从传统汽车的燃油发动机发展来的，是从电力和电子工程领域发展来的。电动汽车虽然与传统汽车的功能一样，但这个产业是在短时间内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效率很快。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并且有着极高的效率，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快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快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也是效率变革的根本出发点。（三）动力变革是不是通过创新的方式驱动增长就叫做动力变革？应该说，这一理解还不够全面。我们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并不是为了动力变革而进行动力变革。动力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已经进入新的空间、走在更高水平的发展路径上。动力变革的核心是因为发展形势、发展环境、发展使命不一样了，因此我们要进行动力升级。在数量扩张型时代，扩张的动力本质上是资产型的。现在，我们要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它不是一个对标外国人生活水平的需要，而是从国内需要的角度来看。在资产扩张年代，企业和个人都希望拥有更多的资产。如果一个企业资产的比重非常大，这就说明该企业有大量要持有的东西，它的发展变化就不会很快。举个例子，一个出租汽车公司有很多出租车，其资产数量就很大，如果经营环境不发生变化，那么该公司是具有优势的；如果新能源汽车蔚然成风，该公司想转型就很难了。这就是资产型动力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从能力的角度理解资本，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增强自己的资本，就是把很多不能带来能力的东西变成能够带来能力。对企业来讲，就是从以资产为重变成以资本为重。再来看出租汽车公司的例子，如果该公司的运行方式是以管资本为主，它的出租车是租赁来的，那么在传统汽车时代就是以租赁大量传统汽车为主，而当新能源汽车变革时代来临，就换成租新能源汽车，这样该公司就能够快速适应形势的变革，它的能力就获得了增强。对于个人来讲，能力的增长要比资产的增长更能够带来发展空间的增长，这就是质量型发展的本质含义。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包括人的高质量发展，让人有更多能力的获得。可以看到，现在增加能力的途径比以前要多得多，也更加方便灵活。数量扩张型时代，我们可以理解成是资产扩张型时代；现在是资本扩张型时代，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并不叫做“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其实是人的能力的增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动力变革是从资产型扩张变成资本型扩张。治理并不是提供动力本身的，而是树立规则的。从治理的角度来讲，过去治理是直接管理对象，包括企业、个人，也包括资产；现在则变成了制定管理规则，让企业和个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使命就是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都是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最终落脚在快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增强企业和个人的能力，增强我国发展的本质能力。三、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要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新形势和新使命下，必须要实现新要求，也就是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具体来看：可以通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增强竞争力；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提升创新力；以高水平开放提升抗风险能力。（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增强竞争力国内大循环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之间是什么关系？经济竞争力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跟谁竞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市场的需求提出者对供给者是有比较的，在这种情况下，提升竞争力也可以理解为国内市场的企业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大家在共同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又存在质量更高、效率更高的竞争。在中国市场上，中国企业与国际企业可以进行平等竞争，当然中国也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上为我国企业尽力争取一个公平的参与竞争的环境。因此，竞争力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可以将其简称为“内循环”，这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的一个新的指引。内循环与外循环是什么关系？沿海地区的企业如果通过海路将产品卖给国际市场，运费相较于走陆路要低一些。同时，由于沿海企业所具有的地理位置、空间上的优势，又吸引了很多内地的人到沿海工作，这也形成了沿海与内地区域之间的一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因为国外市场的萎缩问题，才要发展内循环？应该说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同时发展内循环也是我国自身发展的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什么特点？如果我们的产业链、价值链可以在国内形成完整的循环配置，是有巨大潜力的。以手机为例，我国国产手机行业无论是台数销售还是竞争力，都不输给国外的手机。但是，现在的手机仍然有一些APP、核心零部件原产自国外。那么，我国能不能做出这些APP、核心零部件？是能做出来的。也就是说，在手机产品的循环中，国外循环占了很大比例，而一个百分之百内循环的手机产品则是全部由国产的零部件组装出来的，同时运行的也全部是国产APP。当然，百分之百内循环的手机产品我国是有能力做出来的，但是客观上是否追求这样做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同样以手机为例，就是在手机的设计、生产、销售以及运营服务商等方面，增加国内比重，降低外循环比重。这也是增加中国经济的竞争力。那么，为什么我国在完全有能力做百分之百纯国产手机的情况下，还要用国外的零部件和操作系统？这实际上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市场问题，在市场上我们没有必要排外。此外，手机的生产也要考虑成本、消费者意愿等因素。（二）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提升创新力怎样增强我国创新力？加强科研能力是增强创新力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什么是创新力？怎么理解创新力？如何增强创新力？创新是通过引入一些新的东西，包括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法、新的市场推广方式、新的生产工艺等，改变市场的生产或格局结构。换句话说，仅仅有一个种子不叫创新，只有让种子长成大树，才叫创新。创新的本质含义是新的发明、新的产品进入市场以后，还要改变市场格局。比如，智能手机进入市场后淘汰了模拟手机，改变了市场结构和格局，这才叫创新。创新力是能够改变旧的产业格局的能力。在旧的产业格局当中，西方的市场、企业、跨国公司或是技术、产品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我们要在这方面形成竞争力，有能力同西方一些大型跨国公司、顶尖产品进行竞争，这是创新力。同时，我们还要发展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的产业，并且将其发展壮大。怎样增强这方面的能力？创新体现出来的结果是颠覆旧的格局、淘汰旧的产品，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在一个已有的市场格局上把西方的同行业企业竞争淘汰掉，我国创新力追求的主要方面是增量，也就是扩大、扩张出新的市场空间。什么是扩大、扩张出新的市场空间？可以看到，中国在很多产业、领域上走在了世界领先的行列当中，这就是在扩张新的空间。比如，以5G为代表的通讯产业新的发展趋势，使得中国通讯产业的规模快速扩张；中国的高铁在全世界领先。新的发展空间一定要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打开，尤其是在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之下。举个例子，如果没有3G，可能就没有移动支付；如果没有4G，可能就没有“直播带货”。因此增强创新力，就需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虽然科技是增强创新力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但是没有这一必要条件肯定不行。增强科研竞争力，一个核心点在于要素市场化。要素市场化，比如让人力资源要素进入市场并被激活，从而涌现出财富的源泉。当然，其他要素也要市场化，比如土地要素。同时，创新也需要把很多可能不是要素的东西变成要素，使不构成能力的东西构成能力，比如数据要素，实际上数据要素市场化能够带来广泛的创新空间和强大的创新动能。为什么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创新力的重要抓手？因为这是其他方面的创新涌现出来的一个基础和前提。（三）以高水平开放提升抗风险能力系统性风险，就是影响整个系统运行的风险，比如金融危机，就可能影响包括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当然，系统性风险并不限于金融领域，比如疫情就是一个系统性风险，因为疫情影响了全社会，甚至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中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取得了重要进展，这就是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一个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什么样的抗风险能力？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抗风险能力同高水平开放联系起来看。任何一个系统都存在封闭状态和开放状态。风险是相对于系统来说的，我们应该追求封闭而安全的系统，还是开放但抗风险能力强的系统？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当然不可能封闭住，而且开放已经是中国经济本质特征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把中国经济封闭起来。那么在面临国际、国内新形势以及新使命的情况下，面对风险我们应该怎么办？就要提高抗风险能力。怎样提高抗风险能力？就要高水平开放。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风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提高开放水平，在高质量领域里进行开放、对话、竞争以及合作来化解风险。我们有没有可能引领性地在全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高科技产业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进行开放和合作？完全有可能。我们要在高水平开放的情况下提高治理水平，从管人、管物转向管规则。在高水平开放下提升抗风险能力，其本质含义就是把中国经济理解成是一个庞大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这个复杂的巨系统能够让全世界各种企业主体要素都进来竞争，从而激发更多的活力，打开更大的财富源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提升自身抵抗力，提升自身免疫系统的能力，提升抗风险能力。高水平开放是能够促进抗风险能力提升的。总的来看，实现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可以通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增强竞争力，通过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提升创新力，通过高水平开放提升抗风险能力。

经济学就是研究赚钱的学问，个人如何致富、国家如何富强都可以在经济学中找到答案。学习经济学，除了理解经济学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掌握经济学的思维逻辑。我们不妨先用三个例子来考考自己：第一个例子两块相邻的土地，一块养牛，一块种小麦；牛如果冲到麦田里把小麦吃了，应该阻止么？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应该阻止，因为牛是牛，小麦是小麦，本来不相干的，一方要吃掉另一方，明显不合理。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思考，牛和小麦争夺的是土地资源的归属，从整体利益出发，如果牛和小麦都是同一个人的资产，那么牛能不能吃小麦，就取决于谁占有土地资源之后能带来的效益更大。如果牛肉价格足够高，当然可以吃掉小麦，甚至还可以享受乐队奏乐，按摩师按摩；反之如果小麦价格足够高，不但要保护它不被牛吃掉，可能还要用牛奶给它灌溉。第二个例子原告连夜捡了18堆牛粪，因为没有车辆运输，就把牛粪堆到路边；第二天早晨，被告发现了牛粪，由于原告没有进行任何标记，被告认为是无主之物，直接运走撒在了自己田里。从源头上，牛粪是牛主人的，既不属于原告也不属于被告，那么应该把它的所有权判给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如果判给原告，就意味着凡是劳动创造的都属于个人财富，都受到法律保护，人民就会努力去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如果判给被告，就意味着人们要花出额外的精力和时间来守护自己的财富，增加了创造财富需要的成本。第三个例子农夫把亚麻放在铁道旁自己的田地里，火车路过喷出的火星把亚麻点着了，铁路公司有没有责任赔偿？按通常的思路，铁路公司是强势机构，农民是弱势个人；农民把自己的亚麻放在自己的田地里，没有任何过失，却遭飞来横祸，当然应该铁路公司赔偿。但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火车路过喷出的火星点燃亚麻，这本身就是场意外事件；而谁避免意外的成本最低，谁的责任就最大。铁路公司如果要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事故，需要进行铁路改道或许列车升级，成本都太高了；而农夫要避免这种意外的成本则非常低，只要把亚麻放得离铁路远一点就可以了。以上三则故事，都出自当红经济学家薛兆丰的代表作《薛兆丰经济学讲义》。此书在豆瓣评分8.3，可谓万人追捧，广受推崇。可读性是衡量书籍好坏的重要标准作为一本入门型的科普著作，薛老师在书中的部分观点，确实有待商榷。但相比学术味浓厚的专业经济学著作，本书面向的对象，是广大有学习经济学知识意愿，又被专业著作的深邃难懂困扰的普通读者。所以书中不是用艰涩的公式、枯燥的数字、难懂的图表，而是通过大量简单真实有趣的身边案例，更实际、更有趣、更深入地来解释经济学原理，帮助读者深刻理解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这样一来，就算没有经济学基础的新人，也能轻松无障碍阅读，并在觉得有理有趣之余，学到十分可贵的专业知识，并能进一步培养经济学思维，构筑经济学知识体系，直至能将经济学理念运用到身边实际生活场景。碎片化的阅读方式更为难得的是，这本《薛兆丰经济学讲义》虽然囊括经济学所有核心议题，但每一个议题又都独立成篇，可以说，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入口。读者既可以从头到尾仔细通读，也可以在闲暇之余打开一篇随性翻阅；非常适合现代人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对想学习经济学的读者，不妨先通过本书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大体框架，今后钻研更专业的书籍时，也会感觉亲切熟悉，难度降低了。综上投帅荐书，都是自己买过读过，并且感觉不错的。因为书与他物不同，非但要花钱买，还要花时间读。如果只为带货而推荐烂书，浪费别人的时间，就与骗人无异了。点击下方，当当旗舰，信誉保障，仅售六折，全网比价。愿各位老铁在这个短视频横行的时代，能以一杯咖啡的价格，坚守阅读，充实自己，奋发向上，不负韶华。

来源：中国经营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经济遭遇历史性衰退，中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2021年全球经济有望迎来普遍的恢复性增长，但疫情影响广泛深远，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新的一年重启，国际经济形势将呈现什么样的走势？国内宏观经济会有什么变化？国内的投资环境如何？利率将走向何方？《中国经营报》触角学院立足2021年经济发展背景，锁定宏观经济的变化、金融产业变革，通过经济学家、金融行业专家对未来国内外宏观经济、财政政策、金融市场进行洞悉解读，对银行、保险、基金、股票、债券、信托、家族传承等细分行业的热点话题进行深入剖析，为广大关注经济发展的企业家、投资者、读者提供新的思考，厘清对经济环境、金融市场有的清晰认知。帮助其进一步了解2021年经济发展中走向，抓住投资机遇、寻找最佳契机、构建最强逻辑。著名院所经济学教授、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机构专家，联袂思考2021年的经济走势。聚焦热点、解决问题、分享经验。50期直播，贯穿全年。话题不断，精彩纷呈：宏观：“十四五”开局，宏观经济的趋势和猜想政策：经济复苏未到拐点，货币政策如何走？理财：银行理财的净值化转型与投资机会银行：“稳赚”时代终结我们还能关注什么？保险：2021保险投资几何？股市：看好“中国机会”如何精选“赛道”？债市：如何把握配置机会，如何应防“踩雷”？黄金：避险需求增加，黄金将有什么变化？公募：区间震荡，结构性机会在哪？新金融：如何看待金融科技的十四五？……一键穿越2021年经济环境，带您，像经济学家一样看趋势。《金融大讲堂》系列直播第一期 #“十四五”开局，宏观经济的趋势和猜想#1月15日15:00线上直播，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夏春倾情开讲，欢迎预约~~预约链接：https://live.polyv.cn/watch/2094560

经济活动与人类的社会史一样长远。人类生存需要消耗物质，同时要进行物质生产，这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经济学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萨缪尔森说：“经济学被称之为社会科学之王，是最古老的艺术、最新颖的科学。”恩格斯也说过：“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从工业革命以后才陆续展开其可以科学总结的形式，因此经济学理论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这是一种错位。这种错位使得经济学在表述上出现了困难，其中之一就是有关的经济学术语一开始就借用了社交语言；经济逐渐从社会中独立出来，经济学也逐渐从社会学中独立出来，但是经济学语言却没有从社交语言中独立出来，这就造成一个术语在社会学中和经济学中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经济学的特殊性之一，尤其与自然科学比较显得尤为特殊。比如数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全新的，不但包括它的理论，而且包含它的术语，都是全新的。这种术语和理论的全新性是自然科学分歧较少的原因之一。经济学就不一样，经济活动本身就是社会活动，而语言又是社会活动发展的产物。当经济学理论产生的时候，是难以脱离社会语言建立理论体系的。把现成的、已有的社会语言当作经济学术语，缺少对内涵的明确定义是造成经济学理论存在重要分歧的原因之一。比如价值、资本等等这些经济学理论中最普遍的概念，在社会中也是有完全不同的内涵。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家用经济学语言表达出来的经济运动过程及其细节。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经济学的有关术语都需要重新定义，很遗憾的是没有人专门做过这个工作。中国经济发展的很快，但是经济学理论显然落后了。很多学者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但是还没有人去努力做一件事，那就是对于大家普遍适用的概念或者术语进行重新的定义。任何理论都依靠术语来完成，可以说术语和理论的关系相当于砖和大厦的关系，只有在术语上取得一致意见，对于经济学理论的交流才是在一个前提下的交流，这样的交流才是有意义的。缺少术语定义带来的后果是，经济学理论缺少广泛的认同性，经济学家们特别喜欢争论。 曼昆在他的《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中有这样一段话：“‘即使把所有经济学家首尾相接地排成一队，他们也达不成一个共识。’萧伯纳对经济学家的嘲讽从这句话中可见一斑。经济学家们经常因为向决策者提供的建议相互矛盾而受到批评。罗纳德.里根总统曾经开玩笑说，如果小追击游戏是为经济学家设计的，那么100个问题就会有3000个答案。”很能说明问题。导致经济学家们争论不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内容，人类活动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每个经济学者由于观察角度，或者观察能力的限制，都无法做到看到或者认识到所有的因素。他们往往都是在自己观察角度和自己观察能力的范围内得出结论，而且试图创造全新的理论体系。因此由于自己看到的和他人看到的不一样就会产生争论；还由于有的学者期望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也不得不反对他人的理论。 其中争论多半是由于对于经济学术语缺乏统一认同造成的。一方认同社交语言的内涵，一方认同学科术语的内涵，争执不休。这种现实提示经济学者们，不管你的理论多么完善，必须对使用的社交语言进行经济学定义。这项工作不但必要，而且是必须的。 马克思能够成为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重要原因就是在建立在自己理论体系的时候都对普遍适用的概念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内重新给以定义。比如“价值”，马克思的定义是“就价值量来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 定义术语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没有基础理论的突破，中国经济学就难有发展。

来源：《财经》杂志原标题：如何看待中国GDP数据的质量中国官方GDP数据质量到底如何？是不是客观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准确判断，需要了解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控制GDP数据质量方面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消费者在海南三亚国际免税城购物。图/中新文 | 许宪春GDP是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统计指标，但是关于它的基本概念却存在许多误解；GDP是被广泛使用的统计指标，但是关于它的用途却颇有争议；GDP在中国曾经是备受重视的统计指标，但是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质量却饱受质疑。为什么GDP总被误读？本文一是谈谈与GDP概念有关的一些通常被误解的问题；二是谈一谈GDP的用途及其局限性；三是谈一谈如何看待中国GDP数据的质量。与GDP概念有关的问题笔者所在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曾经多次与有关高校联合举办政府统计研讨会，也曾多次应邀给财经类记者班讲课，参加培训的都是很专业的财经记者。笔者曾经多次问大家几个与GDP概念有关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准确回答这些问题的学者和记者并不多。我经常问以下几个问题：1． 一个国家的GDP都是在这个国家的领土范围内产生的吗？2． 消费和投资创造GDP吗？3． 中国居民出国购买消费品，增加中国居民消费吗？增加中国的GDP吗？4． 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欧洲的空客，增加中国的投资吗？增加中国的GDP吗？要搞清楚这几个问题，就要搞清楚GDP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GDP是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这个定义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常住单位，一个是生产活动。一个国家的GDP是由这个国家的常住单位创造的，不是这个国家的常住单位，不创造这个国家的GDP。一个国家的GDP是由这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的，其他任何活动，不管多么重要，都不创造这个国家的GDP。什么是常住单位呢？常住单位是指在一国的经济领土上具有经济利益中心的经济单位。什么是经济领土？经济领土是一个国家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理领土。什么是经济利益中心？一单位在一国的经济领土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场所，从事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并超过一定时期，则该单位在该国具有经济利益中心。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具体而言：1． 一个国家的GDP都是在这个国家的领土范围内产生的吗？不一定。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常住单位在这个国家的领土范围内从事生产活动，但并不排除一些常住单位也会离开这个国家的领土范围从事生产活动，例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可以到其他国家的领空上飞行，在其他国家的航空港停泊；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轮船可以到国际水域、其他国家的水域航行，可以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停泊。这些公司是中国的常住单位，它们从事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都属于中国的GDP。2． 消费和投资创造GDP吗？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GDP的表现形式，它们在总量上等于一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创造的GDP，它们也从需求的角度对生产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只有生产活动创造GDP，消费和投资不直接创造GDP。3． 中国居民出国购买消费品，增加中国的居民消费吗？增加中国的GDP吗？中国居民出国购买消费品，比如到瑞士去买手表，到法国去买香水，到德国去买水龙头，到美国去买服装，到日本去买智能马桶盖，增加中国的居民消费，同时也增加中国的消费品进口，中国居民消费的增加被消费品进口的增加所抵消，所以不增加中国的GDP。4． 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欧洲的空客，增加中国的投资吗？增加中国的GDP吗？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欧洲的空客，增加中国的投资，同时增加中国投资品的进口，中国投资的增加被投资品进口的增加所抵消，所以不增加中国的GDP。GDP的用途及其局限性关于GDP有没有用，国内外有许多争议。例如，肯尼迪总统的弟弟，曾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对GDP提出尖锐的批评：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玩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智慧，也没有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让我们生活有意义的东西。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作了这样的评论：“GDP没有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孩子更加好的医疗保健。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没有衡量我们的诗歌之美，但GDP高的国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阅读和欣赏诗歌。”一位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一位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对GDP是否有用持完全不同看法。那么GDP到底有什么用呢？GDP有许多具体用途。首先，GDP反映经济增长。每个国家都希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因为没有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就无法保证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平稳较快增长，从而就无法保证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没有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就无法保证大多数企业持续获得较好的收益，从而难以实现良好的发展；没有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就无法保证政府持续获得较好的财政收入，从而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是经济增长率，也就是GDP增长率。其次，GDP反映经济规模。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是用GDP来反映的。经济规模不等于经济实力，但是反过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就谈不上有经济实力。这是许多国家关注经济规模的重要原因。例如，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关注；2016年，中国GDP超过了美国GDP的60%，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广泛关注。第三，GDP反映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富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些国家比较小，经济规模不大，例如新加坡、挪威、瑞士、瑞典、丹麦，但国际上都认为这些国家比较富裕，人民生活水平比较高。为什么？主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的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是用人均GDP来衡量的。第四，GDP反映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例如三次产业结构；需求结构，例如三大需求结构；区域结构，例如东中西经济结构，这些重要的经济结构也主要是用GDP来反映的。第五，GDP反映通货膨胀。大家都习惯于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CPI来反映通货膨胀情况。CPI反映了居民购买的消费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变化，这个价格指数得到广泛关注，因为它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在居民名义收入水平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如果CPI明显上涨，就会影响到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和实际生活水平。但是，这个指标没有反映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价格变化，投资品的价格变化和进出口产品的价格变化。更全面地反映全部最终产品价格变化的指标是GDP缩减指数，它是包含价格变动因素的名义GDP与不含价格变动因素的实际GDP之比。GDP缩减指数和CPI都是观察价格水平变化的重要指标，都是用来反映通货膨胀情况的，在反映通货膨胀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CPI集中反映居民购买的消费品的价格变化，GDP缩减指数全面反映消费品、投资品和进出口产品的价格变化。对于居民来说，他们更关心CPI，因为CPI的变化直接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对于宏观经济决策者来说，既关心CPI，也关心GDP缩减指数，因为他们除了必须考虑直接涉及到居民切身利益的消费品的价格变化外，还必须考虑投资品和进出口产品的价格变化。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投资品和进出口产品的价格变化同样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其次，这两个指数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例如投资品和进口产品的价格变化迟早会对CPI产生影响，如果看不到这种影响，对CPI的变动趋势就判断不清楚。所以这两个指数对于宏观经济决策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综上所述，GDP从经济增长、经济规模、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通货膨胀等多个方面反映了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所以，GDP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重要工具，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它也是检验政策实施效果和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的重要手段。在看到GDP用途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GDP不能反映资源消耗的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GDP是反映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往往消耗自然资源，经济发展也往往造成环境损失，GDP没有反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消耗的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逐步深刻地意识到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加大资源节约、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力度。但是GDP只能反映相应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收益，不能反映这些活动所带来的环境改善的效果。GDP不能反映就业和失业状况。GDP反映生产活动所创造的最终成果，但是，多少人参与了这些生产成果的创造，多少人想参与而不能参与这些生产成果的创造，不是GDP所反映的内容。也就是说，GDP不能反映就业和失业状况。GDP不能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具有同样GDP总量的国家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可能完全不同，有的可能差距很小，有的差距很大。GDP不能反映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状况。任何统计指标都有它的适用范围，超过这个范围，它就失去作用。我们应当在GDP的适用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不能强求它，不能苛求它。在它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使用其他指标。我认为这是对待GDP的正确态度。如何看待中国GDP数据的质量关于中国GDP的数据质量，国内外存在许多质疑。最早对中国GDP数据质量提出质疑的是世界银行。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曾经不承认中国官方GDP数据。1994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专题报告：《中国人均GNP》，将1992年中国官方GDP数据上调了34.3%。也就是说，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官方的GDP数据只反映了中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三分之一被遗漏了或被低估了。世界银行公布的1993年-1997年中国GDP数据是以大幅度调整后的1992年GDP数据为基础，利用中国官方公布的相应年度经济增长率数据推算出来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统计体系采用的是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核心统计指标是这个体系中的国民收入，它反映的是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饮食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成果。因此，中国的统计调查范围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调查方法是全面行政报表。中国价格体制采取的是计划价格体制。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引进产生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民账户体系，1985年建立了GDP核算制度。GDP不仅反映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还反映金融保险、房地产、科学研究、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居民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派代表团对中国统计体系进行考察之后，发表了一篇考察报告：《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该报告认为，中国统计体系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但还存在着很大缺陷，调查范围仍主要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调查方法仍以传统的全面行政报表为主；中国价格体制虽然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但仍保留着传统价格体制的许多本质特征，许多产品的价格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之中。这些情况导致中国官方GDP总量的低估和速度的高估。基于上述判断，世界银行对中国官方GDP数据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实际上，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国统计体系已经放弃了传统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调查范围已经拓宽到非物质服务领域，调查方法已经转换到以普查为基础，以抽样调查为主体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中国的价格体制已经进行了深刻改革，实施了以市场为主体的价格体制。世界银行的上述调整实际上已经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1999年，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组成代表团，到世界银行去进行磋商，也邀请世行代表团到中国来进行磋商。笔者作为中方代表团负责技术磋商的主要代表，对世界银行就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方法进行了详细梳理和研究，指出了其中哪些调整方法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对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经不符合变化了的中国实际情况；哪些调整方法由于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熟悉，本来就是错的。例如，中国统计制度规定，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价值，按国家收购价格与市场价格的综合平均价格计算。世行依据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家收购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的情况，判断中国采用国家收购价格与市场价格的综合平均价格低估了农民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粮食的价值，从而将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价值上调了20%。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为了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收购价格已经高于而不是低于市场价格，所以世行的调整已经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如，世行认为，由于村及村以下工业企业通常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和不属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调查系统，以及受一定程度的偷漏税情况的影响，这部分工业的总产值被低估， 世界银行将其调高10%-15%。实际上，中国1995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发现，通过全面行政报表获得的村及村以下工业企业总产值不仅没有被低估，反而被明显高估。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统计局对规模以下工业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取代了全面行政报表的方法。因此，世界银行对中国村及村以下工业总产值的调整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经过深入交流之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磋商的备忘录明确指出，中国已经具有健全的统计制度，对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进行调整的依据已经不复存在，今后世行在它的出版物上直接采用中国官方GDP数据。从此以后，世界银行没有再对中国官方GDP数据进行调整，也没有对中国官方GDP数据提出质疑。中国官方GDP数据质量到底如何？是不是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呢？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客观的判断，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控制GDP数据质量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为了保障规模较大企业的数据质量，国家统计局建立了联网直报制度。从2012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对规模较大的企业，包括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批发和零售业企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服务业企业、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统计报表采取联网直报的方式，这些企业将统计报表通过互联网直接报送到国家统计局。这种做法遏制了中间环节对统计数据的干扰，保障了规模较大企业的统计数据质量。常规统计调查很难获得大量的小型服务业企业数据。2003年，国务院决定，在2004年开展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以后每10年进行两次，分别在逢3、逢8的年度实施。到目前为止，分别在2004年、2008年、2013年和2018年完成了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经济普查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获得了翔实的资料来源，特别是获得了大量的小型服务业企业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利用这些基础资料，结合核算方法的改革，重新核算普查年度GDP数据。同时，为了保持GDP历史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对非普查年度GDP数据也进行相应的修订，提高了GDP历史数据质量。针对一些地方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存在高估的情况，国家统计局利用钢材、水泥、玻璃、砖瓦砂石等建筑材料的产量数据、建筑业总产值数据、建筑业营业税、增值税数据以及建筑工程机械的生产、销售和利用数据等对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情况对数据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得GDP不受一些地方固定资产投资数据高估情况的影响。住户调查是获得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数据的重要来源。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住户保护隐私和怕露富的意识日益增强，部分高收入住户拒绝接受调查的现象时有发生。事实上，高收入户配合程度不高，拒绝接受调查的现象不仅是中国政府统计面临的一大难题，也是政府统计的世界性难题。因此，住户调查样本中高收入户的代表性往往不够，利用住户调查资料推算有些支出项目，例如购买汽车支出、金银珠宝首饰支出、化妆品支出、美容美发洗浴支出等，结果往往偏低，所以国家统计局在计算GDP的相应支出项目时，一般是利用相对更好的资料来源。例如居民购买汽车支出利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国产轿车销售量、海关总署的国外轿车进口量和国产轿车出口量、通过重点调查确定的私人购买轿车比重等资料计算，从而避免了直接利用住户调查中的购买汽车支出数据的低估影响GDP的数据质量。（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编辑：王延春）（本文首刊于2019年12月2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经济观察网 张磊柱/文工商、质检、食监、药监、知保，这几家各自拥有部分市场监管职能的部门，终于合并组建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至此，统一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系从体制上予以确立。这是新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尘埃落定之时，老的机构划上了休止符，新的机构开始运转，然则，机构存废、个人去留，关乎吏民生计，不可不深思而细察。效前人之法，乃设三问，自作三答:第一问：质量还重要吗？质量工作是否削弱？质量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转型之要。庙堂之声，言犹在耳。十八大以后，中央对质量之重视、质量对未来发展之重要，可谓前所未有、无以复加。决不会因一个机构的整合而消于无形。一夜之间，质量不再重要吗？是否质量之重要，非得要专设主管质量的部门，抑或非得要在机构名称中冠以质量二字，方足体现？非也。质量不是今天才显得重要，而是从来都很重要。正如古时未必有市场之称谓，然必有市场之形体，亦有市场之内涵。不管有没有发明市场这两个字，它都在那里，不离不弃。只不过，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定时期，由于传统优势不再、传统动能衰竭，方使质量的重要性得以如此凸显。质量是历史的一部分，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最底层的需求，是事物最本原的属性。质量，实质上不是一个管理学名词，也不是一个经济学名词，而是一个哲学名词。君不见，十八大报告提出，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实为当今中国发展的核心要义。所以，大不必认为，没有专设质量部门，没有冠以质量称谓，质量就不重要了。再进一步说，质量工作有没有削弱？由前述而推论，没有专设质量部门，也不能证明质量工作必然受到削弱。质量工作强弱与否，不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单独的部门，而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共力的机制，有一个聚力的体制。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由一个部门单管的事情，是很难管好的。因为只是你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则无人愿管。有人或许反诘，一个部门单管，这不正好解决权责不清、九龙治水的弊端吗？有道理。但前提是，这样的事项是能够单独剥离出来的，比如户口登记、司法判决这些事情，确实只能由一个部门管才好。但质量恰恰是无法单独剥离出来的，它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天然属性，万物皆有质量，如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大气质量、环境质量、教育质量、党建质量，乃至生活质量、发展质量，单靠一个质量部门上管天、下管地，现实吗？既然不能，那就回归于质量的本来属性。而从监管角度看，能够实施有效监管和调节的，就是市场交易活动所及的产品、服务，也可称为商品质量。正因为如此，质量监管的范畴，与市场监管的范畴大致相当。在市场综合监管范畴内管质量，可以打破过去质量监管的碎片化格局，打通监管链条，整合监管资源，形成监管合力。第二问：如何抓质量？还是要回到那句老话，质量不是管出来的，而是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不是靠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一个监管部门、几名监管人员就能管好；而是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靠市场机制所驱使的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的自律自洽行为来实现的。毛主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质量管理成功与否，决定于市场的伟力，其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市场主体之中。只有将认识回归到质量的本原，根植于亿万市场主体汇聚起来的市场伟力，才能真正管好质量。第一，用市场的思维来管质量。从根本上说，市场行为的前提是收益高于成本的预期。市场是有成本的，企业有成本，消费者有成本，监管部门也有成本。不虑成本、不计成本去抓质量，只能管得一时，管不了一世。从企业角度讲，质量管理须基于企业的经营状况，如果用于质量的投入成本大于所获收益，则企业失去积极性；从消费者角度讲，质量体验须基于个人的财务状况，如果用于质量的投入成本大于增量体验，则消费者选择性价比最高商品；从监管部门角度讲，质量监管须基于政府的权责配置，如果用于质量的监管成本大于监管能力，则监管部门选择规避或转嫁成本风险；从国家角度讲，质量提升须基于社会的经济条件，如果用于质量的成本大于经济增益，则国家须承担社会压力和道德风险。不管从何种角度讲，质量决不是抽象的所在，而是现实的需求。市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社会的治理成本都会随着市场和社会的自然扩张而自发增长，降低成本是唯一选择。而降低成本的方式，一是扩张型，二是坍缩型。前者依靠规模增长而降低单位成本；后者依靠减量活动而降低单位成本。降低成本的途径，一是技术进步，二是管理创新，三是部门整合，四是减员增效。第二，用市场的机制来管质量。市场天然存在由竞争而致的优胜劣汰机制，只不过胜劣之分，取决于何种因素而已。在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过程中，胜劣之天平，逐渐转向买方的需要和判断。而买方的需要，日益注重更高品质的体验；买方的判断，日益需要更加专业的信息。在这种情势之下，如果没有通过互助和共治所建立的信任机制，依赖可信、透明、畅通的信息流传递，来引导市场主体靠提升质量来赢得竞争优势，势必会造成欺诈，进而不得不通过加重监管来“矫治”，进而又由于监管的加重而增加社会成本并降低市场活力。过去质量之所以难管，最大的问题是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存在制约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瓶颈障碍。最大的短板是市场信任机制不健全，进一步从根源说，是市场信号传递机制不健全。由于缺少透明高效的评价机制、公认权威的评价结果，导致市场信号缺失或扭曲；进而由市场信号失真，导致市场行为失信、市场主体失范。缺少信任机制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因为市场交易从本质上说是互信行为，每个人作出交易的决策是基于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没有适价便捷取得信任的途径，就会陷入人人都要自证清白、全价质押的困局。建立信任机制，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失范问题，让市场在信任的基石上，依靠信息流将碎片化形态的信息孤岛串连为传导反馈链条，将天然存在的个体趋利行为整合为整体一致的趋利行为，形成基于自洽的优胜劣汰机制，增强市场自我完善的内生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打通供需信息脱节的隔阂，建立供需有效对接的机制。第三，用市场的手段来管质量。市场的手段，就是市场主体共同采用的规则和办法，说到底，是赋予其生存发展与否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是准入，对于市场主体来说是信誉。在简政放权、放宽准入的趋势下，市场信誉至关重要。市场信誉，就是市场主体的对价方，愿意与之交易、合作的基础。除了因为供需变化产生的显性“僵尸”外，市场上其实还存在信誉不彰的隐性“僵尸”。这些隐性“僵尸”寄身于江湖，因为信任机制不畅而难以为人辨识，但一旦碰上足以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出清这些“僵尸”，是市场监管的首要任务。为此，须用好以下手段：一是信息化平台。市场信任机制的建立，须基于信息流的传导。全过程、可追溯、透明化的信息化平台，是质量管理和市场监管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建立企业信息公示平台和社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是近年来屡见诸报端的目标，希冀通过此番机构改革能加快实现。《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关于市场监管总局的职责就有“统一登记市场主体并建立信息公示和共享机制”。而信息化平台能够发挥应有作用，须解决好统一归集、高度共享、足量信息和数据质量等问题，推动信息化平台与市场主体对接共享，而不是仅仅存于监管部门，这也是市场思维的体现。二是差别化管理。奖优罚劣，扬善惩恶，是最道义、也是最经济的监管方式。让优劣不等的市场主体，享受宽严不等的监管待遇，而且宽严差异、褒贬差异的落差越大，由此驱动市场主体自我完善的“势能”便愈大。这是监管部门借助市场伟力的根本所在。过去，不是没有提过分级分类管理，只是这种差别化管理，要么名不符实，要么随意性太大，要么差异过小，不足以带来对原有格局的冲击和变化。今后，在保证监管部门公正执法的前提下，施行“守法零负担”“违法高罚金”政策应该成为常态，真正让“守法者处处通行，违法者处处受限”。三是第三方治理。离开技术支撑的行政监管，只能停留于查验标签、证照这种形式化执法；而随着技术进步，监管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没有专业化的技术机构支持，监管部门要么只能局限于形式化执法，要么被迫自身参与或供养技术机构从事具体评价活动，不管怎样，都将陷入微观管理的泥淖，免不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尴尬。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是市场分工的必然，也是市场监管的正选。由此，监管部门选择第三方机构合作，采信第三方的评价结果，作出监管决策。而作为第三方来说，不但只为监管部门提供技术支撑，更可以为市场主体提供专业服务，帮助其提高自身素质。第三方治理的好处在于，监管部门不必把主要精力放在监管千千万万的微观企业上，而只需重点监管数以百计千计的第三方机构。借助这些机构将监管要求传导到企业身上，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种化繁为简、取中就易的方式，是应对监管压力倍增的不二之选。第三问：市场监管新体制如何发挥质量监管职能？质量监管部门并入市场监管部门，并不意味着质量监管职能的消减，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明确写道“组织实施质量强国战略，负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统一管理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工作等”，一言而概之，是“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和“市场监管综合执法”。质量监管当然是其中重要一环。我们迎来了大市场、大质量的新格局。新格局下管质量，首先要树立大市场、大质量的理念。着眼于大市场的架构，拓展质量监管的方式，深化质量监管的层次，围绕大市场格局构建大质量机制，让大市场支撑大质量，大质量引领大市场。其次，要合理配置质量监管职能。按照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在吸收整合原质检、工商、食药监部门的监管职能的基础上，打破以往“切段分块”式的配置定式，探索按功能划分的配置方式，建立起信用管理、风险管理、过程管理、后市场管理等条线相互融合的监管模式，打通“厂门”“店门”的隔断，将质量监管职责内嵌于各个相关监管职能机构之中。其三，要充分利用大市场监管资源。以大市场监管平台为依托，来强化质量监管职责，充分利用市场综合监管和综合执法的资源，解决以往质量监管存在机制、资源、能力等方面的瓶颈不足。包括：市场主体信息公示与共享平台、综合执法平台等。其四，要有效运用质量基础设施。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NQI），在大市场监管平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过去放在质检部门，一方面其作用发挥受到局限，另一方面工商、食药监执法又缺少技术手段，造成一边吃不饱饭、一边使不上力的局面。现在归入大市场监管部门后，正好可以派上用武之地，使国家投入巨资建设的质量基础设施全方位地支撑市场监管和经济运行，借助大市场之力，推动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健全第三方认证采信机制，加快推进药品药械认证、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认证等工作。一句话，NQI并非我们的法宝利器，NQI的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泛在化才是。大市场与大质量，是机构改革带来的新课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认真作答。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监管对象和人民群众是阅卷人。交出一份不算太差的答卷，是每一位圈中人的职责。若单就自身处境而论，在变迁的时代面前，每一个人都只能顺时代潮流而动，都不过是汇入这滚滚洪流的一朵浪花。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我们已经迈出这一步，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一定会因改革而更加伟大！我们每个人的际遇，终将因改革而收获红利。当然，这种豪言壮语并不都适用于追求职位、功名的个案。为保位子而争，位子终有可能一朝失去。惟其不争，天下莫能争。

人民网北京11月15日电(宋子节)14日上午，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办的《高质量发展蓝皮书(2020)》发布会暨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座谈会在北京举行。《高质量发展蓝皮书(2020)》从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近共享四个方面设计二级指标，进而构建了中国经济共享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期科学、全面、建设性地评价作为高质量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共享发展水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蓝皮书主编韩保江出席活动并作欢迎致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王利民为蓝皮书揭幕并致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冯俏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韩凤芹、《行政管理改革》杂志编辑部主任张世贵、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诚等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并参加座谈。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蓝皮书执行主编邹一南介绍，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共享发展水平在过去20年全面显著提高，在过去20年总体保持持续上升趋势，全民共享水平高于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发达地区共享发展绝对水平总体高于欠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提升速度总体快于发达地区。在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李鹏、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王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顾严分别就共享发展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进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3.0阶段与“后1亿人时期”的城镇化等相关问题作分报告。

来源：新浪财经第二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12月19日举行。本次论坛以“预见正在发生的未来”为主题，汇聚“光华思想力”研究成果与光华各项目创新思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翁翕出席论坛发表了演讲。翁翕翁翕表示，现在我们从传统的单纯追求GDP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追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候，GDP指标就不够了，很多环境的因素并没有纳入到GDP指标里面。所以追求高质量发展，亟需经济感知体系的革命。“现在另类数据在很多地方的城市大脑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覆盖卫星地块信息、人口分布信息、空气质量信息等等，为城市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领导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持。”他说。他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将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另类数据，提取相关信息用于改进经济感知体系。如果未来决策都能够基于这些数据、感知来进行的话，我们的高质量发展就真正能够实现。以下为演讲文字实录：大家上午好，我是翁翕。过去一年时间里，我们跟头部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企业有紧密合作，已经撰写完成或者正在完成的差不多有10个人工智能方面的案例。今天介绍的是微众银行的案例。借此机会，感谢微众银行揽月智能资管平台团队。物联网时代来临，如何触摸经济脉动？今天的题目是基于另类数据的经济学感知革命，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另类数据”，一个是“感知”。首先解释一下“感知”是什么。经济学家阿尔钦（Alchian）曾在博士生课上探讨一个问题：若你在一个有很多石头的海滩上，没有任何量度工具，要知道每一块石头的重量，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阿尔钦之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对经济学无比重要。经济学谈的是经济决策，而在决策之前首先要做“感知”。你想象一下，请你挑出海滩石头里面你认为最重的石头，这时候你对石头重量的感知会决定你的行为，更大的石头有可能更重，您挑更大的石头。你也有可能会挑选某一种有金属特质的石头。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的经济发生了显著的进步，背后首先就是感知的变化，感知的革命。另外一个关键词是“另类数据”，在物联网时代，大量传感器，包括手机、卫星、摄像头、支付终端等等，产生了海量的数据。数据有什么用？可以看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卫星遥感数据。现在这个时代，卫星体积越来越小，使得发卫星的成本越来越低。著名的是马斯克SpaceX，他想发射4万多颗卫星构建全球的网络。我前段时间去浙江德清地理信息小镇，现在已经看到卫星数据已经在当地形成了一个产业。卫星数据有什么好处呢？一是全面、客观、实时，很难造假，数据更为客观、全面。二是成本是可控的，大量的卫星在天上，卫星的价格趋势是越来越便宜，而且是合法合规可以被使用的。目前很多学术研究已经开始使用卫星数据，比如用卫星夜光亮度数据来预测、计算GDP。还有很多AI+卫星遥感数据的用途，包括农作物产量预测、企业经营活动监测等。比如，人们可以通过卫星来观测企业停车场里面车的数量，了解企业经营活动状况；在今年疫情期间，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建设进度也可以用卫星数据来时时了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感器——手机传感器。全国手机定位产生出来的像满天星星的图，亮度越高的地方，表示人口越稠密。这个数据有非常多的用途，最重要的是对劳动力市场的监测。这些数据可以很精确计算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产业园区的劳动力活跃程度，以及每一个城市劳动力的流入流出状况。还有什么数据？导航数据。大家经常使用手机导航，而利用导航数据可以对于线下店面客流做出监测。比如，在一项研究中，选取苹果公司的线下旗舰店，根据导航数据预测线下客流量的变化，从而进一步预测企业营收状况。用这个数据预测苹果的营收和最后实际财报公布的结果非常接近。还有快递企业物流网点数据，也是企业业务扩张的重要指标。如果企业在当地扩张的话，可能就伴随着快递的物流网点设立，而假如这个企业旁边的物流网点都在撤的话，说明企业经营状况不良，物流需求萎缩。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理念渐入人心刚才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另类数据，但现在这些数据的应用都还是很分散，没有统一到某一个指标上，形成一个所谓的经济感知。现在要跟大家隆重介绍，微众银行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上述这些数据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具体的经济感知指标——ESG投资。“ESG”是三个英语单词的首写字母，E是环境（Environment），S是社会责任（Social），G是公司治理（Governance）。传统投资看的是资产负债表、财务报表，现在ESG投资，判断一个企业好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企业赚钱能力怎么样，利润怎么样，还要看你经营的过程之中，有没有损害了环境，践行了什么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状况怎么样，这些维度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ESG投资是我国金融市场、金融投资方面重要的革新方向。今年疫情之后，ESG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但ESG的投资方式产生的痛点是什么呢？痛点在于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看起来很好定义，实际上则很难真正用数据去衡量。这时候另类数据就起作用了，你可以尽可能收集包括卫星遥感数据、企业公开的报表数据、舆情数据、传感器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通过AI技术最后形成感知的指数。值得注意的是，卫星数据可以发挥前置指标的作用，预测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比如，现实中环保督查往往是滞后的，企业被开罚单的时候可能已经污染很久了。而通过卫星数据，可以提前看到这个企业排放的情况；通过NLP技术分析环保处罚数据，可以预测这家企业未来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而这种处罚最后可能对其股票价格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就是揽月平台构造出来的ESG因子。基于ESG因子的投资策略，可以比基于沪深300的投资指数投资策略得到更多的回报。高质量发展亟需感知体系革命最后总结一下，第一，现在我们从传统的单纯追求GDP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追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候，GDP指标就不够了，很多环境的因素并没有纳入到GDP指标里面。所以追求高质量发展，亟需经济感知体系的革命。第二，现在另类数据在很多地方的城市大脑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覆盖卫星地块信息、人口分布信息、空气质量信息等等，为城市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领导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持。第三，人工智能技术将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另类数据，提取相关信息用于改进经济感知体系。如果未来决策都能够基于这些数据、感知来进行的话，我们的高质量发展就真正能够实现。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谢谢大家。